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内基中国透视》月刊
Carnegie China Insight Monthly
2006年第4期 （总第15期，2006年5月）

主编：卢 咏
Editor: Yong Lu
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出版
Published by the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订阅信息 Subscriber Information
PDF 版本 PDF Version 
热点争鸣 Opinion and Debate
中国改革 China Reforms
卡内基动态 Carnegie News
卡内基中文网最新 New from Carnegie ChinaNet
学者文摘 Scholarly Publications

(卢 咏 )

贸易谈判举步维艰

“多哈回合”是世界贸易组织于2001年11月在卡塔尔首都多哈发起的一轮多边贸易谈判。多哈回合谈判涵盖八大领域，即农业、非农产品市场准入、服务、知识产权、规则、争端解决、贸易和环境以及贸易和发展问题。谈判主要围绕如何消除各种出口补贴以及改善市场准入情况等方面。

然而，世界贸易谈判进度缓慢，步履蹒跚。多哈回合已经历了四年多的“马拉松”式艰苦的历程，终点却依旧渺茫。2005年12月，在香港召开的149位世贸成员国参加的部长级会议未能解决各国间的分歧，当时打算延至今年4月30日就农产品和非农产品市场准入问题达成初步协议，如今，这一目标再度被延期。看来，多哈回合不太可能在原定的2006年年底结束了。

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世界贸易实现“整体承诺”变得愈加困难？自由贸易是否真是帮助弱国经济成长的福音？多哈如何取得成果、实现其“贸易助发展”的初衷？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两位国际贸易高级研究员桑德拉•泊拉斯基（Sandra Polaski）和舍尔曼•卡兹（Sherman Katz）座谈《卡内基中国透视》，全面分析多哈回合谈判中的各项贸易政策对世界各国所可能造成的影响。

国际贸易的新局势

“贸易谈判之所以如此困难，主要原因在于发展中国家。”泊拉斯基说。近20年来，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开始进入全球贸易机制，成为了世界经济的重要参与者。当发展中国家加入谈判之时，也带入了它们自身进攻性的或者防御性的考虑。所谓“进攻性”的考虑是，发展中国家想要自由化自己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部门，例如纺织业和服务业，由于发达国家的自我保护主义，这些部门在以前的贸易协定中开放程度最低。而所谓“防御性”的考虑是，发展中国家要求保护它们众多人口赖以生存、却缺乏竞争力的一些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这些正是发达国家最能从自由贸易中获利的行业。如此一来，穷国和富国之间难以调和的利益差异使得今后的贸易谈判变得更为复杂和困难。

“多哈回合的难点在于农业。”卡兹说。一方面，以巴西、印度、中国、南非和埃及等为代表的团体（称为Group 20），认为它们在乌拉圭回合（1986－1993）中吃了亏，下定决心不能让历史重演。另一方面，欧盟和美国要在确定它们可以进入发展中国家的货物和服务市场之后，才同意全面消除农业关税和补贴。没有一方愿意率先作出让步，从而使谈判陷入僵局。

贸易并非扶贫良药

“世贸组织的谈判者缺乏强烈紧迫感的另一个潜在原因是，多哈回合也许只能给全球经济带来极其有限的好处。”泊拉斯基说。根据卡内基基金会最新研发的电脑模型模拟的结果，各种谈判所可能达成的贸易政策事实上都只能创造十分有限的利益：为全世界收入增加4－6百亿美元，即在现全球国民生产总值的基础上增加不到0 .2％。包括世界银行在内的其他机构的贸易模型也都显示了类似的结论。

因为没有巨大的利益，每个国家调整贸易政策所伴随而来的成本就显得更大了。例如，就业结构的调整会对一个国家造成政治上的伤害。因此，多哈回合很可能只是在各个产业部门取得相当有限的进展。

更值得注意的是，按照多哈回合各种可能达成的协议估算，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也注定是最大的输家。最受到冲击的是一些非洲撒哈拉以南国家，可损失1％的收入。此外，孟加拉国和东非也将从中受损。

可见，研究的结果与人们通常所想的截然不同——自由贸易不见得是减轻贫困、促进发展的万能药，它只是许多用以推动经济增长的因素之一，我们不应该过分强调多哈回合所能带来的利益。如果不对最穷的国家采取特殊的贸易保护措施的话，它们会成为最大的输家。

中国是最大赢家

泊拉斯基认为，在谈判的各种可能结果下，中国都将是最大的赢家，国民生产总值可增加0.8-1.2%。

卡内基模型显示，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90％的收益来自于制造业产品的开放，其中中国获利最大。但是，对于发达国家来说，大多得益于农产品的开放。单纯开放农业则会让发展中国家总体遭受损失，中国也不例外。由于中国制造业的收益远远超过农业上的损失，它仍是最大的赢家。如果多哈协议能够降低低技能工业品的关税的话，中国制造业增加的工作机会将超过农业部门失去的工作岗位，从而令国民经济获益。

这一发现又一次挑战了人们对多哈回合的普遍认知——农业自由化并不能促进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而制造业自由化对于穷国来说才是最重要的。

开放农业会伤害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根本原因是，在中国、孟加拉国、非洲撒哈拉以南国家和印度等国，低效率、小型自给的耕作占据大部分的农业，是众多人口赖以生存的方式，他们的产品缺乏国际竞争力，一旦农业向国际市场开放，大量的农民将无所适从，最终影响经济增长。这意味着多哈谈判应该给予穷国农业部门特殊的条约。

多哈成功的要点

在乌拉圭回合和以前的多边贸易谈判中，达成的协议往往代表着主要富国或其团体的利益，这种谈判方式在2003年墨西哥坎昆部长级会议中宣告破产，美国和欧盟提出的农业协定遭致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反对。显然，如今不顾及到世贸组织中的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就不可能达成任何承诺，对最贫穷的国家还必须增加特殊的保护措施。可以说，多哈回合是国际社会学习如何在新的全球经济和影响力分配的格局下进行谈判的第一堂课。

泊拉斯基指出，要保证贸易政策的公平性，必须遵循两大原则。首先，如果一项政策会加重贫困，它必须被否决或者其危害性由其他政策抵消；其次，国际社会应该否决那些只对少数公司和家庭提供好处、而有损大部分人经济利益的政策。

“很难找到可以优惠所有发展中国家的平衡的政策，但是我们可以在协议中加入一些元素来解决各种挑战。”泊拉斯基提出的建议包括以下几点：

第一，缓慢开放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关键的一点是，在缺乏竞争力的农业全面向世界开放之前，必须大力发展工业。

第二，给予发展中国家农业优惠待遇。允许发展中国家用关税保护一些特定的农产品，并有权设置保护农业的措施。

第三，讨论农业发展援助。多哈回合中应讨论向穷国增加现代化农业的援助。

第四，各国需对最贫穷国家的出口提供零关税、零配额限制。中国等中低收入国家亦当如此。

第五，对于其他比较贫穷的国家，在某些部门应享有与最贫穷国家相同的贸易优待。

最后，向穷国开展贸易调整援助项目。倘若世贸组织的协议有损穷国利益，富国须通过世界银行等国际发展机构或双边援助加以弥补。多哈回合的议程中应包括对此类项目的讨论。

(庞中英)

作者系中国改革开放论坛—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联合项目高级研究员

中国加入国际体系

在形式上，中国已经加入了几乎所有的1945年以后建立起来的政府之间的国际组织，以及其它形式的国际制度、国际机制；就国家的经济规模而言，中国在国际经济体系中持续上升到经济大国的地位。但是，加入国际体系不等于在其中发挥作用，实际上，加入国际组织本身并没有解决中国到底在世界上扮演什么作用的问题。

中国最初加入国际组织或国际制度，尤其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根本目的之一是为了获得利益（例如从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那里获得发展援助，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理论上则是为了根本改善中国在全球市场中的地位），而并不一定意味着中国是为了在这些组织和制度中发挥作用，以及改变国际体系的结构和方向。这里的利益既包括经济利益，也包括非经济的利益（例如改善国际形象）。由于中国是申请加入者，目标是成为现存国际组织和国际体系的一员，所以，当时确实还谈不上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主动和主导作用。即使有作用，它们也多数是被动的、局部的、有限的。

只是在最近这些年，中国才开始超越“利益”的概念，开始意识到“国际议题设定”、“国际领导地位”的重要性，提出“负责任的大国”，更加看重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中拥有否决权的常任理事国地位。而在经济方面，则试图在“入党”（特别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影响“党内”（例如，全球多边自由贸易体系）的国际规则的形成，成为一些新的国际制度、国际机制、国际安排、国际框架的“参与者、维护者和建设者”（温家宝总理2006年4月3日在澳大利亚的演讲），甚至某种领导者（主要在亚洲范围内）。

从20世纪80年代起，从总体上说，“对外开放”的基本政策使中国“长驱直入”国际体系。在过去接近30年，中国加入国际体系的进程大体上得到持续，中间没有出现任何大的不连续。

但是，中国加入国际体系的过程存在着一些问题。截止目前为止，从中国的角度，多数研究似乎只是在抽象地谈论中国的“加入”，讲了许多加入国际体系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之道理，却没有讨论中国加入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柏林墙和苏联解体后不久，中国外交政策指导思想开始非正式地被概括为“韬光养晦和有所作为”。从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作用的角度看，如果绝对的“韬光养晦”，则等于说中国在国际上“没有角色”；而绝对的“有所作为”则等于说中国要发挥“某种角色”。实际上，在过去十多年，中国在国际上的作用一直是介于“没有角色”和“某种角色”之间。

显然，“韬光养晦”开始与“对外开放”、“加入”国际体系产生矛盾。而且，一旦进一步地融入国际体系，做到“韬光养晦”的难度就更大。原因主要是，置身于国际体系的国家不是封闭国家，不得不进行一系列的活动：行动（act）、反动（react）和互动（interact），而这些活动都受到国际规则和国际制度的制约。

为解决“韬光养晦”和加入国际体系的矛盾，在政治上，中国实际上更多地把自身定义为国际体系的一个“参加者”（participant），一般不做“领导（带头）者(leader or sponsor)”。

本文区分了“中国加入国际体系”和“中国在国际体系中发挥作用”这两个方面，认为，加入国际体系的问题基本得到解决，而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作用问题则尚未解决，甚至还没有引起足够讨论。

中国应该在国际体系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中国必须在国际体系中发挥作用。问题是，中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中国的作用应该是多重的。中国在国际体系中应该发挥至少以下五个方面的作用：

第一，现存的国际秩序的维护者。目前的世界秩序建立在一个复杂的国际体系上。中国置身在这个体系中，必须使它成为一个有序而非混乱的系统。为此，只要是有助于这个体系的稳定、和平、健康的国际法、制度、机制、安排和准则，中国就要坚定地支持之。目前，中国成为《联合国宪章》规定的联合国原则的主要担保者之一。但联合国本身却面对着巨大的历史性挑战。联合国是否能转变成民主的但有效的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中心，在维护安全、促进发展、保障人权上成功充分发挥作用，取决于中国等主要的联合国成员国的作用。

第二，现存的国际秩序的完善者。“目前国际体制存在诸多弊端”。 以前的中国对国际秩序的不合理性和不公正性的批评主要是站在国际体系之外。如今，完全进入国际体系的中国因为其切身经验，即在国际体系中的行动，可能更加具体地感到现存国际秩序中的一些不合理性和不公正性。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必须继续保持对这种秩序的敏锐批评。但是，中国对国际秩序的批评应当更加具有建设性。批评的目的不是为了指责，而是为了改进国际秩序。

第三，要改进或者完善目前的国际秩序，光有批评是远不够的，而必须为未来的国际秩序提出可行的改革方案。由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无论形式如何，国际秩序的改革必须包括“法治”和“民主”两大要素。

中国已经提出“国际关系民主化”的主张，但是，到底如何给国际体系带来民主，却是一个大难题。由国家组成的国际社会面对的最大挑战是不断深入的全球化及其日益严重的全球问题。国际社会能否按照民主的原则就改革目前的国际制度达成大体一致？

由于担心为“中国威胁论”提供“依据”，当前有一种观点在中国似乎十分流行，即强调中国只是和平地加入目前的国际体系，不必谋求改变当代基本的国际秩序。也就是说，接受中国是所谓“现状国家”(status quo power)，而非旨在改变现存的国际秩序的定位。这个观点的主张者一方面在说中国的崛起是影响21世纪的人类进程和国际体系的大事件，中国需要成为国际体系的建设者，但另一方面则又说“中国进入国际体系不会改变这个国际体系”。这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

其实，说“中国进入国际体系不会改变国际体系”的话对抵制“中国威胁论”噪音帮助不大。因为，常识性地，如此规模巨大的国家进入国际体系，国际体系怎么不会受到影响？包括“中国威胁论”在内，各种各样的对中国加入国际体系的国际反应和应对真正所指的也许并不是中国的加入是否改变国际体系的问题，而是中国的加入在哪些方面可能会改变国际体系（包括国际权力结构）以及如何改变的问题，例如，中国在国际体系中将扮演什么角色，以及如何扮演这些角色。

笔者这里讲的“改变”完全是积极意义上的，不是指的是把中国的意志和愿望强加于国际体系，不是中国要把整个国际体系“中国化”，把国际制度变成中国利益和价值的工具，甚至塑造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秩序。中国的加入若能为国际体系带来积极的变革，为国际体系注入新的活力，则相信迟早受到世界的理解、接受和欢迎。

第四，中国在世界稳定中的作用。联合国成立的一个长期目标就是世界稳定。世界稳定对中国至关重要。我们对作为一门学科的“世界稳定”的研究还非常不够。由于贫富分化、人口变化、气候变化、技术变化，出现了一系列威胁世界稳定的严重问题，例如恐怖主义、毁灭性武器扩散、文明冲突、金融危机、气候暖化、传染病。

中国在世界稳定中的作用非常重要。举凡在世界安全、经济、健康、环境、人权、贫困和发展等方面。从中国的观点看，中国到底如何在世界稳定中发挥作用？诸如中国这样的在国际体系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的后起大国，它与国际体系或者世界经济稳定的关系到底如何？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

第五，中国在地区体系中的作用。中国在地区中的作用可从两方面看。一方面，在促进地区体系向着地区共同体（regional community）演化的进程中，中国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亚洲地区体系存在的各种棘手问题和挑战有可能因为地区整合而得到缓解或者解决。最近不到10年间，中国逐步认识到亚洲体系的地区整合的重要性，并成为亚洲（尤其是东亚）地区整合的主要推动力量之一。

中国在地区体系中的作用不能仅仅被理解为限于亚洲。中国必须建立起与各个地区之间的关系。地区是中国在国际体系中发挥作用的重要平台。一系列的地区合作机制是中国与地区联系的主要途径。除中国—欧盟和中国—东盟等密切的联系机制外，中国在中东、中亚（通过“上海合作组织”）、南亚（中国已经成为“南亚地区合作联盟”的观察员）、南美（“东亚—拉美合作论坛”）和非洲（“中非论坛”）都开始发挥积极作用。

中国如何在国际体系中发挥作用？

中国内部开始谈论“中国的国际影响力”话题。外部世界当然很关注中国经济和军事力量的增长，这是毫无疑问的。不过，与对中国力量的规模的关注相比，国际社会更关心的东西则是中国如何使用其已经获得的国际力量或者国际影响力。 确实，如上所述，在中国已经全面进入国际体系的情况下，中国应该重视如何在世界上使用力量。为此，本文提出中国“转换旧的角色，定义新的角色”的任务。只有角色明确，中国才能知道到底如何对国际/全球秩序的全球或者地区的“公共产品”（public goods）做出贡献。

全球化给中国外交带来深刻挑战，中国外交必须与整个国家其它方面一样，实现变革和转型，传统的双边的、政府之间的外交已经不足以应付中国面对的地区和全球问题。中国外交必须走向全球。

中国在国际体系的作用，无论其内容还是方式，目前仍然是相当传统的。在21世纪，世界外交体系正在酝酿一次大的外交转型。中国不能在这次世界外交转型中落后，必须与世界同步地思考如何使外交适应21世纪的世界外交体系。中国需要更加开阔的、长远的外交政策，发挥其全球作用。这些年来，历经反复和曲折，中国解决了对全球多边体制的态度和立场问题，引进和讨论多边主义，重视多边外交，已经成为全球多边秩序的赞成者，甚至是支持者，但是，中国外交的实际重点仍然高度集中在大国关系、双边关系和周边地区上。

无疑，中国在国际上使用其影响力最好的方式之一是外交，尤其是多边外交和经济外交。多边主义和经济外交将增加中国力量在世界上使用的合法性或者正当性。

但是，中国外交尚未进一步转型也许构成中国在国际体系中进入角色、掌握多边的国际规则、使用其已经获得的影响力的某种不利方面。所以，以加强中国的国际作用为目标，中国也要提出外交转型的任务并落实之。

当前，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在国际上发挥作用遇到的瓶颈是国家能力和国际经验不足的问题。中国还没有相对足够的、合格的和持续的外交资源（包括人力资源）参与有效的多边外交。与世界多边外交大国美国、欧洲联盟和日本相比，中国在这方面的能力不足。而经验问题的解决方案则只能是加快在国际社会的学习进程。

结束语

中国加入国际体系的过程本来应该是发挥中国在世界事务中作用的过程，但中国在这个阶段“加入”意识占据上风，而缺少更大的“作用”意识。今后，中国必须清楚确立在国际体系中发挥作用的意识。既然在体系中，就要明确自己到了体系中到底要做什么和能做什么。

中国是具有全球利益和全球责任的地区大国，所以，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作用主要是在地区和全球两个层次上展开的。

中国的全球化决定了中国必须重新定义她的国际角色。这个角色不应该是单一的、狭隘的，而是复合的和广泛的。中国正在定义自己在世界上发挥的负责任作用（前述温家宝总理最近在澳大利亚的演讲，从十个方面阐述了中国在世界上的负责任的作用）。对中国这样的大国来说，“负责任的国家”不仅指的是承担国际责任的国家，而且是遵守共同的国际规则、为国际法治做出贡献的国家。

返回目录 Top

中国能源进退两难的抉择 China's Big Energy Dilemma

卡内基基金会中国项目主任裴敏欣（Minxin Pei）在《海峡时报》（Strait Times）发表评论道，中国正在通过直接购买石油领域的股权来获取能源安全，这一策略虽然对国有石油企业没有伤害，但是为中国政府带来风险。北京应该反思这种只能为中国能源带来有限的好处、却引起华盛顿和东京担忧的战略。中、美、日的能源关系形成了一个“安全困境”。

三大因素可能会破坏中国的石油安全。第一，石油市场价格的浮动可能引起经济不稳定。第二，由于大部分石油供应来自中东，地区冲突可能会导致供给缺乏；第三，由于缺乏海外军事部署，中国没有军事能力来保护它的石油供给路线，它潜在的地缘政治对手——美国、日本和印度，可以轻易地阻截中国的石油供应。

北京增加能源安全的基本手段是多元化能源供给的方式：建造核电站，积极鼓励使用其他能源替代品，同时致力于在非洲、俄国、中亚和北美寻找能源。中国获取能源的方式之所以引起美国警惕的原因在于，它热衷于获得石油领域的股权，一些大型的国有石油公司在政府的引导下开出天价进行产权投资，似乎体现了中国对市场作用的信心缺乏，而且恶意地企图“封锁”能源。西方的这种担忧尽管是错误的，却是难以避免的。

更何况，“封锁”策略对中国政府来说没有带来什么实际利益。全球石油市场是高度一体化的，对石油进口国来说，即便能够控制原油基地，也必须同样支付高昂的市场价格。

转机外交的坠落 Crash Landing for Transit Diplomacy

台湾总统陈水扁日前的巴拉圭之行中，华盛顿仅允许他的专机在阿拉斯加和夏威夷进行短暂的加油，而不是在旧金山或者纽约休息更长的时间，反映出华盛顿对陈水扁追求危险的台湾法治独立的担忧。在《海峡时报》（Strait Times）最新的评论中，卡内基基金会中国项目主任裴敏欣（Minxin Pei）认为陈水扁有意误解了来自华府的这个微妙却清晰的警告。

利用中途转机的机会与未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进行“外交”，是台湾争取国际合法权利的重要途径。华盛顿这次只允许陈水扁在阿拉斯加和夏威夷停留，无疑等于在外交上轻视了台湾。惊讶之余，目中无人的陈水扁决定不在美国任何一个地方停机，并指责美国屈服于中国大陆的压力。

台湾认为美国屈于大陆压力的想法是错误的。这说明陈水扁故意扭曲美国方面发出的信号。布什政府自2001年来给予台湾前所未有的军事和外交援助，他在转机问题上的决定是要向台湾政府发出一个明确的信号：陈水扁必须停止他危险的新宪公投计划。2003年10月，华盛顿曾允许陈水扁在纽约转机停留，并给予高规格待遇，不幸的是，陈水扁将华盛顿的好客看作是允许他实行公投的绿灯，他的挑衅动作使得布什总统不得不于2003年12月公开批评陈的行为。这一回，布什政府不希望重蹈复辙了。美国的主流政客依然对台湾充满同情并支持它的民主制度，但是他们不会允许台湾将美国无谓地陷入一场与中国的军事冲突之中。然而，根据陈水扁对这一事件的反应，难以确定他是否正确领会了来自华府的信号。

中国、缅甸和苏丹：令人信服的论据 China, Burma, and Sudan: Convincing Argument

尽管中国是缅甸的主要赞助者，但是中国也有可能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同意合作来减少缅甸政府恶劣的人权侵犯行为。卡内基基金会的访问学者约书亚•科兰滋克（Joshua Kurlantzick）在《新共和》杂志（New Republic）上建议，出于同样的逻辑，西方国家或许也能够以提高中国国际形象、加强国内稳定、防范苏丹政治动荡等理由来说服中国减少对苏丹的支持。西方国家有可能说服务实的中国政府，缅甸和苏丹等国家的不良治理会影响中国在当地的投资和人身安全，不稳定将危机中国的商业、阻断中国在全世界的能源供给，这样中国就有可能加入反对缅甸和苏丹践踏人权的国际阵营。

促进海外法制建设：寻求认知 Promoting the Rule of Law Abroad: In Search of Knowledge

卡内基基金会近期出版了有关国际法操作和政策的合集《促进海外法制建设：寻求认知》（Promoting the Rule of Law，In Search of Knowledge），由卡内基基金会民主与法制项目的主任托马斯•卡罗瑟斯（Thomas Carothers）主编。卡罗瑟斯认为，近年来，西方的政策制定者鼓励用依法治国的方式来解决21世纪的各种挑战：中国的人权问题，俄国不规范的资本主义和墨西哥多灾多难的转型，也以此作为传播民主和市场经济的重要手段。但是他警告，法治并非是解决这些国家转型期间的专制主义和国有经济改革问题的万灵药。本书收集了法律和政策方面顶尖专家的文章，批判性地分析海外法制建设的理性基础、方式方法、目标和项目，大胆地定义法制建设在发展中国家的目的，并将此与世界各地法制建设实际操作的经验结合起来，寻求成功帮助发展中地区实现法治的途径。

美印关系：全球合作伙伴 U.S.-India Relations: The Global Partnership

今年5月16日，卡内基基金会召开了讨论美印关系的会议。美国主管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伯恩斯(R. Nicholas Burns) 发表了主要演说，从政府的角度阐释了目前美印战略伙伴关系的演化。第二部分的讨论从历史的角度关注美印关系的逻辑及其多元本质，分析它在全球秩序中的定位。第三部分是有关美印核协议利弊的辩论，欲详细了解卡内基基金会专家对此的见解，可参阅2006年4月第14期《卡内基中国透视》中《美印核协议利弊何在？》一文的内容。

中国经济增长为什么不会放慢 Why China Won't Slow Down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盖保德（Albert Keidel）认为，中国有能力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首先，中国进行了良好的投资。其次，中国建立起了各种激励机制。第三，中国向全球商业大胆的开放提高了它的经济适应能力。第四，中产阶级的持久成长有了基础。最后，中国的犯罪率相对较低，人身安全的保障提高了经济机会。中国官员正在领导着一个精力充沛而又富有效率的政府。

中国的非洲战略 China's Africa Strategy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访问学者约书亚•科兰滋克（Joshua Kurlantzick）在《新共和》杂志（New Republic）上写道，北京近年来向非洲国家投入大量援助，从中获得来自非洲的能源和原材料供应。中国在非洲不断增长的影响应该向美国敲响警钟。华盛顿需要使得非洲人信服，从长期来看，只有与美国、欧盟和国际金融组织进行紧密的合作，他们的未来才能更有保障。

石油与美国外交 Determining Factor: Oil and U.S. Diplomacy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访问学者约翰•朱迪斯（John Judis）说，美国发起伊拉克战争确实是为了石油。不完全是，但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或基地组织这类理由相比，这显然更有可能。倘若美国进一步与伊朗或中国发动战争，同样可能是为了石油。美国正努力将国内的激进保护主义和试图达成新的国际石油协定来防止石油供给竞争而引发战争的目的结合起来。

独裁者的联盟 League of Dictators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罗伯特•凯根（Robert Kagan）在《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上评论道，美国在本世纪面临的挑战不仅来自于基地组织，还来自于自由主义和专制主义间的斗争。俄罗斯和中国并非天然盟友，但是作为独裁政府，他们拥有重要的共同利益，如果出现一个得到莫斯科和北京支持的非正式的独裁者的联盟，西方的自由社会不必感到惊讶。

美国是否应该向印度出售核技术 Should the U.S. Sell Nuclear Technology to India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艾西利•特利斯(Ashley J. Tellis) 在《耶鲁环球》杂志上（Yale Global）为美印核协议辩护。这一交易无论对于印美两国的国家安全利益，还是对于防止国际核扩散来说都有好处。协议用公平和直接的方式要求印度永久性地承担全球防止核扩散的责任，以此作为交换，美国则向印度提供核燃料、技术和知识的使用权。

《中国环境法的实施：日常贯彻和政治运动》
（“Implementation of Chinese Environmental Law: Regular Enforcement and Political Campaigns,” by Benjamin van Rooij, Development and Change, Vol. 37, No. 1, January 2006）

近年来，尽管中国在制定和实施环境法规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在贯彻方面缓慢而微弱，执行不到位的问题依旧普遍存在。本文分析了环境法未能有效得到贯彻的案例，以及政府为解决这些问题而掀起的政治运动。法律的贯彻问题植根于利益相关者们利益间的冲突所引起的地方合法性的丧失。中国环境法实施的情况所带给人们的有关如何平衡利益、依法治国的教训超越了地域界限。法律本身并不是空洞存在的，相反，法律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利益冲突所造成的结果，要平衡这种种利益可能会严重损害立法的权威。中国运用政治运动来加强法律实施的做法表明，短期的政治工具如果具有灵活性的话，可以用来增强平衡不同利益的能力，以及改善这些利益同法制的关系。

《美国、中国和气候谈判中的经济学》
（“US, China and the Economics of Climate Negotiations,” by Barbara Buchner and Carlo Carraro,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Agreements, Vol. 6, No. 1, March 2006）

尽管美国加入了《京都协定书》，但是它不愿履行温室气体排放规定的做法大大损伤了这一协定用来控制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有效性。因此，寻求促进美国修改它目前的决定并制定对环境保护更有效的气候政策的经济利益驱动十分关键。例如，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加入协定是否会促使美国积极参与温室气体排放的努力？由一个单一的排放交易市场所形成的政策框架是否能吸引更多国家签署《京都协定书》？这篇论文通过探讨中国对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积极参与能否为美国提供足够的理由重新加入京都协定过程并最终履行这一协定的义务，来解决以上问题。

作者提出了中国可以融入并作出贡献的三大全球气候制度，也评估了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参与这些制度的经济动因。主要结论是，至少在短期内，要美国参与一个气候制度是不太可能的。美国更有可能加入目前的《京都协定书》，但同时采取单边的政策，即使该协定包括中国。然而，如果中美能够出于政治和环境的原因而决定在温室气体排放上采取合作态度的话，这种双重的制度会是最有效的选择。倘若美国决定合作，这一气候制度所能为它提供的最大的经济动力就是中美双边合作，且其它国家继续在京都协定的框架中操作。

《2005年的中国经济：进入新的转型期且需要解决发展问题》
（“China's Economy in 2005: At a New Turning Point and Need to Fix Its Development Problems,” by John Wong, China & World Economy, Vol. 14, No. 2, March 2006）

2005年，中国经济再次描画出9.9%的惊人增长率，中国政府也开始关注过去经济如脱缰之马般增长的过程中所造成的许多负面影响，包括农村贫困，环境恶化以及收入差距拉大等，呼吁要实现更加“持续性的增长” 和“均衡的发展” 。这种新的发展模式完全符合胡锦涛主席提出的“科学的发展观” ，在第11个五年计划(2006-2010) 中也得到了具体的体现。

2006年也许会成为中国经济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因为以胡锦涛和温家宝为首的领导队伍开始展开新的发展战略来解决过去经济强势增长所带来的问题。严格地说，许多包括地区差异和环境恶化的中国“增长问题” 事实上是无法避免的，因为它们是发展过程中的一部分，但是差劲的治理、一心只顾发展的政策和地方上的腐败加剧了这些问题的严重程度。

总体而言，中国领导层开始意识到其过去的发展模式是难以持续的，而且在政治上和社会上也无法被人们长期接受。他们拥护新的变化。但是所有的改革和发展都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产生具体的成果。

《受到挑战的亚洲巨人们》
（“Asia’s Challenged Giants,” by Shalendra D. Sharma, Current History, Vol. 105, No. 690, April 2006）

中国和印度已经成为全球经济的主要参与者，但是，这两个国家对未来世界经济的影响不仅取决于它们能否充分利用各自的相对优势，而且最根本的是，它们如何处理自身的经济结构挑战。

中国和印度经济增长的推动力是不同的。就中国而言，它巨大和多样的制造业部门是其经济扩张的引擎，它是世界的工厂；而印度的快速增长有赖于服务业、特别是信息产业的发展，因特网和信息技术的革命使得低成本的说英语的技术人才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契机。印度已经成功地攀上了技术价值生产链的顶端，可是中国的经济还有待在生产链上攀爬，即从制造业部门上升至服务业和以知识经济为基础的产业(如先进软件和药业的开发) ，因此，中国必须重视增加人力资本的培养，提高劳动力的技术质量，改善高等教育水平，使中国的知识分子能够在国际舞台上竞争。此外，中国银行业的稳定性和运转的健康情况令人担忧。

目前，中印的经济结构大致上是互相补充而非互相抗衡的，但是这种互补状态不会持续很久。两国都需要大量的能源和商品来实现经济扩张，将对全球各种市场增加很多压力。最终，这意味着中印都必须切实履行它们对世界贸易组织的承诺，并且帮助推动多哈会谈以进一步自由化全球贸易。这也意味着两国都应该向美国的产品和服务开放市场，保证进口品和外国公司能够在国内市场同国内产品公平地竞争。

《十亿消费者：在中国前沿做生意的教训》
（One Billion Customers: Lessons from the Front Lines of Doing Business in China, by James McGregor, New York: Free Press, 2006）

众所周知，拥有13亿人口的中国市场正在快速超越北美与欧洲市场规模的总和。来自美国和全球的公司正纷纷涌入中国购买、销售、制造和研发新产品。但根据原《华尔街日报》中国部主编、现为成功商人的本文作者的解释，在中国的生意经包涵了许多狡猾的逃避手段—— 所有的事情都跟表面上看来的不同，在中国做生意难上加难。

本书真实展现了中国商业的操作情况和在中国商海驰骋畅游的诀窍，是中国海外商人的“圣经” 。作者根据自己在中国居住二十多年的经历，向人们传授在这个世界上发展最快的消费市场成功经商之百余项实用技巧、战略、人事关系和教训。

作者认为，外国公司对中国的合作夥伴、消费者或供应商盗用它们的技术和贸易秘密的担忧是合理的。中共领导和美国等民主国家是非多多的国际关系可能会令海外企业陷入政治上激烈交锋的泥坑中。从摩根斯坦利在中国设立合资投资银行到一位走私商高达60亿美元操作资金，种种事例表明贪污受贿是如何为中国商业机器的运转加油的。

《鲜花和批评：中国汇率之辩的政治经济学》
（“Flowers and Criticism: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Renminbi Debate, by Paul Bowles and Baotai Wang,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Vol. 13, No. 2, May 2006）

自2003年以来，中国面临着主要来自美国和日本的日渐严重的压力，要求北京让人民币升值。在压力之下，2005年七月，中国宣布人民币小幅升值，并且不再把汇率紧盯美元，而是在紧密调控下让汇率根据一篮子的货币的汇率进行浮动。经济界的主要争论集中于人民币是怎样和在何种程度上被贬值的。但是，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一个更有趣的问题是为什么中国始终不愿意让货币大幅度升值，尽管它渴望向世界证明自己是国际社会中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它在1997-1998年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反而没有让人民币贬值 。其中的主要原因是，首先，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利用减低出口关税的政策来缓解货币升值的能力有所减弱；其次，亚洲金融危机时期的地区环境和现在的环境有所不同；第三，关乎到“谁制造麻烦” 这一国际游戏，即中国拒绝承认美国的贸易赤字是中国造成的问题。

《革命性的财富》
（Revolutionary Wealth, by Alvin Toffler and Heidi Toffler, New York: Knopf, 2006）

两位社会分析家将他们的目光投向目前世界上正在发生的财富革命。书中介绍未来的财富是如何产生的，谁将获得它，并且如何获得它。作者认为，21世纪的财富不仅仅指的是钱财，也不能用工业时代的语汇来理解它。书中内容涵盖很广，从教育到儿童抚养，从好莱坞到中国，从每天的真实生活到普遍公众误解，并提出了“第三种工作” 的概念——那些人们在不经意中付出的而没有支付给一些大公司的劳动。人们的许多日常活动，包括教育孩子，志愿活动，写网络博客，粉刷房子，改善饮食，组织社区委员会等，使得“免费的午餐” 从隐藏的非货币的经济转化为经济学家们所讨论的货币经济。

《中国症：21世纪第一大传染病的真实故事》
（China Syndrome: The True Story of the 21st Century's First Great Epidemic, by Karl Taro Greenfeld, New York: HarperCollins, 2006）

当2003年非典型性肺炎爆发的时候，作者作为《亚洲时代》的编辑正驻在香港，他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向读者诉说当时发生的故事以及政府的应对。

《中国南海的共同开发：新的方式》
（“Joint Development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 New Approach,” by Zou Keyuan,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rine and Coastal Law, Vol. 21, No. 1, 2006）

中国南海的政治情况是复杂的，由于不同的国家利益在此汇聚，这是一片可能引起冲突的是非之地，特别是在眼下由多方占领和充满领土争议的南沙群岛。本文根据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大会的决议和2002年东盟和中国有关中国南海各方行为的声明，提出了共同开发南海的新建议，至少在短期内为解决南海争端问题，让东盟国家和中国分享海洋资源，维护东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提供了参考方案。

《美国和亚洲的2005年》
（“The United States and Asia in 2005,” by Robert Sutter, Asian Survey, Vol. 46, No. 1, January/February 2006）

2005年，美国对亚洲政策的总体趋向是，由于美国大部分的注意力转向国内和国外的众多其他问题，亚洲政策基本上沿袭已经建立的基本路线，并在美国对外政策中占次要位置。小布什政府加速与亚洲国家高层政府的来往，在朝鲜核问题上显示了一定的灵活度，并且抵制住国内要求对中国采取更强硬的政策的压力。

在主要的国际问题上，去年九月在朝核六方会谈中签署的共同文件为未来的谈判和危机处理提供了动力和框架。台湾海峡危机也得到了一些缓和，部分原因是华盛顿公开强调，反对陈水扁进一步采取台独行动。

2005年间，小布什政府不顾同中国在包括台湾之内诸多问题上的分歧，而同中国政府保持务实和建设性的交往，受到了不少来自国内的反对意见。这些反对的声音主要来自于国会、美国媒体和认为中国政策有损美国国家利益的利益集团。小布什政府抵制住了要求采取极端强硬政策的意见，没有批准国会对中国施加惩罚性进口关税的提案，避免对中国破坏美国知识产权的行为施加具体惩罚，没有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会议上提出对中国侵害人权的指责，而且只计划在太平洋地区部署少量的海军部队。但是在中海油收购优尼克的事件中，国会激烈的反对并未遭到白宫官员的阻止。总之，美国目前的对华政策试图在美国国内对中国批评的压力和希望与中国合作的主流意见之间保持平衡。

订阅信息 Subscriber Information

需要免费订阅《卡内基中国透视》月刊电子新闻，请单击此处，您即可每月通过电子邮件免费收到我们的信息。
Please click here to receive the Carnegie China Insight Monthly E-News Updates via e-mail every month at no cost.

本刊内容供免费转载，敬请注明出处。

我们期待您的宝贵意见与建议，请通过电邮联系卢咏 ylu@ceip.org
We welcome your comments or suggestions. Please e-mail editor Yong Lu at ylu@ceip.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