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内基中国透视》月刊
Carnegie China Insight Monthly
2005年第4期 （总第5期，2005年4月）

PDF 版本 PDF Version 

(卢 咏)

悬崖边的中日关系

春日的华盛顿是樱花盛开的时节，三千多棵最初由日本于1912年赠送给美国的樱花树在杰斐逊总统纪念堂四周竞相争艳，引得游人如织，欣赏这份大自然与和平友好所带来的馈赠。然而与此同时，大洋彼岸的中国大陆却正在涌起一场空前猛烈的群众反日大风波，这种局面又因为中日两国政府的互不让步而变得愈发紧张。中日关系恶化到了建交30多年来的谷底。

抵制日货的活动早在今年二月份就零星始于中国内地的一些地区了，同时，一些中文网站收集了百万签名反对日本加入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今年4月9日，北京爆发了万人反日大游行，4月10日，示威活动蔓延至南方重镇深圳和广州，4月17日，全国商业中心、居住着2万日商和众多日企中国职员的上海也有几千人涌向街头，在日本使馆周围举起“振我中华、打倒日寇、抵制日货”等口号。游行人群中的大多数是年轻大学生，但也不乏社会各界各年龄段的市民。这片反日激情更通过电子邮件和互联网传播到了世界各地的华人圈内，“反日”或许是如今最能够引起中国人强烈共鸣的话题。

反日风暴的最直接导火线是日本教科书问题。今年4月初，日本文部审定批准了将在2006年4月正式使用的历史教科书修订版。在新版教科书中，日本对二战时期的侵华战争作了修改删节，例如对南京大屠杀只是以“日军导致民众中出现了很多死伤者，这就是南京事件”一笔代过，且完全删除了日军慰安妇的事实。教科书的修改同样激怒了韩国人民，主要因为它把韩国独岛（竹岛）写成“原本属于日本而被韩国非法占领”。

反日的第二个重要原因是联合国计划体制改革，日本积极谋取让自己提升到常任理事国的位置，中国则普遍认为日本对二战罪行缺乏深刻反省，因此没有资格“入常”。

另外，中日之间在近期内发生了一系列不愉快的事件，包括钓鱼岛主权之争、东海天然气资源开采争议以及日本首相不断公开参拜靖国神社等。

4月17日至18日，外交部长李肇星与日本外务大臣町村信孝在北京举行的紧急会谈未能打破政治僵局。中国认为责任在日本一方，重申日本应反思与处理它战时的侵略后果。日本却没有任何诚恳致歉的意思，反而称中国的行为是“破坏性和暴力的”、“让人极度遗憾的”，怪罪中国政府没能为在华日企日商提供安全保障，反复要求中方对其抗议行为道歉。双方仿佛走到了悬崖边，却仍然互不让步。

中日关系倒底怎么了？日本为何态度强硬？美国将作何反应？中日关系僵化对东亚局势乃至国际安全将造成什么影响？以下通过采访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中国项目主任、中国问题资深观察家裴敏欣博士(Minxin Pei)，对上述问题作出分析。

中国如何失去了日本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在裴敏欣看来，群众游行或教科书问题等都只是一个表面现象，它们反映的是长期积累下来的中日交往间的深层问题。

从中国民众的视野来看，近年来他们对日的厌恶情绪不断上涨，但以前的反日行为往往是个人化的，如个人向日本打官司要求赔偿或在媒体发表反日言论等，像这样大规模的、有组织的、公开而带有暴力的反日行动还是首次发生。这主要是因为过去的一年是中日之间的多事之秋，彼此间矛盾不断，而日本触动着中国人民族情绪中最为敏感的神经，任何与日本发生的事件都可能被“上纲上线”，日本对华的态度显得无礼而傲慢，这让中国人无法接受，最终导致积怨爆发。

从中国政府的角度来看，在这个注重和平友好的文明时代，发生这样的事件毕竟是让世界感到十分不安的，中国政府此时是否也应该反思一下，寻找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呢？

裴敏欣分析道，从外交政策上而言，中国政府应该从过去一年来与日本发生的一系列不幸的变化中汲取一些教训。目前中国政府也意识到了改善中日关系的必要性，因此特地于2004年9月将中国最优秀的外交官之一王毅派驻日本大使，这其实是向日本发出了一个改善关系的信号，但这一政策调整发生在中国球迷闹事、日本游客珠海嫖娼事件、东海天然气纷争、中国潜艇误入日本领海等诸多对日本人心理打击很大的事件之后，已经为时过晚。

裴敏欣说，中国九十年代以来的对日政策是非常不明智的。中国过去在中日美的三角平衡中过分强调了中美关系，而忽视了与日本发展关系，未能全面正确地考虑日本国内发生的根本性变化，在国内宣传中也过分侧重于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渲染，忽略了大多数日本人还是热爱和平的这个事实。中国政府的假设是，如果中美之间的关系紧密了，就可以疏远美日关系。例如中国最高领导人最近一次访日——1998年的江泽民之行就是十分不成功的，江泽民未能如愿得到日本就过去侵华罪行的正式书面道歉，结果拒绝在联合宣言上签字，并发表了令日本人无法接受的讲话，而1998年却正是中美关系发展的如日中天的时候，克林顿访华，并与中国建立了美中“战略伙伴”关系。但是，中国没有考虑到，日本越是在亚洲感到孤立，就越会向美国靠拢，美日之间的共同战略需要远远多过于中日之间的共同利益。小布什上台后，美国有意拉拢日本，以日为中心部署在亚洲的所有战略，这也正中日本下怀。因此我们看到在过去几年中，美日关系大有好转，美中关系略有倒退，中日关系大幅倒退。这说明，中国将所有的赌注都押在美中关系上是个错误的决定，这让中国最终完全失去了日本。

从日本的角度分析，裴敏欣认为日本政府在一年前就决定开始对华采取全面对抗的态度。其标志性举动有四个方面。第一，一年前出台的日本防务报告首次公开将中国和北韩并列定性为它的“军事威胁”(security concerns)；第二，在欧盟对华军售解禁的问题上，日本一改往日比较低调的作风，而是跟美国一样跳出来激烈反对；第三，日本政府在应对中国反日活动的态度上现在依旧比较强硬；第四，也是最重要的一点，美国十多年来企图将台湾问题纳入美日安保之中，日本迟迟没有答应，今年2月份却突然同意把美日安保的共同目标指向台湾，而且这条消息首先是从日本政府传出的，可见日本积极程度之高。这一切都说明日本已经迈出了全面对抗中国的战略步骤，这使中国政府对日改善关系的意愿很难得到实施。

日本之所以决心采取强硬的对华政策，除了跟中国政府的外交手段与小布什政府的对日支持有关之外，还与日本人的普遍心态不无关系。近年来，日本人对华的反感情绪也在上升，例如去年中国球迷在亚洲杯中围攻日本国家队，差点发生暴力事件，以及接下来的所谓珠海嫖娼事件中中国民众对日本的愤怒反应等，使他们对中国感到厌恶。日本十年来的经济不景气也是造成公众民族主义情绪上升的重要原因。除了美国之外，日本拥有着“中国威胁论”的最大市场。

西方媒体的双重标准

再将视角转向美国。如果观看一下美国主要媒体对中国反日游行事件的相关报道，人们会发现几乎所有报道的统一论调是，中国政府是群众反日情绪背后的纵容者和支持者，经常出现的语句是：“在中国发生这样的游行是罕见的，中国政府过去往往压制群众性的自由示威活动”，“中国政府经常利用公众舆论作为外交杠杆”，云云。华盛顿的一些保守智库否认这是场纯粹的草根性质的活动。裴敏欣谈道，这些说法是站不住脚的，与1999年反美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的群众游行一样，这些都是完全自发的公众行为。中国人并非是没有思想的、只会跟着政府指令走的群体，而西方的一些媒体和政府人员在这一点上低估了中国人民自己的判断能力：他们一方面谴责中国政府压制言论自由，另一方面暗示中国政府在这一事件上倒应采取暴力进行镇压，这不得不说是西方对中国所采取的“双重标准”，对受众产生了误导。

裴博士说，中国政府对这种自发性的民众运动陷入了两难境地。一方面，中国政府希望与日本保持平稳的关系，遵行它一贯务实的外交政策。但是另一方面，政府面临着国内民众强大的自发反应情绪，一旦出现这类突发事件，中国就暴露出它的官僚决策机制过于缓慢的弊端，缺乏危机管理的快速反应的能力。也许并不是政府不想控制局面，实际上却是因为地方具体当事官员出于自身官场利益而不敢、也无权动用警力进行大规模“镇压”，他们唯恐在愤怒的民众中引起更大的冲突，最后丢了自己的官帽。

因此，中国政府从这一事件中应该汲取的教训是要加强政府危机管理和防范的能力，应提前警觉，不可让游行升级到暴力行为。虽然现在政府开始明令禁止一些城市的游行，并且给出了一些规章文件，但事实上已经晚了一步。

而对于中国民众来说，应该意识到过激的抗议行为会让中国丧失“道德至高点”，即本来是日本的不对，但中国为了一时出气而采取过激行为，反而显得是中国人无礼了，结果得不偿失。就如同当年围攻美国驻华大使馆一样，本来明摆着是美国误炸中国大使馆不对，但过激的行为会让人反而将矛头转向中国，进而谴责中国的暴力反应，因为美方的罪责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但中方的行为却是可以避免的。

美国：远距离战略平衡者

“美国的根本战略是担当一个远距离的战略平衡者的角色，中国在崛起过程中，单靠和美国保持稳定关系是不够的，”裴敏欣说，“要削减美国在亚洲的战略影响，中国必须试图和区域强权日本建立睦邻关系”。换言之，美国靠的是亚洲区域强权之间的结构性的利益冲突来加强它的战略影响，中国只有跟近邻搞好关系，控制并解决双方的基本利害冲突，才可能中和美国的力量，从根本上使美国的平衡战略失效。如果中日一再疏远、相互厌恶和鄙视，那么中国就是将日本推向了美国的战略怀抱，使美日联盟因为有来自中国的共同威胁而变得愈加牢固。

在中国内部固然存在着抵制改善中日关系的结构性制约，但从长远的战略意义看来，中日之间的历史矛盾如果得不到解决，中国就只能永远在东亚处于战略被动的地位。因此，中国必须转变其九十年代中粗糙的、不留情面的对日政策，官方媒体也应调整宣传口径，不要一昧炒作中日间的小摩擦，而应胸怀宽广地客观报道中日在改善双边关系上所作的努力，从而为加强发展中日关系奠定必要的国内政治基础。

在东北亚的战略版图中，韩国一直扮演着一个微妙的角色。由于历史原因及美国对北韩的政策，韩国向来是中国的天然盟友。日本过去一直试图拉拢韩国，将韩国从亲华变作亲日，例如韩国是唯一得到日本书面道歉的亚洲国家。但最近由于日本地方势力的压力，在教科书问题上激怒了韩国，可以说是前功尽弃。韩国常驻联合国大使金铉洪(Kim Sam Hoon)公开声明：“一个对自己的历史罪行缺乏悔改之心并且得不到邻国信任的国家不能在国际社会中充当领导者角色”。日本也许低估了韩国人民的民族感情和对历史的敏感程度。这样， 中国相对而言在地域政治上有了韩国作为盟友，具备了阻挠日本“入常”的有力助手。

日本当然也不希望看到一个完全敌对化的中国。中日局势倘若继续恶化，对这两大邻国来说无论在经济发展还是在国家安全上都只能是两败俱伤。如果中日之间变得完全敌对，美国这一远距离平衡者必然要选择一方，从目前的形势来看，在崛起的中国和衰落的日本中间，一贯奉行“扶弱治强”战略的美国事实上已经倾向于选择日本了。

从上海探究中国司法改革的发展情况 Shanghai Sheds Light on China's Judicial Reform

在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即将出台第二个五年计划、并着手准备通过人民法院组织法之际，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中国司法研究员熊美英(Veron Hung)通过采访诸多中国大陆的政府官员、法官、教授、律师以及普通居民，对中国司法改革的发展情况进行分析，并归纳汲取了改革中的经验教训。她最新的卡内基工作论文《中国司法改革：来自上海的经验》(Judicial Reform in China: Lessons from Shanghai)试图对司法改革的实际步伐和中国其他地区可从中汲取的经验教训加以系统性地总结。

熊美英利用行政案件、即市民上诉官员的案件作为衡量司法公正性的尺码。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上海的行政诉讼程序仍受到政府在法庭系统和司法贪污中的干涉，上海跟中国大陆其他地方相比，还算是司法最为独立的地区，因为它具有较好的司法教育培训、清晰的规章制度和更为严格的组织纪律性。因此，中国仍旧有待进行深入的体制改革，以阻止地方政府和政党机构对其法庭的集中控制。中国最高人民法院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将决定是否会发生这种实质性的改革。在此，熊美英提出了三条解决政府干涉、影响司法贪污的建议：首先，中国应该进一步努力提高司法专业性教育，包括为法官、政府官员以及基层干部提供良好的专业训练；其次，中国应摒弃现有的针对错误案例的责任制度，建立责任制以提高司法人员素质的用意固然值得提倡，但是实际经验表明，这样的系统是很容易被操纵和滥用的，因此不宜于用于规范司法人员的工作；第三，中国需要加强老百姓对司法系统的参与和利用，目前的情况却是，行政诉讼的法律援助十分有限，律师往往因为害怕受到报复打击而不敢轻易接办案子。

中国法制改革：挑战与展望 Legal Reform in China: Problems and Prospects

今年4月18日，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与亚洲基金会(Asia Foundation)联合举办为时一天的中国法制改革会议，云集美国和中国的专家共同讨论中国改革司法行政系统的情况。出席会议的特约嘉宾有美国最高法院副法官桑德拉•奥康内(Sandra Day O’Conner) 和新任中国驻美大使周文重先生(Zhou Wenzhong) ，周大使就中美关系和中国法律改革等问题发表了意见，具体会议内容将在下一期《卡内基中国透视》中详细介绍。

中国经济对G8的影响 China's G8 Impact

中国的经济力量在世界舞台上的崛起毫无疑问会对G8等发达国家产生深远的影响，在日前上海召开的题为“中国如何影响全球化：从机房转移到驾驶位？”的国际研讨会上，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中国经济学专家盖保德(Albert Keidel)发表演讲，他将中国经济的前景较为乐观地概括为“能够继续成功发展，但也有一些小风险”。他说，中国经济政策和商业扩张显示出了一种在务实和竞争上的平衡，这可以使经济在未来多年中持续单位数的增长。在这中长期的成功模式中的主要风险包括：在必要的政府管理机制未落实之前就仓促自由化某些重要经济领域，无法控制好必要的重组所造成的社会内部动荡，以及与台湾的可能发生的军事冲突。但是以上这些风险都是可以通过明智而灵活的政策得以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的。

盖保德在会议中特别提出，中国对G8的影响结果如何，关键取决于G8国家本身怎样应对中国为它们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这些国家特别需要在劳动力结构、公司管制、国内需要、对外国参观者态度以及对中国形象的描述上作出改变，这样它们才能够从中国的发展中大大获益；相反，如果G8国家的反应是防范抵制型的，没有在这些方面作出足够的反应，就可能会失去中国发展所能为它们带来的好处，结果它们自己会面临低经济增长、社会内部关系紧张、与接受中国经济崛起的其他有竞争性的地区拉开差距。中国的G8影响也取决于南亚和拉丁美洲的拥有新兴市场的国家是否愿意接受中国发展的经验教训，如果它们接受的话，就能够增强中国式发展对于其他重要经济体的带动作用，从而进一步扩大中国对G8的影响。中国的G8影响最终将反映出冷战后的世界格局，即在目前美国单边的利益和欧洲多边的利益之间找到一个中间点。

更具体地说，G8对中国有效的反应是重组它们的劳动力结构，解除公司管制，关注国内需求，以及开放外国参观者来刺激旅游业等非贸易服务领域。盖保德特别强调，在政治方面，G8国家应该限制出于国内利益目的而对中国进行的形象妖魔化，如果公共政策总是将中国的崛起描绘成对它们经济和军事上的长期威胁，这些国家则难以从中国经济增长所带来的机遇中获得好处，而在这一方面，欧洲和美国的做法有很大的不同。

中美关系新一轮紧张 New Tensions Between U.S. and China

卡内基基金会中国项目主任裴敏欣博士(Minxin Pei)说，近年来华盛顿和北京之间的关系缓和可能只是短期的。即使在反恐和伊战牵制了美国绝大部份战略资源的情况下，华盛顿的鹰派从未放弃对中国的防范心态。在这些人的心目中，正在崛起的中国是美国的长期隐患。因此，尽管美国身陷中东，华盛顿绝不能放松对北京的警惕。从这一背景看中美关系，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最近美国的右翼势力又开始大张旗鼓地炒作“中国威胁论”。

美国国家认同的深刻危机: 一个关心美国命运的学者之忧——评亨廷顿的《我们是谁》 The Challenges to America's National Identity: Book Review for Samuel Huntington's Who Are We

美国著名政治学学者亨廷顿的新著《我们是谁？》直接挑战了美国国内主张文化、社会、政治多元化的利益团体，尤其是少数民族裔团体。亨廷顿认为国家认同直接影响任何国家的内部社会和谐以及该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一个国家认同相对弱的社会（往往是多民族的社会）极可能是一个族群关系紧张的社会，一个国家认同建立在一种很强的意识形态上的国家（如美国），很可能在外交上寻求具有类似意识形态的国家为盟友。

俄罗斯的民主倒退 Democracy in Retreat in Russia

卡内基基金会俄罗斯和欧亚问题项目的主任艾丝兰德（Anders Aslund）在面向美国参议院国际关系委员的证词中说，普京总统决定建立一个倾向于独裁主义的政权是一个令人遗憾的选择，这削弱了俄罗斯的国家实力与效能，也减少了美俄之间的共同利益。但是美国并不会因此而弃俄罗斯于不顾。美国将通过进一步加强两国人员与贸易来往促进俄罗斯的现代与进步势力，也对俄罗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表示欢迎。

确定俄罗斯的真正朋友与敌人 Finding Russia's True Friends and Foes

卡内基基金会的高级研究员密克法尔（Michael McFaul）指出，把美俄关系的政策辩论简单化地分为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两大阵营并没能捕捉到整个争论的情形。与其说有两大阵营，不如说其实有四个阵营，而在美国没有一个阵营正好仅仅包括民主党或共和党。主张接触的自由主义者或许过于理想化，但是没有人可以指责他们是俄罗斯的敌人。俄罗斯的真正敌人是那些已经按现状接受了俄罗斯在国内和在世界上当前地位的那些人。

没有理想的选择：北韩拥有核武器的影响 No Good Choices: The Implications of a Nuclear North Korea

卡内基基金会防止武器扩散项目的副主任沃尔夫斯塔尔（Jon Wolfsthal）在向美国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的证词中说，如果美国目前还不倾尽全力采用一切有效途径来阻止北韩获取核武器，那么控制核扩散的大坝将会破裂，核武器将频繁出现在数十个国家的武器库中。美国现在针对北韩的政策均是基于一系列的假想之上，但是现任政府在该地区的假想都是值得进一步商榷的，按照错误迅息进行行动会对美国的利益造成长远的危害。

伊朗并非孤岛：一个调动其周边邻国的战略 Iran Is Not an Island: A Strategy to Mobilize the Neighbors

卡内基基金会的研究副总裁潘可为(George Perkovich)提出，仅仅靠美国劝阻制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势单力薄，也不足以消除伊朗的自负情结。华盛顿不仅需要欧洲国家，还需要阿拉伯国家及全球共同参与向伊朗说明为什么放弃发展核武器符合其国家利益。在调动所有国际力量反对伊朗核扩散的问题上，美国必须意识到伊朗的核扩散、波斯湾区域安全、美国在中东的作用、以色列核地位以及巴以关系都是相互紧密联结的。

大选后的伊拉克: 面临立宪挑战 Post-Election Iraq: Facing the Constitutional Challenge

伊拉克刚选出的国民议会不久即将起草一份永久性的宪法，这是伊拉克目前处于被侵占状态并且遭受最激烈程度的叛乱的情况下所面临的最大挑战。宪法通常制定于战乱时代，但是它们并非万能药。伊拉克国民议会必须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这份宪法的草案，国民议会自始便重负在身。编写宪法面临着制定编写程序、选择关键议题、融合伊斯兰教和宗教信仰、采用联邦制、保证安全、规定权利机构、划清权利与自由关系等诸多难题。

《促进海峡两岸稳定，避免灾难》
(“Promoting Cross-Strait Stability, Avoiding Catastrophe,” by Alan D. Romberg, PacNet, Pacific Forum CSIS, No. 8, March 2005)

在美国国际与战略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太平洋论坛项目的最新期刊中，亨利•斯帝姆森中心(Henry L. Stimson Center)东亚项目主任容博格就北京《反分裂国家法》出台的影响作出分析。他说，中国政府似乎不仅试图将“一个中国”的原则合法化，并且希望通过立法过程捆绑住大陆现任和未来领导人的手脚，要求他们在必要的时候必须动用武力来阻止台湾的分裂活动，这一举动可能会阻碍陈水扁政府目前对大陆转向缓和的政策趋势，从而在台湾岛内激起新一轮的对大陆政府的仇恨和恐惧。容博格认为，北京在今年春节期间同意海峡两岸的商业通航以及派遣两位高官瞻仰在90年代为海峡关系作出贡献的重要人物等举动，都是为缓解《反分裂法》所可能带来的负作用所特意设计的动作，但是这些小步骤难以排解这个法律所带来的深刻后果，除非北京对台湾采取更大规模的安抚政策，例如认可台湾在世界卫生组织的观察员身份等。在这一事件上，北京希望美国不要过分谴责这部法律，并期待美国对台湾的任何反应施加压力；台北则希望美国公开反对《反分裂法》，且不批评台湾的抗议行动，但是双方都将对美国的反应感到失望——美国事实上会对两方都加以限制，对任何改变现状的做法都进行公开的谴责。美国是否会对此事件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取决于事态的实际发展，但是大陆和台湾务必不能看轻这一点，即维护东亚和平对美国来说具有相当重要的利益。

《北京直接控制香港》
(“Beijing Takes Direct Control of Hong Kong,” by Hugo Restall,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Vol. 168, Issue 3, March 2005)

香港特别行政区执行官董建华的突然退休令人意外，在《远东经济评论》最新的分析中指出，在董建华最后五年任期的第二个阶段中，他开始丧失在政府内部原本已经少得可怜的一点点权力，内部权力斗争也愈加厉害，使他无法控制局面，江泽民的放权也让他失去了在北京的重要靠山。另外，现任中国领导人希望显示他们能够以更好的方式管理香港，他们试图寻求理解香港的新途径和新方式，因此北京正准备着对香港进行更为直接的领导。

《管理转型经济的股票市场：来自中国的经验》
(“Governing Stock Markets in Transition Economies: Lessons from China,” by Pistor Katharina, American Law and Economics Review,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Vol. 7, No. 1, April 2005)

在转型经济中，要想迅速发展股票市场往往是十分困难的，主要原因在于这些国家缺乏有效的法制管理机制，并且面临着严重的信息传播不通畅等问题。但是在这种逆境中成长的金融市场并不都会遭到失败。这篇刊登在《美国法律和经济评论》上的论文就以中国股票市场的初步发展为例，指出行政管理可以替代正式的法制管理。这种管理机制的核心在于它的配额制度，配额制度为地区竞争和地方化的信息收集提供了动力，它同时也被用来惩罚那些公司经营不善的地区的有关官员和负责人。

《中国入世对东亚地区的影响》
(“Impact of China's WTO Accession on East Asia,” by Elena Ianchovichina and Terrie Walmsley, Contemporary Economic Polic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Vol. 23, No. 2, April 2005)

东亚地区的工业化国家和新兴的工业化国家将从中国入世中得益，但是当地的发展中国家可能会受到一定的损失。入世之后，中国增加了它对日本及其他发达国家高技术工业品的需求，同时也增加了它对发展中国家农产品、自然资源和手工业产品的需求，新的外商投资将流入这些被扩大的产业领域。总体而言，外商投资进入中国有利于工业化国家，而有损于东亚其他的发展中国家。但是当中国的相对竞争优势转型到高科技产品领域时，发达国家在国际市场上则也将面临更为激烈的竞争。

《是敌人也是伙伴：印度与中国会走到一起吗？》
(“Rivals and Partners: Are India and China Coming Together?” The Economist, March 2005)

新一期《经济人》杂志对中印关系的发展作了详尽的调查。报告中说，中国与印度间的竞争心态是单边的，印度极度希望获得中国已然享有的国际地位和尊重，并且希望这种国际地位被诸如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等抬头所象征化；然而对于中国来说，它在潜意识中竞相比较的对象则是美国。如今中印关系进入了自1962年中国侵略印度战争以来最好的阶段，两国贸易往来增加，文化也比较接近，但是这两个国家还是不太可能亲密接触、结成联盟。首先，中印之间的边界纠纷仍然没有得到解决，印度在这一问题上对中国的猜疑日益加重，印度国内的公众反对力量更让即使是细微的国界调整让步也不太可能实现，几次谈判到目前为止还是没有切到实处。其次，中国与巴基斯坦风雨无阻般的友情为中印关系抹上了阴影，印度某些政治家指责中国对印度实施“战略包围”政策，即与印度所有的邻国（从斯里兰卡到缅甸）保持友好的关系，从而在战略上挟制印度。再次，中印之间面临着资源、特别是石油等能源的剧烈竞争。最后，中印经贸关系虽然长足进步，但发展势头并不让人非常看好，尤其是印度在中国的投资规模仍然很小。印度尽管目前在IT出口行业和发达国家的海外购买上占领先地位，但是他们把中国看作是这些领域在未来的最大挑战；而在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出口部门上，印度又丧失了良机，没能竞争过中国廉价的劳动力。总之，中印关系可以被概括为“竞争伙伴”关系，这在一定程度上与中日关系有几分相象——都是历史遗留下来的仇恨再混合上它们如今对中国飞速发展的“嫉妒”心态。而印度和中国发展的相同点是，两国在未来几年内都面临着解决国内贫富差距拉大的挑战。

《中国在西半球的影响》
(China’s Influence in the Western Hemisphere, by Peter T.R. Brookes, Testimony Before the Committee on Subcommittee on the Western Hemisphere, Committee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United State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April 6, 2005)

美国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亚洲研究中心主任布鲁克斯在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的证词中说道，中国在武器扩散、能源安全、北韩、伊朗、苏丹和联合国等世界主要舞台和事务上都担当着日益重要的角色，中国政府在国际政治中的态度和行动也不再像过去那般低调了，而是悄然使用它蓬勃发展的经济力量来增加国际政治经济的影响力，从而逐渐改变美国主导世界的地位。其中，中国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战略重点在于两个方面：台湾和能源。目前南美有六个国家承认台湾，并与台湾建立了外交关系，对台湾来说，与南美、加勒比和巴拉圭国家的正式官方外交是它独立于大陆的重要基础，如果这些国家与台湾断交而转向接纳中国大陆的广泛投资、承认北京政府的国际地位，则将对台湾的政治信心和政府合法性造成巨大的打击。另外，中国正广泛在中东、俄国、东南亚、中亚和拉丁美洲国家寻求能源供给，以不断满足它经济增长的紧迫能源需要，与此同时，中国也在努力与拉丁美洲发展军事合作和交流计划。布鲁克斯在证词中表达了他的担忧，即中国有可能取代美国成为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所欢迎的主导该地区的世界大国。他认为美国的对策应该是扩大自由贸易范围，帮助友好国家发展它们的经济，并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建立更为亲密的、合作性的安全联盟关系。

《他们的太阳同样升起》
(“Their Sun Also Rises,” The American Prospect, By Paul Starr,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Vol.16, Issue 4, April 2005)

这篇评论再次指出中国的崛起会不可避免地削弱美国的经济强势，以及美国在亚洲、欧洲甚至拉丁美洲的政治影响力。发展中国家正在看好中国独特的经济发展模式，而中国的富强自然会转化到它军事上的壮大和政治上的强硬，最终使它成为一个比当年的苏联还要强大的超级大国。最令美国人担忧的是，大量美国公司源源不断地将产品设计和创新转包给中国或印度的廉价的工程师和技术人员，这就让美国丧失了技术和人力资本的优势。美国另一个失误是，布什政府近年来的外交政策引起了全球范围内的普遍反美情绪，尤其糟糕的是使欧盟成为了美国国际地位的抗衡点。作者告诫政府，美国无法阻止中国的崛起，但美国政府应该设法不要让自身在政治和经济方面倒退。

《石油政治》
(“Crude Politics,” by Matthew Yeomans, The Atlantic Monthl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Vol.295, Issue 3, April 2005)

2003年，中国首次取代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石油消费国，中国对石油需求的大量增长使全球油价猛涨，去年中美共同消费全球所出产的石油的33%，这两个国家陷入了获取剩余石油储存的竞争中。美国视任何试图控制波斯湾地区石油的外来力量为对其关键利益的损害。美国不仅努力保持国际市场石油价格的稳定，而且在富产石油的地区驻军保护产油设备。与美国做法不同的是，中国寻求用它新兴的经济威力来购买世界各地的开采和炼油权，尤其集中于在苏丹和伊拉克等美国希望孤立的所谓无赖国家进行石油采购和建立合资项目，而且中国也已经开始在南海等石油富产地区加强驻军。最值得美国警觉的是中国和伊朗的关系，由于沙特阿拉伯和伊拉克明显受到美国的影响，中国就试图成为伊朗石油的最大买家，以此作为交换的是，中国为伊朗提供武器设备以及可作为核武器使用的原材料。文章认为，在近期内，即使美国攻打伊朗，中美之间也不太可能因为石油问题而爆发正面的冲突，但是从战争历史上看，能源问题往往是大国之间发生军事冲突的举足轻重的导火线，所以不能保证将来中美之间不会因为石油需求增加和原油供给减少而发生严重的纠纷，能源安全问题是维系两国稳定关系的一大隐患。

订阅信息 Subscriber Information

需要免费订阅《卡内基中国透视》月刊电子新闻，请单击此处，您即可每月通过电子邮件免费收到我们的信息。
Please click here to receive the Carnegie China Insight Monthly E-News Updates via e-mail every month at no cost.

我们期待您的宝贵意见与建议，请通过电邮联系卢咏 ylu@ceip.org
We welcome your comments or suggestions. Please e-mail editor Yong Lu at ylu@ceip.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