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争会否导致中国大乱
Will Collective Protest Cause Major Instability in China?
作者: 裴敏欣
（原载于2004年9月8日台湾《苹果日报》) 版权信息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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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中国发生了一系列大规模的群众集会和骚乱事件，比如重庆市万州区数万人的示威和四川上万农民和地方政府因水库用地而引起的冲突。这些事件的发生使许多人担心中国的社会稳定。一般来说，在任何社会中，政府和民间的矛盾如果得不到调解，有组织的和大规模的政治暴力抗争事件肯定会发生。这类矛盾越是激烈，抗争事件的频率就会越高，规模也越大。

以中国近年来民众群体抗争事件的发展趋势来看，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大陆社会中政府和民众之间的关系是十分紧张的。根据官方统计和专家估算，在九十年代中期，大陆大约每年有八千起所谓的群体事件（即牵涉到三十人以上的罢工、集会、示威和骚乱），到九十年代末，这类事件的频率上升到每年三万两千起左右。现在，每年大约有五万两千起。这就是说，群体事件的年增长率平均为百分之五十五。目前，中国每星期差不多有一千起群体事件。

*民众与政府关系紧张*

造成民众－政府关系紧张的原因有三类，第一类是因为中国正在进行快速的现代化和艰难的经济改革，在这个过程中，相当多的人将失去工作机会或看到他们的生活水准相对下降。比如，中国国有企业的工人和农村的农民在过去十年中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都相对下降，成了经济改革的“输家”，这就造成他们对政府的不满。因此，在发生的群体事件中，相当一部分是由失业工人参与和主导的。

第二类原因是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中，地方政府的利益和一般民众的利益冲突大大加剧。为了得到更多的税收和招商引资，地方政府对农民征各种苛捐杂税，并以招商引资的名义强行征用农田和迫使城镇居民动迁。因此，农民和城镇居民不得不组织起来，反抗地方政府的不法行为。根据专家统计，在九十年代末，抗税是农村抗争的主要原因。现在，反对强行征地和拆迁是农村和城镇群体事件的导火线。

导致政府－民众矛盾激化的第三个因素是中国的现有政治体制，没有有效的机制来缓和与化解民众和政府的利益冲突。这就不可避免地使有冤无处诉的民众走极端路线。在中国，民众可以通过信访（上访）、行政诉讼，找人民代表大会，和寻求媒体帮助来寻求正义。但是，这四个机制已完全失效。根据专家研究，信访（上访）成功的概率是千分之二。中国每年有十万件行政诉讼案（即民告官）。大约有三万件左右是民胜官败。但这对一个十三亿人的社会来说显然是微不足道的。另外，人民代表大会和媒体能起的作用也是极为有限的。因此，中国的体制缺乏应有的“政治安全阀”。

*群众多诉求自身利益*

但是这是否意味着群体事件的迅猛增长会导致中国大乱呢？据我观察，虽然群体事件的频频发生说明中国有动乱的隐患，但群体事件本身不足以动摇共产党的政权或引发全国性的动乱。如果我们仔细观察这些群体事件，我们可以注意到参与这类事件的民众都有很具体的诉求。他们要求的是在征税、劳动保护、失业救济金、征地和拆迁上照顾他们的利益。他们的政治诉求层次较低，尚未涉及共产党的合法性，因此政府可以满足或部分满足这类诉求。另外，虽然群体事件频率高，这类事件都是孤立发生的集会或骚乱。至今尚未有跨县或跨市的群体事件。这表明中国的群体事件组织性不高，不但缺乏可持续性，而且不可能引起连锁反应。以数字来看每年五万二千起似乎很吓人。但是，中国地域广阔，有二千八百多县、区。平均来算，每县、区每年有二十起左右，这是地方政府能承受的。

*爆发整体性危机大增*

中国政府已经学会如何对付这类事件。一般来说，政府会把组织闹事者抓起来，以达到「政治斩首」的目的。政府也会满足或部分满足普通参与者的要求，以平息民怨。有时上级政府还会象征性的惩罚地方官员来安抚民众。当然，政府的最后一张王牌是动用专门对付民众骚乱的武装警察部队。因此，虽然中国政府不能通过政治改革或调解社会利益来根治国家与社会的冲突，但是北京可以说已掌握了一套应付群体事件的有效办法。

但是，群体事件的频频发生最终将不断提高中国的“体制性风险”。虽然群体事件本身不会直接触发刚性动乱，但如果中国遭受一场经济或政治危机的冲击，爆发整体性危机或动乱的可能将大大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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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裴敏欣(Minxin Pei)是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中国项目的主任和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