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内基中国透视》月刊
Carnegie China Insight Monthly
2006年第5期 （总第16期，2006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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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近日来，印度的崛起引起美国政策界广泛的讨论，并且自然而然地将它的发展轨迹与中国相比较。中国和印度这两条亚洲巨龙，究竟谁的发展模式更具持久性，谁又能真正成为21世纪的经济强国？《卡内基中国透视》特别辑录三位美国的中印观察家的观点，探讨这个有趣而深远的话题。

如今中国人到了印度，总会对那里的“落后”印象深刻。简陋的基础设施、堵塞的交通、满街低档国产车、大城市的贫民窟、随处可见的乞丐，加上德里大街上悠闲自得的“神牛”，作为孟买一景的多比哈特露天大洗衣场……都给人以一种“穷国”的强烈观感，跟中国沿海城市热火朝天的市政建设比起来相形见绌。然而，人们往往没有看到的是印度发展的潜力及其增长模式的可持续性。

自1980年到2002年，印度的经济增长率保持在6%，到2002年至2006年，其增长率稳步上升到7.5%。在过去的二十年中，中产阶级的规模翻了四倍，达到2亿5千万人口，每年有1%的人口脱贫。与此同时，人口保持1.7%左右的负增长，意味着经济增长提高了人均收入（从1980年的1178美元上升到现在的3051美元，按照购买力可比价格来算）。印度现是全球第四大经济体，很快它将赶超日本成为第三大。

印度崛起之所以令人关注，并不是因为这是新的现象，而是因为它的发展模式独一无二。印度采取的战略跟其他亚洲国家不同，它并不倚赖于出口劳动密集型的、价格低廉的工业产品，而更依靠国内市场，重消费而非投资，重服务业而非制造业，重高新技术产业而非技术含量低的工业。这种方式意味着印度的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避免受到全球经济疲软的冲击，从而表现出很强的韧劲。以消费为主导的发展模式有利于人民生活的普遍提高，印度的贫富差距比其他发展中国家都要小（美国的基尼系数为41，中国为45，巴西为59，印度仅33）。而且，30-40%以上的国民生产总值来自于生产力的增长，而不是资本或劳动力的增加——这是经济健康增长的标志。

印度模式最卓越的地方在于，它的政府在发展过程中并未提供干预和扶持，企业家才是这个成功故事的主要演绎者。印度现拥有极具竞争力的私营企业，证券市场和现代化管理的金融部门。特别是从1991年起，国家干预从经济改革的浪潮中逐渐退出，在降低国内和海外竞争壁垒的同时，放手给予私企更大的自由度。因此，印度的发展变化更多地是受到草根力量和中产阶级的驱动，政治领导层所做的只是包容这些变化而已。

尽管印度要成为真正的强国还有许多经济结构上的问题有待改革，它的弱点在于大规模的贫困以及薄弱的财政和基础设施，但它具备政治自由、社会多元、机制完整等优势，使其能够成功地进入全球经济。对同样人口众多、历史悠久、面临许多类似的发展问题的中国来说，要迎战全球化的竞争，印度的发展轨迹和经验很有借鉴作用。

裴敏欣：印度经济增长至少可以持续15年

（裴敏欣博士系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中国项目主任和高级研究员）

要理解印度为什么能取得如此令人炫目的增长率，我们首先需要明白印度想取得经济快速发展所面临的困难有多大，以及它目前的经济劣势。总体来说，印度的经济基础还比较薄弱：贫困人口和农业人口很多，国民教育总体水平较低，其中文盲率占成人人口的40%左右，基础设施落后，由于经济增长主要依靠高新技术服务业，经济的起飞并没能创造出广泛的就业机会，这些都是阻碍印度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瓶颈。

但是，如果从制度层面来讲，印度就中国比较而言具有明显的优势。在经济基础上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第一，中国经过多年的改革，国有企业成分仍占35-38%。国营成分愈大，政府对市场正常运转的干扰就愈多，对市场所造成的扭曲程度也就愈大。而印度国营企业的成分很少。第二，印度具有健康的资本市场，它的企业融资是多元化的，公司的审批过程完全按照企业的运营状况而定，资本市场对外开放，资本可以自由进出，有利于私营企业的成长和壮大，可中国的企业融资主要还是依靠银行。第三，印度的银行体系比较健康，反映在坏债程度很低——不到5%，而中国占20-30%甚至更高。第四，印度拥有具世界竞争力的企业，特别是在医药和汽车零件制造等方面已经达到了世界一流水平，中国目前的企业却无法与世界一流的跨国公司抗衡。第五，印度的高等教育、特别是技术教育很强，所培养的人才一般能直接胜任国际公司的工作。根据麦肯锡咨询公司的一项调查，中国大学的本科毕业生能够胜任国际公司工作的比例大约是十分之一，而印度的本科毕业生可以达到五分之一以上，因此，与中国相比，印度培养的高等教育者的可用性至少是两倍左右。

在上层建筑即政治体制方面，印度也具有发展优势。印度是一个宪政民主国家，尽管它是一个相对贫困的第三世界国家，历经多年战乱，人口众多，却依旧能够维持民主体制，这本身就是一项人类发展史上值得称道的成就。生动地讲，印度是一个“小乱不断，却难以产生大乱” 的国家，也就是说，民主的多元和选举机制基本上能够及时化解社会矛盾，这样的机制不会等到社会矛盾和不公正积累到大冲突的程度时才作出反应。而且，印度的贫富差距不大，地方政府很少有掠夺行为，人民的基本权力能够得到保障，这些都有利于社会的稳定。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在印度没有老百姓到中央上访的行为，也很少见到群众游行包围政府的事件，社会与国家之间没有紧张的关系。所以，我可以很有信心地说，即便15年之后，印度的基本宪政体制和经济发展不会发生大的震荡，显然并不是所有的国家都能够得到如此有信心的判断的。

从另一方面来讲，印度多元化的政治体制也使得它不可能像中国那样集中精力搞经济建设，经济变革的步伐势必因此而减缓。印度的发展将是稳健的，长期的，且相对高速的。并且，它的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率是比较高的，也就是说，经济增长不是以破坏环境、缺乏医疗保障制度等高昂的社会成本为代价的。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印度目前享有非常优越的外部环境。这部分原因是印度的崛起大大提高了它的国际影响力和战略地位，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印度可以成为美国牵制中国的战略棋子，今年三月美国同印度签署核项目合作条约，向印度转让一些民用核技术和核燃料，正是美国决心大力扶持印度成为世界强国的开端。显然，印度能够得到其他许多发展中国家都无法比拟的发展优势。

丁学良：四条重要的反思

（丁学良博士系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中国项目高级研究员、香港科技大学教授和国立澳大利亚大学亚太学院研究员）

印度经验中值得人们反思的甚多，我本人在学习中最感兴趣的是四条。首先是关于经济发展水平与政治进步程度的关系。最为公众关注的政治社会学假设之一是：“一个国家除非经济上已经相当发达，否则不能启动竞争性的议会民主制度；若是冒冒失失地启动，它的议会民主制度也将是短命的”。

二十世纪中后期的世界史，确实提供了对上述假设或认识的相当程度的证实——像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孟加拉这几个人均收入不高的国家在1970年代末期以前，确实有过先尝试民主选举制度然后又被军事独裁制取而代之的曲折经历。但是这种验证只是局部的而非普遍的，印度则是证伪上述假设或认识的最重量级的国家。1947年印度独立以后，就选择了议会民主制，当时它的人均GDP收入约为597美元。在十个主要的亚洲国家中，印度的人均收入位居倒数第三，低于平均数。然而到现今为止，印度的议会民主制已经连续实践了六十年。这期间，只有1975年中至1977年初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印度的政界高层强制实施了“国家紧急状态”。印度的经验有力地说明，人均收入较低的国家，并不命中注定地不可以启动民主实践的进程；启动以后，并不注定地要大倒退到可怕的军事独裁。一个国家里各种各样的社会因素、文化传统和其他的政治因素，能够发挥独立于经济财富水平的扶助作用，使得该国的民主体制生根发芽，稳步发展。

其二，政治社会学中另一个假设是：“一个国家的教育普及率对该国的政治发展影响至关重要；在一个文盲众多的社会里，民主政治是没有什么希望的”。

印度的经验在这一方面，同样是非常值得我们深思的。根据2005年发布的资料，印度15岁及更大年龄人口中的识字率为 61% ，高等院校的入学人数占该入学年龄组的比率为 11.5%；中国分别为 90.7%和15.4%，均显著地高于印度。

而在与知识和信息传播相关的硬件设施方面的状况（包括：每千人拥有的电话线长度、每千人拥有的固定电话和移动电话、每千人中的互联网使用者人数、拥有电视机的家庭比率）， 印度和中国相比，均大为落后：41 比 241，85 比 431，32 比 74，37 比 80。印度全社会较低水平的教育普及率和较落后的信息传播硬件设施，并没有阻止这个庞大的国家实施定期的全国选举。

部分学者认为，印度的民主体制建设相对而言稳定、持续，倒是得益于它1947年起步的时候，印度民众的教育普及率不高；若此，才可能使国家最重要、最困难的政治事务基本上局限于该国受过良好教育的政治精英圈子之中。只要他们之间达成了妥协，事情大体上就能“摆平”。我以印度的经验作参照，觉得台湾的政治发展恰好相反：1980年代末台湾开放竞争性的政治过程时，岛内居民中的文盲率已经降到 8% 以下，每十万人中受过高等教育的比重，达到了 2300人，这已经与法国和丹麦的高等教育普及率相当。所以台湾岛内居民的政治参与意愿太广泛、太高涨，每一个机构、每一级层次都要办竞选，每年选举不计其数。这样一来，虽然岛内几乎每周都有政治节目，热闹非凡，却难免乱象丛生，综合成本太高。亨廷顿在他的名著《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里早就着力地论证：政治体制的制度化太落后于政治参与的步伐，则很容易引发政治生活的无次序化。所以，我觉得印度对发展中国家的启发乃是：民主体制的建设不宜拖延到“全民大觉醒”的时候才起步；起步太晚了，反倒容易刺激全社会的动荡不安，因为那时候人人皆要“当家作主”。

其三，政治社会学里还有一个假设，是关于民主政治与国家整合之间的张力或冲突：一个国家的民族或种族、宗教或文化越是繁杂多样，则该国在经历民主化的过程中，越是可能发生国家的分裂。

印度在这个重要方面的足迹，同样是令人注目的，因为它提供了一个乐观主义的确证。让我们来引用欧洲资深的印中观察家 Gilbert Etienne 的一段评论：“印度社会的巨大差异是非常明显的。印度的语系语言复杂，语种繁多。那些使用人数众多的所谓‘正式语言’，包括从源于梵文的印欧语系语言，到南印度的达罗毗荼语系语言等等，足有一打以上。此外，宗教门类齐全：印度教教徒占全国总人口的 81.3%，为印度的第一大教；其次为伊斯兰教，教徒占总人口的 12.7% ；基督教教徒占总人口的 2.4%；锡克教教徒占总人口的 2% ；佛教教徒和耆那教教徒占总人口的1.2%…… 如此纷繁复杂的政治、宗教、种族、语言和文化组成的‘拼图版’，为印度各党派和政治势力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变革中争权夺利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同时，也是产生新的冲突的根源。尽管如此，历史留下的文明特征、印度教、种姓制度以及对于国家概念的认同等等因素，确保了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某种连续性，即使连续不断的入侵者也没能割断这一点”。

中国的第一大民族汉族占全国人口的 92% ；印度的第一大种族印度-阿利安族占全国人口的72%；中国各种次要的宗教信仰团体（即除了信仰道教和佛教之外的信仰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等等的群体）占人口的比重低于10%；印度这类信仰团体占人口的比重接近 20%；中国居民在语言文字上的一致程度也高于印度。所以就社会文化的多样性与政治国家的整合统一的关系而言，印度的实例对中国是富于鼓励意义的。

其四，政治社会学和发展经济学中有一派观点认为：虽然全世界最富裕的国家都是议会民主体制，但是这种体制在第三世界的经济发展成绩却不佳。换句话说，议会民主体制有碍于低收入国家的经济发展，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反倒有助于第三世界国家高速度的经济增长。

这种观点曾经遭遇过多方面的批评，但是，这方面的反驳总是显得不够坚挺实在，主要原因便是印度这个实行议会民主制规模最大的第三世界国家，过去的经济发展表现不够出色。

从1990年代初开始，印度决定放宽国家的管制，认真推动改革和开放，告别它多年里施行的部分地受苏联经济体制的影响、更多地源于本国独立初期意识形态的那一套低效率的经济制度和政策。于是自1990年代初以来，印度的经济发展速度加快，增长速度虽然还略低于中国，但考虑到印度经济体中投资的素质较高；比如，根据一项精细的研究报告，印度经济体的年度利润率从1980年的 11.5% 增长到1999年的16.5% ，这20年期间的平均利润率达到14.3%；中国经济体的年度利润率从1980年的 13 . 5% 下降到2003年的 8.5% ，中国在1978年至 2003年这25年期间的平均利润率是10.9%。印度最近几年的大趋势，正在一步一步地纠正“议会民主体制有害于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发展”的过往假设和认识。

黄亚生：印度在软件基础设施方面享有一些重大优势

（黄亚生博士是麻省理工学院商学院的教授）

印度和中国代表了两种很不一样的增长模式。每一种增长模式都有其优势，也有其缺点。但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印度的经济增长模式——强调软件基础设施的建设——具有实现长期经济增长的潜力。但这样说并不是要表明投资建设硬件基础设施不必要。事实上，投资硬件基础设施非常有必要，但是如果中国不改善自己的软件基础设施，将很快面临大规模硬件基础设施投资的一个极限。10年之前，印度从中国学到了经验——提高投资率和开放外国直接投资。现在中国是否也应从印度那里学习一些有关软件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有价值经验？我觉得应该如此。

经济增长取决于软件和硬件基础设施的数量及质量。所谓硬件基础设施是指公路、机场、港口等等；软件基础设施指一个国家的法律、规章制度和金融体系。就硬件基础设施而言，中国很明显走在印度前面。根据摩根斯坦利的估计，中国的高速公路网大概是印度的7倍。2002年，中国投资了大约2600亿美元，用于改善电力、交通、通信和不动产部门，同年印度在这些部门的投资额只有310亿美元。

就软件基础设施而言，印度则在某些关键方面领先中国，比如产权保障、私有企业的融资能力以及公司治理。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印度在软件基础设施方面的优势并不是全面的。在税收和劳动力管理方面，中国事实上领先于印度。

世界银行设计的《世界商业环境调查》有助于我们看到中印两国金融市场方面的重大差别。一个基本调查问题就是：“请依照次序评判对公司的商业运作和成长最成问题的四个因素”。80.21%的中国企业把融资作为阻碍企业发展的最大障碍，相比之下只有52.1%的印度企业有此困扰。中国企业面临的更多融资限制体现在两个事实当中。第一，在被调查的81个中国企业中不仅在这个问题上落后印度，而且排在所有受访国家中的倒数第4位。第二个事实是中国的银行部门要比其他国家大得多。例如，2001年中国银行部门提供的国内信贷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32.7％，但印度同年的数据是53.8％。因此，中国银行给企业的贷款是印度银行给企业贷款的2倍多，但中国的私有企业得到贷款要比印度私企更难。

另外一个同样让人感兴趣的发现就是虽然中印两国的企业都面临融资困难，尽管程度不一，但其原因却相差甚大。印度企业基于技术的原因面临着信用方面的种种限制。它们抱怨的问题清单为许多处在具有欠发达银行部门的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敲响了警钟。这也是一个特别典型的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会出现的问题。中国企业对抵押要求、银行文书工作、高利率以及特殊关系的抱怨要比印度企业低。事实上，中国在这四个方面的数据甚至要比美国更好。但这是否意味着中国的银行体系要比美国和印度好？我认为不能。一个很合理的解释就是这些银行的习惯做法对于一个从来不能得到贷款的企业来说影响不是很大。直到1999年，中国最大的四家国有银行——其资本占到2004年中国银行体系总资产的绝大部分——还对企业进行分类，它们对私有企业从来不提供贷款。因此，中印最关键的区别就是印度的银行体系是欠发达的，而中国的银行体系是具有偏见的。

印度在软件基础设施方面的第二个巨大优势就是它有一个更具效率的金融市场。印度的银行体系之所以比中国好，有两个原因。第一，印度银行不像中国银行那样具有如此沉重的意识形态偏见的负担。第二，印度银行体系的改革远远早于中国。其银行改革并不是政府的一个主动政策，而且现实迫使其改革。这里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例子来说明中印两国的差别。上世纪90年代初，印度有一个储户起诉一家国有银行，认为该银行应该公布对外贷款标准。他认为，如果银行各种各样的不良贷款太多，将危及其作为储户的各种权利。受这个案例的触动，印度银行系统开始改革，包括国有及私有银行在内的所有银行体系都开始公开其贷款标准，因此提高了银行的透明度。而这种例子在中国闻所未闻。

产权保障是印度软件基础设施方面的第三个重要优势。《世界商业环境调查》的报告表明，中国的税收交纳情况要比印度糟糕得多。只有11.9％的中国企业相信本行业的企业为了纳税目的实报了企业的收入情况。而在印度，这一比率是41％。

中国企业在收入方面的瞒报和错报情况与企业家缺乏产权保障密切相关。需纳税的收入将暴露给政府当局，那样当局将知道你有很多财富，很容易成为政府各种掠夺性企图的目标。一个相对直接的证据就是法律制度的质量。在印度，不管其法律制度是多么地没有效率或甚至是印度自己都承认其司法体系腐败丛生，但印度的司法系统至少是独立于行政部门的。而在中国，党派控制了整个司法体系，政府的行政和司法部门之间缺乏有效的分治。

软件基础设施的第四个领域是公司治理。高质量的公司治理是管理质量的可靠反映。印度人在知道美国的安然事件之前就知道公司治理的重要性。在公司治理领域，与印度相比，中国不能望其项背。

里昂证券公司用7个关键指标来衡量良好的公司治理：1）管理纪律; 2）透明度; 3）独立性; 4）可靠性; 5）责任感; 6）公平性; 7）社会责任感。在里昂证券公司的10分评价体系中，印度在公司治理方面的得分是5.4分，而中国在所有受访国家中排名非常靠后，只得了3.4分。在具体的国家排名方面，印度排在第6，而中国排在第19位。这里有两个因素值得一提。第一，印度相对中国来说表现很好，但并不是特别优秀。第二，台湾的得分比中国大陆要高出许多的事实强调了这样一点，即公司治理不应被视为一种与英语特别有关的事务。中国大陆并不是因为这项调查具有语言或文化上的偏见而被排在印度后面很多位，因为台湾在语言和文化上同中国大陆相近，但排名却在印度之前。

很明显的一个现象是，在里昂证券公司的报告中，那些在公司治理方面表现很差的公司一般都是国有企业。这一点为理解为什么中国企业的公司治理非常糟糕提供了思路。不完备的规章制度环境——许多看得见摸得着的公司治理方式应由一个国家的法律规定，但目前的情况并不是如此——是中国的公司治理表现不佳的一个重要原因。里昂证券公司的报告指出了中国公司治理中存在的下列问题：第一，国家仍然是公司的主要持股者，因此公司的政治议程成了首要议程，效益问题往往排在后面；第二，只有非常少数的中国公司会发布公开声明或年度报告来专门探讨公司治理问题。第三，中国公司的管理激励机制非常不健康和不健全；第四，投资者与公司的联系仍然不是很强；第五，公司董事会成员和公司的总裁没有足够的独立性来专门从事公司管理工作，他们所扮演的角色更像是一个行政人员而不是监督者。

中国软权力的魅力 The Charm of China's Soft Power

(卢 咏 )

在国际关系中，国家的“硬权力”是指其武力和强制性力量，“软权力”则是指安全领域之外的各种权力因素，包括国际投资和援助。软权力是一个国家的形象和吸引力，它通过文化、外交、参与多边组织、涉外商务和经济带动等多种渠道形成。与传统的军事权力相比，软权力强调“说服”而非“强制”，在国家交往中发挥着无形且更为深远的影响力。

过去十年来，中国总体上低调处理它在东南亚的硬权力，而致力于发展软权力。于是，美国开始惊讶地发现，不知不觉中，自己在东南亚这一重要地区的吸引力已经及不上中国了。例如，民意调查显示，70％的泰国人认为中国对他们的国家具有最重要的外部影响。泰国在这一点上的看法绝不是孤立的。相反，自反恐战争以来，美国在全世界的受欢迎程度骤然下降。一方面，美国加紧签证控制，限制外国人入境；另一方面，它所向无敌的国际权力激起了一些国家的怨恨，布什政府对多边组织的不屑一顾的态度损害了美国在海外的道德合法性。BBC最新的民意测试表明，只有三分之一的人希望美国的价值观传播到他们的国家。人们对美国文化和企业的尊重程度也有所下降，在去年的一项多国调查中，受访者将美国的文化、政治和商业吸引力仅列在全球第十一位。近日，华盛顿意识到它应该试图了解中国是如何施展软权力的，并且这种软权力的扩张是否会威胁到美国的利益。有关中国与东南亚关系的讨论立时成为华府的热点。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访问学者约书亚•科兰滋克（Joshua Kurlantzick）是《新共和》杂志（New Republic）的特约记者，他专长于研究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本期《卡内基中国透视》对他进行了专访。

魅力源自何方？

《卡内基中国透视》： 十年以前，中国人对自己国家的国际地位缺乏信心，中国政府即便参与了国际组织，其在组织中的行为也颇为低调，在东南亚，北京基本上还是采取传统的防御型的外交政策，如在中国南海问题上的强硬态度。而今，中国的形象和影响力是如何得以转型并提高的呢？

科兰滋克： 是的，自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以来，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看法有了巨大的转变，现在许多精英和公众都视中国为地区上潜在的主导国。中国形象改变的原因有很多。一是得益于美国的政策失误，这包括美国对亚洲金融危机的缓慢反应，以及九一一恐怖袭击之后所实行的目光短浅的反恐战略。二是中国的软权力本身得以增长。随着一个国家的发展，领导层与外界的接触愈来愈多，它自然会在周边地区产生愈来愈大的影响，但是中国软权力的增长有其一套战略。

北京的软权力战略包括两个方面。首先，中国倡导“双赢”关系，这与美国傲慢不羁的干涉主义的外交态度形成鲜明对比。例如，中国签订了《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美国未签署），且遵守有关中国南海的行动规则。其次，中国把重点放在与那些同美国关系恶化的国家建立外交，菲律宾和柬埔寨即是最好的例子。

《卡内基中国透视》： 具体而言，中国采取了那些政策来提升影响力？

科兰滋克： 在东南亚，北京运用了许多政策工具来扩大软权力。第一，中国不仅增加了发展援助的规模，而且援助方式也显得更为成熟了。2003年，中国给菲律宾的援助是美国的四倍，给老挝的是美国的三倍，给印度尼西亚的是美国的二倍。过去，援助局限于投资高楼大厦等大项目，现在则更注重于将援助同公共外交联系起来。例如中国支助泰国官员来华学习访问，购买泰国剩余的农产品以消除泰农民对与中国做贸易的顾虑。

第二，中国增加了公共外交的预支，通过组织会展、创建儒教学堂、扩大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等方式重申和平发展的力量、输出中华语言文化。

第三，北京同东南亚华裔重续前好。如在柬埔寨建立中文学校，由大陆出资授予学生奖学金。

第四，中国拥护自由贸易，树立起外商直接投资者的形象。除了东南亚自由贸易协定之外，北京还同个别国家商讨经济合作项目，到今年年底，东南亚与中国的贸易额将超过它与美国或日本的贸易额。

最后，中国大量的东南亚移民改变了当地的人口构成。从缅甸北部到北越，新近的中国移民主导了商业和社会生活。

因此在东南亚，跟中国更为成熟的外交相比，美国的做法显然不得人心——不仅降低了公共外交的政府开支，而且在东南亚继续实行经济制裁。

魅力能持久吗？

《卡内基中国透视》： 那么，如何衡量中国软权力战略成功与否呢？

科兰滋克： 中国的软权力战略取得了相当的成功。如今，东南亚领导人绝不会公开质疑中国的和平崛起，而五年前他们还心怀疑虑。中国的商人、文化精英和政策制订者可以享受同美国精英一样的待遇，自由出入东南亚了。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成为了一些发展中国家效仿的模型。东南亚人民对中国的语言和文化大感兴趣，学习中文的热情高涨。从高层面来说，软权力使北京对一些非民主国家的领导人产生更大的影响；从低层面来说，由于公众支持同中国增进友谊，民主国家的领导人也愿意向中国靠拢。北京成功地排挤了台湾在当地的政治影响，进一步边缘化了日本，东南亚国家几乎都不支持日本争取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

《卡内基中国透视》： 从长远看，中国的软权力能否长久发挥作用？对东南亚国家是否最终有利呢？

科兰滋克： 中国软权力的上升在某些方面是有益的。例如，正因为中国经济的榜样力量的驱动，使得东南亚领导人视当地经济为一体，这种看法符合美国企业的利益。此外，中国在缉毒和反偷渡等方面与东南亚进行了有效的合作。

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中国的软权力也会给东南亚带来灾难——在民主化、反贪和善治方面。中国已经开始“输出”它低劣的劳动、政治和环境政策了。在缅甸北部，中国国有企业的运作造成了大范围的荒漠化，缅甸表示了对环境问题的担忧，中国却不闻不问。中国对柬埔寨和缅甸专制政府的支持阻碍了这些国家民主化的进程，中国给缅甸的多次援助和国事访问削弱了美国要求缅甸执政党与民主派对话的压力。在腐败盛行的菲律宾，中国提供了高达4亿美元的公共设施援助，整个竞标过程缺乏透明度，也没有对环境影响的评估。总之，与美国、日本、世界银行等提供的援助项目所不同的是，中国的援助往往是不带任何附加条件的，发展中国家自然乐意接受这种无条件的馈赠，但这在无形中促成了东南亚发展中国家民主发展的滞后、贪污的横行、劳工保护的缺失、以及环境的恶化。

美国为何关注？

《卡内基中国透视》：华盛顿为何在乎北京在东南亚组织华裔峰会或者推行华语教育这些扩大软权力的做法呢？

科兰滋克： 美国在东南亚的利益包括：东南亚国家的领土完整，遇到冲突时能获得地方上对美国的支持，对海域和通航水道的控制，正式的联盟，以及在当地倡导民主和善治。华盛顿必须为自身、中国和东南亚划出清晰的界限，即当中国的软权力为它的硬权力目标服务、并且这些目标有损美国的利益的时候，美国应该试图制衡中国的软权力。

如果东南亚国家对台湾和日本愈加疏远，会令美国在可能的台海冲突中更难动员地方上的支持，导致美国和泰国、菲律宾、新加坡原本紧密的关系遭到破裂。如果北京的影响力明显破坏了民主化、环境保护和善治，也就等于损害了美国在当地长期的努力，到时，美国必然会行动起来，暴露北京同专制政府的纽带，私下劝服北京，东南亚的专制统治事实上不利于中国的长期稳定。

卡内基外交政策会议 Carnegie Foreign Policy Conference

今年6月20日，卡内基基金会召开题为“管理美国的主导地位” 的外交政策大会。其间八个小型专题研讨会同时进行，讨论的议题包括：冲突的未来，专权体制下的市场经济，伊斯兰运动和美国在中东的民主传播，中国崛起是否意味着中美间不可避免的战略冲突，能否通过政府间组织和地区组织来阻止暴行，重续美国的能源政策，非国家参与者如何重组国际体系，美国权力是否在下降，等等。乔治敦大学外交事务学院院长罗伯特•格鲁奇（Robert Gallucci）、乔治敦大学访问学者和原中情局恐怖主义研究首席专家之一的保罗•皮拉尔（Paul Pillar）作了主题发言。

失落的天堂：联合国失真的成功故事 Paradise Lost: The U.N. Success Story That Wasn't

在联合国管辖的三年来，东帝汶的政治局面表面上看来趋于稳定。然而，今年三月的暴力事件表明这个成功故事只是昙花一现。卡内基基金会的访问学者约书亚•科兰滋克（Joshua Kurlantzick）在《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6月4日的文章中分析了这场暴力事件的成因，他认为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东帝汶的领导人仅仅凭借他们的性格魅力来管理政治问题，而不是致力于建立善治的机制。

卡内基基金会支持赖斯的伊朗声明 Carnegie Supports Rice's Statement on Iran

今年5月31日，美国国务卿赖斯有关伊朗的声明为谈判开启了大门，卡内基基金会支持美国向伊朗提供放弃核武器的激励政策，主席马秀丝（Jessica T. Mathews）说：“美国迈出了重要的一步，这一举动应该受到包括伊朗在内的全世界人民的欢迎。新政策以冷静和小心的态度对伊朗要求对话的邀请作出了反应，有利于美国和全球的安全利益。谈判是解决问题的出路，为了让对话继续，伊朗必须停止他们的核活动，否则对话缺乏意义。现在就要看伊朗是否能以同样的建设性的态度来回应美国的政策”。

有人能拯救中俄的能源婚姻吗？Russo-China Energy Relations: Can Anyone Save This Marriage?

今年5月25日，卡内基基金会举办题为“有人能拯救这场婚姻吗：中俄能源关系” 的研讨会，邀请美国陆军战争学院（US Army War College）战略研究所教授斯蒂芬•布兰克（Stephen J. Blank）发表演讲，能源顾问爱德华（Edward C. Chow）加以评论，卡内基基金会俄罗斯和欧亚项目主任安德鲁•库钦斯（Andrew Kuchins）主持会议。

布兰克说，中俄关系有三个层面。一是战略层面，包括军事演习，上海合作组织和对付朝鲜和伊朗的方式。二是意识形态层面，中俄在国际关系上有着比较相似的展望。三是经济层面，由于俄国经济落后，经济关系变得最为薄弱，中国不喜欢俄国低质量的产品，俄国只在武器方面占据中国市场的份额。

中俄关系正遭遇着越来越多的困难，这为美国获取自身利益提供了契机。中俄能源关系不是由市场机制引导的，而是通过政治权力实现的，特别是出于俄国国内官僚体制和俄国外交利益的驱动。这种能源关系的政治属性意味着国内政治和地缘政治有着决定性的作用。

中俄两国最终将成为能源竞争者。这一现象在中亚地区已经可见一斑。俄国只有主导中亚能源市场才能满足它近年来的供应计划，这说明只有让中亚国家落后才能保证俄国官僚的生存。中亚国家和中国明白这个道理，并且对此深恶痛绝，所以它们开始发展双边贸易，如哈萨克斯坦与中国的石油管道，从乌兹别克、土库曼斯坦、哈萨克斯坦到中国的管道也正在规划之中。

与此同时，中俄的能源政策都具有反市场化的成分。对于俄国来说，能源是其外交政策的主要工具，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政府垄断了能源控制，阻止外国直接投资和技术引进，从而导致能源市场的不透明和低效率。而中国则希望得到低于市场价格的能源，对此俄国自然反对。

倘若美国通过与中国建立能源消费者联盟的方式接触中国的话，可能会帮助美国保证能源供给，并且可以锲入中国和俄国的能源联系。

爱德华评论说，中俄的能源关系与其说是婚姻，毋宁说是一连串的约会，中俄能源合作的紧密程度事实上被夸大了。在以市场机制为主导的全球石油市场中，中国只能出市场价格，没有国家能够获得长期的固定价格的石油购买合同。

朝鲜导弹演习的警示 Warnings of North Korean Missile Test

关于有关朝鲜准备试射远程导弹的消息引起了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的高度警惕。卡内基基金会反武器扩散专家所著的《致命的军火库》一书（2005年7月出版）有专门章节全面论述已经拥有和正在测试这类武器的国家，也有章节专题分析朝鲜的武器系统，提供对其核武器、导弹和生化武器项目的深入调查。

中国经济改革的攻坚战 The Difficult Battle of Chinese Economic Reforms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中国项目主任裴敏欣（Minxin Pei）在BBC中文网上评论道，和其他转型国家相比，中国的经济改革并未导致经济衰退，也没有带来巨大的社会动荡。但是，中国的"渐进式"经济改革并不是一个完美无缺的战略。它的"避难就易"的改革战略有一个根本性的弱点，即这种改革把政治上最困难的改革无期限地往后推，其结果是改革越改越难。

印度对中国能有启示吗 India and China：Each Has Its Own Problems, But There Is A Big Difference

印度经验的丰富性与它的庞大性恰成正比，印度经验中值得人们反思的甚多，特别是关于经济发展水平与政治进步程度的关系。二十一世纪国际文明社会最大的希望之一，便是中国和印度持续地分享对方的民主建设和经济发展的经验。有了这两个巨型国家在政治和经济领域里更加全面的和均衡的进步，全人类才会有更加值得称许的未来。

中国能学习印度吗 Soft vis-à-vis Hard Infrastructures for Economic Growth: Can China Learn From India?

现在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印度与中国相比具有一些重要的优势——尤其是在产权保护和金融制度领域，而这些优势正是印度近年来在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领域内取得显著进步的根源。在宏观层面上，印度的经济增长令人刮目相看。虽然可以肯定印度的经济增长率不如中国，但印度的增长是连续性和可持续的，没有大起大落，而且也没有像中国那样依靠如此多的外国投资来支撑。

中印经济发展的长期对比 A Long Term Comparison of India and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s

如果说如今中印都建立了市场经济，那么世俗理性的中国人可能比心如古井的印度人更加积极进取，更能有效利用这种机制。但另一方面，本来有私有制、而公有制也是民主转轨后的印度产权配置比强权之下不明不白地化公为私的中国产权配置要更有公信力与道义合法性。未来如果印度经济超过中国，那原因不在于经济体制，更不在于文化，而就在于中国能否妥善解决社会公正与民主滞后问题。

印度改革和渐进融合的政治策略 India: Reform and the Politics of Gradual Accommodation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印度治理问题的药方将是减少民主。然而，正是这种与上百万冲突的利益沟通的能力赋予了印度无限的深度、适应力和稳定性，即便变革的步伐因此减缓。印度的多样化是沟通各种文化分野的能力，印度鼓励开放和渐次融合的民主具备强大的力量而不是它的缺陷。未来繁荣的关键依靠严肃的体制改革。即使印度崛起的步伐缓慢，却必定是稳健和生机勃勃的。

印度的外交政策新战略 India’s New Foreign Policy Strategy

自冷战结束后，印度外交方向在内部和外部的冲击下有了相当的改变。对新原则的担心和对旧思想的钟爱继续反映在其外交的方方面面，从与美国握手到优化对最小邻国的战略皆是如此。印度现行外交政策的背后是其世界观的重要转变。印度需要用一系列价值观和原则为其在国际舞台上的行动寻找依据，“实力与原则”之间的对立将在印度的外交政策战略中长期存在。

《隐私的政治：当代中国的知识产权》
（The Politics of Privacy: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 Contemporary China, by Andrew Merth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5）

本书分析外部政治对知识产权保护在中国得以贯彻所形成的压力。作者对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分割型的结构给出相当详细的论述，提出正式的法律环境、体制结构和执行知识产权保护的地方官僚机构之间的关系。他解释了各种形式的外部压力（例如贸易制裁的威胁）与上述知识产权执行的正式结果，认为只有直接的行动才能让中国的商业保护知识产权。例如，广泛的实地研究揭示，当企业雇用它们自己的调查人员时，才与当地政府合作，当政府间使用压力或威胁时，产权保护才得以更好地执行。本书为那些对中国官僚政府的实际工作环境和知识产权保护贯彻感兴趣的读者提供了有信息量的借鉴。

《在新的产权下：私有化中国的国有企业》
（Under New Ownership: Privatizing China’s State-Owned Enterprises, by Shahid Yusuf, Kaoru Nabeshima, and Dwight H. Perkins, Standford Economics and Finance/Word Bank, 2006）

如同大多数与世界银行合作的出版物一样，本书涵盖了大量相对新近的数据。但是书中的主要结论似乎与那些数据并不完全符合，因为数据表明由国家所有经济成分为主导的经济结构极大地增加了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作者则认为，如果中国不进行大规模的企业私有化改革的话，它过去和现在的经济成果注定要丧失。和很多经济学家的想法一样，他们赞成私有化和经济增长之间一对一的相关性。书中并没有解释为什么以政府主导的经济将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变为经济超级大国，而为什么私有化经济在不少发展中国家发展停滞。然而，本书仍然有节有理地向中国领导层直接给出论述和提出建议，希望中国放开国家对企业的控制，削弱政府对企业的干涉和拥有权，将企业产权交给更广泛的拥有者，这将使中国未来的经济结构与石油出口国家变得更为接近。

《中国：在社会稳定和市场融合之间》
（“China: Between Social Stability and Market Integration,” by Giovanni B Andornino and Russell G Wilcox, China & World Economy, Vol. 14, No. 3, May 2006）

中国过去几十年中经济的腾飞和政治社会的相对稳定归功于它逐步地融入全球市场。然而，进一步仰赖竞争激烈的市场为中国领导层带来了许多困难，正如同财富的增加必然要求社会利益的多元化。在中国，多样化的社会要求通常被认为是对稳定的莫大威胁，市场化一方面为政治合法性提供了依据，另一方面则使集体官僚的利益和中央政府之间的关系变得更为紧张。这篇论文从中央分权的水平和垂直的补充性角度研究中国最新的发展情况，强调中国自上世纪70年代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所面临的张力，阐述中国领导层继续实行社会控制的本能该如何与市场改革结合起来，从而有效地影响宏观经济的融合，这种方式比完全抵制市场化或完全接受市场化更容易获得成功。

《中国的繁荣及其不满》
（The China Boom and Its Discontents, ed. by Ross Garnaut and Ligang Song, Asia Pacific Press, 2005）

书中收集了有关中国经济转型各个话题的论文，数据充分，内容广泛，分析了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社会和金融决定性原因，以及可能会阻碍其持续发展的潜在因素。文章提出，中国经济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人口和城乡迁移，经济发展会受到不自由的政治的限制。书中也包括有关金融市场、社会保障系统变化、企业改制对职工影响和外贸等问题的论述，还提到目前的人口流动趋势在长期内会造成的问题。

《管理中国的人口：从列宁主义到新自由主义生物政治》
（Governing China’s Population: From Leninist to Neoliberal Biopolitics, by Susan Greenhalgh and Edwin A. Winckler,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中国对人口问题采取着严厉的措施，本书指出了这些措施的后果。作者运用政府化的概念对中国的人口政策进行三方面的分析：国家干预，非国家机制的规范，通过对个人能力的教化来管理他们的行为，也就不同领导人时代的计划生育政策的变化作出分析。从毛泽东时代到江泽民时代，政治化的形式都显然易见，但是计划生育政策从硬到软演进，直到变为所谓的“新自由主义生物政治” 。书中考察了这些政策的后果，包括正面的结果（降低人口增长率，提高人口素质等）和负面的影响（强制性的节育，晚期人工流产，杀害女婴等），负面影响在农村妇女人口中尤其普遍。作者为论点提供了许多强有力的来自内部的论据，他们有效比较了列宁式制度所希望达成的结果，即减少生殖率，与其所没有想到的结果，即造成一个全世界性别不均衡率最高的国家和新一代女孩的丧失。

《中国的核未来》
（China’s Nuclear Future, ed. by Paul J. Bolt and Albert S. Willner, L. Rienner Press, 2006）

本书探讨中国的核政策以及目前发展情况的战略影响。第一章概述了中国国内和外部的环境，第二章研究中国的战略考量及其核政策背后的目标，第三章有关中国核目标在近期和将来的发展方向，第四章和第五章关注中国军力现代化，它对美国意图的体察和这种体察对中国核政策的影响，第六章探讨在海峡冲突和美国可能进行干预的情形下中国的核战略，最后一章为中国未来的核项目提供了各种可能的发展情形。作者建议，美国对影响中国的选择可以做很多工作，避免没有必要的冲突符合美国的安全利益。在处理中国的核力量问题上，作者呼吁深入合作和彻底讨论的必要性 。

《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国际历史》
（Normalization of U.S.-China Relations: An International History, ed. by William C. Kirby, Robert, S. Ross, and Gong Li,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5）

中美关系有可能会成为21世纪国际政治最重要的问题，因此任何根据历史环境来追溯这一国家间关系演变的研究都是有价值的。本书从不同国家的视角观察上世纪七十年代中美之间的冲突与合作，汲取最新获得的多元档案记录和中美学者的研究精华。主要结论是，中美关系正常化是两国为达到务实目的的结果：对中国来说，这能增加其相对于苏联的安全，对美国来说，这也是在越战争后提高其相对苏联安全程度的工具。

《统一中国和融入世界：在改革期间维护中国的主权》
（Unifying China, Integrating with the World: Securing Chinese Sovereignty in the Reform Era, by Allen Carlson,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这是关心中国在国际社会（包括世界贸易组织、联合国、人权和边境问题）未来作用的人们的必读书本。书中全面、详细和生动地解释了为什么中国在某些问题上（如人权） 坚持倡导传统的主权完整和独立概念，而在其他一些问题上（如边界纷争和经济独立） 则摈弃了这些原则。作者首先回顾了有关主权的文献和全世界对于国家主权的观念演化，为分析中国对主权的诠释及其变化（不再讲“绝对主权”）提供背景。作者调查了外交发言和刊物，广泛访问了中国外交和国防界的人士，集中探讨四大主题：主权独立，领土主权，司法主权和经济主权。他发现，中国已经摈弃了许多严厉的措辞，为目前关于“新主权” 的国际讨论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看法。作者认为，在许多情况下，特别是在边界争端方面，中国对地区稳定的担忧使之放弃了要求领土完整的强硬手段。

《中国过去与今天的旅途》
（A Journey between China’s Past and Present, Peter Hessler, HarperCollins Press, 2006）

本书作者是《纽约客》驻北京的记者，在过去九年中一直居住在在中国。他的这部新作观察中国和西方的互动，穿插入许多有趣的文化、政治和社会共鸣。例如，他跟踪以前在和平队的学生的人生经历，一些学生后来在外商企业工作，还有一些人的社会地位有了提升。他还描述了一位研究古代神谕的著名中国史学家的故事，他在反右期间被迫害致死，最近才获得平反。书中贯穿了对华语本质的辩论和探讨。

《中国、亚洲和世界经济：亚洲形成中心和边界的影响》
（“China, Asia, and the World Economy: The Implications of an Emerging Asian Core and Periphery,” by Barry Eichengreen, China & World Economy, Vol. 14, No. 3, May 2006）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中国的崛起对亚洲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正在形成不同的影响。亚洲的发达国家从快速增长的巨大的中国市场中获益，它们的资本货物、组件和技术可以输出中国。然而亚洲的发展中国家则不得不与中国在第三世界市场上展开竞争，这给比较落后的亚洲国家赶上发达国家带来了更多的挑战。反过来，亚洲中心和周边的分野不利于发展具有凝聚力的亚洲经济和政治中心。亚洲的地域主义应该成为开放的地域主义，这样才能避免高昂的贸易分歧阻碍地区的创新。倡导亚洲金融发展和融合不会阻断亚洲同世界其他地区的金融联系。过早地建立共同的汇率制度及其相关的货币政策可能会引起不利的结果，而且，在没有共同政策的情况下，加压发展强有力的地区机制以形成共同的货币政策也不是最好的办法。

《解脱中国通过国有资金获取石油的做法》
（Untangling China’s Quest for Oil through State-backed Financial Deals, by Peter C. Evans and Erica S. Downs,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Policy Brief No. 154, May 2006）

中国国家石油公司企图在海外获取石油资源的努力引起了美国官员和政策制定者的注意。这份研究报告认为，中国国有石油公司的海外投资不会对美国经济造成威胁，但是中国政府对这些投资的金融支持会有损于一个开放和自由竞争的世界石油市场。美国应该与其他G8国家一起解决这种反效果的国家介入国际能源市场的情况。今年七月即将在莫斯科举行的八国峰会为共同讨论能源安全问题提供了平台。美国和其他具有相同想法的国家的战略目标有两个：一是说服北京反市场的方式是没有效果的，防止中国使用掠夺性的金融行为；二是鼓励中国在提供海外援助的时候，增加填补其公共产品供给缺稀的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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