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会对亚洲和太平洋的看法
A
Congressional Perspective
on Asia and the Pacific
译者:刘东国
（美国国会亚洲和太平洋小组委员会主席詹姆士•利奇议员在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的发言，2004年11月9日)版权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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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鲍勃（Bob）周全的介绍，还请允许我表达对我们前国际关系委员主席李•汉密尔顿（Lee
Hamilton）的谢意，同时还感谢威尔逊中心主持召开了这样一个杰出的会议。
尽管美国仍将继续把打击全球恐怖主义威胁和稳定伊拉克及阿富汗局势的艰巨任务作为主要关注，然而令人难忘的是，21世纪的最大挑战很可能来自亚洲。美国在这一地区的政策和作用将对世界和平与安全有着重大的意义。亚洲有着世界上半数的人口，其中包括全球所有的穆斯林；它在全球生产总值中的份额不断增加；有着强大的军事设施；几个世界上最危险的地缘政治闪亮点也都在这里。为此，我们对亚洲需要有洞察力和长期的关注。
值此政府开始第二届任期之际，有必要审视一下华盛顿对势态的控制和影响达到了什么程度，下一步怎样发展。
引人注目的是，新的布什政府在亚洲和中东的外交以些许意识形态色彩而开始，但亚洲政策的方向盘总体上是正确的。这一地区的问题大而复杂。但对于美国领导层构成挑战的与其说是这一地区独特的性质，不如说是我们的伊拉克政策对亚洲人思想意识的溢出效应。亚洲人普遍视我们对伊拉克的干涉为重大的外交政策失误，反应了一种日趋暴力的文化。它既在道义上也在政治上削弱了我们在整个这一地区的影响。
9.11之后我们对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卷入并不是所有方面都是消极的。比如，鉴于这一地区宗教和民族的多样性，中国也同我们一样关注于削弱宗教极端主义。有着世界上第二多穆斯林人口的印度出于各种原因走出了与俄罗斯形成的冷战保护伞关系，而转变成更加面向美国的贸易和文化取向。巴基斯坦政府尽管因克什米尔问题而与印度存在分歧，因核政策而与美国存在分歧，但这些没有妨碍它对某些原教旨主义和恐怖主义组织的削弱，我们也赞赏目前它在搜寻奥萨马•本•拉登方面所作的努力。美国在起草对这些国家的政策时所面临的挑战是在以各种方式寻求扩大共同利益的同时建设性地处理诸如人权关注（中国）、贸易逆差（中国和印度）、原教旨主义的教育和政治（巴基斯坦）等分歧。
亚洲存在着明显的不稳定因素，存在着影响深远的变革和转向的种子。在这方面，重要的是要直接参与这一地区的事务，无论是该地区本身的事务，还是在更广泛的全球问题上。
在亚太地区最具挑战性的地缘政治问题包括：（1）恐怖主义的传播；（2）北朝鲜的反常；（3）海峡两岸关系紧张；（4）中国是成为新世纪最稳定的力量，还是成为最不稳定的力量问题；（5）印度和巴基斯坦相互交往的方式以及与外部世界相互作用的方式。这些问题是我讲话的主要关注。
*恐怖主义*
9.11有很多教训。其中之一是提醒我们破坏相对容易。少数几个人能够对很多人实施浩劫，发达经济比不发达经济更容易遭到恐怖主义袭击。
无政府状态是恐怖主义的伴行物。但是，正如我们刚刚开始深思的那样，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泛滥甚至让霍布斯的无政府社会看上去也文明得多了。爱因斯坦在20世纪所作的最深刻的观察是他注意到，原子裂变改变了一切，唯独没有改变我们的思维。现在，我们甚至面对着更加严峻的基因裂变和疾病制造。武器的存在威胁到地球上的生命自身，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有更多的人想获取这些武器，不仅是国家之间，而且还潜在性地包括与任何政府都无关的恐怖主义组织。
政府寻求盟友来支持我们在伊拉克的政策，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做到了这一点，其中包括澳大利亚、韩国、日本、泰国以及新加坡。美国国内在对我们干涉伊拉克是否明智的问题上出现了分歧，但他们都感谢来自亚洲朋友对我们的支持。不幸的是，我们为决定与伊拉克开战以及寻求外部支持而付出了代价。它削弱了我们增进其他方面国家利益的能力，甚至在其政府一直支持我们政策的国家中，也失去了人民的亲善。
当我们思考亚洲恐怖主义挑战的长期性时，决策者们最好不要忘记杰斐逊在《独立宣言》中所做的允诺：“要真诚尊重人类的意见”；同时也不要忘记特迪•罗斯福（Teddy
Roosevelt）的告诫：美国应当说话温柔，因为它正手拿着大棒。一个国家的权力越大，对其慎重使用就越显得重要。我们的权力越大，理解其他国家的价值、经济及政治利益就越加重要。
无论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文明价值都植根于正义的行为和根本信仰之中。实际上，人类社会体现为不同的宗教思想和规制结构。历史表明，个体的精神能够被其所创造的共同体信仰和意识所升华。历史还表明，不尊重其他个体信仰的个体信仰会加剧灾难性事件的发生，这些事件会颠覆最基本的人类价值。
9.11对纽约和华盛顿的攻击提出了一个伊斯兰教和恐怖主义之间关系的棘手问题。从美国的观点看，我们的敌人是恐怖主义，而不是伊斯兰教。我们尊重伊斯兰教和伊斯兰教国家。我们的惟一信条是反对煽动仇恨和利用恐怖主义策略的团体。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有责任看到，亚洲存在着伊斯兰激进主义成分，这些成分有可能迅速蔓延。但是正如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孟加拉这些穆斯林人口占多数的国家最近的选举所深刻揭示的那样，亚洲的伊斯兰教总体上是温和性的，是民族发展甚至是民主化的组成部分。如果让美国与穆斯林世界相互尊重的关系遭到破坏，那将是一个历史性的错误。我们有责任不要让这一幕发生。
*朝鲜半岛*
布什政府和其前任政府最明显的政策差异或许就表现在朝鲜半岛政策上。现实政治的态度转变是因为政府认识到在克林顿政府的各种创议中充满了太多的愿望。它起初低估了金大中总统，似乎没把韩国对北朝鲜的接触政策放在眼里。我们的朝鲜政策受到了妨碍。接下来的政策审视即便不是毫无结论，至少也是含混不清。在这一过程中，美国与韩国的关系出现了紧张。很多韩国人，尤其是青年一代得出结论认为，美国是南北统一的绊脚石。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们特指北朝鲜的“邪恶轴心”措辞竟然激怒了很多韩国人。当时“邪恶”这个通称被用于国家，而不是领导人，这很容易惹怒整个居民。在这里，惹怒了三八线两侧的所有朝鲜族。
华盛顿可以谨慎地同意汉城的看法，即没有可以取代“阳光政策”的其他代替方案。因为我们都认识到，北朝鲜的独裁统治不仅可以对其国内政策罩上黑影，而且还可以向外引爆最黑暗的炸弹。说到底，北朝鲜的经济基础是出售军火、假币、毒品，并不断敲诈各种各样的民族国家。它不仅是一个无赖国家，还是一个罪恶的国家。美国发现自己对北朝鲜没有更多吸引人的选择菜单，这在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平壤现行的核计划和输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潜在可能性对于地区安全、国际不扩散机制以及对美国的恐怖主义威胁有着深远的影响。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助理国务卿詹姆斯•凯利（James
A. Kelly）2002年10月平壤之行的使命（此行使1994年的协议框架得到了澄清，北朝鲜代表承认了我们对其秘密从事高浓缩铀计划的情报评估）是从美国方面做出高层努力来促进关系的改善，而不是恶化紧张局势。可以理解，凯利没有从国家安全事务委员会得到非常灵活的谈判要点。但他此次平壤之行的目的是开创一种建设性的对话。如同所有的人类追求一样，外交有时候是无能为力的，即使是有那些能掐会算的专家帮助也无济于事。
目前对朝鲜半岛需要做出判断的是时间问题。时间对哪方有利？每过一个月，北朝鲜就会增强其核能力。另一方面，20世纪的历史告诉我们，缺乏民主合法性和不能为其人民提供一种体面的生活机会的政府容易从内部迅速瓦解。军事力量无法代替社会对人类的关注。美国应当时刻准备与北朝鲜进行冷静的对话。我们还需倍加努力，与支持朝鲜民族统一愿望的汉城界定和重新确认一种成熟的、尊重的和建立在价值基础上的伙伴关系。
在总统竞选活动中，参议员克里为使自己区别于布什总统而提出要同北朝鲜进行双边对话。他一方面攻击布什政府在中东问题上有太多的单边主义，另一方面又说在朝鲜半岛有太多的多边主义，这一讽刺对外交政策机构产生了影响。我们看到，在六方会谈框架内，美国与北朝鲜的双边协商也在进行，比如在纽约和联合国。
在过去几年中，让华盛顿感到为难的问题之一是韩国对美国的消极态度有所增加。我们本应有自知之明，当一个国家和民族期待自己过去的行动应当得到其他国家和民族的赏识时，有时就会出现问题。感激常常意味着窘迫，正像所显示的那样，在隔代之间很少存在。相反，疑虑则常常存在，不管是真实的还是感受性的。就南北朝鲜而言，它们对大国沙文主义有着历史性的忧虑，不管是来自邻近的中国、俄罗斯及日本，还是像事态越来越显示地那样，是来自太平洋彼岸。具有讽刺性的是，在像日本、越南这样的先前敌对的国家中，年轻人对美国政策的态度或许倒比韩国和法国这些传统盟友中的态度更为宽容。
然而，随着无法预见的南北统一进程的发展，美国对韩国的承诺必须坚定不移，我们的联盟毋庸置疑。决不允许北朝鲜破坏美国与韩国之间的关系。尊重韩国充满活力的民主制度必须是我们的指导方针。在这样的背景下，惟一谨慎的方法是保持慎重，做好充分准备，同时要防止紧张升级。除了慎重接触之外别无他择。尽管到目前仍进展甚微，但政府与北朝鲜的多方接触具有无可否认的好处。与俄罗斯、日本和韩国政府已经建立起更加尊重和和谐的看法。中国作为六方会谈的协调者尽管力图扮演中立角色，但与我们有着很多共同的既得利益。
完全可以想象，北朝鲜决心保持核武能力。尽管该政权可憎可恶，毫无信誉，但维持六方会谈进程，利用无论是在哪里举行的下一轮会谈让所有各方都清楚地看到外交解决的好处，这显然符合我们的利益。除了继续考验平壤是否愿意放弃其有核化进程之外别无他择。与此同时，还要准备就与此有关和无关的各类问题进行磋商。
对北朝鲜的目标应当是形成一个冷对其领导人而同情其民众的政策。这里我高兴地向大家报告，由参议员萨姆•布朗巴克（Sam
Brownback）和我提出的立法议案《2004年北朝鲜人权法案》已经由国会在最近通过，并由布什总统签署成法律。在过去两年半间，亚太小组委员会收到了几个北朝鲜人的证词，他们经历了最严酷的人类生存条件，包括难熬的饥荒，无所不在而又残忍的集中营。对于流亡难民来说，落到中国人手里就会被遣送回国，有的遭到性拐卖和剥削。他们的叙述使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北朝鲜人民经受了我们时代最严酷的人道主义创伤。在这些危机的激励下，这一得到两党广泛支持的法案的目的是要促进国际人权合作和难民保护，提高对北朝鲜人道主义援助条款的透明度。
*中美关系*
请允许我转向亚洲最大的问题：中国的未来和中美关系的挑战。在这里，我们必须从基本问题开始。这些基本问题的根本是革命理论、个人理论、经济理论以及抽象的制度对于不同背景民族的文化与传统的适应性问题。
如果说人们认为抽象的政府制度必须适合于历史框架，在某一特定的时段还要适应偶然的社会挑战的话，那么对目前的中国来说，有趣的是使整个国家在20世纪如此重要的时段都狂躁不安的共产主义模式与中国的传统是迥异的。尽管马克思列宁主义中所暗含的激进主义有利于激励民族主义情绪，但对于特别是二战期间面对日本侵略而遭受压迫和困苦的中国人民来说，他们所试验的革命理论也好，政府管理理论也好，几乎没有哪一种会存在着更多的麻烦。
如同我们美国人在解决家庭解体和城市暴力这样的现代性问题时聪明的做法是学习较古老的中国文明一样，中国人或许也要考虑这样一种可能性，即非集中化的美国民主政府模式对中国社会的适宜性要超过那些较小的和同质性强的国家，包括欧洲国家。
就中国的情况而言，邓小平在20世纪70年代末发起的经济改革已经造成了某些地区间和其他方面的不平等，同时也产生了前所未有的经济活力。在国际事务中，中国开始对安理会产生影响，开始作为一个地区大国而展示它的威望，为进一步卷入朝鲜半岛、东南亚、中东以及盛产石油但却不发达的中亚各国事务奠定了基础。
但暴露出的问题也不少，包括失业上升、腐败猖獗、环境恶化以及脆弱的公共健康体系等等。这些问题有可能抵消部分或者是全部取得的成果。与此同时，中国企图将北京的模式强加给香港并进一步寻求对台湾主权的政策对于相关的人民来说是无法接受的。由中国国家法律所保障的“自治”也因压制性的国家安全政策而受到削弱。
21世纪是否能够和平与繁荣将取决于中国是否能自重以及以公平和尊重的方式向世界开放。香港对于这一可能性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为此，香港的事务及人民值得我们给予最大的关心、尊重和良好的愿望。
美国和中国对于“一国两制”模式在香港的成功都有着巨大的既得利益。从国会的视角看，不言自明的是，促进宪法改革，包括不含非民主权力结构的普选权，将有助于这个城市的政治稳定和经济繁荣。在这一背景下，9月12日的选举既有坏消息，也有好消息。参与投票的香港人数创下新的纪录，大部分票都投向了那些主张继续改革的候选人。但是，改革也受到了一些规则的限制，在这些规则下，香港人民无法享受充分的自治。因此，我们仍然担忧，尽管北京最近做出的限制香港制宪发展的决定含蓄地承认了香港享有某种程度的自治，但这些决定并不代表对中央政府在1984年《联合宣言》和1990年《基本法》中许诺的“高度”自治做出了直率的承诺。最近的选举向前迈进了一步，但妨碍民主的因素继续存在。没有任何合理的理由可以阻碍香港的民主改造步伐。香港民主不但对于它自身来说很重要，而且它还是其他地区的一个样板。那里所发生的一切尤其受到了台湾的密切关注。在五月份，我荣幸地率领美国代表团赴台湾参加陈水扁总统的第二任就职仪式，并带去了总统的一封信，明确表明了美国政府对台湾独立言论所含危险性的关注。
除了台湾的总统选举之外，今年还标志着《与台湾关系法》生效25周年。作为该条约的支持者，我对我所起草的一个有关人权和民主化的小条款而感到自豪。作为主张在台湾岛进一步扩大民主，反对以当时处在全盛时期的国民党为核心的一小伙参议员和众议员（在台湾以“四人帮”著称）的主要成员，我认识了当时很多的政治异己分子，他们现在都成了台湾领导人。对于他们为开放民主而挑战其政府的勇气和奉献我表示极大的敬意。尽管我仅为一区区议员，也从来没有像他们那样因持与当政者不同的看法而冒坐牢的危险，但我感到有责任要强调总统让今天的台湾领导人保持克制的信息。
我们所有人都深刻地意识到，20世纪是世界历史上最血腥的的世纪。它受到了战争、种族仇恨、意识形态冲突以及征服愿望的蹂躏。与这些破坏相伴随的是各方高傲的算计错误。因此，对于世界上那些潜在的对手来说，在这里对于台湾海峡两岸各方来说，他们至关重要的利益在于认识到，在今天这个动荡的时代，必须将谨慎时时记在心上。政治上的自豪和哲学上的激情不能蒙上人们的双眼，不能看不到必须保持理性的克制。和平解决政治分歧是大陆与台湾人民之间未来对话的惟一合理框架。
在这里，有必要回顾一下尼克松政府时期中美关系的突破历史，并从哲学角度审视一下美国历史上与今天大陆台湾分歧性质相似的问题。在通过认真谈判达成的联合公报和随后的两个公报中，都正式表达了美国对中国的承认。美国同意以“一个中国”作为我们与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关系的框架。与此同时，作为对政府部门这三个创议的补充，我们又通过了《与台湾关系法》。它确立了美国对台湾的承诺：不允许通过使用武力强行实现台湾地位的改变。台湾蒋介石的政党尽管反共，但它在组织特征上与大陆共产党有着相似的地方。其中在哲学上的一致性是，蒋介石的国民党和毛泽东的共产党都声称是全中国（包括台湾）的执政党。所以，尼克松的“一个中国”政策与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的民族主义立场都不冲突。
随着时间的流逝，现在面临的突出困境是台湾在目前是否可以在全面公决的基础上合法地寻求法理上的独立。在这方面，美国的哲学、历史以及安全关注存在着截然不同的模式，这需要潜在的冲突各方慎重地加以思考。
从哲学上看，美国人敬重杰斐逊的革命方法，也敬重林肯对民族统一的关心。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做出了分歧性的判断。政府部门的三个公报确认“一个中国”；《与台湾关系法》确认的是与一个非国家政府（20世纪70年代这个政府是集权性的，而现在是民主制度）在事实上而不是法理上的关系。从美国政府的视角看，美国政策的一致性应当毫无疑问。在本届总统领导下，如同其前任——尼克松、福特、卡特、里根、布什和克林顿——各位总统一样，美国政府的立场是承认只存在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如果美国或台湾领导人主张任何其它立场，将会造成世界政治中的地震。
台湾问题是独特的，但决不是抽象的。可以想象，错误的政治判断比很多假设更容易导致亚洲、美国及世界的灾难。在大部分政治和历史背景中，“自决”和“独立”原则在概念上几乎可以是同义语。但是这两个原则并存于地球上的同一个地方。台湾可以享有事实上的自决，含义是一个民族保留一个向其民众负责的政府，只是不企图让国际社会承认其法理上的主权。确切地说，只要台湾不寻求独立，他们就可以享有自决；如果他们主张独立，其自决能力就将崩溃。因此，为了岛上和更广泛的亚太地区人民的和平与安全，除了强调克制之外没有可靠的其他选择。
尽管明确的民族身份具有心理上的诱惑力，但台湾人民的安全最有可能来自于政治上的模糊。如果说走向独立的步骤会加速大陆与台湾岛之间灾难性的和不可能取胜的冲突的话，那么采取这样的步骤只能是一无所获。两岸任何一方如果采取单边行动来改变海峡两岸现状都会充满最高级别的危险。正如我们已向中国表明美国所做出的坚定承诺，即不允许通过武力改变台湾地位一样，我们还有责任不要通过选择不当的词句如“我们的”或“他们的”来诱使台湾与中国发生主权冲突。只有停止鼓吹主权国家身份才能最大限度地维护台湾的自决。
与我们的“一个中国”历史政策一道，《与台湾关系法》到目前对于维护台湾海峡两岸的和平与稳定做出了不朽的贡献。它提供了一个有助于确保台湾安全的明确框架。不应当怀疑，国会与政府将站在一个立场上，决心共同履行《与台湾关系法》所承诺的义务。然而，这些义务的前提条件是，台湾领导人必须懂得大陆决心的现实，不采取有可能引起冲突或破坏建设性对话可能性的任性行动。
北京对于国际秩序也有着毋庸置疑的责任。然而令人惊讶的是，在很多首都的政府圈内有太多的所谓现实主义者却看不起人民与人民以及文化与文化之间的“软权力”。尽管近些年见证了中国外交政策的成熟与深邃，但在台湾问题上，总体上还缺少灵活的和务实性的政策方法。比如，对岛上人民更宽宏一些，而不是试图孤立台湾，这是否更符合北京的利益呢？它是否应当监护台湾加入那些没有主权含义的国际组织，比如帮助台湾获得世界卫生组织的观察员身份？北京是否可以认真考虑在与台北的关系上侧重文化与经济交流，而不是设定统一最后期限或继续致力于不会产生任何效果的军事建设？在军事领域，增进交流，扩大专家交往，采取信任培育措施以减少意外冲突的发生，是否更符合两岸的利益？
在北京政治学研究者当中（尤其是在新加坡）有这样一种看法，认为中国的掌权者或志在掌权的人没有哪一位能担负得起对台湾“示软”。因此，尤其是鉴于台湾执政的民进党内大放独立厥词的倾向，这种言论升级引发不理性冲突的风险极高。同样，大陆领导层可能会选择加重危机。对北京的趋向密切关注的新加坡领导人甚至暗示，在接下来的几年当中，中国可能已准备就绪要加速与台湾冲突的早日到来。
在世界事务中最大的地缘政治讽刺是美国和中国在一道致力于解决（至少是抑制）与北朝鲜有关的挑战方面具有共同的利益。在那里，一个孤立、无赖政权的经济和政治最终会恶化到内部崩溃的地步。相比之下，正是在台湾这个严重孤立的岛屿（其过去一代人朝着经济和政治进步方向所迈出的步伐比世界上任何地方都大）最有可能爆发亚洲大国的冲突。
不怕把话说得过重，台湾海峡两岸的双方正在使态度朝着极端化的方向发展。不管冲突的前景是50%还是5%都是过高。人员伤亡将很大；贸易关系的破裂将是毁坏性的；造成的影响在冲突结束之后会持续数十年。
在这里，为最近的总统选举做一个脚注。在所有的国内争论中，台湾不是一个问题。两位候选人都不想重复“金门和马祖”争论。然而，今年两人的竞选活动都未提出台湾问题并不意味着在将来某个时间的竞选当中不会把台湾政治纳入到美国政治当中，不会任其破坏世界秩序的稳定和危害我们的国家利益而坐视不管。
浮现出的问题是，民主党在经济问题上倾向于保护主义，而共和党在政治上倾向于单边主义。国外对这一问题比国内有更多的了解。在亚洲一些国家，民主党的倾向比共和党的倾向更可怕，尽管这或许只是基于对选举的错误理解，或许只是报纸为了制造耸人听闻的标题。而中国的选择则是在选举开始之前就已攻击布什总统的政治干涉主义了。
我最钟爱的一个有关中国领导人的逸事与一伙法国记者有关，他们在一代人之前曾会见过周恩来。在讨论结束时他们问周恩来，他认为法国大革命的意义是什么，周恩来犹豫片刻回答说：“现在说还为时尚早”。从中国的视角看，周恩来保留判断可能是对的。在亚洲的背景下，要评估法国大革命的含义还为时尚早。30年前，很多在西方受教育的亚洲人是法国-杰斐逊派民主人士。杰斐逊强调个人权利，如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而革命性的法国人呼吁“自由、平等、博爱”。他们的这些主张似乎推广了普世主义的观念，并被广泛吸收到马克思主义术语当中。然而今天，亚洲知识分子接受了市场经济，并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强制性，它至少是不可行的。但是当看到当代美国在中东所实行的干涉主义外交政策和美国国内文化的暴力性质之后，很多人便得出结论认为，不受约束的权力和没有节制的自由有时也会产生消极后果。他们认为，在强调权利的同时还应当伴随以对责任的强调，一个和谐的社会需要一个新儒家主义的大家庭，也就是政府对社会的规范。
所以，尽管未来的中美关系将主要取决于中国的变革方向，但同时也取决于美国治理和文化的变革方向。美国认为，我们两国之间的问题反映在贸易平衡、分担全球性责任、化解诸如北朝鲜这类国家的紧张、中国在与其邻国关系上是否好战。但与此同时，中国担心美国人“敌人取向”心态的可能发展，担心美国传统家庭价值的解体。就像我们希望他们更加杰斐逊化一样，他们也希望我们更加儒家化。
牢记周恩来的克制，要判断中国四分之一个世纪经济改革的政治后果或许还为时尚早。但可以肯定的是，其后果深远。政治变革不管是在这周发生，还是在明年或下一个十年发生，变革总是不可避免的。惟一的问题是这一变革总体上是否会带来好的影响。
在自天安门广场悲剧以来的十多年中，一些权威人士宣称美中关系正处于一个冲突性的十字路口上。每一次，两国领导人都选择了克制，以各种办法务实性地处理所关注的问题。这些施动与反应式的事件表明，北京领导层的决策已温和化，致力于压倒一切的经济和其他务实性优先目标。华盛顿也致力于维护长期的关注，努力建造一种合作性的互利互惠的中美关系框架，欢迎中国更多地参与到建立在规则基础上的国际体系当中，鼓励中国朝着更加开放、负责和民主化的政治体制发展。
在这里，国务卿鲍威尔在解决EP-3电子侦察机事件中的作用不应被低估。在有的时候和有的地方，国家不得不表现出耐心，甚至是某种谦让，即便有时它们自己没错。鲍威尔这两点都做到了。这主要是因为他并不是戴着意识形态的有色眼镜或用新反对派的咄咄逼人来处理问题。
政治具有这样的本性，即傲慢在政治中发挥的作用要远远大于它在其他人类事业中的作用。在政府决策中，决不能低估人性因素，尤其是傲慢。正如两位不太惹人注目的19世纪意大利政治理论家维托（Vito）和帕累托（Paretto）所注意到的：不管是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在关键的时刻，顶层的少数几个人有为整个民族做出决策的权威。在这样的时刻，不管是民主不民主，也不管意图是好是坏，领袖们所增进的公共利益或者是所犯的错误都会产生重大的影响。
21世纪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美关系就是发生于这样一个需要慎重的背景之下。如果这一关系管理不好，冲突的可能性和经济损失将是巨大的。这一关系如果管理得好，对经济繁荣和世界和平也会大有裨益。
*第二任期问题*
恐怖主义作为一种妒忌和极度仇恨的手段，不管是在亚洲还是在任何其他地方，都不能简单地靠维持一支强大的军队来防备它。世人发泄的原因必须得到理解，并需要从根本上加以解决。正如中国古代战略家孙武所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除非我们能够首先消除“基地组织”和类似其他组织产生的条件，否则美国和各种其他国家就仍然会面临危险。尽管目前由李•汉密尔顿及其他一些人所提出的改组我国情报机构的建议是非常明智之举，但更大的挑战是怎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否定恐怖集团的合法性，消除世界各地心怀不满的人们对它们的支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我们做出正确的决策。
不言自明，不能低估解决巴以冲突的重要性。我们从民意调查中可以看到，穆斯林总体上来说并不讨厌美国人或美国文化。很多人选择移居到美国。然而他们不信任我们的政府。很多人在问，美国如何才能将支持保护美国利益的独裁政权与我们要求在中东及其他地区进行改革和制度民主化的愿望向符合。
反恐战争要求政府做出一些外交政策交易。比如，毫无疑问，确保北京在广泛的国际安全领域的合作变得日益重要，这削弱了我们摆脱不断恶化的贸易条件的能力。去年从中国的商品进口是1250亿美元，而向中国的出口是220亿美元，出现了1030亿美元的贸易赤字。这是目前我们与世界任何一个国家中最大的。
合理平衡和互利互惠的贸易是中美良好关系的基石。同样地，失衡的贸易，尤其是在经济疲软时期，包含着令人不快的外交破裂的危险。正常的贸易关系总是相互性的。无须多言，一周几乎20亿美元的贸易赤字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是不可持续的。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将人民币与美元钉死在一个固定的关系上是说不过去的。能够让市场调节贸易平衡的灵活汇率体制比政府管理的货币关系更加稳定和公正。
关于朝鲜半岛，美国值得人们相信的是，要建设一个能够创造某种（尽管是有限的）和平解决朝核问题前景的多边进程。然而，还存在着一系列非常紧迫的不确定因素，包括朝鲜核武库的规模和精致程度，平壤管理多重国内危机的能力，中国的稳定利益是否超过对东北亚核多米诺的关注，以及如果北朝鲜最终不拆除其核武器所可能出现的危险的摊牌。
部分由于政府对美国的全球军事部署进行了重新审视，我们与日本和韩国的联盟正处于转折进程当中。在过去十年间，日本渐进而稳步地开始改造其统治规制和转变对世界事务的看法，以便能够与美国进行更多的合作，更多地参与国际安全事务。在东京和华盛顿战略化联盟管理问题上，至关重要的是美国要承认和支持有利于日本采取国际行动的宪法框架演变。同样，我们要想通过强调相互尊重、共同的民主价值和地区稳定的共同利益来重新改善美韩联盟，华盛顿就需要加深理解韩国社会所发生的迅速的经济、人口及政治变革。
东南亚地区一向被视为是反恐斗争的“第二战线”，美国在这一地区有着深远而持久的经济、政治和安全利益。在东南亚的极端主义网络似乎比原先想象的要更大、能力更强和更加活跃。对于我们的菲律宾盟友和印度尼西亚来说，挑战尤其严峻。而在泰国，对分离主义动乱的急剧上升如果处理不当，就会造成有利于伊斯兰好战分子生根发芽的肥沃土壤。
尽管威胁是现实的，但这一充满活力的地区大部分是和平的。这一地区的大量穆斯林人口绝大多数是温和、宽容和反对激进伊斯兰的。该地区的另一特点是惊人的多样性，然而通过负责任的治理而实现经济进步的愿望则是其主要的共同利益。相应地，华盛顿与东南亚的对话不能仅仅是一厢情愿。
印度尼西亚是世界上惟一一个美国仍然涉入不深的大国。我们在穆斯林世界的政策性质使得我们难以提出具体的动议。但如果我们对民主抱认真的态度，我们就必须认真地尽一切努力确保今年在印尼举行的格外积极的选举产生有效的治理。印尼已摆出要在世界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姿态，要尽一切可能的努力来改善美国与这个新兴民主国家的关系。对于印尼这个东南亚巨人的民主制度来说，这是关键性的一年。2004年，印尼举行了三个复杂的全国性选举。这是世界上最大的单日选举，有数亿人参加投票。尽管从人口上看印尼是世界上第三大民主国家，但实际参加投票的人数现在占第二位，排于印度之后而美国之前。仅仅是六年前印尼还是一个极权主义政权，经历很长一段时期的经济困难和社会动乱之后才出现了今天这样的局面。回想起这些，就更加突显了这一民主热情的宏大规模。只有时间才能告诉我们这些选举是否能产生一个成熟的和负责任的政府。但这些进展本身就已经是值得欢迎的了，在十年前，它们还是无法预料的。
包括我本人在内的很多观察家对尤多约诺（Susilo
Bambang Yudhoyono）总统领导的新政府报以很高的希望。与此同时我们必须看到，他面对的是一系列令人生畏的挑战，包括促进经济增长，和平解决分离主义和社区冲突，打击恐怖主义，改进对权力下放和地区自治的实施，确保行使公共权力的机构完全对人民负责。为了这一目的，我们应当支持印尼政府扩大和深化“改革”（reformasi）的进程，防止几年前削弱政府能力的公共机构腐败、结党营私和裙带关系的死灰复燃。这样的改革是印度尼西亚未来生命力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也是整个东南亚生命力的组成部分。
本小组完全理解，数十年来，菲律宾受到多重国内反叛的挑战。对阿罗约政府和布什政府的挑战是将这些反叛限制在地方层次，并防止受到外部势力的影响。希望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土著人的革命运动能够得到遏制，持不同政见者能够被整合到民主进程当中。
美国对越南的军事卷入对双方都留下了某种疮疤。但是，由于经济和地缘战略的原因，与河内改善关系的前景或许比在亚洲任何其他地方都大。
政府感到问题最棘手的是在缅甸，那里的持不同政见者最值得尊敬。军政府对人权的长期践踏使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没有别的道义选择，惟一的办法是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来孤立该政权，直到恢复民主进程。
对西太平洋的一个注解：在过去半个世纪中，我国与密克罗尼西亚联邦国家和马绍尔群岛人民有着紧密而互利友好的关系。尤其明显的是马绍尔群岛共和国和密克罗尼西亚联邦国家独立后不久就双双加入到与美国形成的独特的自由联合（Free
Association）关系当中。由于最初的《自由联合协议》（Compact
of Free Association）中的某些关键条款已经到期，所以亚太小组委员会在此次大会之前已举行了广泛的听证会，并与政府和其他委员会一道起草了成为公法的《自由联合协议修正案》。通过扩大和改进起初的协议条款，这个新立法增进了与马绍尔群岛共和国和密克罗尼西亚联邦国家这两个我们最坚定朋友之间的关系，促进了其经济的发展，保护了未来20年及其以后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关键战略利益。
在南亚，尽管印度和巴基斯坦相互之间长期都将对方视为对手，并怀有某种仇恨，但美国的目标应当是与各方都建立友好关系。我们惟一的既得利益是与各方一道工作以消除紧张，促进各类争端尤其是克什米尔争端的早日解决。在这方面，美国应当继续做好准备，在必要时提供慎重的支持，以维护印巴和平进程继续朝着希望的方向发展。
与此同时，民主的印度与美国之间战略伙伴关系的现行发展符合该地区和世界的利益，必须继续作为美国政策的基础。同样，美国还致力于增进它与巴基斯坦的双边联系，这仍然是任何可行的反恐行动的关键。尽管伊斯兰堡与华盛顿共同致力于遏制“基地组织”，但至关重要的是，巴基斯坦当局要永久取消各种各样的克什米尔恐怖组织，采取预防性措施以确保卡笛尔•汗（Abdul
Qadeer Khan）博士涉嫌参与核扩散的活动不再重演。从长远看，美国成为巴基斯坦的建设性伙伴，帮助它发展成一个现代的、宽容的和民主化的国家也是非常重要的。
在尼泊尔，人们只能对发生于各处的毛泽东主义起义表示深深的沮丧。早日回归到尼泊尔君主立宪制框架下的多党民主对于成功消除反叛的战略是至关重要的。
在斯里兰卡，当务之急是所有各方要采取步骤致力于信任建造，并尽早安排允诺的和解谈判。尤其是泰米尔独立猛虎解放组织（LTTE）有责任停止政治杀戮，以此来显示它对政治解决和和平的承诺。
同样，美国支持一个稳定、繁荣和民主的孟加拉。然而，正如国务院所强调的那样，为了实现国家的潜在能力，孟加拉需要做出“紧迫而大量的努力”来加强其民主制度，处理当地的腐败问题。
众所周知，今天对国际事务的讨论常常是围绕着影响深远的恐怖主义威胁、使用武力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主权的性质与干涉权利等问题展开。然而同样重要的是要理解国家安全的范围已经扩大，不仅包括保护和促进美国的福祉，防止其遭到来自海外的直接威胁等传统关注，而且还包括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中所面临的种种新的挑战，包括艾滋病等各种疾病的威胁，可持续发展和饥饿，环境恶化，人口增长和移民以及经济竞争。
艾滋病尤其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公共挑战和外交政策问题。积极的一面是，美国政府在两党和两院的支持下为世界提供了一多半的艾滋病援助；消极的一面是，这些援助只是所需的十分之一。随着亚洲人口稠密地区感染率的上升，满足不是一种选择。即便不是出于对现有感染者的人道主义关注，而是出于人类自身生存的考虑，也必须要消除这一疾病，不管这要付出多大的代价。这一可怕的疾病也许是一个线索和一个粘合剂，让我们更加清楚地看到并得出一个普遍的共识，那就是尽管我们存在着分歧，但构成地球上很多国家的个人都有着同样的弱点。
在这样的背景下，要求处在换届中的第二届总统任期要对美国参与国际事务的根本基础进行重新评估。出于各种原因，尤其是出于对我们的海岸线遭到疯狂攻击的担忧，第一届任期的特点是世界舆论备受关注的国内安全决策。但在两届总统任期完全展开之前尚难以对其进行评估。
我们在这一地区的很多最亲密的盟友对我国政府在世界事务中把美国利益看得高于一切而感到不舒服，这种不满如此之深，人们不难想象，甚至连我们在亚洲的朋友也会对华盛顿未来的动议加以抵制。要想防止这种结局的发生，第二届布什政府需要对其他国家的看法更加敏锐，还需要灵感。
好的政策需要好的时间安排，美国很少经历过这样的与时间竞赛。即将开始的第二届总统任期的性质将部分地取决于华盛顿所无法控制的事件。巴以和平谈判进程是否能够重新走向正轨，今年冬天伊拉克是否能够稳定，1月份是否能够举行选举，是否能够在这个春天尽早开始撤军。另一方面，如果“基地组织”领导的暴力活动继续升级并向世界其他地区蔓延，包括再次袭击美国本土，美国做出回应以及第二届总统任期的性质很可能是相当武断的。
但是，作为一个乐观主义者，我不排除这样的可能性：就像罗纳德•里根再次当选后从反对军备控制转向赞成大幅度削减核弹头一样，乔治•布什的第二任期外交政策到头来可能更加接近乔治•布什。尽管新反对派暗示，善施暴力的特迪•罗斯福模式正在形成，但我的感觉是，这个国家和这个世界正在呼吁回归到艾森豪威尔——把重点放在中东和远东的和平粒子和和平本身上。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