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内基中国透视》月刊
Carnegie China Insight Monthly
2005年第6期 （总第7期，2005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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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 咏)

中美关系愈来愈显得含糊不清。自2001年九一一恐怖袭击之后，美国不得不将大多精力集中于反恐战争和中东问题之上，中国似乎成了外交政策中的次要对象，北京亦是华盛顿有效开展反恐活动的重要伙伴之一，小布什总统、国务卿赖斯及其前任鮑威尔都曾将两国关系描述为“步入了1971年正常化后的最佳阶段”。然而，三年半之后，自今年初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令中美之间蒙上了阴云。美官员、国会成员和媒体纷纷批评中国的汇率和军事政策，暗示需要对中国进行严密“察看”，在众人眼里，中国的崛起构成了对美国安全的最大挑战。

今年6月4日，美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亚太安全会议上说，中国实际军费开支远远超过其官方公开的数据，已居亚洲第一，世界第三，仅次于美国和俄罗斯。他指出中国快速发展军力，大幅增加国防支出，对周边国家和地区产生威胁。拉姆斯菲尔德认为中国应该公开有关军费开支的状况。他还说，中国的政治自由化程度没有跟上经济自由化的步伐。

在九一一事件发生之前，小布什刚入主白宫之际，美国将中国定位为外交重点，新保守主义的鹰派们视中国为竞争对手和安全威胁，拉姆斯菲尔德的这番言辞似乎意味着这种思维被再度强化，也蕴涵着美国制定对华政策时的复杂心态。

美国对华基本战略没有改变

小布什政府依旧清楚地看到，在当前形势下，与中国保持稳定、合作与建设性关系的重要性。“我不认为国防部的意见意味着白宫决定全然改变过去三年来的对华政策，”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中国安全专家史文(Michael Swaine)评论道，“然而在这一基本战略框架之内，美国总是面临着矛盾，即美国希望与中国改善关系，防止冲突，但是又为与中国关系间的某些方面担忧”。这些方面包括中国军力扩张（尤其是用来威慑台湾的军力）、中美贸易摩擦和朝核问题。人民币汇率问题是国会的政客率先提出的，白宫是不得已被牵扯进这一政治化的议题中；对中国军事现代化的担心自克林顿政府就开始了，也并不说明小布什政府对华战略的根本转变。国防部对华态度强硬是美国对中美之间那些值得担忧的因素的反应。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美国战略和南亚专家特利斯(Ashley Tellis)的看法与史文相似，认为美国政府“没有决定将中国看作是战略竞争者，因为中国仍是美国在亚太地区解决诸多问题的伙伴”。但是他指出，华盛顿对北京的警惕在不断增长，因为中国加快军事现代化步伐主要针对美国在亚洲的军力和台海危机中的干涉，降低美国防守台湾和东亚安全的能力。人们怀疑中国的意图，表现为美国政府、特别是国防部对华的强硬态度。

总之，美国对华政策的深刻矛盾在于，既想继续同中国建立合作性关系，又时时提防着中国的发展意图。近日来，西方主要报刊充斥着关于华盛顿该如何对待中国的评论性文章，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也在《华盛顿邮报》上撰文呼吁，遏制中国是不可能奏效的。这位外交大师说，人们不该将中国的崛起与20世纪初的军国主义德国或冷战时期的苏联相提并论，中国在中长期带给美国的挑战不在于军事，而在于政治与经济。美国防部提交国会的年度中国军力报告一改再改，迟迟未能出笼，也体现了美国政府内部对于如何定位中国存在着分歧，他们试图在报告的措辞和行文中达成意见的平衡。

国防部鹰调高涨背后的原因

“九一一事件并未真正地改变中美关系，也没能解决中美之间深层的意见不合与矛盾，它所改变的只是美国处理外交政策的轻重缓急。”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研究所(Brookings Institution)国家军事专家奥汉龙(Michael O’Hanlon)说。他指出，当时无论中国方面发生什么事情，忙于反恐战争的华盛顿无暇与北京展开激烈斗争。更何况，贸易赤字问题在2001年还没有那么严重，人们预期遭受恐怖袭击后的美国必然要面临一定程度上的经济萧条，因此那时贸易赤字不是小布什政府需要处理的头等大事。如今，在反恐战争告一段落之后，关乎民生的经济问题方才得到了应有的重视，对华态度也多少恢复了九一一事件前的“常态” ，人民币汇率也就成了众矢之的。

另一引起中美摩擦的因素是中国对待日本的严厉态度。在中国人眼里，日本修改历史教科书等问题当然都是日本的不是，但在不少美国人和日本人看来，那个遭到抨击的教科书版本仅供极少数人群使用，它的通过主要是由于日本教科书批准程序中某些规定的漏洞，而日本其他的历史教科书版本事实上已取得了不少进步，而中国好像光抓住不好的方面猛烈批评。况且，目前的美日关系比过去任何一个时期都要密切，尤其是在东亚安全领域，美日合作步步深入。

还有一个造成对华鹰调上涨的原因是美国反恐战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从以军事为焦点转移到以扩大全球民主自由为焦点。紧接九一一袭击之后，反恐需要的是军事、情报和安理会对美军的支持，而今，美国反恐的长期目标是推广民主制度。尽管中国的政治改革已有了长足进步，但它毕竟还不是民主国家。小布什总统在他的第二任就职演说中信誓旦旦地要求倡导全球民主，这使美国政府难以安心于同一个非民主国家的政府结为盟友。

现场目击“香格里拉对话”：台湾仍是核心问题

卡内基基金会的史文是“香格里拉对话”的美国代表之一。他说，拉姆斯菲尔德的言辞意在再次引起人们对中国军事现代化这一老问题的关注，也反映出国防部和情报局对人民解放军军力的最新评估结果。

拉姆斯菲尔德在会上说：“由于没有国家在威胁中国，人们不禁奇怪中国为何要增加军费和军购”。中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崔天凯当即问：“你真的相信中国没有受到世界任何地方的任何威胁吗？你真的相信美国受到所谓中国崛起的威胁？”拉姆斯菲尔德回答说：“不，中国没有受到任何国家的威胁，美国也不觉得中国是威胁”。史文认为，拉姆斯菲尔德这一空洞而过于简单化的应答欠坦诚，有损于他在亚洲的信任度。尽管美国不觉得中国构成像前苏联般的主要威胁，但华盛顿确实十分担忧北京用它日益增强的军力来对付海峡危机时的美军干预。事实是，中美都希望用和平方式来解决台湾问题，但是由于台海局势的不确定性，双方都在使用军事威慑来规避可能发生的冲突。如果拉姆斯菲尔德能够在他的回答中陈述这一事实的话，兴许会得到亚洲各国的积极反响。

在采访中，美国专家一致认为，中国军力大幅扩张是不争的事实，国防部的担心是合理的。与若干年前相比，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建设显得相当有条理、有决心、有策略。尽管中国的军事实力较美国仍相去甚远，但这为中国在台湾海峡和东亚地区投射威力奠定了基础。中国视台湾为“内政”，美国视台湾为“国际法义务”，这两种不同的理解导致两国在界定何谓中国适当的国防能力时存在深刻分歧。

史文说，中国军事现代化的后果是，会使美国在亚洲扩大军力，并向台湾提供更多军事援助。美国政策者的挑战在于，既要对中国军力增长作出反应，又要向中国担保台湾不会因有美国军力撑腰就进一步走向独立。华盛顿有待与北京展开更多的对话，确保美国不在台湾局势上失控。

朝核危机是中美关系测试剂

朝核问题向来被视为中美加强合作的关键领域，可眼下的局势却不容乐观：朝核问题悬而不决，对中美关系的发展反而产生负面影响。奥汉龙说，小布什政府根深蒂固地相信，中国能帮助解决朝核问题（尽管他们有所夸大中国解决这一冲突的实际能力），但是六方会谈已经搁置了一年，北京又不愿对朝鲜实行经济制裁或施加更多的压力，这使得华盛顿感到中国缺乏合作。另一方面，中国在乎边境的安全稳定，觉得美国的政策缺乏灵活性、没有向朝鲜提供足够的放弃核武器计划的激励。奥汉龙认为，如果中国能够考虑减少对朝鲜的投资和经济援助，使朝鲜面临艰难抉择，就可能在谈判桌上取得突破。

在朝核问题上的挫折感，再加上与中国的贸易摩擦以及中国军力扩张等一系列因素，使美国政府内部普遍认为中国是不合作的。因此，即使美国仍须将大量精力投入反恐战争和中东问题之上，它感到与中国寻求合作的利益已经小于为此所付出的代价，因此美国为实现自己的目标而不惜向中国采取强硬态度。但九一一事件的影响并未远去，可以预测，中美关系仍将保持基本稳定，两国关系不可能急剧恶化。

编者按：

今年6月4日，美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在新加坡举办的“香格里拉对话”亚太安全会议上说，中国实际军费开支远远超过其官方公开的数据，已居亚洲第一，世界第三，仅次于美国和俄罗斯。他指出中国快速发展军力，对周边国家和亚洲地区产生威胁。

中国的崛起无疑将重塑亚洲的国际秩序。总体而言，所有亚洲国家均不希望看到中美之间产生强烈对抗。如果中美因台湾问题发生冲突，绝大多数亚洲国家会尽一切可能避免“选边站”。与此同时，它们更希望参与美国建立的多边体制，而不是采取孤立的亚洲民族主义。它们不希望被看作是美国部署战略的一枚棋子。但出于不同的国家利益和地缘政治，亚洲诸国对中国军力发展的具体态度和反应各不相同。《卡内基中国透视》特别邀请三位美国国际问题专家对主要亚洲国家对此的可能反应作一战略性的分析与评估。这三位专家分别是：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中国安全高级研究员史文(Michael Swaine)，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美国战略和亚洲高级研究员特利斯(Ashley Tellis)， 和布鲁金斯研究所(Brookings Institution)国家军事高级研究员奥汉龙(Michael O’Hanlon)。

日本和印度：在警惕和防范中接触中国

对于中国扩军，日本和印度的看法颇有相似之处。特利斯指出，两国都会对中国军事现代化感到担心，因为中国的崛起意味着它们在区域范围内丧失主导权，然而唯有日本公开表达了这份担忧，并且与美国建立了同盟关系。美日于今年较早前曾发表联合声明，指将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定为共同目标。日本防厅长官大野功统在“香格里拉对话”中重申这项声明，指美日政府“鼓励通过对话和平解决有关台湾的问题”。他认为中国在军事开支方面欠透明度，并强调日本鼓励中国作出改善，日本对此的立场与美国一致。

日本和印度虽然高度警惕中国军力扩张，但是同时，这两个国家都采取了对华接触政策。

奥汉龙说，日、印、美都相信民主制度加深了它们相互之间的纽带，印度和日本与美国的关系正在愈走愈近。

史文认为，美国之所以致力于跟印度改善关系，部分原因是为了对付中国，即当中国变得更具威胁性的时候，可以利用印度来获得更大的战略优势。印度对此乐于接受，它希望靠美国的帮助和支持来获得对付中国及巴基斯坦的优势。但它也看到与中国改善双边关系的好处。它要打自己的牌，而不愿成为美国在南亚牵制中国的棋子。因此，印度将充分利用美国防部对华的强硬态度来获利，同时又不被美国的战略目标牵着鼻子走。

美国同样也致力于跟日本改善关系。小布什就任后，有心不再重提美日间的贸易摩擦和日本国内经济问题，而强调与日本发展安全合作关系。美国这一意图与小泉首相政府欲让日本恢复正常国际安全责任的想法一拍即合，而中国对日本的强硬态度又促使日本进一步向美方靠拢，成为亚洲最拥护美国安全战略的国家。但是，日本也不见得会在区域政策上与美国步步紧跟，日本不希望看到中美发生任何冲突，美国也将密切观望日本的军事发展和地区安全角色，限制日本的任何军事雄心。

巴基斯坦和菲律宾：没有如此紧张

跟美、日、印的反应比起来，巴基斯坦和菲律宾显然对中国目前的军力变化没有那么紧张。尤其是巴基斯坦会在一定程度上欢迎一个强大的中国，它不想看到美印关系变得愈来愈牢固。而菲律宾等“摇摆国家”(swing country) 亦不会有太大反应。特利斯说，因为这些国家明白，中国扩军是针对台湾而并非针对它们的，对于台海和平，它们没有美国的义务，既然台湾占据了中国国防的全部精力，在目前情况下它们也就没有理由高度警惕。

史文说，这些摇摆国家想同中美都建立有利的合作关系：与中国发展贸易，而与美国保持军事、政治和经济上的接触。它们不希望大陆、台湾或美国的任何一方破坏地区稳定。

新加坡：特殊的战略

在战略上，新加坡或许是南亚地区最亲美的国家。与其他亚洲国家不同，面对中国的崛起和其他大国的可能威胁，新加坡采取的战略是积极协助美国在南亚扩大驻军和影响力。新加坡想让美国、而非中国在南亚地区提升影响，原因很简单——美国较中国离它的距离远得多，因此美国的南亚军力跟中国扩军比起来对它产生的可见威胁要小，却可以极大增强新加坡的国防能力和地区影响。但与此同时，它也不想疏远中国，而是努力与中国建立友好关系。

韩国：不情不愿的美国支持者

韩国或许是东亚地区在安全问题上最犹豫是否该支持美国的国家。史文说，拉姆斯菲尔德一直认为美国在朝鲜半岛的军力应该能够灵活部署于亚洲及世界的其他地区，韩国则坚持要求驻扎在该地区的美军仅致力于维护朝鲜半岛的安全。与日本不同，韩国不希望让该地区的美军军力被用以防御台湾，也不接受与美国合作建立导弹防御系统。因此，在东亚安全问题上，美韩之间存在着诸多分歧。对于拉姆斯菲尔德对华的强硬言辞，韩国有可能会公开表达它的忧虑。

中国内部政治演变深刻影响美国对华政策 The Impact of China's Internal Political Evolution on American China Policy

5月26日，卡内基基金会中国项目主任与高级研究员裴敏欣(Minxin Pei)出席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听证会。他在证词中说道，中国法制改革是中国政体演化的重要标志。总体而言，中国通过建立现代法律制度来有效保护产权和人权的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从积极的方面来看，在过去的25年中，中国通过了400多部法律，为建立现代法律制度奠定了基础，特别是商业法的制定和实施有效推动了贸易、保障了投资安全。另外，对行政法的改革亦颇见成效。法制改革已经开始对中国的社会和经济活动发挥了有益的作用，民事法庭日益增长的公民投诉表明，人们对法律系统的信心增强，并且愈来愈有意识来运用法律武器保护自身的产权和利益。中国培养出了新一代的法律专业人士，律师地位得到提高。尽管跟美国拥有百万律师比起来（每一位律师服务于300美国人），中国现有的10万律师仍见不足（相当于一位律师服务于10万以上的中国人）。

然而，中国的法律体制还称不上是真正的现代依法治国制度，许多重要的改革措施自九十年代以来未能得到实施。中国法律系统的主要弱点在于：(1) 缺乏司法独立——党和地方政府控制着法庭系统。法官由党和地方政府委派，缺乏裁案权力和工作稳定性，法庭通过地方政府获得经费，其裁决过程受到党和政府的日常干涉。(2) 司法权威衰弱——因为法庭是国家官僚系统的一部分，它们通常没有强制实施决议的政治权威。(3) 司法贪污——对法庭系统的政治控制导致内部腐败横行。(4) 缺乏对法律的尊重——这往往因为纸上谈兵的法律在现实生活中未得到政府的重视和实施。于是造成了一个巨大的落差：尽管中国的许多法律包含了有关保护私有财产的重要条文，但是由于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可以随意忽略这些内容，滥用职权，条文就成了一纸空文。显然，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了以上这些问题，但是要真正解决好这些问题任重而道远。

改革中的中国：发挥中国律师的政治功能 Reforms in China: Enhancing the Political Role of Chinese Lawyers

中国司法部司法协助外事司司长宫晓冰6月2日在卡内基基金会与亚洲基金会合办的研讨会上提出，设计一套能够充分发挥律师政治功能的制度，是在中国实现依法治国不可或缺的政治选择。他认为中国律师行业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在于： 律师事务所规模偏小；业务单一；绝大多数律师事务所的涉外业务能力有限；缺乏规范化的合伙制律师事务所管理经验；执业责任保险制度尚未全面建立；律师向北京、上海及经济发达地区集中，西部地区的律师越来越缺乏，律师行业的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业务素质和学历“倒挂”。概括地讲，中国律师业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一方面是相当数量的律师职业道德低下，严重影响了中国律师行业的整体形象；另一方面，中国律师的政治地位不高，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制度不完善，执业环境恶化，执业风险上升。律师常面临刑事辩护中的“四难”, 即调查取证难、阅卷难、会见被告人难、辩护意见被法官采纳难。

宫晓冰指出造成以上问题的最根本的原因，是对于中国律师的功能和性质定位上的错位: 一是在律师制度的设计上，视律师为只能挣钱的“经济人”或“商人”，官方的潜意识里认为律师既然“下了海”，就不能“上岸”；既然挣了钱，就不能为官；不能“两头都占着”。二是在相当数量、相当层次的领导人的意识中, 视律师为与主流政治实体不相干的“边缘化”群体，甚至有的领导人视律师为政治上的“异己”势力；这恰恰与律师作为这一社会精英群体所具备的素质、知识、才能以及他们对自身政治作为的预期是相悖的。 三是在国家的政治运作程序中，律师没有制度渠道进入政界或转换身份进入“公权力”领域。以至于律师群体认为“既然不能影响政治与社会的未来发展，我又何必关心并对社会与政治稳定负责。”

美国使用律师政治人才资源的实践应给中国律师业带来不少启示。在美国历史上，由律师出身的“议员、州长、部长、总统”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对于国家而言，律师是治理国家和社会的宝贵的智力资源。解决中国律师业的问题的着力点，应当从增强中国律师行业的自律动力、从而改变律师的整体形象入手，变以往以“外力”推动律师行风的好转为激发律师自律的“内在”要求。为此，应当跳出原有的陈旧思路，端正中国律师业的定位。

“依法”打击中国盗版 Fighting China's Pirates, Legally

美国新任贸易代表罗伯特•波特曼(Robert Portman)在最近的国会听证中对中国知识产权问题的批评颇为尖锐，认为“中国对美国电影、音乐和软件的盗版是一种窃取行为，需要对中国的贸易问题采取自上而下的重审。”他提议应该马上采取严厉的措施来阻止中国的盗版行为。对此，卡内基基金会中国项目研究员熊美英(Veron Hung)在《外交政策》网络版上撰文写道，波特曼或许应该考虑另一种方式来解决这一问题：帮助中国推行法制改革。从长远来看，跟贸易制裁或法律诉讼相比，协助中国建立强健而独立的司法系统是保障知识产权、维护美国商业利益的更有效的方法。

目前，中国政府面临的最关键任务是停止由党和地方政府管理地方法院的财务和人事。这种控制使地方官员系统性地影响法官的决策，而地方官员往往希望保护本地商业利益，从而必然削弱中国保护知识产权的能力和意愿。同等重要的是，中国需要建立起法制实施和治理的审查制度。如果没有独立的司法监察的话，政府官员就有可能滥用权力，借助不严格的国家立法来规避国际义务、包括知识产权保护的义务。最为根本的挑战是让中国的法官意识到，他们不单纯是政府职能机关的一部分。可是在如今的中国，法官们往往因为害怕犯错误而遇事就申报上层领导指示，这种非专业性的自上而下的影响自然削弱了司法的独立性和基层法官的职能。

人民币无罪 China's Currency: Not the Problem

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在最近的讲话中指出，人民币升值无法显著缩小美国的贸易赤字，卡内基基金会中国项目的高级研究员盖保德(Albert Keidel)最新的《政策简讯》支持了格林斯潘的这一观点，并挑战了美国对于人民币汇率的种种普遍误解，提出从任何合理的经济学解释来看，人民币并没有被故意贬值。华盛顿的政客们以人民币问题转移人们的视线，以为让人民币升值就能够奇迹般地解决美国的经济问题，而事实上要加强美国的经济竞争力，应该从提升美国工人的生产回报率着手。人民币汇率不是罪魁祸首。中国虽然同美国存在贸易顺差，但与世界其他地区存在贸易赤字，而且中国的美元存储积累不是出于贸易顺差，而是因为美国对中国施加的货币升值压力引起国际投机者将大量热钱涌入中国而造成的。盖保德警告，美国向中国施压会加重人们对人民币的投机行为，从而使世界经济秩序变得不稳定。他还指出，世界经济的最根本风险是欧洲和日本的需求过低。

中国社会动荡的经济根源 The Economic Basis for Social Unrest in China

最近美国将很多注意力集中在中国的反日热潮之上，但是同样值得注意的趋势是中国近年来出现的并非由于爱国主义、而是由于经济矛盾和经济损失而产生的社会动荡。最新的可获得的警察局统计数据显示，2003年全国爆发了5万8千起群众抗议游行事件，共涉及到3百多万游行者，这些社会动荡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经济改革和市场现代化转型中所引发的群众不满(包括工资过低或拖欠工资、缺乏工作福利、禁止民间组织的工会来保护职工的劳动权益、环境恶化、公共设施乱收费和强制动迁等) 。即便是源于非经济因素的抗议游行，却也多少反映了参与者对贫苦经济条件的抱怨。有的分析人士甚至认为中国政府允许反日游行的进行是因为这样多少可以“放掉”一点政府不良经济政策所引发的民间怨气。今年6月，卡内基基金会中国项目的高级研究员盖保德(Albert Keidel)在乔治•华盛顿大学(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发表演讲，为理解中国社会动荡的经济根源提供了理论分析框架。他说，政府和企业的大规模腐败和渎职极度扩大了人们在转型期的不满，使群众本可以忍受的经济困苦变得无法抑制，以至于公开爆发暴力冲突。在资源有限的改革与现代化进程中，一个运作更为有效的中央和地方政府可以减轻人们不现实的预期，缓和转型期中不可避免的冲击，并且降低由于官僚腐败和公司违法而引起的公众不满。中国需要创造工作机会、提高教育和职业培训、增强地区间流动、多元化农村劳动力在农业和非农业就业的机遇、通过建立地方上独立的监督机构来加强打击腐败的力度。

对艾滋病的再思考 Think Again: Aids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发表文章说，二十年来，世界上已花费了数十亿美元抗击艾滋病，但这还不足以控制病魔的盛行。最大的障碍倒不是缺乏资金，而是缺乏医疗护理的专业人员。南非的高感染率并不一定就是亚洲的未来，但中国和印度等亚洲大国确实存在着严重隐患——即便被感染的人口比例很低，也意味着绝对数量很大。倘若人们能尽快汲取以往的教训，加强防治，全世界就可以挽救百万人命。

中国的劳苦大众 China's Oppressed Majority

如果从中国富裕的沿海城市耀眼的地平线上旅行到落后的中西部农村地区，就如同时光倒流一般。每向中国内地前进一英里，都会反映出这个国度所取得的经济奇迹在很大程度上绕过了占人口将近三分之二的8亿农民。然而，与中国宏伟的经济增长相比，无论是国际还是国内都没有对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给予足够的重视。改革中国的农业经济不仅是一种选择，更是势在必行。否则中国国内的稳定将遭受很大威胁。

中国的贸易优势：并不像看上去那么显著 China's Trade Edge: Less Than It Seems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盖保德(Albert Keidel)在《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上抨击罗伯特•萨缪尔森(Robert Samuelson)“与中国的贸易紧张”(“A Trade Tightrope With China,” Newsweek)一文 ，指出萨缪尔森的观点代表了对中国货币和经济的普遍误解。中国虽然对美国有贸易顺差，但它也同周边国家有着巨大的贸易赤字，因此其全球余额加起来很小。中国小得多的全球余额表明，其汇率并未为它提供不正当的贸易优势。

“27.5%惩罚性关税”是一个巨大的错误 The 27.5% Surchange Is A Big Mistake

中国《第一财经日报》就中国汇率问题采访了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盖保德(Albert Keidel)博士。盖保德在采访中说，美国会提出的“27.5%惩罚性关税”是毫无根据的，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巨大的错误。其实财政部技术人员和多数国会成员并不认为中国操纵人民币汇率，并且威胁到美国的对外贸易状况，但如果谁要是将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讲出来，则不谛于是对自己政治生涯的谋杀。

中国对八国集团的影响 China's G8 Impact

中国经济的崛起对于像八国集团这样的发达国家来说无疑具有重要的影响。这一影响的大小取决于南亚和拉丁美洲的新兴市场国家是否能在某种程度上借鉴中国的发展经验。更为关键的是，这取决于八国集团国家是否能有效地应对中国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中国对八国集团的影响最终将反映出冷战后时期世界秩序的本质：在目前的美国单边主义与欧洲塑造国际机制和影响的多边主义之间寻找到一片中间地带。

美国的南亚大战略 U.S. Grand Strategy for South Asia

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艾西利•特利斯(Ashley Tellis)在他新近的《政策简讯》中概述了布什政府全新的南亚战略。美国首次将它的南亚战略建筑在与巴基斯坦积极接触之上，同时明确承认印度的地区强国地位。但是卡内基基金会的访问学者胡赛因•哈卡尼(Husain Haqqani)指出，这一战略的主要问题在于美国对印巴两国意图的错误假定，巴基斯坦事实上难以接受印度在这一地区的主导地位。

普遍履约(修订稿) Universal Compliance: A Strategy for Nuclear Security (final version)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出版的《普遍履约：全新的核安全战略》(修订稿)针对中国在防核扩散中的作用时说，美国要使南亚的常规军事力量对比保持稳定，改善巴、印、中三国的安全关系。在朝核问题上，美国需要通过安理会达成国际共识：即朝鲜的行为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朝鲜退出已经违反的协议是不可接受的。同时进一步加强与韩、日之间的同盟关系,为实现美国在该地区的安全目标争取更多的支持。

《世界是平坦的：二十一世纪的简史》
(The World Is Flat: A Brief History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by Thomas L. Friedman,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May 2005)

二十年之后，当学者们书写历史的时候，将如何评论21世纪初期所发生的重要事件呢？这些重大的变化包括九一一恐怖主义袭击，技术和其他的发展使印度和中国等许多国家成为世界服务与制造业生产供应链上的关键一环，从而让中印这两个人口最多的国家出现了一批暴发户似的中产阶级，并令这一阶级掌握了全球化成功与否的重要赌注。最值得思考的是，随着地球变得越来越“平坦”，这个世界是否太小或发展得太快、以至于人类及其政治制度无法跟上时代前进的潮流？在这本著作中，弗里德曼解释了世界变得愈来愈平坦的原因，论述了这一变化对国家、公司、社区和个人的影响，以及政府和社会应该怎样去适应时代的变化。本书被《外交事务》杂志(Foreign Affairs)评为2005年美国外交政策和国际事务方面最受欢迎的书籍。

本书作者、华盛顿经济战略所主席警告人们，在西方世界持续了六百年的繁荣和领先地位即将转移到世界的东方，且人们对这一大趋势无能为力。美国在世界上的军事、政治和经济领先地位比世人想象中的要脆弱和短暂许多，这体现在很多方面，其中包括：美国日益成问题的贸易赤字，在日本和中国等国家积累大量具有潜在风险的美元存储，美国不再成为世界发明和科技创新的中心，印度和中国的25亿有技能的专业人员进入了国际劳动市场，因特网的发展使许多以前只能在当地完成的工作转移到外国，以及欧洲、日本、俄国、甚至今后的中国在人口统计上的危险。亚洲新兴的资本家们正在以尖锐而深藏不安的目光注视着美国和世界经济的未来。

《巨人间的角逐》
(“A Game of Giants,” by Natalia Rigol, Cambridge: Harvard International Review, Vol. 27, Issue 1, Spring 2005)

冷战的结束深刻重塑了世界的权力体系，国际社会不再受到两极力量对抗的束缚，国家间的同盟变得易变且务实。国际政治的这个趋势在九一一恐怖袭击之后愈发增强。全球战略同盟体系的变化令人们开始重新审视中美关系。在九一一事件之后，由于在国际安全和反恐问题上的进一步合作，使得中美两国间的友好关系普受欢迎。然而，三年之后，这种友谊看来并非天长地久。到目前为止，中美关系保持稳定。但是正当美国将大部分精力放在反恐战争之时，中国在努力融入国际社会，为将来施加更大的国际影响作准备。


《中国明智的“软权力”培养及其对美国东亚政策的影响》
(“China's Prudent Cultivation of ‘ Soft ’ Power and Implications for U.S. Policy in East Asia,” by Jean A. Garrison, Washington: Asian Affairs, an American Review, Vol. 32, Issue 1, Spring 2005)

中国的耐心、信心和经济力量的提高意味着它拥有着日益增长的“软权力”，从而使它在东亚和世界经济体系中获得愈来愈大的影响力。中国的政策方向代表着新重商主义的观点，即全球化已经改变了国家争夺权力的方式。中国树立“和平崛起”形象的战略有利于它的发展，受到了亚洲地区许多国家的欢迎，在东亚更被视为重要的合作伙伴。与此同时，美国九一一事件后的严厉政策使其在亚洲孤立起来，损害了它原本具备的软权力，美国被视为制造紧张关系、而并非促进地区和平的力量。如今，中国在韩国的形象好于美国在韩国的形象，日本对美国的民众支持率也从两年前的75%下降至65％。作者说，中国软权力的增长这一事实本身不是对美国的威胁，但是美国在今后若干年内应对这一挑战的方式将塑造东亚未来的稳定和全球的经济体系。美国不想迫使东亚国家在中美之间作出选择，这样的选择对于美国来说也不见得有什么益处。重要的是，美国需要意识到自己进入的是一场多面的角逐，中国既不是朋友也不是敌人，其他国家也不应该简单化地将中国视作朋友或敌人，美国应进一步与中国维持合作型的关系，从而影响中国崛起的过程。


《如何对付中国》
(“What to Do About China,” by Richard N. Haass, Washington: U.S. News and World Report, Vol. 138, Issue 23, June 20, 2005)

美国外交政策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主席理查德•赫斯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周刊上撰写专题，指出中美关系是21世纪最重要的国家间关系。但人们也不应该夸大中国目前的发展成就，毕竟中国的富强仍需要几代人的努力。美国的战略方向不应该放在阻碍中国的崛起，因为这种态度必定会引起中国的仇恨、跟美国的利益对着干。而且，即使美国要阻止中国崛起，它也做不到这一点，一个国家的兴旺和衰弱不是外来力量所可以决定的。因此，美国的对华政策不是讨论中国是否会变得强大，而是中国将如何运用它日益强大的能力。美国应该同印度、日本一起设法将中国融入国际体系中，让中国成为全球秩序的支持者。北京已经在反恐问题上与华盛顿展开合作，但是目前最需要发展合作的领域是韩核问题，这是考验中美关系的一道测试。中国仍没有充分利用它与朝鲜之间紧密的经济纽带来向朝鲜施压、迫使它放弃核武器计划，中国在这一点上可以做得更多。当然，美国也应该在改变中国立场方面做更多的工作。另外，台湾和贸易仍旧是可能破坏中美关系的两大问题。最后，中国的国内政治发展也是影响中美关系的潜在因素。中国的民主改革虽已取得不少成就，但仍有长路要走。促进民主化的最佳途径是推动中产阶级的发展、扩大依法治国、并且减少国家的干预。这种政治演化是至关重要的，当共产主义的梦想逐渐逝去的时候，应该警惕不要让强烈的民族主义填补了政治意识形态的真空。

在同一期的特别报道中，理查德•纽曼在《轮到中国：什么时候它会成为真正的危险？》(“China's Turn：At What Point Does It Become A Real Danger?”)一文中说，人们很容易忘记中国事实上是一个有着雄心壮志的地方，中国一度有几百年都拥有着全世界最先进的文化，今天，中国有志重拾它过去的辉煌。二十年的改革，一个务实的政府，以及勤劳的人民，创造了现代史上的经济增长神话。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石油购买国，并且会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购买更多的汽车、电脑和其他用品。更重要的是，中国百姓和政府现在充满了使命感和决心，要重振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雄风。其他国家和地区正刚刚开始体会到中国崛起对他们的影响和意义。


《美国敦促重启朝鲜对话》
(“U.S. Pushes to Restart North Korea Talks,” by Paul Kerr, Washington: Arms Control Today, Vol. 35, Issue 4, May 2005)

美国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在一系列激怒朝鲜的行为之后，在中国、日本和韩国进行访问，期望重新启动志在消灭朝鲜核武器的新一轮六方会谈，六方会谈已经中断了将近一年。布什总统也表达了继续进行会谈的愿望，并且希望将联合国安理会拉入这场周旋之中，而这些想法是否能够实现取决于美国能否得到六国中其他国家的支持。韩国和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中国一直不同意让安理会卷入这一问题之中。本文认为，目前的外交过程是否能取得有效成果在于会谈中的五国能否在他们之间达成共识。


《梦想中的机器》
(“Dream Machines,” Economist, June 2, 2005)

英国《经济人杂志》写道，中国的汽车文化虽然还未形成美国的模式，但是也许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而已。 中国人对汽车的购买欲成倍增加，成为紧随美国和日本之后的汽车消费大国，并且会在两、三年内跃居第二，高速公路的建设也紧步跟上，这同美国19世纪20年代至50年代的发展趋势十分相似，只是其进展速度快了许多。令人担忧的是，中国对进口石油的依赖也随之迅速增加——三分之一的使用对象是汽车——引起了国家对能源安全的焦虑。另外，中国人对汽车的狂热购买欲也会对环境造成负面影响，例如北京城内绝大部分污染都是由于汽车尾气排行不当而引起的。


《中国贸易自由、劳动力市场改革对农村收入的影响》
(“Opening of China's Trade, Labor Market Reform and Impact on Rural Wages,” by Colin A. Carter and Andrew J. Estrin, The World Economy, Blackwell Publishing, Vol. 28, No. 6, June 2005)

中国的政策有利于城市工资的抬高，却引起农民工资微薄，这篇论文所发展的模型用以预算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相应的劳动力市场改革后对中国农村收入的影响。中国入世之后，制造业关税较农产品大幅降低，这使得农业部门在贸易上占一定优势，从而提高了农业部门的工资。同步进行的劳动力市场改革使大量劳动力离开农业部门，世贸成员国和相应的劳动力市场改革使中国农业劳动力减少了25％，这也进一步提高了农民的工资。


《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在中国实行部分私有化是否合理？》
(“Social Security Reform: Does Partial Privatization Make Sense for China?” John B. Williamson and Catherine Deitelbaum, Greenwich: Journal of Aging Studies, Vol. 19, Issue 2, May 2005)

到2025年，世界上四分之一的60岁以上人口将居住在中国，中国目前正在部分私有化其社会保障系统。本文对其社会保障政策的历史做了简短的介绍，分析了现行的政策框架，提出了支持和批评意见，对中国为何深受世界银行提出的新自由主义社会保障模型影响而进行政策改变提出质疑。中国的社会保障政策主要是根据人口分布而设计的，但也受到全球化相关因素的影响。部分私有化国家的社会保障系统，将对很多人群造成危险，包括妇女、低收入的工人、在非正式产业工作的人、以及来自农村地区的城市新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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