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内基中国透视》月刊
Carnegie China Insight Monthly
2005年第5期 （总第6期，2005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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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 咏)

近十年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一直固定在8.28。今年四月底以来，以国会为首的美国政府加重了对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他们一改两年来平静的外交说服途径，转而运用严厉的说辞和保护主义威胁手段，试图迫使人民币立刻升值。先是参议院上个月在一项初步投票中称，除非中国在半年内转向浮动汇率机制，否则中国出口向美国市场的商品将被课以27.5%的惩罚性关税。在此事的激动下，行政当局的态度趋于强硬。美国财长斯诺(John Snow)指责北京阻碍人民币汇率实现自由浮动，称中国的金融机制已经成熟，可以马上应付弹性汇率。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对此表示支持，认为中国迟早要实现浮动汇率制，否则会引发通货膨胀，挫伤中国经济。国际货币组织与世界银行的高官们也加入了这一声讨大军。美国财政部在5月17日向国会递交的半年一次的报告中，虽然没有冠以中国故意操纵汇率的恶名，但还是向北京发出了警告，说人民币如果继续与美元挂钩，则可能在今后被指控为操纵汇率。美国政府在五月份两度宣布对更多中国纺织和服装产品进口设限。

美国国会中的部分议员和一些决策者认为，正是由于人民币汇率与美国直接挂钩，给了中国商品在价格上的优势，造成不公平的国际贸易，使美国消费者大量购买便宜的中国制造的商品，而令美国本土制造的商品没有销路，从而使美国制造业的失业率上升，近年来失去了百万制造业工作。

人民币该不该升值，回答这个问题不仅需要从经济学上作出客观的评估与分析，还须深入了解美国国内政治的动态及其对美外交政策的影响。对此，笔者采访了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两位国际经济贸易专家：盖保德(Albert Keidel)和桑德拉•泊拉斯基(Sandra Polaski)。他们两位都曾在美国行政机关有着丰富的经验，盖保德博士曾经在美国财政部担任东亚办公室副主任，他还曾任世界银行驻北京的资深经济分析家，去年九月加入卡内基基金会任中国项目的高级研究员。泊拉斯基曾任美国国务卿国际劳动事务的特别代表，在美国关于国际劳动事务的政府决策中担当领导角色，现任卡内基基金会贸易、公平与发展项目的主任和高级研究员。

人民币升值无法扭转美国经济结构转型

《卡内基中国透视》：中国在全世界的贸易额日益增长，您认为人民币目前的汇率对中国开展对外贸易是公平的吗？是否是因为人民币汇率不公而引起美国近年来制造业失业率的大幅上升？

泊拉斯基：我认为以中国的人口与经济规模、教育程度和日益增长的生产力水平来衡量，它的全球贸易额增长是很正常的，拥有大量劳动力和高生产力的发展中国家一旦进入国际市场后自然会占据愈来愈多的贸易额。中国也完全有权利将其汇率与美元挂钩。

但如今，美元与其他货币相比开始下跌，而人民币汇率只钉住美元，就必然会使中美之间以及中国和其他国家间的贸易关系变得紧张。从历史上来看，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往往推动着货币的升值，因此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基于中国经济的发展。所以，当中国的金融体制成熟之后，中国应考虑改变汇率制度，否则它将成为全球贸易不平衡的因素之一。它可以选择将汇率钉住一组贸易伙伴，也可以使用浮动汇率制，后者要求大量的调整和过渡工作。

谈到第二个问题。从全球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全球化对美国意味着它正在经历一个长期的国内经济结构重组的过程，即在今后的几十年中，先进的第三产业（服务业）将取代第二产业（工业），而很多旧的技术都传到了劳动力比较便宜的国家，这是现代经济从农业和制造业过渡到服务业的自然趋势。许多其他国家、包括中国，正处于经济发展的第二阶段，即制造业阶段，这就对美国制造业的比较优势提出了挑战。值得注意的是，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不只是中国带给美国这样的挑战，越南、印度、日本、澳大利亚、欧洲、南美洲等许多其他国家和地区也构成这一挑战。中国只是代表着这一看来可怕的威胁——全球化对美国经济和制造业的威胁。

对于美国来说，重要的是保证国内经济的增长能够吸收其剩余劳动力，调整劳动力市场结构，制定适当的教育培训政策，让人们适应新兴部门的崛起和陈旧部门的淘汰。但是，美国近几年来在这些方面的工作并没有取得良好成效，有许多国内政策有待改进。所以，美国应该停止把自己经济转型期间的问题怪罪在别的国家身上，而将精力集中于正确的方向上，使自己的经济结构更趋现代化，否则在今后30－50年间会出现更多的贸易摩擦。

人民币升值无法解决美国的贸易逆差问题。亚洲国家的生产体系是紧密相联的，一个“中国制造”的产品，其组件往往融合了许多国家的劳动，中国与它的亚洲邻国因此有很大的贸易逆差。美国责怪中国，也许是因为中国是最后一个产品组装者，但改变人民币汇率无法改变其他亚洲国家通过中国再进口到美国的产品的价值。许多经济学家都相信，人民币即使升值20%，也只能对美国贸易产生5%的影响。

盖保德：中国没有必要调整汇率，即使人民币汇率进行调整，我也不认为对美国经济会有多大影响。

测量中国汇率是否公正的指标不是看它与美国双边贸易的余额，而是应该看中国的全球余额。中国虽然与美国和欧盟贸易有巨大的顺差（相当于美国贸易赤字的四分之一），但中国在全球范围内的贸易顺差并不大。根据2003年的统计，中国的全球贸易余额仅仅是美国全球赤字的8％，而日本占15％，欧元区占28％，石油出产国占20％，除日本之外的中东亚国家占19％，这些地区的余额加起来相当于美国全球赤字的80％以上，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国的汇率不能说是造成美国贸易逆差日益膨胀的原因。

竞选压力使人民币汇率成为众矢之的

《卡内基中国透视》：对于中国汇率的讨论一度在去年美国总统竞选期间被大番抄作，其背后的政治动因是候选人为迎合选民心态，将美国失业问题归咎于造成所谓不公平贸易的人民币汇率，而现在又是什么原因使美国政府决定对北京加重施压呢？美国媒体为何宣扬“避免保护主义的最好方法是使中国害怕美国有保护主义”(You’ve got to threaten protectionism to avoid protectionism)?

盖保德：这百分之百是美国国内政治的情况所致。如今的美国，共和党控制国会和总统，民主党作为反对党则是寻找一切机会批评共和党，以谋求2006年的国会选举的优势。共和党怕民主党抓住中国贸易和汇率的情况来批评自己，所以对于共和党来说，最完美的结果就是让中国自己发生政策变化，从而向选民显示自己的执政有方。在国际社会看来，国会是代表民意、超越总统控制的机构，因此也是共和党达到其政治目的的最佳帮手，很多美国老百姓相信中国的汇率是不公平的。

泊拉斯基：这与美国的国内政治的确大有关系。国会议员们面临着即将到来的2006年选举压力，由于如前所述的美国国内经济结构重组和全球劳动力过剩，无疑使得美国民众、特别是制造业集中的州感到焦虑。另外，随着中美纺织品配额在今年一月份取消以后，中国对美国纺织品出口进一步猛增，这更使美国民众和政客非常担忧。那些想赢得2006年选举的议员们自然无法在短时间内改变全球经济结构，此时就很容易将国内问题归咎于其他国家，而布什政府也不得不显示包容。而且，跟日本、澳大利亚或欧洲等美国的盟友比起来，批评中国这样一个共产主义大国比较容易得到美国国内的共鸣。

中国最终需要浮动制，但这不是紧迫任务

《卡内基中国透视》：中国有无必要立刻引进以市场为导向的、由中央银行调控的浮动汇率制？

盖保德：媒体和公众往往将浮动汇率制错误地理解为人民币升值，其实两者是不等同的。中国实行浮动制并不意味着它现有的汇率是不公正的。

浮动制与资本流动有关，而资本流动与贸易公平与否没有联系。经济学家的共识是，在资本帐户完全自由化的前提下，浮动制有利于中国经济。更大的汇率灵活性有利于抵挡自由资本流动所可能造成的危害，如1997－98年出现的亚洲金融危机，浮动制可以让国内政策制定他们所希望有的利率，而不必被外国的利率牵着鼻子走；浮动制还能够减少投机资本的流入。但中国的短期资本帐户事实上并没有完全开放，因此目前就不急着需要引进浮动制。而打开资本帐户则要求中国具有成熟完备的金融机制。简而言之，中国最终需要浮动制，但这不是紧迫任务。

泊拉斯基：我觉得中国政府对马上采取灵活汇率的担忧是合理的，中国别无选择，只能抵制住美国的升值压力。这一方面因为中国的金融体制太过脆弱，另一方面因为中国不想受到货币投机者的冲击。

《卡内基中国透视》：那么假设中国现在引进了浮动汇率制，具体会有哪些风险呢？

盖保德：系统性的金融危机是不会发生的。但是目前的投机者行为使引进浮动制变得愈加困难。如果中国汇率现在尝试小幅变动的话，人民币会升值，投机者们认为人民币会升得更多，便先把国际游资涌入中国谋取利润，如果尝试大幅汇率变动的话，那些投机者会认为赚钱的机会已快到头了，于是将投资撤离中国，从而使人民币贬值，造成震荡，为中国原已复杂的经济发展之路制造更多的不必要的麻烦和混沌。所以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来自美国的升值压力及其随之引发的投机活动，反而不经意地令中国采取灵活汇率制变得更加不可能。

《卡内基中国透视》：中国需要做哪些准备为将来最终实现浮动汇率制打下基础？

盖保德：第一个重要的准备是完善监管制度，第二个关键方面是提高客户质量。大部分中国的公司，无论是公有的还是私立的，会计透明度普遍很差，无法给金融机构提供清晰的公司经营状况的讯息；很多中国公司管理还不成熟，又缺乏监管，所以一旦短期资本帐户打开后，就可能出现亚洲金融危机中公司借贷不分明的现象。

根据国情，应对压力

《卡内基中国透视》：面对来自美欧的如此强大的政治压力，北京一再声明人民币眼下不打算升值，中国有自己的汇率调整时间表。您建议中国政府在目前的情况下应该怎么做呢？

泊拉斯基：中国正陷入两难之中。中国政府已经自觉采取了一些限制出口增长的措施（如添加出口税），这样的措施从长远看会提高中国出口品的档次: 出口商们为在有限的出口配额中谋取利润，就要生产昂贵的产品，使中国产品不仅进入美国低端市场，而且也进入中高档市场。从长远来看，这符合中国发展的利益，因为生产高端产品需要培养更多高技术的劳动力。但矛盾的是，从短期看，中国那么多劳动力（特别在农村地区）迫切需要在制造业中获得对他们来说收入不菲的工作，中国政府也有国内压力解决广大群众在经济转型过程中的就业问题。更严峻的挑战在于2006年之后，根据世贸条约，中国的农业部门将向国际市场开放，外国农产品进入中国市场，这会引起更为剧烈的竞争、调低农产品的价格，那么多农民的就业就更成问题。我觉得缩短贫富差距是中国领导人的首要目标，政府最终必须关注低收入的人群，为他们创造就业机会。毕竟，普遍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中国融入全球经济的初衷。

盖保德：应该选择适合自己国情的一套政策。最重要的原则是要把分配和激励机制公平化，科学管理技术要进一步融入全球经济发展的趋势之中，才能将中国发展起来。

在贸易方面，要尽快按照世界贸易组织的要求行事。

在汇率方面，基本政策是继续改革金融机构和企业的职能和治理，包括破产、监管及土地制度的长期改革，因为成熟的金融体制是许多改革目标的基础。不要犯过早打开短期资本帐户（在仍然使用固定汇率的同时）、过快自由化金融机构等大的方针失误。

从经济的角度来讲，中国央行可以通过一定的调控来抵制住目前的国际压力，并处理好投机资本的问题，这种看似巨大的压力是可以“顶住”的。如果中国的汇率制度有所变化，很多美国人反而会认为中国的对外贸易的确是不公平的，关于中美贸易摩擦的讨论并不会因为中国汇率的改变而消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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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今年五月，台湾国民党主席连战和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分别访问大陆，受到大陆方面的热情接待，他们与中共总书记胡锦涛的会谈是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两岸间最高层次的会晤。这一事件在美国政策界和媒体备受关注。但美方的台湾观察家和主要媒体对此事的最终政治影响仍然众说纷纭，未成定论。有的观点认为，此次访问与其他一些最新迹象都表明大陆和台湾出其不意地缓和了彼此的态度，访问十分成功，是两岸发展的历史性突破，并可能为今后双方政府间的直接和平会谈奠定基础；有的观点则对此不以为然，感到胡宋连会谈未能实质性地改变两岸的基本立场，只不过构成在日益恶化的台海局势中的一个小小的棋局变动而已。总体而言，美国向来认为大陆和台湾之间“有任何形式的对话远好于没有对话”，因此尽管台湾在野党领导人访大陆不能代表台湾当局，在美国看来却多少能够减缓海峡两岸近期的紧张关系，哪怕其作用仅仅是暂时的。

为细致了解美国政策制订者对这一事件的态度和看法，笔者特别走访了华盛顿最有影响的智库之一的布鲁金斯研究所(Brookings Institution) 东北亚政策研究室主任理查德•布什(Richard Bush)。理查德于1997年至2002年担任美国在台协会(American Institute in Taiwan)的董事会主席及主管，现在布鲁金斯研究所从事中美关系的研究工作，他被美国政府视为“在台湾问题出现危机的时刻需要去咨询的人”。他的看法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代表或影响美国对华政策的主流观点。

“影响多大看北京”

连宋大陆之行是否会成为台湾总统陈水扁登陆、重续对话的前奏？“现在做任何判断还为时过早，”理查德说，“关键还是取决于北京打算如何利用这次会晤，以及此次来访如何适用于大陆对台的总体策略。”

他指出北京可能采取两种不同的方式，从而造成相反的后果。一是积极性的方法，即让连宋之行为两岸关系注入新的活力，促使他们的访问成为大陆继续对陈水扁政府实施接触政策的桥梁和协助力量，这种想法有可能推动两岸政府恢复和平交流。我们也或许能看到，除了大陆送的三礼（赠大熊猫、开放赴台游、水果零关税）之外，北京会进一步制定促动两岸经贸往来的对台政策安排，如果建立了适当的机制，两岸就能有更多类型的商用民用交通联接，为两岸和平稳定发展开创空间，这种结果自然是可喜的。

然而，另一可能性是，大陆希望利用连宋访问向陈水扁施加压力，促使他作出他所不愿意的妥协，阻碍他的修宪计划，在政治上削弱孤立他的领导地位，从而进一步深化台湾社会内部原本已经颇为分裂的民意。总之，这一事件令人们疑问北京的真正意图是什么，也向陈水扁政府发出了一个警告。

美国有些政策制定者怀疑北京的意图是后者，因为在他们看来，北京向台湾提出的“登陆条件”似乎变得愈加苛刻起来：不单要求陈水扁政府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而且要求停止“台独”分裂活动，将“台独”从其党纲中彻底删除。而从台湾方面看来，北京所定义的分裂活动涉及内容十分广泛，包括台湾希望成为国际卫生组织观察者的行为也被其视作“分裂行为”，因此台湾的政策与北京有着深刻的分歧。理查德个人认为，北京设定一个中国大前提作为开始任何对话的先决条件的做法是不明智的，这不仅制造了两岸间的僵局，而且加深了人们对北京意图真诚与否的揣测与不信任。大陆对台政策需要有更大的灵活性，否则要想通过连宋之行来博取台湾民众统一国家之心的实际效果将是非常有限的。

“九二共识”共识什么？

“我相信陈水扁想与大陆接触的愿望是真诚的，但他不会因为想获得谈判机会，而同意作出在他看来是巨大的让步——承认一个中国，”理查德说。

缓和两岸关系的关键问题在于大陆和台湾谁作出让步、以及作出怎样的让步。“九二共识”指1992年11月大陆的两岸关系协会与台湾的海峡交流基金会就解决两会事务性商谈中如何表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态度问题所达成的以口头表达的“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共识。从陈水扁政府的角度来看，他们对“九二共识”有他们的理解，而北京又有自己不同的诠释。陈水扁担心的是，如果他为了开展双方的对话和谈判而接受了“九二共识”，北京有可能以大陆自己的方式来定义他的这一接受行为，这就意味着在对话开始之前台湾就要公开打白旗，台湾政府也许愿意在谈判桌上作出妥协，但并非在谈判还没有开始之前。况且，陈水扁毕竟代表着2300万台湾人民(约1300万选民)在与大陆进行谈判，他的任何错误都将给他个人及其政党造成巨大的代价，所以他自然在这一问题上格外谨慎。如今台湾似乎正处于“心脑不一”的政治心态中——大多台湾人心底里可能更倾向于将自己定位为纯粹的“台湾人”，但务实的大脑思考则告诉他们，维持现状、而非制造冲突是目前最好的选择，这也是为什么倡导独立的民进党未能在去年12月的立法院选举中获取多数的重要原因。可见，陈水扁政府的大陆政策现处于“强硬不起也软弱不得”的微妙平衡之中，他的政治处境和追求使他的言行显得多变无常，经常发出混合的政治信号。

理查德的建议是，要推动两岸官方的直接对话，首先需要个“预备对话”(pre-dialogue)，以协商出双方都认可的有关“一个中国”的涵义，以及“九二共识”的具体内容，这样才可能削减彼此在开展正式谈判之前的最大疑虑。

美国希望两岸政府直接对话

理查德说，克林顿政府和小布什政府都相信两岸间的对话是有助于台湾海峡稳定的，推动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是美国一贯的政策目标之一，所以他们对胡宋连会谈表示欢迎。但是美国绝不会天真地以为连宋之行会大有成果。布什政府促使北京与台北借这一契机进行直接对话，因为它相信北京只有与民主选举出来的台湾领导人直接沟通才能产生具有实质意义的效果，这看来也是大陆最终必须走出的一步。同时，美国政府也认为开展官方对话不应设定先决条件。眼下布什政府正在密切观察两岸关系的走向，从说辞上，美国将继续支持双方任何形式的对话与沟通，因为这多少能有利于稳定。理查德认为，布什政府目前不会采取新的特殊措施来寻求台湾问题的迅速解决。

防止和解决台海冲突 Preventing and Resolving Conflict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和中国改革开放论坛日前在北京共同举行会议，美方和中方的重要国际问题专家从不同层面交流探讨如何防止和解决台海冲突，讨论的内容包括非军事和军事因素，以及美国和亚洲地区国家在台湾问题中的作用和看法。

在会上，卡内基基金会中美安全问题的高级研究员史文(Michael Swaine)谈道，两个因素加深了台湾问题的复杂化，一是台北和北京之间几乎没有任何相互信任且可靠的交流渠道，双方都不愿作出任何互惠性的妥协，而是坚持各自的零和博弈立场。二是美国作为双方对话的潜在推动者，也在不同程度上不被双方所信任: 北京将美国看成是一个飘忽不定的、有潜在敌意的霸权国家，企图无限期地拖延“不战、不和、不统、不独”的状态，并以此作为它试图困惑和胁制中国的大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台北一方面将美国看作是它必要的抵制中国压力的保护者，另一方面也害怕美国背信，利用台湾的命运为代价来反抗或者安抚北京，所以，虽然台湾要求得到美国更多的政治与军事支持，同时却也阻挠华盛顿和北京之间达成任何有关台湾未来的共识。史文说，美国的政策本质上是“阻碍行动”，即在防止威慑及冲突的同时欢迎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政治对话，美国政府希望大陆和台湾最终能变得更加温和与包容，从而保持这个地区的长期稳定。主流观点认为美国应该进一步促使双方达成共识性的纲领，以保证台海局势在今后二三十年中维持现状，因此美国需要通过施压、劝说、秘密沟通等多种方式的结合来促成信心建立对话，从而使台独和动用武力的想法变得不可能。在近几年内，美国很可能继续使用上述方法。

布鲁金斯研究所(Brookings Institution)美国军事的高级研究员麦克•奥汉龙(Michael O’Hanlon) 说，使用武力对于中国来说风险在于美国的干预，这不仅会造成中美之间的敌对，还会导致中国的战败和军事上的极大损失。如果台湾发生战事，美国的基本应对准则将分为非军事反应和武力反应。假如台湾率先挑起事端的话，美国的第一反应不是进入战争，而是公开严厉指责北京，同时私下要求台北收回它那引起危机的言论。如果非军事行动无法取得效果的话，美国要么直接使用武力，或者公开声明在哪些情况下它会参战，留给大陆最后的机会来决定是否避免战争。美国的民众会像伊战中一样，虽然对突发战争感到为难，但仍会跟从他们的总统以保证获胜。如果中国在反美军事行动中有所约束的话，美国也会相应地有所约束。

艾西利•特利斯(Ashley J. Tellis) ，卡内基基金会国际安全和亚洲问题的高级研究员对亚洲国家的反应提出分析。他说，大多亚洲国家欢迎北京强调和平合作的姿态，它们乐于同中国进行经贸往来，从而被中国这一推动亚洲繁荣的引擎所带动，并且希望这种经济互存关系也能让中国的政治军事行为更为负责和谨慎。然而，亚洲国家也都不想看到区域霸权的出现，但有趣的是，正是目前让它们和中国一起富起来的经济互存关系才使得中国有可能成为亚洲的霸权。面对这对矛盾，亚洲强国如日本、印度和俄国采取了“内部平衡”的策略，一些较小的国家则希望强国的存在及其外交行动能够平衡中国的崛起。中国的邻国同意美国是维护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和平相处的关键，事实上，华盛顿是让亚洲其他国家可以从中国获得经济利益而不必担心政治后果的“解围人”。然而，台湾问题会完全破坏稳定的中美关系，也就是破坏了美国充当解围人的前提条件，所以大多亚洲国家希望中国放弃用非和平手段统一国家的目标。

台湾海峡的最新进展: 来自台北的看法 Recent Developments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A View from Taipei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邀请台湾军事专家、台湾民间组织中国高等政策研究会秘书长杨念祖（Andrew Yang, Chinese Council of Advanced Policy Studies）前来座谈，倾听台湾方面对《反国家分裂法》和宋连访大陆的看法。杨念祖说道，在去年12月份的立法院选举之后，民进党意识到力求完全实现修宪是十分困难的，陈水扁现在似乎转而希望与大陆建立和平之桥，尽管国民党和亲民党领导访问大陆并没能改变海峡两岸的根本立场，但这一举动可能会对两岸关系的发展起到一些积极的作用。例如，这次访问将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亲民党之间的党内互动合法化，更重要的是在制度上建立了讨论和施行政策的崭新平台，今后在这一平台上所进行的两岸官员之间的工作会议将有利于促进经贸投资、教育等领域的政策发展。

中国法制改革：挑战与展望 Legal Reform in China: Problems and Prospects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与美国亚洲基金会(Asia Foundation)日前联合举办为时一天的中国法制改革会议，云集美国和中国的专家，讨论中国改革司法行政系统的情况。出席会议的特约嘉宾有美国最高法院副法官桑德拉•奥康纳 (Sandra Day O’Conner) 、美国法院资深法官杰•帕莱格 (Jay Plager) 和新任中国驻美大使周文重先生 (Zhou Wenzhong) 等。周文重大使就中美司法合作的发展发表了演讲。

法庭是保护弱者和减轻社会经济转型期之创痛的机制，正如纽约大学法学教授法拉克•俄普翰(Frank Upham) 所言，在中国农村地区培养合格专业的律师有助于代表中国的广大农民表达他们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不平，并让法庭听到他们的声音。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法学教授斯坦利•路布曼(Stanley Lubman) 说道，俄普翰的观点涉及到法制文化问题（即官员和民众对法律的态度）以及领导人倡导根本性改革的政治决心，而这两者是中国法制改革的核心因素。乔治敦大学法学教授詹姆斯•费尼曼(James Feinerman) 认为中共是否放弃其对司法机关的控制是领导人倡导司法改革的政治决心的重要标志。切尔西地区法院的首席法官汤姆斯•盖利(Timothy Galley) 忆起他参加过的两次由美国外交部组织的中美交流培训项目，他说通过与中国年轻法官的接触及观看他们模拟法庭的演练，感到中国人非常希望加强他们的法制建设，并且渴望了解美国法律系统的操作方式及其优缺点。

处在十字路口的中日关系 Sino-Japan Relations at Crossroads

卡内基基金会中国项目主任和高级研究员裴敏欣 (Minxin Pei)说，从表面上看，中日两国之间关系的绊脚石是历史问题。但是，实质上中日关系不断摩擦和恶化的基本原因是东亚主导权的争夺。很久以来，中国一直把日本看成是不具备主导资格的国家，日本对中国亦持相同看法。日本如果不放弃对华的强硬政策，中国如果不采取对日本的“新思维”，调整对日政策，两国关系的新的紧张将不可避免。反之，中日将走出“冷战”的阴影。

微妙的中国人 Those Subtle Chinese

卡内基基金会美国外交高级研究员罗伯特•凯根(Robert Kagan)在《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上撰文，提出中国近期的外交手段谈不上精明微妙。中国只不过是想显示一下它的力量，展现一下其正在增长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以求得邻国对它更多的屈从。美国梦想将改革中的后现代化中国纳入全球自由经济秩序之中是不切实际的。避免台海战争的最好方式是美国与其澳大利亚和日本盟友一道履行对台湾的防卫义务。

上帝选择的国度：宗教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 The Chosen Nation: The Influence of Religion on U.S. Foreign Policy

小布什总统在阐述外交政策时，提到上帝对美国的“召唤”和赋予美国的“使命”。尽管他比前任更直截了当地使用宗教语言，美国历届总统其实都曾无一例外地借助宗教概念来阐释其外交政策。美国的全球目标是建立在17世纪英格兰基督教千禧年之说的基础上的。而布什与其他美国总统的区别在于，这些宗教概念不仅构成了他追求的终极目标，而且使他带上了有色眼镜来看待这个世界——有时，这给美国的外交政策带来了消极影响。

韩国应在全球防武器扩散中起更大作用 S. Korea Should Have a Larger Role in Global Nonproliferation Efforts

卡内基基金会防止武器扩散项目副主任乔恩•沃尔夫斯塔尔(Jon Wolfsthal)说，韩国应帮助拓展和平使用核能源的领域，改进阻止非法核运输的协议，和界定有核国裁军的方式。首先，北韩对韩国造成的核威胁使韩国在不扩散问题上具有特别的行动权威。其次，韩国先进的核研究项目让它在和平使用核能方面具备有力的发言权。另外，作为一个被美国用来证明其有必要拥有核武器的国家，韩国在谈论裁军必要性时，处于有利位置。

周文重积极评价中美司法合作 Chinese Ambassador Praises U.S.-China Cooperation on Legal Reform

中国《法制日报》报道，中国驻美国大使周文重在卡内基基金会举办的中国司法改革研讨会上积极评价了中美两国司法交流与合作所取得的成果，这是周大使向美国国务卿赖斯递交国书副本后首次在公共场合露面。他特别提到两国法律工作者和学者在增进两国人民和两国法律界之间的相互了解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充分肯定了中美执法合作联合联络小组自1998年成立以来在移交逃犯、反恐、禁毒以及反洗钱等方面所取得的共识和进展。

《贫困的终结：当代经济发展的可能性》
(The End of Poverty: Economic Possibilities for Our Time, by Jeffrey Sachs,
New York: Penguin Press, March 2005)

人类历史上悬殊而普遍的贫富差距是随着两百年前现代经济增长时代的开始而出现的，在这以前，人类社会可以说是普遍贫穷，经济和人口增长都极其缓慢，本书可以说是为创造一个更为安全与繁荣的世界提供了一份蓝图。它通过作者本人在玻利维亚、波兰、俄国、印度、中国和非洲国家的实际工作经历，让读者更深入广泛地了解这些国家所面临的发展问题以及这些问题的相互关联，他试图寻求全面的方案，来解决这些阻挠社会发展的经济、政治、社会综合因素。他认为这些问题即使很艰难，但是只要拥有足够的道德义务意识和基于个人利益的战略手段，都是可以通过努力来解决的。本书作者萨克斯是哥伦比亚大学可持续发展与管理学教授，也是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的特殊参谋。

这本由美国智库兰德公司出版的著作探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潜在问题和危机。书中罗列了八大领域的危机: (1)失业、贫困和社会动乱(在未来十年可能导致中国年均增长率下降0.3-0.8%); (2)贪污造成的经济影响(可能导致中国年均增长率下降0.5%); (3)爱滋病及其他传染性疾病(从2002年到2015年间可能导致中国年国民生产总值下降1.8-2.2%); (4)水资源与污染(在未来十年可能导致中国年均增长下降1.5-1.9%); (5)能源消耗与价格(在全球石油供应短缺“中等严重”的情况下，从2005年到2015年间可能导致中国年均增长率下降1.2-1.4%); (6)金融体制和国有企业的脆弱性(可能导致中国年均增长下降0.5-1%); (7)外商直接投资的可能缩减(如果外商直接投资每年减少100亿美元，可能导致中国年均增长下降0.6-1.6%); (8)台湾或其他潜在的军事冲突(保守估计可能导致中国年均增长率下降1-1.3%)。以上这些问题都是互相依存和互相影响的。


《列宁主义方式的管理新法：执政党对中国金融业的监管》
(“Regulatory Innovation by Leninist Means: Communist Party Supervision in China’s Financial Industry,” by Sebastian Heilmann, China Quarterl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May 2005)

中国政府对金融部门普遍深入的干涉和任人唯亲主义同其他许多政治经济体的缺陷相类似，但是中国政府在它的操作管理上有着与众不同的办事方式。论文中指出，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Central Financial Work Commission, CFWC)的兴亡是政府管理创新潜力的突出表现，也是共产机制领导中国经济发展的局限性的体现。创立FWC是阻止金融业等级制度崩溃、重建中央决策机制的策略，中国领导人通过对资深金融管理者和中央支持的机构进行重组等方式，促进金融市场监督的集权化、统一化、以及自1998年以来开始的一系列管理创新工作。这种列宁式的机构为中国政治家提供了应对可见的机制性危机的存储能力和新颖的经济管理模式，但是它们不能够为金融管理层提供基于市场的刺激因素，未能增加资本分配的有效性，也与新式的公司管理方式不相适应。因此，以温家宝为代表的领导人试图放弃CFWC的方式，并重新定义共产党团体的角色，从而采用新的方式进行金融部门改革。2003年以来，中国共产党通过奠定市场经济管理的全国基础，为在中国金融部门扫除陈旧的社会主义机制的长期努力铺平了道路。


《世界的未来属于中国吗？》
(“Does the Future Belong to China?” by Fareed Zakaria, Newsweek, 9 May 2005)

最新一期的美国《新闻周刊》以“中国的世纪”(China Century)为封首，并将章子怡的照片作为新一代中国人的形象代表放上了封面，国际编辑扎克瑞尔撰写了特别专题报道，分析美国该如何应对中国这一新兴国际力量所带来的前所未有的挑战、威胁和机遇。他写道，中国的崛起，加上印度的发展和日本的力量，代表着全球力量从西方大国转移到了亚洲，中国的崛起不可避免地对美国造成最大的挑战，跟中国崛起比起来，伊拉克对于西方联盟来说只是一个暂时的难题。中国的发展一方面给美国人带来了好处，例如便宜的中国进口货使美国消费者在过去十年中节约了6千亿美元，但是另一方面，崛起的国家和原有的世界领导国之间历来总会产生摩擦，例如军备竞争和国界冲突等，尽管中美未公开承认这一点，两国却都在默默担忧和准备着矛盾的产生。对此，美国应该在科技教育、金融政策和外交方式上做好准备。首先，美国应继续加强推动美国经济增长的关键，即科学与技术。作者提到，如今美国的研究人员大多是外国学生或移民，而眼下越来越多的外国人选择回国，中国和印度搞技术研究的人数已经远远超过了美国(即使教育质量不如美国，数量至少也能说明一点问题) ，美国现在如果不关注科技教育，就无法培养出构建工业化经济的基础——科学家、工程师和技术人员。其次，美国应在国内实行负责任的财政政策，不能无限期地依赖外国为它提供信贷，因为一旦中国拥有了巨额的美元储备，就意味着它具备了对美国经济进行破坏的能力。再次，在外交方面美国面临着两个可能性，一是中国利用它的规模和实力威慑它的邻国及世界其他国家，在这一情况下美国将同俄、日、印一起组成天然的平衡机制，限制中国的力量; 如果中国温和平缓地扩大它的经济影响力，美国也将和谐地回应，小心且安静地开展微妙的长期外交。作者认为，在未来，中美之间很可能进入一场“软战争”(Soft War) ，一场夺取全球威力和影响力的静悄悄的竞争，中美两国会时而成为朋友，时而成为敌人，在某些方面加强合作，在另一些领域则展开竞争，这就是21世纪的现实。


《应对中国的崛起》
(“Managing China’s Rise,” by Benjamin Schwarz, Boston: Atlantic Monthly, Vol. 295, Issue 5, June 2005)

施戈沃兹在《大西洋月刊》中说，当小布什在2001年就职时，在美国无论是共和党人还是民主党人最为关切的国家安全问题就是关乎中国的崛起，中国是美国国防部人士所认为的美国在东亚地区的经济和军事较量者。在同一期的《月刊》中，罗伯特•凯普兰(Robert D. Kaplan) 在《我们如何抗击中国》 (How We Would Fight China) 一文中同样指出，中东问题只是暂时现象，美中的军事竞争则将定义整个21世纪，而中国会是一个比俄国更为可怕的对手，它构成对美国自由化统治的主要传统型挑战。


《美国急需定义“中国政策”》
(America’s “China Policy” Is in Urgent Need of Definition, by John J. Tkacik, Jr., Heritage Lecture, No. 874)

美国传统基金会的这篇演讲稿指出，美国对华政策的核心内容在于三点： (1) 一个中国原则； (2) 反对单方面改变台湾现状（所谓“现状”由美国自己定义）； (3) 不支持台湾独立。然而，这三项原则事实上词句含糊，空洞无物，美国政府未能赋予“一个中国”或“台湾现状”以明确的定义，这两个提法本身也自相矛盾。作者呼吁美国政府对台湾给予更大的关注，不仅因为台湾是一个繁荣的民主国家，还因为它是美国最大的出口市场之一，而且是美国重要的国际安全伙伴。他建议国会采取如下措施来修补美国政策的错误。国会首先需敦促政府对台湾政策加以定义，政府至少应该在内部形成对台湾问题的参考体系，明确什么算是台湾的现状，什么算是美国所认为的一个中国原则。其次是要保持联系，即里根总统提出的“永久义务”：中国对台湾的和平统一——美国对台湾防务的支持——台湾继续与中国分离——美国的利益，因此任何大陆威胁和平统一的行为都将引起美国对台湾民主的进一步支持。美国还需要一个战略，使它清楚地明白在十年或二十年后希望看到一个怎样的大陆和台湾，中国不是一个静止不变的世界大国，而是会根据它自己的利益改变亚洲的政治格局，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就更应及时明确自己在亚洲的战略利益和目标。


《美国在中国的形象》
(Chinese Images of the United States, Edited by Carola McGiffert, Foreword by John J. Hamre, CSIS Significant Issues Series, May 2005)

这是美国国际与战略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2003年出版的《中国在美国的政治形象》(China in American Political Imagination)的续集和补充。一个世纪以来，中美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受中国人和美国人对彼此的态度和相互感知而左右。特别是在冷战结束之后，两国之间不再具备共同的战略纽带，相互之间的缺乏了解和误解严重影响了中美关系的友好与稳定。本书邀请了美国和中国各个领域的专家，通过多元的视角具体展现近代以来美国在中国的形象问题，以及这种形象如何影响了中国的外交政策和中美关系。


《中日为何彼此攻击》
(“Why Japan And China Are Squaring Off,” Edited by Rose Brady, By Brian Bremner in Tokyo, with Dexter Roberts in Beijing and Stan Crock in Washington, Business Week, Issue 3930, 25 April 2005)

多年来，在中国和日本的乐观主义者以为这两个亚洲国家的密切的经贸往来可以消除它们历史上的仇恨，但是中日战略竞争却是非常真实而尖锐的。在两国之间矛盾的背后，不仅仅是它们对日本过去的侵略行径的不同看法，而在于中日对亚洲经济和外交领导地位的激烈竞争，因此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很可能将持续下去。其中最剧烈的冲突是日本企图加入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但在安理会拥有否决权的永久成员国中国想阻挠日本“入常”。


《中印关系：美国所应了解的内容》
(India-China Relationship: What the United States Needs to Know, Edited by Francine R. Frankel and Harry Harding,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5)

中国和印度这两个人口大国之间的关系始终显得紊乱，这涉及到它们之间国界的纠纷、核武器的敌对、在亚洲地区影响力的竞争、日益增强的经济联系、以及两国国内的发展问题。中印之间的互动深刻影响着当地的稳定和繁荣，也直接关系到美国的利益，但是美国事实上对中印之间的情况所知甚少。本书的作者们试图回答三个问题：中印两国战略文化、国内情况和国际环境有哪些相似与不同之处？两国关系的国际大环境如何？两国的国家利益之间有怎样的共同点和冲突点？


《书评：中国新闻记者》
(“Book Review: The Chinese Journalist,” by John Gittings, China Quarterl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May 2005)

这是对2003出版的霍格博(Hugo De Burgh)所著的《中国新闻记者》一书的评论。评论说道，与25年前相比，如今中国媒体的自由度已经大为提高，尤其是年轻的新闻记者更善于跳出新闻制度在他们身上所加的限制。他们中的许多人希望出国留学深造，解释说他们要为中国新闻将来所可能发生的突破而做好专业准备；还有些人继续在努力突破言论控制，尽管有时会被解雇或处分，但他们通常能够在另一省市的其他媒体找到新的舞台。网络媒体记者一般比报社记者要更勇敢一些。《中国新闻记者》一书通过对中国记者的实地采访透视出中国媒体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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