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幻的财富 Fool’s G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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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蒂芬•法利斯(Stephan Faris)
译者: 洛云
原载:《外交政策》网络专版(2007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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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能还没有注意到,但非洲的确正在飞速发展。然而,正当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终于开始经历真正的经济发展之时,资源的祸根却带来了可能会把经济发展的成果吞噬殆尽的威胁。
这段时间以来,非洲的事态似乎有所好转,特别是在撒哈拉以南的地区。连续第三年,该地区的经济保持了5%至6%的增长水平。最近呈现的商业繁荣提高了该地区对其潜在的投资者的吸引力,尤其吸引了中国的注意力。世界越来越依赖非洲大陆的石油资源。去年,非洲超过中东,成为美国最大的原油进口商,其提供的原油占到了美国总进口量的22%。每一天,过去常常对令人沮丧的经济统计数据感到无望的非洲人都真切地感觉到,他们的命运更好了一些。《纽约时报》和皮尤全球态度项目最近进行的一项民意测验显示,大多数次撒哈拉地区的非洲人都认为,他们的经济状况与五年前相比有所好转,并且他们的下一代的生活水平将会继续得到提高。他们是对的,至少在未来的一段时期内将会是这种情形。经济学家们预言,2007年,非洲的经济增长水平将会上升至7%,这主要是由于盛产石油的非洲国家的石油产量将再创新高。
但是,石油的赐福可能最终被证明是个乔装打扮的祸根。在今年早些时候出版的一项研究报告中,牛津大学教授、世界银行发展研究项目的前负责人保罗·克利尔(Paul Collier)教授调查了历史上非洲的商品价格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以便了解目前石油资源带来的繁荣对这个地球上最贫穷的大陆意味着什么。“通常情况下,商品价格的上涨会对非洲产生短期的积极影响。”他说,“但它对非洲大陆的长期影响却是可怕的。”
克利尔的研究显示,一般来讲,石油、木材和矿产的生产者们会在第一个七年内看到其国内生产总值保持年增长10%的态势,但20年之后,国民生产总值则会降到最初的75%。他说,当现金大量涌入没有准备的国家时,会导致不稳定的公共消费、加剧的通货膨胀、严重的不平等、贸易保护主义和发生内战的真正危险。
以尼日利亚为例。据官方估计,自1960年开始开采石油以来,这个国家已经由于浪费和贪污腐败,损失了将近4000亿美元。与之相比,在同一时期,西方对所有非洲国家提供的援助总额大约是6500亿美元。在出产石油的尼日尔三角洲,学校和医院已陷于瘫痪。在这里的大部分地区,乘船走水路比徒步或驾车走坑洼不平的公路要好得多。石油溢出的情况十分常见,燃烧的天然气映红了夜空,彻夜都是一派人造的日落景象。“其结果是,现金大量涌入,却几乎看不见它被花在了哪里。”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的非洲项目负责人斯蒂芬·莫里森(Stephen Morrison)说。
地下的巨大财富与现实社会的贫穷状况之间的不一致,点燃了愤怒的火焰,引发了全面的反抗和叛乱。好战的武装团体向尼日利亚的石油部门发起了进攻。通过轰炸输油管道,从酒吧、餐馆和旅店绑架外籍工人,他们已经使这个国家三分之一的石油生产点被迫关闭。他们的高速游艇在海岸上能够袭击40英里以外的目标,这说明海上的石油生产平台也处在危险之中。在四月份的全国大选之后不久,持枪歹徒炸毁了新当选的副总统建造在河岸上的家,造成两名警察死亡。他们采取的每一次暴力行动都震撼了整个国际石油市场。“石油是个祸根——不仅仅在非洲是这样的。”莫里斯说。
在非洲的更东边,乍得可能同样正在走向内乱。七年前,乍得的新输油管道有望为非洲的石油发展打造一个新的样板。为了达到保护环境和让国家摆脱贫困的目,有关人员小心谨慎地设计了这个42亿美元的石油开发项目,推出了一系列的安全措施,以保护这笔巨款不被政治家们贪污。石油创造的收入被存入伦敦的一个银行账户上,其中的10% 是为子孙后代储备的。剩余的收入中,五分之四被指定用于转项发展,将花费在教育、基础设施、健康和社会服务方面。
然而,围绕着这个项目的乐观主义很快就夭折了。自从2000年开始铺设输油管道以来,乍得已经在联合国的人类发展索引上从第167名降至第171名。邻国苏丹的达尔富尔地区发生的叛乱两次威胁到乍得的首都,于是,乍得总统伊德里斯·代比(Idriss Déby)动用了从石油管道交易的收入中获取的首笔签约红利450万美元,以购置武器,包括两架直升飞机。然后——在两年前,总统干脆重新拟定了规则。他废除了伦敦的银行账户,撤销了为后人设立的基金,在发展项目的名单上增加了“安全”这一项。
如果克利尔的预测是对的,那么乍得人可能会发现,尽管采取了所有的安全措施,但如果没有钻探那些油井,他们的日子可能反而会更好过些。“如果像乍得那样的专政国家想削弱和改变规则,那么它尽可以那样做,无论那些规则多么严格,都无济于事,”负责监察世界银行对这个项目进行的环境和社会评估的罗伯特·古兰德(Robert Goodland)说。
如果不能强迫一个像乍得这样在地理政治学上处于劣势的国家明智地花钱,那么该怎么办呢? 一个办法就是继续向这个国家的政府内部的改革派们抛出救生索。相应地,人权倡导者们已经把“透明”作为其努力的重点,即要求公示石油公司向(非洲国家的)政府上缴的款项。
另一个办法是把关注的焦点放在石油公司身上。约翰·希尔利(John Sealey)是威斯康星州耶稣会会士省(Jesuit Province)的社会和国际部门的助理也是一个笃信宗教的投资者。他支持一项股东决议,即呼吁美国雪弗龙能源公司制定一系列广泛的、透明的、经得起检验的人权政策。他说,“20年前,由于非洲的种族隔离政策作祟,我们采取的战略是收回投资;现在,我们采取的战略更像投资。如果你不能坐到谈判桌旁,你就无法发出自己的声音。”
令人惊奇的是,倒是那些石油资源匮乏的国家可能更会珍视它们得到的赐福。当克利尔关注其他商品,研究糖、咖啡、可可豆或棉花的价格的增长时,他发现了没有负面作用的繁荣。“一个很大的不同是,农产品带来的收入流向了农民,”他说,“看来流经政府的收入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但是,姑且不论政府对国民收入的控制,石油与其他商品之间还存在着一个重要的不同:从生态学的角度来说,糖、咖啡、可可豆和棉花是可以持续生产的,而石油资源却迟早会有枯竭的那一天。
在非洲的石油发展方面最成功的范例,可能最终被证明是加蓬。这个位于非洲西部的小国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内战,但其石油产量在1997年达到顶峰后,储量开始呈下降趋势。40年的石油钻探给加蓬带来的最大的好处是,它的工业部门和农业部门的发展如此落后,使得这个国家得以拥有非洲大陆上最原始的一部分雨林,并为此而自豪。如果加蓬人不能从石油生产中获益了,或许他们将会从旅游事业中得到好处。
版权信息: ©本文版权为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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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蒂芬•法利斯(Stephan Faris):自由记者,正在撰写一部有关气候变化的政治、经济和战略影响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