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内基中国透视》月刊
Carnegie China Insight Monthly
2006年第2期 （总第13期，2006年3月）

主编：卢 咏
Editor: Yong Lu
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出版
Published by the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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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中英)

作者系中国改革开放论坛—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联合项目高级研究员

中国在亚洲的“共赢”承诺

“共赢”（win-win approach）是目前中国解决内外问题的执政理念之一。中国外交奉行“共赢”的指导方针，在“和平共处原则”的基础上，通过互利、合作谋求发展，改善国际环境，尤其是周边环境，推动中国的“和平崛起”。

最近几年，中国一直主张和寻求与亚洲共赢。继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中国提出“负责任的大国”理念来，中国相继提出“与邻为善、以邻为伴” 、“共同发展”、“扩大共同利益的汇合点、妥善解决分歧”等处理与亚洲国家关系的方针，同时，推动亚洲地区的多边主义和地区主义发展。

中国在亚洲的“共赢”外交总体上受到欢迎，至少是谨慎的欢迎。根据我的观察，除日本右翼势力和台湾民进党当局外，“中国崛起”不再等同于“中国威胁”，亚洲版本的“中国威胁”论调减少了。尤其是，当亚洲国家急于分享中国的繁荣时，他们不仅不谈论“中国威胁”，而且还主动批驳之。应该说，这是中国外交取得的一个大的成功。即使是印度，在一些领域存在着与中国的争端和竞争，但是，由于与中国的关系深入改善，新德里也在高谈与中国的合作，与中国“共同领导亚洲的发展”。最近，中国和印度具有实质意义的能源合作就是一个好例子。

中国如何与亚洲“共赢”？

在大方向上，追求“共赢”是正确的。问题是，如何实现“共赢”？在中国谈论“共赢”时，国内外仍然对此充满了观望、怀疑和不安。因为“共赢”毕竟只是国际关系现实的一个方面，而不是其全部。坦率地说，中国和亚洲仍然存在相互竞争的“零和”情况。比如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在许多领域，如吸引外资，存在着彼此的竞争。

目前开放和繁荣的中国成为亚洲各国增长最快的大市场。冷战时代，美国为东亚一些国家提供了市场，支持了从韩国、日本、台湾、新加坡、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的经济，进而使美国利用这些国家对抗苏联的扩张。今天，通过提供生产基地、提供廉价优质的劳动力和开放国内市场，中国已经取代美国成为亚洲（甚至包括澳大利亚）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台湾）的最大贸易伙伴。总体上，亚洲已经从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中受益。这本身是中国和亚洲“共赢”的最基本事实。

于是，简单的为人们普遍接受的道理是：最大化“共赢”和最小化竞争。现在看来，最大化“共赢”和最小化竞争的最好方式是地区合作。亚洲的多样性非常突出，在多样性的基础上实现欧洲联盟式的地区一体化不太容易。但是，多样性可能导致国家之间的互补性。只要在政治上高瞻远瞩，确立“共赢”的价值，克服困难，就能实现亚洲在多样性基础上的统一（integration in diversity），多边接触，集体制定行为准则，遵守这些准则，逐步形成地区制度结构。地区一体化的路不可能平坦，可能进一步退一步，最好的情况是“进两步退一步”，只要坚持，应该能走得通。

怀疑地区一体化的人从来就不是少数，就如同怀疑“共赢”的人一样多。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中国真的主张和推动亚洲一体化，那么，中国的这种推动作用本身就是亚洲一体化可能走向成功的一个有利的和积极的因素。

地区一体化的道路，就是“共赢”的道路。比之单纯的大国主导的地区体系和均势地区体系来，地区一体化构造出来的地区体系是赢得持久和平与共同繁荣的国际体系，符合所有亚洲国家的利益，当然也应该符合唯一超级大国美国的利益。

“共赢”的承诺容易，但兑现却不容易。为了“共赢”需要一些国家发挥领导作用。东盟目前发挥了积极的领导作用，但明显地不够。大国，如中国和日本，甚至美国，需要联合起来支持亚洲的地区一体化努力。

大国要在外交上紧密地与小国交往（engagement），而在他们困难的时候应该伸手援助。不能让小国完全服从于大国的利益和日程。金融危机时中国对东南亚国家的援助已经得到普遍确认。中国在南中国海领土问题上采取灵活和务实态度，而且与东盟第一个签署了《东南亚友好和合作条约》（Treaty of Amity and Cooperation），为中国—东盟的具有和平与合作性质的长期战略关系奠定了基础。预期，中国和东盟的关系还将深入发展。2006年，中国—东盟将举行历史上第一次高峰会议。

当然，中国和亚洲“共赢”的时间还不长。中国和亚洲的关系中间还存在许多挑战和问题。中国知道，美国在提醒中国和告诉亚洲，“中国寻求在亚洲的权势主导地位”。然而，事实上，中国没有谋求在亚洲取代美国的霸权，而是小心翼翼地欢迎美国国务院主张的共赢性质的“负责的利害相关者”（responsible stakeholder）建议。比如，中国已经强调东亚峰会（EAS）的“开放地区主义”（open regionalism）性质，且中国一直重视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在地区一体化中的作用。加上，东亚峰会中包括了日本、澳大利亚等美国的盟国，所以，任何担心中国将通过东亚峰会排斥美国的想法是缺少依据的和多余的。

中国与亚洲：转变中的但尚未定型的关系

从长远的角度看，客观地看，中国与亚洲的关系仍然具有不确定性。第一，多数亚洲国家享受着中国经济增长带来的好时光，中国与亚洲国家正在“同甘”，但一旦中国经济增长遇到大的阻力，难以持续下去，亚洲国家能否与中国“共苦”还不确定。

第二，中国经济尽管已经排名“世界第四”，但仍然是亚洲第二，且距离亚洲第一的日本还相当远。由于中国全面向世界开放市场，外资对中国经济的控制不断加强，中国国内“民族企业”已经感到巨大的压力，由此迟早将影响中国的国内政治进程。这两个方面加到一起，使中国市场对亚洲和世界的开放终究是有一定限度的。

第三，建立亚洲新的地区框架或者地区制度的努力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国际谈判和互动的时间。只有到这些地区结构基本建立起来，中国与亚洲的“共赢”关系才能基本确立起来。

第四，美国仍然是亚洲现存地区安全结构的中心。中国与美国为中心的地区安全结构的关系仍然是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美国将继续防范中国，以免中国挑战其在亚洲地区的基本、关键利益和现存的以美国为中心的权力结构。为此，美国将加强与其亚洲盟国的联系，以及美国在其中的多边制度，如APEC和ARF。值得指出的是，除日本外的其它亚洲国家，仍然要借重美国来平衡中国的影响。它们也奉行古典的“双重下赌注”策略（“hedging” strategy），利用中国的机会却不会与中国真正“结盟”，同时却保持与美国的传统关系。

第五，冷战结束后，尤其是金融危机以后，东亚不少国家国内政治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中国邻国的国内政治社会变化实际上终将影响这些国家与中国的关系。最后，长期存在的朝鲜问题、台湾问题和可能难以根本改善的中日关系等三大棘手问题将严重影响中国与亚洲建立共赢的新型关系。

简单的结论：中国追求与亚洲“共赢”是战略上睿智的外交选择，这应该看作是中国的转变性的亚洲政策。如果这一亚洲政策得以长期坚持下去，中国与亚洲的关系迟早将发生进一步的转变。中国与亚洲关系的变化过程中的美国因素是明显的。为了中美在亚洲的共赢，中美需要就各自的亚洲政策达成战略谅解，以亚洲地区一体化为平台展开合作。

(卢 咏)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即将于今年4月20日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胡锦涛担任主席后首次访美，无疑被视为中美关系中备受瞩目的经典时刻。

胡锦涛在当前中美关系敏感而复杂的时期访美，一些敏感议题必然将出现在会议的议程里，包括贸易、伊朗核问题、朝鲜半岛核问题、台湾问题、中国扩军等。

为精确评估和展望胡锦涛访美的议程和意义，《卡内基中国透视》对两位极具影响力的美国外交战略专家进行专访。其一是美国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中国中心主任贝德（Jeffrey A. Bader），他曾任美国贸易助理代表，完成中国和台湾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也曾是负责东亚和太平洋地区事务的国务卿助理和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的主任。其二是美国企业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Research）高级战略研究项目执行主任史密特（Gary J. Schmitt），他是新保守主义的主要思想家之一，在里根政府担任总统外交情报咨询组的执行主任，他的观点与贝德相得益彰，更能全面体现华府政策界的看法。

高层沟通的延续，而非突破

《卡内基中国透视》： 胡锦涛访美是否可能为中美合作开辟新机遇、赢得新突破？

贝德： 这样的提法有些过于雄心壮志了。我并不认为这次峰会能带来什么重大的突破。这更是一次中美高层领导沟通、接触、加固双边关系的过程的延续，为将来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铺平道路，而并不是要建立一种新型的关系。

去年九月，美国副国务卿罗伯特•佐立克(Robert B. Zoellick)提出了当前美国对华政策中的新元素：中国已经成为了国际制度的参与者；然而，新的形势要求美国不能再停留在单纯的接触政策之上，而是要促使中国变成国际系统中一个负责的规则制定者和“利害相关者”，来加强让其得以发展的现代国际制度，甚至参与塑造未来的国际新体系。我想本次峰会正是这一想法的体现。中美关系是支撑许多国际体制的重要成份，两国可以在很多领域（例如反武器扩散、反恐怖主义、能源、环境、打击非法贸易、扶贫等领域）展开合作。如果这次访问能够提出一系列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双方都表达致力于解决这些问题的许诺，并以此激励今后的努力，那么会晤便是成功的了。

史密特： 我认为双方将主要交换他们对长远政策问题的战略看法，因此不会有重大的突破。可能会在某些紧迫问题、如伊朗核问题和部分贸易问题上取得共识。这次峰会将侧重于把两国之间的分歧提出来，而并非着手解决这些分歧。

贸易问题是会谈的难点

《卡内基中国透视》： 哪些议题一定会在会谈中被摆上桌面？

贝德： 我想四个问题将主导峰会：贸易、伊朗、朝鲜和台湾。其中贸易问题是最首要的。

对于美国与中国贸易赤字的担忧主要来自于国会。根据美国的计算，去年美国贸易赤字高达2千亿美元，其中24％是同中国的贸易赤字，而且赤字还在持续上升。国会希望看到减少赤字的实际行动。贸易涉及到两个相关问题，一是人民币汇率，二是知识产权保护。

国会提出了各种议案，说如果人民币不升值的话中国出口向美国市场的商品将被课以惩罚性关税。这些议案是不会被通过的。但是，其他类型的有关中国贸易的立法有可能会通过。尽管中国在去年夏天将人民币升值了2.1%，然而人们还是普遍感到中国的外币存储量仍在急剧上升，人民币汇率未能反映出它的真实价值。这个问题倘若始终悬而不决，美国必然会采取行动。

知识产权是一个更大、更难的问题。中国中央政府在地区上贯彻执行知识产权保护法规时遇到很大阻力。地方政府和法庭在执法上有困难，公司出于眼前利润对法律熟视无睹。美国有可能会向世界贸易组织就中国知识盗版情况提交诉讼，根据中国对世贸组织的承诺条款，中国应该提供知识产权保护。

我前面提到，峰会的主旨是使两国关系更为稳定化，强调广泛的合作，然而在贸易问题上是个例外，这个问题存在导致中美发生摩擦的风险。由于美国国内巨大的政治压力，贸易问题需要拿出来单独解决。

史密特： 会谈将涉及到许多问题，包括紧急的（如伊朗）和长远的战略问题。今年11月将举行美国国会选举，小布什政府很清楚它所面临的国内政治压力，这将使会谈变得复杂化——中国会吃惊地看到小布什政府在贸易和人民币汇率问题上加大了压力。

美国的预期目标

《卡内基中国透视》： 从美国的角度来看，小布什政府希望通过会晤达成怎样的外交目标？

贝德： 对美国来说，除了想在如前所述的贸易问题上取得进展（希望中国汇率准确升值和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之外，另两个主要期望是中国能在伊朗和朝鲜半岛核问题上提供帮助。美国希望会晤能成为促进以上问题得以解决的开端。

在伊朗方面，美国希望中国能联合起联合国安理会其他成员国，对伊朗采取强硬态度，清楚表明如果它不放弃核计划的话，安理会将对其施加禁运等制裁措施。此外，中国与伊朗在能源方面建立了较好的合作关系，这给中国影响伊朗的行为添加了砝码，中国应该利用这层特殊关系向伊朗施加更大的压力。

在朝鲜方面，六方会谈依然收效甚微。去年八月举行的第四轮六方会谈虽然签署了共同声明，但是朝鲜至今没有任何开始执行的迹象。美国希望中国利用其与朝鲜的关系，劝服朝鲜拟定下一轮六方会谈的日期，并采取实际行动贯彻共同声明。

中国的和平承诺

《卡内基中国透视》： 美国目前对中国崛起的警惕感上升。中国多次强调“和平崛起”政策，试图同美国保持稳定关系。那么，中国应该如何在外交手段上体现其可信度、向世界证明它的发展是和平的呢？

史密特： 事实上，美国所担忧的不是中国发展本身，而是中国的发展同它的政治制度不协调。印度也在崛起，美国对它的担忧就较之少了很多，关键是因为印度具有民主体制。中国因为害怕国内不稳定而不愿尝试政治改革，美国却往往认为一个国家的行为同它的政体有关，于是，中国维护国内稳定的需要成为了美国担忧中国崛起的根本原因。

从短期来看，我想北京倘若能够在朝鲜及伊朗核问题上与美国积极合作，会得到华盛顿的善意回报。

贝德： 首先，美国希望中国不要挑战其在亚洲地区的基本、关键利益和现存的以美国为中心的权力结构。也不要孤立它同亚洲其他地区的关系。

其次，中国需要强调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决心，通过赢得台湾人的民心来实现“一个中国”，而不是迫使台湾接受“一个中国”。台湾是今后20年唯一能够引发中美军事冲突的问题。

再次，中国应该利用它扩大了的国际影响力来维护世界和平和安全。影响朝鲜和伊朗的核计划非常重要。这还和中国的能源安全问题密切相关，特别是中国如何同西非和拉丁美洲国家建立能源合作，处理好与这些国家的外交关系。中国的国有石油企业在同那些国家建立合作的时候应该懂得且遵守国际能源市场的投资规则。这是中国兑现“和平崛起”承诺的重要方面。

最后，中国应该表明它目前大幅增加军费开支的战略目的，增加军事透明度，让其他国家理解它的军事意图和军事能力是相匹配的。

重塑中国政策：卡内基辩论 Reframing China Policy: The Carnegie Debates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国力的增强，中美关系变得愈加复杂。为了资讯和倡导有利于中美共同利益的政策过程，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中国项目自今年五月起推出为期18个月的系列辩论，题为“重塑中国政策：卡内基辩论” （Reframing China Policy: The Carnegie Debates）。讨论的重点是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演化及美国对华政策的制定。

每场辩论都将邀请两位持相左观点的专家出场，就某一个议题进行讨论。本次系列辩论会得到美国国会工作人员的支持，今年四月将在国会山上召开评论会，对这一项目的具体内容征求国会人员的意见。《卡内基中国透视》将对辩论会作系列报导。

陈水扁保住其重要性的赌博 Chen's Gamble to Stay Relevant

卡内基基金会中国项目主任和高级研究员裴敏欣（Minxin Pei）在《海峡时报》（Strait Times）中撰文写道，台湾总统陈水扁在2004年3月赢得连任之后下了很大的赌注来试探大陆的底线，他不仅抬高了要让台湾成为正常国家的呼声，而且落实到计划新宪法公投，以加速台湾从大陆永久彻底的分裂。然而，两年后的今天，随着中美关系的好转，台湾问题已然不再是中美高层领导人会晤时最首要的讨论话题了。而今，华盛顿和北京更关心的是更为紧迫的全球和地区安全问题：阻止朝鲜的核武器发展，向伊朗施压要求它放弃其核计划，以及探讨中美双边关系的新框架。对东亚来说，海峡危机的缓解是值得庆幸的好消息。

在过去两年中，台湾内部、大陆和美国政策的新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陈水扁的统治效率，使民进党的政治未来处于劣势。党内的领导人在台湾和美国都丧失了信用。这些新发展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台湾人由于警惕陈水扁利用公投修宪来让台湾获得合法独立的意图，在2004 年12月的议会选举中将民进党拉出了议法院的大多数席位，这在一夜之间削弱了台独势力的活动。其次，大陆领导层在两方面调整了对台政策，一是增加军力以应对台湾通过新宪法的冲突，二是采取“讨好攻击法” ，邀请台湾在野党领导人访问大陆，并向台湾提供了一整套的经济优惠政策和摆出友好姿态，陈水扁政府对此无法直接抵制，也难以扭转人心——台湾民众对民进党种族分裂的政策越来越感到厌烦，转而希望回到稳定的海峡关系。另外，在美国方面，小布什政府自2004年起也重新调整了对台政策，华盛顿对陈水扁利用美国的支持挑起与大陆的危险冲突的做法十分警惕，在一定程度上冷却了其对台北的支持，反复强调反对所谓的“单方面改变现状” ，显然，华盛顿为台湾合法独立而战得不到任何眼前的利益。

事实上，陈水扁会在接下来的权力日渐衰弱的两年任期中竭力维持自身的重要性。目前判断他的赌博是否能成功时日尚早。北京对他最近的挑衅反应冷静，反而依赖于华盛顿来约束台北的行为。陈水扁要将他雄心勃勃的计划变作现实会面临大量的实际困难，若想在最后两年的任期内扭转乾坤，实在不是件让人感到乐观的事情。

中国的革命结束了吗？Is the Chinese Revolution Dead?

今年3月6日，哈佛大学教授、哈佛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Fairbank Center for East Asian Researcrh）主任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在卡内基基金会演讲，讨论中国目前的转型问题。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引起了国家和社会之间的紧张关系，那么，日益增加的社会矛盾将如何影响中国的政治稳定和经济增长呢？裴宜理认为，中国过去的革命经历和传统仍在深刻影响着当代政治。毛泽东时代的模式和承诺继续体现在游行反对者的信仰和行为中，也表现在地方政府官员身上。也就是说，中国的革命传统远远没有终止。

裴宜理说，尽管中国精英领导层的文化程度和组成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但是整个党国的结构是稳定不变的。中国政府善于运用革命技术、尤其是国家提供的归属感来快速动员或扑灭社会动荡，同时也习于巧用“分割统治” 的手段来加强中央权力。这些战略从镇压法轮功和处理非典型性肺炎的危机事件中可见一斑。并且，中国领导人还热衷于在群众中注入革命的理念，如目前盛行的参观老革命根据地的“红色旅游” 就是个例子。

革命的政治言语不仅被领导层所运用，也被广泛运用在如今的游行运动中。裴宜理说，这些游行抗议并非现代意义上的试图推翻政府的活动，而是愤怒的人民创造性地运用革命的语言来嘲笑政府未能兑现他们对老百姓的承诺。因此，中国目前的游行抗议并没有深刻改变国家和社会的关系，不说明政府对社会失去了控制。中国人现在有了更多的法律意识，却谈不上是人权意识。中国政府对天安门事件和法轮功活动的成功镇压说明它继续掌握着控制大众反对力量的本领。

发展金融：来自中国的经验 Development Finance: Lessons from China

四位美国经济学家就中国现有的金融制度是否运转正常展开激烈辩论。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盖保德的最新研究认为，中国的金融体制很好地满足了中短期的需求，它不是引起忧虑的源泉。我们关注的方向不应是中国的金融体制会否崩溃，而是中国是否有能力管理国内的转型问题。这一观点遭到了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拉迪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国分析部主任普拉萨德不同程度的异意。

中日言论的恶性循环 A Vicious Sino-Japanese Cycle of Rhetoric

中日人民之间日益加剧的彼此敌视和憎恨严重干扰了中日关系的良性发展。日本对中国的负面认识源自于对中国政治体制的敌意，对中国军事和经济力量的畏惧，以及对北京支持反日宣传的厌恶。中国对日本的憎恶在最近双边关系恶化以前就已经很强烈了。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日本和中国领导层的政策和对公众作出的姿态刺激了国民的仇恨情绪，使他们对中日关系的发展前景感到悲观。

厌倦世界 World Weary

由于受美国政府在伊拉克的失败的影响，美国公众开始厌倦美国对他国事务的卷入。他们对自由主义的国际主义者和新保守主义者处理外交事务的方法，都愈来愈持否定的态度。取而代之的是，在这个问题上，他们的态度与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流行的观点以及90年代许多美国人信奉的全球观相类似。简言之，越来越多的美国选民正在成为孤立主义者。

脆弱的和平 Fragile Peace

无论印巴双方可能发表什么声明，印巴和平进程都比表面看上去的要脆弱得多。这部分是因为结构上的原因，部分是因为穆沙拉夫将军的真实意图和行动，远比新德里和华盛顿愿意承认的状况要模糊。穆沙拉夫的冒险倾向，以及他那被反复证明的为了赢得暂时的战术上的胜利而牺牲长远战略上的胜利的意愿，可能是目前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和平进程取得突破的最大障碍。

美国反对有核伊朗的可行方法 Options Available to the United States to Counter a Nuclear Iran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研究副总裁乔治•潘可为(George Perkovich)在国会提供证词道，在决定伊朗是否继续寻求核能力的问题上，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是民主政治。大国除了采取措施劝说伊朗不要发展核武器之外，还有其他措施，包括两个相关的方面：首先，伊朗应认识到发展核武器需要支付沉重的国际和国内成本；其次，伊朗应认识到通过签署国际能源协议来生产核能将带来许多国际和国内利益。

核不扩散机制亟须加强 The Urgent Need to Strengthen the Nuclear Non-Proliferation Regime

建议联合国安理会采取紧急行动，通过一项普遍适用的有约束力的决议。当国际原子能机构发现某一个国家不遵守它的保障义务时，该项决议中所规定的三条措施将会被用于控制危机。这三条措施包括：加强国际原子能机构为了消除不确定性而实施核查的权力；吓阻不遵守保障义务的国家退出该条约以便享有非法所得的核材料和设备的益处之想法；中止该国一切与燃料循环有关的敏感活动。

《崛起至挑战者地位：中国的宏伟战略和国际安全 》
（Rising to the Challenge: China’s Grand Strategy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by Avery Goldstein,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这本著作探索了中国在国际舞台上为追求国家利益而采取的宏伟战略。书中首先给出了中国宏伟战略的历史背景和国际环境，然后探讨中国国力的增长，人们对中国崛起的理性的担忧，以及中国对这些担忧采取目前的反应的缘由，接着提出了中国宏伟战略的两大特点及其延续性，最后评估了这一战略对国际安全和中美关系所带来的挑战。作者中肯地指出，如果美国的政策能够奖励中国外交方式的积极方面，并且摈除那些较为阻挠性的或者狭义自私的行为，则可以塑造中国崛起过程中对未来发展道路的抉择。而且，美国倘若能够对中国的宏伟战略采取回报性的政策，那么至少可以创造一些合作的机会，同时防范发生冲突的可能性。本文作者系宾夕法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政治系教授。

《中国在亚洲的崛起：承诺与险境》
（China’s Rise in Asia: Promises and Perils, by Robert Sutter, Rowman & Littlefield, 2005）

在美国自毛泽东时代以来对中国给予最大担忧之际，本书显然涉及了一个热点问题。美国这一全球超级大国是否能够与中国这个上升中的地区大国和全球新经济力量和平相处呢？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两国的政策。本文作者现任乔治敦大学（Georgetown University）访问教授，曾在国会图书馆、中央情报局和外交部有着丰富的亚洲外交经验。作者谨慎地探讨了中美官员、学术界和新闻界所可以采取的政策，将中国的政策与它的周边国家（日本、俄罗斯和东南亚国家等）作比较。书中平衡各种观点，并清楚地表达了作者本人的想法，适合于任何对中美关系感兴趣之士阅读。

《中美关系史典》
（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United States-China Relations, Series: Historical Dictionaries of U.S. Diplomacy #2, by Robert Sutter, Scarecrow Press, November 2005）

这本参考书囊括了有关中美关系的关键人物、外交官员、重要机构和自19世纪末至今的重大历史事件。引论部分描述了两国在政治、军事和意识形态方面的种种不同，两章附录列举了中美主要领导人情况，极具参考价值。

《亚洲的自由化和发展：21世纪的挑战》
（Liberalization and Growth in Asia: 21st Century Challenges, by Mohamed Ariff and Ahmed M. Khalid, E. Elgar, 2005）

作者试图比较中国、印度、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韩国、泰国和新加坡近年来经济增长的经历。他们的研究紧扣目前的“正统学术” ，即市场开放和经济增长有着一对一的必然关系，法律和机制改革则是增加这一关系有效性发挥的条件。正因如此，书中未能详尽探讨另外一种经济理论：邓小平及其继承者的现代马克思主义如何塑造了中国经济的转型。但是，书中对这许多国家共同具有的特定形式的以自由化促经济成功的经验作出了清晰的分析，对读者从地理方式了解亚洲的经济发展有较大的帮助。

《中国劳动力市场的转型 》
（Towards A Labor Market in China, by John Knight and Lina S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这两位英国学者提供了有关八十年代初以来中国劳动力市场建设的精辟而完整的分析。改革开放早期的劳动力分布是由部门体系控制的，本书用大量的数据和入户调查结果探索了在中国分配体制逐步解体的过程中劳动力操作和支付的转化情况。作者还展示了这种改革所造成的结果，包括激励机制的变化，收入不均衡的加重，在农村劳动力面临着与城市劳动力不同境遇的条件下劳动力市场的可持续性，不同经济部门所受到的不同程度的影响，在较长平均失业期中劳动力的调节，以及效率工资成分等。这些都可以理解为从陈旧的官僚模式转化为由市场动机来决定雇用和工资的体系所带来的结果。

《传播性的资本主义：全球化和中国劳动力政治 》
（Contagious Capitalism: Globaliza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Labor in China, by Mary Elizabeth Gallagher,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5）

本书作者将外商直接投资摆在中国经济改革进程的首要位置，而且提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观点：外商直接投资的迅速增长促进了经济成功，从而妨碍了政治自由化的进程，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的传播不益于民主的健康发展。在作者看来，中国以外商直接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不同于其他东亚国家的发展模式，中国发展的结果造成地方和国家领导层高度依赖于外国投资者和资产公司，以至于公共政策的选择不代表国内劳动人口和家庭的根本利益。这标志着社会主义制度的死亡。她认为在中国目前的社会体制中，民主并未抬头，威权主义却在上升，缺乏社会主义时期的社会福利保障和雇用安全。

《发展中国家的外商投资 》
（Foreign Investment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by H.S. Kehal,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这本合集涵盖亚洲发展中国家和墨西哥外商直接投资的原因、趋势和结果。大多数章节涉及一个国家的情况，有些章节分析国家和地区间的互动和比较，例如有关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如何影响东盟国家。

《中国的改制：过程，成果和展望》
（China’s Ownership Transformation: Process, Outcomes, Prospects, by Ross Garnaut et al, World Bank, 2005）

本书关注中国企业所有制的转型问题，分析中国国有企业转型和私有企业发展的演变情况。作者指出了改制过程中存在的积极和消极的结果，以及对国有和私营企业的影响。他们强调，立法环境的改善对将来改制的成功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还提出了必须重视改制所带来的社会影响，比如目前存在的重复的或混乱的社会福利保障制度，并且认为，随着私营部门的兴旺发展，这些困难能够得以改善。

《中国农村的转型 》
（China’s Urban Transition, by John Friedman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2005）

本书对中国在后毛泽东时代令人吃惊的都市化进程进行了清晰而有说服力的描述。书中的观点是对这样一种学术趋势的反应：不再将中国的变化大部分归于外部原因，而将焦点放到中国国内引起这些变化的内部动因。第一章追溯了封建时代中国城市的历史及其同西方城市的截然不同之处。接下来的五章和结论部分关注上世纪城市的发展。现有36%的中国人口居住在城市里，三十年后，9亿人口(60%)将成为城市居民。个人空间和自主是经济增长和都市化的伴随物，因此，中国政府必须在愈加多元的社会和历来单一的政治制度间寻求平衡。作者并不认为中国马上会涌现出公民社会，他还认为，中国不能完全由市场机制来决定，因为这个国家需要更多的中央决策来解决一系列问题：环境污染，失业率上升，贫困和经济发展不均衡。

《神圣的农村：中国北方农村的社会变化和宗教生活 》
（The Sacred Village: Social Change and Religious Life in Rural North China, by Thomas DuBios, University of Hawaii, 2005 ）

作者根据河北省的档案和他的实地考察，分析过去150年间中国北方农村的宗教生活。作者认为清政府、民国政府和现在的中国政府对人们宗教生活的控制能力都很有限，而且目前中国的宗教政策和晚清时期的政策颇有相似之处。书中对一些主要的大众化的宗教活动进行研究，探讨这些现象是如何造成的以及怎样影响地方文化。个人对宗教的信仰程度随每个村庄的不同情况而不同，一般都是由一小部分积极的宗教仪式专家和其他许多比较被动的参与者，大多数人参加宗教活动往往只是“在需要的时候或者保持一种互惠的关系来获得保护”。本书对中国北方农村的宗教实践和信仰作出了很有启迪和创见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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