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约束还是不相干：普京时代的俄国媒体
Constrained or Irrelevant:
The Media in Putin’s Russia
作者: 马沙•李普曼
（原载于《当代历史》，2005年10月）版权信息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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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俄罗斯媒体的问题不是在于克里姆林宫对全国电视广播的控制，而是在于那些未被控制的出版物也没有什么长进和作用……”

苏联有着大量的报纸，却没有独立的新闻媒体。客观报道、原创、调查性新闻、甚至新闻本身都是十分陌生的概念。竞争、广告、盈利更是闻所未闻。让政府对公众负责并不算什么问题，因为苏联的媒体就是国家的左右手，它为了国家的利益向公众进行宣传。

悬挂在苏联城市的街道和广场上的一句列宁的名言是：“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鼓动者，也是集体的组织者”。显然，苏联的媒体——以及之后的电视广播——在共产主义年代完成了这一任务。面向大众的平面或广播媒体的每一个字眼都受到共产党审查官员的授权；所有期刊杂志和广播机构的所有权都归国家所有；一切重要的人事任命都必须得到共产党的同意。苏共对于每一个问题都会发表和散布意识形态上适当的观点，甚至提供意识形态上正确的词汇。

直到80年代后期，媒体开始逐步开放，因此国家审查时代随之很快结束。这是革命性的转变的开端：就在共产主义和苏联相继垮台之前的1990年，70年来第一份非政府刊物问世。当俄罗斯首任总统叶利钦开始掌舵的时候，那些不受国家控制的私营媒体、专业的现代出版社和电视台相继出现。

不出十年之后，俄罗斯政府开始了对新闻自由的第一次较大规模镇压。在2000年春天，普京总统发表就职演说之后没几天，政府就发起了一场旨在使有影响力的媒体都受到国家控制的运动。这场运动开始的标志是潜伏的安全人员对“桥媒体”（Media-MOST）——俄罗斯最大的私营媒体集团的办公室进行搜捕。三年之后，所有的全国性电视广播公司都受到了国家的控制。近年来，克里姆林宫对媒体的控制还在进一步加强。

与苏联时代相比，今天的俄罗斯媒体仍然享有一定的自由。他们主要是商业机构，在一些国家控制的全国性电视台中，也只是在一些政治敏感的问题上才会受到限制。在出版前受到全面审查的那种时代已经成为过去。然而，如果与五年前、而不是二十年前相比，俄罗斯的媒体还是明显受到了更多的限制。

*采取控制*

在俄罗斯第一次车臣战争时期（1994－95年），私营电视广播公司独立电视台（NTV）的报道在帮助形成公众观点方面的作用与美国媒体在越南战争时的角色很相似。车臣战争给俄罗斯家庭带去的暴行就像越南战争带给美国家庭一样，不久这也产生了一个类似的影响：这场战争是如此不受欢迎，以致于叶利钦不得不中止战争——否则他可能就会无法赢得1996年的连任大选。

这种效果在如今是难以想象的。在克里姆林宫对所有全国电视广播公司紧密控制的情形下，没有任何政府权威部门认为“不合适”、未预料到或不满意的情况会在主要的电视广播公司提供的画面上出现。2004年夏天，最后一个幸存的电视政治谈话类节目被关闭，最后一个政治讽刺性节目也遇到了同样的下场。从技术上说，是频道的高层管理人做出了这样的决定，但是毫无疑问，这是政府所下的命令。克里姆林宫保存着一份禁止在全国性电视广播节目中出现的人员（例如政治反对派、强硬的批评家）的“黑名单”。敏感问题的范围得到了彻底的筛选，以保证提供给观众的关于俄罗斯生活的画面在政治上不会惹麻烦或煽动民意的。

《华盛顿邮报》记者彼得•贝克（Peter Baker）和苏珊•格拉瑟（Susan Glasser）在最近的著作《克里姆林宫正在崛起：普京时代的俄罗斯和革命的终结》（Kremlin Rising: Vladimir Putin’s Russia and the End of Revolution）中，引用了一名内部知情人士关于电视广播覆盖面的控制如何得以实现的描述：“克里姆林宫每周五都要召集电视广播公司的最高负责人开会，普京的助手舍可夫（Vladislav Surkov）、克里姆林宫顾问巴普洛夫斯基（Gleb Pavlovsky）等一起出台每周的讨论热点。不久，这个议事日程在政治上变得更为赤裸裸，目标就是支持普京和他的政党……每次会议，都会出台一份关于本周希望看到的新闻主题和推荐编排的文件”。

当普京当上俄罗斯总统的时候，他清楚地意识到了电视广播的政治力量。在1999年末，商人、媒体大亨和政客别列佐夫斯基（Boris Berezovsky）用他的电视频道摧毁了普京的政治对手。圆滑而肮脏的媒体宣传活动显著降低了他们的威望，为普京登上总统宝座扫清了道路。在这之后，普京很自然地希望克里姆林宫能够掌握像电视广播这般有力的武器，而不是落在那些忠诚度值得怀疑的商业大亨手中。平面媒体的重要性相对低一些，因为日报或周刊的主要发行方式是通过几个大城市中心（主要是莫斯科），他们的发行量也很少超过10万份。而全国性电视广播公司能够接触到90％以上的俄罗斯的1.4亿多人口。

*不忠行为*

要让所有的电视广播公司完全屈服是一项复杂、耗时的任务。而且，俄罗斯经历了一系列重要的发展和危机时期，一些负责报道这些新闻的记者在后共产主义早期发展起来的职业本能的驱使下，一再寻求揭露那些政府试图隐藏的东西。

发生在2000年8月夺去118名船员生命的库尔斯克潜艇事故便是这样一个例子。媒体揭露了官方的谎言和掩饰，于是恼羞成怒的普京猛烈地抨击新闻记者，指责他们暗中破坏俄罗斯的军队和海军。

另一个例子是2002年10月发生的莫斯科剧院人质事件，900人受到了车臣恐怖主义分子的绑架。他们愚蠢地采用了使用昏迷性气体的营救方案，但是由于没有提供足够、及时的救助而导致130名人质死亡。新闻记者尽力调查了这些事件，普京却谴责他们是愤世嫉俗的投机分子，说他们试图从灾难中获益，这么做是为了吸引公众注意，从而获得更多的广告收入。不久之后，那个激怒普京的电视广播公司的高层经理被一名官方指派的人代替，对这名新的负责人而言，克里姆林宫的指示比维护新闻人的职业道德有着更高的优先权。

在政府眼中，每一桩新闻媒体的“背叛”行为都成为了需要加紧控制电视广播的新证据，克里姆林宫在努力加强这种限制。当2004年9月别斯兰学校发生人质惨案的时候，克里姆林宫已经受到了很好的保护，不再受到新闻从业者的有害影响，至少从全国性的电视广播来看是如此。当这场风暴结束的时候，电视广播公布了这场世界上最可怕的恐怖主义袭击之一，300人被夺去了生命，其中大多数是儿童。但是，没有幸存者情况的说明，没有那些失去亲人的绝望的人的故事，没有独立的专家分析，也没有任何公众讨论。

事实上，全国性电视广播媒体已经成为了维护普京声誉和他的政府的统治工具。驯服的电视广播显然使得赢得选举（2003年12月的议会选举和2004年春天普京再次当选总统）变得轻而易举。对全国性电视广播网络的安全控制确保了选战的范围完全迎合统治克里姆林宫的“统一俄罗斯党”的需要。欧洲安全和合作机构的国际观察员评价说，选战总体上来说是自由的，但却是不公平的，他们指责国家控制的媒体明显倾向于当前的执政党和在位的总统。

毫无疑问，在即将到来的2007－2008年选举中，我们还将看到克里姆林宫会充分利用掌握电视广播的优势。统治精英们急于维持政治现状，对他们而言，电视广播在清除真实的竞争的政治画面方面是无价的——对当权者完全不加以批评，而对潜在的候选人设置障碍，抹黑形象。

*有限的接触*

控制而非竞争，是普京政府的商标。在他任期内，决策被集中在克里姆林宫一个内部的小圈子里，完全远离了公众的视线。克里姆林宫严格限制对“公共”简报的接触，从未在电视广播中播报。克里姆林宫的发言人并不那么平易近人，除了对所谓的“克里姆林宫”帮中几名受到信任的官方记者。

普京本人每年都会为俄罗斯的1000多名新闻记者召开一次新闻会议。这更像是一次愉快的公关活动，而不是正式的咨询新闻政策方面问题的会议。事实上，向克里姆林宫询问重要的政策问题在今天的俄罗斯新闻界已经绝迹。结果是决策者享有完全的免责权。这里引用一个例子：当联邦安全局（FSB，俄罗斯国家安全机构）负责人巴扎舍夫（Nikolai Patrushev）在别斯兰恐怖袭击之后（大约1个月之后）第一次在电视上露面的时候，电视主持人竟然没有问他一个关于这起事件的实质性问题。他甚至都没有问巴扎舍夫当时他在哪里（有谣言说他当时确实在北奥塞梯——列斯兰所在地的俄罗斯的共和国，但从未在公众场合出现，以此逃脱对后来发生的恐怖灾难的责任。）毫不奇怪，2004年底普京的年度新闻会议也没有提到别斯兰事件。现在俄罗斯的氛围表明，没有必要指示新闻记者不要问这个问题——他们自己知道最好不要与总统进行对抗。

丧失任何自主权，全国性电视广播归私人所有，以及新闻记者的自我审查，这些现象变得越来越普遍。对于那些电视广播公司的高层经理来说，他们十分愿意、并且熟练地推动着克里姆林宫的政策，因为他们渴望创造与克里姆林宫助手合作的机会。

*媒体的弱点*

在80年代后期的改革年代，对言论自由有着极大的狂热。印刷品就像周期性的流星。新闻报道推动着充满激情的公众讨论。逐渐地，自由的新闻媒体帮助俄罗斯人民摆脱了他们长期忍耐的对国家的担心，并最终使他们的国家从共产主义压迫中获得自由。叶利钦总统并没有干涉新闻自由，即使这有时会给他带来严重的麻烦（例如，媒体对第一次车臣战争的报道降低了他的声望，迫使他与车臣领导人签订耻辱性协议）。叶利钦似乎真正理解新闻自由的价值，这部分因为这是他对俄罗斯所承诺的一种民主自由，也是因为自由的新闻记者是他与凶猛的共产党反对派做斗争时的天然战友，而这种斗争在他的统治时期始终存在。即使叶利钦或他圈子里的一些人想要限制言论自由，他的软弱的政府也很可能缺乏实现的能力。

不幸的是，尽管叶利钦政府并未直接打击新闻自由，但使之成为可能的基本原则——就像其它民主制度的原则一样——在尚未有机会在俄罗斯的土地上发芽之前，在他的任期内就遭到了损害。可疑的媒体财产所有权，黑暗的商业行为，以及制度性缺陷都腐蚀了新闻媒体独立的根基。

俄罗斯的空前的从完全国有的经济转轨伴随着法律的空白和“一夜暴富”的现象，大多数企业家和他们的追随者以国家利益为代价，使得自己迅速富裕起来。巨商、媒体大亨都卷入到与政府官员的肮脏关系之中，结果获得了大量的资源，包括有利的合同、免税，或容易的贷款。媒体所有者可能变得强大和独立起来，但是他们的自主性是薄弱的：仅仅维持到政府获得足够的力量之前。

国家制度的缺陷，幕后交易而不是公开政治竞争的流行，不受法律限制的大规模游说，以及腐败的迅速增加都影响着90年代的媒体活动。付费文章，将广告伪装成新闻，这在新闻中十分常见。破坏政治和经济竞争对手的指责和抹黑材料同样如此（这些材料通常由“代理者”提供，新闻记者不进行核实和检查。在所有有害的影响中，这种行为破坏了调查性新闻业的发展）。当然，这些活动并不是很普遍。最好的出版物、电视台和新闻记者仍保留着他们的激情、好奇心和道德标准，也提高了他们的技能。然而，他们专业上的精通并不能解决主要问题：媒体的可信性和新闻记者的职业声望下降。所有者们并不反对使用他们的影响力来促进他们的政治和商业目标，这导致公众对媒体的印象被进一步破坏。

就像其它民主制度一样——议会、政党和法院——新闻界也试图模仿久经考验的西方模式，然而没有一个领域取得了进展。俄罗斯人民醒悟到民主并不能满足对更好生活的期望，以及像憎恶贪官一样憎恶新富，他们复了习惯性的态度：对政府和相互之间的彻底不信任，冷漠和玩世不恭。媒体没有能够发展成为促进公共政治的渠道，部分因为激烈辩论的范围在逐渐减小，没有多少俄罗斯人对通过媒体让权威部门负责抱什么希望。

*克里姆林宫的战略*

克里姆林宫好不退缩地抓住了优势。2000年，当普京和他的幕僚确定新闻媒体——首要的是全国性电视广播——作为扩大国家权力的目标的时候，国内仍然有一些人公然挑战中央政府。商业寡头，蛮横的地方统治者，以及议会里的自由反对派都具有一定的政治权力（尽管没有凝聚力）。因此政府必须谨慎行动。

克里姆林宫并不为新闻记者和编辑而烦恼。攻击那些用写作技巧和电脑这样无害的武器武装起来的人只会促使公众更加同情这类受迫害的人。克里姆林宫并不准备发动一场流血镇压，挨个折磨新闻记者更有可能给他们激励，而非胁迫。于是，克里姆林宫找到了媒体的所有者。他们负面的公众形象使得他们成为一个更好的目标。除此之外，他们也更易受攻击。他们都在俄罗斯资本主义化的早期卷入到可疑的商业活动中；他们拥有巨大的财富，所以更担心失去，这使得他们更容易受胁迫。最后，电视广播公司所有者是一个很小的群体，因此把他们挑出来控制电视广播业是一个更为安全的办法。

这就是为何克里姆林宫发动了精明的战役来针对它的第一个媒体目标——“桥媒体”的。“桥媒体”公司由古辛斯基（Vladimir Gusinsky）在90年代中期创立并拥有，他是俄罗斯最大的非政府媒体集团。他包括一个广受欢迎的电台，一些高质量的杂志，以及最重要的资产独立电视台，它是俄罗斯质量最高的全国性电视网络，具有强大的政治影响力，并受到公众影响。

“桥媒体”欠天然气垄断巨头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Gazprom）相当大的一笔债务，而国家恰恰是后者的大股东。克里姆林宫将古辛斯基列为目标，部分是因为他拒绝在总统选战中保证对普京效忠。同时，因为他对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的债务，当与他关系紧密的天然气公司的管理层一度变节、支持政府攻击大胆的媒体大亨的时候，使他变得更加易受攻击。

这场战役将商业诉讼和个人胁迫结合在一起。古辛斯基受到刑事起诉的威胁，甚至一度入狱。与预期的一样，公众对这个媒体巨头没有什么同情心。富人和权贵们由于担心与克里姆林宫关系恶化，同样不会站出来支持他，他们意识到这样做会给自己带来类似的麻烦。克里姆林宫的发言人强烈否认这场针对古辛斯基及其媒体集团的斗争与新闻自由和国家对其的控制有关。他们竭尽所能说服公众这只是一起商业诉讼。

这场战役比政府预期的时间要长，而且成本高昂，无论是从国家资源上来说，还是从俄罗斯在西方的形象角度来说都是如此。然而最终，克里姆林宫取得了成功。古辛斯基被迫逃往到国外，而他的媒体集团被政府的代理人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接管。控制着俄罗斯最大的全国电视广播网络的另一名商业媒体大亨别列佐夫斯基不久之后也步了古辛斯基的后尘。

*冷漠的声音*

公众可能会感到很遗憾，他们喜欢的新闻记者中，一些人选择销声匿迹，而不是根据克里姆林宫的命令工作，但是这种遗憾的声音并不很强大，而且昙花一现。尽管两名最大的媒体大亨被逐，以及他们的电视广播公司的被接管意味着电视广播政治多样性的终结，大多数俄罗斯人似乎并没有将政府的行为看作是对他们权利的侵害。

在两家主要的电视广播公司被接管之后，克里姆林宫的精英们对进一步加强电视广播公司的控制倍添自信。两个试图建立非政府的全国性电视广播频道的努力破产：他们很快被关闭，关闭的过程中缺乏合法性，也没有引起公众的反响。随着克里姆林宫越来越深地破坏了群众基础，以及消灭了俄罗斯境内所有的非政府全国性电视广播公司，俄罗斯人民很容易就做出了让步。选择的自由和除了政府观点之外的其它声音没有得到尊重：在2003年秋天进行的全国大选中，36％的人认为加强国家控制对新闻媒体有益，25％的人认为有害，其他人没有发表观点。

一些有才干、有职业道德，或是政治信仰使得他们远离自我审查和不服从一般氛围的电视新闻记者变得安静或是被解雇了。一些节目完全取消了。

如果新闻界对这些变化不高兴，那么他们的反应确实是相当胆怯的。2004年，俄罗斯电视广播研究院将他们的年度奖颁发给几名受歧视的记者和被取消的节目；一些研究人员在一封公开信中表达了他们对电视广播政治审查的担忧。他们建议在颁奖典礼上宣读这封信，但是其他人不愿意冒这个险。最终这封信只是在新闻界内部有限地传播。大约只有几百名俄罗斯人读到了它，而不是全国电视广播奖颁奖典礼上的数百万名观众。

*自由的口袋*

由于从战略上将电视广播作为目标，克里姆林宫在很大程度上放任了平面媒体出版界。直到最近，政府也不为小的媒体渠道烦恼：大约十多份主流日报和周刊，一个小型电视频道，一个广受欢迎的电台，还有一些高质量的政治网站保持了自由的和批判性的编辑路线。

这些媒体所展现出来的俄罗斯生活的画面与那些全国性电视广播公司所提供的有很大的不同。然而所有的这些渠道都要获得克里姆林宫的容忍。在国家控制政治生活的情况下，没有任何政治力量或足够强大的公众群体能够反对对残留的非政府媒体的镇压，只要统治精英认为有必要。这些幸存的媒体是相当脆弱的，因为他们的所有权也归国际接管的电视广播公司所有。

自由的媒体受众很少。最大的主流日报《消息报》（Izvestia）发行量是25万份，而其它的报纸很少超过10万份。在全国性电视广播公司被紧密控制之后，这些报纸的发行量也没有增加——这是公众对自由媒体不感兴趣的一个明确信号。高质量的主流期刊发行量的下降可能是一个世界性的趋势，但是在俄罗斯这个拥有1.4亿人口的国家，目前这个发行量有点太低，发行范围也主要局限在莫斯科和几个主要的城市。一些基于互联网的出版物保持了自由的和批判的编辑路线，并提供高质量的新闻和分析。但是互联网对公众的渗透虽然在过去几年中迅速增加，但是总体上仍然相对较低，经常性用户的数量低于总人口的10％。

与此同时，通过阅读报纸获得政治意识的习惯在俄罗斯逐步消失。改革期间难以置信的高发行量在90年代早期的经济改革所导致的价格自由化之后迅速缩水，报纸对于大多俄罗斯人来说变得过于昂贵。在苏联解体之后崩溃了的全国性发行系统再也没能很好地重新建立起来，大多期刊都是通过零售商、而不是订阅来发行。其结果是，即便是《消息报》也只有全国读者中的2％和莫斯科读者中的4％在阅读。没有任何其它高质量的主流印刷媒体有超过1－2％的全国读者。

自从大多数分散的报纸和周刊不互相选用稿件之后，甚至一个重要的新闻事件也不会引起太大的公众反响，并成为重大的政治事件。有时候一份刊物会发表一篇精彩的文章揭露一些重要的信息，但是这些影响最终都很小。

这里提供几个例子。在库尔斯克潜艇事故之后的若干年内，一份高质量的周刊（发行量大约是6万份）发表文章透露，负责该事故的官员在潜艇沉没后第一时间并没有采取行动。公众、军队等有关部门和其它出版物对此没有任何反响。类似的是，两名议会别斯兰惨案调查委员会成员在同一家周刊发表了言论，报道了在这个学校发生的暴行。这一揭露也没有引起任何反响。《商业日报》（Vedomosti）揭发了俄罗斯国家石油公司在购买企业界大亨霍多尔科夫斯基（Mikhail Khodorkovsky）的尤克斯石油公司的最有价值的资产尤干斯克的交易时错综复杂的财务关系。普京总统早些时候指出这一交易是遵守法律的纯粹市场行为。然而根据《商业日报》的消息，它涉嫌非法使用政府基金。没有一个政府官员愿意否认这一挑战总统信誉的消息。

*空白地带*

今天俄罗斯媒体的问题不是在于克里姆林宫对全国电视广播的控制，而是在于那些未被控制的出版物也没有什么长进和作用，因为他们在一个空白的公共地带运行。真正的公共空间是全国性电视广播，这是克里姆林宫的忠实支持者们制造新闻的地方。

即使如此，克里姆林宫最近似乎也在将控制范围扩大到一些发行量较少的媒体。它导演了《消息报》和一个受众较少、奉行自由编辑路线的电视广播公司的经营者调动。这两个媒体渠道的范围和编辑观点暂时没有改变。但是由于有了新的、完全效忠国家的所有者，克里姆林宫可以在需要的时候自信地将它们服务于政治目的，其中最显而易见的目的就是保证在下次大选中取得理想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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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马沙•李普曼（Masha Lipman）是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俄罗斯中心的Pro et Contra期刊编辑和《华盛顿邮报》的专栏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