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内基中国透视》月刊
Carnegie China Insight Monthly
2005年第1期 （总第2期，2005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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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星期前，伊拉克的边境开始被全面封锁，城市间的人口和车辆流动被严格控制，移动电话网络中断，九千个主要投票点由封锁线围绕，成百上千的伊拉克和外国军队武装部署，其高度戒备状态比近两年前伊战爆发时还要如临大敌——这一切情形发生在伊拉克2005年1月30日第一次全国选举的前夕，看上去却更像是在准备一场新的战役。

这般戒备森严是保护7千多名候选人和约1千5百万选民的人身安全、防止反对派用暴力和威慑来阻挠选举的必要措施。尽管眼下的伊拉克国内暴乱四起，冲突激化，伤亡不断，华盛顿内部对是否现在就进行伊拉克选举颇有争议，布什总统却顶住压力，坚持促动伊拉克如期进行临时总统和过渡政府的选举。在布什政府看来，延迟选举正中了暴徒的下怀，对伊拉克长远的安全和发展利益有害而无利，如果等到将反对派完全镇压后再举行选举，那几乎就等于让选举之日变得遥遥无期；更重要的是，推进选举将为美军有计划地撤离伊拉克的第一步铺平道路。然而，首次伊拉克全国选举最终会给当地的安全和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战略带来何种影响，至今仍是个未知数。

“神秘的选举”

在伊拉克上演的是一场十分特殊的“民主”选举：候选人因为惧怕遇刺而不进行竞选，当然也就没有了竞选辩论，更没有公开的选民见面会；为了保护候选人的人身安全而不公开候选人的名字，所以人们甚至不清楚候选人究竟是谁，在一些妇女候选人中流传着这样一句无奈的玩笑话：“她害怕她的丈夫知道她是个候选人”；频繁发生的暴动为选举的每一个阶段制造了障碍，包括对投票者的普选教育和数票程序；在一些安全情况糟糕的地区和省市（包括约四分之一的伊拉克人口），人们因为惧怕暴力活动而不敢前去注册。这仿佛成了一场在地下“秘密”进行的竞选活动。

自由、公正和竞争性的民主选举是美国对伊拉克人民的承诺。然而，尽管在伊拉克许多地区、尤其是桑尼地区缺乏安全保障的情况下，美国仍然坚持如期举行选举，使不少人对本次选举的公证性和合法性提出疑问。比如老布什任职期间的前国家安全顾问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Brent Scowcroft)近日指出伊拉克选举不但不能促进政体转型，反而会深化目前的冲突，对此小布什的反应是“恰恰相反，选举将给伊拉克人民带来希望”。小布什政府其实也承认这次选举是“不完美”的，但是如期进行选举在他们看来是“各种糟糕情形中的最佳选择”，这样一方面能够为美军早日撤退铺平道路，为中东地区树立一个民主选举的初步模式，另一方面也显示伊境内的暴力活动是针对新的伊拉克政府、而不是冲着美国占领部队而来的。

诚然，在混乱的安全状况下进行选举是艰难的，也是不可能达到完美的，但这样的选举在不少国家也曾经成功过，兴许在伊拉克也能顺利完成。可问题是，美国是否应该冒险在伊拉克进行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民主选举呢？看来美国没有冒这个险，华盛顿选择的是一种不那么具有冒险性的、不具备竞争性的选举方式，美国希望通过促成伊拉克主要政党的联盟，让权力在什叶派、桑尼派和库尔德派中均势分布，从而使没有一个政党能够占主导地位，事实上竞选的结果就是由这个联盟预先决定了，这样的竞选避难就易，风险小，却包含着昂贵的代价。

仓促选举 弊在何处？

“尽管非竞争性的竞选不会造成巨大的危险，但它却无法增加新政府的合法性，”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民主与法治项目的高级研究员玛丽娜•渥太威(Marina Ottaway)说道。她指出，只有真正意义上的竞争性民主选举才能改变伊拉克，真正的民主选举能赋予伊拉克政府以民众的拥护，这是美国引导的联盟所无法带来的效果，这样的选举还能告诉伊拉克及整个中东地区，美国是信守承诺的，伊拉克人民就能恢复一点对美国的信任，同时也为其他阿拉伯国家树立了榜样。不过真正民主选举的结果也可能会形成一个以什叶派教徒为主的伊斯兰宗教政府，这对布什政府来说是丢人现眼的，即伊拉克的现实与美国的勃勃雄心相差太远。

渥太威进一步指出，竞争性选举是有风险的，然而风险性与未知性却正是民主的代价。美国如今避难就易地在伊拉克仓促要求选举，反而会丧失它在阿拉伯世界推进政治改革的能力和机遇，推选出一个不那么合法的伊拉克政体，并向世人宣布这个国家宣称要自由却害怕真正的民主，因此仓促选举并不是明智的做法。

PFC能源的市场与国家集团主任、原英国驻伊拉克特别代表顾问偌德•艾克迪维(Raad Alkadivi)在卡内基基金会的《阿拉伯改革通讯》中撰文写道，匆匆忙忙上马竞选将加深伊的不稳定。美国的逻辑错误在于，他们总是从宗派主义和种族主义的狭隘棱镜中透视伊拉克政治，认为伊拉克是什叶派、桑尼派和库尔德派三大群体的综合，宗派和种族主义将决定选票的分布，而事实上，有大量伊拉克的阿拉伯选民仍是世俗和民族主义的，他们反对宗派和种族主义的议程，却缺乏有效的渠道来表达他们的公意，他们很可能因此不参加投票，如果大量选民不参选，竞选自然就缺乏合法性，由此产生的用以规定新伊拉克政治章程的永久性宪法也就不具备代表性，这样的选举结果只会加深萨达姆倒台后伊拉克人民的公权剥夺感，从而为新伊拉克政府埋下了动荡的种子，因此艾克迪维认为，必须把大多数伊拉克人拉上投票台，“即使这意味着临时推迟选举，也是值得的”。

日前CIA等美国情报机构出台的一系列估计对这次全伊选举的后果也颇为悲观，预测选举后将出现更多的暴力活动，甚至导致什叶穆斯林和桑尼穆斯林之间的内战，而美国占领的伊拉克已经替代阿富汗，成为训练和繁殖国际恐怖主义者的土壤，布什政府在伊的宏伟目标在近期根本无法实现，情报官员们不约而同的悲观估计为整个中东地区的民主改革前景抹上了灰暗的底色。

恨美国也能爱民主

今年1月底的伊拉克选举是布什关于中东民主大计划的赌注。在伊拉克寻找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无果之后，他就把建立民主作为这场推翻萨达姆、牺牲了1千多名美国士兵的战争的理由和目标，如果伊拉克在年初选举成功，整个阿拉伯世界都会有所响应。专家们认为，巴基斯坦日前的总统选举跟伊拉克的选举比起来规模和影响力都要小很多。但是如果选举把伊拉克推入更严重的混乱或内战之中，那么中东地区的民主前景将饱受挫伤，选举过后或稳定或动乱的后果将迫使布什作出关键的决定。用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民主与法律项目主任托马斯•卡罗瑟斯(Thomas Carothers)的话来说，伊拉克战争打开了伊拉克通向民主的门，但在伊拉克真正地实现民主仍然遥远而不确定，这一漫长的过程是以年、而并非用月份来计量的。

卡罗瑟斯说，遗憾的是许多阿拉伯人把民主看作是美国占领他们领土的代名词，伊战不得人心，美军虐囚更败坏了美国的名声，助长了伊斯兰极端分子的嚣张气焰。他认为，即使这场竞选能顺利完成，大多数阿拉伯国家仍会认为选举是有错可挑的：大批桑尼地区的选民没有参选，许多阿拉伯人会指责美国操纵选举，很少有阿拉伯人会因为选举而对民主产生新的看法和向往。

至于在中东推广民主的正确做法，卡罗瑟斯指出，人们必须打消美国可以迅速改变这一地区的幻想，美国则应该认真考虑在阿拉伯社会树立自己的信用。同时，华盛顿应修正自己与一些独裁国家的过度亲密的关系，采用巧妙的外交手段施加压力，并在这种压力背后提供相应的、适当的援助。民主选举所产生的新政府未必会听从美国的指令，因此宣扬崇尚中东民主容易，真正做到支持它却是美国面临的巨大挑战。同样地，渥太威也指出了美国在阿拉伯世界缺乏信用度的问题，她说，无数的调查显示，阿拉伯公众不相信美国倡导民主的诚意，其主要原因是美国在准备伊战的同时开始提出推行中东民主计划，因此阿拉伯人将美国的民主计划与武装推翻政权、创立一个维护美国利益的政府等同起来。

在推进中东民主进程这项旷世艰巨的任务上，单靠美国人孤军作战自然是不行的，充分利用欧洲国家的帮助是消除阿拉伯世界对美国不信任的重要方法之一。早在美国之前，欧洲国家就强调要在中东推进政改，它们没有参与伊战，在处理阿拉伯－以色列争端时也显得比较公正，比较同情阿拉伯人的想法。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民主与法制项目的高级研究员艾默•哈赞瑞(Amr Hamzary)指出，欧洲国家和美国必须一块儿向中东的政府和政治运动家开展不同的改革促进政策，利用两地不同的资源来最大化两者的强项，两种力量相互独立，却又互补互足。

但同时我们也看到，这第一次全国性的选举毕竟还是给不少伊拉克人带来了希望。在纳什维尔和其他四个大城市，成百上千的伊拉克人从很远的地方专程驱车赶来、接受繁琐的安检前来注册投票。根据《华盛顿邮报》的报道，有的伊拉克人说：“到投票站点是伊拉克人民的胜利。”如今大多数伊拉克人仍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但选举多多少少让他们看到了一线光明。这一切正如一位美国官员所评论的那样：“伊拉克可以恨美国人，但他们仍然热爱民主”。

改革之实质

对民主的渴望固然让人为之动容，但中东地区民主进程要取得长足进步，不能光靠肤浅的形式上的民主选举，而是要倚赖于解决民主的实质，即让公民决定谁能获得何种层次的政治权力，并且创建真正能控制和监督分权的国家机器的机制。乔治敦大学政治学教授丹尼•布隆博格(Daniel Brumberg)认为，许多中东国家希望变得更加自由，但前提是现任政权不能受到威胁，因此，它们允许多党选举、一定程度的新闻自由、一定空间的公民社会，但在公开的自由空间之外保证中央权力完好不变，并压制独立的监控机制的发展，这就成为了“自由化的独裁统治”，而不是真正的民主国家，这两者之间并非量的区别，而是质的区别。而眼下伊拉克正在上演的这场选举之剧，缺乏的或许也不仅仅是投票的数量，而是整个选举过程的质量，从这个意义上说，伊拉克和中东地区通向民主的道路还相当漫长、崎岖和迷惘。

现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动力：统治的威胁还是工具? Dynamics of Modern Chinese Nationalism: Menace or Prop?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民族主义再次兴起，并逐渐成为触动国内政治和影响对外政策的重要力量，美国有些学者认为中国“非意识形态的民族主义”将导致中国的外交政策具有侵略性，是美国的潜在威胁。日前，美国丹佛大学中美合作中心主任赵穗生教授(Sam Suisheng Zhao)和约翰•霍布金斯大学中国研究项目主任兰普顿教授(David Lampton)在卡内基基金会讲演，在赵绥盛的新书《民族国家的建立》的基础上，他们对中国当代民族主义的起因、内容和后果作了深入分析。赵教授指出，六四运动之后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封闭政策为中国政府提供了机会来充当中华民族尊严和国家利益的保护者角色，这种民族主义情绪被中国入世、保持美国最惠国待遇及申奥成功等事件所提升。当时的知识分子也从80年代的崇洋情绪转为怀疑西方国家阻碍中国的崛起，他们因此认为民族主义是实现国家利益的必然和自然选择。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中国老百姓的民族主义有根深蒂固的历史渊源，其内容却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政治精英们出于私利的操纵，从而成为实现民族振兴的政治工具。在现代中国，民族主义大致可以分为三方面的内容： 一是种族民族主义，二是自由民族主义，三是国家民族主义。赵教授认为，自邓小平的市场经济改革之后，当代中国领导人倡导的是一种“务实的民族主义”，务实的中国领导人以经济建设为首要国家任务，以可能导致社会动乱为由而摒弃自由民族主义，镇压任何种族分裂活动，同时以优惠少数民族的政策来赢得他们的支持。务实的民族主义在中国国家安全方面表现为行为果断，且抵制外国对中国根本利益（如领土和主权完整）的干涉，但它不是反对外国，也不同于抽象的宗教或意识形态思想。在国内，民族主义是共产党建立合法性的工具，也是老百姓判断共产党执政能力的尺码，民族主义是共产党执政的双刃剑；在国际上，中国政府十分小心地控制国民的民族主义情绪以不让它成为对世界其他地方的威胁，因此中国的民族主义总得来说是防御性的，而非侵略性的。

兰普顿说，民族主义塑造了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姿态，自由民族主义使中国在外交政策上变得有包容性，种族民族主义往往引起冲突和对抗，务实民族主义则是一种适应性的举动，因此，不同时代的政治精英采取不同形式的民族主义以及相应的对外政策，以实现自己的利益。对此，兰普顿又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说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的核心在于中华民族一个世纪来的羞辱史，那么这种自我怜悯的民族主义动力是否继续存在？今天的中国是否开始更多地思考未来、而不是永远停留在漫长历史岁月中的一段屈辱史中了呢？

中国政府的适应性策略 China's Illiberal Adaptation

在经济现代化与国际化的过程中，中国政府多年来是怎样维持它的一党政体并管理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冒出来的一系列新问题和挑战的呢？卡内基基金会中国项目主任裴敏欣博士(Minxin Pei)和密西根大学教授肯尼思•李伯松(Kenneth Lieberthal)在最近召开的研讨会上阐述了他们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尽管高经济增长是中国政府成功的首要因素，但裴博士认为，政府的另一个重要策略是“非自由性适应”，简单地说，即将新兴社会精英手中掌握的资源最大化，中和社会威胁，抵制来自外部的变革压力。裴博士列出了四个非自由适应的主要组成部分：（1）有选择性地压制，（2）在信息革命的过程中提高科技水平控制社会与科技威胁，（3）选拔新的社会精英，包括知识分子和私有企业家，和（4）经济外交。中国的民主化是建立在选择性之上，而并非结构之上的，它的动因也可能更取决于来自社会的力量而并非政治精英的决定。

中国是Google还是安然公司? Is China A Google or An Enron?

卡内基基金会中国经济高级研究员盖保德博士(Albert Keidel)在美国外交政策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举行的有关中国经济发展前景的讨论会上谈到，中国经济已经接近一个周期的顶峰，但是还要通过一段时间才能达到这个顶峰，因为通货膨胀率还没有高到能超过存储率，在这个体制中还存在中间干预。他认为中国经济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政府每回引进新信用渠道或新的体制，都或多或少存在滥用的问题，因为他们没有建立起相应的管理机制来有效地维护这些新机制。同样与会参加讨论的还有国际经济研究所(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的高级研究员尼克•拉迪(Nicholas Lardy)以及斯坦福大学副教授常高登(Gordon Chang) 。尼克•拉迪则认为，中国经济所面临的最紧迫问题是继续缓和信用增长度，将经济增长和投资率控制在可持续发展的程度，否则经济增长在达到高峰时期将消耗极大的资源。对此，常高登的观点是中国最应该解决银行坏帐与地下银行交易问题，以及随之涌进涌出国内的热投资，政府如果对此失去了控制，再企图放慢热投资的话就会造成严重的后果。其实中国的银行现在还称不上是真正的银行，因为它不是通过市场作用来运作的。

在谈到人民币汇率问题时，三位专家都认为中国最终会改变目前的汇率制度，但是政府对此十分谨慎，不到万不得以的时候不会着手改革。常高登认为变革的本质是要让汇率浮动和开放资本帐户。盖保德则指出，改变人民币汇率事实上并非是一桩迫在眉睫的事情，所谓人民币贬值的说法是缺乏事实根据的，中国未来所需要做的并不是让人民币升值，而是要使汇率随着市场规律自由浮动起来。

另一个热点问题是中国经济会否陷入萧条期。尼克•拉迪说，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会在三五年后有所变缓，增长率大约会下降3-5个百分点，他之所以认为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一定会下降的原因是，中国目前的投资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比世界上任何经济在任何历史时期都要高(占GDP的45%)，多年来过度的不良投资会引起银行系统内大量的坏帐，因此投资率必然会降低。但是从长远来看，他看好中国经济的发展趋势，因为中国经济现在已经是十分地开放了，并且具有很大的相对竞争优势。

美国大选对世界的影响 Global Implications of the U.S. Election
竞选连任使布什成为自1988年来首位选票超过半数的美国总统，也是美国历史上赢得选票最多的一位总统，这使他和他的顾问们顺理成章地把这一选举看作是国民对他们方针政策和战略重点的认可。卡内基基金会防武器扩散专家乔恩•沃尔夫斯塔尔(Jon Wolfsthal)指出，从国际影响来看，这次选举的最终结果就是让东亚、欧洲和中东国家被迫在安全问题上选择美国或是做出其他抉择，从而凸显出美国政治在世界其他国家的分裂特征。

作为世界价值观的民主进程 Democracy Promotion As A World Value
布什总统鼓吹促进世界民主自由是美国对外政策的主要目标，与此同时，美国却越来越不为世界上其他国家所喜欢或敬仰。鼓吹民主与美国在国际社会的失宠之间的联系让人产生他国政府和人民不支持民主思想的错觉。然而，如此将美国的对外政策与国际社会的民主价值观联系在一起的做法是引人误解的。尽管美国的权力和做法在国际上受到指责，民主原则在现行国际体系中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普遍性，促进民主已然成为国际范围的准则。

中国的宏伟战略 China's Grand Strategy
前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顾问、卡内基基金会高级研究员艾西利•特利斯(Ashley J. Tellis)认为，中国在崛起过程中的战略新目标是保证在国内政治能力增长的同时，防止别国兴起均势联合回应这种增长。推进这个目标的战略是：建立新的理论架构来确认北京追求和平的意向；强调睦邻友好政策，防止他国，特别是邻国，出现抗衡或联合的潜在可能；同时，努力利用中国经济增长的优势来平衡对部分潜在对手或者中立国的依赖；积极安抚世界霸主美国，同时利用目前国际社会对美国的不满来加强自己抗衡美国的影响力。

普京下注乌克兰遭失败 Putin Gambles Big
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迈克尓•麦格福（Michael A. McFaul）说，无论谁最终赢得乌克兰总统大选，俄罗斯总统普京都将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失败者。无论最后结果如何，普京都会因他在处理这个最重要的邻国问题上的不力而遭受重挫。普京在整个乌克兰事件过程中的所做所为不仅消弱了俄罗斯在这个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国家的影响，而且还破坏了俄罗斯总统在西方国家的声誉。由此带来的是人们对布什政府所采取的对俄友好政策的质疑。

入世三年中国未兑承诺 China Fails to Keep Its WTO Promise
尽管中国政府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作出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但还未能提供独立的司法审查制度来解决涉及世贸协议的纷争。卡内基基金会研究员熊美英(Veron Hung)在中国作出实地考察访问，发现中国的法院，尤其是基层法院，普遍仍存在外部干扰、内部干扰、和司法腐败三大问题。但是她认为目前中国国外、国内都具备良好的形势，来推动增加法院独立性的政治改革，国际社会也应掌握目前良好的形势，以其财力、司法改革的经验来协助中国建立独立的法院。

美元危机对美国的威胁 U.S. Faces the Threat of Dollar Crisis
自从美元在近期大幅度贬值以来，人们对美国政府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阻止美元下跌的动机有许多猜测。卡内基基金会高级研究员裴敏欣(Minxin Pei)写道，对美国政府来说，“变相赖债”有很大的诱惑力，即通过大量发行货币来使这些货币的实际购买力下降，从而减轻还债成本。但是美元贬值对美国的经济健康和国际地位的长期影响将是十分负面的，因为这样美元将逐步失去世界储备货币的这一宝座。
 

《相对的观点：美国，中国和世界秩序》
(Contrasting Visions: United States, China, and World Order, Bates Gill,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4)

尽管中美关系近年来保持稳定，但在导弹防护和国际贸易等诸多问题上仍存在分歧，两国内都有人认为这种种分歧会造成难以避免的敌对情绪和可能的冲突。美国知名的中国政策研究专家季北慈在他的新作中提出，中美之间摩擦的根源不是在于一堆争议性的问题，而是在于两国对世界秩序的组合持有不同的看法，这些不同包括哲学理解、意识形态使命、近代历史经历、全球和地区的权力均衡、霸权主义与修正主义、高度发展的经济和发展中经济以及法治与人治等方面。在认识到这些根本不同和规律性出现的情况的基础上，美国的外交政策制定者应该试图建立一个“有限而智慧的包容性政策”框架来处理中美关系，同时还应特别注意中国在新国际环境中呈现的一些有利的机遇，这种政策调整需要适度的现实主义、精明的冲突治理、有针对性地使用杠杆，并且消除幻想、处理不同意见和利用新机遇。季北慈认为，中美最终很难成为非常亲密的朋友，但是两国领导人都会在一定的束缚中乘中国渐进改革的过程来推动一个对两国都有利的、稳定的双边关系。

《民族国家的建立：现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动力》
(A Nation-State by Construction: Dynamics of Modern Chinese Nationalism, Suisheng Zhao,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November 2004)

美国丹佛大学中美合作中心主任赵穗生教授在本书中首次提供了一个全面而历史性的关于中国民族主义的剖析，展现这个古老的帝国是怎样致力于创建一个民族国家并在现代国际秩序中寻求它的位置。《民族国家的建立》中分析了中国的政治精英是如何争相将他们的政治价值观和利益与不同类型的民族主义情绪联接起来，并且将特定类型的民族主义强加给民众，压制其他类型的民族主义。本书又特别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是如何用一种实用主义的策略来利用民族主义的情绪，同时努力防止这种情绪对政权造成的威胁。

《中国的上帝与凯撒：国家与宗教冲突对政策的影响》
(God and Caesar in China: Policy Implications of Church-State Tensions, Jason Kindopp and Carol Lee Hamrin, editors,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4)

在70年代文革末期，宗教活动在中国范围小，在国家的发展中也只是起到很小的作用。但是在21世纪，中国的官方数据显示有超过2亿信徒在全国各地8万5千个合法的场所进行宗教活动。如今中国人民信仰包括佛教、回教和基督教等多种宗教，其中基督教信徒的数量仅次于美国，另外还有许多其他半宗教形式的群体遍布在社会各个角落。在《中国的上帝与凯撒》一书中，作者认为宗教的迅速复兴造成了中国政府和多种宗教信徒之间的摩擦，这种摩擦的根源是百年来的政府操作，同时它也反应了中国高速现代化所带来的压力。对于宗教的这种普遍传播的情况，政府的反应是适应和压制的综合，目的是对宗教组织进行垄断性的控制，但是政府未必能有效地进行这种控制，于是不得不对某些不服从政府管制的宗教团体的镇压。美国对华政策的一个重要关切点就是中国政府对宗教组织的镇压问题，1998年通过的国际宗教自由法案将美国外交政策对全球宗教自由问题的看法制度化，从而将这一问题摆在直接影响中美关系的议事日程上。书中对中国宗教政策、历史以及天主教和基督教教会在中国的发展作出了全面总结。编者杰森•金道普是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常驻学者，卡罗•哈门是乔治梅森大学的研究教授，他曾在美国外交部作为中国问题专家任职二十余年。

《中国的秘密抱负》
(“China's Secret Ambition,” K. Phillips Malmgren,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Washington: Fall 2004, Vol. 18, Issue 4)

这篇文章提出了中国不仅要与美国在“底层”竞争，还要开始在“高层”竞争，当美国政府紧盯住中国的进口和大量移入海外的制造业工作，担忧这是他们的主要经济威胁时，有些中国企业开始逐渐挪入美国境内，与“美国人在美国竞争”，就像当年的日本一样，中国会通过在美国制作产品来躲过美国日益加重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而这在作者看来才是中国的真正全球经济抱负。换言之，在美国内部生产和销售能获得美国的国内消费者，可信的公司治理，法律标准和高生活水平，这对许多聪明的中国商人来说具有极大的吸引力。

《争夺冠军》
(“The Struggle of the Champions,” The Economist, January 2005)

中国目前为止未能拥有世界一流的公司，在制造业、技术和消费者领域，中国公司正在努力使自己具备一定的国际竞争力，但是没有一个能达到国际高标准，即使是自然垄断的或资源公司也仅仅是达到大的标准，而并不是高效的。那么，中国眼下有能力建立起一流的国际企业吗？《经济人》杂志的这篇文章认为，从现代管理学角度讲，中国还未具备这样的条件。文章指出，这并不仅仅是一个时间问题，更重要的是，中国的公司的发展轨迹跟日本或韩国是不同的，因为中国的资本家只是善于以低成本劳动力制造商品，所以他们有可能只是像台湾供应商那样制作没有品牌的物品，而不是出现日本“夏普”或韩国“金星”，中国有可能创造出一种与众不同的公司形式。尽管跨国公司将它们最先进的商业体系引进中国，使中国的劳动生产率每年提高15%，但是中国的公司仍旧苦于赢得海外合伙人或走出困境，而不是思考新的进展，另外，中国的机制有待进一步的政治和结构改革，从而给国家企业的经营者以长期技术发展投资的信心，除非在这些方面有所突破，否则中国的企业很难与世界级的公司抗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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