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策略: 开拓战略性突破
Strategic Asia: Exploiting a Strategic Opening
作者: 史 文
译者: 晓雅, 海纳, 清秋
（原载于《亚洲策略2004-2005》第八章中国篇, 2004年10月) 版权信息 作者简介
PDF 版本


摘要

在全球反恐战争中，美国单边主义以及采取先发制人军事行动的倾向不断加强，与此同时，随着美国“9•11”事件后外交政策重心的转移，中国取得了继续并深入改革其安全战略的机会。在这次反恐战争中，北京方面通过协助美国政府打击恐怖主义以及在处理朝鲜问题上采取积极态度等方式，赢得了一个加强中美关系的“战略性突破口”。此外，中国政府还有效地利用这一机遇，通过改善与韩国、日本和东盟的关系而加强了其在亚洲的战略地位。然而，反恐战争并没有改变中国外部环境中某些基本的、具有潜在破坏性的特征，其中最明显的例证就是关于台湾问题。总而言之，这些趋势对于中美关系的未来发展具有潜在的多重意义，华盛顿方面应该积极加强与该地区国家的接触，并以此表明美国在亚洲的存在和承诺并不会由于反恐战争的影响而减少。

正文

*前言*

“9•11”事件之后出现的以美国为领导的反恐战争，对中国的战略环境和中国的外交及安全政策的特点和演化都产生了巨大影响。从冷战结束以来的历史来看，此次反恐战争可以说是为中国与美国建立稳定、积极的关系创造了最长久的基础。尽管美国军事力量在亚洲地区不断增强，此次反恐战争还是给中国创造了在亚洲大部分地区众多领域（经济、政治、外交和军事）中增强自己战略地位的机会。此外，由于反恐战争所带来的上述机遇，使得中国能够更加灵活地推进、而非彻底地修改或摒弃那些自从改革初期就已存在的大战略中的长期目标。与此同时，反恐战争带来的这些有利方面也有助于增强美国自身的利益，其中比较明显的一个就是使中国更大程度地融入到现存的亚洲和全球秩序中。

但是，与反恐战争相关的很多事件也给中国的安全战略带来了一些重大的潜在挑战。更重要的是，反恐战争并没有完全改变或是消除中国外部环境的很多最基本的特点。如果中国与其他大国，尤其是与美国发生重大摩擦或者是军事冲突，中国的整个大战略都会在很大程度上遭到中断甚至被摧毁。亚洲其他国家和美国对中国经济和军事力量持续增长的担忧、中美两国就如何解决朝鲜核问题方面的意见分歧、以及不断变化的台湾局势都将继续成为未来一段时间内北京方面所要面临的主要问题。

因此，如何维持或搭建由反恐战争所带来的战略机遇不仅是中国领导层所面临的一个重要挑战，同时也对美国在亚洲的核心战略利益起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本章将着重围绕以下几个问题进行探讨：（1）考察中国“9•11”事件之前的战略轨迹；（2）界定“9•11”事件和美国领导的反恐战争对中国战略以及中美关系的影响；（3）评估反恐战争如何影响中国对待国内和国际恐怖主义的政策，其中包括中美在反恐方面的合作问题；（4）评估反恐战争所导致的全球战略环境变化如何影响中国对亚洲其他各国，尤其是对朝鲜、日本、印度、巴基斯坦和东南亚国家的外交和安全政策；（5）分析未来几年中国外交和安全政策中所可能面临的机遇，尤其是那些与反恐战争和中美关系相关的问题和机遇；（6）讨论上述分析对当前和未来美国政策的意义。

*“9•11”事件之前的中国战略轨迹*

北京方面对反恐战争的回应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其改革时期安全战略的目标设定及政策所决定的。中国的这一套安全战略及其外交和国防政策主要是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出现的，它们的目的在于完成几个主要目标：维持国内政治稳定（主要是处理对内和对外威胁），保证经济的高增长和持续繁荣并在本世纪中期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保卫本国的领土和主权完整和不受外来侵犯，最终实现在亚洲及亚洲以外地区的大国地位等。

旨在实现上述目标的战略及其相关政策充分考虑了中国改革时期安全环境的几个重要的内部和外部特点。首要的一个特点就是估计在目前的形势下，大国之间极少可能爆发大规模战争，中国的领导人利用“和平与发展”这一短语来概括目前国际体系中起主导作用的特点。但是由于种族、领土以及其他的争端所带来的地区性冲突，尤其是在中国的周边地区，仍然存在并极有可能爆发。

中国的安全环境的第二个主要特点就是面临着明显的国际体系权力分配的演化过程：从冷战时期的两极战略平衡，到冷战后初期的以美国为主导的单极体系，再到能够使中国发挥更大作用和产生更强影响力的多极体系。然而，这一进程的演化速度由于美国仍然维持着全球体系主导地位的事实而大打折扣。美国在全球长期的统治地位不仅极大地阻碍了中国在这整个体系中作用的上升，而且由于双方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政治、历史及地缘战略方面的磨擦和相互猜疑，尤其是对待台湾问题的分歧，使得中国未来发展仍然面临着严重的潜在威胁。

台湾问题之所以成为北京和华盛顿磨擦加剧的根源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台湾岛内的民主化加强了美国对台北方面的支持，从而鼓励其脱离中国大陆、实现独立的运动；第二，中国日益增长的军事和经济实力却正在抵消这样的趋势。此外在近些年里，中国的领导层已越来越把华盛顿和它的盟国看成是阻碍中国崛起、破坏中国独立和挑战中国政府一直以来所高度推崇的国家主权完整和国内事务不容外来干涉的基本原则的对手。在中国看来，华盛顿及其盟友的这些行为中，比较典型的包括美国在亚太地区重新布置和重组军事力量，试图建立地区和国家弹道导弹防御系统，以此来阻碍更加强大中国的崛起趋势。

虽然存在着上述的种种担忧，中国认为美国的资金和技术仍然是中国经济和技术发展至关重要的来源。相类似的是，中国作为一个原材料主要来源国，产品主要销售市场和重要投资场所的地位使得美国经济也开始越来越多地依赖中国日益扩大的经济发展。尽管两国之间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区别，中美两国仍然存在某些重要的共同利益，其中包括维持亚洲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强烈愿望。因此，中美关系的特点总的来说就是在积极合作的基础上不时会出现一些激烈的摩擦。

中国安全环境的第三个特点：由地区战争和美国的持续统治地位所带来的威胁正日益扩大。在中国人看来，由于中国的经济增长和发展所带来的两个因素，即中国的主要经济和社会财产越来越集中在东海和南海沿海地区，因而对其所面临的海事威胁的脆弱性日益增加；以及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越来越大程度上依赖于外部市场、引进外资、输入技术以及国外能源，从而使得上述威胁只增无减。与此同时中国与外界尤其是亚洲国家日益扩大的经济往来，争议性地提高了双方合作的动机，然而，在一些地区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对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的焦虑。此外，中国与国际体系越来越深入和扩大的交往使得中国在诸如全球贸易和投资、技术转让、核武器扩散等很多重要领域里越来越接受国际甚至西方国家的规范和价值观念。随着一批拥有更多知识并且充分认识到外来交往的必要性和价值的新一代中国政治经济领导人的出现，这一发展趋势得到了加强。

中国经济的高增长在很多重要方面影响着该地区的经济发展。对东亚和东南亚国家来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需要从这些地区大量进口，从而拉动该地区的经济增长。很明显，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受益于中国的崛起。根据亚洲开发银行的调查报告显示，中国从东亚和东南亚九国的进口的总额占其全部进口总额的54%，占其从亚洲进口总额的84%，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东亚国家出口的最大市场。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与日本之间的经济交往正日益加深，日本向中国出口的总值在过去五年里翻了二倍还多，这些日益密切的经济往来正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而不断发生变化。虽然东南亚国家仍继续保持着初级商品主要出口国的地位，然而该地区连同日本、台湾和韩国一起，开始实现出口产品多样化并向中国日益增长的机械和电子部门扩大出口增值产品。中国作为地区和全球经济增长发动机的显著地位，使其有能力在处理与亚洲其他国家关系时更加具有影响力，然而与此同时这种双方日益增长的相互依赖也限制了北京在亚洲及其以外的地区采取单边行动的外交自由度。为了满足其日益增长的进口需求，中国已经开始越来越依赖它的邻国。

中国安全环境的第四个特点是，中国持续的经济成功以及意识形态和中共政权政治合法性方面的日渐削弱，国家主义正开始从中国民族主义中衍生和发展，得到精英集团和普通大众的支持。这一现象反映了更大的国家自信心，同时也被中国政府用来维护其合法性。但是国家主义同时也会成为精英集团和普通大众为维护中国的国家尊严和利益、抵抗外来威胁而向政府施加压力的一个根源。此外，这种以国家为中心的民族主义情绪的增强，连同中国经济和军事实力的高速增长，已经引起了亚洲地区大国和美国的一些关注。

中国的国家安全战略，正是从上述多重国家目标的交叉中产生的，它带有中国安全环境的独有特点。中国的国家安全战略主要服务于两个目标：首先，它寻求保持高水平的经济增长，帮助中国提高对外政治和外交影响力，加强中国的军事实力，尤其是在对待台湾问题上的军事能力。另一方面的目标，这样的一个战略也旨在寻求降低西方主要大国（尤其是美国）限制中国增长、扩大影响和增强实力的能力和意愿，尤其是防止在亚洲出现一个针对北京的、以美国为首的多国安全结构。为了实现上述这两项目标，中国的国家安全战略主要集中在几个重点任务上。对北京方面来说，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寻求与世界所有大国和亚洲主要国家建立和实现友好务实的政治和外交关系，着重强调在一切可能的情况下尽量避免对抗，向这些国家保证中国的崛起不会影响到地区邻国及潜在敌手的利益，鼓励所有大国都将中国视为一个必要的合作伙伴，并且加强那些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有益的国家间关系。中国加强与包括韩国、日本、东盟国家、印度、俄罗斯和其他重要东亚国家在内的所有亚洲主要国家的政治和经济联系，但是，中国最重要的对外关系还是与美国的关系。中国至少需要一个稳定的、如果不能是友好的、中美关系来继续进行其国家的经济建设和经济发展，维持地区稳定。中国希望通过这样一个稳定的中美关系以帮助其在亚太地区获取更大的实力和影响，并尽可能地使美国压制中国崛起的行为最小化，而且尽可能地避免双方在台湾问题上的冲突。

为了有效地促使其完成上述的核心安全战略目标，就全球来看，中国也正在国际经济、社会、政治、外交和与安全相关的一些机构、体系内发挥着日益扩大的多方面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正在加强其在军备控制、贸易、环境、知识产权甚至人权等领域的地区和全球多边机构内的影响。中国现在已经不再把这些机构当作是一个潜在的其他大国用来惩治或遏制中国的方式，而且有些时候，北京甚至开始对这些与国际规范和全球体系相关的问题发表自己的观点，并且带头成立了类似于2001年6月建立的上海合作组织这样的一些合作机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在美国的压力下，并出于对本国自身形象的考虑，以及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所带来的威胁的重新认识，已经开始逐步承认国际不扩散的规则和程序，并且修改了有关规定，控制了中国国内的武器出口。

目前，中国也在积极地系统化地推进其武装力量和军事法则的现代化及效率化进程。从最长远的角度来看，中国的这一努力主要是为了降低上述提到的中国所面临的突出薄弱环节的威胁，从而争取成为军事大国。然而就最近几年来看，中国的军事发展目标则是越来越注重阻止甚至如果可能的话打败台湾在美国可能的支持下寻求独立的行为。这一目标的实现需要不对称战略的发展来劝阻或者扭转美国帮助台湾与北京进行军事对抗的努力。与此同时，中国也正在采取这些上述行为来积极避免安全问题的进一步恶化。关于上述提到的中国不断加强和扩大双边和多边关系的绝大部分概念基础，都包含在所谓的“新安全概念”（即NSC，于1997年披露）、“伙伴”概念，以及最新近出现的（2003年）、被颇具争议地分析和定义的中国“和平崛起”的理论。相对于以美国为核心的包括常规的双边安全盟友、在亚洲部署军事力量、以及意义较为广泛的单边的或非联合国制裁的军事干预的安全结构来说，新安全概念提供了一种替代性选择。它强调的是国家主权、国家内部事务不容外来干涉等原则，以及联合国在建立世界准则和发挥对单边主义、强权政治克制作用等方面的重要性。这些原则在双边关系中的反映都包含在“战略合作伙伴”的概念中，这一概念指代的是中国与全球及地区主要国家（包括俄罗斯和美国）之间的关系。“战略合作伙伴”这一概念的最早提出是在1996年4月，它强调的是一种借助合作来获得共同国际利益的相互意愿，以及避免冲突的相互承诺。

中国的“和平崛起”理论是在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的支持下发展起来的。该理论通过关注中国对国际安全环境的相对有益的影响，来强调新安全概念及双边“伙伴”概念。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它通过推测，巧妙的解释了一个强大的中国为什么不会威胁亚洲及全球的利益，从而来反驳这样一种流行的观念——认为正崛起的国家会不可避免地对国际安全环境形成干扰。中国“和平崛起”理论的支持者认为，面对正在出现的一系列国内问题，中国只能把精力集中于国内事务上，而不会去忙着对外劫掠。他们还强调，中国会在商务及技术全球化的基础上进行现代化，致力于促进非军事形式的沟通和影响力。此外，支持者还坚持认为，即使中国真正发达起来，无论是北京方面的兴趣所在还是这个民族的个性特点（从历史上中国惯于采取防卫性安全策略，以及中国在近代成为帝国主义侵略对象来看）都不会允许霸权主义或扩张主义的做法。

但是，中国在亚洲这种长期的战略和经济利益的和平主义的个性特点，尚未得到中共领导精英的一致认可，这反映了对于未来发展道路和中国的外交导向，中共高层内部存在着互有争议的不同观点。一部分中共领导人反对一切关于中国“崛起”的官方提法，认为这种提法传达了一种错误印象，即中国的成长会扰乱并挑战目前的国际秩序。但也许更重要的是，有些高层领导人认为，对于中国“和平崛起”的官方强调会传达这样一种错误印象，即北京表明不会通过军事力量来解决日益严峻的台湾问题（将在以下的文章中进一步讨论）。中国的一些领导人相信，要阻止台湾在台独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中国必须进一步强调其可能运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持久立场。出于类似的考虑，在2004年3月台湾大选期间，江泽民要求在众多的中共正式会议和文件中禁止出现和使用“和平崛起”的字眼。但是，目前在中国的学术界仍有很多学者继续沿用这一说法。

中国的安全战略虽然只是由少数高层人士决策制定的，但在过去的二十年里，总的来说，这一战略还是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和效果。中国的这一安全战略本着外交政策为本国经济发展服务的原则，帮助中国大大加强了其与周边国家的政治和外交联系，为中国经济的迅速增长扫清了道路。事实上，近些年来，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一个主要的经济大国。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经济的规模已经翻了四番，经济总量已经达到了6.5万亿美元（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并一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在过去的十年里，中国经济一直保持着大约百分之八的年均增长速度，即使在过去几年受全球经济萧条和SARS困扰的情况下，中国的经济增长也没有受到太大冲击。2003年，中国的贸易总额超过了8330亿美元，成为全球第三大进口市场和第四大出口市场。早在2002年的时候，中国就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当年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总量就已经接近500亿美元。目前美国经济已开始越来越依赖于中国经济的发展，2003年美国对中国的贸易赤字超过了1200亿美元。

迄今为止，中国的安全战略也有效地防范了亚洲各国和西方国家为阻止和破坏中国日益增长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而采取的蓄意的、专门针对中国的和相互协调的意图和行动。总的来说，在大部分亚洲国家看来，它们更愿意将中国的崛起视为一个重大的经济机遇，虽然同时使它们面临着一些潜在的安全隐患和挑战，但那并非严重的威胁。与此同时，有少数几个亚洲国家正在准备学习、采取中国的新安全概念模式，并以此替代以美国为首的双边安全联盟体系。但是面对着一个正在崛起的中国，美国和日本还是充满了忧虑。它们担忧中国的安全战略最终会发展成为其长期的全方位的战略对手，而且甚至会发展到与美日军事对峙的情形，尤其是在台湾问题上，中美两国很有可能会爆发冲突。事实上，在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爆发之前的五到七年里，很多美国的安全专家、政治领导人以及学者都不同程度地提及了“中国威胁”论，并且着重强调中国的崛起会对美国以及美国在亚洲和其他地区的利益产生威胁。布什政府一上台，就将中国定义为“战略竞争对手”，并且加强了自克林顿政府就已经开始的一系列军事战略，致力于增加美国在西太平洋国家和地区的海外驻军，扩大日本在亚太地区的安全作用等。美国政府这一战略的一部分目的就是为了遏制中国在该地区日益扩大的势力。
“9•11”事件之后的外交和安全政策

总的来说，“9•11”事件之后的世界环境至少在短期内对中国的利益是大于其所要付出的代价的。第一眼看上去，事实也许好像正好相反。最明显的就是，反恐战争打破了中国周边重要地区原本的军事平衡，并使这种平衡向不利于中国的一边迅速倾斜。例如，目前还有相当数量的美方军事人员或政府工作人员部署在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其他中亚地区等靠近中国的敏感地带，另外，还有少些数量的美军人员已被派往菲律宾。虽然表面上看来这些部署都是以打击恐怖主义为旗号，但在很多中国人眼中，美军不断扩张其在中亚和东南亚的军事和政治势力不过是为了遏制中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而采取的包围中国大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已。他们甚至认为在必要的时候，美国还会破坏中国的政府执政能力，对其进行演变。很多中国的领导人和战略家认为，美国目前的行为连同前面提到的它早在“9•11”事件之前就已开始的在西太平洋地区增强军事力量和加强与印度、俄罗斯等大国安全战略关系的举措之目的，无非就是要降低中国对其周边地区的影响，并为长期在中国东、西两面边境形成夹攻威胁的战略打下基础。有些中国人还担心美国在中国周边地区军事力量的增强可能会破坏该地区的稳定性，使暴力和恐怖活动进一步升级，从而催生难民潮的爆发。

中国的很多观察家认为，从更大的战略角度来看，美国在反恐战争期间的政策发展倾向大大加强了一项业已存在的美军行动原则，即在可能需要的情况下采取单边军事行动或预防性军事行动以打击其他国家或非国家实体，并在一定条件下存在运用核武器的可能性。这一原则被一些美国国内和国外的分析家称作是“布什主义”。“布什主义”从根本上与中国提倡的国家主权至上、一国国内事务不容干涉等一系列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相矛盾，因此中国的有些战略家就把“布什主义”当作美国寻求增强其霸权地位并以此限制多极化的努力的整个企图的一个组成部分，并认为该主义是与通过军事行动巩固美国军事领导地位的努力相联系的。除此之外，在很多中国人眼里，所谓的“布什主义”就是通过弱化现行的国际机构和国际规范以及降低使用武力，包括使用核武器的门槛，进而威胁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中国在联合国对美国的政治和外交支持，为其反恐战争提供重要的情报和其他有关信息，以及在开往美国的集装箱船核查事件上的合作，使得北京方面在华盛顿得分不少。鉴于这些以及其他的一些新进展，一位美国高级官员曾表示，“目前的中美关系已处在自理查德•尼克松总统三十多年前首次访华以来的最佳时期”。从总体上看，很多中国的观察家认为，由“9•11”事件导致的美国战略重点的转移，以及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整体信心的日益增强已为改善跌荡起伏的中美关系和推进中国更广泛的战略目标创造了“战略机遇”。

布什政府对于那些可能打断或扰乱其反恐战争注意力的事件容忍度的下降，除了有利于改善总体的中美战略关系以外，还给中国带来了其他一些好处。尤其重要的是，美国目前的战略定位极大地加强了华盛顿方面阻止任何可能导致微妙的中台关系动荡的事件发展的愿望。最近几年，中国的领导人已经开始认识到稳定、互利的中美关系对于成功阻止台湾独立这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维持这样一种关系有助于北京方面孤立陈水扁政府的现行政策，增强中国持续的经济增长对台湾的吸引力，削弱美国挑战或破坏北京增强人民解放军备战能力的努力（主要是针对台北和华盛顿）的企图。中国领导层更加相信台湾问题的发展趋势从长远来看是有利于北京这一边的。然而，布什政府最初倾向于把中国看作是战略竞争对手和潜在威胁，以及台湾内部独立势力的抬头，使人们对北京方面在近期到中期维持其台湾战略的能力产生质疑。

反恐战争已大大削弱了上述两个因素的影响力，至少在近期是如此。针对台湾岛内独立势力的增长，华盛顿出面遏止陈水扁单边采取旨在企图改变台湾现状并可能导致增加爆发军事政治危机的行为。华盛顿的上述行动加强了北京方面最近新兴起的一种观点，即认为，虽然美国在政治上大力支持台湾，但它的政策并不鼓励或承认台湾在法律意义上的独立。这种观点反过来促使北京减少了对武力统一胁迫策略的依赖，转而强调耐心和有所节制。正如后面讨论的，这一发展决不能保证北京和华盛顿将避免未来因台湾发生冲突。但是，在北京看来，这种发展体现了一个关键政策领域内的重大利益。

反恐战争(以及所谓的”布什主义”)也在多方面间接地有益于中国的安全战略。这次战争造成了在美国与它的盟友之间关系紧张，却为中国推进与这些国家的关系提供了战略机遇；同时，这次战争也可能削弱美国在全球或地区范围的影响，而中国没有与美国发生直接对抗的危险。其中最为显著的就是，华盛顿与它的盟友如德国、法国就伊拉克问题产生的巨大分歧使中国得以进一步加深了与二者的关系，加强了它遏制美国单边主义的努力。更加普遍的观点认为，亚洲国家加深了对如下问题的关注，即对美国强调单边主义，发展先发制人的军事力量，以及美国显而易见对恐怖主义问题采取了的全面军事行动的关注，这证明了北京支持的关于以地区为中心，相互合作，采取国际制裁的安全观点，例如“新安全观”，更加值得信赖。这种情况也为北京提供了加强与韩国等国政治、经济联系的机会。这些国家担心美国采取重手出击的手段处理该地区的棘手问题如朝核问题（这个问题将在下面讨论）。从一种更加具有讽刺意味的观点来看，反恐战争的前景是美国将陷入与中东为中心的恐怖运动和恐怖国家的斗争中，这将帮助中国从中受益。而这样的斗争可能耗尽美国的能源，而且，特别是可能削弱美国在东亚的政治军事能力。

最后，以上所述反恐战争对中国的积极影响是，使得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更加从容，大胆采取新的外交政策的自信心大大增强。中国对反恐战争的参与，在几个主要欧洲和亚洲国家之间所起的纽带作用加强，中美合作的日益增多，所有这些大大鼓励中国摆脱过去的“受害者心态”，转向“大国心态”。现在很多中国人提出，要与大国分担全球责任，建议亚洲地区贸易和安全结构的多样化，包括召开亚洲军事会议；提出与东盟国家就领土发表声明，与东南亚国家就军事行动采取准则。与东盟国家就非传统安全观提出了联合声明（例如，盗版问题，反恐问题）；就东盟地区论坛召开“新安全政策会议”提出了动议（目的是推进中国的新安全观）；2002年11月与东盟成立了自由贸易协会；另外，还提议了东盟+3自由贸易协会。总之，反恐战争大大加强了中国外交和安全政策方面既有的战略优势。

除了对中国安全战略的基本方面产生影响之外，反恐战争还对中国国内政策和国际恐怖主义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它促使中国加强了对西北地区少数民族反抗运动和恐怖集团的打击，并促使这样的打击合法化。在上个世纪90年代，随着前苏联的崩溃，中亚国家的纷纷独立，以及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兴起以及中国政府镇压政策的加强，中国西北新疆境内伊斯兰分裂分子的暴力活动日益猖獗。其中一些集团显然受到了中亚和中东地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集团的训练。中美加强反恐合作以后，华盛顿将这些集团中最为猖獗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ETIM）认定为恐怖主义组织。东突组织显示与基地有着紧密的联系；而且，中国的情报表明，大约1000名维吾尔族人在奥萨马••本••拉登和塔利班操纵的营地接受过训练。美国支持中国打击与外国势力相勾结的伊斯兰恐怖主义集团，不仅加强了中国对国内反抗运动的打击，也减少了外部对中国采取高压政策对待持不同政见非恐怖主义集团的注意。可以想象，这也动摇了某些人的地位，这些人总认为美国欲通过支持中国国内趋向独立的集团而遏制中国。

如上所议，反恐战争促使中国在国内外采取政策和行动，在追捕恐怖主义集团分子时加强了与美国的合作。同时，也支持美国与第三方进行反恐政策合作。除了向美国提供中国境内或临境恐怖分子可能采取行动和有关恐怖网络方面的情报外，北京还协助了塔利班之后由美国主导的阿富汗重建，并且支持巴基斯坦与美国保持紧密的合作（这个问题将在下面进行讨论）。也许最重要的是中国政府在阻止北朝鲜核问题酿成重大危机方面起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虽然有些外部分析人士认为，中国在反恐战争中的作用是微弱的，没有起什么作用，而且在一些时候实际上妨碍了整体反恐的努力，但是笔者对美国一些有见地的官员进行了访谈，他们的看法并非如此。总而言之，他们认为中国对反恐战争还是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坦率地说，中国介入反恐战争使中国加强控制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有关活动的现有政策得以强化，也促使“防扩散方面的合作成为双边关系中的积极因素”。出现这种情况既有积极的原因（如9•11以后中国大大肯定了核武器扩散的危险性）也有消极的原因（美国对北京防扩散的努力给予了过高的期望和压力）。因此，美国官方曾公开表述，中国越来越愿意在防止核扩散方面与华盛顿合作。这种赞赏减少了有关北京继续向巴基斯坦和伊朗提供核技术与/或核导弹援助的报告的负面影响。但是，北京拒绝支持布什总统提出的防扩散安全动议（Proliferation Security Initiative，PSI）,这项动议旨在加强政府间的信息和执法合作，禁止核武器以及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或技术的交易。据报道，中国官方对动议中加强信息交换和执法合作的目标表示赞同，但不愿参与，主要原因是对安全动议中提出的禁止措施的正当性与合法性表示忧虑。

*中国对东亚主要国家和地区的政策*

如上所述，改革时期，中国对亚洲国家的政策是: 强调合作发展和双边互利；而且，（近年来，愈加）强调多边政治经济关系；解决领土或其他方面的争端或者把这些争端抛到了一边，不加理会；做出各种努力消除地区内对中国力量和影响增长的忧虑。总之，这些政策反映了中国战略高层日益认识到，中国必须与亚洲一道崛起。

虽然反恐战争对中国的亚洲政策造成了巨大的压力，但总体说来，它也加强了中国在该地区大多数地方的战略地位，尽管美国在这些地区的军事和政治影响日益扩大。这一论点可以通过检验9•11以后中国与亚洲主要大国的关系得到证明。

朝鲜半岛

反恐战争对中国的朝鲜半岛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首先，9•11以后，美国对恐怖集团获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危害性极为关注，同时，布什政府先前对平壤采取的强硬政策已经对北京产生压力，这样，中国被迫采取积极的外交行动处理一触即发的北朝鲜核武危机。中国的领导人也担心，美国压力过大，朝鲜的立场又持续强硬的话，可能会导致局势升级，或造成僵局，让北朝鲜永久拥有了核武器能力，或导致政权垮台，甚至酿成重大军事冲突。这些结果是中国强烈反对的。北朝鲜永久拥有核武器能力有可能造成核武器在亚洲扩散，使日本或其他国家得到核武器。如果北朝鲜政权垮台，将会使中国外围的一个重要战略缓冲区被消除，而且，还将造成大量难民涌入中国。如果出现军事冲突，并且卷入冲突的军队能力和规模都强大的话，可能造成巨大的损害，对北京来说，还可能导致不确定的或可能相反的战略后果，包括在美国的影响下，朝鲜半岛可能实现统一。所以，对组织当前（由中国，美国，北朝鲜、韩国、日本和俄罗斯共同参与的）六方会谈和坚持让北朝鲜参与其中，中国起了关键的作用。

其次，正如以上所述，北京在北朝鲜局势中所起的关键作用构成了9•11以后中美关系改善的一个重要基础。华盛顿日益指望中国阻止朝鲜半岛出现又一个像伊拉克、阿富汗以及巴以冲突那样的外交困境。不过，在处理北朝鲜核武问题上，美国和中国也有很多争议。北京认为，北朝鲜以核作押是因为强烈的不安全感和脆弱感，如果在没有任何具体动机的情况下，试图对其施加过大的压力可能会迫使其铤而走险或导致其政权垮台。因此，北京更愿意施加有限压力，采取含有很大刺激意味的直接谈判战略。相反，华盛顿的战略是，在与北朝鲜进行任何有关经济援助和安全保障的谈判之前，联合其他有关各方共同向北朝鲜施加巨大，甚至可能更大的压力，完全地、彻底地、肯定地消除其核武器的发展。这些争议与9•11之后美国对北京防扩散努力的过高期望结合在一起，将来可能在华盛顿和北京之间造成严重分歧，从而伤害全面的中美关系，结果对中国的安全政策产生严重影响。

最后，与美国9•11之后强调对北朝鲜政权采取压力相比，北京偏向采取谈判和遏制的政策大大有效地促进了北京与韩国既有的密切关系。汉城与北京的共同观点是，华盛顿明确拒绝直接与北朝鲜进行谈判至少是构成目前危机的一个因素，也是解决危机的一个障碍。中国的媒体时不时地站在韩国一边，批评美国对北朝鲜采取的压力手段，但中国的领导人在对待韩国的反美情况时，一直保持巨大的克制。另外，中国和韩国现在在多项政策领域进行合作。上个世纪90年代末，两国开始了军事交流。随后，自2002年10月起，两国又开始定期举行安全会谈。

日本

自从上个世纪90年代末开始，中国就致力于与日本建立稳定、合作的关系，尽管两国之间经常因为海上入侵问题、小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问题、各种各样的文化和社会事件以及日本担心中国日益扩大的地区（和全球）经济影响是否会影响日本的长期安全和繁荣等诸多问题而龌龊不断。这种努力是出于中国整体战略的考虑，但也反映了近来中日经济相互依赖加深，以及日本把中国军事能力增长看成是日美军事合作加强的一个后果这种看法多少有所缓和。这是一种在合作和竞争摩擦中进行平衡的更加现实的关系。

反恐战争对中国的对日政策产生了有限但显著的影响。小泉首相对美国的伊拉克政策予以强烈支持，包括史无前例地向伊拉克派遣非战斗部队和运送级别相当高的军事装备，这无疑加强了中国长期以来对日本军事能力增加以及日本在本土以外，特别是在临近台湾地域，采取军事行动的忧虑。然而，对打击恐怖主义的共同关注也为两国提供了更多进行多样化的合作的机会。而且，9•11之后，随着中美关系的改善，以及美国专注于在中东地区的反恐斗争，华盛顿和东京推进亚洲安全联盟的能力多少受到了削弱。日本大体同意中国处理北朝鲜危机的方法，这个事实不仅加强了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抵抗美国压力的能力，也对中日之间总体合作的增加起了很大的作用。可能的情况是，日本绝不会直接反对美国的强硬立场，实际上，东京甚至对布什政府向北朝鲜施加压力解决绑架问题极其感激。

东南亚

上个世纪9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东南亚国家（特别是东盟）一直是中国安全战略的焦点。北京与这一地区双边或多边经济外交联系的增加反映了中国的整体发展目标， 成为中国加强政治关系的基础，也减少了这些国家对中国军事力量壮大的忧虑。东南亚还为中国推进其多边安全观念和相互合作提供了舞台。“新安全观”的概念就是从这一地区开始、在很大程度上直接针对这一地区的。

尽管9•11之后美国在东南亚国家的驻军以及与这些国家的军事联系有适当增加，但是反恐战争还是从总体上让中国得以全面展开在这一地区的活动，而且往往是华盛顿为此付出了代价。该地区对美国单边主义、先发制人打击的说教以及美国随后对伊拉克的占领深感忧虑，这种忧虑使他们对中国强调推进相互合作、多边政治和安全倡议予以更多的支持。例如，在2002年和2003年的东盟论坛上，北京重提新安全观，成为签署东盟1976年《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的第一个大国，这对其他国家形成了压力，使他们也不得不步其后尘。此外，北京在东南亚如此出手的能力是得助于美国对这一地区采取的更加严厉和短视的政策，特别是9•11之后。华盛顿在强调经济合作之外的安全和军事合作时，总是加上民主、人权和放松管制的说教。总之，正如其发展了与韩国的关系一样，中国也大大推进了对东南亚国家的关系，而且，9•11之后的国际环境也使它作出的努力得到了支持。

但是，很多东南亚国家（特别是军管国家）仍然对中国力量增长的意义以及对其长期安全局势的影响怀有忧虑。他们不是担忧中国在将来会采取军国主义的高压战略，而是担忧规模和总体能力的壮大将使中国从根本上按照自己的喜好去选择战略，去理解力量的含义，并以此来影响外交和防卫政策。在军事领域，如果没有任何外援介入，中国已经具备在海军遭遇战中击败东南亚国家任何联合海军力量的能力。另外，一些东南亚国家还担心，对中国经济的依赖和一个更加强大的中国将会对他们各自的政治经济环境产生他们并不乐见的影响。然而，至今为止，这些忧虑并没有促使该地区（单独或共同）采取措施限制与中国的政治经济关系或抗衡中国的军事力量。相反，如上所述，中国对该地区越来越多地介入被认为是一种机会而并非威胁。

南亚

乍一看来，在南亚，反恐战争中受到伤害最严重的就是中国与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关系。9•11之前，中国即便不是巴基斯坦的唯一战略同盟，也是首选，而且巴基斯坦寻求通过发展对抗美国霸权的中印联合阵线，在某种程度上逐渐改善龌龊不断的印巴关系。但是，9•11事件将巴基斯坦置于美国的广泛影响之下，似乎破坏了巴的这些目标；不过， 这个事件却使印度已有的与华盛顿改善关系的动机受到鼓励。

事实上，9•11事件极大地改善了中国在这一地区的地位。正如约翰•加佛（John Garver，中文名高龙江）颇具说服力的评论那样，9•11之后美国与巴基斯坦重修旧好，是在中国的代价下，极大地削弱了美印之间的战略关系，同时，也使华盛顿背负上关乎巴基斯坦生死存亡的责任。从最新的发展态势来看，美国目前可能比过去更愿意积极反对印度对克什米尔的进攻。而且，9•11之后，华盛顿推进了与北京和伊斯兰堡的关系，这表明它在发展与印度的关系时还可能倾向于避免与北京的对抗，而且不支持印度在南亚的“霸权“野心。对于印度反对中国扩展与其他南亚国家军事安全关系，美国可能也不抱以同情。最后，9•11之后美国南亚政策的改变可能减少了美国向印度输出某些军事技术的倾向。所有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中国加强在这一地区的地位。

俄罗斯

反恐战争对中俄关系产生了不利影响，至少在政治层面上如此。9•11之前，中国在试图联合俄罗斯共同对付美国的单边主义方面取得了一些显著的进步。两国第一次建立了所谓的“战略伙伴关系”，采取明确协调的立场反对美国抛弃《反弹道导弹条约》（ABM）和部署美国“国家导弹防御系统”。但是，9•11之后，弗拉基米尔•普京很快决定改善俄美关系，逐渐抛弃了中俄伙伴关系中的反美因素。

不过，9•11之后俄中关系的变化并未削弱对北京来说双边关系中最重要最实质性的方面，即军售。俄罗斯仍然愿意向中国出售更多精密昂贵的先进武器，其中很多武器对中国加强军事能力，对付美国也许介入的可能的台湾危机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此外，中俄贸易依然在一个低水平的基础上继续增长。
中亚

反恐战争使得中国发动中亚国家支持其联合反恐政策，特别是通过上海合作组织联合反恐的努力得到了加强。同样重要的是，9•11之后，在美国加强了在中亚的军事和政治存在而改变了这一地区安全环境的情况下，中国与中亚的联合反恐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中国得以维持上海合作组织的存在。而且，上海合作组织在9•11以后更加突出反恐合作和地区贸易。近年来，北京与其他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已经进行多次军事人员交流和反恐联合军事演习，中国还向中亚各共和国提供军事援助。中国的观察家指出，《上海合作组织宪章》、《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关于地区反恐怖机构的协议》以及合作组织成员国首脑签署的《圣彼得堡宣言》表明，“9•11之后，上海合作组织存在的理由不是变得无关紧要，只是更加充分了。”一位中国观察家认为，中国加入上海合作组织进行反恐，降低了华盛顿把该组织假设为抗衡其在亚洲影响的工具的敏感性。

*问题和机遇*

在反恐战争中，中国依然坚持着改革时期的国家安全战略的根本目标和政策。9.11确实在很多方面加强了这一战略的逻辑基础。不过，与中美关系相关的一些事件以及反恐战争可能在以后的几年里会打断并改变中国的战略轨迹。

朝核危机

反恐战争的结果是，中国在朝鲜半岛的地位大大提高，为北京开展与美国、南韩以及日本的关系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北京在解决朝核问题中愈来愈凸显的重要作用提高了它与华盛顿的抗衡能力，避免了几种可怕后果，促进了北京改善与南韩关系的战略目标。不过，中国与美、韩、日以及俄罗斯这5个国家还未面临朝核问题中最具有挑战性的问题。尽管已经进行了几轮会谈，但美国仍然拒绝与非常没有合作精神的北朝鲜进行实质性的谈判。美国只是一直暗示，平壤放弃核计划以后，它可能回报什么。而北朝鲜则坚持在考虑放弃核计划之前它提出的各种要求得到满足。除非北朝鲜出人意料地屈服于美国当前的要求，完全地、彻底地、切实地解除它的核能力，或者，中、美、日、韩以及俄罗斯这5个国家出人意料地同意接受北朝鲜核武器的永久存在，否则打破这个僵局的压力可能将愈来愈大。如果美国无法确认北朝鲜已经终止发展核武器，那么，这种压力的可能性将变得尤其大。这种不断增长的压力将使中美两国关于这个问题已有的重大分歧浮出水面。此外，在以后的几年里，如果伊拉克局势能够稳定下来，至少部分地证明美国对萨达姆政权采取的入侵政策是有效的话，那么华盛顿将可以投入更多的注意力和资源来对付北朝鲜，这样美国迫使中国采取高压政策的可能性会大大增加。

面对这样的困境，中国需要在抵制华盛顿压力的后果和向北朝鲜施加压力的后果之间进行掂量。这个掂量将会因为北京是优先选择一个无核化的朝鲜半岛（这可能需要承受相当的压力）还是反对保持和平稳定（这需要抵抗这样的压力）而受到影响。总而言之，中国不可能接受美国的高压政策，特别是在韩国、日本、俄罗斯不完全同意这种政策的情况下。不过，为了避免出现这种窘境，中国将可能更加努力说服美国，使它相信谈判的必要性，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中国还会努力建立至少与韩国的统一战线。这些目标的实现对中国的外交来说是一个重大的挑战。

台湾独立问题

总之，如前文所指出的那样，反恐战争明显地对中国的对台战略产生了有利的影响。为了在反恐战争中能够聚焦于其打击的对象，美国必须与中国保持合作关系，并避免不必要的、分散注意力的台湾危机。从中国的角度看，这一有利因素极大地增加了美国所做出的反对台湾单方面采取行动以改变现状的承诺的可信度。它已经遏制了台湾现任总统陈水扁最近——据他所言——为巩固台湾作为独立主权国家的现有地位，通过全民公投修改或重新制定宪法的行动，这一行动将会显著地改变台湾海峡两岸的现状，并遭到北京政府的强烈反对。

美国对陈水扁努力推动台独进程的做法所持的更明确的反对态度，至少在近期内几乎肯定会保持下去，不会导致中美关系的进一步恶化。如前文所述，中国目前显然认为，美国是出于战略考虑而不支持台湾独立的，就像它过去所怀疑的那样。然而，如果美国在反恐战争中取得了一些重要的进展，或者这一问题的重要性下降了, 那么，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对中国所下的保证就会变得不那么可信了。而且，反恐战争给中国带来的好处，并没有改变台湾不稳定的基本态势，表现在赋予了台湾肯定的国家身份的正在推进的民主化进程；中国通过政治、外交和军事手段防范可预见的台湾独立趋势的努力；以及美国与台湾之间日益加深的政治和安全关系。中国领导人继续对近期台湾的发展形势保持高度的关注，并相信美国能够并且应该做更多的事，以减少它对台湾独立的刺激和鼓励。

从长远的观点看，中国对台湾局势的影响几乎肯定会进一步加大。首先，中国对台湾经济的带动可能将继续增长，这样一来，有希望加强对台湾的（正面）激励，使其避免采取那些可能会加速危机爆发的最极端的行动；同时，也可能为台湾与北京之间的某种形式的和解给予更大的支持。其次，中国在亚洲地区的影响也将逐步扩大，这将进一步减少该地区的任何国家对台湾政府的挑衅性台独活动给与支持或认可的可能性。然而，在不利的方面，与台独活动有关的台湾政治势力将越来越有可能或多或少地永远取代中国民族主义运动的继承者，而成为台湾岛上占主导地位的政治集团。2004年3月举行的台湾大选就强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弱势而低效但公开承认支持台湾独立的陈水扁政府再次赢得了选举的胜利，击败了由民族主义政党（国民党）及其分裂出去的派别联手结成的主张维持台湾现状的联盟——尽管后者的领导很不得力。而且，只要一个以独立为目标的政权继续在台湾执政，那么，政府支持下的促使台湾以完全独立的民族主义国家身份出现的努力，以及削弱台湾未来任何领导人推行和接受一个中国或“一国两制”理念的能力的努力，就会继续下去。这些发展趋势所导致的结果是，美国一些有可能支持陈水扁政府的保守主义者，目前正在迫使美国政府改变或放弃其“一个中国”的政策，接受独立的台湾这一“现实”。

如果这种发展趋势没有得到可能的减缓或改变，中国就可能被迫——不仅被外部事件所迫，而且很可能被国内民族主义者的言论和观点所迫，依赖于军事威慑和外交／政治影响力的结合，以保证国际社会既不鼓励也不认可台湾为了以独立的主权国家的身份获得世界承认所付出的努力。在这种努力中，由于华盛顿为台湾提供的援助和保护以及美国在亚洲地区和国际社会所处的领导地位，美国所发挥的作用将绝对是关键性的。所以, 借助反恐战争给中国带来的持续的影响力的支持, 中国与美国保持稳定的合作关系, 将有望使华盛顿可能认可台湾政府近期到中期(为台独所做)的努力的机会最小化。然而，北京与华盛顿今后能否长期保持这样的合作关系是十分不确定的。

此外，短期内，华盛顿在如何避免台湾危机的问题上将会有十分不同的表现。据报道，2004年3月的台湾总统选举已经让许多中国人相信，致力于使台湾成为独立的民族主义国家的运动有广泛的社会力量做基础，而不仅仅是一小撮分裂主义分子的阴谋诡计。而且，北京从下述事实中并没有得到多少安慰：在其就职演说中，陈水扁迫于美国的压力，放弃了他原定写入新宪法的举行全民公投的期限，似乎在承诺沿袭现行宪法规定的修宪程序，并看上去对台湾未来的地位采取了更为开放的姿态。中国相信，如果2004年12月选举的结果是陈水扁在台湾立法院得到了多数票，他会很容易地倒退回就职演说前肆无忌惮地要求修改宪法的立场。最起码, 陈水扁最终是否会利用现有的宪法作为工具，或迫于他的激进的台独支持者的压力，只寻求台湾政治体制的小规模的结构性变化，寻求通过修改后的全民公投法对台湾的宪法进行更大的修改，还不甚明朗。不管怎样，北京可能会施压于华盛顿，让其迫使陈水扁放弃任何潜在的修改宪法的活动。而美国则可能以尊重台湾的民主化进程为由，抵制这种压力。如前文所述，有迹象表明，尽管华盛顿向陈水扁施压以避免台湾问题的现状被单方面地改变，中国仍然确信美国在遏制“台独”运动方面可以有更大的作为。中国领导人对美国采取的被视为背离了“一个中国”原则的许多做法保持着高度的关注，这些做法包括：美国与台湾方面不断升级的非官方接触；美国对台湾连续不断的武器销售和范围日益扩大的军事援助；美国给予台湾高级政治领导人的愈加宽容的“过境”许可；以及美国国会为加强美台关系——特别在安全领域——所做的坚持不懈的努力。

*妥善处理中美关系*

最后是关于涉及整个中美双边关系的潜在问题。为了维持其现行战略，中国必须在与美国合作（或在一些情形下积极支持美国）和削弱美国对抗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和实力（特别是在亚洲地区）的能力和愿望之间保持最佳的平衡。如前文所论证的那样，中国目前拥有与美国保持双边合作关系的十分有利的因素。在目前的形式下，看不出中国有大力加强其与美国的单边主义和先发制人的行为相对抗的迫切需要。在中国的许多分析家看来，美国的这些政策是可悲的，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它们并不是针对中国的。此外，许多中国人相信，美国推行这些政策的努力将有可能遭到美国国内和国际社会的日益强烈的抵制。

只要美国的注意力继续被反恐战争所牵制，并因此需要与北京合作（部分原因是为了有效地进行反恐战争），华盛顿就不太可能直接对抗中国，并蓄意通过遏制中国的外交、经济或军事来破坏其战略。无论如何，中国的观察家似乎相当自信地认为，美国遏制中国的努力不会得到任何重要的国际支持，特别是在亚洲地区。然而，如前文所述，如果北韩和台湾的事态恶化, 损害了双边关系；或者，如果中国动作失误，对于削弱美国在亚洲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地位而采取的做法过于强硬或操之过急，美国就可能同中国发生冲突。

中美关系近期发展的可能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在多大程度上相信，今后几年内，它必须付出更大的努力来削弱美国在亚洲地区的势力和影响, 来发展自己的核心利益。这样一种判断不仅取决于北韩、台湾或其他地区的相关事件对中美双边关系的影响，而且取决于中国对下述判断的全面评估：至少默认（如果不大力支持）美国目前在全球体系所占的主导地位，对中国来说是否会得大于失。中国对美国领导的全球体系中重要事务的参与和支持是不可否认的。北京正开始完全融入于与这一体系相关的主要的经济、政治和安全领域，并更加主动地采取行动。从表面上看，这些行为能反映出真正的中国安全战略“新思想”的影响，体现了中国对中美在政治、经济和军事领域的互动所采取的更加积极的态度。

然而，如果中国对美国领导的国际体系的任何行动的支持，与其针对变化中的战略环境所做的重大策略调整不一致, 情况则不然。这种变化的战略环境表现为反恐战争所带来的新的机会和压力、实力日增的向外发展的中国经济, 以及显著提高的中国军事能力。 也就是说, 为了削弱美国阻碍北京实现其核心战略目标的能力——这是部分原因，中国将会努力地充分利用其正在增长的经济、军事和外交力量和日益增强的自信心, 以更有效地加强其在重要地区的双边关系, 并更巧妙地利用主要的地区性和全球性机构和政权。事实上，有迹象表明中国正是在这样做的。罗伯特 • 萨特（Robert Sutter）论证说，中国对美国介入亚洲事务所采取的趋于温和的政策转变是策略性的，这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对美国的政策的怀疑，以及中国长期反对这一政策的行动和决心。作为证据，他引证了中国针对伊拉克、北韩、台湾和东南亚的许多政策，指出这些政策均旨在削弱美国在中国周边地区的支配作用。然而，如果真的是这样，任何人都不应该设想中国这样做的动机是出于任何恶意的目的。在许多方面，它都是合乎逻辑的防范性战略，用以防范美国加紧在北京不接受的范围内竭力遏制中国和（按美国的意愿）塑造中国形象的可能性。的确, 中国对美国在亚洲的盟友和军事基地的增多及其军事部署的扩张一直保持着密切关注，这一点看起来是毋庸置疑的。

同时，也不应该设想中国对国际体系的日益增多的参与完全不受其安全战略“新思想”的影响。正如托马斯 • 克里斯坦森（Thomas Christensen）所言，中国的分析家和战略家之间的争论及其（外交和安全）政策的灵活性有加强的迹象。他们之中的一些人在公开提倡下述曾经被视为左道邪说的观点：即使将来中国变得十分强大了，也需要接受美国在全球和地区的主导地位的某些方面；加强中美之间的合作关系对双方都有益处；向北韩施加更大的压力有其可取性；需要更严格地限制中国武器的扩散和更有力地支持全球的反扩散政权；有责任提高国内（政治）的透明度和政府的诚信度，甚至实施真正的改革。很可能这类想法中的一些观点正在某些方面促成中国政策的变化。此外，尽管最近中国的某些领导人的声望有所下降，但中国的“和平崛起”的思想最终仍会再度出现，指引中国沿着一条与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大国的利益相一致的道路发展下去。

尽管中国对国际体系的更多参与明显地带有很大的策略性,但在目前的形势下,中国几乎不可能过分强调其今后几年内将尝试的显然旨在削弱美国的地位的努力,从而破坏它正在保持的中美关系之间的微妙平衡。简而言之,中国正在从反恐战争的结果中获取大量的好处，然而这种举动并不令人难以理解——特别是如果中国领导人能够觉察和预见到,美国在伊拉克的失败、美国政府领导班子的更换或美国在亚洲的势力范围的缩小，正在或将在近期内削弱美国的能力。在这种情形下，中国国内对抗美国利益的压力将会有所增加。此外，由于经济的发展，中国的安全战略也会发生很大的变化，给美国带来潜在的不利后果。例如，经济增长率的快速下降所导致的经济危机，将会诱发中美双边关系的严重紧张，并在台湾问题和其他问题上提高中国对美国的威胁的敏感度。

*对美国的含义*

总的来说，反恐战争强化了中国自改革开放初期以来一直信奉的许多潜在的战略逻辑和由此产生的许多相应的政策。在某些方面，这对美国来说是个好消息。反恐战争巩固了现有的中国与美国在许多对美国而言意义重大的领域开展合作的动因。例如，没有中国在朝鲜半岛问题上提供的援助，北韩的核武器项目危机能在过去的18个月内得到控制是很不太可能的。此外，由于反恐战争，美国许下的反对台湾独立的承诺的可信度得到了提高；加之美国表现出如果台湾遭到进攻将起而护卫之的更坚定的决心，减少了刺激中国对台湾采取强制手段的诱因——此说有待论证，但至少在短期内是这样的。在“9•11”事件爆发后的新的环境下，美国和中国都更希望谨慎对待台湾政府的挑衅行为，避免在此问题上发生冲突。更广义地说，北京已经开始尝试对华盛顿而言真正大有助益的努力，以支持美国的反恐战争。它提供了有关恐怖分子活动及其资金流向的重要情报；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合作开展反恐怖活动；参与了向阿富汗和伊拉克提供的经济援助。美国应该积极鼓励中国继续采取这些行动，特别是承认和鼓励有助于中国的外交和安全政策发生有益变化的力量。

与此同时，中国也利用反恐战争所创造的环境，巩固了对美国来说显然意味复杂的现行的政策趋向。特别是，中国利用“9•11”事件后的新的国际环境，通过经济增长和更广泛地参与双边和多边的国际事务,加速提高了自身的影响力和作用——在东南亚地区尤其如此。这些举动开创了朝着积极的方向改变中国的行动的前景。然而从长远来看，它们也增强了中国削弱美国的影响力的可能。而目前，后者的可能性似乎正在加大。造成这种情况的部分原因是，许多东南亚国家似乎越来越乐于接受中国在许多问题上的建议。而这又部分地源于一个事实，即在许多东南亚国家看来，“9•11”事件后美国对打击恐怖主义的强烈呼吁，并无助于它们自身利益的实现，或甚至有损于它们的利益。

在朝鲜半岛问题上，情况与此类似。中国与南朝鲜的关系改善及其独特的与北朝鲜交流的方式和对后者的影响，有助于稳定朝鲜半岛的局势。这显然符合美国的利益；同时，这些因素也有助于中国以能够削弱美国势力的方式加强其自身的地位。目前从总体上说，南朝鲜更愿意接受中国提议的处理问题的方式，而非美国的。同在东南亚地区一样，这个事实再次扩大了中国的影响力。

因此，在东南亚和韩国，美国都可以做更多的事来提升自己的地位，特别是在其作为重要的经济合作伙伴和安全保障者，仍在亚太地区发挥着主导作用的情况下。华盛顿必须超越当前和近期的反恐战争的需要，更努力地进行思考，并在更清楚地了解这些国家最主要的需求以及中国为它们提供的特定的政治和经济刺激的基础上，在各个领域吸引这些国家。华盛顿为迫使这些国家在中国和美国之间作出选择而做的任何努力，或对中国为加强双边非军事联系和扩大和平的合作性安全对话而进行的尝试的妄加指责，只会产生事与愿违的恶果。这些国家对中国所做的努力是表示支持的。

与上述情况不尽相同的是，日本、俄罗斯、印度和一些中亚国家对中国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提出的建议接受得较少——尽管这些国家也在寻求与北京加强合作关系。这些重要的国家对中国在亚洲和亚洲以外的地区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和作用力表现出了高度的关注。因此，华盛顿应该再次超越反恐战争的一时之需，制订同这些国家改善关系的战略，在看起来不对抗北京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为这些国家的利益说话。

总而言之，华盛顿绝不能让北京有理由认为，由于反恐战争或其他任何原因，美国在亚洲的势力和存在，或实际上，美国在全球的影响力及其所承担的义务正在显著地衰退和减少。这种衰退将鼓励中国加紧打造其在亚洲某些地区呈上升趋势的优势，以进一步降低美国在该地区的地位。同时，美国应该拓展和加深与中国政界和军界领导人的联系和对话，以增进双方对彼此的战略目标和政策（包括各自在亚太地区的军力部署和计划）的相互理解。这不仅对中美双方而言是十分重要的，而且也是一种向其他国家做保证的方式，即反恐战争给中美关系带来的好处将会继续持续下去。

 

版权信息: © 本文版权为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所有。
作者简介: 史文（Michael D. Swaine）是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中国项目的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