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内基中国透视》月刊
Carnegie China Insight Monthly
2005年第2期 （总第3期，2005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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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 咏)

理想主义修饰下的务实

在2005年的总统就职演说中，小布什反复强调，传播民主与自由是本届政府外交政策的中心思想，他的基本论点是，因为民主制度在他国的演化大大有利于美国的利益，所以美国应尽力积极地推进世界民主化。这般革命性的论调其实毫不新颖，类似的思潮可以追溯到16世纪英国殖民时期，而美国的开国元勋们早在撰写《独立宣言》时就明确提出了这一抽象的、适用于任何时期任何人种的普遍性原则。然而也正像大多领导人在战时会做的宣传那样，布什用这些带有意识形态性的话语来鼓动人心，为伊战的继续进行和美军日后体面地撤出伊拉克作下必要的注脚和铺垫。与其说布什是在宣扬散布全球民主自由的崇高理想，毋宁说他是以民主作为包装，试图用美国的传统政治文化来赢取国民之心，从而为美国的国家利益和他的外交政策目标服务。

众多西方媒体和政治评论家指出，布什政府从第一任起就一贯执行这类“道德上矛盾”的政策。例如，他在某些中东国家高呼传播民主，却出于实际利益的需要，与不少其他非民主制度的国家展开密切的外交合作。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新保守派的代表人物罗伯特•凯根(Robert Kagan)把布什思想的演化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即布什刚刚就任总统的时候，是“现实主义重归”阶段。那个时期，布什试图改变克林顿政府所谓“过分狭隘道德观的、人道主义的行为”，他追求狭窄意义上的国家利益，在海外交涉中选择性很强。

九一一恐怖袭击之后，布什的外交思想进入了第二个阶段，即反恐战争阶段。他领导美国回到了具有冷战时期规模和道德狂热的全球参与之中。他开始相信，与激进的伊斯兰恐怖主义斗争，就必须要对它们国家的政体实施民主化改革、甚至进行国家重建，在阿富汗的选举成功支持了这种信念，这信念又与布什先前的现实主义和不断增长的理想主义结合起来，概而言之，他在中东倡导民主的道德性政策是维护国家安全利益的十分务实的盘算。

凯根指出，尽管布什仍声称“美国的根本利益与它的信仰是一致的”，他的就职演说却偏离了这一点，即标志着他的外交思想跨入了第三阶段——将美国外交政策建立于《独立宣言》所包含的普遍适用的原则之上，外交的基本目标变成了纯粹地推广民主，而不去考虑具体威胁的性质。简而言之，布什把以反恐战争为基石的外交政策甩掉了，他的革命性的目标现在已经走到了保守主义的对立面，这一点也是布什可能会失去传统保守主义者支持的原因所在。凯根认为，由于恐怖袭击的代价极度昂贵，反恐战争必须仍然是美国国家安全努力的重中之重，然而，反恐这一目标太狭窄、太有限了，而且不足以赢得全球的支持，所以单一的反恐目标无法继续成为美国外交的基本模式。在凯根看来，布什将美国外交政策建立并包裹在《独立宣言》中永恒的、普遍适用的原则上，虽然看似理想化，事实上却是一种更高程度的务实主义，因为这样的政策跟反恐比起来，不仅更容易获得美国国内的持久拥护，而且可以吸引更广泛的国际支持。

“民主宣传”的隐患

与新保守派凯根的观点相左，卡内基基金会另一位美国外交高级研究员、《美国对与错：剖析美国民族主义》一书的作者安纳托勒•列文(Anatol Lieven)在我们的采访中认为，把外交政策基于民主的传播会带来至少两个问题。一方面，“民主宣传”的言辞虽然能够较好地说服和鼓舞美国人自己，但是在世界其他地区则难以起到积极的作用，尤其当美国入侵伊拉克之后，世界各地的反美情绪空前高涨，伊斯兰人民对布什政府报以高度不信任，“民主”这一字眼对他们来说等同于“西方化”，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下，“民主宣传”或许只会起到反作用。另一方面，列文感觉到本届政府在国际交往中的某些方面存在极其严重的隐患，例如海外驻军的财力短缺、美元贬值和贸易赤字等等。这是空喊民主口号所无法根治的问题。

卡内基基金会中美关系和国际安全问题专家史文(Michael Swaine)在采访中说，布什宣传民主的演讲并不能对今后的美国外交起到多少引导作用。他强调推进海外民主的重要性，却没有提到，在怎样的情况下民主推进应让位给其他的外交利益，而事实上美国常常暂时放弃推进民主，与大量非民主国家进行积极合作，以实现更为紧迫的外交目标，这亦是美国外交政策最根本的问题——如何在理想主义和务实主义中保持一种平衡。

外交政策是重点

列文认为，布什在他的第二任期会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外交上去，主要是因为他在第一任期间发现，在美国的体制下进行激进的国内政策改革是十分困难的，但是本着美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力量和权威，外交政策相反就似乎容易实现突破。在接下来的四年中，美国外交的重点将集中在四个方面：伊朗核问题，巴以冲突，保持体面地撤出伊拉克，以及危机预防，如台湾问题等。总体而言，华盛顿会把大多数的精力放在伊拉克的撤军上，即使在穆斯林世界，布什第二任政府也不太可能再挑起大规模的战争了，攻打伊朗核试验地的危机可能性继续存在，但是这个概率也在越变越小。不过照列文的话说来，尽管本届政府会朝这些方向努力，但是由于布什政府在外交政策上已犯了太多的错误，所以他并不觉得他们真有能力在这些问题上达到什么突破性的进展，布什第二任也许就会像一条“垂死的鲸”，在国际事件的巨浪中翻滚，同时被国内各种反对力量撕扯腹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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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布什政府的第一任期，尽管在中东地区，美国往往采取激进和攻击性的新外交安全政策，但在世界其他地方，却推崇克林顿式的谨慎而务实的策略，这一特点在中美关系上演绎得尤其明显。拿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美国外交高级研究员安纳托勒•列文(Anatol Lieven)的话形容，美国对中国的态度在九一一恐怖袭击后几乎转了个180度。在九一一发生之前，布什政府的基本对华政策（包括对俄政策）是以胁制为主的，但当反恐战争打响之后，虽然有时对华态度还有些严厉，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华盛顿绝不希望与北京发生任何代价昂贵的冲突。

然而现在，布什开始反复高唱民主自由之调，仿佛欲将西方式民主制度在世界的传播提升到外交政策的纲领性高度，这会不会意味着在他的第二任期中，再次将矛头指向中国政体或人权问题呢？在采访中，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学者对此持不同的看法。列文肯定地认为，美国将继续采取极其务实的对华政策，企图与中国保持稳定的双边关系。他说，布什有关全球民主传播的言论大部分是说给美国国内老百姓听的，从美国在中美洲和非洲某些石油出产国的一贯外交实践看来，在即得利益面前，华盛顿往往把民主与人权束之高阁，关系稳定却是最为重要的。又根据美国目前在中东的“准瘫痪”状态和传统政治文化可以作出判断，布什政府无法承受与中国的巨大冲突。并且，从美国人的社会思潮来看，美国的政治精英历来不是靠对外军事扩张来获取民众支持的，他们更多地是依赖国际紧张局势来稳固政权，大多数美国百姓也已经对伊战感到厌倦。这种社会思潮只有在国土遭受袭击、关键国家利益受到损害、意识形态或种族狂热得以激起等因素产生时才可能被打破，这些因素共同集中产生于中东，但是在中国却不具备这些因素，因此，华盛顿仍将希望与北京维系稳定的关系。

卡内基基金会美国外交高级研究员罗伯特•凯根(Robert Kagan)指出，总统的言辞总是会产生后果的，布什有关全球民主传播的宣言也不例外。布什眼下想到的或许只是伊朗和一些阿拉伯国家的独裁统治，但是万一中国国内发生什么重大政治事件，美国绝不会坐视不管。例如，不久前在乌克兰，美国第一次表现出，它视民主理念高于反恐战争的需要，即维护民主似乎比维护良好的美俄关系更加重要；在亚洲同样如此，美国也许正站在重新评估与北京关系的十字路口上，并有可能将民主国家联盟看得比同中国的关系更为重要。

根据卡内基基金会中美关系与国际安全问题专家史文(Michael Swaine)的看法，中美关系的发展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方面，它取决于美国反恐战争的顺利与否、结果如何。如果反恐战争继续需要吸引本届政府95％的注意力的话，那么美国就不太可能改变目前与中国的接触性合作战略。另一方面，中美关系取决于中国在两大美国心系的问题——台湾和朝核问题上的行为与表现。台湾与北韩一旦发生什么事变与闪失，美国还是完全可能改变它的对华政策的，以至于在某些领域不愿与北京合作甚至产生对抗。但史文也认为，中国在接下来四年中一般不会在台湾和朝核问题上与美国对着干，所以布什改变政策的可能性不大。

那么，假设恐怖主义威胁变得比较容易控制了，中国是否会成为美国政府下一个“专攻目标”呢？对此，史文的回答是，在这种假设下，中美之间很有可能发生更多的摩擦，但从现实的角度考虑，如今，中东、巴勒斯坦－以色列、伊朗和朝鲜半岛等地方都有比中国紧迫得多的头疼问题，而且美国要解决这一大堆难题都少不了来自北京的合作。所以他认为，在今后三至五年内，中美关系一般不会严重恶化，两国关系自1989年天安门事件以来，步入了最为稳定的时期。

当然，任何人都无法对外交事务的风云变幻作出绝对性的预测，真正的冲突爆发往往起因于那些突发事件。因此，要建立稳定的中美关系，也许最重要的是，加强华盛顿和北京在台湾和朝鲜半岛可能发生的突发性事件上的风险控制与管理能力。史文对此给出了他的一些建设性的意见。首先，长期开展海峡两岸官方或非官方的对话、加强双方理解是控制台湾问题的重要方针，美国应支持和倡导这类以“三通”为开端的海峡对话。华盛顿应不断向大陆和台湾相当明确地重复这样的讯息：它不会支持台湾和大陆的任何一方率先采取武力。美国还必须分别清楚地传达给大陆和台湾，它们对对方行为的容忍极限，还有美国自己对它们行为的容忍极限，这样，中美政府之间就不会对彼此的反应和行动感到惊讶，从而降低突发事件爆发的可能性，提高应急能力。

其次，在朝核问题上，美国已认可中国在推进六方会谈过程中的重要贡献，但史文认为六方之间仍有待进行一场“全面商谈”，即让六国达成理解，制定并同意一个比原先的核不扩散协议更切实际的新的核武器协定，让北韩明白，它如果遵守这个条约所能获得的回报。这样的好处是，假若平壤对这一新协议继续耍赖或逃避国际职责的话，南韩、日本、俄国和中国就有更大的把柄来采取强制行动，阻止它的核计划。尽管布什政府迟迟未采取这一做法，但从长远看来，协商新的核条约是美国解决朝核问题的不可缺省的步骤之一。

台湾问题的核危机：误解，误估与动荡 The Nuclear Dimension of a Taiwan Crisis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于今年一月份邀请美国防务分析所(Institute for Defense Analyses)的布莱德•罗伯特博士(Brad Roberts)前来参加台湾问题研讨会，专就中美两方在发生台海危机时对核问题的不同处理方式及其对危机的影响进行深入探讨。与会的演讲者还有卡内基基金会高级研究员艾西利•特利斯(Ashley Tellis)和史文(Michael Swaine)。

在台海冲突中是否会使用核武器是一个长期存在的假设性的问题。目前，美国政府和智库的大量研究和精力都集中在如何防止这一冲突的发生，而很少考虑到冲突发生后所可能带来的后果，而且大多美国的核武器分析家并非中国问题专家，因此人们很少关注核武器是否会在台海冲突中被动用。在他的演说中，罗伯特强调中美对中国核武器能力的看法大相径庭，而这些骨子里的看法却并非体现在官方发布的文件中。华盛顿一般认为中国的核武器力量与美国相比微不足道，因此似乎可以忽略，然而，中国的军事策略家则大多自信北京拥有充足的核装备来实现它的目标，并且可能避免核对抗，甚至在与美国的核冲突中得胜。首先，他们相信北京可以选择引发台海战争的时机和方式，但是接下来美国将承担冲突是否升级的责任；其次，他们认为台湾对美国的重要程度远亚于它对中国大陆的重要程度，因此美国在海峡危机中不会使用核武器；再次，中国猜测如果自己使用核武器的话，美国有可能不会进行核反击；并且，中国似乎相信他们能够通过制造、利用和延长危机的手段和技巧来控制冲突的升级；最后，他们似乎认为台海核危机最糟糕的局面所造成的后果也就是回到现状，因此北京几乎不损失什么。

华盛顿的普遍想法与北京很不一致。首先，他们认为由于美国具备卓越的军事力量，台湾战争升级的责任就将落在中国头上；其次，大家相信中国不会使用核武器，因为这将造成惨重代价和美国的严厉惩罚；再次，许多人不相信北京会主动挑起战争；并且，华盛顿自信美国快速结束升级的能力，认为战争升级还是能够得到控制的；最后，美国认为台海核危机的后果不可能是保持现状，人们必将采取行动防止核战的再度发生。

罗伯特指出，中国也许高估了它控制台海危机升级的能力，事实上，尽管台湾岛对中美两国的意义不同，攻打台湾却会打破这种利益的不对称，美国出于它“国际安全维护者”的声誉和来自国内的压力，也许会比想象中更愿意反击中国的核打击。在美国方面，它则低估了中国不计代价延长和利用危机状态的坚定决心，另外，美国也可能忽略了台湾是一独立主体，台湾会自己谋求冲突升级，甚至在美国继续战斗时选择退出冲突。因此，尽管台海战争爆发的可能性并不太大，但是中美双方在这个问题上的误解和误估重重，这就更需要两国就此进一步展开切实的沟通和对话。

中国须加速司法改革以实现世贸承诺 China Should Accelerate Judicial Reform Process to Meet WTO Commitments

中国入世三年后，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法制问题研究员熊美英(Veron Hung)用详尽的实证研究显示，尽管中国政府采取了包括反贿赂、增强司法能力和改进跟世贸有关的立法等一系列改革措施，但是要促进司法独立仍有很多工作需要完成。熊美英指出，中国入世为国内外促进司法改革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外部条件主要是来自世贸组织严格的审查，内部条件则来自政府治理对司法改革的实际需要跟上时代的步伐。中国向世贸承诺要建立一个独立的司法审查制度，这其实为中国调整它的法院、地方政府及中央政府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史无前例的绝好契机，同时也是使法制观念深入人心、扎根社会的催化剂。

《中国和平崛起》之一: 中国的历史与未来 The Once and Future China

在美国中国历史学泰斗、耶鲁大学的史景迁教授(Jonathan Spence)看来，将中国的过去和现在直接联系起来是困难的，因为随着人们对中国悠久历史的切入点的不同，对任何话题的观点和评价都会发生变化。说到中国的“崛起”就意味着中国的复兴。但是，“崛起”也可以表示这些变化是以某些其他人为代价而进行的。像中国这样巨大而复杂的国家至少会构成这个衰落与崛起的等式的一半。

《中国和平崛起》之二: 巨人间的冲突 Clash of the Titans

中国对金钱还是对导弹更感兴趣？美国是否会像曾经胁制前苏联一样试图去牵制中国？中美这两大国是否注定要采取斗争来一决雌雄？前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 和芝加哥大学政治系教授米尔谢默 (John Mearsheimer) 就此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布热津斯基认为冲突并非不可避免，中国领导者并不想在军事上挑战美国，而米尔谢默则一口咬定中国不可能和平地崛起。

《中国和平崛起》之三: 中国发展为什么如此缓慢？ Why is China Growing So Slowly?

《金融时报》的编辑和经济主评论家马丁•沃夫(Martin Wolf)提出了一个新颖的问题，他认为值得注意的不是中国的经济发展得如何快，而是中国经济发展为何缓慢。考虑到1978年经济改革开始时中国的经济状况和发展条件，中国大陆应该比日本、韩国和台湾做得比这些国家都好。就中国的所有成功而言，它仍然没有实现全部的潜力。其主要原因是中国的经济仍然高度无效率。

《中国和平崛起》之四: 大棋局 A Grand Chessboard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艾西利•特利斯(Ashley Tellis) 写道，北京知道美国和全亚洲的国家正谨慎地关注着中国的发展方向，担心中国最终会变成区域性的霸权，从而威胁到它们的安全。北京明白它需要一个新的总策略——允许中国经济继续增长、技术现代化和军事发展，而不必引发和其他国家的昂贵竞争。今天我们看到的大步行走于世界舞台的中国和那个新的大政方针是一致的。

《中国和平崛起》之五: 升起所有的船 Lifting All Boats

亚洲、拉丁美洲和中欧、东欧的政府注视着中国这部出口机器，同时又担心着如何保持它们国内的制造业就业岗位。这种焦虑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世界银行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首席经济学家何米•卡洛斯(Home Harass)认为，进一步的观察可以发现，中国的成功将帮助而不是损害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经济力量，以及它的榜样力量，将促进全世界与贫困的斗争。中国已经成为了市场开放有利于国家发展的展示窗。

《中国和平崛起》之六: 危险的否认 Dangerous Denials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裴敏欣说，无视中国威权政治的内在不稳定性似乎还为时过早。中国的快速经济增长可能使世界忽视了中国国内政治的体制性风险，而这些风险如果管理不善可能会爆发，从而威胁到中国的政权生存。毫无疑问，中国的经济正在飞跃——但是政治危机的风险却也在增加。如果中国能够采取大胆的改革去面对这些风险，而不是予以否认和拖延，那么，所有这些风险都是可以控制的。

普遍遵守初稿 Universal Compliance (draft)

在普遍遵守的第三部分、也即最后一部分中，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学者们详细阐述如何将防止核武器使用的全球新战略具体应用在解决地区纷争上:南亚、伊朗、中东和东北亚。文中提到，六方会谈机制的建立使美国能够与中国在北核问题的前景上进行更加密切的合作，但北京方面在敦促北韩放弃核计划问题上的意愿和实际作用仍不十分清楚。中国也许认为现状是可以容忍的，但美国也不能寄希望于中国方面能够或者愿意使北韩同意或接受放弃核武器的协议。

美国国会对亚洲和太平洋的看法 A Congressional Perspective on Asia and the Pacific

美国国会亚洲和太平洋小组委员会主席詹姆士•利奇议员（Representative James A. Leach）说，尽管未来的中美关系将主要取决于中国的变革方向，但同时也取决于美国治理和文化的变革方向。就像美国希望中国更加杰斐逊化一样，中国也希望美国更加儒家化。如果这一关系处理不好，冲突的可能性和经济损失将是巨大的。这一关系如果管理得好，对经济繁荣和世界和平会大有裨益。

《崩溃：社会怎样选择存亡》
(Collapse: How Societies Choose to Fail or Succeed, by Jared M. Diamond, Penguin Group, February 2005)

从古波利尼西亚到复活岛，从阿那萨齐文明到玛雅文明，从中世纪的斯堪的纳维亚族到现代社会，人类历史上有许多一度辉煌的伟大文明被消灭或从地球上消失了，普利策作品奖获得者戴梦得在《崩溃》一书中向我们揭示这些文明消亡的原因。他认为，造成这些古老文明崩溃的最重要根源是环境的恶化，包括沙漠化所引起的土壤贫瘠，食物短缺，以及由此伴随而来的社会和政治危机，与此同时，气候变化、贸易模式改变、目光短浅或腐败的政治领导等因素更加深了危机，最终导致了文明的消逝。跟几千年前一样，今天的地球面临着可以毁灭文明的环境恶化的挑战，而且加上了四个新的环境危机：人为造成的气候变化，有害化学物质的积累，能源短缺，以及人类对地球光合作用能力的极限使用，戴梦得认为这些危机在将来几十年中将成为全球性的关键问题，“这样的毁灭能以不同的形式呈现，例如全球性的疾病传播或战争，但它们的根本原因都是环境资源的短缺” 。他还指出，环境问题及其造成的土地和食物短缺后果在第三世界表现得尤其明显，例如卢旺达九十年代的种族大屠杀和海帝目前的困境都可追溯到当地的环境危机上。

展望未来，他特别对中国目前的环境问题进行了分析。他说，如果中国的人均消费水平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就相当于把全球资源的使用和环境的影响增加了一倍，这也是为什么中国的环境问题自然变成了世界性的问题。中国领导人过去相信“人定胜天” ，在1972年之后才开始对环境问题给予一定的重视，然而至今，很多环境保护措施仍然是纸上谈兵，未落到实处。戴梦得指出，中国环境和人口管理的历史特点是“跌跌冲冲”的，即往往从一个极端摇摆到另一个极端，要么加速环境破坏，不计后果，要么加强环境保护，矫枉过正，政策强度大，又转变得异常剧烈，这就意味着国家和人民所面临的风险和冲击也特别巨大。一方面，中国政府有能力自上而下极大规模地处理难题(如实施计划生育政策和1998年的禁止砍伐政策) ，这令欧美的领导人望尘莫及;但另一方面，中国曾经大规模地破坏过环境(如大跃进和文革时期对环境的肆意破坏) ，这也是在欧美国家所难以想象的。书中的警示让我们不禁对中国的命运感到担忧，这般摇摆度极大的环境政策会给这片土地和它的子孙后代带来怎样可怕的后果呢? 这是戴梦得留给我们的思考。


《下一个新兴超级强权将如何挑战美国与世界》
(How the Rise of the Next Superpower Challenges America and the World, by Ted C. Fishman, Scribner Book Company, February 2005)

一个一度贫困不堪的共产主义国家如何成为当今全球资本市场的新秀? 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现在要比美国高出三倍，这意味着什么? 中国3亿农民迁移到城市这一人类历史上最大的迁移有怎样的国际影响? 为什么几乎全球所有的大企业在中国都已经有了分公司? 如果中国能够以美国和欧洲半价的成本生产所有工业品时，又会发生什么? 美国资深商业记者和曾做过商品贸易的费旭曼在他的这本新作中回答以上这些意义深远的问题。他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描述充满了既赞叹又恐惧的矛盾心理，他认为，中国大量低成本工厂的巨额产出以及国内13亿民众旺盛的消费欲是“中国经济最强大的武器”，他赞叹道，任何一个如今游览中国的人都会感到“21世纪是属于中国的”，他恐惧地预测美国市场将因此受到冲击：赤字、工资下降以及中产阶级的萎缩，他提供了一些让美国人触目惊心的数据，例如那些中国是主要进口国的商品在美国的价格自1998年来上升了16%。那些无法向沃尔玛购物广场或通用公司提供和中国同样价格产品的公司就不得不在中国设立厂房，但这样的趋势对美国并不利：中国往往强行要求设立合资企业，从而免费分享到高新技术。但是书中除了提到加强美国教育来减少发展速度差距之外，没有提供其他更具有说服力的应对方式，或许费旭曼想告诉人们的正是，要阻止中国成为经济超级强权国是不可能的。


《激起巨龙：中国入赛石油市场》
(“Fueling the Dragon: China’s Race into the Oil Market,” by Gal Luft, IAGS Spotlight, Institute for the Analysis of Global Security, February 2005)

在这篇全球安全分析所(Institute for the Analysis of Global Security)出版的评论中，作者指出中国现在已经是继日本之后全球第三大的石油消费国，中国未来的发展势必依赖石油进口，它眼下正在从哈萨克、俄国、委内瑞拉、苏丹和阿塞拜疆等各种石油出产国进口石油，对中东地区石油的依赖性也在增强，中国历来在中东有战略利益，它与中东的关系随着时间的流逝变得愈加重要起来。中国对东亚石油的获取对今后中美关系的发展走向具有潜在的重要意义。中国会试图跟中东主要石油出产国建立良好关系，甚至与那些同美国充满敌意的国家加强交往，从而对中美关系的稳定产生负面影响。出于对石油的需求，中国还有可能向伊朗、伊拉克和苏丹等恐怖主义支持国提供资助，这自然是美国最大的担忧。

《中国为什么不让人民币升值》
(“Why China Won’t Revalue,” by Steven H. Hanke, Forbes, February 2005)

美国加图研究所(Cato Institute)的汉克是一个持中国通过操纵人民币与美国进行不公平贸易的观点的经济学家，在这篇新作中，他阐述了中国为什么坚持不让人民币升值的几条理由。他说在中国领导人看来，固定的汇率是经济发展和稳定的保证。概括而言，他们相信人民币升值会减少外商直接投资，降低经济增长率，延迟可交换度，增加银行坏帐，增加失业率，造成农村地区的通货紧缩压力，使东南亚地区不稳定，促使更大的货币升值压力，削弱人民币的外部力量以及损害中国对世贸组织的承诺，等等。

《暂时性与地区性的收入不平衡：中国城市的变迁》
(“Temporal and Regional Variation in Earnings Inequality: Urban China in Transition between 1988 and 1995,” by Seth M. Hauser and Yu Xie,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February 2005)

这一论文研究了中国城市自1988年到1995年来收入不均衡的趋势，特别对经济发展速度不同的各省市的人力资本和政治资本回报率变化作出调查。研究结果发现，无论性别，教育的回报率在这段时间内都几乎翻了一个倍，政治资本的回报率(如是否是中共党员)也翻了一倍多，但是这些并不是收入不均衡的主要原因，在经济发展特别迅速的城市，教育的回报率反而受到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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