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背景下的中国民主发展
Chinese
Democratization Under
Globalization
作者: 刘德喜
(2004年10月于美国华盛顿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版权信息
作者简介
PDF
版本
引论
从15世纪开始的全球化不可阻挡地向前发展着。500年来，全球化的历史进程经历了两次发展高潮和一次全球中心的转移。全球化的发展浪潮对世界民主化有推动作用。随着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世界民主化则形成了三次发展波段。无论五百年来全球化的两大浪潮以及两大浪潮之间全球中心的转移，还是在全球化的推动下世界民主化的三大波段，都是人类社会的经济和科技，以至政治和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人类在经济、科技、政治和文化，以至国际关系等诸多领域创造的重大文明成果的根本表现。
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全球化第一个浪潮的产物，也是世界民主化浪潮第一波的产物。与全球化和世界民主化浪潮一样，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人类在经济、科技、政治和文化，以至国际关系等诸多领域创造的重大文明成果的组成部分，对进一步推动全球化和世界民主化浪潮向前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们本身就是全球化和世界民主化浪潮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虽然在开始阶段曾经是全球化第一个浪潮的推动者之一，但由于它实行闭关锁国的基本政策，因而被长期隔离于全球化的浪潮之外，同时也被长期隔离于世界民主化的浪潮之外，直到19世纪中叶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列强用大炮强行打开中国的大门之后，在全球化和世界民主化浪潮的影响下，中国才开始了民主发展的历史进程。
中国民主发展的历史进程是全球化和世界民主化浪潮影响的结果，同时也是中国人民经过反复思考和反复实践主动选择的结果。19世纪中叶以来的一百多年间，中国的民主发展历经了民主启蒙、民主革命和民主建设几个重要阶段。在民主发展的第一阶段，即民主启蒙阶段，中国主要是学习和选择英美式的民主模式。由于落后的中国与先进的英美等国差距太大，这种生搬硬套英美民主模式的尝试没有成功。中华民国在大陆的失败是其突出表现。在民主发展的第二阶段，即民主革命阶段，中国主要是学习和选择德俄式的民主发展道路及其所采取的民主模式。由于相对比较落后的德俄国情与中国的国情类似，或相差不是太大，所以，中国的学习和选择取得了一定成功。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大陆的成功是其突出表现。后来，由于德俄两国的民主模式在实践中都遭遇了重大挫折，其突出表现就是德国纳粹主义的统治并先后发动两次世界大战，俄国及其影响下建立的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民主精神的丧失和专制主义的盛行。德俄民主模式的失败导致中国探索社会主义民主道路的重大曲折，其突出表现就是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民主精神逐步丧失，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全面专政”。实际上，这是照搬德俄模式，特别是俄国模式的失败。在民主发展的第三阶段，即民主建设阶段，中国在总结自己一百多年来探索民主发展道路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在深入研究人类民主发展的历史进程和各国特别是英美等发达国家民主建设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的基础上，努力开创出一条真正符合中国实际的民主发展之路。
应当看到，中国一百多年民主发展的几个重要阶段不是截然划分的，他们相互之间有交叉。就是说，在民主启蒙为主要内容的阶段，有民主革命的内容，甚至也有民主建设的内容，前者如辛亥革命，后者如中华民主临时政府的建立等；在民主革命为主要内容的阶段仍然要继续进行民主启蒙，而且在民主革命的阶段，民主建设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最显著的例子是革命根据地的民主政权建设；即使在民主建设为主要内容的阶段，也还要继续进行民主启蒙，甚或采取一些重要的民主革命的措施，以服务于民主建设。
中国一百多年的民主发展不是一帆风顺的。它有着十分曲折复杂的发展历程，在发展的进程中甚至出现一些重大的倒退，20世纪初的张勋复辟和袁世凯称帝，30至40年代蒋介石统治时期的个人专制，50年代末到70年代前期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毛泽东个人专制权力的畸型发展，是其突出表现。尽管如此，民主的精神，民主的运动以至民主的建设在中国的发展，有如全球化和世界民主化的潮流一样势不可挡。统治中国千年之久的皇权帝制，也会在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一些知识分子推动下的民主浪潮中轰然倾覆，并在中国这块有着几千年封建专制传统的土地上建立起具有现代意义的民主共和政府。紧随着张勋复辟和袁世凯称帝的则是在中国第一次产生了彻底的和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的群众运动，与此同时，还产生了根本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中国共产党。“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则迎来了中国改革开放和民主建设的新时代，由此开创了中国崛起的历史进程。
尽管经过一百多年的民主发展，特别是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的民主建设，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在加快，但是，这与全中国十几亿人民的民主要求，以至世界人民，特别是那些民主先进国家对中国民主的要求相比，仍有相当的差距。关于这一点，中国的一些政治家和学者们没有给予足够地重视。诚然，从19世纪中叶开始，经过一百多年的努力和奋斗，中国的民主事业确实在不断地发展和前进，然而，这种民主发展能与已经过几百年民主发展的某些西方国家相比吗？尽管有人还在重复着当年列宁曾经说过的话，即社会主义民主比资本主义民主要好千百倍，然而现在，即使在列宁的故乡，也没有多少人认为列宁的这句话确实符合那里的实际情况。他们在实践了几十年的“社会主义民主”以后，却又走着否定之否定的道路，继续向西方先进的民主国家学习。目前在中国，仍然有很多人不愿意承认自己的民主事业落后于世界上的一些先进国家。这种固步自封的态度极为不利于中国民主事业的发展，而且容易引进某些民主先进国家或其他国家的担心和忧虑。今天的中国愿意坦率承认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还比较落后，远远不如发达国家，于是能够制定几年、十几年，以至几十年的经济发展战略，如邓小平的“三步走”发展战略，到21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发展目标等。毛泽东当年也有着在十几年甚至几年内“超英赶美”的宏伟意愿和政策。但中国从来没有制定过几年、十几年，以至几十年的政治发展战略，更没有制定出中国要在几年、十几年或几十年内在政治发展方面以至文化发展方面赶上或超过当今世界发达国家的目标。如果真正有了这样发展战略或目标，那才是中国人民的大幸。好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代表大会已经将政治文明提到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同样的层次，相信中国一定会制定出真正符合实际的政治发展战略和文化发展战略。
因此，为了完成中国的民主建设事业，首先需要十几亿中国人民继续付出巨大代价和努力，甚至仍需进行长期艰苦卓绝的奋斗。为了完成中国的民主建设事业，还需要世界人民，特别是那些民主先进国家和人民持续不断地、甚至无私地支持与帮助。
总之，对于中国的民主发展，既要反对看不见中国民主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主建设成就的观点，也要反对继续夸大中国民主发展的水平，不承认中国民主发展与民主先进国家之间存在很大差距的观点。
全球背景下的中国民主启蒙
1，全球化的第一个浪潮与世界民主化浪潮第一波
数万年以来，地球上的人类生活在各个主要地区，长期处于相互隔绝的状态中。在长期的发展中，这些彼此隔绝的人群各自形成了独特的文化，不仅在语言、思维模式和行为模式上彼此相异，甚至在形体特征上也产生了差别。种族隔离现象遍存于全球。在15世纪之前，人们粗略所知的世界只有亚洲、欧洲和非洲这三大地区。与此相适应的是各具特色的国际体系：东亚地区的封贡体系，穆斯林世界（包括西亚和北非）和欧洲秩序（后来加上俄罗斯）。由于亚欧大陆、非洲以及美洲和澳洲等地区彼此相对隔离，特别是人们对美洲和澳洲地理、人文状况的无知，因此根本谈不上全球化的问题。虽然早就有人做出了地球是圆的科学论断，但在15世纪之前，人类社会始终没有能力来证明这一科学论断。
到15世纪时，由于人类综合国力的提高和科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中国的伟大发明指南针等用于航海和造船技术水平的提高，使过去在特定地区形成特定政治实体的某些人类社会集团能够突破自然障碍，漂洋过海，走向外部世界，从而开始了将有史以来彼此孤立的人类各政治实体连成一体的历史进程，掀起了全球化的第一个浪潮。
最早走向外部世界的是中国。15世纪初，中国派出一支由朝廷官员郑和率领的庞大船队，先后七下“西洋”，从中国东部的太平洋沿岸出发，向西穿越印度洋，最远抵达非洲东海岸。由于中国皇帝下诏，令郑和的船队班师回朝，致使中国这支庞大的船队最终没能完成其远洋使命。这一遗憾至今的错误决策，不仅将新大陆发现的时间推迟了半个多世纪，而且也使中国失去了认识世界和走向世界的一次极好机遇。
15世纪末，西欧的西班牙和葡萄牙等国派遣的哥伦布船队发现了美洲新大陆，达•伽马船队绕过非洲好望角到达印度。16世纪初，麦哲伦船队第一次环绕地球航行。17世纪初，荷兰人詹斯船队又发现大洋洲。在这一系列的“地理大发现”之后，人类居住的大地是球形的猜测得到了实践上的证明。至此，以中国派遣的郑和船队先后七次“下西洋”为开端的全球化第一个浪潮，以欧洲人对新的世界地理和新的世界历史探索的伟大使命的完成为标志而全面展开。
全球化第一个浪潮是人类生产力水平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结果，是人类科学技术发展到一定水平的产物，更确切地说，是航海技术的发展克服了海洋的障碍，使人类的洲际交通成为可能。特别是到18和19世纪以机械化大生产为特征的工业革命兴起，火车、轮船、汽车、飞机等一系列交通工具出现，使全球各主要地区之间的相互交往成为现实。全球化第一个浪潮开辟了人类的全球性视野，预示了世界历史全球性阶段的到来。在全球化第一个浪潮的几个世纪中，不仅人类，而且动物和植物都有了全球性的扩散。在这几个世纪中，不仅建立了全球性的经济关系，而且建立了全球性的政治关系和文化关系。
在全球性的经济关系方面，规模巨大的洲际贸易在历史上首次发展起来。15世纪初，中国的郑和七次“下西洋”首先带来了亚洲与印度洋沿岸国家以及亚洲与非洲之间的贸易往来。之后，更大规模的洲际贸易发生在西欧大西洋沿岸地区与新发现的美洲地区之间。那时，欧洲殖民者首先将在美洲掠夺的黄金大批量地运往欧洲，而后又从美洲新开辟的种植园向欧洲大量进口烟草、蔗糖、咖啡、棉花和其它商品。美洲则从欧洲大量进口谷物、鱼类、酒类、布匹、枪炮以及其它金属产品。由于缺乏劳动力，美洲又通过欧洲殖民者从非洲进口黑奴，奴隶贸易从此开始。这些经济活动促进了欧洲、美洲和非洲这三大洲之间洲际经贸关系的发展，它们又反过来促进了这些洲内部贸易的发展，特别是促进了东西欧之间、南北美洲之间以及非洲内部贸易的发展。
在全球性的政治关系方面，“一个能以全球规模而不仅仅是以欧亚大陆规模起作用的新中心已崛起。在这新的中心，先是从伊比利亚半岛，以后是从西北欧，一条条贸易和政治影响的路线向各方伸展，围绕整个世界向西到南北美洲，向南绕过非洲，向东到印度并绕过东南亚”
。这个中心就是欧洲。在这新的中心，还包括新兴的俄罗斯，从欧洲东部向亚洲北部的西伯利亚地区和太平洋沿岸地区的拓展。在“地理大发现”以后，新的文化关系如同新的政治关系一样，开始获得了全球性的影响和发展。这就是以欧洲为代表的基督教文明，或者叫西方文明对全球影响的开端。
全球化第一个浪潮催生了欧洲大西洋沿岸的西班牙、葡萄牙、荷兰、法国、英国等殖民帝国。这些殖民帝国用大炮轰开了一个个闭关锁国的地区和国家，使之被迫融入全球化的浪潮。正是这些殖民帝国，把全世界纳入了全球霸权体系。特别是17世纪借助工业革命崛起的大英帝国，不仅创建了相互均衡的国际政治体系，而且创建了全球航运、贸易、金融霸权体系。依靠这些霸权体系，大英帝国成了当时全球航运周转中心、全球贸易交流中心、金融结决算中心和货币供给中心
。到19世纪中叶，全球化的第一个浪潮已经波及世界大部分地区。只有中国、印度和中东这几个古代文明发达的地区，还在抵御着西方文明的冲击，而没有融入全球化的浪潮。
19世纪中叶产生的马克思主义也是全球化第一个浪潮的产物。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全球化第一个浪潮曾经作过一系列论述，他们在其影响全世界的著作《共产党宣言》中写道：“大工业建立了由美洲的发现所准备好的世界市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
在其他著作中，他们也强调说明：“单是大工业建立了世界市场这一点，就把全球各国人民，尤其是各文明国家的人民，彼此紧密地联系起来”。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将全球化第一个浪潮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5－17世纪中叶。在这个阶段，世界性交往初露曙光，随着美洲和东印度航路的发现和开辟，西方资产阶级开始了冒险性远征，于是，原本很小的地域性市场便越来越扩大为“世界市场”；第二阶段“开始于17世纪中叶，他几乎一直延续到18世纪末”；在这个阶段，各资本主义国家展开瓜分世界市场的斗争，英国成为海上霸主和欧洲乃至世界的经济中心；第三阶段是18世纪末到19世纪中叶，在这个阶段，由英国开始的工业革命实现了生产方式的现代化，与此相适应，世界市场也日益现代化，国际分工体系初步形成。
实际上，全球化的第一个浪潮一直延续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列宁主义时代。列宁主义根据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特征，对全球化第一个浪潮后期的帝国主义本质及其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进行了系统阐述，创建了第三国际这一世界无产阶级的国际组织，指导了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特别是被压迫民族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人民的革命运动，在世界上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促进了全球化第一个浪潮，反过来，全球化第一个浪潮又推动了世界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变革，在此基础上，还推动了世界政治和文化领域的变革。
全球化第一个浪潮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崛起。在此之前，资本主义经济还处于萌芽和初期发展的状况。但是，全球化第一个浪潮以及与此相伴的对新发现地区的财富大掠夺，使资本主义经济在新的因素刺激下得以在欧洲，主要是在西欧地区的大西洋沿岸迅速发展起来。在新的巨大财富支撑下，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得以逐步确立。马克思指出：“世界贸易和世界市场在十六世纪揭开了资本的近代生活史”，“虽然在十四和十五世纪，在地中海沿岸的某些城市已经稀疏地出现了资本主义的最初萌芽，但是资本主义时代是从十六世纪才开始的”。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催生了资产阶级。拥有巨大财富的资产阶级必然产生对权力和权利的政治要求。于是，民主，自由，财产权等等政治思想，以及与此相联系的政治运动和政治制度就开始出现。
民主思想，以及与此相联系的民主运动和民主制度，并不是15世纪以后才开始产生的。美国学者亨廷顿指出：“具有民主特征的政治体制并不仅限于近现代才有。在世界上的许多地区，部落首领数世纪以来一直是选举产生的，而且在某些地方，民主政治制度长期存在于村一级上。此外，民主的概念对古代世界来说，当然是十分熟悉的”。
他所说的古代世界的民主，主要是指古代希腊罗马时期的直接民主思想和民主制度。从古代直接民主思想来看，民主就是“人民的权力”或“人民的统治”，即“政事裁决于大多数人的意志，大多数人的意志就是正义”。
根据这一思想建立起来的古代民主制度并无议会等复杂的机构，即没有后来作为国家权力的立法、行政、司法等各项职能以及分别行使这些职能的相关机构。这种直接民主思想和民主制度最大的优点是多数人说了算，这恰恰也是它的最大缺点。尊重多数人的意志是人类民主思想和民主制度的起源，它奠定了后世民主的基石，但是它却极大地忽视了少数人的意志。在这类民主思想和民主制度下，少数人的意见不仅得不到尊重和保护，而且往往遭到鄙视或惩罚，由此导致了冤案和错案的经常发生。雅典哲学家苏格拉底之死便是最典型的一例。所以，有人认为，“这种只遵循多数原则而无有少数原则的绝端民主化倾向，是直接民主制的明显缺陷”。
之所以有这种明显的缺陷，是因为古代的民主思想和民主制度建立在奴隶制度的基础上，且以相对狭小的城邦自治区域为界，其思想和政治体制不仅缺乏相应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相关经济制度作为支撑，而且缺乏一种面向世界的全球性视野，甚至连洲际性或较大地区性视野也谈不上。
15世纪开始的全球化进程使人类初次有了全球性的视野，并且对整个人类第一次有了比较全面的和整体性的认识，加上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作为一种巨大政治力量的资产阶级的产生，这就使人类社会的民主政治思想和民主政治体制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由古代民主发展为近代民主。
由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与此相联系的资产阶级的产生是全球化第一个浪潮的产物，而近代民主又是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要求和创造，所以，近代民主也可以说是全球化第一个浪潮的产物。从内容来看，近代民主与古代民主的一个根本区别，就是对于人之所以作为人生来就有的基本权利，并且是任何外界力量或强权都不能侵犯的“天赋人权”的保护和尊重。根据这一观念，近代民主不仅要尊重多数人的权利，同时也必须尊重少数人的权利。从形式来看，近代民主与古代民主的一个根本区别，就是政治权力的行使并不一定通过直接民主的方式，而大多是通过间接民主的方式。古代民主是多数选民（自由民）直接参与的民主，近代民主则是选民（公民）主要以代议制方式进行的间接民主。古代的直接民主形式操作起来非常简单易行，但它只能适用于非常狭小的范畴；近代的间接民主形式尽管操作起来异常复杂，却可以适用于有较为广阔统治区域的单一民族国家，甚至可以适用于几乎具有洲际范畴的多民族国家。这种间接民主形式是否可以适用于全球，还需要进一步的实践来检验。
近代民主思想首先产生于对全球化第一次浪潮做出巨大贡献的欧洲国家，主要是欧洲的大西洋沿岸国家，如荷兰、英国和法国等。近代民主思想的早期代表人物主要有荷兰的格劳秀斯，英国的洛克和法国的卢梭等人。他们在《战争与和平法》（格劳秀斯）、《政府论》（洛克）、《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和《社会契约论》（卢梭）等著作中，论述了“天赋人权”的基本思想，以及代议制方式的根本基础——社会契约的基本思想。这些思想是近代民主运动的理论先导，对推动世界民主化浪潮的第一波产生了重要作用。
荷兰在16/17世纪最早地促进了资本主义以及与之相联系的近代民主运动在本国的发展，在全球化的第一个浪潮中取得了重要成就，从而成为继西班牙和葡萄牙之后的世界霸主，但是，它终究没能推动世界民主化浪潮的产生。在荷兰的民主运动中，虽然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联省议会曾一度成为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和行政机关，大议长也一度成为国家事实上的最高统治者，但是，代表世袭权力的奥伦治家族却最终战胜了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民主力量，从而使其民主运动以失败而告终。
英国在全球化的第一个浪潮中成为继荷兰之后的世界霸主，并且推动了世界民主化浪潮第一波的产生。之所以把英国作为世界民主化浪潮第一波的开端，是因为英国是在全球化第一个浪潮的推动下开展近代民主运动第一个成功的国家。早在13世纪初，英国就成功地运用了成文法的形式《自由大宪章》（1215），来限制王权和扩大贵族和僧侣的特权。之后它又制定了《权利请愿书》（1628）和《人身保护法》（1679）；在1688年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发动的“光荣革命”后，议会又以《权利法案》（1689）和《王位继承法》（1701），确定了以议会为核心的君主立宪政权。前后这一系列法律对于世界民主运动具有重要意义，它们规定了对于后来，即现代民主制国家具有重要影响的诸多法治要求和原则，如，限制人身自由的司法程序要求、公意原则、法院独立原则、臣民权利不可侵犯原则、禁止酷刑原则等。臣民权利和代议制的法律化，否定了封建专制制度，推进了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建立。
继英国之后，曾经是英国在美洲的殖民地美国也发生了成效卓著的民主革命，这次革命以美国最终脱离英国殖民获得独立，成为美洲地区第一个建立近代民主制的国家而胜利结束。在英国和美国之后爆发的法国民主革命所取得的成功及其对全世界产生的巨大影响，使世界民主化浪潮的第一波发展到高潮。据亨廷顿统计，在世界民主化浪潮的第一波中，总共有30多个国家建立了至少是最低限度的全国性民主制度。
但是，美国学者亨廷顿将世界民主化浪潮第一波开始的时间定在19世纪的1828年是错误的，因为这种确定把17和18世纪发生的英国革命、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以及由此所建立起来的民主国家排除在世界民主化浪潮的第一波之外。亨廷顿虽然认为“第一波民主化起源于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但他又认为：“国家层次上的民主制度的实际出现是十九世纪的现象”。根据这一观点，英国、美国和法国这三个国家革命的结果并没有使民主制度在国家层次上建立起来。对于如何判断在国家层次上建立起民主制度，他的标准是：第一，“50%的成年男性有权投票”；第二，“一个负有责任的行政官，他要么必须维持在一个选举产生的议会中得到多数的支持，要么通过定期的普选来产生”。根据这个标准，美国便成为世界民主化浪潮第一波中出现的第一个民主国家。他指出：“若是采行这些标准，并不那么严格地加以运用，人们可以说，美国大约在1828年开始了第一波的民主化”，因为“在历史较悠久的东部诸州中废除了财产资格的限制，加上接纳进来的新州，致使1828年总统选举中有选举资格的男性迅速超过了白人男性的50%”。
不难看出，亨廷顿的这一观点完全是一种美国标准和美国中心的观点，它并不符合客观实际的状况。
实际上，不仅美国和法国，即使具有较多妥协的英国革命，也已经在国家的层次上建立起近代形式的民主制度，而且人们公认，英国、美国和法国在近代西方民主革命运动中建立起了三大模式和典型。在此以后，直至20世纪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所建立的民主国家，主要是这三大革命影响的结果。
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是全球化第一个浪潮的产物，对全球化有促进作用。但由于它们在本质上带有奴役的色彩和掠夺的罪恶目的，所以注定成为全球化的阻碍。全球化的第一个浪潮到19世纪末已经发展到顶峰而进入低潮。这不能不说是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制度所不能解决的矛盾极度发展的结果。这种矛盾从全球角度看是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与殖民地各国之间、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各列强之间的矛盾，从列强以及各殖民地内部看是各国掌握政权的剥削阶级与广大贫苦老百姓之间的矛盾。这两类矛盾都是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本身无法解决的，其发展的结果，在经济上的表现就是影响全球的、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在政治上的表现就是频繁不断的内战、国际争端和世界战争。20世纪上半叶发生的两次世界大战，就是上述矛盾高度发展的集中表现。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上述矛盾高度发展的产物。
马克思主义是全球化第一个浪潮的产物，它是作为这个浪潮的产物殖民主义的对立物出现的。马克思主义对借助“地理大发现”和殖民掠夺发展起来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思想和制度进行了深刻的批判。然而必须看到，马克思主义主要是批判了资产阶级民主体制中的缺陷和虚伪成份，而并没有否定资产阶级所创立的民主本身。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认为：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
“资产阶级的共和制、议会和普选制，所有这一切，从全世界社会发展来看，是一大进步”。
他们在分析资产阶级创建的民主制度时指出：虽然资产阶级民主本质上是资产阶级独占统治权力，但它却为无产阶级掌握国家权力提供了可以借鉴的形式。由此，马克思主义进一步提出了无产阶级民主的概念和为建立无产阶级民主制度的一系列方法和途径，并指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
有研究者指出，马克思主义所说的无产阶级民主与资产阶级民主在本质上的区别，就是前者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是社会成员中绝大多数人的民主，是工人阶级政党领导、组织工人阶级及其他广大劳动群众参加管理和监督的民主，以及实现劳动解放的民主。
马克思主义并不否定资产阶级所创立的民主的重要意义，它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无产阶级的民主思想和实现无产阶级民主的方法和途径，从思想渊源上说，在19世纪40年代开始产生，并在20世纪初发展到列宁主义阶段的民主思想，以及与此相联系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民主运动，特别是在列宁的领导下，1917年于俄罗斯建立的苏维埃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应当是世界民主化浪潮第一波的重要组成部分。
列宁曾这样评价他所创立的苏维埃民主制度，他说：“苏维埃民主即无产阶级民主已在俄国产生。与巴黎公社比起来，它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第二步。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苏维埃共和国成了世界上第一个稳固的社会主义共和国”。
他还说：“苏维埃民主即无产阶级民主在世界上第一次把民主给了群众，给了劳动者，给了工人和小农。世界上还从来没有过像苏维埃政权那样的属于大多数人的国家政权，实际上属于大多数人的政权”。列宁创立的苏维埃民主制度是一种新的国家形式，它吸收“所有的人”参加国家管理，“让群众自下而上地直接参加整个国家生活的民主建设”。在这个民主制度中，国家公职人员通过直接普选产生，并且可以随时撤换。1917年苏俄新政权一建立，苏维埃民主制度就开始实施。1918年1月，由列宁起草的，经全俄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批准的《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宣布：“俄国为工兵农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和地方全部政权属于苏维埃”。
随后不久，该宣言就被写入苏俄新政权颁布的第一部宪法，作为它的第一篇
。
十月革命成功后不久，列宁创立的苏维埃民主制度得以建立，苏维埃民主制度在实践中得到了体现。特别是在苏维埃国家机关人员的选拔方面表现的比较突出。当时有大量来自基层的工人、士兵中的优秀分子担任苏维埃政府各部门的领导工作，国家公职人员的产生采取直接民主选举制。新建立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开创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新的民主政治体制”，这一无产阶级民主在苏联建国初期，“确实吸引了千百万工农大众、平民百姓投身到建设和管理社会主义新国家的洪流中来，激发了他们创造历史奇迹的巨大潜力，显示了社会主义民主比资本主义民主的无比优越性”。
尽管后来苏维埃俄国在斯大林时期逐步走向专制国家的历史向人们展现出，没有经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阶段而直接建立无产阶级民主，其所存在的先天不足及所能遇到的曲折性，但也不能由此否定在列宁领导下建立的苏维埃民主制度的意义，以及它对世界民主化浪潮所做出的贡献。
鉴于马克思主义所创立的无产阶级民主思想、民主运动和民主制度对世界民主化浪潮第一波所做出的重大贡献，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其名著《全球通史》一书中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以及与此相联系的运动和制度集中概括为“社会主义”，并将它与在此之前出现的“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共同作为19世纪欧洲政治革命的“主要成份”；称“它们共同激励欧洲各民族的愈来愈广泛的阶层行动起来，赋予这些阶层以世界其他任何地区所无法与之比较的推动力和内聚力”。
他还将这三大主义的标志性文件，即美国发表的《独立宣言》、法国发表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和马克思恩格斯发表的《共产党宣言》这三大文件并列，认为：“那些已成为我们当代标志的世界性的动乱就是这些易使人兴奋的文件的直接结果”。
斯塔夫里阿诺斯指出，欧洲政治革命的本质就是：“结束了人类分成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是由神注定的这种观念。人们不再认为政治高于人民，也不再认为人民在政府之下。政治革命有史以来首次在一个比城邦更大的规模上显示了政治和人民是密不可分的民众已经觉醒起来，不仅参与了政治，而且把这样做看作是自己固有的权利”
。 这个本质，就是世界民主化浪潮的本质。
2，中国的民主启蒙
虽然在15世纪时，中国综合国力的发展和派遣郑和率领庞大船队先后七次“下西洋”，使中国对全球化第一个浪潮的产生做出了一定贡献，但从那时以后，中国统治者所采取的闭关锁国、拒绝交流的基本政策，使中国长期隔绝于全球化第一个浪潮的历史进程，直到1840年英国发动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迫使中国打开国门之后，全球化的第一个浪潮才开始涌进中国，随之，世界民主化浪潮也涌进中国，并对中国产生巨大影响，由此推动了中国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民主启蒙。这个时期从1840年英国发动侵华战争开始到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时止，其标志是：在中国一批先进分子介绍西方民主思想和民主制度的基础上所开展的君主立宪运动、三民主义运动和新文化运动。
在全球化和世界民主化浪潮的影响下，中国在19世纪末年开始了君主立宪运动。首先是康有为、梁启超和谭嗣同等人发动和领导的“戊戌变法”。当时，在康有为、梁启超和谭嗣同等人的影响和推动下，中国清朝皇帝在戊戌年（1898年）下诏实行变法，欲在中国建立君主立宪制度。尽管这一制度仅仅是将西方民主体制中的部分内容与中国专制皇朝制度相结合，而并非真正实行西方的民主制度，但也不能为当时中国庞大的专制保守势力所容许，致使此次变法尚未真正实行就寿终正寝，因而被称为“百日维新”。“戊戌变法”失败仅仅几年后，迫于世界民主化浪潮的影响和人民的压力，中国清朝皇帝再次决定实行君主立宪，并决定在正式实行立宪制度之前进行“预备立宪”。这次预备立宪在推动西方民主思想和民主体制方面比“戊戌变法”更进一步：首先，它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同时决定在1916年颁布正式宪法，召集国会；其次，它决定在各省设立咨议局，旨在各省民选代议士；第三，它在中央设资政院，以此作为将来“立议院”的基础，同时规定议员总数为200人，其中钦定议员100人，各省民选议员100人。此外，在此过程中，与引进西方民主思想和民主制度相配套，引进了西方的法律思想和法律制度，颁布了刑律、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商律以及与立宪制度相关的一系列章程和规则，并创议实行律师和陪审制度。尽管这次预备君主立宪在中国最终也没能实现，但它所采取的一系列重大举措在中国毕竟是“开天辟地第一回”，“朝民主的方向迈进了一步”，并且“为中国法制现代化开创了初基”。
当然，中国清朝末年实行的民主制度所关注的主是要西方民主的形式方面，对于其实质内容，如尊重和保障基本人权方面，无论是清朝皇帝还是康有为等立宪派，都不可能予以重视。
这一时期，全球化和世界民主化浪潮对中国产生的更大影响，还是孙中山领导的三民主义运动的兴起。早在1894年，孙中山在创立近代形式的政党中会时就提出了建立“合众政府”的目标，并在此基础上开展了民主主义启蒙运动。当康有为和梁启超等推动清朝政府实行“戊戌变法”和清朝政府实行预备立宪时，孙中山清醒地认识到，这不过是清朝统治集团愚弄人民的一种手段，在中国根本行不通，因为非经过民主革命不可能在有几千年封建专制传统的中国建立起民主制度。那时，孙中山吸取美国在世界民主化浪潮第一波中提出的“民有、民治、民享”的思想，并根据中国近代以来的实际情况，提出了以“民族、民权、民生”为基本内容的三民主义思想。在三民主义思想的指导下，1911年爆发了震动中外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专制政府，建立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制定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选举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新建立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民主法令，根据自由、平等和主权在民的原则，宣布人民享有选举、参政等“公权”和居住、言论、出版、集会、信教等“私权”。
所有这些，在中国历史上都是开天辟地第一回，对于具有几千年皇朝专制传统的中国来说，更是难能可贵。因此，孙中山领导的三民主义启蒙运动比康有为等人领导的戊戌变法和清政府的预备立宪更进一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建立后，孙中山领导的三民主义运动的发展虽然步履维艰，并且一度出现过帝制的复辟，但是，在中国建立民主制度和实行民主则成为中国一代又一代先进分子前仆后继艰苦奋斗的伟大理想。
中国君主立宪运动的失败和三民主义运动的挫折，使中国先进分子进一步探索在中国实现民主制的新形式和新途径。陈独秀等人领导和推动下的新文化运动就是这种新探索的突出表现。目前中国学术界的普遍观点是：新文化运动是一次伟大的思想启蒙运动，更准确地说，是在中国大地上出现的一场全面而又深刻的民主启蒙运动。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判断，其根本原因就是新文化运动对于世界民主化浪潮的实质尊重和保障基本人权的重视，以及它所高举的科学与人权两面大旗。1915年9月，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中倡言国人“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的初创时期（19151917）之所以经常用“人权”一词，而不大使用“民主”这个词，在于他对从前人们对民主只偏重制度形式方面的理解不满意，有意要与之相区别。他强调，人权的意义首先是每个人都有不容他人侵犯的独立的与他人平等的人格和地位，因此，每个人都不受他人奴役，也没有奴役他人的权利，要实现这一点就必须克服自古以来的奴隶道德和奴役思想，把个人彻底解放出来。今天的学者已明确指出，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的开始阶段所高举的“人权”大旗以及他对人权的理解就是对民主内涵的揭示，并指出：“与陈独秀同时的一些思想家包括李大钊、张东荪、陈启修等人，亦都力求揭示民主的内在意蕴，避免前人仅把民主理解为制度形式的肤浅而片面的说法。他们强调，民主政治的实现必须以个人解放为前提，而个人解放意味着独立的人格，自主活动的能力，等等”。
陈独秀明确指出：“新文化运动是人的运动”。
新文化运动的后期，陈独秀开始将“科学”与“人权”两面大旗改称为“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并亲切地称它们为“德先生”（Democracy）和“赛先生”（Science），并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
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爆发后，以陈独秀和李大钊为代表的一批新文化运动的组织者和参与者又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将新文化运动以及他们的民主思想和民主运动发展到新的阶段。正是新文化运动基于对世界民主化浪潮的实质基本人权的重视，所以才成为中国的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或说思想启蒙运动，从而为在中国进行彻底的民主主义革命的兴起做了十分重要的思想理论准备，也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创造了十分重要的条件。
总的来看，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在全球化和世界民主化浪潮的影响下,中国的民主启蒙运动开始兴起和发展，从而成为世界民主化浪潮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尽管后来人们将这一时期称作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并以辛亥革命的爆发和清王朝专制政府的被推翻作为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标志，但就中国民主发展的进程来看，这一时期的主流则是民主启蒙，辛亥革命的爆发不过是这一民主启蒙运动的副产品。真正的，或曰“彻底地不妥协地”的中国民主革命则是发生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之后,因为从此以后，中国的普通民众开始融入民主革命的洪流，民主革命成为整个中国社会的主要任务。
全球背景下的中国民主革命
1，全球中心的转移与世界民主化浪潮第二波
20世纪以前，全球的中心在西欧，并由此形成了影响几个世纪的“中心边缘”结构体系。这种结构体系，是全球化第一个浪潮的基本特点。由于这种结构体系以资本主义经济为中心，其他经济为边缘；以少数资本家阶级为中心，广大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为边缘；以少数压迫民族为中心，大多数被压迫民族为边缘；以少数宗主国为中心，多数殖民地为边缘，因此，在作为殖民帝国、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对立物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产生并发动和领导了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运动以后，这种不合理的“中心边缘”结构体系必然遭到瓦解。1914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在大战期间发生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是这种“中心边缘”结构体系开始瓦解的标志。这一瓦解的过程到19391945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其所引发的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特别是1949年中国革命的成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时而基本完成。
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英国、法国以及其他欧洲殖民地帝国虽然继续保持着战争与革命前一样多的海外殖民地，但他们对这些殖民地统治的深度和广度却大为削弱。战争使英国失去了对外投资的1/4，法国失去了对外投资的1/3，德国则失去了全部对外投资。战争还在政治和思想文化上使欧洲的全球中心地位受到严重挑战。此前，欧洲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的影响已波及全球的每个角落。战争的浩劫不仅使世界各地区的人们，而且使欧洲本地区的人们对欧洲创立的秩序产生了怀疑和挑战。这种怀疑和挑战不仅突出表现在1917年沙皇俄国爆发的、由列宁创立的布尔什维克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而且表现在波及全球的、包括欧洲各列强内部发生的革命运动，以及全世界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运动。德、法等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发生的革命虽然没能成功，但也从内部严重削弱了欧洲列强统治全球的能力。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各国的革命斗争，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在世界东方的胜利，进一步改变了世界政治力量的对比，它标志着欧洲世界霸权和全球统治中心的地位结束。
与欧洲世界霸权和全球统治中心衰落的同时，新的世界霸权和全球统治中心也逐步形成。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世界霸权和全球统治中心逐步移向横跨欧亚大陆的苏维埃俄罗斯和北美洲的美利坚合众国。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苏联和美国各自为首的两种国际体系，分别以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尖锐对立的意识形态为基础，由此形成的全球体系就是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互相对立的两极格局体系。尽管有不少人强烈批判两极格局体系曾经造成了一系列国际争端，引发了长达几十年的冷战，但从历史的角度分析，不能不说这两极格局体系比在此之前建立在欧洲霸权基础上的单极体系更为进步。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对峙的世界格局对于改变人们处理国际事务的方式和思维方式都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这个作用就是，两大阵营对峙意味着任何一方都无力吃掉或消灭另一方，为了生存，双方只有相互承认、妥协和协调；为了生存，双方还要互相竞争、学习和促进。由于资产阶级主导着全球化第一个浪潮的发展进程和方向，所以，人们总是把这一时期所创造出来的、具有全球意义的东西归为资本主义或资产阶级所有，比如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思想及其体制等等，直到两极格局的世界体系形成以后才逐步改变了这种现象。由于社会主义参与主导了全球化运动，在社会主义运动的支持下，一些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家和民族也加入到全球化运动中。正如有关专家所指出的，“由于苏联、东欧的建立和迅速发展，形成了与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相抗衡和制约的两大阵营。这两大阵营之间的相互斗争和竞赛，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人类文明的发展和进步”，“社会主义是对抗资本主义、克服资本主义全球化进程的片面性弊病的、使全球化进程朝着健康合理方向发展的最强有力的推动力量”
。
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的存在，对全球化的历史进程具有重要意义。就社会主义阵营而言，它关于实现共产主义和大同社会的美好理想，促使世界上许多截然不同的民族和国家团结在一起，为了共同的目标而奋斗；同时社会主义在各国的实践也为人类解决全球化进程中的矛盾提供了极可宝贵的经验借鉴。就资本主义阵营而言，由于充分吸收了欧洲几个世纪以来创造的文明成果，并且从欧洲文明的弊端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中吸取深刻教训，从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中，特别是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和挫折中，寻找解决全球化新阶段出现的新问题和新经验，因此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比过去的欧洲文明中心具有更强的生命力，美国所创立的资本主义文明中心得以对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产生重大的推动作用。
根据亨廷顿的研究，世界民主化进程在20世纪2030年代开始出现第一次回潮。这有两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已经建立民主体制的国家又回复到传统的权威统治的形式；第二种类型是引入新的以群众为基础的、更加残酷的和更加普遍的新型极权主义政体。这种回潮大部分都发生在那些刚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采纳民主政体的国家。就在1910年之前建立民主制度的十几个国家看，只有一个国家在1920年之后出现了复辟，而在1910至1931年之间建立民主制度的17个国家中，只有4个维持住了这种制度。
在这次回潮中，第一种类型的国家有立陶宛、波兰、拉托维亚、爱沙尼亚、希腊、葡萄牙、巴西、阿根廷、乌拉圭等国，第二种类型的有意大利、德国和日本等国。亨廷顿认为，在这次民主化的回潮中，总共有22个已经建立民主制度的国家出现了复辟，因而使得在世界民主化浪潮第一波中建立的33个国家只剩下了11个。由于亨廷顿没有把苏维埃俄国以及后来的苏联作为民主国家看待，所以也谈不上这个国家的民主制度是否复辟的问题。如果说，在列宁领导下所创立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制度还可以归于世界民主化浪潮第一波的话，那么，这一制度在斯大林上台以后就逐步蜕化为一个非民主的专制国家。因此，也可以将这一蜕化归纳为世界民主化第一次回潮的组成部分。
20世纪上半叶，与世界民主化的回潮相伴随的是新的世界民主化浪潮的兴起。20世纪上半叶全球中心的转移是世界经济发展的结果，但更重要的则是世界政治发展的结果，另一方面，全球中心的转移又促进了世界经济的发展，尤其是促进了世界政治的发展，后者的主要特征就是在新的全球中心的推动下出现了世界民主化浪潮第二波。究其原因，在于苏、美、中、英、法等大国的合作战胜了企图奴役全世界各民族的德、意、日法西斯反动力量，并建立了以维护和保障永久和平和人类普遍人权的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可以说，世界民主化浪潮第二波的出现是全球中心转移及各大國之間相互合作的结果。
20世纪上半叶，尽管新的全球中心之一的美国依然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欧洲老殖民主义国家的某些重要政策，但它以新兴大国的面目和实行新的世界战略出现在世人面前。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总统威尔逊为促进世界和平而提出的关于建立国际联盟盟约的政策文件，曾被人们称为是一个致力于净化世界、纠正世界、改善世界的文件，赢得了全世界的好感。那些在相当程度上改变旧殖民主义的政策和方法，也确实推动了在欧洲旧殖民主义统治和奴役下的弱小民族和人民的民族民主革命斗争，直接推动了世界民主化浪潮第二波的出现。
20世纪上半叶，尽管新的全球中心之一的苏联在逐步走向专制的道路，但它并没有完全抛弃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建设苏维埃社会主义民主共和国的目标和旗帜，它早期进行的艰苦的革命斗争经验依然广泛而深刻地影响着广大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它成功创建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自己政权的历史，依然是广大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所追求的美好理想和成功样板，加上残害人类的法西斯将其作为直接侵略的对象，更引起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的同情与支持。苏联本国人民也在大敌当前同仇敌忾，暂时不去计较斯大林的专制给苏联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带来的灾难，而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做出了重大贡献。所有这些，都是推动世界民主化浪潮第二波出现的重要因素。
亨廷顿认为，世界民主化浪潮的第二波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美、英、法等国盟军的占领促进了民主制度在西德、意大利、奥地利、日本和韩国的确立。在40年代末期和50年代初期，土耳其和希腊开始了民主化。在拉丁美洲，乌拉圭在战争期间回到了民主体制。而巴西和哥斯达黎加则在40年代末期转向民主。在其他4个拉丁美洲国家（即阿根廷、哥伦比亚、秘鲁、委内瑞拉）中，1945年和1946年的选举带来了普选产生的政府。与此同时，亚洲也有一批国家走向民主，其中主要有印度、斯里兰卡、菲律宾和以色列。1960年，非洲最大的国家尼日利亚也开始了民主国家的生涯。据他统计，经过第二波民主化，世界上的民主国家已上升到50多个。
但是，亨廷顿没有把以苏联为中心的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作为世界民主化浪潮第二波的组成部分，而且他还认为，苏联的压力“扑灭了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初生的民主”
。可见这位美国学者仍然是把美国式的民主作为世界民主化浪潮的唯一标准，这使得他的观点有着明显缺陷。
尽管可以认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及其影响下于中东欧地区建立的若干社会主义国家不能算是真正的民主国家，甚至也可以说，是“苏联的干预阻止了”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波兰等东欧国家创立民主制度，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被他忽视的问题的另一面是，这些东欧国家是在与盟军的共同努力下，其中主要是苏联的帮助下，摆脱了法西斯铁蹄的奴役才建立了自己的国家，而且这些国家都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民民主”思想作为立国的旗帜和基本诉求。因此，尽管苏联东欧地区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后来的历史发展中进一步走向专制并最终导致了苏联的解体和中东欧的剧变，但不能由此根本否认这些国家在成立初期对新的全球中心的形成和世界民主化浪潮第二波的出现所做出的贡献。
另外，在亨廷顿的“三波民主化浪潮”的理论中，不仅没有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以康有为等发起和领导的变法维新运动、孙中山等发起和领导的三民主义运以及和陈独秀等发起和领导的新文化运动为标志的中国民主启蒙运动的内容和地位，而且只字未提20世纪上半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主义革命及其所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没有提及在苏联和中国革命的影响或帮助下进行民族民主革命运动而获得解放的新兴国家。所有这些，都是亨廷顿的“三波民主化浪潮”理论中的重大缺陷。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开始的世界民主化浪潮第二波到20世纪50年代再次出现回潮
。亨廷顿指出，“这一波偏离民主化的浪潮，由于其涉及到像智利、乌拉圭（号称‘南美瑞士’）、印度和菲律宾，所以变得更加令人印象深刻，因为这几个国家具有持续长达四分之一世纪或更长时间的民主政权。这些政权的变化不仅导致了用官僚威权主义的理论来解释拉丁美洲的变化，也产生了一种更广泛的悲观主义，这种悲观主义怀疑民主在发展中国家的实用性，而且这些变化还促使人们关心民主在其已经存在多年的发达国家的生存能力和可行性”
。这种情况引起了美国政府的极大关注，1976年，美国中央情报局专门邀请亨廷顿作了一次“民主在全球的衰败”的演讲，分析出现这一现象的深度和严重性
。
由于亨廷顿没有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以苏联为首的新的全球中心各国，特别是没有把以中国为代表的和通过民族民主革命成功而获得解放的新兴国家纳入世界民主化浪潮第二波，所以，他也不可能把苏联阵营各国在经济上走向衰败和政治上走向专制纳入世界民主化浪潮第二波出现之后不久就出现的严重回潮。虽然亨廷顿以及美国有关政界和学界人士对这次民主化回潮的严重现象给予了极大关注，但他们并不一定深刻理解导致这一现象出现的所有因素。他们尤其不可能认识到，迅速出现第二次回潮的原因，首先应当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久在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发生的冷战中去寻找，正是这一冷战的发生，而将世界各国人民纳入了相互对抗的战车，使之几乎重新回到了受奴役的轨道，这就为世界民主化的回潮创造了极为重要的条件。
此外，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各国普遍实行苏联的经济、政治模式，并由此带来的弊端及其在全世界的影响，也是很快出现回潮十分重要的原因。这一现象的产生也与苏联阵营严重脱离全球化的发展进程密切相关。二战后，苏联逐步走上与美国进行全面军备竞赛的轨道。虽然在此期间，苏联的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但大量用于军备竞赛，而没能有效促进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其结果不仅没能促进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而且没能促进社会主义阵营经济一体化的发展，甚至没能促进苏联国内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苏联以及社会主义各国所推行的过分集中和专制的经济政治制度还引起这些国家内部人民普遍的不满。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的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标志着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文明中心的毁灭。这对于以促进全球化为已任，和以推动全人类解放为目标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来说是极其惨痛的教训。这种结果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各国所实行的政策密切相关。
马克思列宁主义本来是作为世界殖民帝国、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对立物出现的，而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影响和武装起来的苏联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国家政权，却逐步滋长“老子党”和大国沙文主义的倾向，严重影响了苏联起主导作用的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之间的关系，特别是苏联与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本性本来是要促进全球化的发展，特别是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而苏联党和政府所实行的一系列霸权主义政策，不仅使苏联本身，而且使以苏联为首的新全球中心走向自我封闭和拒绝对外交流状态，结果阻碍了全球化，特别是经济全球化的向前发展。极其重要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宗旨是促进全人类的解放和每一个人权利的自由体现，即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民主，而苏联不仅进一步发展了它的专制制度，而且将这种制度推广到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从而使新形成的全球中心各国普遍缺乏民主精神，使各国建立初期的民主名存实亡，这不能不说是世界民主化浪潮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严重回潮。而且，这种回潮在社会主义阵营之外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探究世界民主化浪潮在50年代末开始出现回潮、非洲获得独立的30多个国家大部分都变成了威权国家，以及那些曾经实行几十年的民主国家还会回潮的原因，不难发现，它们都与苏联阵营各国的影响有关。这里，虽然不能否认以苏联为首的新的全球中心的形成及其所产生的影响，对帮助这些国家获得独立和解放以及推动这些国家初创时期的经济发展起过积极作用，但是，也正是由于这种积极作用才使这些国家仿效苏联的集权模式建立了政权，有的还从原来的民主体制转而走向专制道路，加入了世界民主化第二波回潮的行列。
2，中国的民主革命
中国融入全球化第一个浪潮推动下的近代化过程是在西方列强侵略的条件下发生的，它导致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这样，全球化的第一个浪潮开始涌入中国时不仅没有给中国人民带来福祉，而且变成了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对广大中国人民的奴役和压迫。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所经历的悲惨境遇，决定了中国人民必将容易接受作为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对立物的马克思列宁主义。1917年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俄国取得胜利后很快传入中国并得到中国人民的拥护，从而成为中国共产党创建的极端重要的外部条件。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在1919年以后得以创建，还有着深厚的国内土壤，这就是在中国已经进行了半个多世纪的民主启蒙，特别是陈独秀等发起和领导的新文化运动以及在此基础上爆发的五四爱国运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民主启蒙为中国共产党的产生直接准备了干部条件和思想理论条件。而且，在1919年爆发的五四爱国运动本身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发生的“彻底地和不妥协地、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主义”的革命运动。正是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推动下，中国共产党才于1921年应运而生，其主要创建者和早期领导人就是新文化运动和五四爱国运动的领导人，如陈独秀、李大钊和毛泽东、李达等。
在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民主启蒙之后，中国开始进入真正意义上的民主革命阶段，即中国社会的普通民众开始成为中国革命的主力军。从此，民主革命取代民主启蒙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主流。在此期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与中国国民党领导的革命力量曾先后两次合作，共同推动了中国民主革命的历史进程。尽管国共两党在抗日战争结束后发生分裂，导致海峡两岸长期的分离状态，但是，两党所发动和领导的民主革命却取得了历史性的胜利。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对于全球中心的转移，以及摧毁阻碍全球化进程的帝国主义统治具有重大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际就成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中的重要一员，与苏联以及社会主义阵营其他各国进行了密切交往，为促进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共同繁荣和进步，为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全球化思想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不仅如此，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世界东方取得胜利的一面旗帜，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对亚非拉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斗争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
如果说中国的旧民主主义革命以及在此基础上创建的中华民国属于世界民主化浪潮第一波的话，那么，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在此基础上创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在苏联和中国革命的影响或帮助下进行民族民主革命运动而获得解放的新兴国家，则应当归入世界民主化浪潮第二波。之所以这样归类，也是因为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及在此基础上创建的新中国和其它新兴国家都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民民主”思想作为立国的旗帜和基本诉求，并在实践中进行了创造性的运用。
关于中国革命的民主本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很早就有了清醒的认识。1922年，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将“统一中国本部（包括东三省）为真正民主共和国”和“蒙古西藏回疆三部实行自治，成为民主自治邦”确立为中国革命的奋斗目标
。30年代时，中国共产党又进一步认识到：“历史给予我们的革命任务，中心的本质的东西是争取民主”；并指出：“中国缺少的东西固然很多，但是主要的就是少了两件东西：一件是独立，一件是民主。这两件东西少了一件，中国的事情就办不好”，所以，“现在我们全国人民所要的东西，主要是独立和民主”
，中国革命成功后则是要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
。 1945年，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胜利在望时，针对一些人担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成功后所建立的新国家也跳不出中国的朝代兴衰“周期率”的支配，党的主要领导人毛泽东认为，“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率，我们已经找到新路，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中国革命的民主本质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主要奋斗目标。1919年之前孙中山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和陈独秀等领导的新文化运动自不必说，从1919年到1949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仍然如此。毛泽东后来在说明中国人民为民主奋斗的历史时指出：“中国人民从清朝末年起，五六十年来就是争这个民主。从中日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这个期间是一个高潮。那个时候是向清朝政府要民主，以后是向北洋军阀政府要民主，再以后就是向蒋介石国民党政府要民主”
。孙中山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和陈独秀领导的新文化运动就是向清朝政府和北洋军阀要民主，从1919年到1927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是向北洋军阀要民主，从1927年到1949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则主要是向蒋介石国民党政府要民主。
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革命的民主本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的实践活动：一方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革命斗争及其在革命根据地进行的民主政治建设；另一方面，则是在人民民主革命斗争的推动下，中国合法政府所进行的若干民主改革。前者的突出表现：一是30年代初在江西革命根据地所建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及其制定的宪政体系和实践，二是30年代末和40年代初在延安革命根据地建立的陕甘宁边区政府及其所实行的“三三制”等项实践。在人民民主革命的推动下,蒋介石国民党政府也制定了一些民主制度,采取了一些民主措施。30年代初，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制定《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和“五院制”等政府体制，抗日战争时期又设立和实践国民参政会等。这些民主制度和民主措施在1949年蒋介石国民党败退中国大陆后,又在台湾地区的政治发展中得到进一步实施。
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取得成功后创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性质，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第1条），并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依法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第4条），“有思想、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讯、人身、居住、迁徙、宗教信仰及示威游行的自由权”（第5条），“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教育的、社会的生活各方面，均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实行男女婚姻自由”（第6条）
。195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决定，于1953年召开由人民用普选方法产生的乡、县、省（市）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并在此基础上接着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这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将制定宪法，批准国家五年建设计划纲要和选举新的中央人民政府。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颁布第一部宪法。毛泽东指出：制定这部宪法，“原则基本上是两个：民主原则和社会主义原则”
。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主本质在建国初期也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在1953年举行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全国性的公民选举中，有3亿多人进行了选民登记，占进行选举地区18周岁以上人口总数的97%以上。在全国基层选举中，参加投票的选民达2.78亿人，占选民总数的85.88%。
正如中国中央文献出版社《毛泽东传》（19491976）一书的作者所说：“近三亿人口的选民参加选举，这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全世界也是一个空前规模的民主运动”
。在这一阶段，“中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大大提高，人口死亡率急剧下降；土地改革和其他民主改革大大改善了广大农民的经济地位和生活状况，对国营工矿交通企业的生产和管理制度进行民主改革，提高了职工福利，改善了职工生活。”新颁布的婚姻法“彻底废除了包办强迫、男尊女卑、漠视子女利益的封建主义婚姻制度，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合法利益的新的婚姻制度，压在个人头上的家庭的特权被革命的洪流冲跨了”
。
一个以民主为“中心的本质的”革命和一个以民主为“基本原则”建立起来的国家，难道不能算作世界民主化浪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尽管后来中国也照搬苏联的经济和政治模式，并从50年代末开始发生与苏联的全面论战和国家关系的恶化，还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尽管中国曾再次走进与世隔绝的境地，走向专制和集权的顶峰，对世界民主化浪潮第二波的回潮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从而使得中国革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主本质未能很好地实现，并引起包括亨廷顿这样的西方学者对中国革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民主本质发生怀疑，而将之排除在世界民主化的浪潮之外，然而，如果历史地、实事求是地看问题，就应当正确认识和评价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新中国及其初期的民主实践在世界民主化浪潮中的地位和作用。
全球背景下的中国民主建设
1，全球化的第二个浪潮与世界民主化浪潮第三波
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和两次世界大战曾经造成了世界性的大萧条，损害了国际经济、政治以及思想文化之间的正常联系，中断了迅速发展着的全球化浪潮。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由于苏联和美国这两个新文明中心的推动，全球化的进程逐步恢复和发展。
全球化在经济方面恢复的突出表现：一是国际贸易空前发展。据统计，1950年全球商品贸易额仅为610亿美元，1970年则达到3150亿美元，是1950年的近50倍
。二是国际投资快速增长。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已取代英国成为主要资本输出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更使美国获得了长达30年对外直接投资。据统计，20世纪50年代初到70年代初，美国制造业在欧洲的投资存量大约增长了15倍。三是跨国公司开始登上历史舞台。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20世纪50年代末，美国的跨国公司迅速发展。随后，其他国家也迅速赶上美国。到1975年，资本主义世界最大的50家工业公司中，西欧和日本的总数已超过美国。跨国公司不断对外投资，还为东亚的韩国、中国台湾等地区的崛起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以上几种表现主要得益于19451947年间先后建立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后来为世界银行）、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后来为世界贸易组织WTO）这三大国际经济组织所支撑的战后国际经济新秩序。
全球化在政治方面恢复的突出表现则从一极主导的世界体系发展成为两极甚至多极格局的世界体系。尽管在战后初期建立的是两极体系，但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这种两极体系就逐步向多极方向发展。到70年代初，随着欧洲对美国的独立和中国脱离苏联体系，它实际上已经瓦解。1971－1972年间中美关系的改善就是重要表现。当时，美国总统尼克松就指出了世界已经形成美国、苏联、中国、欧洲、日本为中心的五极格局。从一极到两极，再向多极世界格局发展，也得益于联合国这一国际政治组织所支撑的国际政治新秩序。
全球化在经过了相当时期的恢复以后，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逐步发展起来，到90年代发展到高潮，这就是全球化的第二个浪潮。全球化的第二个浪潮是社会化生产和高科技迅猛发展的结果，是生产社会化在当代高新科技迅猛发展条件下的新成果。如果说，18、19世纪的工业革命开创了生产社会化发展的道路，那么，20世纪70年代以来兴起的以电子通讯技术为代表的新的全球化浪潮，则把生产社会化进程提升到一个新的阶段，即不仅使经济发展从根本上突破地缘范畴，超越国界，而且形成了全球规模的商品、货币、资本和金融的网络。正是网络这一高科技的产物，将人类带入一个全球化的新时代。据一些人对这个新时代各阶段的划分，20世纪70至90年代是全球化的第一阶段，即经济全球化阶段，此时，特别是从90年代开始，经济占据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世纪之交，人类正处于从这个全球化新时代或者说全球化第二个浪潮的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的“重大改革的进程中”
。
全球化的第二个浪潮有许多突出表现。一是跨国公司、跨国企业的运行超越了国界。据联合国1999年世界投资报告，1998年全球跨国公司共有6万余家，在全球的分支机构约有50万家，证券投资达3.5万亿美元，总资产达13万亿美元，全球年销售额达11万亿美元，生产总额占世界的1/4，出口占世界的1/3。到2000年，跨国公司的总产值已经占到了世界总产值的40%。境外投资的90%、内外贸易的60%也是由跨国公司进行的。二是世界市场的容量和范围比以前有空前的扩大。如果20世纪80年代之前每天的世界外汇交易量是100亿美元，那么到2000年每天就是15000亿美元。1970年，全球的出口量大约占全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的14%，2000年则达到了24%
。三是国际组织迅速增多，职能大大增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国际组织仅有500多个，到20世纪末已达3万多个。不仅如此，国际组织的职能也大大增强。2000年，联合国组织召开的千年议长大会和千年首脑会议，就是国际组织职能大大增强的重要表现。不仅国家间的国际组织，而且非国家间的国际组织也迅速增多，作用越来越大。四是国际关系的主旋律由国际冲突逐步让位于国际合作。大国与大国之间，小国与小国之间，大国与小国之间，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尽管仍有冲突，但从国际关系的全局来看，国际间的合作仍占主导地位。
值得关注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两种不相协调的现象：一是全球化的逐步恢复，二是世界民主化浪潮第二波的迅速回潮。战后初期，主要是基于两次世界大战的教训而创建起来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推动了全球化的逐步恢复。在这个过程中，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各国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各国都有贡献，但前者受益良多，而后者则受益不多。其主要原因是前者继续坚持了与全球化的恢复和发展相协调的民主化进程，而后者却逐步走向与全球化的恢复和发展不相协调的政治发展进程，这就是僵化和专制主义经济政治模式的盛行及其所产生的恶劣影响。由于没有享受到全球化恢复及其推动下世界经济发展的好处，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经济普遍出现衰退，甚至在其影响下实行同类经济和政治制度模式的国家和地区也是如此。到80年末和90年代初，这种经济上的衰退终于引发了政治上的动荡和政治经济制度的崩溃，甚至引发部分国家和民族的分裂。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就是这种动荡、崩溃和分裂的显著标志。因此，与其说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是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阵营对立的过程中，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进行和平演变和全面“威慑”的结果，不如说是这些国家内部固有矛盾深入发展的结果。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是世界民主化浪潮第二波回潮的必然结果，同时也为世界民主化浪潮第三波的出现创造了重要的条件。
很显然，世界民主化浪潮第三波的动力来自于全球化的恢复。同时，世界民主化浪潮第三波的动力还来自于20世纪50至60年代期间惊人的“全球性经济增长”
。世界民主化浪潮第三波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就开始出现了。根据亨廷顿的研究，世界民主化浪潮第三波首先出现在南欧，那里有三个国家先后成为民主国家：葡萄牙在1974年推翻了统治多年的独裁政权并建立了民主政权；希腊在葡萄牙发生政变3个月后推翻了1967年以来一直统治希腊的军政权，一个通过选举产生的民主政权由此产生；西班牙从1975年开始进行民主改革，到70年代末终于建立起民主体制。
从70年代中到90年代初，民主化的浪潮先后“涌入”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最后“吞没”了东欧和苏联的集权体制。在亚洲，首先是印度，在经历了一年半的紧急状态之后回到了民主的轨道。除此之外，土耳其、菲律宾、韩国、台湾和巴基斯坦等国家和地区先后成为民主国家。在约旦、尼泊尔也涌动着民主的波涛。在非洲，首先是尼日利亚在1979年从军人统治回归到一个民主选举产生的政府。而后，在塞内加尔、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埃及以及南非都出现了程度不同的民主。在拉丁美洲，这一时期出现的民主国家则有：厄瓜多尔、玻利维亚、阿根廷、乌拉圭、巴西、洪都拉斯、萨尔瓦多、危地马拉。另外，在墨西哥、智利、格林纳达、巴拿马、尼加拉瓜和海地等国出现的民主浪潮严重冲击了威权政府或军事独裁政府，有的最终建立起民主政权。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对威权体制冲击最大的还是东欧和苏联体制的崩溃。由此产生的民主国家有：匈牙利、波兰、东德、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波罗的海三国、保加利亚、蒙古以及苏联解体后产生的民主国家。
从20世纪90年代初到21世纪开始之际，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的前半期，世界民主化浪潮第三波又有进一步的表现。根据美国的民主研究机构FreedomHouse的统计，在1974年，全世界142个国家中只有39个民主国家，民主国家只占国家总数的27.5%，到1992年，在全部186个国家中有99个民主国家，民主国家的数量上升到53.2%，第一次超过国家总数的一半。1995年，这一数目上升到117个，占国家总数的61.3%。到2001年，民主国家数又上升到121个，占国家总数的63%
。在19872001年的14年间，新增的民主国家数为55个，平均每年增长4个。这里统计的民主国家主要是指通过选举产生政治领导人的国家和地区。
总的来看，世界民主化浪潮是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而发展；凡是全球化程度高的地区，民主化的程度也相应地比较高；反之亦然。世界民主化浪潮第一波首先发生在那些充分融入全球化第一个浪潮的国家，如英国、美国和法国等。而且这些国家都从全球化的第一个浪潮中获得了巨大的好处。世界民主化浪潮第二波还是发生在那些新的全球中心国家，而且这些国家又进一步推动了全球化的恢复和发展，并由此巩固了民主化的成果。世界民主化浪潮第三波也不例外。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副主席马克•普拉特纳曾撰文指出：“20世纪最后25年和21世纪初，在国际领域有两个广泛发展的趋向占主导地位，这就是全球化和民主化”，尽管二者有着很长且很复杂的历史，“但这两种发展趋向在很多方面都是相互促进的，也就是说，全球化促进了民主化，民主化也促进了全球化”
。
到20世纪70年代，那些进一步融入全球化的国家已基本巩固了他们的民主体制，主要是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各国。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由于逐步脱离了全球化的发展轨道而走向了自我封闭之路，因而也逐步脱离了世界民主化的轨道。从70年代中期开始，首先是那些较早、而且直接受到全球化第二个浪潮冲击的南欧国家启动了世界民主化浪潮第三波。其次才是亚非拉有关国家走上民主化道路。全球化的第二个浪潮最终冲跨了苏联体制，使得在它自身以及它所控制下的许多国家走上了民主化道路，从而使世界民主化浪潮第三波比前两波民主化浪潮规模更大，特征也更为明显。所以说，全球化浪潮与世界民主化浪潮相辅相成。
全球化与经济发展水平也相辅相成，凡是融入全球化程度较高的国家和地区，其经济发展水平也较高，相应的其民主化的水平也较高。美国的民主研究机构FreedomHouse根据政治权利和公民自由192个国家分为三类，其中第一类为自由国家；第三类为不自由国家。从地区分布来看，民主制度比较充分和巩固的国家大都是经济发达国家，而且这些国家大都是自由民主的国家；民主制度建立时间不长的国家大都分布在经济上中等发达的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而且大都是只有选举民主的国家和地区。而从文化分布来看，基督教世界实行民主制度的国家比较多，穆斯林世界实行民主制度的国家比较少。西欧24个国家全部是自由民主国家。在美洲的35个国家中，只有古巴和海地是不自由国家。在中东的14个国家中，只有以色列一个自由国家和约旦、科威特和土耳其这3个拥有部分自由的国家。这14个国家中，只有以色列和土耳其这两个实行选举民主制的国家。在穆斯林世界各国中，只有马里一个自由国家（见下表）
。
2001年世界民主国家的地区分布
地区 国家 选举国家 自由国家 部分自由国家
不自由国家
西欧 24 24（100%） 24（100%）
0 0
美洲 35 32（91%） 23（65.7%）
10（28.7%） 2(6.6%)
前苏集团 27 19（70%） 11（40%）
10(37%) 6(22%
亚太 39 24（61%） 18（46%）
10(26%) 11(28%)
非洲 53 20（38%） 9（13%）
24(45%) 20(38%)
中东 14 2（14%） 1（7%）
3(21%) 10(72%)
合计 192 121（63%） 86（45%）
57（30%） 49（25%）
穆斯林 47 - 1（2%） 18（38%）
28（60%）
非穆斯林 145 - 85（60%）
39（27%） 21（13%）
关于世界民主化在全球范围的发展，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高放撰文指出：在20世纪，“民主与专制这两种政治体制经过反复的较量，经过三次大浪潮的起伏，民主终于逐步战胜专制，一次又一次取得越来越大的胜利”，当今世界，“民主化已经蔚为强大的历史洪流，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磅礴于全世界”。他将中国等实行社会主义民主的国家也列为民主国家，据他统计，到20世纪末世界已经独立的民主共和国共有149个，占全世界国家总数的76%，而高于上表中63%的数据
。
新世纪开始之际，世界民主化浪潮第三波似乎进入巩固时期。到这时，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前半期那种民主化浪潮迅猛发展的势头渐渐结束了。有意义的是，直到当今，世界民主化浪潮第三波尚未发现回潮的迹象。2002和2003年间，有25个国家在政治上取得了进步，其中3个国家进展明显：阿根廷从部分自由国家发展到自由国家，布隆迪和也门则从不自由国家发展到部分自由国家；但有13个国家遭遇了自由度的下降，其中有5个国家退步明显：玻利维亚和巴布亚新几内亚从自由国家下降为部分自由国家；阿塞拜疆、中非共和国和毛里塔尼亚从部分自由国家下降为不自由国家。进步和退步的比例仍为2：1。据统计，2003年，全世界自由民主国家数为88个，占国家总数的46%；部分自由国家55个，占国家总数的29%；不自由国家49个，占国家总数的25%
。正是根据这种情况，西方一些学者得出结论，认为当今世界已经没有一种全球性的政治模式和治理的理想能够向民主挑战：自由、人权和主权已经持续取得了全世界的胜利，只不过暂时还存在着对“民主本身的全球性争论”，即对是否已经建立民主体制以及建立什么样的民主体制的全球性争论
。
有关专家指出，特别是不能将选举作为是否实行民主体制的唯一尺度，民主的质量还要依赖于自由、公正和责任等方面的发展水平。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戴蒙德等人认为，建立一个较高水平的民主体制须具备以下五项条件：一是民众可以自由表达信仰和意见，自由结社，举行抗议活动以及其它民间自由，特别是可以保护自己免受政治恐怖和不公正的关押；二是在法律规则面前人人平等，而且要遵循合理的程序；三是司法及其相关审判机构既要有政治上的独立地位并居于中立，使之可以监督在诸如选举管理、审计和中央银行等方面的滥用权力；四是要有一个公开的、具有多种职能并且包括大众媒体的市民社会；五是文官对于军队的控制
。2000年6月27日，在华沙召开了有106个国家的外交部长或高层官员参加的世界民主国家大会。在这次大会发表的宣言中提出了建立真正民主体制的五项标准：一是公民拥有权利和职责来选择他们的代理人，这种选择要通过合法、自由、公正的以及普遍和平等的投票来实现；二是这个被选举出来的代表有权组成政府并在法定任期内完成自己的行政管理任务；三是这个被选举出来的政府有义务制止违宪行为，主持其任期内的选举和尊重选举结果，并在其合法任期届满时放弃自己掌握的权力；四是被选举出来的立法机关对于人民是透明公开的并且对人民负责；五是建立和保持对军队控制的是文官，而且是民主的
。
这些观点应当说是对当今世界各种民主体制和民主运动经验的总结和探索，是人类政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对已经实行民主体制的国家，还是对刚刚建立或正要建立民主体制的国家和地区，都是有借鉴意义的。
2，中国的民主建设
中国是较早融入全球化第二个浪潮的国家之一。20世纪70年代初，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了“三个世界”的理论，并用“小球”（乒乓球）转动“大球”（地球），打开了中美关系的大门，为推动世界格局多极化的发展趋势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并为中国后来制定和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作了理论和战略上的准备。1977年12月，中国新一代领导人邓小平第一次明确提出“全球战略”的概念。他的一个重要判断是：“苏联全球战略部署还没有准备好。美国在东南亚失败后，全球战略目前是防守的，打世界大战也没有准备好。所以，可以延缓战争的爆发”
。1978年底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正是“从全球战略来考虑”
，决定放弃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国策，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在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宏伟目标。从此，中国开始融入全球化的历史进程。
占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中国融入全球化的历史进程对于人类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正如著名学者费孝通所说，1949年中国实现了独立与自主，却在苏联经济模式的影响下脱离并抵抗了西方主导的全球化进程，在对全球化主体潮流的脱离和抵抗中，中国虽然坚持了政治上的独立，却也造成了自身的封闭和僵化，难以从全球化进程中获得发展动力，结果是在现代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落伍。而世界的发展没有停下来，中国明显是落后了。1978年中国终于下定了改革开放的决心，主动并且逐渐深入地加入到了全球化进程的各个领域当中，急起直追。在政治上，中国与西方各国加强接触和了解，融洽了在“冷战”时期冻结的关系；在经济上，中国以经济特区为先导，依次开放沿海城市、沿江城市和内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积极与国际惯例接轨，形成了加入经济全球化潮流的制度性保障。
从此，中国开始了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同时也向信息社会的飞跃。世纪之交，中国正式确立“走出去”的开放战略，并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促使中国进一步融入全球化进程。
中国逐步融入全球化的过程，也就是中国逐步融入世界民主化浪潮的过程。由于全球化与世界民主化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所以，绝不能设想，一个在经济上逐步融入全球化进程的国家，还会在政治上实行越来越专制的政策。亨廷顿认为，“经济因素对民主化有着重大影响”，而且，“在经济发展的程度与民主之间存在着一种全面的相关性”，但他又认为，经济因素对于民主化的产生并“不是决定性的”，而且，“没有一种经济发展的格局自身对导致民主化是必不可少的，或是充分的”
。在这里，亨廷顿仅仅说明了经济发展的程度问题，并没有指出这种经济与对外开放政策有没有关系，又是否融入了全球化的进程。事实上，恰恰是中国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推动了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并因此逐步融入全球化进程而推动了政治民主化的不断发展。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指出：1978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曾提出一系列新的政策：“就国内政策而言，最重大的有两条，一条是政治上发展民主，一条是经济上进行改革，同时相应地进行社会其他领域的改革”
。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中国无论在民主的理论方面，还是在民主的实践方面，都取得了显著进步。
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在民主理论方面的贡献首先表现为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即认识到，民主就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1954年，毛泽东曾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制定的第一部宪法所依据的两个基本原则解释为民主原则和社会主义原则，似乎将社会主义与民主视为两个相对独立的范畴。虽然他也曾指出：“我们的民主不是资产阶级的民主，而是人民民主，这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
，但这毕竟还不是社会主义的。根据他的理论，这是新民主主义的东西；新民主主义虽然属于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但在本质上仍然属于资本主义范畴。所以，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前，中国允许资本主义的发展，所依据的就是这一理论；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逐步消灭资本主义，不允许资本主义的发展，也是依据这一理论。
实践证明，将民主排除在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之外以及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对资本主义采取消灭的政策给中国带来了严重的危害。改革开放以后，在总结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中国新一代领导人邓小平提出了“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著名论断
。根据这一论断，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明确指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内在属性”，并进一步说明：“没有民主和法制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
。有关专家对这一重要认识进行了评价，认为它“浓缩了几十年社会主义实践经验，涵盖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各个方面，把民主问题的重要性提到了决定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
。
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在民主理论方面的贡献，还表现在对民主本质的认识，即认识到：“民主的发展过程本质上就是人的解放过程，是使个人摆脱外在的束缚关系，成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最终实现人的政治解放、经济解放、文化解放和社会解放。这种解放的过程，反映在民主领域，可以表现为政治民主、经济民主、文化民主和社会民主；反映在法律领域，可以表现为政治权利、经济权利、文化权利和社会权利”
。基于这一认识，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报告第一次提出了“尊重和保障人权”的重要思想
。2004年初，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又根据中国共产党的提议，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条款以及人权的基础保护私有财产的条款写进《宪法》这一国家的根本大法。对此，中国主流媒体《瞭望》周刊发表题为《中共修宪建议最突出以人为本的思想》一文，认为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在宪法中做出宣示，“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有利于加强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保护”。
所有这些清楚地表明：人权也是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
。对民主和人权作为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界定，以及对民主本质的界定，表明了中国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本质的正确理解和中国对民主理论的重大发展。这种理解和发展推动了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历史进程。
在新的民主理论指导下，中国的民主建设有相当的进展。在促进民主建设的根本目标方面，其成绩主要表现在对人权和公民权的切实尊重和保护。中国把人的生存权当作首要人权，予以优先发展。为此，中国从改革开放之始就把经济建设确立为国家发展战略的中心，不管国内外出现什么样的重大事件，始终坚持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邓小平在谈到这一政策时指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仅仅是经济问题，而是保障人的基本生存权的重大政治问题。长期关注这一重大政治问题，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不仅使中国经济总量迅速提高，同时也使人民生活水平得以改善。江泽民指出，“对中国来说，确保人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是首要的也是最大的人权保障”。
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GDP）以年均9%左右的速度快速发展，中国的综合国力持续提高，新世纪来临之际，中国的综合国力在世界诸大国已名列第七位。如果单从经济力量来看，中国已上升至世界诸大国的第二位或第三位。到1994年，中国的贫困人口已减至8000万人左右。2002年，中国的沿海地区大都实现了小康水平，开始向现代发达国家迈进。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为中国的人权保障提供了较为深厚的物质技术基础。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极大的改善。城镇居民家庭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978年的343.4元增加到2000年的6380元，农村居民家庭的人均纯收入从1978年的133.6元增加到2000年的2253元。从全国范围讲，中国已经解决了温饱问题，进入到小康社会。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0年人类发展报告》提供的资料，中国1998年的人均GNP为727美元，列第120位，属于低收入国家，但中国的人类发展指数却排在第99位，进入了人类发展中等水平。中国的婴儿死亡率为38‰，成人识字率为82.8%，人口与医生的比率为870:1，预期寿命为70.1岁，人口增长率为13‰，电话普及率为每100人20.1部，均好于同等收入水平的国家，甚至在有些指标上还好于收入水平比中国高的国家
。
在人的经济生活得到逐步提高，即中国所说的人的生存权甚或发展权得以确保的同时，中国在人权保障的政治和法律建设等方面也做了很多工作，主要表现在对人权保障进行制度化和法律化建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通过多种途径在企事业职工的医疗、住房、养老方面逐步健全一系列保障制度。到“九五”期间，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已扩展到三个部分13个项目：第一部分是由国家财政支持的保障项目，包括社会救济、社会福利、优抚安置和社区服务；第二部分是由法律强制执行的社会保险和由国家、单位、个人共同承担的社会保险项目，包括养老、失业、医疗、工伤、生育保险和住房保障；第三部分是商业保险，包括个人和企业投保，及互助性保险
。与之相随的是社会补偿制度的逐步建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人权方面的立法有九类，
这九类人权方面的立法几乎囊括了公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它们对于保障公民基本人权起到了积极的导向性作用。这除了通过法律义务的形式，将全社会成员的公共责任观念转为一种公共责任制度外，还通过政党、行政、职业或行业内的一整套严格的责任制度，如用人失察失误责任追究制、事故责任追究制、领导干部责任引咎制、岗位责任制、职业或行业道德行为规范制度，以及相应的监督制度等形式，对国家机关及其人员的权力行为，以及公民权利行为的扩张加以制约。这些制度对于公民个人免受来自国家、群体或他人行为的侵害具有重要作用。
在促进民主建设的各种手段方面，当代中国的成绩主要体现在：为促进民主建设根本目标的实现而努力创建一整套制度框架，其中最重要的是积极努力地促进党内民主以及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和完善。早在1980年，邓小平就正式提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重大问题，并指出，从“国务院领导成员的变动”入手，是“改善政府领导制度的第一步”；进行党和国家领导制度以及其他制度改革的目的，就是“为了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为了适应党和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的需要，为了兴利除弊”，也是“为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从那时开始，中国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方面进行了极大的努力：先是实行党政分开及其与之相配套的一系列政策和措施；而后又在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上做了很多工作，同时不断探讨党内民主的实现途径等等。
在党内民主建设方面，主要有以下表现：首先是规定必须按期召开党的代表大会。其次是改革党内选举制度。第三是强调党内正确的权力授受关系。中共十六大后，又分别从几个方面发展党内民主制度：一是扩大在市、县进行党的代表大会常任制的试点，积极探索党的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发挥代表作用的途径和形式；二是按照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原则，完善党委内部的议事和决策机制，进一步发挥党的委员会全体会议的作用；三是改革和完善党内选举制度；四是建立和完善党内情况通报制度、情况反映制度和重大决策征求意见制度；五是主要领导干部的问责制度等。
在党的领导体制方面，根据1980年邓小平发表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的精神，中国进行了几年党政分开等领导体制改革的尝试。由于效果并不明显，在1986和1989年间又提出了对中国整个政治体制改革的宏伟任务。这一任务由于1989年上半年发生天安门事件没有及时实行。尽管如此，从1989年以来的十几年间，中国仍在党的领导体制建设方面探讨新的发展路径，如依法治国方略的提出和实施；强调要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确立实践“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等。
除党内民主和党的领导体制改革方面的进展之外，中国在改革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改革和完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干部人事制度、依法治国和司法体制改革、民主监督体系、基层民主和村民自治以及人权自身保障制度等方面，也取得了众所周知的重大进步。没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