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内基中国透视》月刊
Carnegie China Insight Monthly
2006年第1期 （总第12期，2006年2月）

主编：卢 咏
Editor: Yong Lu
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出版
Published by the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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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 咏)

近来，中日美三角关系成为华府政策界和智囊机构讨论的重点问题之一。中国的崛起、日本日渐强硬的外交政策作风、以及亚洲现存的安全危机和令人捉摸不定的安全形势使得这两个亚洲强国愈走愈远，两国对国内政治的考虑和对民族主义的煽动又加深了双边关系的处理不当。中日关系的恶化造成了亚洲地缘政治的紧张局势，可能会将中国和日本推入危险的战略冲突之中，从而威胁到美国的切身利益。此中的赌注之大，令人如履薄冰。

为防止发生任何可怕的局面，中日领导人都应该想方设法冷却紧张局面、重塑稳定关系、共同寻找公平合作的新方向。那么，美国在目前复杂多变的中日关系里应该担当怎样的角色呢？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中美关系专家裴敏欣（Minxin Pei） 和史文（Michael Swaine），以及乔治•华盛顿大学美日关系项目主席望月（Mike Mochizuki）就美国如何应对中日局势提出他们的看法。

中日关系恶化不符合美国利益

有不少人怀疑，中日之间有一定程度的紧张反而能让美国暗自高兴，因为它可以从中渔利——日本会由于同中国的冲突而愈加向美国靠拢，成为美国在亚洲坚固的安全盟友。

这种怀疑是站不住脚的。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史文认为：“美国倘若去维护中日间的紧张局势、哪怕就是一点点程度的所谓‘最佳程度’的紧张度，都得不到任何好处”。任何程度的紧张关系都将发生升级。除非美国认定中国是其未来的战略敌人，否则它就没有动因来保持中日紧张的局面。相反，美国应该试图改善中日关系，从而向中国证明，华盛顿并非简单化地“反华亲日”。

中日关系恶化对于美国来说有百害而无一利。史文列举了五大有害影响：第一，削弱中日在某些关乎美国切身利益的事件上的合作，如朝核六方会谈；第二，损害中日经济和金融纽带，从而破坏中日与其他亚洲国家、美国的经济关系；第三，增强中日国内激进的民族主义者的影响，使美国难以同这两个国家维持积极的合作关系；第四，拖动美国就东海领土的争议同中国发生摩擦甚至冲突，保护钓鱼台岛在理论上已被纳入了美日共同安全条约之中；第五，最终导致亚洲形成美日－中韩的两极分化，破坏美国同中韩的关系，提升人们对当地出现新冷战的担忧。因此，努力促进和平稳定的中日关系才真正符合美国的根本利益。

美国积极干预的具体步骤

“美国的基本做法应该是非常明确地表示它反对中日关系的恶化，同时大力影响东京和北京，促使两国进入一个冷却期。”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裴敏欣说。在这样的干预之前，华盛顿必须首先在私下里同两国、特别是日本的领导层进行咨询、交流，避免在这一敏感问题上孤立一个重要的盟友。

史文提出四项美国藉以帮助改善中日关系的具体方案。首先，美国应推动建立一个三方组成的委员会，从日本历史教科书的争议着手来研究中日历史遗留问题；其次，美国应倡导组建一个亚洲地区能源协会来推动节约使用电力，提高中国和日本的谈判杠杆，避免代价高昂的能源竞争；再次，美国须鼓励创建美、中、日（也可能包括韩国）之间的地区安全对话；并且，美国应私下里探究能否用其它世俗的神社来代替现在参拜的靖国神社；最后，美国要先咨询日本，再咨询中国，充当一个中间者，帮助构建起双方用来缓解紧张局势、在许多问题上达成妥协的政治基础。

上述做法均有潜在的风险。例如，中间人的角色可能会因为中日意见不合而将美国夹在其中，无休止地调整双方的态度，并被双方操纵，而且，由于日本是美国的盟友，日本会期待美国给予它更优惠的态度，美国的中间人角色也就有可能遭致日本的仇怨和报复。

东亚的结构性制约

从更深的层面上讲，中日关系的矛盾不仅源于两国对历史问题的不同看法，还因为它们对亚洲政治格局的未来抱有不同的期望。当今的亚洲安全结构存在着内部矛盾：一反面，亚洲安全系统是建立在“轴轮”体系和一系列双边安全联盟之上的，另一方面，中国却渴望一个全新的安全系统，即是泛亚洲和多边体制的。

乔治•华盛顿大学的望月指出未来亚洲安全结构的四种可能性。一是被修正过的“轴轮”体系，其中美国是核心的、霸权的主导力量；二是建立起一个东亚社区，孤立美国，降低日本的力量；三是涌现出太平洋社区，囊括许多国家在内；四是一个扩大了的民主国家社区，孤立中国。

望月认为，由于人们对什么才是理想化的、和平的东亚安全结构有着各种不同的理解，争论午休无止，我们必须在这一问题得到定论之前就开始采取行动，着手维护中日关系。史文也相信，美国应该先建立与日、中的对话并促使日中对话，然后才开始改变结构性的问题。

(卢 咏)

首批参观中国卫星发射中心的美国人

今年1月8日至17日，美国国会美中工作小组（US-China Working Group, USCWG）的联席主席尼克•拉森（Nick Larsen）和迈克•柯克（Mark Kirk）访问中国。他们的中国之行收获颇丰，代表团作为1989年以来首批获此殊荣的美国人，参观了甘肃酒泉的卫星中心，此外，还与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及中国国防部长曹刚川会面、交流，第一时间了解中国的最新情况。用美国国家亚洲研究局（National Bureau of Asian Research）主席理查德•埃林斯（Richard Ellings）的话来形容，美中工作组不满足于“盲人摸象”般地了解中国，而是希望全面观察中国这个庞然大“象”。

促进国会内部对中国的深入了解、增进中美交流，正是美国众议院的美中关系小组创建的初衷。这一工作组成立于去年6月，属跨党派的性质，由共和党人柯克和民主党人拉森同任联席主席，目前有35名成员。

拉森表示，建设中美关系的不仅是政客，还包括商人、教授和学生，国会必须增加美国全方位接触中国的机会，不但要了解中美经济关系，还要了解军事和文化关系，把商界和政府的利益带到一起。“我们不应该再把中国看作一个远东的国家，而是要将目光跨越太平洋，把中国看作‘近西’国家”。

当谈到这次中国之行印象最深刻的经历时，拉森和柯克提了两点。一是很高兴参观了甘肃酒泉的卫星中心，了解中国的太空技术，“让我们大开眼界”。二是有幸在中国的教会做了一次礼拜，“中国兴旺发展的教会是对领导层的试探，中国政府如何应对人权和自由将直接影响中美关系以及中国和其他国家关系的走向，这也正是未来中美关系的不确定性所在”。

美中工作小组的存在对促进中美关系不无裨益。国会在美国的外交政策制定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国会成员们对中美关系认识得愈清楚，就愈有利于制定出合理有效的对华政策。而且，中美领导层之间多一些联系，可以为外交过程提供更多的机遇。另外，由于国会代表着美国老百姓的愿望和意见（众议院的英文原意即是“大众的房子”），国会的态度与草根社会联系得十分紧密。因此，美国工作小组是一支促进中美交流的积极力量。

胡锦涛访美的重要议点

根据他们对中美关系最新走向的判断，拉森和柯克认为，在布什总统预期今年4月与胡锦涛主席在美国举行的峰会上，以下两大贸易和军事问题会成为讨论的重点。

贸易

目前，中美经济关系中最大的问题是中国对知识产权的侵犯。不同于人民币汇率等易受政治需要操纵或被故意渲染的问题，知识产权保护则勿庸置疑地伤害美国经济，破坏双边贸易。由于中国的许多地方经济高度依赖于黑市贸易，地方政府对实施反盗版法往往置若罔闻。

美国驻中国的外交机构须敦促地方政府保护知识产权，但是在很多美国外交无法涉足的地方，就要完全指望中央政府在这一问题上谨守国际公约。另外，工作小组会在国会内促进政客和商界领导之间的交流。国会必须改变排外的、反全球化的政治言辞，摆脱反商、反增长、反雇佣的政策风气。

军事

中国军力的迅猛增长是中美关系前景的最大威胁。美国对中国军力的担忧是言之有据的，国会也曾表达了对中国扩军和军事缺乏透明度的巨大担心，这在五角大楼去年的《中国军力报告》中得以体现。中国目前尚不对美国构成军事威胁。然而，北京必须澄清其扩军的意图，让美国和世界其他地区相信中国“和平崛起”的口号。中国军事越没有透明度，就越会让五角大楼和国会感到紧张。

改善中美关系的新机遇

对中国最新的了解和分析使美中工作小组看到了中美合作的新领域。这些领域包括太空合作、环境和能源、全球健康和军事合作。

首先是太空合作。“对中国的年轻一代来说，他们为自己国家的太空项目无比自豪与向往，作为美国人，我们应该鼓励、而不是忌惮这种精神。”柯克说。但是可惜的是，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中美之间尚没有任何太空技术上的合作，这对美国的宇航业来说是不利的。美、中、俄至少应该在所有的航天器和太空站里安置共同的入坞环 ，这样在遭到危险的时刻可以互相帮助。在访问中国期间，中国方面也强烈表达了他们希望同美国进行太空合作的意向。

环境保护是中美合作的另一空间。中国的发展使之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污染者，污染问题又与中国日益增长的能源需求紧密相联——中国不顾一切地寻求能源供给，不管能源来自何处，也不管其对环境有何负面影响。在这一方面，中美有着共同利益：寻找无害于环境又可重复使用的新能源。两国应该建立双边科学研究组来研究解决能源问题的方法。

全球健康也是一大合作领域。随着中国医学技术的发展，美国和中国应该共同努力来寻找治疗新疾病、特别是在亚洲盛行的疾病的方法。例如，禽流感可能会以中国为中心传播到世界各地，中美应该同世界卫生组织合作，提高疾病报告的标准、治疗协作以及疫苗的研制，不要让非典型性肺炎因为最初向国际社会报告不透明所造成的严重后果重演。

此外，中美还应尽一切可能加强军事合作。国家恐怖主义、军火走私、武器扩散等全球性问题关乎中国的利益。在美中工作小组访华期间，一项重点任务就是希望在五角大楼和中国国防部之间建立防御电话联系（defense telephone link, DTL）。美国已经同26个国家建立了防御电话联系，中国和美国这两个核大国也完全应该设立这样的系统。

人民币：是否严重贬值或者被不公正地操纵？China's RMB: Is it Seriously Under-Valued and Unfairly Manipulated?

尽管美国财政部和国际货币组织对中国改为更加灵活的汇率制度给予了较大的耐心，国会的一些成员依然积极促使人民币进行更大幅度的升值，美国的智囊机构对中国所应采取的行动也存在着窘然相异的观点。2005年12月8日，卡内基基金会的中国项目就此议点展开了一场精彩的辩论。中国项目高级研究员盖保德（Albert Keidel）认为，人民币没有被严重贬值，因此未遭到不公正地操纵。国际经济研究所（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的高级研究员高士登（Morris Goldstein）则持截然相反的观点，认为人民币严重贬值且被不公正地操纵，违犯了国际货币组织的行为规范。美国企业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的研究员戴斯蒙•拉克曼（Desmond Lachman）主持了会议。

盖保德说，对中国汇率的指控是华盛顿“妖魔化”中国的重要内容之一，这种妖魔化严重损害了美国长期的国家安全利益，它会错误地让美国人觉得遏制而非接触中国是更符合国家利益的。国会保护主义的立法提案基于一套不完整的、过分简单化的衡量汇率公正度的标准。而且，汇率说到底只不过是一种价格，价格的变化只能部分地解释所发生的全部经济现象。

高士登说，平衡汇率的两种计算方法都显示，人民币被有意贬值了。盖保德在计算中国的国际收支表时经常对经常帐户盈余作一些调整，使之数目减小，这种调整似乎没有道理。国际货币组织也有政治压力，他们在亚洲的形象自从亚洲金融危机后变得糟糕，他们希望通过善待中国来重塑形象。财政部所进行的平静外交只取得了极其有限的效果，我们需要采取措施来加强法规，保护美国和所有新兴市场国家。

美国对华政策：有变化吗？U.S. Policy Toward China: Is It Changing?

2005年11月16日，卡内基基金会中国项目的高级研究员裴敏欣（Minxin Pei）、盖保德（Albert Keidel）和史文（Michael Swaine）在北京参加了中国改革开放论坛和卡内基基金会共同举办的研讨会。会议的目的是交流美国对中国崛起的看法、意识形态对中美关系的影响以及中美经贸关系。与会者包括中国一些重要研究中心的成员和智囊机构的专家。

史文就美国对中国国力的日益上升的反应发表演讲。他说，自2005年初以来，许多迹象表明，华盛顿对中国发展的担忧开始明显增加，并且采取对策试图“平衡” 中国军力的增长；在经济和金融问题上的冲突开始显现；对中国外交上不向伊朗苏丹和叙利亚等违背国际公约的国家施加压力的表现也表示不满；同时更忌惮中国将美国排除在亚洲地区的多边组织之外。造成上述结果的是诸多美国和中国国内外的政治原因。

然而，美国的对华政策并没有变得更加敌意或冲突性。布什政府的政策有意避免将中国描述成一个真正的威胁和敌人，从而避免在根本上改变对华政策。因此，美国的对华安全政策包含且平衡着两大关键因素：一方面，美国坚持合作性的政策，原因包括反恐战争所面临的挑战、中美经贸上的彼此依存、中国的国际地位、朝核问题、以及中国尚无攻打台湾和在亚洲孤立美国的明显意图等。另一方面，美国政府也看到了防范台海危机、维护美国在亚洲的军事主导地位、以及保持日本等重要盟友的需要。在美国政府内部，对这两项政策因素的操作策略和侧重点存在争议，但这并不意味着对华政策的实质有什么改变。因此，为了防止今后的冲突，中美都需要继续努力巩固那些相互合作所基于的激励因素。

中日政治言辞的恶性循环 A Vicious Sino-Japanese Cycle of Rhetoric

卡内基基金会中国项目高级研究员裴敏欣（Minxin Pei）和研究助理寇丹妮 （Danielle Cohen）在《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上写道，日前中日之间的仇怨不仅损伤了中国自称的“和平崛起”的形象，而且阻碍了东亚经济融合的健康势头。北京和东京对此都负有责任。而更加让人感到不安的是，中日普通民众之间的态度的敌对程度日益加深。日本人对中国的仇视主要源于他们对中国威权政治体制的鄙视，对中国军力和经济壮大的恐惧，和对北京的反日宣传的怨恨。进一步令人担忧的是，两国大多数人民都对中日关系的未来抱以悲观的态度，90％以上的中国人认为日本应该承担造成关系恶化的主要责任，一半日本人认为中国应负责任。在很大程度上，媒体和国家的宣传影响着人们对另一个国家的态度，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双方政府所开展的目光短浅的政策激发了民众的敌意，而这种民愤又促动领导人采取更为强硬的对外政策，使愤怒和悲观的情绪充斥着两个国家。要阻止这样的怪圈，北京和东京必须停止在公众面前塑造对方的反面形象，特别是反日或反华的书籍、电影等，只有当这两个国家共同善意地接触对方时，两国关系才可能得以改善。

全新网络资源：香港杂志 Online Journal Gives Unprecedented Access to Hong Kong Analysis

卡内基基金会和原《华尔街日报》编辑和《南华早报》主编罗伯特•科特利（Robert Keatley）于2005年12月合作创办了一份网络季刊：《香港杂志》（Hong Kong Journal）。这一季刊旨在发表有关香港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分析性文章，还有香港同大陆、同美国、以及其他政府和国际组织的关系。杂志的网址是www.hkjournal.org.

沃尔玛的经理：请听！Attention, Wal-Mart Executive!

这是一封写给沃尔玛公司总裁的意见信。信中说，在美国售出的1，970亿美元的商品中有约10%进口自中国大陆，因此，沃尔玛在日益动荡不安的美中关系里有着切身的利益。对中国需要静观其变。对沃尔玛来说，应该使供货商的基础稍微多元化，这样，当人民币确实进一步升值的时候（这将不可避免地终会发生），他们就能够很快地转向与现在的中国公司具有相当竞争力的其它供货商。

能源自给 Energy Independence

油价高居不下，使人们对能源自给的问题议论纷纷。这篇《外交政策》的文章就人们对能源使用的许多方面的误解提供释疑。作者说，能源自给的想法是荒谬的。美国和其它国家进口的石油数量如此巨大，以至于在未来数十年里对任何发达的工业化国家来说都不可能不依靠进口石油而存活。节约亦不是解决能源危机的出路所在，我们愈快认识到这一点，就能愈快地找到真正的解决方案。

杀手传 The Profile of A Killer

阿布•穆萨巴•扎卡维是伊拉克悬赏最高的通缉犯。这个高中的辍学生是如何使美国与自越战以来最致命的冲突捆绑在一起的呢？这里向读者详细介绍这一恐怖分子的生平和生涯演变。布什政府需要证明在萨达姆和“基地”组织之间存在着联系，它们的联系就是扎卡维。这似乎成为了自我实现的预言：一度不过是年轻失意的伊斯兰激进分子的扎卡维，如今指挥着将伊拉克拖入内战的叛乱。

亚洲酝酿中的火势：防止中日战略冲突 A Simmering Fire in Asia: Averting Sino-Japanese Strategic Conflict

随着形势的不断升级，日本和中国相互敌视，甚至彼此看作威胁，从而增大了爆发地缘政治对抗的可能性。中国实力的增长和日本谋求重新获得“正常”国家的外交和军事特征，使得中日关系可能会在未来进一步恶化。压抑的猜忌、仇恨和恐惧促使中日为争夺在亚洲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力而展开严重对抗，从而威胁到地区的稳定并损害美国的利益。

中国的政治改革：领导层的分歧和共识 Political Reform in China: Leadership Differences and Convergence

许多西方决策者预期，随着中国越来越富有和加快融入全球经济进程，社会变革、政治演变和经济科技变化会合力推动中国的政治自由化进程。这样的预期尚未成真。但是，今天的中国列宁主义政权却与一个非常活跃和自由的社会共存。中国的改革开放不一定会带来真正的民主，但肯定会导致社会自由化。换言之，今天的中国执政是威权的，但中国社会正变得更加多元、自主和开放。

《中国为何如此具有竞争力？衡量和解释中国的竞争力 》
（“Why is China so Competitive? Measuring and Explaining China’s Competitiveness,” by Gerard F. Adams, Byron Gangnes and Yochanan Shachmurove, The World Economy, Vol. 29, No. 2, February 2006）

本文评估了中国在世界经济中和相对其他东亚国家所具备的竞争优势。中国在抢占国际出口市场方面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中国的竞争优势不仅在于它压低的货币汇率和极其低廉的劳动力，而更在于中国具有制造符合国际市场具体需要的产品的能力，这一能力又与低廉的成本结合起来。中国这些能力的提高与海外对中国经济的参与（包括外商直接投资和合资企业）密不可分。

《中国经济转型期的市场自由化和公司营运情况》
（“Market Liberalization and Firm Performance during China’s Economic Transition,” by Seung Ho Park, Shaomin Li and David T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Vol. 37, No. 1, January 2006）

这篇论文探讨了中国在经济改革期间市场自由化通过体制转型对公司营运状况的影响。在市场化改革的进程中，体制转型主要表现为中央控制分权，公司所有权重组，以及企业政策调整等。这些体制变化重塑了公司内部管理的激励机制，改变了交易和中介成本，在跨企业和企业间有选择性地进行了资源重组，从而影响到公司的营运表现。这项研究通过分析1992 年至1996年间23，577家公司的大量数据，详尽展现了市场化对中国企业盈利和生产力的影响，以及产权变化和国有企业营运情况之间的关系。

《中国的经济增长不均衡 》
（“China’s Unbalanced Economic Growth,” by Kenneth Keng, C.W.,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15, No. 46, February 2006）

本文节选于《中国不均衡的经济增长 》一书，着重研究中国经济发展地区不平衡的问题。作者给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总体状况概论以及关于地区发展不均衡的实证研究。作者在量化研究结果的基础上预测，中国在21世纪早期将涌现出十大大都会经济体，并对今后如何开展地区建设提出政策性与战略性的建议。文章分为三部分：首先是对中国经济未来的描绘，预测十大地区都市的涌现；其次报告国家和地区经济不平衡状况的数据和研究结果，讨论这对政策调整的意义；最后调查中国经济发展的潜力及其局限性。

《经济发展如何对中国城市贫富差距产生影响？ 》
（“How Does the Economic Reform Exert Influence on Inequality in Urban China?” by Shinichiro Okushima and Hiroko Uchimura, Journal of the Asia Pacific Economy, Vol. 11, No. 1, February 2006）

本文报告和分析了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收入不均衡情况的变化以及造成这一现象的决定性因素，旨在确认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新特点。文章首先指出跨省市和省市内部的收入不均衡情况在日益扩大，而且这些省市的经济状况排名从1988年至1995年保持固定。其次，在1998年，年龄是造成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而到1995年，教育成为了重要原因。再次，在这一期间，教育是造成收入差距扩大的相当显著的原因。最后，教育程度高的人群之间收入差距较小。这些变化反映了中国改革之后市场机制的渗透，然而，缺乏平等的机遇也是社会发展的隐患。

《中国在美国称霸的国际秩序中的战略：融合与防范 》
（“Chinese Strategies in A US-Hegemonic Global Order: Accommodating and Hedging，” by Rosemary Foot,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82, No. 1, January 2006）

当今世界，美国是主导着国际秩序的唯一超级大国，与此同时，中国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影响正在日益增强。本文概述了中国政治精英对现今全球秩序的看法，指出他们的看法不仅影响着中国的对美政策制定，而且广泛影响了中国的区域和全球政策。作者认为，用各种现实主义的逻辑将中国的外交行为理解为均势抗衡的形式并没有太大的意义，也未抓住中国战略的实质，即高度关注其国内发展的需求。文章认为中国领导人已经接受了他们在一个单极世界操作的现实，在美国看来严重损害自身利益的谈判问题上，中国避免采取明确而强硬的立场。然而，在北京采用这种融合政策的同时，也加上了另外一种政策，即当中美关系严重恶化的时候，中国希望可以利用其深化的地区和全球纽带来抵制美国干涉中国国内政治目标的企图。中国希望能够出现一个更为“民主” 的国际秩序，这不等同于多极世界，而是一个能够让主要国家建立多边合作的“大国协作制度” 。

《霸权主义、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什么是未来大国的空间？ 》
（“Hegemony, Liberalism and Global Order: What Space for Would-Be Great Powers?” by Andrew Hurrell,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82, No. 1, January 2006）

本文考量中国、俄国、印度和巴西应对美国霸权主义和国际社会的方式方法。文中列出了在思考这些国家的外交政策选择时所遇到的主要理论问题，以及分析这些问题所需用到的概念和理论框架。第一部分阐明之所以要将这些国家作为一个群体研究的原因。第二部分提供理解这些国家系统压力的两个最常见的理论观点。第三部分考察这些国家在五个方面的实际和潜在的战略选择：它们作为地区力量的地位；它们对国际组织和在国际组织内部的行为；它们与美国的关系；它们之间的合作和可能再度出现均势抗衡的证据；以及经济发展和外交政策之间的联系。

《中国在亚洲的探求 》
（“China’s Quest for Asia,” by Dana Dillon and John J. Tkacik Jr., Policy Review, Iss.134, December 2005/January 2006）

作者讨论了中国即将崛起成为东南亚主导力量的问题。大多数东南亚国家已经意识到中国正在成为或已经成为了当地最主要的国家，北京的外交有效地将中国飞速发展的经济转化为政治影响，这使得美国不得不重新关注它在东南亚的义务和位置，包括与它的盟友的关系。

如今，美国被动地将它在东南亚的影响拱手让给了中国，因为它对亚洲的经济、安全和政治问题缺乏关心。华盛顿需要弥补过去浪费了的年代，开始关注中国的区域政治影响。为此，美国的政策应该转而巩固过去忽略了的盟友关系，重申美国对亚洲安全和经济发展的义务，试图重新获取亚洲国家的信任和信心，只有彻底和一贯坚定的政策才能达到这一目的。其中，美国的外交政策应该侧重于加强同亚洲最重要的多边组织东盟的接触，这样东南亚国家可以在经济上变得强大，而且确信美国会对它们的独立自主提供保障，从而能够面对中国崛起的冲击，维护它们自身的经济发展、国家安全和主权完整。

《评估中国的电子政府：信息，服务，透明度和公民对官方网站的接触 》
（“Assessing China ’s E-Government: Information, Service, Transparency and Citizen Outreach of Government Websites，” by Xiali Lollar,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15, No. 46, February 2006）

中国的电子政府会否在将来演变为电子民主的运动？本文考察中国电子政府的发展情况及其对国家威权性统治的影响。人们普遍相信电子政府能够帮助提高政府的透明度，扩大信息流，激励工作效率和增加公民的政治参与程度。这在开放的民主社会或许是正确的，但是很少有学术研究证明电子政府在威权性国家也有同样的效用。文章通过对中国29个省级或直辖市官方网站的仔细分析来了解电子政府在中国的现状，不仅研究了这些网站所具备的功能，还考察了网上所提供的信息和服务，更调查了网站在提高行政透明度和公民参与度上所作的努力。

《“这是我们进来的方式” ：中国西南部的非政府环境组织的公民社会 》
（“ ‘This is Our Way In’: The Civil Society of Environmental NGOs in South-West China，” by Caroline M. Cooper, Government and Opposition, Vol. 41, No. 1, January 2006）

中国日见增加的环境组织不仅成为了解决环境问题的有效力量，而且是正在改变国家和社会关系的真正的公民社会。本文考察中国西南部的非政府的环境组织怎样通过环境运动来争取公民自由和处理现有体制存在的束缚。给予当地公民这样的权力对中国的环境保护将起到积极广泛的影响，而且，根据其他转型国家的历史经验，环境运动同公民获得新自由和政治变化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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