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并不是问题
China's Currency: Not the Problem

作者: 盖保德
（原载于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政策简讯》，第39期，2005年6月) 版权信息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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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华盛顿，针对美国的经济问题，政治策略家们达成了一个奇妙的解决方案：让中国货币升值。然而，任何合理的经济学衡量标准都显示，人民币汇率并没有被低估。中国对美国虽然有贸易盈余，但它同世界上其他地方存在着贸易赤字。并且，中国外汇储备的积累并不是贸易盈余所造成的，而是大量投资资本流入的结果，这种资本流入的部分原因就是投机者们一直在赌中国会屈从于美国的升值压力。如果美国想要长远改善其经济状况的话，紧盯人民币汇率只会徒耗精力，它应着眼于其它方面，着手提高美国工人的生产率。

正文

在华盛顿，国会议员、商业代表和许多行业的权威人士们一致要求中国货币升值。他们抱怨美国人失去了工作机会，实际工资下降，声称中国以操纵人民币的方式使它进口到美国的商品获得相对美国制造的产品的不公平的价格优势，从而造成美国贸易赤字大幅上升。国会威胁将对中国进口物品增加28%的关税，除非中国让人民币升值。

强迫人民币升值可能暂时会给某些生产商带来好处，尽管这些得益者更有可能是其它发展中国家向美国出口玩具和纺织品的生产商。但这并不能解决美国经济的长远需求。美国经济增长需要提高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流动适应能力和社会保险。最为重要的是，迫使人民币升值不符合目前国际经济秩序的规则，它将开启一项危险且有碍稳定的先例。

国际专家和专业机构，包括美国财政部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都认为中国的汇率并未使其获得不公正的好处。尽管中国在对美国的双边贸易中确实存在贸易盈余，但它和世界其它地区却有着贸易赤字。中国外汇储备的迅速积累（通常被认为是人民币被低估的信号）并不是贸易盈余的结果，而是投资资本流入的结果。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投资大部分是投机行为，其目的恰恰是等待美国通过外交压力让人民币升值，然后攫取利润。

*中国的贸易盈余告诉我们什么？*

中国对美国的双边贸易盈余是庞大的，而且正在快速增长。美国人口普查局报告2004年美国对中国的贸易赤字达到1620亿美元，占美国贸易总逆差的24%。它在2003年的基础上增长了380亿美元，而2003年它已达到美国贸易总逆差的23%。这比美国对其它任何国家的直接双边贸易逆差都要大。

但是，对某个贸易伙伴的盈余并不能证明一个国家的汇率是不公平的。没有人认为其它国家购买美国商品的金额一定得和美国向他们购买的商品金额相等。经济学家一致认为，在机制健全的国际市场中，任何国家都会对某些国家存在贸易赤字而对另外一些国家存在贸易盈余，而且盈余和逆差的数值可以是相当大的。对某个贸易伙伴存在大的逆差并不能说明该伙伴采用了不恰当的汇率。更有说服力的统计数据则是一个国家的全球贸易差额，即它对所有伙伴贸易收支差额的总和，而中国的全球贸易盈余并不过度或不公平地大。

有两种方法可清楚地说明这一点。第一种方法是把一个国家的贸易盈余作为其国内生产总值（GDP）的一部分，这个部分所占的比例大往往表明其具有不良的低迷的国内需求。第二种方式是将一个国家的全球盈余规模作为美国贸易总逆差的一部分。在假设全球供应链紧密相联的情况下，一个国家的全球盈余、而非它在美国贸易赤字中所占的份额才能真正检验出它是否造成国际贸易不平衡。

和许多其它国家相比，中国2003年和2004年的全球贸易盈余在GDP中所占的份额并不大，均约为3%。这些贸易盈余在GDP中所占的份额比德国、荷兰、泰国、阿根廷、马来西亚和新加坡都要小。

中国在美国贸易总赤字中所占的份额也揭示了类似的结果。中国2003年和2004年在美国贸易赤字中所占的比例分别是7%和8%，这与新加坡所占的比例相当，小于日本、德国、石油输出国和整个欧元区所占的比例。日本、石油输出国和欧元区的贸易盈余加在一起超过美国贸易赤字的60%，而中国只占很小的一部分。

为什么中国对美国的双边贸易盈余如此之大，而其全球盈余却并不大呢？其原因是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实际上是再出口了大量从其它地方（如日本、韩国、台湾、菲律宾、印尼，甚至印度和欧洲）进口的原材料、零部件和成套设备。中国经常是国际供应链中的最后一环。比如中国出口的计算机，其显示屏、电路板和其它重要部件都是从其它地方进口的，在中国只是进行组装。美国人所买下的所谓“中国制造”的计算机，可能就是日本、韩国、台湾、香港和中国共同生产的。事实上，自2000年到2004年，东亚和东南亚其它地区对美国的直接出口都下降了，而经由中国的再出口却增加了。没有亚洲的再出口贸易，中国对美仍然存在着可观的盈余，但是，由于要进口能源、原材料和设备，中国和世界其它地区的贸易就出现了逆差。从整体上看，它的全球贸易盈余是不大的。

有些批评者称，中国应该以大的贸易赤字来平衡投资资本的流入。这是个蛮有意思的说法，但这个提法要求用贸易赤字作为公平汇率的证明，这不符合测试贸易公平与否的常识。仅仅因为一个国家全球贸易赤字过小而要制裁该国的做法也不符合美国的一贯政策。问题在于贸易盈余是否过大，而就我们看来，中国并不存在这种情况。

*中国的外汇储备积累说明什么？*

如果中国的贸易模式并不说明它的汇率制度不公平，那么中国的外汇储备积累能否说明这一问题呢？储备是一个国家手中的现钞，它是通过贸易盈余和其它诸如资本流入的方式积累起来的。这种“现钞”不仅包括现金和硬币，还包括那些在全球大的债券市场上容易抛售的流动资产，如黄金和像美国国库券那样的高品质债券。

正如联邦调查局把某人银行帐户上的资金大幅增长视作他可能进行贪污、从事间谍活动或其它非法活动的信号一样，经济学家把一个国家的外汇储备看作其进行不公平贸易活动的一个信号，如提供补贴和采用固定汇率，结果是获得了超量的贸易盈余。但就中国的情况而言，其外汇储备的积累却没有提供这样的信号。

到2004年底，在短短三年时间内，中国的外汇储备由2000亿美元上升到6000亿美元。但这种外汇储备积累并不是因为中国贸易盈余的结果，而主要是靠外国投资资本的流入来实现的。而且，中国的外汇储备规模并不像看上去那般雄厚。见背景信息栏《贸易差额对经常账户差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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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差额对经常账户差额

许多分析家在评估外国商业活动时都考虑经常账户差额，主要因为它包括在媒体头条中很少见到的服务贸易。经常账户数据也报告其它收入和支出，特别是转移和返还的利润。经常帐户交易不同于构成资本和财务账户的投资资本流动，资本流动反映一个国家向国外借入或借出的资金多少。所以，一个国家的经常账户差额表明它在国际上是否“由自己付费”。

但是对中国而言，转移和返还的利润最近也成为投资资本流动的渠道，它们以财务账户的面目出现来规避中国对投机性资本的管控。在2002年之前，外国公司缴纳的每年稳定在100亿美元的收入流出到2003年至2004年就变成了近300亿美元的资金流入，而那时正是其投机性资本流入飞涨的时候。这种转变与不公平的汇率并无干系。

货物和服务的流动对汇率非常敏感，但资金转移和利润缴纳却不是这样。结合经常帐户的失真和汇率的敏感度可以解释为什么需要强调货物和服务贸易的重要性。无论如何，以2003年和2004年分别占GDP3%和4%的情况来看，中国的经常账户盈余是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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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化以前的时期，各国通常保持足够支付三个月进口所需的外汇储备。而在电子时代，投资资本的流量变得愈来愈大，日交易额达10亿甚至30亿美元，资本流量可能突然发生井喷的风险使如何确定外汇储备的警戒水平变得大大复杂起来。美国和欧元区国家并不需要很多储备，因为它们基本上印自己的储备货币。而那些无法这样做的国家会发现自己很容易受到国际货币汇兑的即时性行情的影响。比如，在1997年至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那些需要稳定汇率和大量投资的国家就花光了它们手中的储备。对于那些近来刚开始对大量投资开放的国家，在发生资金流量突然井喷的时候，它们就无法应付现金短缺的窘境。在发生金融危机的时候，许多货币的价值和一些经济体便随之坍塌，除了香港之外，这些经济体都没有足够的外汇储备。

如果一个国家的储备不能完全自由汇兑，那么它所需的外汇储备量可能还要大些。有些储备可根据需要随时获得，说得含蓄点，这种储备便是“热钱”，正因如此，它们也可能以电子般的瞬间速度离开这个国家。近期资本从中国输出转向输入的巨大转变表明，在2001年到2004年间增加的4000亿美元之中，可能有2000亿到3500亿美元是“热钱”。这些资本以一种可让投机者迅速将其撤出的方式涌入中国。没有这些“热”钱，中国2004年年终的储备将不到4000亿美元，更不是官方所报道的6100亿美元。这种低水平的有效储备可支撑的进口月数不超过8个月，如果对“热钱”数额估计稍高一些的话，甚至可能还不到8个月。尽管8个月的储备量不算少，但和日本、韩国甚至印度等国家相比，还是小了些。

*大量市场干预本身是否表明存在不合理汇率？*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指导方针，国家可以干预外汇市场“以应付混乱状态”，其特点是“阻止货币汇率价值的短期波动”。作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成员国，中国被允许在特定条件下采取干预措施，而它自己延长干预并不能成为其操纵汇率的证据。正因如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不再在这个问题上与中国纠缠不清。然而，美国的决策者们却争辩说，中国维持固定汇率的干预具有同时损害中国和世界经济的风险。他们认为中国干预的真实目的是要保持它对美国的贸易盈余。

但是，中国的干预是为了处理投资流动问题，而并非贸易，并且，中国的实际情况表明干预所带来的风险（如果它们存在的话）被夸大了。投资资本流动是国际贸易的潜在海啸。用通俗的话来讲，外国金融家可在某个国家投入大量资金，用它购买当地货币以便在当地进行投资，购买如此大量的货币势必导致其价格升高，这样一来，它就迫使该货币升值。当投资者认为这种货币变得足够昂贵的时候，他们就会将手中持有的货币重新抛出兑换成外币。这种货币价值的升高可令他们获取大量利润，而之后该货币的价值又会重新回落。

这就是汇率投机行为，它制造压力导致汇率和日常的贸易波动，为将来的汇率水平带来高代价的不确定性。今天的“风险规避”服务充许金融交易商付费来保持将来某段时期内的汇率不变，但这种服务在中国只是最近才出现，对中国想扶持的小贸易公司而言，这一服务是陌生的奢侈品。中国像其它国家一样，不想依靠不成熟的服务来迎合不老练的客户，而是对货币市场采取政府干预以保证汇率稳定。同时，像其它贫穷的国家一样（包括数十年前的富裕国家），中国采取资本控制来限制投机性投资活动。资本控制的运作算不上完美（它漏掉了一些投机性投资），但在目前来讲，其运作情况尚属良好。

政府干预和资本控制的结果是，中国有了稳定的汇率，这有利于商业活动。这种稳定是中国的政策重点，因为这个国家尚有几千万的人还在竭力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水平，无论是从经济、人道或政治的角度来说，他们都无法承受得起反复无常的自由资本流动和不稳定的汇率。

货币市场干预具有国内风险，但通过与资本控制相结合的综合干预，这些风险可降低到最小程度。原则上讲，用人民币购买外币储备，中央银行增加了人民币在国内货币供应中的流通，从而蕴含造成通货膨胀的危险。但实际上，通过售出债券来兑换现金能使所增加的流通量不大，中国中央银行可从经济体系中收回这些现金。这一过程目前在中国运行有效。

另一国内风险关乎利率政策的独立性。如果采用固定汇率的话，资本可自由流入和流出（或漏出），那么中国将被迫与国际利率相配套，以避免大量的谋取高额回报的投资流动。但中国的情况是，整体有效的资本控制可保护其利率的独立性，资本控制因此可使国内金融市场在很大程度上顶住国际上的压力，这种管控使得情况在短时间内不会出现变化和风险。

*为什么投机性资本流动还在持续？一个恶性循环*

由于预期中国将受美国的政治以及投资资本流动压力而让人民币升值，那些可控制却往往是非法的投机性资本大量涌入了中国。中国将屈从于国际压力而让人民币升值的可能性吸引了投机者们。

其结果是一个恶性循环：美国要求人民币升值的政治主张成为了鼓励投机性资本流入中国，这种投机性资本的涌入增加了外汇储备，而不断扩大的储备（不合理地）进一步增强了要求升值的政治呼声，这反过来又鼓励更多的投机行为。因此，即使中国的贸易盈余表明其汇率基本反映了根本的市场力量，这种恶性循环还是无限期地延续了投机性投资行为。这种规模的投机性行为反过来会阻止中国尝试它的中期目标之一：采取更为灵活的汇率制度。

*全球风险和中国对灵活汇率制的需求*

正如美国财政部5月17日向国会的报告中所言，财政部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专家向来认为中国的汇率并未对其贸易提供不公平的优势。但要保持这样的结论面临着政治上的困难，因为媒体关注的是美国制造业就业和外购的损失。其结果是，到2003年，美国外交压力转为强调中国需要采取灵活汇率制。

对美国媒体和外行人来讲，这种推动增加灵活性的策略听起来就是施压让人民币升值。但需要再次强调的是，问题在于资本流动而非贸易。即使中国也同意，当将来放松资本控制的时候，就有必要采取灵活汇率以保证健康有序的投资资本流动，但在资本帐户开放之前，中国不需要引入灵活汇率制。

然而，美国的外交又一次混淆了贸易与投资之间的区别，声称中国的固定汇率制对其贸易伙伴和全球贸易平衡构成威胁。对普通受众而言，这听起来好像是中国的固定汇率增加了美国的贸易赤字，从而威胁到全球贸易不平衡，即使美方官员实际上明白中国的全球盈余只不过是这些不平衡中的一小部分罢了。

事实上，如果中国不首先引入灵活汇率就放松了对短期投资流的管控，那么其固定汇率会对全球平衡构成潜在风险。这是因为转变汇率将使得那些试图利用其他国家较高利率谋取投资利润的人们无法获得好处。没有灵活性，投机性资本流动可能会飞速增长，正如其在亚洲金融危机中所表现的那样，从而影响经济的稳定和有序的全球贸易。

这种风险对中国而言是比较低的，因为在实现其金融体系现代化和实行更为灵活的汇率制度之前，中国的决策者看来并无放松资本控制的意愿。中国、亚洲和世界经济的实际情况表明，美国外交官员强调的种种风险或许并不源于中国坚持固定汇率，而是源于放弃对资本的控制。

*亚洲邻邦和中国的汇率风险*

尽管我们看到中国的全球贸易盈余只占美国贸易赤字的8%，而2003年东亚和东南亚其它地区的全球贸易盈余相当于美国赤字的34%，但美国外交官员和媒体评论者还是强调中国坚持固定汇率所带来的另一个风险：除中国之外其他亚洲国家的贸易盈余。许多亚洲国家也开始实行政府干涉，使自己的货币免于升值。

这些外交官员和媒体评论者称，如果中国采取灵活的汇率制度让人民币升值，那么它的亚洲竞争者们会更为释然地让自己的货币也随之升值，这样它们的全球贸易盈余便会下降。但事实并非完全如此。亚洲其它地区的全球贸易盈余源于这些国家长期以出口为导向的增长战略，同中国以内需为导向的增长相比，这些以出口为主导的增长战略反映其在国内需求和依赖美国经济增长周期上的长期顽症。它们并不是和中国在竞争，人民币升值或灵活汇率制并不能革除这一顽症，也不会改变这些亚洲国家以出口为导向的增长战略。华盛顿的决策者们应该将他们的注意力转向提高美国生产率的任务上来，而不是喋喋不休地怪罪中国的汇率。

*关键对策*

中国的汇率制度对其本身、对其邻邦或全球经济来说都构不成威胁。如果有任何会对全球经济构成重大风险的话，它将源于欧洲和日本低迷的国内需求。这些工业经济体能够有效提供从贫穷国家引入更多进口的需求，但它们却竭力保持自己对美国和世界的大量贸易盈余。它们让美国独自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以满足贫穷经济体完成市场改革和内部重组所需要的支持。

中国的汇率合理地反映了市场的力量。只要中国的决策者们能够继续成功地综合运用资本管理、货币市场干预和资本管控下所能做到的独立的货币和投资政策的话，那么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并不需要采取汇率灵活制。华盛顿的决策者们应该把注意力转移到提高美国生产率的任务上来，而不是喋喋不休地谴责中国的汇率，长期可持续发展的惟一坚实基础是增加工人的收入和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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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盖保德（Albert Keidel）是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中国项目的高级研究员，他担任美国财政部东亚司副司长至2004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