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民主投资
Invest in Democracy

作者: 裴敏欣 梅里特•里昂
译者: 章启晔
（原载于《国家利益》2002/2003年冬季刊) 版权信息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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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中最有争议的问题之一是工业化民主国家的投资者在国际上的社会责任。这些投资者主要是跨国公司。诚然，关于这些投资者是否以及如何能够做到同时追求利润和全球公共物品有着漫长而争论不休的历史，人们通常将商业界置于诸多国际性非政府组织的对立面。

跨国公司对其投资的那些国家的政治生活质量来说是有益的吗？基于对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在23个国家 转变为民主政体后的外国直接投资模式的分析，我们的证据表明投资者（主要是跨国公司）比许多人所设想的更具有社会责任心甚至道德感。在政体变化之后，外国直接投资者很快拥护新的民主政权。总的来说，相对政体转变之前的三年期而言，这些证据表明政体变化后的三年中外国直接投资会有显著的增长。自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外国直接投资者对新民主政权的信心在巩固许多民主政权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与那些通过击打计算机键盘就能够离开一个国家的国际证券投资者不同，外国直接投资者不可能很快变现他们的投资（大部分是工厂和设备）。而正因为如此：外国直接投资的非流动性却成为了比证券投资更好的、衡量外国投资者对某个特定国家长期前景的信心的标准。

对外国直接投资流动的分析表明：投资者应对即将来临的政体变化时具有高度的识别能力。与常识相符，一般说来，外国最有可能直接投资那些正在逐步而和平地迈向民主统治的国家（譬如韩国、西班牙、智利和泰国），而避免投资那些政体转变之前处于战争状态的国家（如1982年的阿根廷），或者经历着动荡不安的国家（如1987-88年的巴拿马，1983-84年的菲律宾），或者承受着恶性通货膨胀的国家（如1983-85年的巴西）。另一方面，一个隐含的特点是，民主转型似乎刺激着外国直接投资者的胃口，使他们甘愿冒极大的投资风险。与转变前的三年期比较，在我们研究的23个新近民主化的国家里，有18个在政体转变后三年期中外国直接投资的总额显著上升。增长的数量也是巨大的：除了一个国家，在所有国家中都超过了100%。对于作为一个组别的23个国家来说，在政体转变后的三年中外国直接投资累计为266亿美元，与转变前的三年相比，外国直接投资总额大约增加了82亿美元，即提高了45%。显然，作为资本形成的一种重要来源，外国直接投资在完成转变的国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不同寻常的是，外国直接投资的快速增长一般发生在总体来说不利的宏观经济环境之中。在政体转变后的三年内，12个国家的通货膨胀率仍然很高（一年内超过20%），而11个国家的增长率停滞不前、甚至是负数；只有7个国家的宏观经济趋势是有利的（其特征是通货膨胀率下降并且增长率上升）。这就表明短期的宏观经济风险在一般情况下并没有使外国直接投资者不敢在新的民主国家里增加它们的投资。

虽然外国直接投资者通常给新兴的民主国家带来“不确定中的利益”，但是长期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动（超过三年过渡期的资本流动）主要取决于目标国的体制健康状况。有关外国直接投资、政治风险和各类宏观经济标志（通货膨胀和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之间关系的回归分析显示，在政体转变后的4到8年间，作为外国直接投资流向新的民主国家的决定性因素，政治风险比宏观经济表现更为重要。实际上，与政体转变4年后相比，8年后的政治风险在统计上更为显著。这表明政体转变后，体制发展的情况对外国直接投资的决策有着越来越深远的影响。换句话说，虚假或动荡不定的新兴民主国家无法使外国直接投资者感到满意，至少不能让许多投资者满意，或不可能使他们在长时间内感到满意。

此外，数据显示，在注入新的资金来源上，对新兴民主国家的政府发展援助发挥的作用远比外国直接投资小。透过表面现象，我们的样本显示，政体变化后的三年内新近民主化政府所得到的发展援助的净流量实际上是负数。就总体水平而言，在我们的样本中，政体变化后的三年内注入22个国家（排除西班牙，因为得不到它的政府开发援助的数据）的政府发展援助的总额实际上比政体变化前的三年下降了10,300万美元。这与外国直接投资在同期向这些国家流入的36亿美元的净增长形成鲜明对比 。按相对价值计算，流入这些国家的私有的外国直接投资增长了45%，比政府发展援助的全部资金多三分之一。这表明，作为一个群体，西方政府不如私人投资者那样对国家政体变化反应敏锐，也不像私人投资者那样看好新兴的民主政府。

1. 这23个国家是：阿根廷、贝宁、玻利维亚、巴西、中非共和国、智利、厄瓜多尔、萨尔瓦多、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加纳、马拉维、马里、莫桑比克、巴拿马、巴拉圭、秘鲁、菲律宾、韩国、西班牙、泰国、土耳其和乌拉圭。

2. 在我们的样本中在政体变化前的三年期内政府开发援助的总额为199.8亿美元，大约比同期的外国直接投资的数额多33.4亿美元。但是政体变化后的三年期内政府开发援助的总额为198.8亿美元，实际上与政体变化前三年相比没有变化，而比同期外国直接投资少20.4亿美元。相对外国直接投资，政府开发援助的净减少额为53.8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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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裴敏欣(Minxin Pei)是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中国项目的主任和高级研究员。梅里特•里昂(Merritt Lyon)是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初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