《卡内基中国透视》月刊
Carnegie China Insight Monthly
2008年第2期 (总第35期，2008年2月)

主编：王雅平
Editor: Yaping Wang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出版
Published by the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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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巴马与麦凯恩的外交政策及外交顾问团组成
Obama and McCain’s Foreign Policy and Foreign Policy Advisory Team

（王雅平）

美国总统大选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中。虽然外交政策通常在美国总统竞选中不占最主要的地位，但由于此次大选正值美国深陷于伊拉克困境、恐怖主义依然在威胁着美国的安全，与美国的国际形象每况愈下之际，明智的外交路线与可靠的外交手段成为了考量候选人的关键要素之一。此外，总统候选人在竞选时所主张的外交政策很可能成为其就任总统以后的外交政策的基础或出发点，其外交顾问团的主要成员也将在美国下一任政府中在外交与安全机构中担任要职。因此，了解美国总统候选人的外交政策与外交顾问团组成，就显得非常必要。本期《卡内基中国透视》采访了两位不便透露姓名的业内权威人士，与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分别就奥巴马与麦凯恩的外交政策及其各自的外交顾问团组成进行了详细的介绍。

各自优势与外交政策立场

据受访的业内人士分析，美国在过去6年中国际形象与影响力严重下滑，其原因一部分是由于伊拉克战争，一部分是由于反恐战争所展开的方式方法问题，还有一部分是布什政府所推行的单边主义政策。他认为，奥巴马可以从根本上改变世界对美国的看法。奥巴马将纠正布什政府所犯下的一些关键性错误；奥巴马主张从伊拉克撤军，取消反恐战争中引起争议、伤害了美国形象的操作方式，并拒绝单边主义、坚持与他国领导人进行协商与合作。该业内人士认为，奥巴马的外交路线不仅将不同于布什政府，也将不同于希拉里·克林顿。“单从希拉里在伊拉克战争上的立场来看，她对改善美国的国际形象所将能够带来的改变将远不及奥巴马。”

早在2000年总统竞选中就支持麦凯恩、目前又身为麦凯恩外交顾问团中的重要一员的罗伯特·卡根，介绍麦凯恩在外交上的长处在于他作为一名政坛老将的丰富的外交经验、对国际事务的精通和与欧亚多国领导人已有的多年密切往来。“这些都使他成为比奥巴马、希拉里和布什更有效的美国外交政策的‘执行者’。”卡根介绍，麦凯恩在一系列国际问题上，如反恐战争中美军虐囚问题、全球气候变暖问题，都与布什政府有着本质的区别。而在伊拉克撤军问题上，麦凯恩也与希拉里与奥巴马有着截然相反的立场。“与奥巴马‘不计后果’的即刻撤军主张形成反差，麦凯恩坚持美军留在伊拉克直到伊拉克政局的稳定，以免给该地区带来更多的灾难和给美国埋下更大的恐怖主义隐患。”

对华立场

据受访的业内人士总结，奥巴马的对华立场总体上把中美关系刻画为合作与竞争的集合——一方面美国要增强自身的竞争能力，一方面中美应该扩展可合作的领域。奥巴马坚持，中国不是美国的敌人，中美关系应该是建设性的。

在中美经济关系方面，奥巴马多次谈到了中美贸易问题与中国商品质量问题。受访的业内人士说，奥巴马在贸易问题上坚持保护工人权益并不应解释为是支持贸易保护主义的表现。奥巴马不反对自由贸易，相反，他反复强调过自由贸易对世界经济与美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但奥巴马认为，美国政府同时应该在社会保障体系与再就业服务上为在经济全球化下利益受损的美国工人们提供一条改善生活的出路。

在安全方面，奥巴马强调加强中美军事关系的重要性，具体而言，即增加透明度、防止妖魔化。此外，在防止核扩散与停止达尔富尔冲突的问题上，奥巴马也寻求中国的帮助。

就麦凯恩对华的政治立场，卡根说，麦凯恩可能比布什还要更关注中国与俄罗斯两国的民主倾向。“对于中国民主改革的迟缓步伐，以及中国对非洲一些国家和缅甸等国独裁政府的支持，麦凯恩会比别人表现得更为失望，并希望看到这一政策的改变。”“但他不会选择孤立俄罗斯与中国，而是会以更积极的方式试图去引导两国。”

对于麦凯恩对华的经济政策主张，卡根以奥巴马最近甚至在批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为例，认为麦凯恩是比奥巴马更为坚定的自由贸易支持者。他指出，麦凯恩上台以后，美国的外经贸政策将不会因为中国是一个出色的出口国家而对中国进行惩罚。“我们将较少看到民主党执政下更可能出现的排华风潮(China bashing)。”

外交顾问团组成

受访的业内人士透露了如下奥巴马的外交顾问团组成成员。奥巴马的外交顾问团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核心竞选顾问团中一些有着深厚外交与安全背景的人士；还有一部分是外部的外交事务顾问，这些顾问则在细分的外交领域有着更专业化的知识与背景。这两部分人对奥巴马目前所提倡的外交政策都有着重要的影响。奥巴马实际的外交顾问人数应该更多，以下只是重点介绍。

奥巴马核心竞选顾问团中的外交政策专家：

• 安东尼·雷克(Anthony Lake)：前克林顿政府国家安全顾问，现任乔治城大学外交学院教授
• 苏珊·莱斯(Susan E. Rice)：前克林顿政府国务卿助理，主要负责非洲事务
• 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前卡特政府国家安全顾问，杰出政治学家、地缘战略家、外交元老，曾因参与中美建交而为中国人民所熟悉，现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和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学者。（具体的政策咨询形式有可能正式也可能非正式，但消息确认布热津斯基博士在为奥巴马出谋划策)
• 理查德·丹泽格(Richard J. Danzig)：前克林顿政府海军部长（被受访业内人士所强调，为奥巴马核心顾问团中“在国防与国家安全事务政策中起最重要作用的人物”）

奥巴马的外部亚洲事务专家：

• 贝德(Jeff Bader)：前白宫国家安全会议亚太资深主任、现任布鲁金斯学会中国项目主任，中国问题专家
• 迈克·希弗尔(Michael Schiffer)：斯坦利基金会政策分析与对话项目官员，负责该基金会的亚洲项目与一系列其他美国国家与全球安全问题的研究
• 米德伟(Derek Mitchell)：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亚洲国际安全项目主任、高级研究员，曾在美国国防部长办公室任亚太事务特别助理，是1998年美国国防部东亚战略报告的主要作者，熟悉东亚多国事务，精通汉语
• 马修·古德曼(Matthew Goodman)：前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主任，曾就职于美国财政部并统领高盛在东京与伦敦的政府事务办公室，亚洲金融事务与贸易专家，精通日语
• 蒙娜·萨特芬(Mona Sutphen)：曾就职于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前美国外交官，曾驻泰国与东欧

卡根透露《华盛顿邮报》上曾经出版过一篇题为“The War Over the Wonks(文人之间的战争)”一文（2007年10月2日版，通过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p-srv/opinions/documents/the-war-over-the-wonks.html也可链接到该文），其中罗列的外交顾问就是最后确认的麦凯恩的外交顾问团组成成员（包括非正式的顾问）。《卡内基中国透视》重点介绍其中五位：

• 理查德·李·阿米蒂奇(Richard Lee Armitage)：曾任乔治·W·布什政府副国务卿，早年参加过越战，并曾在美国国防部任职，为麦凯恩非正式外交顾问
• 麦克斯·布特(Max Boot)：新保守派美国作家，外交理事会高级研究员，前《华尔街日报》编辑，主张新保守主义外交策略，为麦凯恩外交顾问
• 洛恩·W·克拉纳(Lorne W. Craner)：曾任乔治·W·布什政府负责民主、人权和劳工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现任美国国际共和研究所(International Republican Institute)主席，为麦凯恩非正式外交顾问
• 盖瑞·施密特(Gary Schmitt)：前里根政府总统外国情报顾问委员会执行主任，现任美国企业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AEI))研究员、高等战略研究项目主任，为麦凯恩外交顾问
• 詹姆斯·乌尔赛(R. James Woolsey)：前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现任博思艾伦咨询公司(Booz Allen Hamilton, Inc.)副主席，为麦凯恩能源与国家安全顾问

卡根特别提到了兰迪·舒纳曼(Randy Scheunemann)——前共和党派参议员Trent Lott的国家安全助理，和前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Henry Rumsfeld)在伊拉克问题上的顾问。据卡根透露，舒纳曼应该是在麦凯恩竞选过程中在外交政策建议上最重要的人物，也最可能在未来可能的麦凯恩政府中担任外交方面的要职。

此外在亚洲问题方面，卡根提到了以下几位支持麦凯恩的亚洲问题专家：

• 卜大年(Dan Blumenthal)：美国企业研究所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AEI)) 的中国问题专家，曾参加过卡内基中国政策辩论
• 麦克·格林(Michael J. Green)：曾在乔治•W•布什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中任亚洲顾问，现任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日本项目主任，亚洲及日本问题专家
• 阿兰·弗里德伯格(Aaron Friedberg)：曾任美国副总统切尼(Dick Cheney)的高级顾问、现任普林斯顿大学政治与国际事务教授，也曾参加过卡内基中国政策辩论

顾问团政策倾向

受访的业内人士指出，奥巴马的外部亚洲顾问在对待中国问题上一致认为美国不应该把中国当作“敌人”或者“威胁”。他们一致认为美国应该、也能够建设性地对待中国的崛起，从而有助于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确立其应有的地位。中美两国之间可能存在问题、矛盾与利益的分歧，因此美国需要现实地、以长远的眼光来看待和处理这些问题、矛盾与分歧。尽管奥巴马的外部亚洲顾问中大部分人对中国有着这样或那样的批评意见，但没有一个人可以被列为 “妖魔化” 中国的代表。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也与日本和其他亚洲国家有过密切的接触，因此，业内人士认为，这也是一个平衡的团队。

麦凯恩的外交顾问中则有多位为美国新保守派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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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问: 哈马斯的世界 Seven Questions: The World According to Hamas

他被视为一名恐怖分子，一名极端分子，以及加沙近期动乱的幕后主使。以色列甚至试图刺杀他。但是哈立德•马沙尔(Khaled Meshaal)，哈马斯的政治领袖，坚持认为自己是一名为巴勒斯坦人民寻求和平的温和的人。《外交杂志》采访了马沙尔对巴以和平、美国的中东政策以及恐怖主义与伊斯兰教的关系等问题上的看法。

如何动摇欧佩克 How to Make OPEC Blink

《外交杂志》文章建议石油消费国通过联合起来建立全球战略石油储备的方式，形成对世界石油价格的一定影响力，从而对欧佩克现有的过于强大的价格决定力量形成一定的制衡。

世界养得起中产阶级吗？Can The World Afford A Middle Class?

贫困人口的减少当然是一个好消息，但中产阶级人数的增多也意味着人类必须应对前所未有的压力。这些压力包括粮食价格的增长、能源价格的增长，以及政治和社会的变迁。

金融危机的三大真言悖论Three Paradoxes of the Financial Crisis

目前的大规模经济危机是否会永久地改变世界，还是只是经济周期中一个痛苦但典型的低迷时期？世界上最见多识广的一群财经界人士也都对世界经济的未来走向摸不着头脑。透过层层迷雾和巨大的不确定性，作者觉察到关于当前经济危机的三个有启迪作用的悖论。

美国军事调查
“The U.S. Military Index,” Foreign Policy, March/April 2008

美国发动伊拉克与阿富汗战争已经分别长达5年和7年之久，超过了上个世纪美国发动的除越南战争以外的任何一场军事行动。在伊拉克与阿富汗战争中，美军已经有两万五千人受伤，四千人死亡。70％的美国人表示对美国军队有信心，但他们当中，只有少于1/10的人穿过军装；政客们更是喜欢对军事问题海阔天空，但美国国会中只有少于1/4的人有过戎马经历。对于历时已久的伊拉克战争和美国的反恐战争，美国的军人们怎们想？为了揭穿这一谜底，《外交政策》杂志与新美国安全中心(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联合推出了针对美国3400名高级军官将领所进行的调查访问。这些军官来自美国的陆军、空军、海军和海军陆战队，所有军官军衔皆在中尉以上。其中2/3有过实地作战经验，1/10直接参与过美国在伊拉克或阿富汗的军事行动。

在这些军官中，60％的人认为美军的力量与5年前相比变弱了。被问及原因，一半以上的人指出伊拉克与阿富汗战争以及在这两场战争中美军部署投入的速度。几乎90％的军官都认同伊拉克战争把美军力量伸张到了一个薄到危险的程度。对不同的军种，这些军官表示对陆军与海军陆战队的忧虑最大。

在对未来潜在的战争上，80％的受访军官认为美军此刻不能再承受另一场战争了。如果把潜在战争具体到伊朗、朝鲜、叙利亚和台湾海峡四个安全焦点地区，以从1到10为标准把美军在不同地区参与军事行动的准备程度标级，美军在叙利亚的准备程度最高，为5.1，在台湾海峡为4.9，在朝鲜为4.7，在伊朗只有4.5。在这四个地区进行军事行动的平均准备程度只有4.8。在不同的军种中，陆军的准备程度被列为最低，海军陆战队其次。而陆军与海军陆战队正是在伊拉克与阿富汗战争中担负最重任务的军种。

在对政府的信任程度上，这些军官对美国政府部门的信任普遍较低。16％的人表示对总统毫无信任。在不同的政府部门间，这些军官对中央情报局的信任度为4.7（1为最低，10为最高），对国务院的信任度为4.1，对退伍军人事务部信任度为4.5，对国防部信任为5.6，对国会信任度最低，仅为2.7。66％的被调查军官认为美国的民选领袖不太了解美国的军事状况。

如果美军虐待它所获得的军事囚犯，那么美军被敌军截获的俘虏也很可能受到同样的待遇。基于这种最基本的逻辑与对人权的尊重，二战后《日内瓦公约》才得以确立。但针对“ 虐待是永远不能被接受的”这一观点，受访的美国军官中呈现出分歧的立场：53％的人认同这一观点，44％的人不认同这一观点。在这44％不认同这一观点的军官中，约有1/4的人对这一观点表示极力反对。此外，在看待“水刑”(waterboarding)是否属于虐待行为的问题上，46％的军官认为“水刑”是一种虐待，而43％的军官认为不是。

在伊拉克战争的决策中，大部分的受访军官认为在发动伊拉克战争开始的时候应该派出更多的军队，解散伊拉克军队是一个错误。在补充美军兵源的方法上，78％的人支持对外来人口以服役换国籍的方法，58％的人支持降低教育水平上的要求，47％的人支持放松年龄限制，22％的人支持放开招募同性恋者，只有7％的人支持增加犯罪背景的豁免人数。在提高军队战斗力的军队需要上，38％的人支持扩大特种作战部队，73％的人支持增强情报能力。

一百美元一桶的问题——石油涨价的安全含义
Richard Baillie, “The $100 Question – Security Implications of Rising Oil Prices,” Jane’s Intelligence Review, February 2008

2008年1月2日，世界原油价格突破一百美元一桶的历史记录，离调整通胀后的历史实质最高点——1980年的101.70美元一桶的价格相差也不远了。石油价格居高不下不仅对全球经济发展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而且也为许多国家的国家安全带来了实质性的威胁。

对石油输出国来说，高油价意味着更多的政治资本，且降低了国内政治不稳定因素的影响力，但也同时增加了这些国家在国际上的好斗性。高油价所带来的石油收入不仅使伊朗弥补了其受美国经济制裁下的一部分损失，而且其在石油资源上占据的主动地位也使德黑兰认为其他国家被美国收拢一同遏制伊朗的政治意愿将因这些国家在石油上对伊朗的依赖而受到削弱。这些判断体现在双边和多边的谈判中就成为伊朗的更强硬的立场与咄咄逼人的声音。同样，石油产业的巨额收入在委内瑞拉也为以总统查韦斯为代表的反美左翼力量加油添力。虽然高油价在短期上为产油国带来丰厚利润，但在长期上却为这些国家种下种种隐患。即使伊朗的石油收入在增加，伊朗经济始终受着高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的困扰。石油收入在伊朗社会的分配不均也带来许多社会不满。2007年6月伊朗在石油配额供给政策的激化下出现了大规模的社会动荡。一旦石油价格下跌，伊朗的这些问题将进一步暴露出来。委内瑞拉也仅仅是勉强能够维护经济稳定。对政府与国有石油公司的腐败问题的指控已经伤害了它们的名誉。委内瑞拉人也不能免于石油高价的困扰。国家对石油价格的补贴每年已经达到了90亿美元之多，占2006年委内瑞拉政府全部支出的17％之高。

对于石油进口国尤其是贫穷国家来说，高油价不仅意味着政府财政的负重不堪，也意味着经济发展放缓、物价飞涨与随之而来的社会不满甚至社会动荡。亚洲5个经济体（日本、中国大陆、韩国、台湾和印度）名列世界石油进口量之最前十位。在印度、中国大陆与台湾，高油价所带来的社会不稳定已经有所显现，但还不到不可控制的程度。这些国家/地区已经深深体会到，对油价进行补贴对政府财政所带来的巨大负担已经使这些补贴失去了可持续性。缅甸在2007年9月发生的流血冲突更是警示其他国家突然的油价上抬可能带来沉重的后果，因此，实行油价补贴的国家也不能一步放开油价。这使这些国家陷入两难的困境。相比之下，非洲国家则受到了更大的打击。据世界银行估算，由于最近几年的高油价，世界有些地区的贫困恶化了6％之多。此外，石油资源也成为资助许多军事独裁政府与地方反动武装的“金矿”，成为军事冲突升级的幕后赞助者。石油收入的分配不均制造了更多的种族的、部落的、国家间的冲突。大部分非洲国家为石油进口国，并高度依赖进口石油作为能源供给。高油价带来的高粮价与高失业率已经使西非洲甚至最稳定的民主国家塞内加尔的社会不稳定因素也开始加剧。其他挣扎在贫困与战乱之中的非洲国家就更是苦不堪言。

展望未来，高油价将使中国与印度的经济发展速度放缓。这两个国家将继续对油价进行补贴，但希冀油价最终能够有所回落。经济发展状况不如中国与印度的国家，如印度尼西亚与尼泊尔，也会避免像缅甸那样突然抬高石油价格，以免激化社会已有的紧张与矛盾。伊朗和委内瑞拉这样的石油输出国将能够依赖石油收入增加政府的支持与外交的砝码，但对石油收入的过分依赖与石油收入的分配不均将持续作为破坏社会稳定的因素而长期存在。非洲国家则面临最严峻的挑战。高油价在非洲国家有可能引发新的国内冲突，也可能恶化苏丹与尼日利亚已有的冲突，并有可能导致非洲的大湖区(Great Lakes area)在争夺资源上所引发的冲突。

即将到来的全球性金融大流感
Nouriel Roubini, “The Coming Financial Pandemic,” Foreign Policy, March/April 2008

近月来，经济学家们一直在争论美国经济是否在进入萧条。次级房屋贷款危机已经恶化蔓延至更广泛的信贷市场；超过100美元一桶的石油价格不断挤压消费者的承受空间；失业率继续攀升。美国在经济上遇到的种种困难显示，美国目前所面临的似乎已经不是小感冒，而是一场全球性的金融大流感。其他国家也在战战兢兢地关注着美国的“疫情”发展，期许自己不会受到感染。但考虑到美国占全球经济总量四分之一的生产能力与甚至占更多成分的金融交易量，大部分国家似乎都难于在一场全球行的金融大流感中幸免。

首先，世界贸易额将下降。美国是世界贸易市场中的最大的消费国，美国消费量的下降将直接影响到依赖向美国出口的国家——主要包括加拿大、中国、日本、墨西哥、韩国和大部分东南亚国家。以前亚洲向美国出口的贸易模式是韩国与台湾进行半成品加工并运到美国出售。而随着中国半成品加工业竞争力的提高，亚洲的出口模式转变为了亚洲其他国家制造半成品，中国由这些国家进口这些半成品并进行加工，然后出口至美国。因此，美国进口量的下降，将直接导致中国从这些国家进口半成品量的下降，从而使经济流感进一步扩散。其次，美元贬值将进一步恶化这些国家向美国进口的竞争力。第三，房市泡沫不仅存在于美国，在欧洲也普遍存在。亚洲国家中的澳大利亚、中国、新西兰与新加坡的房屋市场中也存在着相当的泡沫。这些泡沫早晚会有破裂的一天，到时候对经济发展的不同程度的负面效应也会显现。第四，商品价格会下跌。商品需求的下降将带来商品价格的下跌。商品价格的下跌将打击生产并出口这些商品的国家，尤其是依赖出口这些商品的国家。第五，消费者信心指数的下降对金融市场造成的负面效应将以更快的速度波及全球。大规模的跨国企业将不仅仅从美国，而且从世界各地撤资并减少生产经营规模；股市投资人也将极力回避风险较大的投资。经济萧条在金融领域将以更快的速度象涟漪般的传播开来。

恢复美国的领导地位
Joseph S. Nye, Jr, “Recovering American Leadership,” Survival, Vol. 50, No. 1, February/March 2008

分析评论家们经常误解美国的力量。有些人过于悲观，认为美国的力量在衰落。早在90年代，衰落论者就错误地预测日本将赶超美国而成为世界第一强国。现在这些人又把眼光投在了中国，或者认为俄罗斯、中国与印度的联盟将挑战美国第一强国的地位。虽然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为每年9％之高，美国却只有2－3％，但即使中国保持如此高的发展速度，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到本世纪末才会赶超美国的人均水平。印度经济还不如中国，更何况它也有着诸多与美国合作的战略利益。而俄罗斯的再次崛起单一地依赖一种商品，即能源。其发展面临着严重的医疗与人口问题。因此，过分强调国际体系中新的力量的崛起不反映国际力量分布的现实。

另一方面，有些人则过于乐观。以查尔斯·克劳塞默(Charles Krauthammer)为代表的新保守派认为美国的力量正处于极盛之时，美国应该独领世界事务，因为其他国家无力不服从美国的领导。这种看法忽视了美国力量的有限之处，将导致野心过胜、失衡的外交政策，好比一辆只有加速没有刹车的车，其后果是极其危险的。

在绝对力量的对比上，美国在世界上是遥遥领先的。在军事上，美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拥有洲际核武器和配有世界最先进武器装备且具有全球投射能力的海陆空军的国家。美国引领了军事信息革命，其军费占世界总军费的将近一半。在经济上，美国的经济总量占世界的四分之一，等同于排在其后的三个国家经济总量之和。在软力量与文化上，美国是世界最大的电影与电视节目出口国。其高等教育机构吸引了数量最多的国际学生。

然而，信息革命与全球化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力量发挥作用的方式。信息革命赋予了个人与组织等非国家实体前所未有的影响力。一些个人与组织等非国家实体（包括恐怖分子与恐怖组织）在国际事务中越来越能够扮演更重要的作用。在这样的国际体系下，国家力量的作用，甚至是世界上最强国家的力量的作用，都受到了严重的挑战。

在这样的背景下，国际力量格局不再是简单的单极或者多极，而是一个复杂的具有三维尺度的棋局。第一维是军事的。国际军事力量格局仍然是单极的，以美国为首。第二维是经济的。国际经济力量格局已经呈多极化趋势，以美国、欧洲、日本与中国各占一极。美国在这一维中不占有霸权地位，需要平等地与其他几极讨价还价。第三维包括所有政府以外的跨国行为，其中包括银行之间的大额电子转账交易，恐怖分子转移黑市武器，黑客袭击网络运营，全球气候变暖，传染病的流行等等。在这一维中，力量是分散的。这一维给安全带来了新的定义；传统的第一维中的军事力量已经不能简单地解决这些对安全的威胁。因此，建议美国依靠军事力量实行霸权主义外交政策，就如同建议美国在这样一个三维的棋局里扮演一个只有一维思维的棋手，其结果注定是要失败的。

无论是孤立主义还是单边主义，都无助于美国现状的改善。信息革命与全球化已经使第三维中对安全的威胁能够无孔不入，实行孤立也不能使美国独善其身。诚然，没有一个大国可以承受纯粹的多边主义，但与他国的合作应该是任何外交政策的出发点。只有一个大国把自己的国家利益定义为包含一定的全球利益时，一定程度的单边主义才能被接受。

美国恢复领导地位的大战略，首先应该是确保美国的国家生存，其次是尽量多地为全球提供公共产品。成为一个公共产品提供者的好处不仅在自己也可以享受这些公共产品，而且也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使美国的力量合法化。传统的国际公共产品包括国际秩序、开放的市场，与对所有国家开放的国际公有物（如公海）。此外，美国在国际制度与机构（包括贸易、环保、防止核扩散等）中应扮演更积极的领导者角色，对国际发展应该负起更大的责任，并积极做解决国际问题的调停人与协商谈判的发起者与组织者，并愿意与其他力量分享这些领导权。

中国的合作的资产阶级
Kellee S. Tsai, “China’s Complicit Capitalists,”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January/February 2008

过去在中国毫不起眼的私有经济今天已经发展到雇有两亿多员工、产出占全国工业总产量三分之二、囊括两千九百万家企业的规模。西方的观察者通常认为中国正在孕育着一个越来越强大的资产阶级，这一阶级的发展壮大将推动中国的民主建设。但这一看法实际上是建立在两个错误的认识基础上的：一、中国的私营企业主们能够构成一个具有统一立场的资产阶级；二、这些私营企业主推动民主改革的决心是一致的和坚定的。

首先，文章指出，中国正在形成的资产阶级是一个混杂的，由具有不同社会背景与历史经验的人群组成的阶级。从经营小本生意的下岗工人，到为国际市场提供出口的工厂场主，再到福布斯财富榜榜上有名的由贫致富的农民企业家，中国的资产阶级有着复杂的社会政治构成。在中国，个人的社会政治认同不仅仅是由对私有财产的占有决定的。同样处于这个资产阶级的最高一层，一个有着深厚政治背景的房地产大亨，与一个依然对过去的艰苦岁月记忆犹新的国有企业的重要股份持有者，就有可能有着截然不同的政治立场与理念。

其次，私营经济在不同的地方面临着不同的发展环境。外部的观察者倾向于忽略地方之间政治经济条件上的巨大差异，而只看全国平均的统计数字。有些地方只对外资企业提供优惠的税率，以及在银行贷款与土地租用等方面的优惠政策。而本地企业则被列在这些优惠之外。这就使这些本地企业在面临与外资企业的竞争时处于劣势。在一些国有的重工业基地城市，地方官员的主要精力放在对这些国有企业的津贴补助和相关的社会稳定的维护上，私营企业的发展在这些地方也面临着诸多的不利。而有些其他地方，则注重鼓励私营经济的发展，并为私有企业提供各种便利。因此，忽略这些地方差异的认识是过度简单化的认识。

最后，私营经济在与政府政策产生矛盾时，大多采取非对抗性的方式，如各种非正式的渠道，来解决纠纷，而非诉诸法律或以争取更多的政治参与权的途径来改变现状。大多企业主更担心民主改革可能带来的社会的不稳定，从而阻断经济的大好发展趋势。相较于典型的西方的民主进程——政治民主化在资产阶级要求并且争取政治权利的推动下进行，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似乎也具有着中国的特色。中国的统治阶层与资产阶级发展之间的利益妥协，更多是统治阶层主动做出政策调整，而非资产阶级的斗争与争取——中国现在鼓励资本家加入共产党；中国的宪法保护私有的财产权；33.9％的私有企业主目前都是共产党员；286万名党员工作在私营部门中。中国的领导人对私有经济并未明确表达的需求与利益做出了非常主动的回应。

极端贫困、战争罪行、武器、恐怖主义：联合国能力所及与所不能及
“Extreme Poverty, War Crimes, Weapons, Terrorism: What the U.N. Can and Cannot Do Alone,” The InterDependent (A UNA-USA Publication), Vol 5, No 4, Winter 2007/2008

世界在越来越多的灾难时刻惊呼：联合国去了哪里？伴随着对联合国的作用的失望越来越多，本文邀请数位国际关系问题专家就联合国能力所及与所不能及进行了公道地阐述，并对联合国改革进行了建议。

美国联合国协会《相互依赖》杂志副主编Joy Cook认为联合国在提供人道主义救援方面功不可没。无论是粮食、药品，还是洁净水、安全的学校，以及疫苗和艾滋病知识的宣传，联合国都给需要中的人们带来了巨大的帮助。但是从达尔富尔到伊拉克的流血冲突，到恐怖袭击的潜伏，再到核武器的扩散，这些对世界安全的威胁也对联合国的声誉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2007年盖洛普民意调查(Gallup Poll)显示，美国人中有2/3的人对联合国在一系列问题上的失败表示失望，还有同样比例的人期望联合国在解决国际问题上能够起到更有效的作用。

最早提出“软实力”概念的美国著名政治学家约瑟夫·耐(Joseph S. Nye Jr.)则运用“软实力”概念解释了联合国发挥更有效作用所受的限制。“力量”是影响他人的能力。“硬实力”通过胁迫与付款（大棒与胡萝卜）发挥作用；“软实力”通过吸引与合作（外交手段）发挥作用。联合国虽然不具备强大的“硬实力”（不具备自身的军队，且经费有限；所有“硬实力”皆“借”自于其成员国），其“软实力”的潜力却是巨大的。联合国的软实力主要来自于它能够使国家行为尤其是国家的武力行为合法化。这就是为什么英美在2003年入侵伊拉克以前千方百计要得到联合国决议的授权。联合国不能阻止伊拉克战争，但联合国的授权的缺席将给英美两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带来更大的代价。

伊拉克战争发动以后，一些美国人试图贬低联合国的地位，并建议另立一个民主国家的新联盟。但他们忽视了重要的事实：民主国家在伊拉克政策上也存在分歧；在世界眼中，联合国始终是国际社会合法性的重要来源。然而，对联合国声誉的最大伤害却来自于联合国内部——在联合国集团政治下成立的人权理事会，对人权的促进本身毫无兴趣。

联合国秘书长这一职位是一个有着微妙作用的重要职位，其有关“硬实力”的工作内容不占主要地位。借用一句俏皮话形容的，联合国秘书长(Secretary General)更多是“秘书”(secretary)而非“军长”(general)。有些人在这个职位上碌碌无为，有些人却在这一职位上为世界和平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总而言之，约瑟夫·耐认为，当大国，尤其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意见统一的时候，在《联合国宪章》第七条的授权下，联合国无论是在“软”还是在“硬”上都具有巨大的权力。当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间存在意见分歧，但反对国选择采取默许的时候，联合国具有一定的“硬实力”与相当的“软实力”。但当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站在完全相左的立场上时，联合国就变成了软弱无力的旁观者。因此，该受责怪的不是联合国，而是意见相左的常任理事国，因为联合国的内在决策机制从一开始就是这样设定的。

前美国驻联合国特使Nancy Soderberg则分析了联合国成员国内部的分歧主要来自于发展中国家与美国之间。她认为，双方都在坚持有害于联合国有效性的错误的意识形态路线。发展中国家的思维始终停滞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坚持认为为自由解放而进行的恐怖袭击是合理的，不认同联合国管理改革的迫切性，在扩大安理会上不能达成统一意见，并由于担心侵犯1648年确立的主权理念而在对达尔富尔发生的人道主义危机采取行动上望而却步。美国的立场同样无助于联合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执迷于反对《京都议定书》、国际刑事法院、某些发展援助贷款、裁军与不扩散协议，堕胎权利等的美国，不仅损害着自己在世界面前的形象，也为联合国有效发挥作用设置了巨大的障碍。因此，联合国改革需要发展中国家与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之间达成谅解，认识并考虑到对方的难处与忧虑。直到这一点达成以前，联合国所能发挥的作用都是受到严重的局限的。

美国的贸易政策——中国的前车之鉴
Van Jackson, “China Unlearns U.S. Trade Lessons,”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January/February 2008

与美国在经济和外交领域向来的领先地位一致，美国从历史上就一直对它认为有潜力赶超美国实力的国家持敌对态度，并认为这些国家是对美国安全与经济利益的威胁。本文通过比较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美日贸易关系与今天的美中贸易关系，结论出美国贸易政策中一直存在的排外心理，指出了这种心理在一个越来越相互依赖的世界中的危害，并建议世界未来的领导者要正确吸取美国的教训。

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国内的反日情绪达到了狂热的地步。美国的媒体把日本描绘成一个“自私”、“没有道德与责任感”的国家。这种舆论倾向的出现主要基于三点对日本贸易的指责：美国对日本的巨额贸易逆差；由于日本的保护主义政策，美国企业难于进入日本市场；日本收购美国企业和财产，大量日本外资流入美国。对这三点指责仔细调查之后才发现，这些指责以及基于这些指责之上的反日情绪都是缺乏事实依据的。首先，经济学的基本原则告诉我们，双边贸易逆差并不能构成担忧的正当理由。人们进行自由贸易，必定是在自愿与互利的基础上，一方买多一方卖多也是自然的现象。日本产品的出口只是在供应美国消费者的需要。换言之，美国对日本的巨额贸易逆差意味着日本比其他任何国家都能向美国提供更加物美价廉的产品。这实际上是一个双赢的结果：日本的出口为日本盈了利；美国从日本的进口中为美国的消费者省了钱。其次，舆论对日本保护主义贸易政策的指责也有所夸大。日本只是通过进口配额主要对农业进口进行了限制，其手段远不及其他西方国家，甚至包括美国的贸易保护手段。而美国对日本的直接投资在1985年到1995年短短的十年间就增长了三倍，这一数据也很难与美国对美国企业难进入日本市场的控诉相一致。第三，日本大量的直接投资、贷款、和技术流入东南亚。日本对东南亚经济的掌控引起了美国的恐慌。但这种恐慌忽略了美日之间强固的盟友关系。单从1990－91年海湾战争中日本对美国的130亿美元的资助中就可以看出美日关系远比当时媒体所描画的要好得多。

类似于昨天的反日情绪，美国今天的反华情绪主要来自于三个方面：美中贸易逆差；中国企业收购美国企业；人民币汇率问题。同样，在对这三个方面的指责进行细致的研究以后，文章发现美国今天的反华立场也是缺乏事实依据的。首先，美中贸易逆差主要是中国开放市场的结果，这也正是美国多年来所期望看到的。1986年，在华外资企业出口量仅占中国全部出口量的1.9％，而到2004年这个数字攀升到57％。而随着新加坡、日本、台湾等地区的企业纷纷转移到中国建厂，美国从这些国家进口量的减少与美国从中国进口量的增多（其中包含这些国家在中国生产的产品对美国的出口）是一致的。其次，中国对美国企业的收购通常被视作一个安全隐患。然而，如果中国对美国企业的收购真的是别有用心的，它就不会同时在更大规模的向外国出卖着本国的企业与财产了。因此，中国企业收购美国企业纯粹是受利润的驱动。第三，美国对中国操纵汇率的指责也是片面的。美国有些人认为人民币的低汇率是造成美国对华贸易逆差的主要原因。但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国向美国出口的产品中，多于50％的产品都不是中国的企业生产的。美国对华贸易逆差的真正原因在美国的消费需求，而中国却成了替罪羊。此外，对中国汇率政策的批评意见也忽视了中国的汇率政策在支持美国政府在军事上的巨额花费以及美国人的奢华生活水平上的重要作用。

中国作为世界明天的领导者，应该吸取美国今天的教训，以开放的眼光来看待世界贸易与竞争。

李明博与未来的中韩关系
Scott Snyder, “Lee Myung-bak and the Future of Sino-South Korean Relations,” ChinaBrief, Volume VIII, Issue 4, February 14, 2008

中国主要关心李明博上台以后的韩国外交政策的两个方面。第一，韩国对朝鲜政策的任何改变，都将影响中国领导下的六方会谈的进程。中国担心李对朝鲜的强硬政策有可能对朝鲜履行会谈协议的意愿产生负面的影响。早在2007年11月中联部部长王家瑞访问韩国时，就在与大国家党主席朴槿惠的会面中表示了这种担忧。王家瑞说，“朝鲜担心的不是大国家党赢得选举，而是如果大国家党赢得选举有可能带来的韩国对朝鲜的政策立场的改变。”虽然朝鲜尚未对李明博的上台做出任何评论，但2007年初的时候，朝鲜在公开批评韩国大国家党时有曾点李明博的名。李明博上台以后对朝鲜的条件式路线，即经济援助以朝鲜无核化为前提，应该也已经引起朝鲜方面的注意。此外，李明博愿意批评朝鲜人权状况的立场也说明了他不愿过分讨好朝鲜。另外一个能够影响南北韩关系的敏感因素是，大国家党从未参加过韩国前几届政府所组织的南北韩交流活动。所有这些因素都可能暗示，一个下滑的南北韩关系有可能给六方会谈带来更多的阻碍。

第二，李明博更加注重同美国与日本调整和改善关系，对中国只着重表示希望加强经济合作。令人担忧的是，2007年12月的皮尤民意调查显示，韩国人对中国的看法在过去5年中总体呈下滑趋势。2002年，韩国人中有66％的人对中国持正面看法；2007年，这个数字下降到52％。一些人评价说中国在信息技术与电子领域对韩国的赶超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韩国人的危机感。韩国注重同美日调整和改善关系容易引起朝鲜的敌意，从而给六方会谈带来负面影响。另一方面，韩美日试图形成任何形式的三角安全关系也将影响中国对亚洲安全的感知——中国有可能把这种企图看做是对中国尤其是在任何潜在的台海危机情况下的围堵。韩国外交部长宋旻淳曾经警告过这种韩美日三角关系的确立有可能带来预想不到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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