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内基中国透视》月刊
Carnegie China Insight Monthly
2008年第10期 （总第43期，2008年10月）

主编：王雅平
Editor: Yaping Wang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出版
Published by the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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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金融危机与中国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and China

(王雅平)

发端于美国次贷危机的金融危机已经扩大到全球范围。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前主席格林斯潘说，美国正陷于“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之中。卡内基基金会访问学者大卫•罗斯科夫(David J. Rothkopf)也撰文预测说，目前金融危机的影响很可能将超过9•11恐怖袭击。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到底有多严重？对中国经济将带来怎样的影响？危机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我们应该从此次危机中得出怎样的教训？这次危机将对国际格局产生怎样的影响？《卡内基中国透视》针对这些问题，采访了美国权威金融学家、耶鲁大学终身教授陈志武，中国经济问题专家、卡内基高级研究员盖保德(Albert Keidel)，与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高级研究员、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并曾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首席经济学家的西蒙·约翰逊(Simon Johnson)。

危机的广度与深度

就影响的广度而言，陈志武说，大家熟悉的以前的一些危机都是比较局部性的，要么是股票市场，要么是信贷，要么是石油引起的危机，但这一次整个金融市场和美国经济几乎方方面面都受到了打击。约翰逊也说，这次危机在国家间也比较同步。以前有些危机还有绝对的赢家与输家，但这次危机大家都在同一条船上。

就影响的深度而言，陈志武说，这次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影响还没有到底，只是刚刚开始。我们已经看到一些连动性的反应，但这些连动反应还会继续，至少还要持续几年。”盖保德说，“美国在今年第三季度进入经济衰退已经是大家都承认的事实。只是这次衰退将有多严重，还取决于决策者的未来政策。”他在其最新出炉的《全球金融危机：美国与中国的教训》(“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Lessons for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一报告中指出，与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相比，今日的美国有着大规模政府支出（包括军事支出）作为缓冲，而且今日的我们也比以前更了解经济危机这一现象。但“此次危机仍是全球性的”，“前景并不乐观”。约翰逊认为此次危机将引起的经济衰退将是二战以来我们所见过的最大的一次衰退，将至少持续三到五年。

对中国的影响

盖保德对中国经济的现状持乐观态度。他观察到，中国已经成功地把通货膨胀压下去了，现在已经准备好刺激扩大国内需求。他在其报告中指出，中国不仅摆脱了通货膨胀的束缚有自由来刺激国内消费，而且它的财政体系也有能力来支持这一扩张。他在报告中写道，“短期的贸易收缩会使经济增长放缓，但这也只会持续几个季度，不会更长。中国实际上是站在一个优势地位上来面对此次金融危机的。”

陈志武则更加详细地分析了此次金融危机将给中国带来的挑战与机会。“中国的一些金融机构还包括一些国有企业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会有一些在外汇市场与商品期货市场中的损失暴露出来。但总体而言，中国的金融体系受危机的冲击还是非常有限的，不会受到实质性的损害。”

“中国在这次金融危机中所将承受的冲击主要是在实体经济方面。一些高度依赖出口的沿海省份（如广东、浙江、福建、江苏和山东等），在接下来的一到两年里会受到非常大的冲击。”陈志武认为，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实体经济的打击会非常大，“至少是过去三十年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一次。”这些对中国实体经济的影响将在“明年更加具体地显现出来。”

然而，“这次危机也给中国带来一些好处与机会。”“过两三年再回头来看，中国可能走出来是最大的赢家。”他指出，首先，能源与原材料价格的下降大大降低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成本。其次，全球金融危机给中国经济带来的压力可能会成为中国进一步做出实质性改革的动力，从而对中国整个经济结构的调整有利。

从危机原因看美国经济发展模式与政府监管

有些人责怪中国引起了美国的次贷危机，因此也是造成全球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三位专家都不同意这种说法。这种说法的逻辑是，中国向世界输出过剩的廉价商品，导致了美国人借贷过度消费；另一方面，中国把通过贸易盈余积累起来的大量外汇储备投资于美国债券市场，也导致了美国次级债券等金融产品的过度发行。

陈志武认为这种说法是“胡说八道”。“中国实际上是在美国有这些需求的情况下才生产这些商品的。美国公司提出订单，中国公司才生产制造。”“为什么说问题的起源是中国给美国带来的，而不是美国作为行为方、决策方自己先做出这些有问题的放贷与证券融资，才产生过剩的需求，从而在根本上造成了今天的局势？”他还指出，“美国社会不会有太多人把这种说法太当一回事；中国对这种说法也没必要过于敏感。”

盖保德则从时间顺序上辩驳了归咎于中国的这种说法。他指出，美国房市在2000年、2001年左右就开始出现泡沫，到2003年、2004年问题就已经越来越严重；而中国的贸易盈余规模在2004年以前都还较小。因此，从时间先后顺序上来看，这种说法也站不住脚。

有另外一些人则认为，此次经济危机证明了美国资本主义制度的失败，美国那种“靠信贷促进消费、靠消费促进增长”的经济发展模式是存在着根本问题的。三位专家也都不同意这种看法。陈志武认为，“这种经济模式本身并不是问题；问题在度和量上面，美国在特别是过去五到十年走过头了，超出了现有的制度架构、监管架构，和信息架构所能支持的金融发展的程度。”约翰逊还指出，美国的经济发展不仅靠消费，也靠投资与科技创新来推动。“美国是一个能够从危机中很快认识到问题所在，并很快能够找到解决途径的国家。”盖保德也在其报告中提到，“几个世纪以来，世界上最先进的政治与经济制度也正是在这样的危机的刺激之下才迅速走向进一步的完善的。”
许多学者预测，这次危机以后，政府监管将更得人心，因此也将在各国更受提倡。盖保德反对将政府监管政策过于简单化。他指出，“不是更多或更少的政府监管——我们不能这样思考——而是在什么阶段，具体实行什么样的监管。”陈志武则认为，即使加强监管是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从这次危机中得出的教训，这一教训却并不适用中国。“中国不是监管不足，而是监管得太多太细，实际上应该称之为‘管制’。”他进一步指出，“金融管制使得金融市场对促进消费增长所能发挥的作用非常有限。中国如果不能在金融管制上从根本上放松，中国经济从靠投资、出口带动经济增长到靠国内消费带动经济增长的转型就是根本上不可能的。”

对国际格局的影响

一些学者认为，这次金融危机是世界力量重心继续从西方向东方转移过程中的一个重要事件。陈志武认同危机后国际格局将更加走向多极化。“这次危机可能使美国的实力受到削弱，同时使中国的实力相对提升。”但陈志武也说，“与此同时，我一点都不怀疑美国自我调整、自我修正错误的能力。”“美国自由的媒体，多党执政、互相制约的政治制度，再加上这么多的知识分子可以独立自主地去思考这些问题。这些方方面面的从制度到学术上的优势就保证了美国自我纠错的能力。这是中国国内人士所不能低估的。”

约翰逊则认为中国和美国从危机中走出来以后都将成为相对的赢家，欧洲的实力会被削弱。但东方赶超西方还是很遥远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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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问七答：为什么你不必为金融危机而惊慌
Seven Questions: Why You Shouldn’t Panic About the Financial Crisis

本文为《外交政策》就美国金融危机问题对前财政部高级官员泰德·杜鲁门的专访。杜鲁门表示，美国金融系统正在遭受自大萧条以来最大的一次冲击。但经济萎缩与经济螺旋下降且需要根本性重建是有着很大区别的。现在的情况与大萧条时期并不相似，而且也不会相似。

格鲁吉亚战争：台湾从中学到了什么？ Georgia's Lessons for Taiwan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副总裁包道格(Douglas H. Paal)与布鲁金斯学会中国项目主任贝德 (Jeffrey Bader)在《远东经济评论》上撰文，评述了台湾问题上的各方应该从格鲁吉亚战争中得到的六点启发与教训。

9·11恐怖袭击是大事件，金融危机更影响深远。
9/11 Was Big. This Is Bigger.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访问学者大卫·罗斯科夫(David Rothkopf)在《华盛顿邮报》上撰文指出，目前的金融危机的影响很可能将大于9·11恐怖袭击。他认为，9·11改变了美国对世界的看法，而当前的金融危机却将改变世界对美国的看法。美国政府为应对危机所付出的代价将超过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费用的总和。而此次金融危机也肯定比9·11事件波及到更多国家的更多人。

全球危机: 究竟会走多远？（第一部分）
Global Crisis: How Far to Go? Part I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布兰科•米拉诺维奇 (Branko Milanovic)撰文分析了美国金融危机与全球化进程之间的相互影响。文章预测，在这场危机的影响下，美国政策重心有可能转而向内，但这种半孤立主义的美国将有利于推进世界和平，减少全球不必要的冲突。

又一个帝国步入后尘
David Roche, “Another Empire Bites the Dust,”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October 2008

文章就美国金融危机预测了世界经济与国际格局的变化。

作者首先指出，美国“没落”的过程与历史上大国没落的过程类似：先是意识形态的腐化，再是经济模式宣告失败，然后是该国的货币越来越弱，最后到军事实力也失去统治地位。美国已经加速出现这些种种的症状。

美国经济出现问题的核心是美国人不可维系的高生活标准。在一个对信用痴迷的社会里，人们不停地用债务填补着所花与所赚之间的差距。这一高度发达的债务体系发展到了这样一个不可持续的地步便终于垮了下来。许多外国投资者都清晰地记得，在1997年亚洲发生金融危机之时，美国建议亚洲国家严格依照自由市场原则来忍受经济重创、重组银行部门。但现在轮到美国遇到同样的危机的时候，美国的政策却是印钞票和社会化信用风险。美元总有一天会为这一虚伪付出代价。

作者认为，此次美国金融危机的影响之一，将会是政府管制的加强。美国自由市场的经济模式宣告破产，人们会更趋向于支持欧洲一些国家所倡导的干涉模式。随着气候变暖与食物安全等问题的上升，政府管制更会受到前所未有的欢迎。此外，国际信用额度将大大缩减，世界经济发展将明显放缓。

在OECD国家中，比较节俭的国家如德国与日本将是这种环境中的赢家；其他“开档过高”的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则将是输家。在后者中，出口与进口替代行业以及基本消费品与基本服务行业将有所得；奢侈品与奢侈服务行业将有所失。

亚洲国家也属于比较节俭的国家，但亚洲国家的出口将放缓，制造业将面临严峻的挑战。从长远来看，亚洲国家应该从主要靠出口推动经济发展转变到靠内需上来。

在发展模式上，“华盛顿共识”将失去优势，但中国与俄罗斯的发展模式也不一定就能够立即占上风。作者预测，世界各国所遵循的发展模式将百花齐放。

这些发展将对新兴市场的投资者不利。首先，经济模式与自由市场原则的渐行渐远增加了投资回报率的不确定性。此外，随着经济民族主义情绪的增长，对外国投资的保护将越来越薄弱，政策者也很可能出台偏向于本土产业的法规。

小联盟，大问题——反对“民主联盟”
Charles A. Kupchan, “Minor League, Major Problems, The Case Against a League of Democracies,” Foreign Affairs, November / December 2008

民主联盟在此次竞选赛中成为一个炙手可热的政策建议。奥巴马与麦凯恩的有影响力的政策顾问都是这一主意的支持者；麦凯恩更是明确支持这一建议。自由理想主义与新保守现实主义很少象在这个问题上这样走到了一起。

“民主联盟”的支持者们认为，一个由自由民主国家组成的世界联盟，有利于这些国家携手面对21世纪出现的一系列新挑战。这一建议成为炙手可热的政策焦点确实也有它成功的原因。联合国的规模庞大与其成员的多样性使得这个组织有时不能采取及时有效的行动。联合国安理会的一票否决制也使得大国间达成一致的行动困难重重。而相比之下，民主国家由于拥有共同的价值取向在许多问题上更容易达成共识。此外，无论在政治意志、经济资源，还是军事实力上，民主国家都构成世界上一支最主要的力量。

“民主联盟”的主意在历史上并非前所未有。2000年，克林顿政府曾经提出建立“民主共同体”(Community of Democracies)以支持全球民主运动。“民主共同体”举办过几次部长级会议与各种工作小组，但它却成为这些国家争论的场所，始终未显成效。成员中的埃及、约旦和卡塔尔等国也被怀疑是否是真正的民主政体。新的“民主联盟”概念要求其成员国必须定期举行自由、多党派的选举，并保障其公民的政治与公民权利。据政治学者Ivo Daalder和James Lindsay在《美国利益》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世界上目前有大约60个国家符合这一条件。“民主联盟”的支持者们认为，“民主联盟”不仅有利于加强民主国家解决国际问题的能力，也有利于巩固民主国家之间的关系。对于国际体系的看法，美国民主党派人士试图把“民主联盟”看作推动联合国改革的工具和一旦联合国改革失败的后备选择；共和党派则希望“民主联盟”能够横跨甚至取代联合国。

然而，作者认为，尽管“民主联盟”的支持者们有着种种理由，但仔细分析这些理由就可以看出它们并不成立。“民主联盟”有可能有利于巩固民主国家之间的关系，但这是否必要？民主国家由于具有共同的价值取向，在国际事务中实际上已经形成了相当的默契。那我们是否有必要成立这种联盟来巩固已经存在的盟友关系，而冒险进一步疏远与集权体制国家之间的关系？事实证明，与中国、俄罗斯与波斯湾产油国家的友好关系与合作是解决许多全球问题的关键。因此，疏远与这些国家的关系，巩固已经相当稳固的民主国家之间的关系，是不明智的举措。此外，“民主联盟”也不一定就会巩固民主国家之间的关系。民主国家之间也存在着诸多分歧。这一“民主联盟”形式很有可能把这些分歧扩大化，从而暴露民主国家的弱点，腐蚀西方的合法性，对民主的扩散反而不利。

总而言之，“民主联盟”看起来是个具有诱惑性的主意，但文章建议美国下一届总统还是把它收起来为好。

日本在挽救金融危机上的教训
Nicholas Benes, “Japan’s Lessons for Managing the Crisis,”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October 2008

目前的美国金融危机的原因似乎已经明朗：银行与政府都在金融监管上过于松散。从东京的角度看目前美国的金融危机，似乎是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日本金融危机的重演。除少数微观上的差别以外，我们看到的同样是房地产借贷兴隆以后出现的负面后果。只是日本在90年代所采取的纠正举措在今天看来似乎正是美国要吸取的教训。这一教训的核心便是要立即采取行动，而不是无所作为、希望危机会自己过去。

就危机的严重性而言，单2002年一年，日本用于扫清金融障碍的成本就高达其GDP的20％，生产力也损失了27.7％。即使到今天，日本的金融市场在世界的眼中似乎还没有走出阴影。位于欣欣向荣的亚洲，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大国并拥有雄厚的资金积累，日本却始终未出现一个国际金融中心；这似乎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直到今天，日本仍被国际资本看作是一片不毛之地——流动慢、不能完全遵循市场机制、缺乏透明、依赖政府支持。

而美国却不同。即使包括8500亿救市计划在内的各项财政挽救计划能够达到一万亿，这也才是美国GDP的7％。这样的与日本当年的危机的比较较为粗糙，但美国在危机发生前的房贷的增长规模大约也只有日本当年的一半左右。目前，美国政府也开始意识到危机的根源，并已经开始纠正这些错误，同样的这一过程日本却用了大约十年的时间。美国的立法者有能力对危机做出及时的反应，并通过纠正立法与制度来确保自由市场的效益最大化。

文章对日本纠正其金融政策上的失误提出了五点建议，并指出华尔街的问题有可能成为日本的契机；抓住这一契机对全球经济都有好处。作者还认为，虽然美国经济陷入了困难，但利用这一时机扫除体制内的障碍，使金融机制能够更有效、更健康地运转，在长远上对美国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饥饿问题上的政治问题
Paul Collier, “The Politics of Hunger – How Illusion and Greed Fan the Food Crisis,” Foreign Affairs, Volume 87, No. 6, November/December 2008

自2005年以来，世界粮食价格上涨了83％。粮价上涨在美欧等发达国家影响并不严重；当地的消费者更关注油价的上涨与房价的走低。但粮价上涨在发展中国家却掀起了一层层的政治浪潮。如果粮价继续上涨，其人道后果与政治后果都将是十分严重的。

所幸控制粮价上涨并非政府力所不能及，而是牵扯着一些政治问题。许多粮食出口大国有意实行了出口限制。这样做不仅把粮价进一步推高，而且也打击了国内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进一步减少了世界粮食供给。有些人，如法国农业部长米歇尔·巴尼耶(Michel Barnier)则利用粮价上涨作为其游说扩大农业补贴政策的机会。另一些原始农业的推崇者，则以粮价上涨作为现代科学化与商业化农业的失败的证据，继续主张发展小规模有机农业。这样做会进一步降低粮食供给，给世界饥饿问题火上浇油。

一般来说，人们寻找问题的解决办法都是从问题的根源入手。但这条规律并非用之四海而皆准；粮价问题便是例外。粮价上涨的根源，在需求的增长。但解决高粮价问题，却要从粮食的生产与供给入手。近年来亚洲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使世界对粮食的需求扩大了。人们不仅吃的多了，也吃的好了。碳水化合物被肉类取代，而每生产一公斤的牛肉需要6公斤的谷物。影响食物需求的两个变量——收入与价格，与食物需求之间有着不同的关系。收入的增加能够引起食物需求的大幅度增长，但价格的增长却不会引起食物需求的大幅度下降（毕竟人们还是靠维持基本饮食来生存）。这样一来，世界人民收入的增加扩大了其对食物的需求，而这种需求也不会因价格的上涨而减少太多。

因此，文章结论出，降低粮价需要扩大世界粮食供给。随着工业的发展，农业越来越萎缩，尤其是在发达国家，原始的小农经济与田园生活由于其越来越稀少而成为许多人崇尚的生活方式。于是，人们开始提倡发展小规模农业经济、摒弃基因改造农产品、追求有机食品，并狂热发展生物燃料。作者认为，发达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中的怀旧主义者，应该更切实地考虑到粮食问题对发展中国家的致命影响。通过科学力量增产增收，来满足全球飞速增长的粮食需求，是目前的重中之重。环保主义者也须重新考虑他们在生物燃料生产上的立场，至少在他们游说政策制定者的时候加入对世界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的考虑。

停止伊朗核计划的军事选择
Patrick Clawson and Michael Eisenstadt, “Halting Iran’s Nuclear Programme: The Military Option,” Survival, October / November 2008

本文探讨了为遏制伊朗核计划采取预防性军事行动的成功的前提与可能性。在伊拉克战争使预防性军事行动大失人心的背景下，这一选择已经被大部分政策制定者所先行否决。但作者认为，还应根据不同的情况，保留这一选择；在适当的时候采取适当的预防性军事行动，有可能为接下来的外交行动铺平道路。

这样一场成功的预防性军事行动需要在理想的国际背景下举行，即伊朗继续蔑视联合国与国际法，继续威胁以色列、欺负其弱小邻国，其核计划的扩张及其气焰的嚣张已经使国际社会看到外交途径已经被堵死。甚至一些伊朗人事后也会认同国际的预防性军事行动很大程度并非是对国际法的公然破坏而是由内贾德的挑衅言行所招致的。这种背景不仅可以证明预防性军事行动是正当的，而且也将影响伊朗对这样一场军事行动将采取怎样的回应以及是否重建被毁核设施的决定。

从伊朗对外来军事打击的回应历史来看，伊朗有时候能够在民族情绪高涨时也清醒地意识到克制是对其利益最佳的选择；有时候也会采取立即、猛烈的回应，即使这些回应后来被证明时机并不恰当或者事先并没有考虑周全。面对这样一场预防性军事行动，伊朗有着多种回应选择：它可以选择破坏该地区的石油管道，但这样做对伊朗本身的破坏性会更大，也可能导致德黑兰在政治上的被孤立；伊朗可以攻击海湾地区的关键设施，如炼油设施与水净化设施等，甚至攻击美国海军第五舰队，但伊朗本身的关键设施也同样暴露于他人眼中。此外，伊朗也可以选择为伊拉克与阿富汗的恐怖团体提供最先进的武器，但进一步搅乱伊拉克与阿富汗的局势不一定对伊朗有利。

如果说预防性军事行动带有着巨大的风险，威慑作为另一种对付伊朗核问题的手段的风险则更大。威慑手段可能会推迟一个危机发生的时间，但其负面影响将是长期的、逐渐增加的。而且威慑手段一旦失败，要么真正地实行威慑的内容导致数千万人的生命财产损失，要么就是食言从此大大削减任何未来威慑的可信力。

预防性军事行动能否成功还取决于一系列军事技术的细节问题和时机的问题。但美国政策制定者至少应该给予军事选择更细致的研究与审慎的考虑，再做排除不排除这种可能性的决定。

《经济学人》信息部国家研究报告之中国篇
Country Report: China, October 2008,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英国经济学人信息部(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EIU)最近出版的有关中国的国家研究报告对中国在2009年到2010年的发展趋向做了预测。

从总体政策上来讲，把经济发展转向社会与环境意义上的可持续发展将继续主导2009年到2010年中国政府的主要政策。自成功举办奥运会与有效处理四川大地震以来，中国政府的民众支持率一直很高。尽管国外还有不断指责人权与民主的声音与压力，中国人民却空前绝后地站在政府的立场上。这一方面巩固了中国共产党的统治地位，一方面也可以给政府改革以更多的时间。

另一方面，与经济困难和贫富差距有关的社会不稳定因素依然是政府工作的挑战与改善的目标，因此，建立“和谐社会”将继续做为政府工作的指导方针。一些缩小贫富差距、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扩大卫生与教育支出的政策方案也会陆续出台。民族矛盾将继续存在，但不会影响到全国的政治稳定。新一代领导人正在陆续涌现。中央政府改善地方行政能力的努力也将继续。

在国际关系领域，报告预测一个奥巴马政府将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与贸易上对中国施加更大的压力。麦凯恩则更可能继承布什政府的对华立场。但两个候选人都将重视与中国在气候变暖问题上的合作；一系列相关的谈判也将陆续展开。

该报告预测2009年中国经济增长将为8.5％，2010年有望上升到8.7％。通胀率将放缓，2009年与2010年两年的平均水平将在4.1％左右。经常账户盈余将依然显著，虽然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会下降到2009年的6.6％和2010年的5.7％。人民币对美元的升值速度将在2009年到2010年放缓，但相对欧元人民币将走强。

北美自由贸易协议应不应该重谈？
“Should NAFTA Be Revisited?”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Summer 2008

美国总统候选人奥巴马在竞选过程中对北美自由贸易协议持批评态度，建议重开谈判。就是否支持北美自由贸易协议，《国际经济》杂志整合了二十位专家的意见。在这二十位专家中，有十一位明确表示支持北美自由贸易协议，有六位表示反对，有三位立场中立或混合。

反对北美自由贸易协议的专家中，有的指责这一协议恶化了工人的工作条件，甚至造成了美国大批工人的失业；有的认为这一协议导致了来自墨西哥的非法移民的增多，造成了美国国内一系列与非法移民有关的经济与社会问题；有些认为这一协议的某些条款对墨西哥农民不利，需要修改。

支持北美自由贸易协议的专家则指出，反对者指责这一协议造成美国工人的失业并没有事实根据；工人工作条件的恶化与就业机会的减少是全球化的负面必然结果，需要更广泛的国内政策的支持；指责自由贸易协议为替罪羊只会使情况更加恶化；北美自由贸易协议去除了美国与加拿大、美国与墨西哥之间的贸易壁垒，成功达到了它最初的促进自由贸易的目的，因此是成功的。

一些中立看法则认为，虽然北美自由贸易协议有些过时，但我们也不能扔掉它再从空白开始，即它至少可以作为未来借鉴的模型；支持自由贸易，但不是无条件的支持，因为就连亚当·斯密也主张出于国家安全利益考虑的对贸易的限制是恰当的。

气候变化的经济学与全球领导的真空
Lars G. Josefsson, “The Economics of Climate Change and the Vacuum in Global Leadership,”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Summer 2008

科学已经证实了气候变化如果不受遏止将给人类带来毁灭性的灾难。然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早在1992年就被起草，《京都议定书》也在1997年被通过，十多年过去了，温室气体排放量还在增长；大家说归说，做归做。原因在哪里？文化因素、地方权力斗争、无力学习新技术、对待责任的态度与政治意愿的缺乏等等，都有部分责任。

文章认为，目前我们缺乏的，是一种激励机制，以把目前的互相推卸责任的停滞状态根本改变为谁主动做出减排努力谁就会在经济发展上取得优势，而减排落后者也将会在经济发展上落后于人的争相减排状态上来。作者认为，这种机制是存在的，并可由市场提供。关键就是为排放形成一个市场价格，这个价格形成的过程又是可预测、透明与可信的。与此同时，对科学研究的公共资助，研究机构与盈利部门的紧密联合，以及对新技术应用的公共支持，都将使这样一个激励机制成为持续的可能。政治的领导能力也是关键，而各国领导之间谈判的目标是形成一个基于事实基础上的公平的解决方案。“公平”也为各国领导人说服国内反对力量提供基础。

Vattenfall集团与麦肯锡公司合作制定了一张“全球减排地图”(Global Abatement Map)，标出了全球各种减排渠道的成本。文章建议，各国可以根据这张全球减排图制定出各自的减排图，从而清晰地计算出各国不同的减排渠道所需的成本，然后根据不同的成本选择适合本国的成本较低的渠道，并由此主动提出本国所能做出的减排贡献。

作者认为，经济发展与温室气体减排本身并不是矛盾的，加上国际社会人为制定的经济激励机制，就更能够刺激各国为减少排放做出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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