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劳苦大众
China's Oppressed Majority
作者:
王波勇 弗兰克•盖斯蒙特
译者: 过
勇
(原载于《外交政策》2005年三/四月号) 版权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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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从中国富裕的沿海城市耀眼的地平线上旅行到落后的中西部农村地区,就如同时光倒流一般。每向中国内地前进一英里,都会反映出这个国度所取得的经济奇迹在很大程度上绕过了占人口将近三分之二的8亿农民。然而,与中国宏伟的经济增长相比,无论是国际还是国内都没有对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给予足够的重视。
这一差距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新闻记者陈桂棣和吴春桃的工作在国内外都引起了反响。在他们2004年出版的《中国农民调查》一书中,陈桂棣和吴春桃调查了中国东中部地区安徽省现代化过程中不被关注的另一面,记载了那些往往受当地腐败官员控制的农民所受的歧视和压迫。陈桂棣和吴春桃著作的力量在于引发了对于安徽农民状况详细深入的研究,以及对人民生活近距离、个人的观察。
在去年秋天该书被德国的跨学科季刊《国际函件》(Lettre International)评为该杂志年度报告文学奖的时候, 他们引述了其中一个详细的案例,讲述了1998年四个农民被杀害的故事。由于怀疑一个地方官员有贪污行为,村民们选举了一个委员会来监督他的会计帐目。当这个被激怒的官员派他的儿子在光天化日之下杀害了一名带头的委员的时候,另外三个当地居民试图自卫,结果造成了悲惨的结局。
尽管故事辛酸,但这个相对短暂的经过却无法表达该书宏大的主题,例如中国长期无法改革其农村经济的历史。根据陈桂棣和吴春桃的记述,很少存在具有改革思维、试图寻求积极变化的官员,即使有也往往都被掌握实权的其他官员阻止了。此外,农民仍然被迫集中于生产粮食,并将他们每年收成中的一定比例按照一个较低的固定价格销售给政府。同时,逐渐削弱的税收体系鼓励贪污受贿,并将税收负担向这个链条上最薄弱的环节——农民倾斜。“中国是世界上少数几个不仅不对农业进行补贴,而且对农民课以重税的国家”,作者这样写道。
陈桂棣和吴春桃呼吁,改革中国的农业经济不仅仅是一种选择,而是势在必行的。否则中国国内的稳定将受到很大威胁。由于意识到腐败的地方官员已经使得税收改革的所有努力都化为乌有,他们主张自上而下的改变,希望以此结束城乡经济之间严重的不平衡。但是,问题在于中央政府需要依靠地方政府来执行政策:来自上层的激励可能是唯一的解决办法,但是即便如此,改变也将是缓慢的。
然而,中国方面的反应确实是矛盾的。这本书最初赢得了几乎所有方面的赞誉,包括中宣部和党的机关报《人民日报》,并成为全国畅销书。但是,这个巨大的成功最终促使北京的官员指令中宣部停止该书的印刷。陈桂棣和吴春桃可能会面临着更为严峻的后果。被揭发有腐败和残忍行为的一名官员(该书中几乎所有提到的人用的都是真实姓名)对两位作者进行了起诉。起诉讼目前依然悬而未决,在裁决将要被宣布的时候仍然具有不确定性。尽管陈桂棣和吴春桃的律师估计他们胜诉的机率大约是50%,但是类似起诉媒体的官司很少能够判被告胜诉。然而,两位作者并不是没有支持者:尽管被禁止进入法庭,仍有数百名农民冒雨来到法院表达对两位记者的支持。
所有的这些都不应该被丢弃。中国新一届领导班子一直在不断重复他们的承诺,即中国要走一条新的、更加协调发展的道路,优先提高农业收入和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当然,历史书说明这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在古代,中国农民的起义往往是导致王朝灭亡的主要原因。那是一个中国领导人都不愿去经历的倒退之路。
版权信息: © 本文版权为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所有。
作者简介:
王波勇(Wang Boyong)是北京欧盟-中国北京村务管理培训项目公共关系主管和研究协调员。弗兰克•盖斯蒙特(Frank Gaenssmantel)是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欧洲研究中心的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