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内基中国透视》月刊
Carnegie China Insight Monthly
2006年第3期 （总第14期，2006年4月）

主编：卢 咏
Editor: Yong Lu
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出版
Published by the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订阅信息 Subscriber Information
PDF 版本 PDF Version 
热点争鸣 Opinion and Debate
中美之间 Between U.S. and China
卡内基动态 Carnegie News
卡内基中文网最新 What’s New on Carnegie ChinaNet
学者文摘 Scholarly Publications

(卢 咏 )

2005年7月，布什政府在印度总理辛格访问期间公布两国的“全球夥伴关系” 协议。今年3月，美国和印度在新德里正式签署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核合作协议。根据协议，美国同意向印度转让一些民用核技术和核燃料，尽管印度将不签署国际《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Non-Proliferation Treaty, NPT）；印度则同意将民用核设施和军用核设施分开，同时将民用核设施置于国际核查监督之下。美印核项目合作是两国战略夥伴关系的基石，也意味着美国对印政策的重大转变——充分意识到印度对美国的战略重要性，并决心大力扶持印度成为世界强国。

布什政府在酝酿这一协议的过程中未与国会或国际组织进行深入磋商，最后走出的这步棋令人出其不意。在美国国内外，协议遭致了国会议员及政策分析者的众多反对意见，抱怨说它将有损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因为依照1978年生效的《防扩散法》规定，美国不得向非NPT签署国出售民用核能、航天和军民两用技术。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南亚专家特利斯（Ashley J. Tellis）被公认为促成这桩交易的关键人物。他作为副国务卿伯恩斯（Nicholas Burns）的资深参谋，是布什访印会谈文件的起草人。而同在卡内基基金会的另一位防武器扩散专家和研究部副总裁潘可为（George Perkovich）则是这一协议积极的批评者。在他们的辩论中，我们可以更清晰地看到布什政府在作出这一重大政策选择时的战略考量，全面了解美印协议对世界核不扩散前景的影响，也引导我们深入思考遵循国际法与当前国家现实利益之间往往难以调和的矛盾。

美国并非意在牵制中国

许多人认为，美国近期极力拉拢印度的主要动机是想以此平衡中国的发展，防范中国崛起所带来的风险。在采访中，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两位专家在这一问题上步调一致，否认了这一观点。

“如果把印度看作是针对中国的工具，那就低估了印度本身的重要性。” 潘可为说。布什政府看到了印度成为大国的必然性，希望藉此建立与印的战略合作关系。当然，一个富强民主的印度也有利于促进中国的和平发展。

“布什总统从未提到过中印合作的动机是遏制中国。” 特利斯说，“即便中国不存在，布什政府仍会同印度签署这份协议。” 而事实上，印度也绝对不会愿意受控于美国，成为美国实现亚洲势力均衡的一枚棋子。印度希望与中美同时保持良好关系。中印面临着许多类似的发展中国家问题，使得中印之间有时比印美之间存在更多的共同利益，在不少国际问题上中印持更为相近的立场，印度不可能主动与中国制造冲突。更何况，对华采取遏制政策也不符合美国的利益。

特利斯指出美国政府毅然推动美印核合作的三点真正原因。第一，布什政府决心扫除阻碍美印亲密合作的障碍。这一障碍就是对印度拥有核武器的无休止的争议及印度在国际不扩散秩序中的异常位置。在他就任总统之前，布什就有心要移开这一绊脚石，从而为美印关系揭开崭新的篇章。

第二，美印核合作有利于解决印度的能源问题。去年三月，布什政府决定扶持印度发展，因为与一个像印度那样富强民主的国家建立盟友能够帮助美国实现在亚洲乃至全世界的安全利益。但是，倘若不解决印度的能源缺稀问题，印度就无法持续发展。同时，全球能源短缺也对美国的消费者造成影响。因此，布什政府努力加强核能源建设，以核能作为替换性能源来缓解全球能源短缺，建立一个包括印度和中国在内的“全球核能夥伴” 项目。

第三，美印核合作有利于加强国际核不扩散体系。三十年来，印度始终孤立于不扩散体系之外，它具有核武能力，却不受国际义务的制约，使用核武器是印度的国家主权。特别是在九一一事件之后，布什政府更感到有必要将印度纳入不扩散体系，通过一系列多边义务来管理印度的核资源，同时要让印度在多边体系中获益。美印协议本质上就是以允许印度获取民用核技术作为交换条件，使印度担当起不扩散义务。

特利斯：“印度是特例”

特利斯继续分析道，反对者抱怨布什政府的决定有损NPT原则，他们却没有看到将印度未来的核发展囊括进国际框架的益处。美国通过保证让印度的核项目享有与其他NPT成员国一样的权利和义务，来防止印度同非法国家或组织发生核交易，这有利于强化国际不扩散体系。

“我感到这笔交易是非常值得的。” 特利斯说，“它事实上表明，一个拥有核武能力的国家现在同意和国际不扩散体系中的其他签署国一起遵守相同的规则。”

批评者的另一观点是，其他未签署NPT的国家，如巴基斯坦、以色列和朝鲜，会要求它们的核项目获得像印度一样的认可度和权利。特利斯认为这种担忧是没有根据的。像印度这样有着良好不扩散历史的民主进步国家，几乎是国际上一个公认的“特例” ，而非“普遍规则” 。

特利斯也不认为印度发展核能会导致亚洲的军备竞争。尽管中国目前正在扩军，但这主要针对台海危机和国防目的，和印度的发展并无关系。中印之间不会发生军事对抗。这两大发展中国家将在很多领域开展合作，也不可避免地互相警惕，但在以美国为领导的世界秩序里，中印关系虽然复杂多变，却将始终自我约束，合作与冲突长期并存。

潘可为：“特例损伤国际法”

“我反对的并不是美印核合作——美国和印度应该在核领域展开合作，但我觉得布什政府的战略假设有误。” 潘可为说。其假设是中国会进行核现代化建设，亚洲会出现军备竞争，所以要缩短印度与中国核能力的差距。这种假设是错误的。

印度的核项目发展将使亚洲的安全局势更加复杂化。潘可为认为，在这当口，中美更有必要开展高层的军事和战略对话，尤其需要讨论核现代化问题，说明各自的计划及限制核发展和核竞争的措施。由于两国内部的政治原因，这样的对话迟迟未能开始起来，但此举是当务之急。

“我最大的担忧是印度的浓缩铀和分离钚制造是否受到限制。” 潘可为说，“照目前的协议来看是没有限制的。” 但是，中国现有的浓缩铀和分离钚存量足以制造大量核弹，印度是否应该缩小在这方面的差距呢？抑或严格遵守不扩散原则停止生产？这是一个难题。

另外一项技术性问题就是如何确定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监察核设施时使用的具体准则。

最后，潘可为提出了如何修改国际法以适应当前技术和国家利益变化的问题。印度得到了美国的“特殊待遇” ，那么其他如印度一样具有核能力却未签署NPT的国家该如何做想呢？布什政府在美印协议前未广泛咨询国会和国际组织的意见。诚然，咨询各方意见会耽误很多时间，最终可能取得极其有限的成果，有事倍功半之嫌。然而无论如何，美国等核供应国在做这类决定前应努力在首创精神和国际咨询之间保持平衡，否则会令世界感到不安。

(卢 咏)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结束了对美国为期三天的访问，而在华盛顿，有关“胡布会” 意义的讨论却远远没有结束。美国政府和媒体的基本口径大致分为两种。一是认为这次访问未达成任何协议，因此看来没有取得实质性的成果，这种观点通常出自那些对中美关系了解不深的人士，但其在公众间的影响力却不可低估。二是认为元首会晤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加强对话，扩大共识，交换对重要国际和地区问题的意见，这类会晤并非意在达成具体协议，而是为接下来两国关系的发展奠定基础。在短短的会面时间内，中美元首基本达到了预期目标。

本期《卡内基中国透视》邀请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三位中国专家座谈——裴敏欣（Minxin Pei）、史文（Michael Swaine）和盖保德（Albert Keidel），分别从经贸关系和战略角度深入分析本次会晤的成败得失及其对今后中美关系发展的影响。

最大的成功在于会晤本身的象征意义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中国项目主任和高级研究员裴敏欣分析道，美国政府目前最关心的是两大问题：一是中美之间的巨额贸易逆差；二是中国能否帮助美国解决伊朗核问题。许多美国的中国观察者以这两点的会谈结果来衡量成败，但是从这两点来讲，中国未明确提出承诺或体现大的短期政策动作，从而导致美国舆论界认为这次会晤根本没有获得突破。

然而，中美首脑会晤本身的象征意义事实上是访美取得的最大成果。裴敏欣指出，首先，会晤巩固了胡锦涛个人的领导权威。其次，会晤成功地做到了“矛盾归矛盾，合作归合作” ，能够理性地将两者分开，使中美领导人对彼此的关键国家利益产生了很高的敏感度。尽管在会谈中无法具体解决这些利益问题，但在双方思想上有了高度的认识，在今后的交往中就会尊重对方合法的核心利益。值得注意的是，布什总统在发言中首次使用了一些对中国相当友好的字眼，强调要扩大中美间共同战略利益的范畴，其态度是善意的。接下来就要看中国能否真正地成为“利害相关者” 。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中国项目的高级研究员史文也认为，这次访问从总体来看是成功的。除了少数一些礼仪规矩上的问题可能会引起中方的不快（如美方未将访问的规格定为国事访问，法轮功游行者在白宫南草坪尖叫，把中国国歌误报为“中华民国” 国歌等），但美国绝非故意，希望中国不要误解。

会晤的成功性体现在两个层面上。其一，从象征意义上看来，它说明两国首脑能够进行务实的工作会议，避免冲突，寻求共识，讨论诸多领域的问题。其二，访问带来切实的结果，特别是在经贸领域，中国与美方签署了价值约162亿美元的107份采购合同，胡锦涛还承诺中国将对一些问题作出后续动作，美国认为这些都是积极的迹象。

中美“贸易战” 很难打响

尽管美国政府不断向中国施压要求缩小对美贸易顺差，美国社会舆论也在贸易问题上保护主义情绪高涨，但访谈中的几位专家都认为，中美贸易爆发到“贸易战” 、国会通过苛刻法案的可能性很小。

“关于中国经济政策的争议几乎全然来自美国国内的考虑，”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中国项目高级研究员、原美国财政部东亚办公室副主任盖保德说，“中国不得不通过一些表面文章来显示它的诚意，但是无论中国怎样做，国会也不会在公众面前表示满意。” 他认为，中美贸易摩擦事实上并非是个危机问题，国会提出的一些表面问题都是为了达成其国内目的。国会可能会通过一些措施，对中国的经济利益短期内造成损伤，中国也会相应回复，美国最终也将放弃这些提案。中国目前真正需要做的是切实贯彻它对世界贸易组织的承诺，而无须增加新的政策内容。

裴敏欣说，胡锦涛访美前夕中国政府的采购外交行为虽不能说服许多美国人（也肯定无法说服国会所有州的议员），但至少表明中国正在尽己所能缓和来自美方的政治压力。此外，在与布什的会谈中，胡锦涛提出通过长期的经济改革来解决贸易不公正的问题，扩大内需，减少对出口的依赖，这个提法非常重要。中国领导不仅是说给美国人听的，也是对中国人作出保证，要着手调整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

从贸易问题的今后发展来讲，布什目前的政治地位处于弱势，他任期的最后两年中本身的政治资本就不多，白宫是否会对国会进一步发酵的保护主义情绪失控，布什是否会用自己极其有限的资本来保护中美关系，就很难说。

战略合作上的突破要视具体事态发展

根据美国官员透露的消息，从战略角度来讲，“胡布会” 就以下问题获得成果：

一是人权问题上的动作。布什要求中国在人权问题上做更多的努力，中国同意美国列出的六项人权改善要求中的三项。

二是在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的合作。1. 朝鲜半岛核问题。中国承诺继续努力让朝鲜重回“六方会谈”，放弃其核武器计划。2. 伊朗核问题。双方首脑就伊朗局势的战略评估达成共识，一致认识到伊朗核项目遵守国际义务的必要性。3. 苏丹。布什解释了处理达尔福尔地区种族屠杀事件的重要性，胡锦涛对阻止这一事件的国际努力表示支持。4. 禽流感。中美同意加强在禽流感防控领域的合作。

三是寻求太空合作。胡锦涛同意布什的提议，今年秋天邀请美国宇航局局长访问中国，探讨在太空探索部分领域的合作前景。
四是处理非法移民。胡锦涛答应与美合作将3万9千名在美的中国非法移民遣返回国。

五是扩大军事对话。双方领导同意扩大军事交流，在美国战略指挥部和中国军事战略导弹指挥部之间开展战略性核武器对话。

在以上会谈的成果中，史文认为最值得注意的有三点。首先，中美在朝核和伊朗问题上目的一致，即无核化的朝鲜半岛和伊朗符合两国利益，具体的操作步骤则要根据今后事态的发展而定。美国希望中国逐步同意向伊朗采取制裁，在施加外交压力上给予更多的帮助，这一希望实现的空间依旧存在。其次，中美将在太空合作上开始对话，这是重要的进展。再次，中美将探索核武器战略对话的可能性。美国指责中国军事缺乏透明度，其中最不透明的即是核武器项目。美国希望这样的对话不要停留在空谈之上，如果中国仍是简单重复其军力不构成对美威胁等外交辞令的话，就说明它仍无对话之诚意。

在谈到会晤对中美关系的影响时，裴敏欣指出，有些事情超过中国所能控制的范围，要根据美国国内的现实情况以及布什本人的政治地位来判断。在战略领域，布什在具体管理中美关系时很可能出现两大问题：第一，如果中国在伊朗问题上的立场令美国不满意，该怎么办；第二，如果台湾出现陈水扁公投立宪危机，该怎么办。这些问题都必须根据具体的国内国际事件来操作，首脑会晤仅仅提供了一个建立互信的基础。

中国是否陷入了转型陷阱？ Has China Fallen into a Trapped Transition?

今年3月30日，卡内基基金会召开了中国项目主任裴敏欣（Minxin Pei）的新书发布会，书名为《中国转型的陷阱》（China's Trapped Transiti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书中的主要观点与目前的主导理论有所不同，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不一定会引发政治自由化。在短期内，经济的快速发展反而可能会削弱政治改革的机遇，因为地方精英由此增强的受欢迎程度减弱了大众对改革的压力。而且，经济发展增加了政治权利的价值，从而使得统治精英更不愿意放弃他们的权利，统治阶级通过削弱政治自由来适应经济增长所带来的政治经济结果。

与主流观点相异，裴敏欣并不认为中国渐进的经济改革战略比“休克疗法” 要有效。在二十多年的渐进改革之后，中国的经济仍然是国家主导的，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政治精英从政体能否生存的角度来考量如何提高经济效率，关注经济改革是否会削弱他们的政治控制。在这样体制下的经济改革一旦发展到威胁至政体生存，就必然遭到抑制。而且，这种渐进式的经济改革在中国是要失败的，因为它没有考虑到国家利益和政府各部门利益间的冲突。

裴敏欣指出，持续的经济增长无法解决中国转型期间的许多问题，因为经济增长只是诸多转型问题的一部分，而非解决问题的方式。

寻求公正：中国的信访制度瘫痪了吗？ Seeking Justice: Is China's Administrative Petition System Broken?

今年4月5日，卡内基基金会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教授于建嵘就信访制度改革与国家的宪政建设发表演说。于建嵘首先介绍了中国现行信访存在的制度性缺失及其政治后果。其主要缺陷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信访体制不顺，机构庞杂，缺乏整体系统性，导致各种问题和矛盾焦点向中央聚集，在客观上造成了中央政治权威的流失。第二，信访功能错位，责重权轻，人治色彩浓厚，消解了国家司法机关的权威，从体制上动摇了现代国家治理的基础。第三，信访程序缺失，立案不规范，终结机制不完善，政治迫害和政治激进主义相伴而生，不断诱发较严重的冲突事件。

于建嵘接着介绍了中国政治界和学术界关于信访制度改革的交锋。目前主流性观点认为，信访的产生有着体制上的原因，在目前，相关改革还未到位，取消信访制度是无法做到的。而通过对信访立法改革信访制度则是一个较好的化解办法，而其基本思路是要重新构建信访体系框架，整合信访信息资源，探索“大信访” 格局，并通过立法统一规范信访工作，从而建立高效的信访监察体制，使信访机关这个曾经的“传声筒” 变成了一个“实权单位” 。也就是说，其一要强化信访机构的权力，其二要规范民众的信访行为。然而，以于建嵘为代表的观点认为应该弱化信访权利救济功能 ，加强立法机关建设。首先要重新确定信访的功能目标，即在强化和程序化信访制度作为公民政治参与渠道的同时，要把公民权利救济方面功能从信访制度分离出去，以确定司法救济的权威性。其次要改革目前的信访体制，可以考虑撤销各部门的信访机构，把信访全部集中到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人民代表来监督一府两院的工作，以加强系统性和协调性。再次，也是最为重要的是，要切实保障信访人的合法权益，对少数地方政党迫害信访者的案件要坚决查处。

中国司法改革：来自上海的经验 Judicial Reform in China: Lessons from Shanghai

卡内基基金会非常驻研究员熊美英（Mei Ying Gechlik）以上海为个例分析了中国司法改革的进程，考察法制改革是否达到了“公正” 的目的。她注意到上海司法出现了以下进步：法庭受到了较小的外界干扰，法庭内外受到的影响减小，司法腐败现象减少。上海的经验为全国范围的司法改革提供了参照。

香港杂志春季刊：经济增长和政治猜疑 Hong Kong Journal Spring Issue: Economic Growth, Political Doubts to Start the Year

卡内基基金会的网络季刊《香港杂志》（Hong Kong Journal, www.hkjournal.org）于四月份推出了第二期，内容围绕香港开年以来的经济和政治情况。编辑基特利（Robert Keatley）评论道，香港进入2006年以来仍然经历着经济持续繁荣和政治继续充满不确定性的现象。短期内对香港的展望是：它在经历了若干年的经济增长停滞后将得以复苏，但是在追求更大的管辖独立性和全民选举权方面尚没有明确的变化方向。

台湾安全回顾：1996年导弹危机十年后的今天 Taiwan Security Review: One Decade After the 1996 Missile Crisis

台湾军事专家、台湾民间组织中国高等政策研究会秘书长杨念祖（Andrew Yang, Chinese Council of Advanced Policy Studies）在卡内基基金会发表演讲，评述自台湾海峡导弹危机十年以来两岸形势的变化。他认为，十年之后，台湾的安全形势依旧很不稳定，倘若两岸任何一方对对方的政治趋向或美国的立场发生误解或误算的话，就很容易升级为军事冲突。大陆和台湾必须制定出双方都能接受的和平与稳定框架来管理台湾海峡的安全状况。

赢家和输家：多哈会谈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 Winners and Losers: Impact of the Doha Round on Developing Countries

去年12月，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首脑在香港召开会议，却无法调和他们在多哈会谈中几乎各个方面的不同意见。当全球贸易体制开始囊括进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时候，谈判过程中的分歧凸现了，各国不同的优先利益差别拉大了。如何能够制定出既符合发展中国家利益、且又有利于发达国家的贸易协议呢？

卡内基基金会于今年三月出台了名为《赢家和输家：多哈会谈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Winners and Losers: Impact of the Doha Round on Developing Countries）的研究报告，利用最新的计算机模型来分析贸易政策对发展中和发达国家的影响。较之其他类似的论文，其研究结果更为精确、详尽和彻底。这份报告的主要结论令人震惊：所有听上去颇有道理的贸易场景实际都只能给世界带来有限的利益；农业贸易对于大多数贫困国家来说并非万灵药；最穷的国家可能被任何种贸易协议伤害；需要在贸易条款中增加特殊措施来保证最发达的国家获得成功。

胡锦涛访美前瞻 Mr. Hu Comes to Washington

在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访美之前，卡内基基金会举办了一系列活动展望分析这次峰会的意义。中国项目的三位专家裴敏欣（Minxin Pei）、史文（Michael Swaine）和盖保德（Albert Keidel）在4月19日举行的电话记者招待会上，就峰会的内容和中美关系走向等议题回答媒体和各界人士的提问。此外，裴敏欣在美国国家公共电台（NPR）和国家公共电视台（PBS）的谈话节目中接受采访，评论中国国内发展和胡锦涛访美的一些细节问题。

美国尚不会介入中日问题 U.S. Will Not Yet Get Involved into Sino-Japanese Frictions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中国项目主任裴敏欣（Minxin Pei）在接受《国际先驱导报》采访时说，目前美国缺乏介入中日争端的着力点；美国政府没有做“灭火者”的决心，也不应成为点火者。他强调，美国应明确反对中日关系的恶化，促使两国建立冷却期。但是在干预之前，华盛顿应当首先与两国、尤其是日本进行私下磋商，绝不能在如此敏感的问题上冷落亲密的盟友。

华盛顿眼中的中俄战略伙伴关系 Washington Perspective: Sino-Russia Strategic Relationship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中国项目主任裴敏欣（Minxin Pei）在BBC中文网上撰文写道，对美国来说，中俄之间表面上看来“十分火热”的“战略伙伴”关系并不是一件好事。在许多有关全球战略安全的领域内，中俄的紧密合作限制了美国的影响。虽然美国并不担心中俄结成一个反美的战略同盟，不过中俄一旦联手，这两个大国可以给美国造成许多麻烦。

多哈的赢家和输家 Doha's Winners and Losers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出台的有关多哈贸易谈判的最新报告在政策界赢得极大反响。报告利用新型的计算机模型得出结论认为，多哈谈判“有赢家也有输家”。发展中国家非农产品出口的增长是它们从本轮谈判中获得的所有净收入的源泉。中国将是最大的赢家，其劳动力密集商品（如纺织与服装）和资本密集产品（如电子设备）在世界出口市场上的份额都会增长。

WTO的失算：贸易不平衡弱 The WTO Miscalculates: Trade Imbalance

多哈被称为“发展”回合，因为它理应“实质性地加强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然而根据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最新报告《多哈的赢家和输家》，谈判代表们发现履行的提案与他们真正能做的之间有着明显的抵触。官方宣称谈判的目的是要惠及贫困国家，而提出的提案却会扩大贫富差距。他们不是在反驳WTO的批评者们，而是在帮助批评者控诉这个身陷泥潭的机构。

相信俄罗斯？不妨审慎为好 Trust in Russia? With a Grain of Salt

俄罗斯的消费者也许可享有一些新的购物机会，但他们宁愿选择听信一些关于日用品缺失的流言，也不愿相信自己政府的承诺，尽管政府告诉他们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俄罗斯消费市场的繁荣往往被看作是一个能够支撑政治稳定的中层阶级出现的证据，但这个多变的市场也可能会在一夜之间分崩离析，不外乎是一股剽掠一切的狂流而已。

谁将挑战伊朗? Who Will Challenge Iran?

棘手的伊朗核项目问题现已递交至联合国安理会表决。根据许多资深观察家的看法，此举绝非寻常，因为曾几何时，安理会的权威几近荡然无存，它自二战后成立以来在国际危机处理上的历史暗淡无光。时下，小布什政府则决心利用安理会这个平台来破灭伊朗的核计划。但如果成员国不能达成一致，或只是发表一些陈词滥调，有效的行动便会在安理会处遭到卡壳。

现在谁在管理世界 Look Who's Running The World Now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访问学者戴维•罗斯考夫（David Rothkopf）在《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上对美国目前的高层政治结构作出分析。在小布什政府的第二任期内，副总统切尼在白宫主导的外交政策时代已然结束。现在，赖斯在国务院占据优势地位，大幅提升了国务院在处理外交事务中的重要性。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影响力则随之衰落。

《众多中国?中国诸省的经济多样性》
(“Many Chinas? The Economic Diversity of China's Provinces,” by GerhardK Heilig,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Vol. 32, No. 1, March 2006)

文章从两方面分析了中国诸省的经济多样性。第一部分是将中国31个大陆省份的地区国内生产总值和其他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加以比较。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大多数发达省份和城镇地区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可与瑞典和新加坡相当。但与此同时，中国最欠发达省份的生活水平与苏丹和洪都拉斯相近。第二部分的分析结论表明，中国的经济多样性并非独特现象。事实上，欧洲国家的收入多样性程度几乎与中国诸省相同。

《中国内外不平衡的结构性特征》
(“The Structural Nature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Imbalances in China,” by Wing Thye Woo, Journal of Chinese Economics and Business Studies, Vol. 4, No. 1, February 2006)

片面的经济体制改革使通货膨胀成为中国宏经的必然之势。尤其需要指出的是，1978年后的经济市场化与持续的国有制相互作用，促使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相帮相衬，刺激着通胀的出现。每当国有企业预算受到硬性约束时，功能混乱的金融体系就会对经济施加通货紧缩影响，通过控制需求总量的增长，使其小于供应总量的增加，从而令中国成为一个资本输出国。对于中国的转型经济而言，不宜将价格机制作为解决所有经济问题的唯一工具，比如在解决贸易顺差问题时，建立有效的金融调节机制要比人民币升值效果更好。

《中国城镇老年人的贫困与艰辛》
(“Poverty and Hardship among the Aged in Urban China,” by Peter Saunders and Lujun Sun, Social Policy and Administration, Vol. 40, No. 2, April 2006)

过去30年中国在消除贫困方面成绩斐然，但对老龄人口的贫困状态却鲜有研究，尽管其老龄化问题日益严峻。本文通过一组独特的全国性数据，对2000年城镇老龄人口（60岁以上）的贫困、权利丧失和排斥等问题进行研究。结果表明，贫困问题对于老龄人口十分重要，尤其是妇女和独居者。作者从四个领域设立了“艰辛”指数：经济不安全、住房、保健和社会孤立，并与生活方式和性别结合起来。研究表明，女性比男性要承受更多的艰辛和孤立，而且更有可能承受两个或更多领域的多重剥夺。最后，为验证关于贫困的预测、使其更具说服力，作者将贫困与艰辛结合起来考察。结果表明，在相当大程度上贫困和艰辛是重合的，尽管不同方面的艰辛重合度有所不同。决定是否贫困的重要指数是是否有养老金，以及能否解决必要的医疗费用，这正是我们需要进行政策调整的领域。

《比较中国和印度经济的可比之处》
（“The Chinese and Indian Economies: Comparing the Comparables,” by Dilip K. Das, Journal of Chinese Economics and Business Studies, Vol. 4, No. 1, February 2006）

在遥远的过去，中国和印度都曾经因其强大和繁荣而闻名，但在最近的过去，这两个国家的经济陡然衰退，贫困人口数量庞大，经济发展迟滞，沦落为边缘经济体。21世纪初，中印再度成为全球经济中的新兴大国。20世纪末的几十年，这两大经济体都表现非凡。中国的表现尤其卓越。21世纪初，它甚至被视为未来的超级经济大国。中国作为新兴的低成本制造国，用其种类繁多的产品冲击全球市场，同时保持高额的商品进出口，并且增长迅速。与中国相似，印度在1991年后的经济增长可圈可点。尽管它在服务业出口方面取得成功，但其经济运行的整体情况不如中国。本文对这两个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异同进行对比，包括它们日益提升的国际地位和全球化程度等，从中得出政策性的经验教训。

《亚洲崛起：和平的契机抑或战争的前奏》
（“The Asian Ascent: Opportunity for Peace or Precondition for War? ” by Jacek Kugler, International Studies Perspectives, Vol. 7, No. 1, February 2006）

人口统计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表明，到本世纪末，中国和印度这两个亚洲大国将极有可能在某些重要的综合国力指数上超过美国。这对于未来的世界政治影响深远，但其结果并不是注定的。如能有效控制未来的权力转移，就能继续保持大国间的和平。但如果转向以对抗的方式处理国家间关系，一场严重的全球冲突便指日可待。为避免出现最可怕的结果，决策者们有大量的事情可做。

《美国霸权和东西关系的未来》
（“American Hegemony and the Future of East–West Relations,” by David A. Lake, International Studies Perspectives, Vol. 7, No. 1, February 2006）

本文认为国际政治就像各种等级制度的集合体，强调在执行霸权外交时权威角色的重要性。作者建立起这一国际关系中的等级观后，这样的框架又被用于分析未来的东西方关系。与崛起大国、尤其是与中国的冲突并非无法避免，这部分取决于美国的政策选择。从长远来看，中国将凭借其整体国际实力赶超美国。如果当前这种趋势持续下去，而美国又试图仅凭一己之力应对挑战，最终只能逐渐丧失霸权地位。另一方面，通过树立在国际体系中权威地位，美国至少可以通过统领强大的附属国应对中国，这些追随者又渔利于美国的领导地位。最好的结果是，美国甚至可以将中国绑在由美国领导的国际秩序之中。

《中国的资产负债表:世界对于这个崛起的超级大国所应了解的内容》
（China Balance Sheet: What the World Needs to Know about the Emerging Superpower, by C. Fred Bergsten, Bates Gill, Nicholas R. Lardy and Derek Mitchell,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PublicAffairs Books, April 2006）

中国发展成为主要的国际力量或许是21 世纪最重要的世界政治走向。在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访问华盛顿之际出版的这本著作提供了有关中国全面而独特的调查，深入研究这个拥有14亿人口和全世界最富活力的经济体的巨大国度。本书是美国国际与战略研究中心和国际经济研究所多年共同合作研究的成果，凝聚了这两家知名智库资深中国专家的心力。其中探讨了中国发展过程中的关键经济、政治、社会和安全挑战，并提供了构想未来中国和中美关系的客观而具建设性的战略框架。本书将为政策制定者、学者和商界提供咨询。

《北京大棋局：解读中国的中亚战略》
（“Beijing's Great Game: Understanding Chinese Strategy in Central Eurasia,” by Peter Pham,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Interests, Vol. 28, No. 1, February 2006）

若想解读中国在中亚地区的利益，必需要回到近代国家开始建立之初，可以看出这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边疆稳定和帝国建立的进程，包括经济、军事和外交等部分，一直延续至今。

《谁在社会化谁？中国－东盟关系间的复杂接触》
（“Who's Socializing Whom? Complex Engagement in Sino-ASEAN relations,” by Alice Ba, The Pacific Review, Vol. 19, No. 2, June 2006）

本文采用建构主义方法，对中国与东盟关系发展过程中的社会化进程加以研究。建构主义的研究挑战了传统的社会化分析，但却疏漏了社会学习和社会转变的过程。本文对东盟地区融合的进程进行了理论上的探索。它认为东盟国家对中国的“复杂接触”类似于观点上的说服工作，通过协商自愿的过程寻求共识。文章将东盟的这种特殊的接触方式与那些更强调利诱和单边说服战略的方式相对比，认为方式独特的互动有利于推动社会学习。文章着重强调了在社会学习过程中力量不对称、不确定以及各种接触手段（共同互动型和封闭单向型）的作用，并且要视社会化为一个涵盖不同阶段的进程。

《东盟地区论坛的建立：构建“清谈社”亦或“规范策源地”？》
（“Establishment of the ASEAN Regional Forum: Constructing A `Talking Shop' or A `Norm Brewery'?” by Hirol Katsumata, The Pacific Review, Vol. 19, No. 2, June 2006）

我们在阐述东盟地区论坛（ARF）的创建初衷时通常认为，这不过是东盟为了拉拢美国保持其在亚洲的军事存在、同时为增进冷战后与中国合作关系的战术作法。这种观点源自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本文指出这种解释并不令人满意，并从建构主义的角度给出了更具说服力的阐述。文章认为，东盟国家的利益和政策可以界定为亚洲安全合作的某种规范，它包括两方面的概念要素。一方面是起源于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CSCE）的“共同安全”，这一理念强调通过多边安全合作实现整个地区的安全。另一方面是与“东盟式外交”相关的一些外交规范，强调像东南亚国家间的那种对话和协商。今天，人们对东盟地区论坛的性质有所争议。批评者认为它只是“清谈社”，在国际安全方面未能采取任何有效措施。本文的结论是，东盟地区论坛应该是一个建立和实践规范的机制，换言之，即“规范策源地”。

《以色列游说》
（“The Israel Lobby,” by John J. Mearsheimer and Stephen M. Walt, London Review of Books, Vol. 19, No. 2, June 2006）

《伦敦书评》刊登了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米尔谢默与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沃特联合执笔的《以色列游说》。本文在学术界、政策圈、媒体和博客上反响强烈，引发了一场关于以色列在美游说的激烈讨论。两位学者开篇便指出：在过去的数十年间，尤其是1967年“六日战争”之后，美以关系成为美国中东政策的核心。偏袒以色列与在中东推动民主进程等做法激怒了阿拉伯-伊斯兰族群，这不仅危及了美国安全，也影响了世界上很多其他地区的稳定。

作者指出，美国为其以色列盟友提供了史无前例的经济和外交援助。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美国直接提供以色列的经济和军事援助达1400亿美元，现今每年仍有30亿美元，占美国全球援助的五分之一。如果按以色列的人口计算，每人每年可获500美元的援助。然而以色列作为发达的工业国家，其富裕水平可与韩国或西班牙相比，如此力度的援助委实令人震惊。在外交方面，从1982年至今，美国因袒护以色列而在联合国安理会32次否决遣责以色列的决议草案，超过其他四国使用否决权次数的总和。

然而，以色列的战略价值究竟有多大呢？作者历数以色列给美国外交政策和全球利益带来的“麻烦”，包括美国与阿拉伯世界关系日益复杂，反恐战争更加艰难，以及以色列有时表现得并不像是美国的盟友。尽管以色列及其支持者强调其国小力弱、四面楚歌，但客观来讲以色列的历史和现状并不能作为其享受特殊优先地位的道义基础。实际上，以色列在中东地区拥有最强大的军事实力；民主制度也不能成为接受如此巨额援助的理由；犹太人在纪念自己的苦难历史时更不应给无辜的第三方，即巴勒斯坦施以新的恶行。

那么，如何解读美国如此巨额的援助呢？那就归功于以色列超凡的游说本领。游说团体的触角无所不在：国会、政府、媒体、智库。以色列游说团对主流媒体的影响力似乎相对容易。作者援引了记者奥特曼(Eric Alterman)的统计数字。后者列出了多达61位“无条件”力挺以色列的专栏作家与评论员名单，却只找到了5位长期批评以色列或同情阿拉伯的意见领袖。这些报章在刊登批评以色列政策的观点时，又总会用相反意见“加以平衡”。甚至是在相对独立的高校和研究院所游说势力也不放过，仅管在这里游说遇到了相当大的阻力。作者点到了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会（AIPAC），以AIPAC为首的犹太人游说团是摆布美国中东政策的重要力量。这些游说团虽然所向披靡，但一边倒的中东政策不但拖累了美国国家安全，也势必会反噬以色列的长远利益。　　

作者指出，那些公开质疑犹太人游说团在干预美国外交政策的人，往往会被贴上“反犹太主义”的标签，这是游说势力最有力的武器之一。这一点在以色列获取美国对其反对巴勒斯坦政策的支持上尤为突出。但是，游说势力并不止步于此，它还试图让美国帮助其坐稳地区霸主的位子，最近的表现即为影响美国的中东政策，企图借美国之手打压伊拉克、叙利亚和伊朗，实现其重主中东的宏图。在此过程中，美国国内的新保守主义势力亦发挥了至关重要的“里应外合”的作用。作者尖锐地指出：即使最后美国深陷中东、四面受敌，以色列也还是可以得到美国的庇护。

那么这种游说势力能否得到遏制呢？作者认为不会，至少不会很快。因为目前游说界还未能有任何团体能与AIPAC等团体相抗衡。既然这样，那么犹太游说的危害性将继续存在，这将增加全世界所面临的恐怖主义威胁，巴以冲突无止无休，促使欧洲和亚洲的伊斯兰极端主义滋生。同时有可能导致美国进攻伊朗和叙利亚，让美国人民面对另两场伊拉克战争。在道义方面，美国在促进海外民主、尊重人权等方面难免显得伪善，而且它关于限止大规模武器扩散方面的承诺也因承认以色列的核武库而变得苍白无力。

《失败国家指数》
（“The Failed States Index,” Foreign Policy, May/June 2006）

在民主进程向前推进的同时，世界是否更加稳定了呢？在第二份年度《失败国家指数》（以下简称《指数》）报告中，《外交政策》杂志和和平基金会跟踪考察了那些处于垮台边缘的国家。《指数》用12个社会、经济、政治和军事指数，按照应对国内暴力冲突和社会紊乱的脆弱程度，将148个国家进行排名，其中前60名刊登在《指数》上，全部排名可登陆www.foreignpolicy.com和www.fundforpeace.org。排在前10位的国家是：苏丹、民主刚果共和国、象牙海岸、伊拉克、津巴布韦、乍得、索马里亚、海地、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中国位列57位。

《指数》中的“失败国家”是指政府不能对其领土施行有效的控制，其国民的显著多数否认政府的合法性，政府没有为国民提供国内安全或者基本的公共服务。上榜的绝大多数国家当前并不是失败国家，因为指数衡量的是应对国内暴力冲突的脆弱程度。

2005年对于许多政治脆弱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是个好年头。这一年众多国家都经历了选举，其中包括许多民主程度有限的国家，如阿富汗，埃及、伊拉克，哈萨克斯坦等。然而这些并不能确立稳定之路上，选举只是让那些被剥夺权利的人有机会发言，但并不一定意味着有效的政府治理。

《GOOGLE》
（“Google,” by David A. Vise, Foreign Policy, May/June 2006）

仅用了八年时间，GOOGLE这一互联网的宠儿一跃成名，富甲天下。它的用户遍及世界各个角度，这一网络搜索引擎遂成为颇具美国特色的辉煌创业史。然而，GOOGLE也逐渐受到来自华尔街和人权组织的质疑，认为它并非如看上去那般心存善意、无处不在或是无所不能，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GOOGLE并未真正实现全球化。尽管GOOGLE已经成为数亿人的网络门户，但它在全球范围内仍然障碍重重。在发展中国家，只有少数富裕阶层能够接触到网络，而在技术先进的国家，GOOGLE又面临那些由政府支持的新兴竞争者，亚洲的竞争尤其激烈。

GOOGLE并不是下一个微软。有人担心GOOGLE发展如此迅速，意在取代微软的主导地位，但他们忽略了重要的一点：微软创业之初，并没有面临像今天微软这样强大的竞争对手。反观GOOGLE，现在的竞争情形迫其做出高成本的决策，这无疑将挫其自身底线。

GOOGLE并非代表最强大的创新力。尽管它推出了GOOGLE DESKTOP， GOOGLE TALK， GOOGLE EARTH，而事实上它只是在排列搜索结果方面占据上风，但在推进真正的技术创新方面所做甚少。

GOOGLE未能真正做到打破成规、锐意进取，事实上作为商业经营，GOOGLE表现得相当传统。从校园孵化到吸引投资，从雇佣经验老道的CEO到股票上市，都与主流公司如出一辙。或许GOOGLE在保护用户隐私、禀执道义原则方面稍有领先，但最近它受到了教训。今年早些时候它开创了GOOGLE中国，希望打入中国一亿零五百万用户的大市场，但人权组织指责GOOGLE为迎合北京的要求而过滤一些政治敏感的搜索结果，如“民主”或“天安门广场”等。

GOOGLE的市场地位并非牢不可捍。很明显，GOOGLE的好日子已经过去了，不仅因为这一搜索新宠受到政府的严密关注，其市场收益也遭到打击。激烈的市场竞争使其上市成本增加，边际效益缩水，缓慢的增长率也让华尔街倍感失望。当GOOGLE公司的触角伸及世界各地，其“以一顶百”的发展战略将无法适应不同的文化和现行法律体系，最终在激烈的竞争中败下阵来。

作者大卫•韦思是《华盛顿邮报》记者，普利策新闻奖获得者。

订阅信息 Subscriber Information

需要免费订阅《卡内基中国透视》月刊电子新闻，请单击此处，您即可每月通过电子邮件免费收到我们的信息。
Please click here to receive the Carnegie China Insight Monthly E-News Updates via e-mail every month at no cost.

本刊内容供免费转载，敬请注明出处。

我们期待您的宝贵意见与建议，请通过电邮联系卢咏 ylu@ceip.org
We welcome your comments or suggestions. Please e-mail editor Yong Lu at ylu@ceip.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