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的中锋
The Center of the World

作者: 布鲁克•拉默尔
译者: 过 勇
（原载于《外交政策》2005年九/十月号) 版权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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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A深知偶像的力量。当迈克尔•乔丹退役时，NBA的排名开始下降。为了扭转这种局面，NBA开始向海外扩张，并吸引有潜力的外国球员加入到比赛中。然而，没有任何一个人如姚明那样像一个重要的使者。NBA将这个7英尺6英寸高的人以及13亿篮球迷看作救星。

国家篮球协会（NBA）的营销奇才喜欢将中国作为篮球的“最后的未开拓领域”谈论。但是，在这个名叫姚明的7英尺6英寸高的巨人于2002年加入NBA休斯顿火箭队很久以前，中国对篮球的迷恋就开始了。正如某些中国的运动历史学者所说的那样，中国早在汉朝就有一种名叫蹰鞠的古老的手球运动，可能没有发明篮球。但事实上，仅仅在一个名叫詹姆斯•奈史密斯（James Naismith）的古怪的加拿大人于1891年发明篮球运动后几年，篮球就在中国登陆了，这发生在篮球到达休斯顿之前。

从一开始，篮球就注定成为一项全球性运动，由于一个偶然的原因，中国成了篮球的最终战利品：奈史密斯先生在马萨诸塞州斯普林菲尔德的青年基督教协会的国际培训中心发明了这项运动，这正是年轻的传教士在出发去救赎世界之前吸收“强大的基督教”观点的地方。当时中国正处于清王朝没落期，拥有4亿人口，是最大的、新兴的、有待被拯救灵魂的市场。当青年基督教协会的传教士带着《篮球的十三个规则》和《圣经》在19世纪90年代到达天津的时候，他们相信可以通过上帝和篮球来救世，虽然未必是按照上帝——篮球这样的顺序。

一个多世纪之后，另一次西方传教的浪潮席卷了中国，他们鼓吹一个更为炫目的全球化信条。与《圣经》和《篮球的十三个规则》不同，这些在20世纪90年代涌入中国的外国人带来了代表他们代表信仰的不同象征：耐克、NBA标志，关于迈克尔•乔丹奇迹的精彩电影——全部采用全球青年文化的希普霍普音乐。拥有13亿人口的中国终于脱离了几十年的隔绝状态，正急速进入令人眼花缭乱的经济繁荣。新的传教士们希望打开地球上最后一个巨大的、未开发的市场，他们将体育作为娱乐——一种引入自由、竞争和个人英雄主义的价值观的令人愉悦的商品——来兜售。西方人将他们的信仰纳入到体育偶像（尤其是篮球明星）的力量中——去激发那种驱使中国大众去观看、欢呼，并在家里摆满大量非常酷的进口产品的情感。

即使中国的年轻人了解西方体育文化的超级资本主义的象征，中国新一代领导人仍然并不那么把体育看作商业、消遣或者娱乐，而是当作国家雄心的反映。随着北京准备承办2008年奥运会，这种向往更为强烈。中国大规模的社会主义体育模式以旧的苏联体制为样板，在全球经济中这似乎是一个时代错误；的确，只有古巴和朝鲜仍然保持这种“从子宫到坟墓”的模式。但是，这些体育工厂不断生产出为其祖国带来荣耀的世界水平的运动员，北京也不愿意关闭这条冠军生产线。毕竟，这种体育制度的成功作为实实在在的证据，表明了中国再次高高站立在了国家之林。

东方和西方——中国和世界——的融合将可能是21世纪不可避免的际遇。可能没有人像姚明那样象征着这个广泛的融合。这个下巴突出的25岁明星的生活被我们时代的两股巨大力量——中国的爆发性崛起和跨国资本主义的扩张——塑造地如此彻底，以至于可以真正把他当作全球化之子。如果没有中国通过体育提高其国际地位的雄心，姚明的父母（都是篮球运动员，分别是6英尺10英寸和6英尺2英寸高）就永远不会被强行征召到中国的体育体系中，也不会双双退休去孕育下一代巨人。如果姚明生在其他国家——比如智利、乍得、甚至芝加哥——他不太可能在幼年就被拉出校园，推入篮球训练营。几乎肯定的是，他也不可能使得NBA会像这个上海中锋在长期的东西方拉锯战后终于被允许在2002年到美国时那样欣喜。

当姚明第一次在休斯顿投篮得分时，几乎就像在闭合的线圈中，来回穿过太平洋的一股电流。他的上百万同胞对他以前的命运不感兴趣，但现在却把他当作粉碎了认为中国人东亚病夫的偏见、并且表明了中国人如何与世界最强者竞争的爱国主义偶像来赞扬。美国的球迷最初为他令人惊愕的高度所吓呆，他们已经接受了他内向的个性——不爱出风头，幽默，团队第一的态度，像蓝领一样比赛——并连续3年把他选入全明星赛。世界上最大的跨国公司，从百事可乐、锐步到万事达、麦当劳，也欣然接受了与姚明签订上百万美元合同的机会。公司总裁们喜爱姚明，不仅仅是因为他7英尺6英寸的身高、有才能并且性格温和，在骄傲自大、胡作非为的超级巨星的海洋中他是洁身自爱的运动员。他们需要姚明，最重要的是因为他是中国人。

*与世界竞争*

中国最高的运动员的命运掌握在历史上最矮的统治者手中，这是历史上有趣的讽刺之一。当姚明出生时，邓小平是中国的最高领袖，他仅仅4英尺11英寸高，虽然他的确切身高被当作国家秘密受到保护。不管是否受到其自身身材的驱使，邓小平为了使中国恢复以前作为全球强国的高度而心劳神疲。

当邓小平在1978年掌权时，中国仍然处于严重的危机状态，刚刚摆脱十年文化大革命的灾难。邓小平希望发动的经济复苏需要时间。即便高速发展，中国也需要数十年才能够在经济、军事或者外交上与西方竞争。唯一一个中国可以快速与世界其它国家平等竞争的重要竞技场就是体育。

在这之前的二十年中，中国要么从世界体育联盟中退出，要么为它们所回避，这包括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国际乒乓球联盟不再忠诚于台北的国民党，而是与之竞争的北京的共产党，这段奇怪的历史促使中国成为这一运动的世界强国——在美国人的头脑里，乒乓球与郊区的油毡衬里地下室联系在一起。中国大陆对乒乓球的控制非同一般——直到最近，他们握拍就像握筷子一样——他们已经支配了这项运动45年，赢得了超过全部半数的世界冠军，并囊括了今年所有的男子和女子冠军。

然而，这仅仅是乒乓球。这项运动需要敏捷度和快速反应，但是它在世界上几乎没有博得敬畏和尊重。即使在中国的官僚体系中，这项运动也被差不多尴尬地划分为“小球”。北京的高层领导们知道，只有当中国能够与西方强国在“大球”（足球、排球和篮球）上，在所有体育赛事中最著名的比赛（奥运会）中竞争的时候，才会获得真正的尊重。邓小平的外交方针开启了这条道路。在1979年，也就是北京和华盛顿外交关系正常化的同一年，中国大陆挤走了台湾，重新加入了奥林匹克运动。

为了筹备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上的初次亮相，中国迫使体育系统超速运转。利用其最大的竞争优势——大量的年轻人，以及强迫他们训练的国家强权——中国的“金牌战略”扩张了其体育系统（达到了3000多所学校，训练着差不多40万年轻人），将奥林匹克金牌密度高的项目定为目标（即使某些项目，例如皮划艇，不是中国的传统体育项目）。没有什么比洛杉矶的最后得分能够让中国这个缺乏安全感的国家更为满足的了：15枚金牌，无人叛逃，以及世界其它国家的拥抱欢迎。

在过去二十年中，中国在奥林匹克奖牌表上继续进军，并且总是比其经济增长超前一步。在每次奥林匹克运动会之前，中国的体育管理部门都会设定雄心勃勃的金牌目标。这种强大的压力已经创造了一个体育神话，虽然这种压力因为20世纪90年代的一系列兴奋剂丑闻而受到谴责。到去年奥林匹克回归其发源地雅典为止，中国为了奖牌表上的最高位置向美国提出了挑战，中国赢得了32枚金牌，少于美国赢得的35枚——中国的表现在北京激发了兴奋的私语：在2008年的主场上，中国肯定能够赢过美国。当407人的中国代表队骄傲地行进在雅典的奥林匹克运动场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五星红旗比其它任何国家的国旗飘扬地更高，这并不是意外。被挑选带领队伍的旗手不是别人，正是姚明，他比任何其他运动员都要高。

在字面上，邓小平高高站立的梦想已经实现了。

*寻找最后的未开拓领域*

自雅典最早的奥运会之后，体育就因为其跨越种族、文化、语言和民族的能力而受到推崇。但是，现在受到全球化力量（卫星电视，计算机革命，共产主义的灭亡）的推动，体育行业已经变成数万亿美元的、毫不费力横扫地球的产业。历史学家沃尔特•拉夫伯（Walter LaFeber）已经注意到，除了非法的毒品贸易，体育已经成为世界上最为全球化和最有利可图的行业。

但是，当大卫•斯特恩（David Stern）在1984年成为联盟的委员时，NBA看起来并非如此。联盟是被破产的篮球队和毒品丑闻所困扰的荒地，观众是如此之少，以至于哥伦比亚广播电视台仅仅几年前还只是在深夜录像播出NBA决赛。当斯特恩，一个熟食店主的儿子，声称某天篮球可能成为世界上最流行的运动与足球相竞争时，他的批评者认为他一定醉得像当时所有那么多NBA球员加起来那么高。他们说，NBA太陌生，太险恶，太“黑”，以至于无法向美国主流公众推销，更不用说世界其它国家了。但是，斯特恩预见到篮球是一种可以轻而易举挑战种族、文化和地理限制的比赛，就像身怀特技的篮球球员挑战重力那样。伟大球员的出现——先是拉里•伯德和魔术师约翰逊，后是迈克尔•乔丹——帮助吸引了球迷。但是，联盟得以成长为价值30亿美元的商业和世界文化现象是开始于一个拥有全球梦想的人。斯特恩回忆说，“我逐渐了解到，我们比赛的全球吸引力和全世界电视市场的增长相结合，就意味着NBA比赛可以在任何地方被看到”。

对NBA和那么多跨国公司来说，最后未开拓的领域就是中国。当斯特恩于1989年第一次到达中国时，NBA已经扩张到欧洲，已经在日本打常规赛的比赛，已经让来自于很快就成为过去时的苏联的第一位球员上场。但是中国并不是那么欢迎。斯特恩带来了他认为必定会成功的交易：为中国的国营电视台垄断提供免费节目，而这将帮助NBA在世界上最大的市场上获得立足之地。在其它国家，斯特恩被给予了红地毯的优待。但是，当这个美国体育界最有权势的人跨入中国中央电视台总部的大理石大厅时，没有人在那里欢迎他；的确，甚至没有人知道他是谁。电视台管理人员怠慢了斯特恩，让斯特恩等了数小时才与一个低层员工会面，这个人向斯特恩讲演了电视使群众变得更为崇高的重要性，而不是电视娱乐大众的重要性。

然而，不管国家电视台说什么，中国大众渴望娱乐。当斯特恩的导游在西安的皇陵透露她是“红牛队的热心球迷”时，斯特恩对人们对篮球的渴望得以略知一二。在片刻的迷惑后，斯特恩意识到红牛就是芝加哥公牛队的中文昵称。结果是，这位女士看过关于迈克尔•乔丹的盗版录像带。一年后，当中国中央电视台终于开始录像播出NBA决赛的时候，恰好是乔丹第一次在公牛队获得冠军。中国人将乔丹称为“飞人”，在中国这个奋力在乔丹所体现的个人天赋和团队精神之间寻找平衡的国家，乔丹击出了低沉的和弦。在1992年的一次社会调查中，一组中国学生将乔丹列为比毛泽东还要重要的历史人物。

对于乔丹受到的欢迎，斯特恩明白，除非有一个中国人在联盟打球，中国大众就决不会完全接受NBA。徐济成，一位资深的篮球评论员说，“大卫•斯特恩总是想找到一个中国的迈克尔•乔丹来打开中国市场”。但是，找到一个能够迅速转到NBA的中国英雄并不容易。作为国家财产，中国最好的球员仍然在社会主义体育系统的屏障后发展。到20世纪90年代，西方散布着关于两个身高超过7英尺的有才能的中国年轻人的谣言。姚明和比他年长的竞争对手——7英尺1英寸高的军人王治郅，在中国的体育系统中已经获得了成熟的技能，到NBA和耐克的执行官寻觅到到他们时，他们已经开始在比赛中模仿他们在电视上看到的NBA明星。

把这两位球员带入NBA的最初努力是跨文化的、充满误解的悲喜剧。1999年初，一位美国律师与姚明所在的上海队的经理联合，让19岁的巨人姚明签署了一份代理协议，但结果是姚明的家人愤怒地反悔，声称他们是被迫接受的那个等同于剥削的交易。当不到两个月之后，达拉斯小牛队秘密征召王治郅的时候，王治郅所在的军方领导被美国人的侵犯所困惑和激怒，以至于他们拒绝与当时的球队老板佩罗特（H. Ross Perot Jr）会见。中国一直对来到中国要求得到其资源的外国强权非常警觉，担心与外国的任何接触都会使中国被削弱、被羞辱。今天，即便作为一个向外部世界开放的新兴的强权国家，对于美国篮球中国也保留有同样的怀疑。姚明在中国和美国的代理人埃里克•张（Erik Zhang）说，“中国官员把NBA看作是帝国主义势力”，“他们看到这些美国人前来夺走他们最好的球员，并且只提供很少的东西作为回报”。

在第一位中国球员飞跃到NBA的闪光灯世界之前，又过了2年。2001年4月，作为巩固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的友好姿态的一部分，中国的体育管理者终于让王治郅加入了小牛队。王治郅在达拉斯的初次登场仅仅在美国的间谍飞机迫降在中国领土之后几天，但是，王治郅是无辜的战士，他唯一的长途发射物就是三分跳跃投篮，球迷们把他当作中美紧张关系的和平缓解剂那样欢迎。王治郅的成功很快变质。一年后，王治郅担心北京不会让他继续其NBA职业生涯，而要强迫他支持境况不佳的中国国内篮球联盟，他拒绝回国，在美国擅离职守。王治郅在中国被贴上了叛徒的标签，这位昔日的英雄失去了他在国家队的位置以及上百万美元的潜在的合同。

*姚明的世界*

如果说王治郅似乎陷入了中美间的裂痕，那么姚明很快就成为了横跨东西方分歧的桥梁的象征。休斯顿火箭队把姚明选为状元秀，但是花了令人难以忍受的3个月才使北京确信姚明不会叛变，确信抓住姚明不放会使中国在国际上更丢脸。当姚明最终到达休斯顿的时候，火箭队的老板莱斯•亚历山大（Les Alexander）欣喜若狂。他说，“这是空前的、最伟大的个人体育故事”。“记下我的话：2到3年后，他将比泰格•伍兹或迈克尔•乔丹还要伟大。”

姚明起初似乎被太平洋两岸的期望所淹没。后来他说，“我每走出一步，压力就更大”。“来自于美国的压力在我面前，来自于中国的压力在我身后，我被挤在中间”。这个害羞的中锋花了一个月时间笨拙地打球以跟上美国比赛的速度。但是，当他开始以其转身跳投和腼腆的微笑令观众叫绝的时候，NBA已经开始从他的出场中获利。在小心地踏入中国近十年之后，联盟很快在北京开设了第一家大陆办事处，开办了中文网站，并且与12家省级电视台签订了新的（而且，终于是适当地有利可图的）电视合同来播放168场NBA比赛——这比前一年的两倍还要多。NBA甚至还委托制作了一部关于姚明在NBA打球第一年的标准长度的记录片，以及一部姚明领着一班裁判、篮球宝贝和球员打着优美的太极的电视广告。在那部商业广告结尾处，姚明说：“我爱这项运动”。

这项运动也爱姚明。他在NBA的常规赛在美国吸引了大约1百万观众，通常在中国吸引多达3千万观众，这使得休斯顿火箭队成为中国人最喜爱的球队，也是世界上被观看最多的球队。当2002年12月门户网站搜狐举办与姚明的90分钟在线聊天活动时，将近9百万球迷登录，挤坏了中国最大的6个城市的系统。在美国，新的亚洲球迷聚集到体育馆观看姚明在球场上飞奔，这给人一种印象——中国与毛主席或者天安门广场的屠杀毫无关系。同时，非亚洲裔的球迷也喜欢姚明，因为他使外国人看起来亲近，这个奇怪的大个子非常可爱。火箭队的总裁乔治•波斯特洛斯（George Postolos）说，“姚明是大卫•斯特恩和NBA的梦”。“他把全球化带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到2004年10月，斯特恩以前预见到的大融合最终得以实现，那时姚明回到中国去参加首次在中国土地上进行的NBA比赛。休斯顿火箭队和萨克拉门多国王队的季前赛并不算是正式比赛。但是，两场没有意义的比赛从来没有那么有意义。对于一个为篮球疯狂的国家（中国）和一个被中国迷住的联盟（NBA）来说，这是一项开创性的活动——世界上增长速度最快的体育公司最终在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市场上登陆。有姚明相伴身边，领域目前超过了联合国的范围（NBA比赛在超过200个国家和地区转播），斯特恩委员满意地坐在体育场的贵宾包间，并且终于获得了红地毯待遇。

眼前面临的是甚至更为重大的事件：2008年奥运会。在长久的期待后奥运会终于来到了北京，这正是基督教青年会的传教士首次梦想到（拯救中国）的可能性之后的一个世纪，这标志着中国作为一个全球超级强国回来了。奥运会开幕式的明星几乎不可避免的就是姚明。在中国运动员中，只有姚明一人是全球偶像，他在国内外都非常有名，也是一眼就能够被认可的、中国崛起的化身。但是，指望姚明在2008年表现良好的人并不仅仅是北京的官员。美国公司的高层人物也抱着同样的希望。北京奥运会到来时姚明刚刚27岁，达到球员和推销员的最佳年龄，那时仅他的代言收入就可能超过1亿美元。比尔•桑德斯（Bill Sanders）负责“姚之队”的市场推广，他说，“北京奥运会是重要的日子，是姚明的赚钱高峰”，“全世界都会关注”。

东西方的联合给了姚明更多的财富和名声，这些财富和名声比他作为一个在上海长大的穷孩子能够想象到的多得多。但是，他也敏锐的觉察到了潜在的矛盾。例如，使他倍受球迷、广告商和中国官员喜爱的风度，同时也会限制他在竞争残酷的NBA世界里的效率，引起一些批评家用联盟最该死的绰号侮辱他：“软弱”。然而，当姚明表现出强硬和有领导能力的瞬间时，就像他在去年夏天的雅典奥运会比赛后抨击队友的时候，中国官员发怒了，认为他们的温顺的明星已经被NBA自私的个人主义所腐化。在雅典，一个中国官员说，“他已经变了”，“他更象一个美国人，敢说任何事情”。

事实上，姚明已经对他在中国学到的价值观表现出了热切的欣赏——技巧高于力量，防守高于攻击，集体荣誉高于个人成就。但是，现在姚明认识到，这些价值观不再足以帮助他发挥他的全部潜能。虽然他尽职地重申他为中国国家队效力的爱国承诺，他也曾告诉他的朋友，要使他的比赛变得强硬，就将需要他花费更多时间在美国与NBA伙伴进行季前训练，花费更少的时间参加中国国家队单调的赛前训练。姚明说，“我必须要找到平衡这两边的方法。”这种平衡将继续下去，就像所有试图越过中国和世界之间的分水岭的人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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