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内基中国透视》月刊
Carnegie China Insight Monthly
2005年第3期 （总第4期，2005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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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 咏)

编者按：

今年2月16日，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波特•戈斯(Porter Goss)在年度全球威胁评估中称，中国的军备力量已远超台湾，直接威慑美国在东亚地区的战略利益。一时间，从国会到白宫，从智库到媒体，中情局的言论在华府扬起了对中国威胁的再次高度警觉。例如，新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罗伯特•凯根(Robert Kagan)在《华盛顿邮报》上的月评中写道：“中国的外交目的毫不含糊，它实际上就是在强健体魄，利用其日益壮大的经济和军事影响力要求它的邻国屈从。”国际与战略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副总裁、曾经在克林顿政府出任助理国防部长的坎贝尔(Kurt Campbell)在接受《纽约时报》的采访时说：“在中国近期的表面行为背后，是在台湾问题上愈加浓重的军国主义思想，这提醒美国不能将亚洲降级为它全球利益中的次要地区。”2月18日，“美日安保”的联合声明首次将台湾纳入美日两国共同的防御体系范围中。同时，华盛顿各界人士几乎异口同声地对欧洲解除对华武器禁运表示深切的忧虑，担心中国将由此获得先进的现代军事技术和敏感武器，从而进一步升高台海危机，破坏地区稳定。一波未平，一波又起，3月14日，全国人大政协十届三次会议全票通过了专门针对台湾的《反分裂国家法》，中国政府似乎对台湾问题愈发不容让步。在过去的这一个月中，中美关系可谓山雨欲来风满楼，而站在两国政府之间这根绷紧的弦的中心的是台湾。本期“热点争鸣”意在调查华盛顿方面对这一系列事件的反应和观点，并通过采访卡内基基金会国际安全和台湾问题的专家、原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地区政策中心的研究主任史文博士(Michael Swaine)，为最近的中美台局势提供比较冷静和中肯的分析。

反分裂法：内容无新意，形式有深意

简短的十条《反分裂国家法》决议，乍一眼看上去在内容上似乎没有什么特别新鲜的东西，与中国政府历来的对台政策保持基本一致的口径。但是，一部法案的重要性往往不仅仅体现在它的内容之间，而是显示在它被通过这一事实本身。史文指出了这部法案中五个值得玩味的特点。

首先，全法案多处强调实现“和平统一”，唯有在第八条中指出要在三个含糊定义的条件下采取“非和平”及其他措施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有些分析家认为，所谓“非和平措施”并不一定就是武力攻击，也可能包括经济制裁或武器禁运等其他可能性。

其次，法案主张台湾海峡两岸要进行“平等”协商和谈判，尽管当然不是以平等的国家地位来进行谈判，但这也多少体现了北京希望开展谈判的意愿，意义重大。

再次，在让台湾和国际社会分外紧张的、提及使用“非和平措施”的第八条中，法案的文字表述是“……国家得采取非和平及其他必要措施……”，这里用得不是“必须”等词，而是个“得”字——一个精心挑选过的、语气似乎相对不那么强硬的字眼，与“必须”等词语比起来显得较为含糊。

并且，整部法中措辞讲究，只用“中国”，“大陆”，“台湾”，却只字未提“中华人民共和国”或“中华民国”，也没有说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这似乎对统一后的政体形式留有些许探讨的余地，措辞也相对不算严厉。

最后，第八条中规定，由国务院和中央军事委员会共同决定是否要使用武力，而理论上没有赋予中国共产党以军事决定权，尽管国务院和中央军事委员会中的高层决策领导皆是党内人物。

台湾高层发言人称《反分裂法》是一张企图颠覆和平与稳定的“空头支票”，反分裂将导致海峡两岸人心愈加疏远，使双边正在商议之中的三通计划不得不为之停顿。史文认为，这部法案的出台可能会导致两点潜在危机。一是台北的反应倘若过激的话将导致紧张事态的升级，如台北采取重提“公投新宪”等报复性政治手段来激怒北京。二是中国领导层内的一些鹰派人物有可能以这部法律为基础来支持他们攻打台湾的意见，一旦台独分子制造事端，他们或许会用依法治国为由要求动用武力，而党内温和派在这部法律面前则会显得理屈词穷，也就是说，它成为了中国国内鼓动武装统一台湾的法律根据。

北京意图：有警告，也有妥协

如果说《反分裂法》的内容无甚新意，这一立法的时机却让人颇为费解。它的出台紧接在台海关系温度刚刚有所转暖之后。去年12月民进党未能获得立法院多数选票，近来陈水扁开始收敛他的激进台独言辞，似乎有意同大陆制造一个较为友善的外交气候，创造更多经济文化接触的空间。他公开声称台湾不会“宣布独立”，也不会修改宪法改变台湾的地位，并且不会“促进在独立或统一问题上的公投来改变现状”。今年初，两岸关于自1949年来第一次开通直接商运的协议也初露弥端。近来“中国威胁论”再度在华盛顿及世界其他地区升温，日本、甚至澳大利亚都开始对中国军备的增加和对能源的渴求感到不安，在这样的情况下推出《反分裂法》，很像是“火上浇油”, 更令人觉得不解。但为什么中国政府在这一尴尬的时机摆出一副好战的姿态、而不是试图安抚一下别国对中国崛起的深切顾虑呢？难怪美国政策界不少观察家都说，中国在它认为重要的问题上变得愈来愈不肯轻易让步了。

对此，史文的分析是，中国政府并非没有考虑到上述消极因素。近两年来，陈水扁将“公投新宪”闹得沸沸扬扬，后又赢得民心、再次当选为总统，这一系列事件自然让北京积愤已久，政府内部和国内的压力都使中国领导层下定决心要“做些什么”，来显示中国政府反对台独、实现统一的坚定决心和鲜明立场。因此, 这部《反分裂法》事实上早在中央领导层内酝酿已久，一年前就可能开始秘密拟定了。然而, 法案最终稿的内容与其初稿比起来，其实很可能在内容经过了很大的修改，语气上和措辞上已经要缓和了许多。这一方面是北京考虑到台海关系的新进展，以及陈水扁激进态度有所收敛，另一重要方面也是来自于美国政府的压力。这几天，中国政府在官方媒体中大肆渲染他们制定这部法律的良好意愿，用心良苦地避免冲突升级，一再说明其目的在于冷却紧张温度，阐明政治立场，警告台独分子。因此，最终出台的《反分裂法》既是用来警告台湾独立的手段，也是包含着妥协成分的安抚性文件。

美台反应：低调背后的盘算

和多数美国媒体和学者的看法一样，史文也认为台北和华盛顿对《反分裂国家法》通过的反应到目前为止都颇为温和。在台北方面，陈水扁倾向于坚持以“和平与发展”作为他对大陆的核心政策，除了谴责该法威胁地区和平及鼓励3月26日的民众游行示威外，没有进一步的报复性政策。史文推测，这最主要是陈水扁出于他个人的政治考虑。陈在去年立法院选举中汲取教训，试图改变自己在台湾人心目中不那么受欢迎的过于极端狂热的政治形象，因而转向较为务实的政策。另外，数以万计的台湾商人生活和工作在大陆沿海城市，他们在大陆的经济利益上涨也在他的政治考虑之内。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来自美国的压力使他不敢轻举妄动。

在美国方面，布什政府的反应也是比较低调和克制的，华盛顿的智库在这一问题上的讨论显得相当沉寂。迄今为止，美国唯一的官方公开表态就是白宫发言人麦克莱伦(Scott McClellan)于3月14日的发言，称《反分裂法》的通过是“不幸的”、“没有帮助的”。赖斯在访问中国时也没有特别提到有关《反分裂法》的内容。有趣的是，布什政府在提及这一事件时，往往使用“单方面增加地区紧张行为”等语句来定性，而刻意避免称其为“单方面改变现状”(unilaterally change the status quo)，因为如果中国的行为被定性为“改变现状”的话，按照美国一贯声明的对华政策，这将是布什政府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情况。美国之所以低调处理此事，也是想静观事态的发展，更重要的是，它不想为台湾或中国大陆任何一方的言行所牵着鼻子走。

华盛顿战略：日本欧洲进入角色

在《反分裂国家法》通过的前一段时间，中央情报局的全球军事评估就已经让美国对中国军备的增加感到头疼。史文指出，在近两三年内，中国现代军事能力在许多领域显著增加，这一点是勿庸置疑的。中国军事能力提高会产生“权力发射”，影响台海地区的稳定，这是“中国威胁论”在华盛顿重新升温的主要原因。再加上现任中央情报局局长戈斯的个性是一个倾向于“强调威胁”的人，所以让“中国威胁论”在政策界再度迅速传播开来。然而，所谓中国威胁还并没有成为华盛顿的外交政策基础，布什政府也不会因此改变现行对华政策而去采取极其强硬的态度，避免冲突仍是首要目标。“中国威胁论”的再度兴起主要反映了华盛顿对中国军事力量增大的进一步担忧，并且在寻求更有效的方式来应对崛起中的中国。

这些方式之一就是在与日本签署的“美日安保”中，将台湾作为两个国家共同保护的对象。史文认为这是两国十分自然的选择，这也反映了日本近两、三年来对中国的崛起开始警觉，唯恐中国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将来挟制日本在该地区上的利益。但与此同时，中日之间经贸往来日益密切，两国经济关系颇为热烙，这又让日本不会认为中国是它的战略敌人，只是希望对一个日益壮大的中国有所防范而已。

方式之二即进一步在数量和速度上提高台湾的防卫应急能力，当冲突发生时，保证台湾能够在美国支援到达之前，自己保护自己。这取决于中国在哪些军事方面有具体的发展，美国就将采取相应的行动发展防御计划。这也是美国之所以对欧洲取消对华武器禁运如此关切的原因。欧洲取消武器禁运很可能大大提高中国在台湾冲突中对抗美国的能力。史文说，取消禁运也许无法避免。欧洲和美国必须共同商议如何来控制和处理欧洲和中国的武器运输问题，要妥善讨论禁运取消的时间和取消后的替代机制。如果欧盟仓促取消禁运的话，将严重破坏欧美之间的关系。欧洲取消对华武器禁运还有深远的形象和标志性意义，这一举动将表明，欧洲完全接受中国政府的政策，让中国政府得到政治资本和利益。欧洲和美国政治主流对中国政府和中国发展的看法有许多分歧。欧洲把中国看作一个日渐成熟、发展的、越来越重要的社会，他们相信对话与平等接触是迎接一个崛起中国的唯一办法。尽管美国的对华政策也有很多这样的成分，但是美国不想给予中国政府如此多的合法性，而希望通过武器禁运等方式不断向中国政府传递它不满其统治的讯息。跟欧洲比起来，美国更有点希望防备中国崛起所可能带来的风险。这就难怪“中国威胁论”在华盛顿总是那么容易被炒作，而且那么有市场了。

卡内基推出防武器扩散体制的崭新蓝图 Carnegie Released Blueprint for an Effective Non-Proliferation Regime

今年3月份, 在国际防止核武器扩散条约生效35周年之际,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出台了有关防武器扩散的新蓝图, 这是一份汲取卡内基多位专家共同努力的长篇报告: 《普遍遵守:新核安全战略》。卡内基中文网曾翻译和刊登了这一报告于2004年7月发表的《草案》，自去年7月份至今,报告的作者们在原有《草案》的基础上又进行了详尽的调查、访问与研究, 对初稿作了全面的修正, 融合了华盛顿诸多政策专家、政府官员以及包括欧洲、亚洲、中东、俄国和前苏联国家在内的全世界20个国家政要人员的意见和反馈, 这份修改后的最终报告也计划翻译成中文, 在中国大陆出版发行。

《普遍遵守》的中心主题是要求全球各个国家和地区都遵守一个更为严厉和有效的反核武器扩散政策体系, “普遍”意味着不仅条约国需要遵守相关的规范, 即使非条约国(包括有核国) 、个人和公司也必须受到不扩散条约的规范, 报告强调用声明良好意图的方式来贯彻反武器扩散政策。在卡内基基金会日前举行的报告专题讨论会上, 卡内基基金会的主席、《普遍遵守》的作者之一马秀丝(Jessica Mathews)说:“世界已经改变了, 但是制度却还没有随之改变, 一些根本问题必须得到解决, 特别是强制的贯彻机制必须变得更加严格, 我们建议所有的和武器扩散相关的行为者, 包括有核国、反核扩散条约签署国、巴基斯坦、印度、以色列和私人企业都应该是这一问题的解决者。”

在《普遍遵守》报告中的一些主要新颖的建议包括: (1)停止在全球范围内生产高浓度的铀, 暂停进行钡分离; (2)在事故多发地点清除核物质; (3)保证那些退出防武器扩散协议的国家仍旧对它们违反协议的行为负严肃责任, 并且阻止那些退出协议的国家合法地使用它们在条约内时所获得的核材料; (4)组建一个高层团体来防止核恐怖主义, 建立一套保存武器、原材料和设备的国际统一标准; (5)与公司和银行设立自愿性的标准, 让它们致力于阻止非法核武器的运输、借贷和投资活动; (6)说服印度、以色利和巴基斯坦一起接受原五个有核国所承诺的非扩散协定。在讨论会中, 卡内基基金会防武器扩散项目的主任约瑟夫•西林乔恩（Joseph Cirincione）还强调了六大“深层防御义务”, 即(1)让防武器扩散责任不可逆转, 不能随意退出条约; (2)降低核武器在维护国际安全上的政治价值; (3)保证所有核物质的安全储存; (4)禁止非法运输核物质; (5)致力于解决冲突; 和(6)解决伊朗、北韩和巴基斯坦的核问题, 承认他们在现今国际安全形势不稳定的情况下不会放弃武器, 但是要保证他们履行相应的国际责任。

评估中国的司法改革进程 Assessing China's Legal Reform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中国项目日前邀请上海社会科学院的法学所所长顾肖容和研究员张国炎前来座谈,上海司法改革项目是卡内基中国项目和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的一个长期合作项目, 这一研究项目总共访问了近年来充当被告或起诉人的200位个人诉讼当事人、180个公司当事, 调查了8个法院和6个律师事务所, 旨在通过在上海的实地研究和数据收集, 探讨中国法制改革在过去十年中的实际发展情况。会议中谈到, 近年来, 以上海为龙头的中国司法改革强调从过去以法官为主导的职权主义向英美法系的当事人主义转型, 强调法官事先对案子不进行调查, 所有的证据和辩论都在法庭上完成, 还强调不管是民事还是刑事, 证人都要尽量出庭。这个转型过程中暴露了至少三大问题。首先, 原来规定的法律(给予法官巨大权力)与现行的实际做法不一致, 立法与执法没有同步; 其次, 证人往往因地域交通或经济能力的限制而无法出庭, 所以在现实中难以贯彻改革; 再次, 每次人大代表会议上人们都抱怨执行难,法庭上的判决经常最后落不到实处, 在加强执行方面, 现在考虑两个改革方式, 一是让现有附属于法院的执行庭分出来, 成为一个独立的监督机构, 二是在最高法院集中管理, 监督法律执行, 实现信息共享。

以右为主的布什新外交班子 Right-Wing Dominates Bush's New Foreign Policy Team

布什总统的新外交班子总算搭成了。根据卡内基基金会的高级研究员裴敏欣博士(Minxin Pei)的评论, 和布什第一任期间的外交班子相比，新班子的右翼色彩要更浓一点。中国方面，美国分管对华政策的班子基本上没有变动。有趣的是，在布什的第一任开始时，他的外交班子就缺乏“中国通”。那时布什手下的人故意排斥“中国通”，意在贬低中国的重要性。但是现在中美关系相对稳定，“中国通”在美国外交安全政策班子中的缺席令人费解。

近中期中美关系中的不确定因素 Uncertain Facts Amid Recent U.S.-China Relations

从结构层面来看，美国政界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士对中国缺乏战略信任。“中国威胁论”在美国仍有很大的市场和影响，即中国乘美国陷足中东之际大大扩张自己的实力，因而美国必须对中国保持警惕性，不要让中国钻了美国的“战略空子”。另外的一个结构矛盾是中美之间政治制度和价值的根本差别，许多对现行对华政策不满的人士将利用这一点来攻击布什，迫使他对北京采取更强硬的措施。

布什的抉择：信念至上还是现实主义？Bush’s Choice: Messianism or Pragmatism?

卡内基基金会的高级研究员安纳托勒•列文(Anatol Lieven)写道，布什关于自由的言论并非出于乐善好施的理想主义，而是意识形态的武器。关于推进民主的大部分言辞实际上与民主化毫无关系。与之有关的却是美国本身，是美国民族主义的强有力的支柱，以及利用民族主义来加强布什政府在国内的地位。更糟糕的是，这整套民主化的战略是政府试图在至少某些方面转移注意力的大战略的一部分。

满口谎言 Not One Claim Was True

当就任第二任总统的布什和切尼放下宣誓之手时满面笑容。这理所当然。面对美国总统史上最激烈的反对，他们笑到了最后。但是他们在一个对任何政府都是最紧要的问题上蓄意而有计划地误导了美国人民及其最亲密的盟友，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必须决此一战吗？他们关于伊拉克的数十个声明，无一例外都是假的。然而，执政当局中却没有一个人站出来为这许多虚假的声明负责，或者对其有缺陷和不当的判断做出解释。

选择肮脏的民主人士而不是干净的技术官员 Choosing Messy Democrats Instead of Clean Technocrats

卡内基基金会的访问学者、波士顿大学国际关系学的副教授胡赛恩•哈卡尼（Husain Haqqani）说, 美国从以往在世界其它地方进行军事干预的教训中变得聪明起来，它不会在伊拉克犯类似的错误。与其强加给伊拉克一个它所提拔的能人，美国应该允许由选举产生的伊拉克议会独立地确定它的领导人，让伊拉克人相互谈判，确定未来的伊拉克领导层。在完成对伊拉克安全部队的训练之后，美军应设计好退出战略。

来自前共产主义国家转型的教训 Political Alternation, Regardless of Ideology, Diminishes Influence Buying

对许多国家的企业而言，与法治相比，收买有影响力的政客（“收买影响力”）以换取政府对财产权和其它特权的保护要更有好处。但政党在丢掉权力之后就无法实践其诺言。如果政治更替发生的频率达到一定程度，收买影响力的预期收益就会下降，最终就不会有人从事这种谋求影响力的勾当了。本文给出的证据表明，权力的频繁更替非但不会造成决策过程中政治的消极不稳定或僵局，并且反而还会改善国家的治理。

真正的“阿拉伯街” The Real "Arab Street"

埃及知名的政治学家、卡内基基金会的中东问题专家艾姆尔•哈姆扎维（Amr Hamzawy）说, 真正能代表阿拉伯公众舆论的也许不是那些脱离群众的学者, 而是那些在阿拉伯日报和网络社论版上发表的读者的书面意见。这是受管制的阿拉伯媒体中弱小但相当重要的公开辩论的空间。从这些言论中可以看到, 阿拉伯民众是现实主义的，充满自信的，在极大程度上亦是宽容的, 这使我们有理由对这一地区的政治未来充满信心。

《改变中国的人: 江泽民的生活与传奇》
(The Man Who Changed China: The Life and Legacy of Jiang Zemin, by Robert Lawrence Kuhn, Random House, January 2005)

亨利•基辛格(Henry A. Kissinger)赞誉这本作品“提供了对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在转型期间的领导人的细致传记, 能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中国未来走向背后的力量。”本书试图改变西方世界普遍认为的江泽民的共产党专政领导的形象, 转而强调当代中国领导层与毛泽东和邓小平时代比起来的不同执政方式, 描述江是如何从一个基层干部变为一个成熟的技术官员。本书作者库恩是美国公共电视台(PBS) “接近事实”节目的主持人, 也是中国问题长期的观察家, 他认为江是一个通过他对技术科学的热爱和重要外交经历将中国翻开崭新一页的人物, 他特别强调了江处理与外国领导人关系和西方媒体关系的特殊方式方法。

《老龄化的中国：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人口问题》
(“Aging China: The Demographic Challenge to China’s Economic Prospects,” by Robert Stowe England, CSIS Washington Paper, February 2005)

中国是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它的人口老龄化步伐也超过了全球大多数其他国家。据估计，在2010年和2040年之间，中国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将从7％飞跃到25％，到2050年，老年人口将达到3亿3千多万。人口比例的巨大变化会给中国社会提出严峻的挑战：如何提供并保证充足的退休收入，以及如何维持老年人的基本医疗保障。尤其是在经济转型并逐步融入全球市场的当口，迅速老龄化问题是中国政府面临的巨大难题。在这篇美国国际与战略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的论文中，有20多年编辑和报道金融新闻经历的资深记者罗伯特•英格兰推算了因老龄化而可能给政府带来的巨额金融负担。通过分析老龄化所造成的广泛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影响，他认为， 从长远看，人口结构的不合理分布会比其他因素更容易阻碍中国经济的改革和发展，从而负面影响中国的国际地位。

《中国的地方化和宏观经济表现: 地区自治的代价》
(“Decentralization and Macroeconomic Performance in China: Regional Autonomy Has Its Costs,” by Andrew Feltenstein and Shigeru Iwata,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March 2005)

中国财政政策和经济地方分权给国民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带来怎样的影响? 通过实证研究，作者发现地方经济自治和中国的宏观经济表现有密切的联系。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经济地方化似乎一直在促进中国的实际国民生产值,但尤其是在70年代之后, 财政地方分权却对通货膨胀率产生了不良影响。也就是说, 地方分权似乎对经济增长有利, 而对价格稳定有害。

《亚洲在美国贸易日程上的正确位置》
(Asia's Rightful Place in the American Trade Agenda, by Senator Max Baucus, The National Bureau of Asian Research Special Report, Number 8, March 2005)

过去，美国始终与亚洲国家开展仅限于双边的且不太活跃的贸易政策，进入90年代之后，美国采取了比较强硬的协商方式，迫使中国降关税到发展中国家的最低水平才能加入世贸组织。参议员博克司认为，如今美国用外交的需要来引导贸易政策，关注于跟一些具有战略意义的小国家开展贸易协定，那么在这个过程中，美国就让中国增加了它在亚洲的影响，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美国在亚洲地区的影响力，在贸易方面，美国简直是拱手将亚洲让给了亚洲国家。贸易、国际支援以及其他经济协议自然是实现外交目标的重要手段，然而，在博克司看来，由于美国有十分之一的工作是与国际贸易密切相关的（并且这个比例还在增加），美国就必须以经济作为它的贸易政策的出发点，而并非政治。

《美台自由贸易协定展望》
(Prospects for a US-Taiwan Free Trade Agreement，by Nicholas R. Lardy and Daniel H. Rose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December 2004)

台湾对于美国有特殊的意义，它不仅是美国首要的高科技经济伙伴，也是关乎政治和安全稳定的重镇。在本书中，两位著名经济战略学家仔细考察了美台自由贸易协定对扩大美国经济利益和加强台湾安全的量与质的证据。他们的结论是，建立美台自由贸易区的直接经济利益是有限的，对推进台湾长期经济福利的作用也是细微的，但是这个协定对美国来说的最大价值是，它能推进台湾的地区融合。对美国而言，建立美台贸易协定不仅能鼓励台湾参与亚洲地区的自由贸易，而且更出于地缘经济和政治的考虑，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从与台湾的自由贸易协定中捞到的好处比统计过的12个国家中的10个国家都要显著。

《海峡军事均衡对美国意味着什么》
(“The China-Taiwan Military Balance: Implications for the United States,” by Ivan Eland, CATO Foreign Policy Briefing, March 2005) 中国大陆的经

济规模现在是台湾的四倍，并且明显在比台湾更快的速度增长着，这种大陆和台湾之间的经济差异最终会产生军事上的差距。加图研究所(Cato Institute)防务政策主任伊凡•俄兰德认为，台湾并非对美国的国家安全产生举足轻重的战略影响，中国却有更大的动力来攻打台湾，或许最重要的限制是，北京对台湾的敌意行为会损害中国与美国及其他重要国家的日益密切的经济纽带。但是他说，即使美国为台湾提供防御大陆的武器的非正式安全保障也是不明智的做法。美国不应对台湾提供非正式的安全保障，而应该出售更多的武器给台湾，让它增加自己保护自己的能力。尽管布什已经批准出售更多的武器，但是台湾需要更多的支持。

俄兰德指出，台湾有不少军事优势值得它自己好好发掘。首先，台湾可以利用所谓“箭猪”式战略来威慑中国大陆——它不需要与比它强大的大陆的冲突中获胜，而只需对大陆的军队造成无法接受的破坏就可以了。其次，台湾在对抗一个一般很难获胜的两栖攻击时，它作为一个岛屿有其地理优势来赢得防守胜利，因为大陆不太可能会有突袭战略、先进的海空军、充足的陆军部队或海上炮火支持。第三，目前台湾海军设备比较领先，大陆的海军防御和指挥则比较微弱，即使是部分的海上阻击也难以成功。最后，台湾可以运用它先进的空军进行被动防御和实施反攻大陆的导弹袭击。

《解开死结：和平解决台湾问题》
(Untying the Knot: Making Peace in the Taiwan Strait，by Richard C. Bush,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5)

美国台湾问题首要专家之一、布鲁金斯研究所（Brookings Institution）东亚研究中心的主任理查德•布什在他的这本新作中指出，台湾和中国大陆的关系是一个矛盾结合体。一方面，这两个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日益密切，台湾公司把大陆看作是制造产品和保持国际竞争力的厂地; 另一方面，两地区之间长期而不稳定的政治纠纷还在继续着。双方都防备对方的意图，并且通过构建军事力量来威慑冲突。美国可能被卷入这两个竞争者之间的战争。理查德•布什认为，双方争论的本质是它们对国家主权和安全的不同理解，在未来统一的中国，台湾政府将采取怎样的法律地位和国际角色呢? 中国大陆的军事力量正在日益壮大，台湾怎样才能觉得安全呢? 国内政治、国际竞争以及双方的误解又使这些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化。因此，多重的障碍阻止双方在谈判桌旁坐下来，也就更不可能达成互相可以接受的解决方案了。由于政策和政治上的严重限制，美国也无法在这一对抗中担任主要的冲突调解者角色。美国所能做的是, 首先向中国大陆提供政策保证, 以赢得和中国在一些外交问题上的合作, 同时必须加强台湾的政治信心和军事威慑能力, 并且阻碍台北挑畔性的政治动作。

《赖斯的亚洲之行:促进地区外交》
(“Rice’s Trip to Asia: Promoting Diplomacy in the Region,” by Peter T.R. Brookes, Dana R. Dillon, and Balbina Y. Hwang, Heritage Foundation Web Memo, March 11, 2005)

美国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的三位专家在此文中分析了美国国务卿康多莉扎•赖斯首次访问亚洲的计划, 她的行程包括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南韩、日本和中国。布什政府第二任试图加强外交, 因此赖斯的亚洲之行是继她的欧洲和中东之行后的重要举措, 其中, 中国会是她最重要的一站。双边讨论中的重要话题包括中国军事力量的增加, 中国与伊朗的关系以及韩核问题。中国必须明白, 海峡两岸必须要达成一个和平的、相互认可的解决方案, 针对台湾的反分裂法对海峡两岸的稳定是没有好处的。其次, 美国政府还应该敦促中国向北韩继续施压, 让它回到谈判桌旁来。另外, 中国还应利用它的影响敦促伊朗停止它的核武器计划。原美国国防部长助理彼得•布鲁克斯又特别撰文指出, 尽管眼下北京与华盛顿的关系还算稳定, 但是在政治甚至军事上产生冲突的可能性仍在增加,现在美国最为紧张的是中国增加军备费用的投入和军事力量的壮大,并且中国目前的军事力量已经显然超过了它自我防卫的需要, 美国中央情报局最新的报告认为北京的军事现代化已经打破了海峡两岸军事力量的平衡, 北京对伊朗武器项目的支持也让美国愈加提高警惕、忧心忡忡, 中国要维持与美国建设性的合作关系, 就必须在这些问题上作出妥善的反应。

《中国的“睦邻”外交:披着羊皮的狼?》
(China’s “Good Neighbor” Diplomacy: A Wolf in Sheep’s Clothing?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 Asia Special Report, January 2005)

这份由国际学者中心出版的特别报告对中国与亚洲邻国关系的改善及其隐患进行分析。乔治亚理工大学的约翰•葛维(John W. Garver)认为, 中国在冷战后时期的核心利益是在亚洲地区保持它非伊斯兰和非民主的国家体制, 并且保证印度和巴基斯坦在南亚地区的均势状态。西南密苏里州立大学的丹尼斯•何克(Dennis V. Hickey)把中国称为是东亚地区“维持现状的大国”, 它反对日本重新武装起来, 赞成一个无核的朝鲜半岛, 而且避免台海两岸的剧烈冲突。印第安那州立大学的迈克•程伯(Michael R. Chambers)注意到, 在不久的将来, 中国在东南亚不断增加的影响力可能会对美国造成一定的挑战。这三位学者都同意中国目前不会在亚洲称霸, 但是他们无法预测中国究竟愿意将它现行的睦邻政策维系多久, 特别是当中国与日本、印度和台湾的关系不那么妙的情况下, 就更难说友邻政策是否能继续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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