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世界的政治改革:新的骚动
Political Reform in the Arab World: A New Ferment?

作者: 埃米•霍索恩
译者: 刘东国
（原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卡内基论文》，第52期，2004年10月) 版权信息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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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自2001年9.11恐怖主义袭击以来的三年当中，阿拉伯世界的改革问题不仅与西方决策者打击基地组织的心理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且也成为中东地区自身讨论最多的议题。阿拉伯各家卫星电视台播出的访谈节目生动地讨论了阿拉伯国家集权统治的持续性和执政当局无能的问题。阿拉伯各家报纸的舆论版面充满了这方面的文章，提出民主改革是加强该地区，反对西方控制，或者反之，使该地区与全球化和“现代性”接轨的惟一途径。公民社会团体、政党、甚至是商业组织越来越多地发表改革宣言。政治改革在埃及穆斯林兄弟会和沙特皇族这些超乎预料的群体中也成了讨论的热点。所有阿拉伯政府都承认在原则上有必要进行改革（有些政府甚至谈论起民主），不少政府已经公布了它们自己的改革创意。

新近的改革潮流使人们对未来有了乐观的看法，该地区终于对全球民主化趋势做出了响应。阿拉伯世界最著名的民主活动家之一的埃及社会学家萨阿德•埃丁•易卜拉欣认为，该地区自由民主的前景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光明。 颇有影响的美国新闻记者法里德•扎卡里亚访问该地区之后得出结论说，“在阿拉伯世界，人们到处都在谈论改革……风向有利于那些主张自由市场、现代化和西方式改革的人。” 2003和2004年，乔治•W•布什总统把阿拉伯世界民主化说成是一种必然趋势。他在2004年6月的一次讲话中宣称，“那一地区的声音越来越要求改革和民主变革……现在，自由之声正在中东回荡，没有人要反对它。”

对中东民主变革的必然性所怀的这种热情纯属早熟。到目前为止，对改革的谈论超过了实际的实施。在过去三年中，阿拉伯政府实际实施的改革相当有限，并没有从根本上影响它们的集权特点。此外，阿拉伯世界没有要求民主变革的民众运动，只有一些精英成员越来越多地对现存制度产生质疑，并考虑未来的各种选择方案。
然而，对政治变革的重要讨论显然正在进行。尽管这种讨论能在多大程度上穿透政治学表面而在更广的范围重新塑造规范和价值还很难预测，尽管在不同的国家改革的背景环境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但骚动是现实的，我们不应视其无关紧要。

正文

*漫长的道路*

一些西方评论家把阿拉伯世界描绘成是被9.11袭击突然唤醒起变革观念的、政治上停滞的地区。这样的描述失之远矣。除了海湾国家之外，其它阿拉伯国家在整个20世纪都遭受到强烈的政治变革潮流冲击。该世纪的前50年是一个相当不稳定的时期。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里，奥斯曼帝国崩溃，英国和法国成功地控制了该地区的大部分，尽管有些国家获得或恢复了名义上的独立, 但是新的帝国主义安排常常是充满了激烈的竞争。到二战之后，欧洲的帝国主义开始衰落, 带有自由主义和世俗精神的民族主义在这一时期成为阿拉伯政治当中占主导地位的因素。到上世纪中期，尤其是1952年自由军官政变和贾卖勒•A•纳赛尔在埃及崛起后，自由主义衰退，阿拉伯社会主义和泛阿拉伯主义掌权，并采取各种措施将政治制度改造成一党制国家，由中央统一控制经济。到20世纪的80和90年代，这些政权面临着经济紧缩和伊斯兰反叛运动的双重挑战，于是再次出现了温和的自由主义潮流。为了支撑其合法性，很多统治者尝试了严密操控下的多党选举，取消了对政治活动的某些限制。这些年来，该地区出现了致力于民主和人权的公民组织、阿拉伯语卫星电视台和其它更加开放的新式媒体。

政治改革在现代阿拉伯政治当中一直是挥之不去的主题，至少是阿拉伯政治体制的批评者在国内提出了这方面的要求，统治者在遇到危机的时候也做出过类似的承诺。比如自20世纪初以来，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就主张按照“真正的”伊斯兰原则进行改革，同他们所说的由西方影响所造成的阿拉伯社会的风气堕落做斗争。在埃及，1967年阿拉伯国家对以色列战败后，随着法官们和知识分子对改革的呼吁，纳赛尔总统试图通过宣布有限的政治改革来重新获得民众对他的信任。在与以色列冲突的紧要关头，要求变革统治方式和采取措施反对腐败的呼声震撼了巴勒斯坦民族运动。如上面所提到的，在20世纪80和90年代，面对越来越多的社会和经济问题，很多阿拉伯统治者口头上大谈特谈民主，时不时为自己穿上民主的饰衣，以此来支撑民众对自己的信任。

改革的呼声时起时落，然而却未能改变集权统治的核心。各国政府常常只把改革承诺当作碌碌无为的烟幕弹。据一个监督组织“自由会馆”的年度调查报告和大部分其他分析家的评估，到2001年，阿拉伯世界依然是世界上最缺少自由和民主的地区。 各阿拉伯政权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而控制了改革议程的开关。在大部分国家，自由化改革方案被束之高阁，或者是被颠覆。不错，整个90年代，该地区到处都能听到要求民主的呼声（尤其是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和公民社会活动分子当中）。但这些声音的表达通常又是谨小慎微和词义含糊，以避免越出狭窄的公众言论许可范围。在中东，诸如巴勒斯坦问题等泛阿拉伯事业主导着地区议程。在这样的背景下，他们的声音只是边缘性的，任何将改革当作首要议题的建议都普遍被视为是对这一事业的背叛。

9.11之后出现的改革骚动只是这一早期自由化潮流的发展，而非阿拉伯政治的全新阶段。当前的改革环境具有三个特征：首先，政治改革成了地区关注的一个议题。来自大部分阿拉伯国家的民主倡导者得以在泛阿拉伯媒体和地区性大会上发出自己的声音。几乎每一个阿拉伯政府都在口头上做出了改革的承诺。这一问题还第一次被提上了阿拉伯联盟首脑会议和其它一些类似会议的议程。地理范围的扩大对个体国家的改革呼声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各阿拉伯政府争先恐后地要向外部世界表明自己的改革面孔。民权活动分子与该地区的其他伙伴相互呼应。其次，言论的议题范围有所扩大。呼声最高的是自由民主主义者。他们公开提出了先前所不允许的议题，如阿拉伯统治者的任期限制和取消紧急状态法。第三，向改革必要性进行挑战的声音较弱。尽管巴勒斯坦和伊拉克问题仍然是阿拉伯政治言论中的主要内容，但目前的讨论更多地是围绕着需要进行怎样的改革，以及外部世界尤其是美国在支持变革方面发挥怎样的作用等议题，而不是围绕改革是否必要这个议题。

*外部压力*

有各种各样的因素刺激了当前的改革骚动，包括阿拉伯世界自身的发展和9.11事件之后所引发的前所未有的国际压力。尽管内部因素是最主要的，但外部压力值得首先考虑。因为这些因素最明显，最新颖。

9.11袭击发生后几天之内，阿拉伯世界的“民主赤字”这一先前并不惹人注目的话题突然成为西方媒体和决策圈内广泛讨论的焦点。主要是美国的一些评论家们把像基地组织这样的恐怖组织的蔓延和政治上极其好战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的兴起归咎于阿拉伯国家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停滞。新保守主义分析家们尤其谴责包括埃及和沙特阿拉伯这些美国的亲密盟友在内的阿拉伯政府，说它们培育了激进组织而窒息了温和派。新保守主义分子把与基地组织的斗争比作是和摩尼教的斗争，认为美国是西方文明的拯救者。他们呼吁布什政府对中东进行民主化改造，以此作为反恐战争的基石。

布什政府基本上接受了对恐怖主义根源的这一分析。这样，它就把责任和变革的义务转嫁到了阿拉伯政权，而不是由美国来承担，从而对“他们为什么恨我们？”这一突然传播开来的问题做出了回答。（对这一问题的另外一种答案是，对美国的敌意至少是部分地源自于美国的中东政策。这样的回答具有更大的威胁性，因为它意味着美国对恐怖主义的兴起负有责任，因此应当反思其政策。）将促进民主作为消除恐怖主义的灵丹妙药这一想法得到了政府中现实主义阵营的认可，在国会中得到了两党温和派的支持。这样，促进中东地区的民主第一次成为公开表明的美国中东政策的重要信条。

至少是到目前，新政策的核心还停留在口头上的规劝。布什总统及其班底在2003和2004年时不时就谈论政治自由和个人权利自由在中东扎根的必要性，承诺美国要支持该地区改革的声音，赞扬奉行改革的阿拉伯领导人，并呼吁其他人也这样做。美国政府对促进民主政策的最充分表达是2003年11月布什总统对“全国民主基金会”的一次讲话当中。他在讲话中宣布，美国政府将要用一种新的“促进自由战略” 取代美国在中东地区长期以来所奉行的无条件支持友好的阿拉伯极权主义政权的旧战略。他指出，旧的政策带来了稳定，但却未能保护美国的国家安全。

此外，在美国入侵和占领伊拉克的背景下，布什政府也经常呼吁阿拉伯的改革。政府一直宣称，推翻萨达姆•侯赛因并在伊拉克培植一个民主政府将激励整个中东出现一个民主变革的浪潮。这一宣称的目的不仅是要向美国公众提供一种发动战争的理由，而且还向各阿拉伯政权发出了这样的信号：美国不再一味地支持该地区缺乏民主的现状。

尽管新政策的锋刃还仍然停留在口头言辞上，但还是提出了一些外交与援助创议。政治改革被列入到与阿拉伯领导人会晤的谈话要点当中，美国高级官员围绕改革问题而对该地区进行了专访。新的援助计划包括2002年12月发起的国务院中东伙伴倡议（MEPI）和2004年6月在格鲁吉亚海洋岛八国集团峰会上正式提出的白宫大中东和北美倡议。前者为阿拉伯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教育改革计划提供资助；后者更加雄心勃勃，它提供了一个促进民主的美－欧框架，并建议设立一个新的民主基金和一个地区性论坛，以促进捐资国、阿拉伯各国政府和阿拉伯公民社会团体之间的改革对话。

美国政府还通过新的公共外交计划，包括设立向阿拉伯观众传递亲民主和亲美国信息的广播电视台来实施其促进民主的目标。在政府之外，还存在着其它一些形式的外部压力。比如国会议员对改革越来越感兴趣；9.11之后，针对阿拉伯民主问题的美国媒体报道、专家队伍、学术会议、研究项目及其它一些私人创议层出不穷。

各阿拉伯政府和公众对这一不受恭维的集体性关注潮流从两个层面上做出了反应。一个层面是，他们表现出敌意和防备。他们对华盛顿企图把自己标榜为民主的倡导者和所有阿拉伯改革者的朋友尤其报以轻蔑。鉴于布什政府散布其民主言论时所处的不友好的环境，这种敌意也就不足为奇了。布什政府对颇有争议的以色列总理沙龙的无条件支持更是加重了阿拉伯世界长期以来对美国在该地区所持动机的怀疑态度。另一个更深的层面是，尽管对民主言论的散布者持不信任态度，但很多政府官员和其他精英成员基本上还是接受了这样的看法，即阿拉伯国家需要进行积极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变革。正因如此，当2003和2004年美国的民主说辞越来越多时，国内反对阿拉伯体制的人在批评美国政策的同时，还呼吁进行改革。那些私下里支持民主改革但又不敢公开发表自己观点的阿拉伯人现在也鼓足了勇气参加进来。在他们看来，由于美国对阿拉伯统治者们糟糕的统治记录和人权记录不再采取默认态度，这样就使他们突然失去了保护，这些统治者很难再能像过去那样明目张胆地拒绝批评。

美国占领伊拉克进一步促进了改革的骚动，但不是像布什政府所预料的那样通过提供一个令人鼓舞的民主模式，而是伊拉克战争以其它的方式影响了改革的环境。对战争和对阿拉伯政府无力阻止战争的广泛愤怒使这些政府再次遭到了本国公民的谴责，人们对现状和政府的无能表现出新的不满。战争还激起了很多阿拉伯政府要把自己刻画成改革者的愿望，企图向国际社会表明他们与萨达姆•侯赛因不一样，他们关注其公民的福祉，因此不应成为美国打着人权旗号在未来进行干涉、占领和社会改造的对象。在2003和2004年，阿拉伯公民社会团体和反对党也开始提出了他们自己的改革创议。他们还试图利用来自美国的改革议程来抗衡新保守主义认为中东是一个被动的地区，需要由西方来加以改造的看法。

埃及、约旦和沙特阿拉伯情况更为紧张。这些国家是美国的亲密盟友，表面上反对入侵，但背地里却为美国提供了军事援助。在推翻萨达姆政权之后几个月，约旦举行了拖延已久的立法选举，借此来平息民众的不满。沙特政府发起了一个全国性的改革对话，并宣布将在全国范围内举行王国首次市政选举。届时，将选举产生一半的市议会议员。在埃及，胡斯尼•穆巴拉克总统通过议会提出了一个一揽子谨慎政治改革计划，这是十多年来政府所实施的第一个改革计划。

*内部因素*

如果没有内部因素推动各阿拉伯政府承认变革的必要性，并使国内的批评者更加大但地公开表达自己的观点，那么单凭外部压力将不足以引发对改革的讨论。

从该地区政府的观点看，使他们更容易接受改革观念的主要因素是担心恐怖主义的高涨和意识到安全措施尽管必要，但不足以消除激进团体。9.11事件不仅使美国感到震惊，也同样使很多阿拉伯政府感到震惊。沙特阿拉伯尤为吃惊地发现竟有如此多的犯罪分子是沙特公民。沙特政府起初不愿意相信这些信息的准确性，但最终又不得不接受证据，尤其是2003年恐怖袭击开始发生在王国内部之后。2000年美国科尔号战舰遭到袭击后，也门终于认识到恐怖主义在该国活动的程度。阿尔及利亚同伊斯兰恐怖主义已经斗争了多年。摩洛哥的卡萨布兰卡在2003年也经历了一次大的恐怖事件。约旦在过去几年中挫败了数起密谋。只有早先经历了恐怖主义高潮的埃及才控制住了局势，至少在当前是这样。

所有国家的反应都是采取严厉的安全措施，这又进一步限制了阿拉伯公民本已有限的公民权和政治权利。然而产生的另一种反应是承认了改革的必要性，在某些场合还实施了改革。还很难判断改革的冲动在多大程度上仅仅是基于要在国际上树立一个良好的形象这一愿望，在多大程度上是由于各阿拉伯政府接受了美国政府所认为的国内的压制是产生激进主义和恐怖主义的主要根源这一观点。鉴于大部分政府推进改革的局限性，前者比后者的可能性似乎更大。

此外，一些国家所面临的政治压力虽然迫使他们不得不面对变革的必要性，但这些压力与恐怖主义威胁毫无关系。埃及正面临着继承危机，穆巴拉克总统年事已高，并且没有任命副总统。约旦的大部分居民来自于巴勒斯坦，由于在西岸和加沙地区的巴勒斯坦人还在遭受袭击的同时政府仍然维护与以色列的和平协议，所以公民中怨声四起。阿尔及利亚政府军与激进伊斯兰团体之间在20世纪的整个90年代都处于内战状态，现在正试图重建能够维持脆弱和平的政治体制。海湾国家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对过去目的在于控制穷人和落后社会的政治体制进行调整，使之更加适合于统治企图参与到全球经济当中的受到良好教育的居民。在整个地区，政府面对的是进入劳动市场的人数与就业职位数量之间的巨大鸿沟。教育系统培养出来的毕业生不适合全球经济的需要。除了石油天然气部门之外，外国直接投资微不足道。对于所有阿拉伯政府来说，20世纪80和90年代所积累起来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压力到9.11袭击时得到了强化，使得改革成为必要。

联合国发展规划署于2002年5月发表的《阿拉伯人权发展报告》把改革的必要性提升为一个紧要的泛阿拉伯问题。报告对各阿拉伯政权提出了批评，谴责了教育、善治、自由及妇女权利等方面存在的赤字，把政治和经济改革描述成是解决该地区所面临的多重危机的关键。报告的可信性在于，它是由德高望重的阿拉伯人写出来的，而且还有联合国的权威来支持。各阿拉伯政府无法再像过去对待那些无足轻重的人所做的批评那样来蔑视该报告, 他们在阿拉伯联盟内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来研究这些建议。

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至少一些阿拉伯政府更加愿意谈论改革的另外一个因素是最近有四位年轻一些的领导人掌握了政权，即约旦的阿卜杜拉二世国王、巴林的哈马德•宾•艾萨•哈里发国王、摩洛哥的穆罕默德六世国王和叙利亚的巴萨尔•阿萨德国王。三位国王是1999年继承王位的，巴萨尔是在第二年接替他父亲的。一接过政权，每位领导都试图为自己包装上改革的饰衣，以此来建立自己的合法性。然而，领导人变更所可能迎来的大规模政治变革的期望在这四个国家中都很快成了泡影。个人巩固权力的倾向和不愿或无力与各自国家的保守派较量妨碍了叙利亚的改革进程，也极大地制约了约旦的改革进程。改革的潮流在巴林和摩洛哥依然尚存，尽管到目前变革还十分有限。但是，代际更迭以及埃及领导人的即将更换有助于培育一种新的气氛，国内问题现在更加容易得到公开讨论。

此外，很多世俗知识分子和诸如泛阿拉伯主义、阿拉伯社会主义等旧的意识形态反对派团体魅力衰退，这也极大地增加了对自由主义政治和民主改革观念的接受程度。统计数据表明，阿拉伯世界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几乎落后于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地区，这是一个耻辱，尤其糟糕的是这些证据无可辩驳。尽管大部分阿拉伯知识分子和社会活动分子仍然对来自外部、尤其是对来自美国的改革建议极其反感，但他们对民主是阿拉伯社会的合法愿望这样的观念还是容易接受的。

最后一个因素是伊斯兰政治运动如穆斯林兄弟会内部的改革趋势。这一趋势在过去十年中就已展现出来，主流伊斯兰团体发现，激进主义和暴力无助于他们的事业，因此开始寻求新的战略来争夺政治权力。9.11袭击使得这一趋势加速发展。面对来自阿拉伯政府越来越大的压力以及渴望与恐怖组织划清界限，一些伊斯兰团体变得更加开放，至少能够公开讨论民主的优点。

*改革的理论*

尽管该地区的政治精英已普遍认识到改革的必要性，但对改革的含义是什么还没有取得一致。相反，改革被普遍当作一种曼陀罗来使用，包含着不同的视角。

视角之一是自由民主主义观点，它把政治改革看作是建立世俗的西方式民主共和国或真正的君主立宪制国家所必需的进程。这一自由主义观点的倡导者呼吁阿拉伯统治者服从宪法对其权利的限制，服从人民的愿望并举行自由、公正和定期的选举，服从任期限制。他们还要求取消紧急状态法和安全法院，扩大人权（尤其是妇女权利），结束国家对媒体的控制，解除对政党和公民组织的限制，建立独立的司法体系，尊重法治。这一议程的广度和执着性反映了9.11以来自由主义声音的勇敢程度。此前，很多这些要求（尤其是与阿拉伯统治者的权力相关的要求）都是极其危险而无法表达的。

自由主义议程的倡导者包括知识分子、新闻记者、人权和民主活动分子、世俗反对党成员和为数不多的商人及具有进步思想的政府官员。很多人是在美国或者是欧洲受的教育，与西方政治、学术和生意圈有着联系。有些是对阿拉伯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感到失望的过去的左派分子。2004年3月在埃及准政府性质的亚历山大图书馆召开的一次学术会议上，主要由知识分子、前外交家和商人组成的一个团体发表了一个宣言，集中表达了自由民主主义的观点。 布什政府和西方媒体将这一宣言说成是阿拉伯公民社会内部出现真正自由民主运动的象征。然而实际上，亚历山大会议恰恰揭示了自由主义趋势的弱点。埃及政府谨慎地对所有与会者进行了筛选，剔除了真正的反对派人士或批评者，在与会名单中塞进了一些与构成宣言动员基础的组织没有任何联系的个人。

改革的第二个视角是温和伊斯兰分子所持的观点。他们在伊斯兰运动内部处于少数，但却是一个很重要的阵营。温和伊斯兰分子同意自由主义的某些核心改革要求，如自由选举，任期限制以及赋予选举产生的机构以实权。但他们坚持认为政治改革必须符合伊斯兰教法和习俗。鉴于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伊斯兰教法学派，所以很难知道这一主张的确切含义。有的会更多地对其做出自由主义的解释，有的则会对其做出原教旨主义的解释。然而总体来看，那些坚持改革必须符合伊斯兰法的人趋于弱化个人的权利，尤其是妇女和少数人的权利；对权力轮换原则也持暧昧态度。从更广泛的范围来看，让自由民主的支持者们更加关注的是，即便是温和的伊斯兰分子也把政治改革看作是建立由宗教法支配的“真正的”伊斯兰国家而不是由世俗法律统治的西方式民主国家的途径。温和伊斯兰分子不是看重西方的模式，而是与更广泛的伊斯兰运动有着同样的决心，即阻止西方世俗价值、经济统治以及政治影响对阿拉伯社会的渗透。他们把改革看作是加强伊斯兰社会、反对腐败和“霸权”的一种方式。2004年3月埃及穆斯林兄弟会发表的倡议最详细地表达了温和伊斯兰对现行改革讨论的看法。该文件包括了对政治改革的19点主张，呼吁用一个“与伊斯兰原则相一致的共和的、由宪法统治的、议会的和民主的国家”来取代目前的埃及政府。

第三个视角是由不少阿拉伯政权及其与政府有着密切来往的知识界和私营部门支持者所倡导的现代化道路。总体来说，现代化议程的主要特征是进行善治改革，比如提高司法部门的地位，简化办事程序，克服腐败等。它还呼吁增进（尤其是妇女和青年的）政治参与，“激活”公民社会（指发展和福利组织，而不是政治性组织），扩大人权教育，解除对媒体的某些控制。除了认可这些步骤之外，埃及、约旦和摩洛哥还宣布计划要修改有关政治参与的立法。这一改革的具体内容还不清楚。但据报道，埃及正在考虑的措施包括允许反对党代表进入监督政党登记的委员会当中；在摩洛哥，对资助和建立宗教和民族性质的政党提出了新的限制措施；在约旦，实行了义务投票制，将很多小党整合成为左、中、右三个大集团。

现代化视角的倡导者们有时只是借用“民主”一词。他们将民主描绘成是阿拉伯世界已经存在的一种制度，只需做一些程序性的改进，更多地注入民众的参与来使其更好地运转。因此，现代化视角拒绝自由主义者所提出的这样一种观念，即民主是一种新的完全不同的体制，它将彻底改变阿拉伯国家的特点，尤其是它将要求统治者服从于人民的意愿。相反，现代化视角强调有必要根据各个国家的具体情况和文化来实施渐进性的变革。这样，现代化改革的目标就是开发出一个统治效率更高，经济上更加成功，保持现行权力结构的新型版本的现行国家。2004年5月阿盟发表的改革宣言和由该地区最富有的商人组成的阿拉伯商会于2003年6月发表的改革倡议都表达了现代化视角的要旨。

贯穿三个视角的一个共同主题是拒绝外部世界，尤其是美国在促进改革中的作用，最多也只是对其抱着勉强应付的态度。只有少数自由主义视角的支持者能够接受美国的参与。 而大多数自由主义者虽接受西方的制度价值和做法，但却强烈排斥美国的作用。温和伊斯兰分子几乎清一色地深恶痛绝外部干预，尤其是来自美国的干预。实际上，穆斯林兄弟会改革方案的第一条就是拒绝一切外国提出的改革方案，说它是干涉埃及事务。现代化议程的支持者在西方参与问题上也出现分裂。埃及、沙特阿拉伯、叙利亚政府的态度是拒绝外部改革建议，尤其批评大中东和北美创议是西方企图强加变革。其它政府的态度不像这么强硬。他们虽反复强调奉行本土改革计划的必要性，但对适当的外部援助还是欢迎的。只有约旦政府直接欢迎美国对改革的支持，甚至成立了一个政治发展部来协调外部的改革援助。

*改革的实践*

阿拉伯世界所进行的生动且影响深远的改革讨论只是苍白地反映在当今阿拉伯国家的实际变革当中。过去三年中所实施的大部分政治改革都属于“现代化”范畴的点滴措施。此外，改革是由政府自身发起创议并且自上而下开始的，而不是对公民的具体要求做出的反应。一些政府如埃及和沙特阿拉伯组织了全国性的改革对话，但这些集会中的参与者和讨论的题目都受到严格的控制。它们主要是对公共关系的操作，为经过仔细挑选的精英成员提供释放多余精力的机会。公民向政府请愿进行改革的努力大都没有好结果，或者是遭到逮捕，或者是迫使请愿者停止进一步的活动。黎巴嫩、利比亚、突尼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以及也门都发表了支持改革的一般性声明，但却没有采取任何有意义的措施。

自9.11以来，只有巴林和卡塔尔两国政府实施了试图改变政治制度总体结构的改革。在巴林，哈马德•宾•艾萨•哈里发国王掌权后不久就发起了改革计划，要把国家改造成君主立宪制政体，减少占人口多数的什叶派社区与执掌政权的少数逊尼派成员之间长期的，有时甚至是暴力性的紧张关系。继2000和2001年取消了紧急状态法之后，2002年2月又废除了特别安全法院，特赦释放了反对派活动分子。哈马德公布法令保障所有巴林人享有结社、言论和参与权利；发起了恢复自1975年以来就一直遭到禁止的议会选举的进程。他还把巴林改造成一个由自己担任国王、同时设有一个享有完全立法权力的议会上院的君主政体。2002年5月，巴林举行了市政议会选举。2002年10月，举行了议会下院选举。这些是28年来巴林举行的首次选举。

卡塔尔也实施了一系列改革。与该国过去没有选举产生的立法机构和宪法保障权利的历史相比，这些改革已非同一般。2003年4月，全民公决通过了该国第一部宪法。由埃米尔•哈马德•宾•贾西姆•哈里发•阿尔萨尼任命的一个专家委员会起草了一个文件，提议设立一个30名成员由选举产生，15名成员由埃米尔任命，并享有一定立法权的议会。宪法赋予男性和女性以政治和公民权利，并规定了一系列其它方面的自由。

这些改革建立了必要的参与制度，在各个国家培育出一种更加开放的政治气候。巴林的例子尤其是一个成就，因为改革再次激活了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就一直冻结了的政治生活，并且极大地减少了摩擦。尽管这些变革具有积极意义，但两个国家的改革进程都没能削弱领导人的权力，甚至是反之，也没能开创出一条民主选举领导人的道路。每个国家的统治者及其家族成员仍然掌握着不受约束的权力，继续支配和控制着国家财富。在这两个国家，政党仍然处于非法的地位。只有时间才能告诉我们统治者最终是想放弃自己的统治权力，还是简单地认为宪法的制定就表明国家已经被改造成了君主立宪制。

其它政府都不想对其政治体制进行改革，甚至像巴林和卡塔尔这样确保行政权恒久不变的体制也不受欢迎。9.11之后，其它国家的改革涉及面很窄，而且非常谨慎，甚至仅仅是装饰性的。这些改革的目标大多是针对选举、妇女权利和更广泛的人权。

阿尔及利亚、约旦、摩洛哥和也门修改了选举法，改进了对选举的管理，使选民登记、投票、计票和结果宣布更富有效率和透明。据国际观察家的观察，这些国家最近举行的选举比过去的竞选更加专业，政府威胁选民或其它影响结果的企图明显减少。

然而，选举管理的这些改善并没有使反对派力量得益。相反，除了摩洛哥之外，9.11之后阿拉伯世界各国举行的选举当中，执政党或亲政府的候选人都以大比数获胜，反对派候选人的得票数是自20世纪80、90年代引进（或某些情况下的重新引进）多党政治以来表现最差的。 在摩洛哥，伊斯兰正义和发展党在2002年选举之后成了议会第三大政党，但头两大政党牢牢地维护着自己的地位，排除了任何权力轮换的可能性。在整个地区，尽管一些议员在某些敏感问题上能够勇敢地向执政当局提出挑战，但立法部门仍然缺少政治和制度能力来形成政策，无法起到对执政部门加以制衡的作用。

2001年之后凸显出来的第二个改革趋势是妇女权利的提高，并采取措施扩大了她们在政府中的出现比例。很多政府实施了进步的“个人地位”立法，新的法律在结婚、离婚、儿童监护和继承方面减少了对妇女的传统歧视。在这方面，摩洛哥发生的变化最为生动。2004年1月，议会批准了对个人地位法（Mudawwana）的修改，极大地扩大了妇女在所有这些方面的权利。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摩洛哥妇女团体就一直要求做这样的修改。穆罕默德六世国王上台后也做了这方面的努力。但伊斯兰保守力量阻挠了所有的改革尝试。他们举行大规模的游行示威，谴责扩大妇女权利是违背伊斯兰教义。然而2003年卡萨布兰卡恐怖袭击（激进伊斯兰团体涉嫌参与了这次袭击）之后形势发生了转变，包括相对温和的伊斯兰正义和发展党在内的所有伊斯兰团体在政治上都陷入了被动防卫的境地，不敢直接挑战皇宫。结果使得国王得以推进改革，甚至赢得了伊斯兰正义和发展党的支持。

埃及在增进妇女权利方面也进行了有限的改革。在2002年的一个里程碑式的决策中，司法部门裁定，妇女即使得不到丈夫或父亲的允许也可以到国外旅行。2004年，议会通过法律允许赋予埃及母亲和外国父亲所生子女以公民权。约旦政府也试图通过立法来强化针对妇女暴力的惩罚，扩大妇女的离婚和继承权。但议会下院的保守派成员反复阻挠了这一改革。

阿尔及利亚、约旦和摩洛哥引进了选举比例制来增加妇女在议会中的人数。在阿曼，2003年10月举行了首次全民投票选举，从而使自1991年就已开始的逐渐扩大所有阿曼成年人选举权的改革进程达到了顶峰。最终，在过去两年中整个地区相对有更多的妇女走上了司法、行政和外交岗位。

阿拉伯妇女权利所取得的这些进展尽管值得欢迎，但不应将它们与民主化运动混为一谈。玛丽娜•奥塔韦提出，中东扩大妇女权利的改革并没有涉及民主变革的根本障碍。 这包括阿拉伯统治者至高无上的权力，缺少限制这些权力的制度或限制权力不足，否定包括男性和女性在内的所有公民的民主权利。

关于人权改革，很多阿拉伯政府所采取的步骤表明他们越来越承认人权是一个合法的公共政策问题。在所有阿拉伯国家中，摩洛哥对改善其人权纪录表现出最大的诚意。2004年1月该国又采取新的步骤，成立了一个公正与和解委员会，这是该地区惟一的这样的机构。它的授权任务是产生一份关于1956到1999年国家镇压的报告，向这些年“失踪”的摩洛哥人家庭做出赔偿。另外一个例子是，阿盟在2004年5月突尼斯峰会上批准了对1994年《阿拉伯人权宪章》的修改，增强了公平审判和政治避难的权利，明确禁止了刑讯逼供，肯定了性别平等。约旦和埃及分别于2002和2003年成立了全国人权委员会，其目的是要扩大公众的人权意识，促进政府对国际人权公约的遵守。2003年，埃及政府允许埃及人权组织注册为非政府组织，而此前多年一直拒绝它的请求。2004年，科威特首次向一个人权组织签发了许可证。甚至连沙特阿拉伯也对人权做出了史无前例的姿态，2003年首次允许人权观察和大赦国际访问该国，并于2004年成立了一个准政府的人权组织。

这些步骤对整个阿拉伯世界系统性的人权问题几乎没有什么影响。紧急状态法依然存在。埃及政府最近压制了全国人权委员会成员提出的一项要求终止持续了23年的紧急状态的提议。国际人权组织报告说，很多国家的人权状况更加恶化。 造成这种恶化的原因之一是很多阿拉伯政府在9.11之后承担了更广泛的反恐任务，由此引出大规模的拘禁和增强对政治活动的监视。摩洛哥的人权状况在20世纪90年代虽得到了改善，但2003年卡萨布兰卡爆炸案和2004年3月11日马德里袭击（此次袭击被指责为是摩洛哥极端主义分子所为）之后，该国的公民自由出现了倒退。阿尔及利亚、叙利亚和也门与西方情报机构建立了紧密的反恐合作，埃及、约旦、摩洛哥、沙特阿拉伯和突尼斯与西方情报机构的长期合作也得到进一步加强，但这些与捍卫人权都毫无关系。对反对伊拉克战争和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地区军事行动的镇压也对人权环境造成了消极影响。

*结帐单*

阿拉伯世界实际发生的民主化变革远远不如对政治改革问题所做的讨论。主要原因在于改革仍然受到了集权政府的严格控制。这些政府尽管热衷于向国际社会展示阿拉伯世界并不像人们常常描绘的那样守旧，但却没有感受到来自国内的要求深远变革的直接压力。出于不同的原因，自由主义改革的倡导者和希望建立伊斯兰国家的倡导者都没能够迫使政府实施他们所希望的变革。

阿拉伯自由主义者虽然提出了最尖锐和广泛的民主改革要求，但他们依然力量薄弱和孤立。在过去几年中，中东之外的民主热情人士对阿拉伯自由主义活动给予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从而在西方决策圈内夸大了它们的意义。但在阿拉伯世界内部，这些活动的影响并没有增加。布什政府及其西方民主的倡导者们对阿拉伯自由主义者的关注实际上造成了他们在自身社会内部的进一步孤立。他们常常被谴责为过于亲近美国。他们只是一个精英团体，受到了政府的压制，没有像样的选民基础，主要是以个人的方式运作。结果是他们很容易被阿拉伯政府边缘化，或者反之，被政府同化。很多人到头来是在执政党内部为改革效力，或者是集中精力签署广泛的地区范围的改革宣言。很多人无法或不愿意对国内的改革问题公开表明自己的立场。各阿拉伯政府的所作所为又使得他们更加谨小慎微。这些政府一方面容忍甚至批准举行地区性会议并发表一般性的改革声明，但同时又镇压触及特定地方性问题的国内政治活动，即便这些活动有时是以最礼貌的方式表达的。比如，巴林当局逮捕了为要求宪法改革而请愿的民主活动分子；沙特政府正在审判那些要求成立一个独立人权委员会的卓越自由主义改革者。

伊斯兰阵营内部要求民主改革的温和派分子在过去三年中凸显出来，但他们在伊斯兰运动中的影响也仍然是边缘性的。他们对改革的支持既是向自己的同胞表明态度，也是做给西方观众看。他们撰文著述民主的必要性，发表这方面的声明，但没有迹象表明在星期五清真寺主嘛礼拜时（这是整个阿拉伯世界中最主要的大众交流渠道）, 民主变革已成为一个主要的话题。在大众层面上，伊斯兰教人士谈论的主要政治议题仍然是对美国政策和西方文化影响的敌视。此外，温和伊斯兰分子在伊斯兰圈内和圈外都一样孤立。阿拉伯政府不信任他们，担心一旦出现民主开放，他们就会成为夺取政权的激进运动中一张更加中看的面孔。大部分民主派分子对他们也持怀疑态度。尽管穆斯林兄弟会最近做出种种努力试图要与埃及各世俗反对党建立联系，但自由主义与伊斯兰阵营之间的对立依然存在，排除了出现广泛的民主变革统一阵线的可能性。再者，西方国家也不急于要将温和伊斯兰分子纳入他们改造中东的伙伴当中。尤其是美国，似乎比9.11袭击之前更加不愿意接受温和派伊斯兰团体。

这使得现任政权控制了改革议程，至少在目前是这样。结果是，它们所采取的仅仅是那些据信有利于他们在外部世界的形象，能够在国内争取到时间，但又不损害其权力和特权的措施。过去几年表明，它们灵活地扩大政治言论的红线范围，允许其公民谈论改革，以此作为发泄不满的安全阀。到目前，各阿拉伯政权证明它们有能力向世界（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向其自己的公民）表明它们的改革意愿，同时又不允许改革进程发展到它们无法控制的程度。

目前的改革骚动是继续停留在言论的表面，还是能开启广泛的民主政治变革进程取决于多方面的因素。其一是自由主义改革者是否有能力提出一个与其抽象的政治要求相伴随的具有吸引力的社会改革议程，以此来赢得他们目前极其缺乏的民众支持；其二是温和伊斯兰分子是否能够形成与世俗反对力量的联盟，是否能够在伊斯兰圈内产生影响；其三是反恐战争的未来走向以及伊拉克和巴勒斯坦局势的结果。这些因素当前都点燃着反美情绪，使民众的心理蒙上了一层阴影，认为西方正在奉行损害伊斯兰的计划，从而使改革议程更加复杂；最后，美国和其它西方国家是否愿意强行推动民主化，而不是将现代化措施当作民主进步的象征来接受，将从长远角度决定着当前的改革骚动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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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埃米•霍索恩(Amy Hawthorne)是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民主与法制项目研究员和基金会《阿拉伯改革通讯》的主编(www.CarnegieEndowment.org/ArabRefor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