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与中国的新对话
America's New China Dialogue

作者: 盖保德
译者:章启晔
（原载于美国“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的“弗里曼报告”十月号) 版权信息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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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美国经济所面临的各项挑战，新任财政部长保尔森的蜜月可能很快就会结束。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他与中国的关系看起来前景不错。布什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今年夏天建立了“高层经济对话”，由保尔森作为美国方面的最高代表。这个对话机制除了有助于解决双边问题之外，还可能有助于解决其它的美国经济问题。

美国经济面临的挑战包括全球贸易、财政失衡、多哈回合谈判破裂、养老金制度改革、健保成本，以及阻止恐怖主义的资金来源等。另一个同样严重的挑战是美国特殊利益集团阻碍政府实施好的政策。保尔森部长必须在政策上有所突破，同时忍受强大资金支撑的政治压力。

在建立新的中国对话机制之前，美国多年来对美中对话中的结构性失调感到不满。中国的内阁多出由八名副总理和国务委员组成的层面，他们管理著各部的部长。美国的财政部长是美国最高级别的经济官员，他应当与一位副总理举行高层会谈。但迄今为止中国让他与中国的财政部长打交道，这位财政部长向一位副总理汇报，他主管的其实是管理政府资金的部门，而不是像许多国家的财政部长一样管理全国经济事务。新的对话机制纠正了这样的不平衡，让保尔森部长和吴仪副总理直接对话。

我们不可能指望财政部很快公开转变对中国的一贯立场。但保尔森部长如何在第一轮美中战略经济对话中悄悄重新考虑主要议题将决定对话是否能实现其潜能。第一轮对话定于12月初举行。

就拿金融领域来说吧。在今年初秋于亚洲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和七国集团会议上，保尔森重申了财政部的立场，那就是中国需要在国内金融市场上增加外国投资与竞争。经常有人说中国的银行、资本市场和投资体制效率低下，实际上已经破产，并且迫切需要外国资本的刺激。

但是，中国的高层领导人基于过去的成功经验并不接受这种评价。几十年来尽管国际机构、华尔街和一些学者再三重复，但是关于中国金融体制破产的说法已是陈词滥调。

数据显示，在多方面经历著快速改革的中国金融行业成功地将资金传送到必要的基础设施、有盈利能力的企业、住房抵押贷款和消费信贷上。同时，世界级的金融市场改革至少需10年才能成熟。

有趣的是，就为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提供动力而言，中国金融体制的效率比印度要好。来自两国的修正过的数据证明过去5年、10年、甚至15年都是如此。更重要的是，中国的投资水平一直高于印度，而且更为集中在资本密集型的制造业上。因此，中国的金融行业在最重要的职能上做得相当好。

可以理解，华尔街希望更多地进入中国的证券和投资银行市场。但是在中国金融体制的问题上，财政部应该避免被北京看作是美国特殊利益的说客。

保尔森部长谈到他最近的北京之行时说，他与中国领导人在金融行业政策上的唯一分歧在于改革的“时机”。但时机是重要的；从中国的角度来看，“晚一点”也许意味著几十年，而不是几年。中国要保持经济增长和现代化，最大危险就是过早地实行金融自由化。中国的高层领导人看到了这一点，而保尔森部长也必须看到。他与吴仪的对话应该集中在比较现实的长期安排上，让中国恰当地控制金融改革的步调，并使之最大限度地接受美国的方法与标准的影响。

贸易和世界贸易组织的多哈回合谈判也许是保尔森部长的最大机会，因为它们涵盖了国内与国际挑战。将中国误认为美国贸易逆差的根源导致了国内贸易保护主义的压力，这种压力显然需要得到有效的处理。新的对话将有助于保尔森部长让中国最高层领导人关注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世贸组织提出的针对中国的怨言。

在中国的汇率问题上，保尔森部长必须继续审慎处理。长期以来更为可取的措辞鼓励采取没有时间表的“灵活汇率”，因为没有更为自由的资本流动，我们无从了解不受规范的市场力量会把中国的货币带到何方。

保尔森部长也必须充分意识到，中国对短期资本流动的有效管理意味著它不需要 汇率的灵活性来保证国内利率政策的独立性。美国应该把重点放在推动中国按照世贸协议来开放市场上。

除了双边贸易争端之外，保尔森部长可以利用中国的商业成功所带来的挑战来推动美国进行增强其竞争力的改革。为了加强美国的出口，美国需要在医疗保健、养老金、教育和劳动力流动性上进行改革。鉴于他在中国对话中的领导地位带给他的权威性，保尔森部长可以推动范围广泛的必要改革，哪怕美国产业利益的影响在过去阻碍了这些改革。

这些国内改革努力将是艰难的，如果没有中国的合作，这些改革可能是无法推行的。为了争取到这样的合作，保尔森部长需要全面加强美国在北京眼里的信誉。

至于因农业问题而陷入困境的多哈回合谈判，如果保尔森部长利用新对话的影响力来支持2007年美国农业法案，取消对美国农作物的补贴，那么他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可信度会大大提高。这些补贴不仅违反了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而且受到多哈谈判者的批评，他们认为这些补贴体现了美国的虚伪。只有在这个方向上采取善意的措施才能使多哈回合重现活力。

在更为传统的问题上，保尔森部长应该软化其前任的调子，即“自由贸易、自由资本流动和市场调节的汇率”是经济现代化成功的先决条件。中国的经验表明，这一切都是一个程度与时机的问题。财政部可以通过新的对话机制来研究中国，从它的成功发展中吸取甚至适用于非专制国家的经验，并把这些经验纳入财政部向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其它国际机构提出的建议之中。

总而言之，中国和美国都会从对话机制中获益良多；保尔森部长与中国的新对话开辟的新机会超出了中国的范围。但是为了抓住这些机会，他需要调整美国过去的立场，因为这些立场已不再符合美国的最佳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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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盖保德（Albert Keidel）是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中国项目的高级研究员，担任美国财政部东亚司副司长至2004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