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的软件和硬件基础设施: 中国能学习印度吗？
Soft vis-à-vis Hard Infrastructures for Economic Growth:
Can China Learn From India?

作者: 黄亚生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印度崛起给中国带来的机遇和教训”研讨会论文，2006年5月26日) 版权信息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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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印度与中国相比具有一些重要的优势——尤其是在产权保护和金融制度领域，而这些优势正是印度近年来在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领域内取得显著进步的根源。印度不仅在电脑软件领域，而且在制药和汽车配件方面创建了一批世界知名的私有企业。我的预测是：全球纺织品的出口配额在2005年取消后，印度将在服装和纺织行业变得非常具有竞争力。在宏观层面上，印度的经济增长令人刮目相看。虽然可以肯定印度的经济增长率不如中国，但印度的增长是连续性和可持续的，没有大起大落，而且也没有像中国那样依靠如此多的外国投资来支撑。

印度的发展能为中国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借鉴，这一事实要比争论印度能否赶超中国更重要。正确比较中印两国的方法不应该是机械地比较两国的经济规模和产能，而是比较一个国家运用资源和有效创造价值的能力。从这点来看，印度做得非常好，而中国的表现则差强人意。要理解印度为什么能取得如此令人炫目的增长率——自20世纪90年代早期以来到现在的年平均增长率为6％左右，我们就需要明白印度想取得经济快速发展面临的困难有多大。首先，就地理位置而言，印度国土的很大部分处在热带地区，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不利条件。现在，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富国都位于温带地区，而这决不仅是巧合。经济研究表明，热带环境对于发展经济不利。各种传染性疾病容易盛行；农业难以有效开发（传统上农业剩余能有效支援工业化进程）；劳动力的生产率低。世界上现在处于热点地区而又能成功进行工业化的国家就只有新加坡一个国家。

印度的第二个不利条件就是种族的多元化。尽管世人普遍认为印度与中国相比具有说英语这个巨大优势，但事实上，印度总人口中只有30％的人能使用英语。印度是一个没有全国性语言的国家，也是一个具有种族和宗派暴力历史的国家。同样，经济研究表明，种族多元化是阻碍经济增长的因素。现在世界上很多针对所谓“非洲悲剧”的批评——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许多非洲国家的经济要么停滞不前，要么出现负增长——发现，非洲之所以会出现所谓的“悲剧”，很大一个原因是非洲大陆的种族多样性。自二战结束以来，每一个能在经济上成功赶上西方国家的国家和地区——其标准是国民人均收入在15000美元左右——都是单一种族主导的国家或地区，比如日本、韩国、台湾。新加坡是东亚地区种族最多元化的国家，但它有一个主导的儒家文化。

印度还有其他的经济发展劣势，包括低水平的教育。

在本文中，我将提供一些数据来表明印度在软件基础设施方面享有一些重大优势。

*经济增长的软件和硬件基础设施*

经济增长取决于软件基础设施和硬件基础设施的数量及质量。所谓硬件基础设施是指公路、机场、港口等等；软件基础设施指一个国家的法律、规章制度和金融体系。软件基础设施和硬件基础设施都对经济增长有贡献，但两者作用的方式很不一样。兴建各种基础设施和对一个国家的硬件基础设施进行投资能立刻促进经济增长。因为投资是国内生产总值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投资的增加能导致经济增长。对软件基础设施投资不能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其效益只能在未来显现。软件基础设施的收益并不必然反映在经济增长率上，而主要是反映在增长的质量上。

软件基础设施和硬件基础设施的另外一个区别就是投资硬件基础设施的结果比投资软件基础设施的成果要更容易看到。一个机场一旦建立，人们很容易看到。而要判断一个国家的金融制度是否改善了则要困难得多。软件基础设施很难衡量，它们的主要功能在于改善投资环境，提高人们工作的效率，而不是创建具体的有形物质。即使是一个随意的观察者都能看出1994年的北京和2004年的北京在城市建设方面有何不同。但如果不仔细研究，没有相关的专业知识，人们就很难分辨出1994年北京的金融制度同2004年的制度有何不同。相似的，人们很容易低估印度的某些实力，因为印度过去十几年来在软件基础设施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但硬件基础设施方面变化不大。而这一方面中国与印度正好相反。

就硬件基础设施而言，中国很明显走在印度前面。根据摩根斯坦利的估计，中国的高速公路网大概是印度的7倍。2002年，中国投资了大约2600亿美元，用于改善电力、交通、通信和不动产部门，同年印度在这些部门的投资额只有310亿美元。印度在电力方面具有很大的缺口，许多工厂企业用电都靠自己的发电机发电，这极大提高了电力的单位成本。根据摩根斯坦利的一些研究，印度制造业的电力成本是中国的两倍；铁路交通的成本是中国的三倍。

就软件基础设施而言，印度很明显在某些关键方面领先中国，比如产权保障、私有企业的融资能力以及公司治理。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印度在软件基础设施方面的优势并不是全面的。在税收和劳动力管理方面，中国事实上领先于印度。在软件基础设施方面，印度和中国各有千秋，并不是一国在任何方面都比另外一国有优势。但要指出的是，印度在软件基础设施方面具有的那些优势，比如产权保障和融资能力却是一国经济增长的最关键因素。印度的规章制度要比中国复杂，官僚习性也比中国严重，但大多数市场经济国家都有复杂的规章制度体系。印度的例子之所以在这方面很突出，并不是因为它的规章制度体系有多复杂，而是因为它的人均收入非常低，在如此低的人均收入水平上规章制度体系显得很复杂。

*金融市场*

我比较倚重世界银行设计的《世界商业环境调查》(WBES)提供的数据。该项调查目的在于归纳各国企业对于与本企业运作的商业环境的各个方面因素的评价。《世界商业环境调查》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它强调创业型企业。而大部分这种创业型企业都由私人拥有，只有12％的此类企业与政府有关。因此，这项调查虽然不能被视为反映了所有企业的商业环境，但能主要反映出私有企业的商业环境。这项调查对于我们的分析也非常重要，因为本文论点很大部分就基于中印两国国内的私有企业和创业型企业受到的不同待遇。该调查的时间跨度是1999至2000年，包含81个国家的大约10000家企业。这个调查的一个巨大优势就是中印两国第一次在同一时间段内被调查。这使得我们能够直接对两国进行对比。

《世界商业环境调查》有助于我们看到中印两国金融市场方面的重大差别。《世界商业环境调查》包含一些有关企业融资和获得信用的问题。一个基本调查问题就是：“请依照次序评判对公司的商业运作和成长最成问题的四个因素”。就这个问题而言，80.21%的中国企业把融资作为阻碍企业发展的最大障碍，相比之下只有52.1%的印度企业有此困扰。中国企业面临的更多融资限制体现在两个事实当中。第一，在被调查的81个中国企业中不仅在这个问题上落后印度，而且排在所有受访国家中的倒数第4位。紧随中国排在后三位的国家是乌克兰、摩尔多瓦和俄罗斯。

第二个事实是中国的银行部门要比其他国家大得多。例如，2001年中国银行部门提供的国内信贷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32.7％，但印度同年的数据是53.8％。因此，中国银行给企业的贷款是印度银行给企业贷款的2倍多，但中国的私有企业得到贷款要比印度私企更难。《世界商业环境调查》的其他部分的数据佐证了这个结论。比如，在有关中国企业融资的调查中，未分配的利润占到了企业固定资产投资来源的56％，而印度的数据是27％。一项令人惊讶的统计就是中国的地区商业银行提供给企业的贷款只占到企业固定资产融资能力的9％，而印度占到了22％。这个数据之所以令人惊讶，其原因就是中国的银行体系本来比印度大得多。

另外一个同样让人感兴趣的发现就是虽然中印两国的企业都面临融资困难，尽管程度不一，但其原因却相差甚大。《世界商业环境调查》询问受调查的企业，以下哪一项是企业融资面临的首要困难。该调查列出了5种困难：第一，要求抵押；第二，银行文书工作；第三，贷款利率；第四，特殊关系；第五，银行无钱借贷。在这5个方面中的4个，中国的企业事实上提供了比印度更好的评价级别。比如，50.5％的印度企业将抵押要求视为融资的“主要”或“重大”障碍，而只有20.2％的中国企业持有这种看法。印度企业抱怨银行的文书工作（比例高达50.5％）、高利率（81.2％）和需要特殊关系（35％）。相反，中国在这三项指标上的统计数据分别是29％、35.4％和25.3％。

印度企业的抱怨典型地反映了发展中国家落后的银行系统。这些银行通常拥有可怜的风险评估能力，缺乏自己银行有关潜在客户的信息。为保险起见，这些银行通常需要企业提供抵押、强加许多官僚方面的要求、制定很高的贷款利率以排除风险。一个成熟的银行体系能避免采取这些糟糕笨拙的方法。比如，在《世界商业环境调查》中，美国企业在这5个融资限制方面的抱怨比例要远远低于印度。
因此，印度企业基于技术的原因面临着信用方面的种种限制。它们抱怨的问题清单为许多处在具有欠发达银行部门的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敲响了警钟。这也是一个特别典型的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会出现的问题。

虽然很多人不愿意这样去做，但我还是认为有必要区分欠发达的银行体系和具有偏见的银行体系，因为这对我们的分析很有帮助。上文谈到，中国企业对抵押要求、银行文书工作、高利率以及特殊关系的抱怨要比印度企业低。事实上，中国在这四个方面的数据甚至要比美国更好。但这是否意味着中国的银行体系要比美国和印度好？我认为不能。一个很合理的解释就是这些银行的习惯做法对于一个从来不能得到贷款的企业来说影响不是很大。直到1999年，中国最大的四家国有银行——其资本占到2004年中国银行体系总资产的绝大部分——还对企业进行分类，它们对私有企业从来不提供贷款。因此，中印最关键的区别就是印度的银行体系是欠发达的，而中国的银行体系是具有偏见的。

在这方面，是否《世界商业环境调查》的所有证据都支持此种观点？是的，情况确实如此。在“是否银行无钱借贷给企业”这个问题上，37％的中国企业回答“是的”，而只有18.5％的印度企业回答说“对的”。但我们知道，中国的银行收纳了巨量的储蓄资金，而且在借贷方面也非常慷慨。那到底是怎么回事？记住《世界商业环境调查》主要强调的是私有企业的观点，其答案就是：中国整个银行体系都是为国有企业服务的，而不是私企。因此《世界商业环境调查》调查的中国私有企业——其中许多可能是中国最好和最大的私企——被中国巨大的银行体系给彻底边缘化了。中国对私企的金融偏见不单存在于银行体系，而且存在于整个金融市场。在《世界商业环境调查》中，来源于证券方面的融资占中国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的2.6％，而印度企业这方面的数据是5.2％。

印度在软件基础设施方面的巨大优势就是它有一个更具效率的金融市场。这个优势要么常常为人们所低估，要么常常被误解。印度银行的不良贷款率要比中国低，而且对外国直接投资开放的程度远高于中国。

印度的银行体系之所以比中国好，有两个原因。第一，印度银行不像中国银行那样具有如此沉重的意识形态偏见的负担。第二，印度银行体系的改革远远早于中国。其银行改革并不是政府的一个主动政策，而且现实迫使其改革。这里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例子来说明中印两国的差别。上世纪90年代初，印度有一个储户起诉一家国有银行，认为该银行应该公布对外贷款标准。他认为，如果银行各种各样的不良贷款太多，将危及其作为储户的各种权利。受这个案例的触动，印度银行系统开始改革，包括国有及私有银行在内的所有银行体系都开始公开其贷款标准，因此提高了银行的透明度。而这种例子在中国闻所未闻。

*产权保障*

产权保障是印度软件基础设施方面的一个重要优势。除了各种趣闻轶事外，我们能否用数据证明这一点？《世界商业环境调查》的报告表明，中国的税收交纳情况要比印度糟糕得多。事实上，《世界商业环境调查》的数据还低估了中国的税收糟糕情况，这里我们可以提供一些更多的细节来证明这一点。在《世界商业环境调查》中，只有11.9％的中国企业相信本行业的企业为了纳税目的实报了企业的收入情况。而在印度，这一比率是41％。在《世界商业环境调查》所调查的所有国家中，中国在这个问题上的分值是最低的几个国家之一。其他几个比例最低的国家包括：海地（11.7％）、马来西亚（13％）、孟加拉国（12％）、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16％）。上述几个国家中，除了马来西亚外，没有哪个国家具有被视为值得仿效的经济发展模式。印度在此问题上41％的比例让它处在一个更值得尊敬的国家集团中，该集团的其他国家还包括：美国（45％）、葡萄牙（42％）、西班牙（49％）和瑞典（46.1％）。

让我们来考量为什么一个企业家会有动力来隐瞒向国家纳税。首先，我们应假定一个企业家一般愿意公开自己企业的商业活动而不是宁愿进行地下商业活动。合法的商业活动更容易实现增长，因为这种商业活动包括同客户、供应商或银行签订合同，而这种合同往往有政府的保障，能够保证得到履行。因此，我们能观察到的一个国家地下经济的活动程度将反映这个国家的政策和制度扭曲程度。在经济分析中，就非正常经济有一个标准的分析框架。我们这里利用这个框架来说明印度和中国的区别。

这里有两种可能情况。第一，一个企业家受制于针对其收入的过度征税，这将会减少其投资、个人努力、金钱和时间的回报。而避税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将商业活动转入地下。包括意大利和俄罗斯在内的许多国家都受困于此类问题。另外一个情况就是我们的企业家缺乏产权保障。他害怕政府将盗用其资本、努力及时间投资的税后回报以及积累的资产。这种恐惧将降低其如实申报用于纳税的收入的动机。这个原因非常简单：需纳税的收入将暴露给政府当局，那样当局将知道你有很多财富，很容易成为政府各种掠夺性企图的目标。

我认为，在驱使商业活动进入地下活动状态问题上，产权保障方面的不完善要比高税率的作用更大，因为政府既能掠夺被暴露的企业家的资金流量——收入，又能掠夺其财富，比如其拥有的各种资产。事实上，在跨国分析中，许多经济学家发现，如果没有产权保障制度，那么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非正常经济。高税率只能解释一小部分此种现象。

有许多指标表明，高税率和糟糕的税收制度使得印度的企业家骗税，而产权方面的考虑使得中国的企业家做同样的事情，而且规模要比印度大。事实证明，《世界商业环境调查》中调查的中国企业很少抱怨税率和税制，而印度企业正好相反。在“税率和税制是否成为企业商业发展的一个主要障碍”问题上，28.7％的中国受访企业回答“是的”，印度企业的比例是39.2％。《世界商业环境调查》专门为探究税收问题设计的问题恰好引发了同样的结果。在“是高税率还是税收管理制度构成了企业商业活动的主要障碍”问题上，50％和30％中国企业分别回答“是的”。而67.9％和41.2％的印度企业给出了同样的答案。

与印度相比，中国企业在收入方面的瞒报和错报情况与有关税收负担方面的数据并不相符。因此，产权保障方面的缺失就更适于解释此种情况。一个相对直接的证据就是法律制度的质量。我们一般会求诸于法制来解决商业或权利纷争，但只有我们相信法律制度是中立和公平的时候才会这样去做。在印度，不管其法律制度是多么地没有效率或甚至是印度自己都承认其司法体系腐败丛生，但印度的司法系统至少是独立于行政部门的。而在中国，党派控制了整个司法体系，政府的行政和司法部门之间缺乏有效的分治。

《世界商业环境调查》并没有给出非常具体的统计数据，来证明中国的司法体系与印度相比缺乏公平性和诚实性。《世界商业环境调查》有关司法系统的问题包括：“在解决商业纠纷的时候，你相信你所在国家的司法体系是1）公平的；2）诚实的；3）迅速的；4）费用低的；5）可靠的；6）可执行的”。受访的中国企业选择“很少”或“从不”的比例为34.4％，印度企业的比例为21.4％。44％的中国企业认为自己国家的司法体系很少或从来都不是诚实的，而只有30.3％受访的印度企业持有同样观点。整体来说，中国企业对于本国的司法体系要比印度对本国的司法体系满意程度更高。其原因就是中国的司法体系在反应速度上要比印度的司法体系更快（在“司法体系的反应速度是快的”这个问题上有58.2％的中国企业选择“很少”或“从不”，而印度企业的比例为89.1％），此外，在费用低问题上（中国企业的比例为34.1％，印度企业的比例为63.5％）、在可靠性问题上（中国企业的比例为38.6％，印度企业的比例为42.9％）和可执行问题上（中国企业的比例为34.5％，印度企业的比例为44.8％）中国的比例都要低于印度。因此，中国的企业家更容易打官司，而且司法体系更有效率，判决也能执行，但不能保证这些判决都是正确的。

*公司治理*

在这部分中，我将探讨《世界商业环境调查》没有包括的软件基础设施的另外一个领域——公司治理。公司治理同人们经常说的良好管理之间几乎没有区别，两者都包括公平持有公司少数股票的股东和其他股票持有者、管理以及严格财金纪律。高质量的公司治理是管理质量的可靠反映。

印度人在知道美国的安然事件之前就知道公司治理的重要性。在公司治理领域，与印度相比，中国不能望其项背。有关中印两国在公司治理方面的表现的直接比较分析很少。一项超越了数字排名的公正系统研究来自于里昂证券公司的《正在兴起的市场经济国家的公司治理报告》。 我们下面列出其中的一些关键发现。

主营经纪人服务和投资的银行集团里昂证券公司的《正在兴起的市场经济国家的公司治理报告》用7个关键指标来衡量良好的公司治理，并开发了涵盖57项具体事务的问题表，然后由分析家们来评价一些正在兴起的市场经济国家的重大公司的公司治理表现。这7个关键指标包括：1）管理纪律; 2）透明度; 3）独立性; 4）可靠性; 5）责任感; 6）公平性; 7）社会责任感。

在里昂证券公司的10分评价体系中，印度在公司治理方面的得分是5.4分，而中国在所有受访国家中排名非常靠后，只得了3.4分。在具体的国家排名方面，印度排在第6，而中国排在第19位。这里有两个因素值得一提。第一，印度相对中国来说表现很好，但并不是特别优秀。在同样该项研究中，新加坡的得分是7.4分，香港是6.8分，台湾是5.3分。第二，台湾的得分比中国大陆要高出许多的事实强调了这样一点，即公司治理不应被视为一种与英语特别有关的事务。中国大陆并不是因为这项调查具有语言或文化上的偏见而被排在印度后面很多位，因为台湾在语言和文化上同中国大陆相近，但排名却在印度之前。

里昂证券公司的报告给印度的整体评分要比给印度公司治理的各个具体领域方面的分值要高。印度在公司治理的规则和规章制度、制度的实行以及“体制性机制和公司治理文化”方面做得要比中国好很多。该报告对一些印度公司将自己公司的治理标准制定得比通行标准还要高的做法给予了赞扬，比如报告中认为印度软件业的信息系统公司(Infosys)是这方面的先行者。

2000年1月，印度证券及股票交易委员会采用了曼格拉委员会的建议，该建议包括：1）公司董事会要包括至少不少于50％的非行政董事；2）所有上市公司的董事委员会要有一个非行政董事来做主席，他必须着手解决股东和投资者的各种抱怨；3）公司的年度报告中必须包含独立的有关公司治理的分析章节，并附有详细的执行报告。

很明显的一个现象是，在里昂证券公司的报告中，那些在公司治理方面表现很差的公司一般都是国有企业。这一点为理解为什么中国企业的公司治理非常糟糕提供了思路。不完备的规章制度环境——许多看得见摸得着的公司治理方式应由一个国家的法律规定，但目前的情况并不是如此，这是中国的公司治理表现不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里昂证券公司的报告指出了中国公司治理中存在的下列问题：第一，国家仍然是公司的主要持股者，因此公司的政治议程成了首要议程，效益问题往往排在后面；第二，只有非常少数的中国公司会发布公开声明或年度报告来专门探讨公司治理问题。而且这个问题似乎还没有引起重视，人们并没有觉得将良好的公司治理制度化的紧迫感；第三，中国公司的管理激励机制非常不健康和不健全；第四，投资者与公司的联系仍然不是很强；第五，公司董事会成员和公司的总裁没有足够的独立性来专门从事公司管理工作，他们所扮演的角色更像是一个行政人员而不是监督者。中国大部分国有企业的高层经理人都是政治任命，而大部分私有企业的创立者通常担任公司的总裁，主导公司的运作。在中国，大部分公司的董事会机构极其臃肿，运转不灵。

中国的两大股票交易所——上海交易所和深圳交易所——里充斥着各种各样的国有企业。在这些企业中，非行政董事会成员很少，公司的运作要么严格控制在内部管理者手中，要么由政府负责。根据1995年一项针对在上海交易所和深圳交易所上市的超过600家企业的研究，一般中国公司的三个主要持股者集团为国家、法人以及个体股东，每一种主体控制着大约30％的股票。这种三头分立的模式一直保持到今天。在目前的证券管理中，国家和法人持有的证券是不能拿来交易的。只要国家和法人的股东加在一起行使控制权，操纵股票利息，那么上海和深圳两大交易所就不能“作为上市公司控制的市场”来运作。政府仍将无可争议地保留着控制权。

世界银行1997年的一份报告为一个像中国那样的以国有股东为主体的控股结构将如何阻碍公司治理提供了一些非常有趣的分析细节。该份报告中列出的公司的董事会成员与其中每人的所有权份额并不成比例。虽然个体股东所拥有的股票占到了公司已发行股票中的30％的份额，但这些个体股东手头的股票只能占到这154家公司董事会不到0.3％的席位。在这些公司中，国家的代表权被过分放大了。从平均水平上来说，国家占到了董事会席位的50％，而其真正拥有的资产比例只占公司总资产的30％。而且公司缺乏代理人投票程序，这使得个体股东与政府机构这种体制投资者相比处在一个非常不利的地位。这种对于公司合法股东权益的篡夺既一方面反映了中国政府不愿意放弃对公司的控制权，另一方面又反映了中国很多公司不能符合公司治理的基本标准和原则。

是否能找到一种方式将中印两国公司治理水平对股票市场的影响的差别量化？三位美国经济学家——兰多•默克（Randall Morck）、杨贤（Bernard Yeung）、俞伟峰（Wayne Yu）——合写了一篇很有名的论文。该论文证明，在公司治理很糟糕的国家，糟糕的信息披露体制和糟糕的保护少量投资权益措施导致上市公司在股票交易所的股票价格倾向于一起而不是单独变化，即“齐涨或齐跌”。三位经济学家就此种现象开发了一个统计衡量法。在这种衡量法中，中国的分数是0.80，意味着中国80％的股票价格都倾向于齐涨或齐跌；印度的分值是0.695。与中印两国相反，世界上最好的股票市场在这方面的得分较低。美国的分值是0.579。

*规章制度*

中国在软件基础设施方面的一个主要优势在于规章制度领域。例如，中国公司有关纳税、劳动力雇用和解雇的规章制度比印度要简单和“轻便”得多。任何一个在印度有商业活动的企业家都知道要同印度各种纷繁复杂的《劳动法》打交道是多么的困难。在近一期的《全球竞争力报告》中，在包括劳动力自由度在内的研究中，印度在总共75个国家中排在第73名。而中国排在第23位。在《世界商业环境调查》中，只有16％的中国企业将有关劳动力的规章制度视为其企业活动的一个主要障碍，而印度在这个方面的比例高达63.7％。

《世界商业环境调查》还发现，印度的税收条例比中国的要繁琐。除了有关劳动力的规章制度外，《世界商业环境调查》还专门针对一个国家的税收体制和其他经济方面的规章制度环境的评估设计了7个问题。这7个问题涵盖的领域有：1）商业注册；2）关税；3）国外货币；4）环保；5）解雇；6）高税率；7）税收管理。虽然中印两国的企业在商业注册领域面临的障碍水平相似（27.7％的中国公司认为商业注册是一个主要障碍，而印度企业的比例是26.2％）。但在具体的其他六方面，印度公司与中国同行相比要面临着严重得多的问题。就税收管理而言，41.2％的印度企业将其视为商业运作的主要问题，而只有30％的中国公司认为这是一个主要障碍。50％的中国企业认为高税率是一个问题，而印度企业的比例高达67.9％。中国企业认为有关环保以及解雇规章制度是自己企业发展的主要障碍的比例分别为19.8％和14.4％；而印度企业这两方面的比例分别为40.6％和20％。这些数据表明，印度企业在各类规章制度方面面临的问题要比中国公司面临的问题严重和繁琐得多。

人们应准确理解繁琐和费力的规章制度体系对各类经济活动的影响，这一点非常重要。没有效率的规章制度将全面阻碍经济活动的开展。但另一方面，即使一个企业面临着复杂的规章制度体系，但对有效率和创业型企业来说通常仍有空间来实现成长。只要一个企业家能得到产权保障和融资渠道，他就可以克服由于糟糕和低效的规章制度体制带来的不利影响，从而实现企业的成长和扩张。低效的规章制度能使得一个国家的整体经济部门萎缩，但并不必然降低单个企业的规模和业务范围。

这方面最好的例子就是中印两国纺织品/服装行业的比较。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虽然中国的纺织品/服装行业规模比印度要大得多，但印度纺织品/服装行业内的单个企业事实上比中国企业更有竞争力，它们所获得的利润比中国公司高。

在劳动力成本和其他经济因素相同的条件下，印度的出口量只相当于中国出口的一部分。现在印度纺织品/服装行业的出口额约为150亿美元，而中国的出口额达到800亿美元。正如在其他生产部门一样，印度很难在规模上同中国竞争。但是，印度的优势在于微观经济方面。印度出口服装的单位价值事实上很高。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两位经济学家（格马瓦特和帕蒂班德拉）估计，印度服装出口的平均单位价值为5美元。两位经济学家认为，这个价值接近服装行业的底价。近年来的数据表明，印度出口的单位价值下降了。2002年1到7月，印度出口到某些国家的简易服装多达7.145亿件，但总价值只有24.977亿美元，相当于单位价值只有约3.5美元。

虽然印度出口服装的单位价值很低，但其平均单位价值比中国出口的服单位价值还要高。1999年，中国出口了91亿件服装，但总价值只有244亿美元。相当于每件服装只值2.67美元。2001年，中国出口服装的单位价值下降到了2.3美元，2004年进一步下降到了2.19美元。有至少一项统计表明，在公司层面，中印两国生产率之间的差别并不是特别大，这项统计用到的变量是每个工人为公司创造的附加值比例大小。当时的数据是1999年的，令人惊讶的是，中印在这项统计中数值非常接近。在服装领域，印度公司工人创造的附加值比例是5.7％，中国是5.6％。在电子行业，中国的统计数值实际上还不如印度。

*结论*

印度和中国代表了两种很不一样的增长模式。每一种增长模式都有其优势，也有其缺点。但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印度的经济增长模式——强调软件基础设施的建设——具有实现长期经济增长的潜力。但这样说并不是要表明投资建设硬件基础设施不必要。事实上，投资硬件基础设施非常有必要，但是如果中国不改善自己的软件基础设施，将很快面临大规模硬件基础设施投资的一个极限。10年之前，印度从中国学到了经验——提高投资率和开放外国直接投资。现在中国是否也应从印度那里学习一些有关软件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有价值经验？我觉得应该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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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黄亚生(Yasheng Huang)是麻省理工大学斯隆商学院的教授,《出售中国：改革时期的外国直接投资》（2003年剑桥大学出版社）一书的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