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内基中国透视》月刊
Carnegie China Insight Monthly
2005年第7期 （总第8期，2005年7月）

PDF 版本 PDF Version 

(卢 咏)

“中美无小事” ，中国企业并购美国石油公司看似是个能够获得“双赢” 局面的纯商业举动，一时间却在华府政界掀起了轩然大波。

今年6月23日，中国国有企业、全国最大的海上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商“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 (简称中海油, CNOOC)宣布向美国加州、全国第九大的石油公司“优尼科” (Unocal) 发出要约，以每股67美元的价格全现金方式竞购优尼科。此要约价总价值相当于185亿美元。此前，美国雪佛龙公司(Chevron)也曾表示收购优尼科公司。以6月21日雪佛龙公司的报价计算，中海油的报价比雪佛龙要高出约15亿美元。这是迄今为止涉及金额最多、最雄心勃勃的一次中国企业收购海外企业行动。

这一不寻常的举动在美国各界引起了巨大反弹。目前正是中美关系高摩擦期，北京和华盛顿之间在许多关键领域中的新旧问题已积了一大堆。在贸易问题上，美国国会对人民币升值的巨大压力已使布什总统没有更多空间来妥善处理和中国的贸易关系，此外，知识产权问题很可能使两国贸易关系进一步恶化。在安全问题上，美国鹰派人士近月来一直炒作“中国军事威胁论”；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亲自定稿的“中国军力报告”用了很多笔墨来解释中国军事现代化对美国和亚洲的威胁，把这一轮的“中国威胁论”推向一个新高潮。在这一节骨眼上，出现中海油购优尼科这种事真可谓火上浇油。因为从美国的切身利益来看，能源安全是基本国策之一；而中海油的举动恰恰表明中国正在和美国争夺能源，无疑又一次证明了“中国威胁论”。所以，美国的右翼国会议员已写信给布什政府，要求严格审查中海油对优尼科的收购。媒体、政策界甚至公众的反对声愈来愈强烈，最新民调显示，73%的美国人不同意中海油收购。根据目前的舆论走向和优尼科董事会再次正式表示将接受雪佛龙收购的新发展，中海油的收购计划极有可能流产。

最关键的问题倒并非在于中海油购油尼科的最终结果如何，而是从这一事件中透视出的结论：能源问题的崛起一如在地平线上升起了阴霭，预示着中美加剧摩擦甚至进行恶性竞争。在此，笔者通过对国会智囊机构专员、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研究人员和亚洲能源专家的访谈，探究美国政界对这一事件以及中美能源竞争的各种不同观点。

背景：中国的能源危机

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和人口上升，中国对能源的需求迅猛增加。1993年，中国在历史上第一次成为石油净进口国；到2003年，中国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能源消耗国(仅次于美国) ；其石油使用量在2003年和2004年分别增加了11%和15.4%，国内原油进口量达到1.2亿吨，社会全年原油消费量达到2.9亿吨以上；根据国际能源总署(International Energy Institute, IEA)的估计，到2020年，中国的能源需求将提高60%，石油对外依存度将达到60%，这意味着中国到时候需要进口原油1.8至2亿吨。

总之，尽管中国努力试图刺激国内能源生产，它还是不得不更多地依赖于进口。其中，石油对进口的依赖尤为严重，将来天然气也会步其后尘。中国领导人明白，尽快找到能源供应来“喂饱” 这条“巨龙” ，是满足经济生存和持续发展的根本保证和当务之急。

于是，能源问题开始深刻影响中国在亚洲的外交战略，并成为塑造中国与石油出产地区外交关系和地缘政治的重要因素。如何长期安全地获得稳定的原油资源，成为国家石油“走出去” 战略的核心内容。在能源紧缺和市场开放的双重压力下，中国石油化工企业仓促 “走出去” 的脚印显得凌乱而真实。

中海油的海外收购行动就是中国石油“走出去”战略的体现。对于中国来讲，中海油成功收购优尼科，将有利于保障国内的能源供应，从而相对提高中国的能源安全程度。而对于中海油来说，“选中” 优尼科部分原因是优尼科所拥有的已探明石油天然气资源约70%在亚洲和里海地区，收购后预计将使中海油的产量增长一倍以上，并使其储量提高近80%。“优尼科的资源与中海油占有的市场相结合，将会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中海油公司董事长傅成玉说。他在致优尼科公司董事长的信中和给华尔街日报(“Why Is America Worried?” Wall Street Journal, July 6, 2005) 撰写的文章中反复强调指出，此竞购是善意之举。

巴赛洛穆：美国为何担忧并购

对历来视中国崛起为美国一大隐患的政界人士来说，中国收购优尼科可绝非“善意之举” 。国会“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 (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USCC) 的专员卡洛琳•巴赛洛穆 (Carolyn Bartholomew) 认为，中海油购优尼科事件直接关系到美国的经济与能源安全，从而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国会要求白宫审查这桩并购案，并非只是出于美国政界“情感上的回应” 。经济是军力建设的基础，因此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组织的研讨会中，巴赛洛穆列举了中国在能源问题上的一系列令美国感到担心的发展。

第一，中国对能源需求的迅猛增长给全球石油供给和价格增添压力。美国国内油价上涨的部分原因就在于中国对世界石油市场日益增加的压力。与此相关的另一个担忧是，中国企图锁定那些尚未受到冲突时期中断生产限制的新油库，它还试图绕过世界市场机制，直接控制生产地向中国运输石油。

第二，能源需求使中国向中东、非洲、甚至它在中亚、俄国和太平洋地区的邻居愈走愈近。中国同伊朗、苏丹、叙利亚等不遵守反核武器扩散协定或不尊重人权的与美国敌对且与美国禁运的国家开展石油贸易，这产生了对美国不公正的能源优势，而且使美国更难对付已经十分复杂的伊朗核问题和苏丹种族灭绝问题。

第三，能源竞争会加深中国与亚洲邻国的对手关系，破坏亚洲稳定。眼下，每一个亚洲国家都在以比较商业性的、民族主义的、竞争性的方式寻求能源安全，这种现象阻碍了用更为合作与市场化的方式解决地区共同的能源问题的可能性。

第四，美国民众担忧他们的工作稳定。在美国人看来，现在购买的东西几乎都是中国制造的，他们对中国汇率制度觉得不满，对油价攀升感到沮丧。

接着，巴赛洛穆还具体阐述了在美国政策界对中海油事件颇具代表性的担忧理由。

首先，中海油是国有企业，中国政府拥有它70%的股份。购买优尼科得到国务院的批准及政府的资金支援，公司董事长傅成玉由共产党任命。因此，将这笔交易称为自由市场活动是“荒谬” 的。

其次，中国政府想收购优尼科的动机之一是通过对石油存储的直接控制来保证能源安全，而不是通过开放的市场竞争。这种方式跟美国及其他国际能源署国家建立透明而有效的能源市场截然不同。

再次，美国不希望一个不民主的政府来控制美国领土上重要的能源资源和炼油设备。优尼科掌握着从墨西哥湾到里海、东南亚到非洲、欧洲到南美洲的石油储蓄。

此外，这还涉及到美国在世界其他地方的安全利益，削弱美国的软权力和硬权力。优尼科在印度尼西亚的设施为台湾、日本和韩国提供了大量石油。一旦这些设施落入中国手中，北京就有可能利用这种优势来影响亚洲地区的政治形势。中国的自然资源“现金外交” 已经削弱了美国在南亚和东南亚的影响，美国不希望再在泰国和越南进一步丧失影响力。

最后也是很关键的一点是，优尼科掌握着一些关乎国家安全的原材料、技术和设备。一些石油开采设备及软件具有商业和军事双重用途，可用来进行核实验或潜艇探测。优尼科还是美国地球矿物质的最终拥有者，这些稀有物质具有相当重要的军事用途。中国政府会拿这些材料用于开发军事技术和制造各种电器。并且，尽管中海油在竞购过程中增加了一些承诺，如继续雇用美国工人工作等。但是根据过去的经验，我们凭什么相信这些诺言呢？

裴敏欣：中国不该因小失大

“尽管从纯商业角度而言，收购优尼科可以大大增加中海油在亚洲能源市场上的实力。但是在目前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中，任何商业交易都带有某种战略意义。”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中国项目主任和高级研究员裴敏欣(Minxin Pei) 在采访中说。

在高度敏感的能源行业中，几乎所有交易将不可避免地被看成是战略动作。因此，尽管中海油一再宣称收购优尼科是纯商业的善意行为，在华盛顿许多人的眼中，这却是彻头彻尾的战略步骤。继中国联想集团收购了国际通用机器公司(IBM) 的个人电脑业务，和海尔正争取买下美国家用电器公司美泰 (Maytag) 后，中海油的计划使许多美国人认为中国正步1980年日本的后尘，不惜动用巨资来买下美国工商界的‘掌上明珠’”。

裴敏欣认为，用中美关系的战略层面来看中海油收购优尼科，显然不是明智举动。它不仅短期内增加了中美关系的新摩擦点，而且在战略层面上削弱了中美互信的基础。因此说中海油因小失大一点也不过份。现在唯一补救的措施是乘早收兵，放弃收购计划。虽然中海油肯定会大丢脸面，但对稳定“重中之重”的中美关系来说，这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代价。否则，在这一中美关系的敏感阶段，任何轻举妄动都可能铸成大错，后悔莫及。

盖保德和若思考夫：美国不该阻挠并购

与国会的主流观点相左，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中国经济高级研究员盖保德(Albert Keidel)分析说，中海油购优尼科不仅不会损害美国安全，而且，如果优尼科的股东们认为与中海油并购是好的商业选择的话，美国政府阻挠这项交易反而有损长远的国家安全。

盖保德认为，要妥善处理中美关系，关键在于创造一个法治的国际商业环境，向中国证明它的未来可安全地依赖于这样一个以法律为基础的国际体系，包括它能够基于价格机制向产品和资源竞购，以保证中国在发展过程中进一步开放和市场化。如果美国政府为了所谓的“能源安全” 问题而阻挠这次并购行为，美国就向中国发出了相反的信号：中国需要用非市场化的方式来解决它的能源要求，包括扩展它自己的势力范围，进一步与伊朗、苏丹等不遵守国际准则的国家靠拢，最终凭藉发展它的军力来获取原材料。这几乎意味着回到19世纪时靠殖民主义来保证原材料供给的不健康的全球割据情况。因此，不能将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基石—— “美国战略性独立”(“U.S. strategic independence”) ——作为一个绝对的标准。也就是说，美国需要某些程度的“战略性依赖” (即相互依赖)以及某些程度的“战略性不独立” ，才能防止与中国产生严峻的冲突。

盖保德进一步解释道，以法律为基础的全球体系指一个以价格为导向的体制，而不是以地理位置来限制国家获得资源和产品。通过逐一分析中美之间可能发生的冲突情景，中海油购优尼科不会对美国军事构成威胁，不会影响到美国获取燃料，也不可能向中国输出高新军事技术；它不会构成经济安全威胁，因为当代世界是一个以价格为导向的全球化的世界，中国带来的商品和能源竞争反而能提高美国广大消费者、特别是低收入人群的生活水平。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访问学者、原商业部执行副部长戴维•若思考夫(David Rothkopf)也提出了类似观点。他说：“尽管我们总是提倡中国实行市场自由化改革，我们现在却发出信号说，我们自己还没有想好究竟怎样的自由才算是自由。” 中美摩擦加剧中的最大问题在于，我们是否最终应具备一个国际体系，要求所有的国家依国际准则行事。

赫伯格：中美能源战前景

那么，中国和美国注定无法避免这场能源之争吗？国家亚洲研究署(National Bureau of Asian Research, NBR) 亚洲能源安全项目主任米卡尔•赫伯格 (Mikkal E. Herberg) 回答说，在目前看来，我们还不清楚能源问题会在多大程度上加重中美摩擦，或者成为未来合作的一个领域。这不仅取决于中国获取能源的政策和美国的反应，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美关系的总体发展状况。

在赫伯格看来，最让美国担忧的情景是中国成为它影响海湾政治的竞争对手。目前，海湾国家已有三分之二的原油出口到亚洲，并且这个数量在不断增加。对于海湾地区的一些重要国家来说，随着它们对亚洲和中国的石油出口增长，它们愈发想同中国加强外交纽带，海湾国家希望利用同中国的关系来平衡它们对美国的关系。美国历来是海湾地区占主导地位的外来力量，今后，美国会发现它在该地区的关系变得更为复杂起来。

赫伯格指出，对于美国政策制定者来说，可以在两方面适当回应中美能源问题。一方面，美国高层需要推动帮助中国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的努力，从而减轻中国的能源不安全感。美国需在技术上帮助中国找到煤的替代品，以满足它的用电需求。并且想法将中国纳入像国际能源总署这类全球石油分享的紧急体系中来(目前国际能源总署只包括经济合作发展组织即OECD的成员国) 。另一方面，美国应开始计划如何管理和沟通中国在海湾和中东地区主要石油输出国的经济外交影响，以趁早抚平这一心腹之患。

印国防部长谈印度的战略视角 India's Strategic Perspectives

印度国防部长穆克杰(Pranab Mukherjee)在他任命后的第一次华盛顿之访中，于6月27日在卡内基基金会发表演讲，谈到印度与美国的核安全合作以及印度希望在21世纪成为强国的战略视角等一系列议题。他说，过去印度和美国被称为是“相互疏远的民主国家”，然而如今，印美之间在很多领域具有共同的利益和价值观，既包括民主自由和经济上的根本观念，亦涉及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海域安全和国际和平稳定等问题。

印度的地缘政治、历史文化和道德义务决定了它的战略视角。从地缘政治上看，印度占据着重要的战略地理位置，但是在20世纪，由原印度分裂出来的充满敌意的巴基斯坦在印度的东西面崛起，全然改变了印度与外界的传统关系。从经济角度看，印度的两大强项在于年轻化的人口分布和雄厚的人力资源，印度拥有世界上第二多的受过良好教育培训的劳动力，信息技术专业人员将在2010年超过2百万，使印度在网络技术和研究发展部门的海外采购上具备优势。未来的印度将保持这种外购优势，并将这种优势延伸到生物科技和制药等部门。

在以上大背景下，穆克杰提出了印度的四大战略重点，用以解决四大不足之处：分别是历史性赤字，安全赤字，经济赤字和全球决策赤字。

第一，历史性赤字指印度应恢复与近郊远邻的关系，与该地区、特别是西南亚和中亚进一步融合。第二，安全赤字指印度在21世纪所面临的巨大的安全威胁，几乎没有第二个国家如印度一般集那么多国际威胁于一身：不友好的邻国，恐怖主义，疆界战争，危险的核武器以及失败的国家。印度应采取非军事手段来对付这种种挑战。在战略上，印度应拓展同巴基斯坦的贸易往来，只有通过直接的双边贸易和交通，这两个国家才可能产生维护和平的愿望，增进印巴贸易也有利于阿富汗和中亚的发展。印度在海湾地区和东南亚也有关键的利益。海湾地区有印度重要的战略性邻国和能源所在地。印度和美国之间有很多共同的安全担忧，因此，印度站在了维护亚洲和平与稳定的前线。其中，印度在保证海域安全上已经作出了不少合作性的努力。第三，经济赤字包括印度的能源不足，技术落后和全球化对农业的冲击。最后，全球决策赤字是指印度在世界重要决策机构中的地位。冷战结束后世界进入了全新政治格局，然而用以处理全球经济和安全问题的新机制却尚未建立起来。印度信奉各大陆应均势排列，从各方面条件来看，印度是联合国安理会改革的天然候选人。印度愿成为抵御极端主义的堡垒，民主的灯塔，以及非暴力与和平的象征。

中国的面孔变得“丑陋”起来 China: Things Get Ugly

卡内基基金会日前邀请国际投资银行UBS亚洲首席经济学家乔纳森•安德森(Jonathan Anderson) 前来演讲，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和近期中国经济的重要热点问题进行回顾和预测。回顾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发展史，他说，自1991年到1995年期间，投资大量涌入、货币增长、信贷产生等现象令中国出现了二战后世界上最大的经济泡沫之一，在之后的五年中，中国经济没能成功实现“软着陆”，代之以利润紧缩、投资过量和库存积累过多，出现了大量国有企业倒闭、失业工人的数量高达整个韩国劳动力人数等“丑陋”现象。当时没有出现经济萧条的主要原因是中国强劲的出口和大规模的财政政策刺激。在1991年到2001年期间，由于财政刺激政策的推动，中国经济有了复苏，并做了两项重要的改革来促进经济增长：房产私有化和私人汽车消费。于是，许多几年前已在垂死挣扎的行业突然变得十分有利可图起来。自然，到2002年，房地产和汽车业所引发的泡沫出现了，泡沫直扩散到钢铁和水泥等与房屋、汽车相关的行业，这种现象延续到2004年，中国也成为了全球原油、钢铁等一系列产品的最大消费者之一。到2003年中期，中国政府又开始企图冷却这种投机性太大的经济状况。

安德森认为，中国目前依旧强劲的出口和消费能力表明，中国经济在近年内能够保持快速增长。但是从世界其他国家的角度来看，中国在以下三方面的表现似乎让它开始成为全球经济的竞争者，并且这些造成负面形象的因素在若干年内不会消失。首先，随着需求在投资过热的那些行业中减少，中国对钢铁、水泥、机械等的进口量开始大幅削减，甚至转而成为这些货物的出口商，它不再是进口产品的最大买家。其次，贸易顺差依旧存在，加重了全球贸易的不平衡。中国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越坚持不妥协，经济就会变得更热，灵活的汇率制度有益于中国经济，尽管安德森不认为汇率问题会马上导致中美关系恶化。第三，中国的公司开始采购海外公司，典型例子就是最近中国国有企业中海油收购美国石油公司尤尼科的事件。所以，在其他国家看来，中国似乎对全球经济增长起到了反作用，以贬值的货币和世界其他国家的发展为代价赢得自身的发展，它在国际经济领域的形象就开始变得丑陋起来。

对于中国经济的未来，安德森给出较为乐观的预测。他说，中国重工业部门的过热问题会在接下来两三年中给世界带来麻烦，但是在未来五年到十年里，随着经济结构的转型，中国依旧会是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的最大买家。随着农村收入的增加和食品价格的上升，城乡间的贫富差距会在十年后缩小。中国的银行业虽然绝大多数濒临破产，但不会产生严峻的金融危机，中国正在尽快通过找到战略投资者来整修银行机构、特别是中小型的银行，当问题出现时，中国有足够的资产保释国有银行，中国在十年后会成为整个金融市场的小型持股者。

辩论愈演愈烈：人民币无罪吗？China's Currency: Not the Problem?

华盛顿对人民币是否应该马上升值或采取灵活汇率制的争论依旧沸沸扬扬。日前，在卡内基基金会举办的中国汇率研讨会上，台上和台下唇枪舌剑，针锋相对。卡内基基金会中国经济高级研究员、原美财政部东亚办公室副主任盖保德(Albert Keidel) 在会上说，人民币升值解决不了美国经济的种种结构性问题，不少国会议员关于中国通过人为压低人民币币值给中国的出口提供不公平优势的看法是不对的。虽然在判断一种货币是否被低估方面学界没有一套公认的标准，但盖保德认为，一个国家的全球贸易顺差情况是一个重要的参考。中国在对美贸易中获得了很大的顺差，但在其他地区却出现了很大的贸易赤字。就中国的全球贸易状况来看，并不存在大量顺差。此外，从贸易顺差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这一标准来看，在2003年和2004年，这个比例大约为3%，要低于德国、荷兰、泰国等许多国家。而且，批评中国汇率政策的人士，经常用中国外汇储备急速增长的事实，作为中国汇率制度不合理的重要根据。但是，盖保德认为，外汇储备的增加并不是贸易顺差增加的直接结果，而是由于大量资本进入了中国。

对于盖保德的观点，美国国会的研究机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USCC) 的首席经济师托马斯•帕利(Thomas Palley) 则做出了系统的反驳。他认为，盖保德把美国出现巨额贸易赤字的原因归咎于美国劳动生产率不高的说法是不正确的。帕利说：“美国是世界生产率的领导者。制造业的生产率最近几年以极快的速度提高，大大领先于中国。问题是，我们制造业生产率的提高被中国的汇率制度、中国对工人工资的压制所淹没了。” 在帕利看来，中国汇率的确存在问题，是东亚地区(甚至全球) 汇率问题的一个组成部分，美国对中国贸易的赤字最大、增长最快且最不平衡的。要想减少美国的贸易赤字，美元需要贬值，中国和其他东亚国家甚至欧元和加币的汇率就需要作相应的调整，中国的制造业必须从由出口启动的增长转型到由国内需求所带动的增长，中国还必须加强履行它对世界贸易组织的义务。针对盖保德的关于中国全球顺差小的论点，帕利的反对理由是中国公开的全球贸易顺差的数据存在着严重的统计问题，低估了它的贸易顺差额，而且全球的数据未能暴露需要通过汇率调整来解决不平衡。他总结，美国过去的国际经济政策有明显失误，为了暂时的消费利益而牺牲了制造业基地和增加了国际债务，而中国此时正在极力争取它的国家利益。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的经济学访问教授彼得•博特利尔 (Peter Bottelier) 对美国国会采取政治干预的方法来解决中国汇率问题表示坚决反对。博特利尔指出，如果中国被迫把人民币升值25%，中国经济将会出现衰退，对美国也会造成伤害。博特利尔还以他自己长期在中国进行研究的经验反驳了帕利关于中国压低工人工资的说法。博特利尔指出，在过去几年里，中国沿海城市的工资每年都显著上涨，速度远远超过美国工资增长的速度。

这次研讨会的与会者之一、美国负有威望的国际经济研究所(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的高级研究员莫利斯•戈尔德斯坦(Morris Goldstein) 在会议问答阶段中，第一个从听众席上站起来，对盖保德的观点表示激烈反对。他说：“我对盖保德的分析根本不能赞同。有几点我认为如果不是完全错误，就是会产生误导。中国去年的全球贸易顺差在GDP中的比例不是3%，而是超过了4%，今年，瑞士银行的经济师预测，将会高达7%或8%，甚至10%。中国外贸总体不平衡问题非常严重。”戈尔德斯坦还认为盖保德所说的中国对解决美国的经常账户赤字问题并不重要的说法有误导之嫌。他说，要使美元升值，亚洲货币就要升值，而中国货币不升值，亚洲货币升值就无从谈起。因此，人民币升值是当务之急。

非军事考虑：美国、中国和台湾的趋势和政策演进 Non-Military Considerations: Evolving Trends and Policies in the US, China, and Taiwan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台湾问题高级研究员史文(Michael Swaine)说，台海局势呈现的主要危险扎根于三个因素：第一，岛内政治和社会正从前国民党政府的“一个中国”立场转向实际上的“一中一台”立场；第二，中国完全拒绝这样的转变，并发展军事、经济和政治能力威慑或防止台湾独立；第三，美国坚持认为台湾问题的任何解决方案必须以和平方式解决，且要得到海峡两岸人民的同意，并有可能进行干预，阻止中国逼迫台湾回归。

台海冲突预景：如何防止战争？Conflict Scenarios over Taiwan: How to Avoid, or Contain, War

布鲁金斯研究所的美国军事专家麦克•奥汉龙(Michael O’Hanlon)详细探讨了太平洋两岸的主要领导人可以采取什么措施避免战争；或者一旦失控，台湾问题酿成重大危机后，人们该如何阻止冲突并尽快解决危机。如果发生台海危机，华盛顿的第一反应是不要马上介入战争。如果这一做法无法奏效，华盛顿可渐渐加强它的反应，它可以直接使用武力，也可以公开表示使用武力的条件，让中国有一个明确的最后机会避免战争。

地区视角：亚洲国家对台海冲突的态度及其影响 The Regional Perspective: Asian Attitudes Toward the Taiwan Conflict and Future Implications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南亚战略高级研究员艾西利•特利斯(Ashley J. Tellis) 说，中美在台湾问题上的军事冲突将在亚洲—太平洋地区掀起新的“冷战”，这将中断中美之间、中国与亚洲各国之间正在增长的经济依赖关系，并引发混乱无序的安全竞赛，这一切对中国的“和平崛起”目标而言都是一场沉重的灾难。这种发展态势还将加剧亚洲地区的安全困境，迫使中国在该地区的主要竞争对手（日本、印度甚至俄罗斯）采取强硬的均势政策。

“掌控”中国的幻想 The Illusion of "Managing" China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罗伯特•凯根 (Robert Kagan) 在华盛顿邮报 (Washington Post) 上撰文写道，美国可能无法避免遏制中国；事实上，美国已经这么做了。但令人十分不安的是，美国在尽力回避这个现实。我们但求正在进行现代化建设的中国只追求经济增长而不威胁到与我们之间的商业纽带，即便我们已经紧张地看到中国稳步加强的军事建设、民族主义的周期性爆发、还有它夹杂着历史不公正感和矫正历史错误欲望的果断与自信。

中海油购优尼科因小失大 China’s Risky US Energy Gamble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中国项目主任裴敏欣(Minxin Pei)指出，对历来视中国崛起为美国一大隐患的政界人士来说，中海油收购优尼科，无疑又一次证明了“中国威胁论”。因为从美国的切身利益来看，能源安全是基本国策之一；而中海油的举动恰恰表明中国正在和美国争夺能源。所以，用战略观点来看中海油收购优尼科，显然不是明智举动。它不仅短期内增加了中美关系的新摩擦点，而且在战略层面上削弱了中美互信的基础。

2005年全球化的测度 2005 Globalization Index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外交政策》杂志 (Foreign Policy) 对62个国家政治、经济、人员和技术全球化程度的最新测量排序表明，全球一体化已经度过了伊拉克战争动乱、经济急剧下滑和贸易谈判失败的难关。世界仍在继续走向一起。新加坡取代爱尔兰跃居第一，关键原因是其政治参与增加。中国经济目前已是全球经济增长的推动力之一，中国人对全球化的支持也有所增强，但是中国成为世界经济的动力舱并未使它的指数变得很高。

管理世界的委员会的内幕 Inside the Committee that Runs the World

九一一事件如同催化剂，揭示了美国国家安全界的最重要集团——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核心特征。当各派系竞相争夺总统的注意力之时，崇尚理想变革的新保守主义者获得了优势，从而触发共和党外交政策从根本上发生分裂。从赖斯到鲍威尔，从拉姆斯菲尔德到切尼，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戴维•罗斯考夫(David Rothkopf)通过可靠的内幕消息，详细介绍这些决定美国外交政策的关键人物的背景和办事方式，展现美国现有外交理念的成因。

《第三世界崛起的力量：中国，印度和巴西》
(“Emerging Third World Powers: China, India and Brazil, ” by Jerry Harris, Race and Class, Iss. 46, Spring 2005)

中国、印度和巴基斯坦成为了世界经济强国，它们试图利用全球化的力量来提高它们在多边组织(如世界贸易组织) 中的国际地位。这不是对帝国主义的投降，而是建立起抵制帝国主义的堡垒，从而使它们能够自由实施自己的国家发展战略。尽管三个国家所追求的发展道路多少有些不同，它们在G20中的集体力量却已经迫使美国和欧盟在贸易、农业和补助上作出了让步。但是文章提出了这样的疑问：这种南南经济纽带是否能够改变全球势力均衡的棋局呢？

《小世界，大赌注》
(“Small World, Big Stakes, ” by Michael Elliot, New York: Time, June 27, 2005, Vol. 165, Iss. 26)

《时代》周刊重新刊登了该杂志在34年前关于尼克松总统运用“乒乓外交” 访华的报导 (“34 Years Ago In Time”) ，回顾中美关系在恢复正常化之后的发展。34年前，“乒乓外交”在中美之间架起了特殊的桥梁; 至此之后，中美关系得到了长足发展。在同一期的周刊中，艾略特撰文《小世界，大赌注》，写道，中国与世界上很多国家变成了朋友，因为它日益增长的市场和对世界商品的巨大购买胃口使得许多国家的公司及其雇员获得利润，在美国，不断涌入的来自中国的商品多年来提高了美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中国的繁荣取决于这些巨额的出口品，所以美国对中国的政策有一定的牵制力，但是除了给中国以胡萝卜之外，美国影响中国决策的方式是有限的。也许，能够真正影响中国崛起过程及其对外行为方式的最大风险因素源自它的内部。中国的改革开放给大城市的人民带来了幸福的生活，但是仍有亿万人民没能享受到经济繁荣的果实，许多人在经济改革和社会转型过程中丧失了稳定的工作和基本的健康保障，经济上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可能会导致政治上的不稳定。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未来并非掌握在中美高层领导人手中，而是掌握在最普通的为出口外国的“中国制造” 的产品而卖命的工人手中，如果他们对目前的生活感到满意，对美国政策界来说就是好消息。

《巨龙觉醒了》
(“The Dragon Awakes,” by Ian Bremmer, Washington: The National Interest, Summer 2005, Iss. 80)

在最近几个星期中，华盛顿公开表达了它对中国军力扩张将威胁到美国利益的担忧，而且对中国无能或不愿对朝鲜施加更大的压力要求它放弃核武器计划的现状日益感到恼怒，同时，中国对能源和原材料紧急而长期的需求使它开始向西半球寻求石油，令它的国家利益变得更为宽泛，甚至超越了中国历来的政治影响范围，这对美国所造成的安全影响构成了中美摩擦的真正根源。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有可能造成两国之间长远的政治冲突。欧亚集团(Eurasia Group) 总裁布瑞莫在《国家利益》杂志中写道，为了防止全球冲突的发生，中美都必须作出一些艰难的让步，以保证两国间相互有利的政治和经济合作关系。

布瑞莫说，中美间目前的紧张关系大多是出于一些短期利益的竞争，这些引起冲突的问题大多都是可以得到解决的。中美两方都相信，控制好台湾问题上的紧张关系、防止大规模的冲突对双方都有好处，这使得台湾问题不会让中美两国直接对立起来。中美也都不希望朝鲜拥有核武器破坏东亚地区的稳定，尽管中国在这一点上的短期利益与美国不完全一致。中美关系毕竟不像冷战时期美苏关系这般零和博弈，中国的物质需求是全球经济增长的动力，美国的市场也对中国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如果中国不因为能源需求而和华盛顿发生冲突，双方就能获得双赢局面。因此，美国应该帮助中国有效使用能源，中国从而就不需要同美国敌对的国家建立能源贸易关系，中国的环境恶化也能得以控制。美国还可以考虑出资帮助中国发展亚洲战略石油存储。总之，放弃冷战思维、不将中国看作战略对手是美国立法者值得接受的挑战。

《能源伙伴：中国和海湾国家》
(“Energy Partnership: China and the Gulf States,” by Gawdat Bahgat, OPEC Review, Blackwell Publishing, June 2005, Vol. 29, No. 2)

近年来，全球能源市场最显著的发展就是中国对能源飞速上涨的需求。1993年，中国在它的历史上第一次成为石油的净进口国，到2003年，中国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能源进口国 (仅次于美国) ，中国需要更多的能源来维持它大量的经济活动。这一研究考察了中国为满足它对石油和天然气的需求所作的努力，主要表现为增加从俄国和中亚里海地区的进口量。分析指出，海湾地区很可能可以满足中国大部分的碳氢化合物需求，中国和海湾国家的伙伴关系在接下来几年中会不断增强。这种日益发展的中国-海湾关系不应该被其他国家视为威胁。全球能源市场是融为一体的，能源政策不是一场零和博弈的竞争。中国与海湾国家之间的伙伴关系对双方都有益处，而且有利于维护全球能源市场的稳定。

《龙，鹰，和升起的太阳》
(“Dragon, Eagle, and Rising Sun,” by Robert S Dudney, Washington: Air Force Magazine, June 2005, Vol. 88, Iss. 6)

丹德尼在这篇军事分析中说，中国的例子显示，现代的传统军力会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有潜力引起危险的地区冲突，这些所谓“传统” 的冲突不会像美国防部所称的那样变得过时，因此，美国需要一流的武器系统与此展开有效竞争。在同一期《空军杂志》中，科菲尔德说，去年11月在日本海域发现的具有核能力的中国潜艇再次证明了中日之间敌对情况的延续，世界上最具活力的经济区域的繁荣和21世纪东亚的稳定受到了威胁。

《放弃胁迫中国》
(“Quit Bullying China,” by Robert J. Barro, New York: Business Week, July 18, 2005)

作者指出，如果美国停止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威吓中国的话，中国反倒有可能让汇率升值。美财长约翰•斯诺(John W. Snow) 对中国固定的汇率政策及所谓中国有意操纵汇率的经常性谴责是站不住脚的。这简直像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论断：似乎喜欢自由市场经济的好人会选择灵活汇率制，而喜欢控制价格的坏人则使用固定汇率制。其实问题远不止如此简单。货币灵活制和固定制各有利弊，人们无法一口咬定一种制度就必然优于另一种制度。在美国和其他许多国家，灵活汇率制之所以在过去的二十年中运行良好是因为这些国家的中央银行明白该怎样避免通货膨胀及保持价格稳定。与此相反，固定汇率制能限制住政府在货币政策上的自由控制程度，这在某些时候是一桩好事。

《中美保证条款，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以及长远考虑》
(“The US-China Safeguard Provision, the GATT, and Thinking Long Term,” Tracy Elizabeth Dardick, Chicago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Summer 2005, Vol. 6, Iss. 1)

通过中美间的保证条款，美国与中国签订了协议，使美国能在2005年1月1日至2008年12月31日向中国的进口货物施加限制。因此在这一过渡阶段中，美国事实上违犯了世界贸易组织保证国际贸易公正的信条，违背了世贸组织人人平等、不带歧视的基本准则。在这篇论文中，作者对美国的这一行为加以评论。

《我们在朝鲜的危险的泥潭》
(“Our Dangerous Muddle in North Korea,” by Daniel Kennelly, Gordon Cucullu, Victor Davis Hanson, Nicholas Eberstadt, James Lilley, Washington: The American Enterprise, July/August 2005, Vol. 16, Iss. 5)

在这篇论文中，肯尼理等人就朝鲜对外关系中的一些问题作了探讨。他们建议韩国、中国和美国的态度需要更强硬一些，以避免朝鲜领导人所可能引发的灾难性后果。

《坏帐和迟缓的农村企业发展：中国银行业改革的政策困境》
(“Bad Loans Versus Sluggish Rural Industrial Growth: A Policy Dilemma of China's Banking Reform,” by Charles Kwong and Pak Lee, Journal of the Asia Pacific Economy, Taylor & Francis Group, Spring 2005, Vol. 10, No. 1.)

中国农村企业的总生产值从1978年的380.5亿元迅速上升到2000年的82450.6亿元，农村产业目前的实际平均增长率达到21.8%。对于这样显著的增长态势，学者们给出的合理理由是，地方政府在其管辖权下将银行借贷分配给企业，有力支持了当地企业的发展。在八十年代中期，当中国的金融市场还未建立起来的时候，这种做法对成立企业并扩展企业规模有建设性的作用。然而，到了1994年，旨在制止地区银行过多地增加信贷的中国银行改革使得地方政府再也无法影响地方企业的贷款，因此，提高银行系统效率的改革使农村企业不能够及时获得金融资源，这就形成了一个政策困境：要么延迟不解决银行的坏帐，要么损害农村企业的增长势头。银行改革会对农村就业和地方财政产生负面的影响。

《中国政府和社会对执行环境政策的支持：来自广州的实证研究》
(“Governmental and Societal Support for Environmental Enforcement in China: An Empirical Study in Guangzhou,” by Carlos Lo, Wing-Hung Fryxell, Gerald Erick,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Taylor & Francis Group, May 2005, Vol. 41, No. 4.)

这篇论文关注发展中国家环境保护官员政策实施的情况，考察地方政府及社会对政策的支持和政策执行有效程度之间的关系。为了验证这种联系，本文运用模型分析中国广州的202位环境政策执行官员的问卷，结果证实，政府及社会的支持和机构有效执行环境政策间部分存在互动关系。这说明，当执行官员认为高层领导支持他们工作的时候，社会支持能够进一步加强他们对能够有效执行政策的信心；相反，如果执行官员认为政府支持程度低，那么社会支持反而会降低他们对政策有效执行的估计。
　

订阅信息 Subscriber Information

需要免费订阅《卡内基中国透视》月刊电子新闻，请单击此处，您即可每月通过电子邮件免费收到我们的信息。
Please click here to receive the Carnegie China Insight Monthly E-News Updates via e-mail every month at no cost.

本刊内容供免费转载，敬请注明出处。

我们期待您的宝贵意见与建议，请通过电邮联系卢咏 ylu@ceip.org
We welcome your comments or suggestions. Please e-mail editor Yong Lu at ylu@ceip.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