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手传
The Profile of A Killer
作者:
洛蕾塔•拿坡里尼
译者:章启晔
（原载于《外交政策》2005年十一/十二月号) 版权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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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布•穆萨巴•扎卡维（Abu Musab al-Zarqawi）是伊拉克悬赏最高的通缉犯。这个高中辍学生是如何使美国与自越战以来最致命的冲突捆绑在一起的呢？从约旦的贫民窟到费卢杰的战场，是事情如何演变的过程。
全世界在2003年2月5日第一次听说阿布•穆萨巴•扎卡维的名字。那天，时任美国国务卿的柯林•鲍威尔到联合国为入侵伊拉克作辩解。鲍威尔告诉联合国安理会：“伊拉克现在窝藏着致命的恐怖分子网络。这个网络以阿布•穆萨巴•扎卡维为首领。他是奥萨马•本•拉登及其‘基地’组织助手的同谋和帮凶。”我们现在知道，这个信息是错误的。但它为反恐战争的最有力和最持久的虚假说法之一——关于阿布•穆萨巴•扎卡维的虚假说法——提供了论据。
将扎卡维和本•拉登相提并论——从高到鲍威尔一级的官员那里——可能除了扎卡维之外不会震撼任何人。毕竟，在整个阿拉伯世界里有数以百计的像他那样的人投身圣战，多少倾向于领导其他人。尽管扎卡维证明了他对这项事业的热忱，但没有什么证据表明他会突然窜升到世界上最致命的恐怖分子的首领行列。受教育不多，来自贫穷的工人阶级家庭，扎卡维缺乏成为本•拉登和其他“基地”组织高级领导人的标志的血统、关系和资金。
不过当然，扎卡维不只是个新兵。从纽约到伦敦，从巴黎到东京，扎卡维已经成为伊斯兰恐怖活动的新面孔。在阿拉伯世界里，他已经取代萨达姆•侯赛因成为邪恶的偶像。他指挥一批伊拉克起义者，据说他们实施了在萨达姆被赶下台后在那个国家里发生的许多野蛮的恐怖袭击。现在，在悬赏2500万美元捉拿他的情况下，这个来自约旦贫民窟的高中肄业生已经把美国与自越战以来最致命的冲突捆绑在一起。
但是，传说是如何变为现实的呢？在2001年9月11日之前，美国政府从未听说过扎卡维的大名。美国官员第一次听说他的存在已接近2001年底，他们是从库尔德人的情报机构得知的。虽然美国政府对这个35岁的约旦人所知甚少，但它从关于他的传说中获益匪浅。那个时候，萨达姆政权蒙受着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支持恐怖主义组织的指责。在没有关于前者的过硬证据的情况下，萨达姆支持恐怖主义是布什政府说服世界那个伊拉克独裁者必须被清除的唯一王牌。为了打出这张牌，布什政府需要证明在萨达姆和“基地”组织之间存在联系。它们的联系就是扎卡维。
如今，鲍威尔在联合国安理会发表的言论似乎成为了自我实现的预言。然而，一度不过是年轻、失意的伊斯兰激进分子的扎卡维现在指挥的叛乱威胁着将伊拉克拖入内战。事实上，他在伊拉克前线的成功最终确实导致伊拉克与“基地”组织之间有了联系——只是不是布什政府曾经设想的那种关系。几乎在鲍威尔讲话的两年后，在2004年12月27日，本•拉登指定扎卡维作为“基地”组织在伊拉克的负责人。扎卡维在松散的恐怖分子等级结构中攀升到这个高级职位不仅揭示了激进的伊斯兰教义在阿拉伯世界的穷人中具有吸引力，而且表明恐怖分子发动战争的方式可能不同先前了。
*陌生人*
阿布•穆萨巴•扎卡维1966年10月出生于安曼以北的约旦城市扎尔卡（Zarqa），本名阿哈曼德•法迪尔•阿尔•卡雷勒（Ahmad Fadil al-Khalayleh）。由于贫穷和犯罪率高，扎尔卡的居民把这个城市称为“中东地区的芝加哥”。扎卡维的家庭属于巴尼•哈桑部落（Bani Hassan）的一个分支，那是一个巨大的忠于约旦哈桑王族的位于东岸地区的贝都因部落。扎卡维成长于一个低劣的工人阶级的环境中，那里传统的和部落的价值观恶劣地受到西方拜金主义和20世纪60年代后期快速现代化的侵蚀。他在当地的学校上学，用社区的墓地作为操场。他根本不是一个好学生。他的老师记得他是个难以对付而且蛮横的学生。
在家里，扎卡维很有礼貌，受到家人的喜爱。他的姐妹之一回忆道：“他在我们的父亲眼里是宠儿。”扎卡维的父亲于1984年去世，由于他的家庭进一步陷入贫困，18岁的扎卡维开始将其挫折感付诸行动。他在高中时辍学，加入了当地的一个帮派，开始酗酒，转变为一个恶霸。不久之后，他因携带毒品和性攻击而被捕，被判有罪并入狱服刑。
在扎尔卡，正如在整个中东地区常见的情形那样，轻微犯罪和革命伊斯兰主义的世界经常在社会的边缘交织在一起——特别是在监狱之中。在被监禁期间，扎卡维第一次接受了关于圣战的教条灌输。被释放之后，他结了婚并开始经常造访侯赛因•本•阿里清真寺，那是个在扎尔卡市郊的激进分子的温床。他痴迷于经常访问该清真寺的圣战者的故事，很快就被一位阿拉伯-阿富汗办事处的代表招募了，那是个负责向反抗苏联的圣战提供援助的阿拉伯战士的伊斯兰组织。虽然圣战者通常在国内是捣乱者，但这个地位代表着扎卡维在社会等级上迈进了一步。在中东，虽然没有人喜欢酗酒的恶霸，但每个人都尊重圣战者。
但扎卡维加入圣战者团体的希望被证明是又一次痛苦的失望。他在1989年春天来到阿富汗，这对与苏联的红军作战来说太晚了，因为苏联在一年前就开始撤军。没有联系人，也没有人为其提供担保，他在游荡在阿富汗大街小巷上的阿拉伯战士当中感到无所适从。其实，在那批铁石心肠的战士之中，扎卡维显得是一个敏感的人。为了表明他的不安，他把名字临时改为阿•盖尔巴（al Gharib，在阿拉伯语中是“陌生人”的意思）。
“（他）是个非常单纯的人，神志健全，以自己的方式寻求真理。”圣战者组织先前的精神领袖之一、目前是约旦巴尔卡大学（University of Al-Balqa）伊斯兰教研究的教授哈姆迪•穆拉德（Hamdi Murad）回忆道。“你可能从来不会想到他会有一天转变为武装分子的领导人。”
扎卡维逐渐建立自己其他的关系网。在作为阿拉伯-阿富汗办事处在巴基斯坦白沙瓦市的一名低级雇员工作期间，他遇见了著名的激进的萨里发（Salafi）派思想家——以阿布•穆罕默德•迈格迪西（Abu Muhammad al-Maqdisi）之名而著称——并与其成为朋友。迈格迪西是巴勒斯坦人，在科威特长大，他在那里研究神学。他在20世纪80年代移居阿富汗，作为知情人，他了解圣战者团体内复杂的政治关系。他们很快成为密友，他们的友谊持续了十年。一个前圣战者回忆说他们是奇怪的一对。迈格迪西高个，浅色头发，眼睛碧蓝，是个引人注目的英俊人物。扎卡维则具有他的贝都因血统的一切体格特征：他的身材矮小，头发黑色。迈格迪西以原教旨主义的思维方式教导扎卡维。巴黎的东方语言与文明研究所的教授纳丁•毕考多（Nadine Picaudou）解释道：“萨里发派的意识形态主要是与环境猛烈决裂的运动。”而扎卡维——一个工人阶级的贝都因人、失败的圣战者、不适应社会的人——是一个与其所处的环境格格不入的人。
将近1993年年末，两人回到了扎尔卡市并开始宣传反对约旦政府的革命信条。数月后，在1994年3月，扎卡维和迈格迪西被捕，随后因创建自称为“联合的誓约”（Bayaat al Imam，即“Pledge of Alliance”）的秘密的圣战者团体而被判入狱十五年。
*囚犯中的霸主*
第二次服刑以某种在阿富汗时所缺乏的方式释放了扎卡维的内在潜能。曾在斯瓦卡（al-Suwaqah）监狱一同服刑的某个人说：“我认为在监牢里的七年远远足以重新塑造任何人的人格。”在监狱里，扎卡维既经受肉体上的折磨，也经受了精神上的折磨。他在单人禁闭室里、在约旦沙漠炎热的高温下、在类似狗窝的监房内度过了八个多月的时间。
扎卡维的蜕变既表现在体格上，也表现在心理上。他的同犯记得他不断坚持锻炼，用装岩石的篮子等他可以用来当作杠铃的任何物件练习举重。他失去了苗头的体型，变成一个大块头。那样的体格伴随着心理的强硬。“（他希望）默记《古兰经》，”曾与扎卡维同监房的肖伊许（Faiq al Shawish）回忆道。“我曾经帮助过他。他通常每天至少对我背诵10节。当涉及圣战和学习时，扎卡维是坚忍不拔的……他有耐心通宵达旦地研究一个问题。”
不像成熟的知识分子迈格迪西，扎卡维依据直觉行事。在服刑期间，或许就是因为服刑，他开始从一个普通的罪犯蜕变为某类更邪恶的人。他的同犯可能因为他来自相同的社会底层而尊重他。或者，可能是他向狱警显示的力量使他赢得了尊重。就像群狼的首领，他富有攻击性，不断采用身体对抗的方式。“他是个硬汉，很难对付。”曾任约旦这所监狱的监狱长萨米•马加利（Sami al Majaali）承认。“我们接近他时总是很小心，特别是因为他是个真正的首领，一个霸主，就像囚犯们所称呼的那样。对那些囚犯采取任何措施都必须经过他。如果他合作了，其他人就会遵从。”
在1999年的春天，全国性的大赦结束了扎卡维和迈格迪西的服刑生涯。据扎卡维的姐夫萨利赫•哈米（Saleh al Hami）说，他“离开监狱时并不十分高兴。在某种程度上，监狱里的条件比那种安逸、没事可做、老一套的生活更好。我感到他觉得无聊。他急切地渴望离开这个国家。”数月后，他离开约旦，前往巴基斯坦，试图与在车臣的圣战者取得联系。
*扎卡维和本•拉登会面*
扎卡维从来没有到达车臣。在巴基斯坦因签证过期被捕之后，他不情愿地越过边境，进入阿富汗。在那里，塔利班为从北方联盟手上取得对国家的完全控制的战斗进入了第六个年头。
2000年的某个时候，在南部城市坎大哈，扎卡维最终与本•拉登会面了。这两个人分别来自阿拉伯社会对立的两极，一个富裕而有影响力，另一个则是贫穷的不适应社会的人。不过，两个人拥有共同的目标：传播伊斯兰教。关键在于达成这个目标的战略的一致意见。本•拉登来自富裕的沙特家族，在其生涯中接触的是阿拉伯的政治精英阶层，具有全球化的、反帝国主义的圣战观。他的注意力在“遥远的敌人”即美国身上，因为美国支持在他看来是腐败且不合法的穆斯林政权。扎卡维是个工人阶级的圣战者，在约旦的监狱里成熟起来，是一个革命的亡命之徒。他对发动圣战的观念非常接近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的恐怖主义，这种观念由诸如爱尔兰共和军或斯里兰卡的“泰米尔之虎”（即“猛虎”组织）之类的地方化的团体付诸实施。
这就是为什么扎卡维在那次会晤时并没有向本•拉登发誓效忠的一个理由，情况与流行的看法正好相反；尽管他被邀加入“基地”组织的国际恐怖分子网络。扎卡维的视野局限在他认为是腐败的阿拉伯国家的政府上，特别是他的祖国约旦。一些专家认为像扎卡维这样低资历而且没有资金支持的人会拒绝本•拉登加入“基地”组织的提议是不可能的。但是，了解这位约旦激进分子的人说这类行为完全与其个性吻合。“他从来不服从于其他人的命令，”先前与其同在赫拉特（Herat）营地的某个成员说。“除了先知（穆罕默德）以外，我从来没听到他赞美过任何人。这就是扎卡维的个性。他从来不追随任何人。”
这也不是说扎卡维独自反对本•拉登的反美圣战观。“基地”组织内部的高层领导人也有类似的担心，比如说负责“基地”组织武装行动的首领赛义夫•阿尔-阿德尔（Saif al-Adel）就有。阿尔-阿德尔鼓励扎卡维设立一个独立的恐怖分子训练营。遵循这个建议，扎卡维迁移到阿富汗西北地区，到达位于伊朗边境的城市赫拉特。在那里的山区，扎卡维用来自塔利班的资金建立了他自己的训练设施。
扎卡维希望赫拉特营地能够用于训练回到约旦执行自杀性使命的人。这个营地是靠口头相传的。许多人只是回到约旦后、遇到了知道扎卡维的人才听说了这个营地，然后决定加入。在2002年初，在塔利班政权落入美国军队之手后，扎卡维逃到了伊拉克的库尔德斯坦，在那里他又设立了一些营地。他预期美国会入侵伊拉克。在安排一个童年时的好友负责他的营地之后，他于2002年夏天秘密潜入巴格达，开始准备战斗。
*扎卡维之谜*
在2001年秋天，库尔德情报机构第一次使美国人注意到了扎卡维。虽然美国官员不知道他的名字，但他们立即与约旦政府取得联系，以便得到更多信息。
扎卡维的罪行清单很快就罄竹难书了。在2001年11月，美国和约旦的联合调查指控扎卡维参与了2000年千年庆典期间在约旦失败了的“基地”组织的阴谋。在2002年2月，他因涉足这次失败的攻击而被缺席判处有期徒刑15年。他们还指控他对2001年暗杀以色列公民伊扎克•西奈（Yitzhak Snir）以及2002年在安曼枪击美国外交官劳伦斯•福利（Laurence Foley）负责。因为找不到支持这些指控的过硬证据，许多中东地区的记者和观察家因此认为扎卡维被精心勾画为新的国际恐怖活动的首领。毕竟各方从扎卡维之谜中可以得到许多好处。库尔德人可以利用他来说服美国轰炸在伊拉克北部的圣战者营地。约旦人可以利用他来解释由本地武装分子实施的一系列恐怖攻击之谜。而美国人，为了给入侵伊拉克找理由，可以利用扎卡维的模糊身影把萨达姆的政权与由“基地”组织构成的威胁联系起来。
鲍威尔2003年2月在联合国安理会上的讲话第一次使扎卡维的大名赢得了公众的注意。几乎在一夜之间，这个约旦的武装分子本是国际恐怖主义的无名小卒，却在全世界数十起爆炸企图中留下了他的印记。他被认为与9•11事件之后发生的几乎所有的重大恐怖袭击有关，其中包括策划在西班牙、德国和土耳其创立“基地”组织的基层组织。他被指控参与了在卡萨布兰卡、马德里和其它地方的恐怖袭击事件。
无论扎卡维是否参与了这些阴谋中的任何一个，有一件事是确定的：他正使自己做好战斗准备。“那些认为在美国准备发动对伊战争期间像（扎卡维）那样的人不会准备在那里对抗美国人是幼稚的，” 一个在赫拉特营地的成员说。“他对此已经计划已久了。”制订计划似乎是扎卡维最有力的技能之一。他故意保持节制，在2003年夏秋之交——在什叶派教徒叛乱开始后数月——之前不在伊拉克实施攻击。根据接近他的人说，扎卡维不可能对抗美国的战斗机、导弹和高科技武器。因此，他等到美军占领伊拉克而他在逊尼派抵抗运动中的支持网络完全建成之后。
扎卡维的等待策略以2003年8月的两次攻击而告终：一辆汽车在联合国驻巴格达的总部爆炸，数日后，扎卡维第二个妻子的父亲驾着装有大量爆炸物的汽车冲入伊玛目•阿里（Imam Ali）清真寺。这两次攻击的联系一开始没有引起西方分析家的注意。大家认为在伊拉克的冲突是以美国及其支持者为一方、以牧师穆克塔达•萨德尔（Moqtada al Sadr）的什叶派武装分子和萨达姆的忠于者为另一方的对抗。但圣战者很好地理解了这些攻击的象征意义。对扎卡维来说，伊拉克的冲突有两条战线：一条是反对联军，另一条是反对什叶派。他最终试图把握本•拉登对那个遥远敌人即美国的界定。美国在伊拉克作为占领者出现，令他清楚地明白美国是一个与他逐渐痛恨的任何阿拉伯政权同等重要的目标。
*“基地”组织在伊拉克的领导者*
在2003年8月和2004年12月之间，本•拉登和扎卡维经常通信。根据最近出现的这类信件，他们交流的重点是圣战的基本要素。扎卡维试图获得本•拉登对他在伊拉克采取的行动的祝福。为什么先前曾拒绝加入“基地”组织网络的扎卡维如此急切地想得到奥萨马•本•拉登的赞同？正好与鲍威尔在安理会对扎卡维的描述相反，他在广泛的圣战运动中不过是个小角色。作为一个来自扎尔卡的贫穷的贝都因人，他缺乏把伊拉克的逊尼派教徒团结在他周围的宗教权威。他急切地需要正统性。而本•拉登是唯一能够帮助他达到这个目标的人。
扎卡维急于在逊尼派和什叶派教徒之间引起冲突。否则，他害怕伊拉克人的叛乱可能发展成为民族抵抗运动，令两派找到共同的目标。这样的担心在2004年春得到了证实，那时萨德尔的反抗引起了逊尼派叛乱者的敬慕。这位传教士的图片被张贴在逊尼派教徒生活的社区的墙上。在他与本•拉登的通信中，扎卡维无情地强调防止伊拉克的逊尼派和什叶派教徒在真正的民族主义的旗帜下团结起来的必要性。如果这种情况发生，他的结论是圣战者将被逐出，因为他们是外国人，而叛乱会成为一项民族事业。
也许很难相信一个来自扎尔卡的纯朴的人能够产生如此复杂的对新伊拉克的政治分析。许多分析家相信受过更好教育的圣战者在关于他的传说产生之后已经成为他的党羽。或许他依然听从他的直觉。无论是哪种方式，围绕着他而构筑的传说植根于他转化为政治领导人。在本•拉登身陷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边境的情况下，扎卡维快速成为新的象征性的对抗美国的领导人，成为吸引向往成为这场奋斗的一分子的那些人的磁体。
在2004年4月5日，扎卡维写信给本•拉登，他说他有两个选择：留在伊拉克并面对某些反对其方式的伊拉克人的对抗，或者离开伊拉克寻找另一个发动圣战的国家。四天后，扎卡维绑架了美国公民尼古拉斯•伯格（Nicholas Berg）并砍掉了他的头。这是2004年4月到11月发生的在因特网上播放的数起野蛮杀人案中的第一起。这些恐怖行动是扎卡维对美军推进逊尼派三角区（the Sunni Triangle）、特别是攻打费卢杰的部分反应。这些行动清楚地向本•拉登表明，无论他同意与否，扎卡维决定留下来。
在2004年12月27日——费卢杰失陷一个月后——由“半岛”电视台卫星频道播放的公告中，本•拉登终于接受了扎卡维，同意支持他在伊拉克的战斗。“埃米尔穆贾希德（即‘圣战者’）、高贵的兄弟阿布•穆萨巴•扎卡维以及团结在他周围的团队是最好的（信奉伊斯兰教的信徒）……我们‘基地’组织的成员欢迎你们与我们联合起来……因此，让人们知道吧，穆贾希德兄弟阿布•穆萨巴•扎卡维是‘基地’组织在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淌的土地上的领袖，而在伊拉克的这个团体的兄弟应当向他发誓效忠。”
那位沙特百万富翁的反美宗教战争与那位约旦工人阶级的贝都因人的革命圣战最终合二为一了。从扎尔卡的贫民窟到费卢杰的战场，扎卡维的生命达到了他最的成就颠峰——不在于他加入“基地”组织，而在于他赋予伊拉克的圣战以新的、革命性的、反帝国主义的意义——的顶点。
在某种意义上，正是那些使扎卡维显得最为普通的东西——他卑贱的出身、虚度的青春以及早期的失败——使他成为最令人恐惧的人物。因为尽管他可能具有作为领导人的某些天赋，但也存在有更多的“扎卡维们”有能力取代他的位子的可能性。他的窜升标志着圣战运动在血腥和暴虐横行的伊拉克扩大了、民主化了。“基地”组织的老领导人现在身陷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之间的部落地带内，显然接受和欢迎这样的变化：从小规模的、精英化的先锋行动蜕变为大众运动。更可能的情形是：这样的变化对本•拉登和“基地”组织来说是形势的必然发展，而不是他们所希望的战术变化。无论如何，它必定意味着战场将变得更为宽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