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内基中国透视》月刊
Carnegie China Insight Monthly
2006年第6期 （总第17期，2006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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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7月4日，朝鲜金正日政权不顾国际社会的长期警告，试射了七枚短、中程导弹和长程弹道导弹“大浦洞二型”，其中长程导弹可能会击中美国的西海岸。虽然最后试射失败，导弹在发射后两分钟内坠入日本海，但是仍引起东北亚出现了新一轮的紧张局势。

朝鲜背离国际社会意愿的挑衅行为遭到了各方的谴责，然而，美、日、中、韩、俄就如何回应这一事件以及怎样阻止朝鲜进一步发展导弹和核武器的方式上存在明显的分歧。美国和日本企图通过联合国安理会对朝鲜实施经济制裁，惩罚平壤，加强《防扩散安全倡议》（Proliferation Security Initiative，PSI）的监察；另一方，中国、韩国和俄国则担心这一措施会导致金正日再度铤而走险，造成危机升级，引发朝鲜政治崩溃。中国期望能继续通过外交方式解决问题，以盼劝服朝鲜重新回到六方会谈的谈判桌上来。

7月15日，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了1695号协议，谴责朝鲜试射导弹的作为。45分钟后，朝鲜宣布拒绝1695号协议。随后，朝鲜外交部发表声明，称“在弱肉强食、丛林法则盛行的当今世界，只有强者才能维护正义。”最近几日，在中国和俄国的阻挡下，安理会成员同意暂时搁浅日本提出的有实际制裁作用的决议，先由中国出面进行斡旋，看能否劝服朝鲜停止导弹试验，重续六方会谈。然而，迄今为止，正如朝核问题的僵局一样，反复的外交努力也未能在导弹问题上取得任何突破，反而使得中国政府成为世界聚焦的中心，面临着左右为难的处境，中日和中美关系随之也变得更加复杂化。

为此，本期《卡内基中国透视》邀请三位美国的亚洲安全专家座谈，审视导弹危机所造成的后果及分析中、日、美对这一战略难题的不同考量。这三位专家包括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中国项目主任裴敏欣（Minxin Pei），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中国项目高级研究员史文（Michael Swaine）和布鲁金斯研究所国家军事高级研究员奥汉龙（Michael O’Hanlon）。

中国的引诱外交

朝鲜是中国的一道战略屏障，中国对朝鲜的影响力又是北京和华盛顿打交道时的一个重要的外交筹码。所以中国的最佳处境是一个相对顺从北京的朝鲜政权继续生存。但是目前金正日不顾北京的公开告诫而进行导弹试验和制造核武器，企图逼美国让步，这就迫使中国政府采取措施来迅速控制局面——既不让美日制裁平壤的决议在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因为这可能加速金正日政权的垮台），又得使金正日尝到一点“苦头”，从而不再做有害中国战略利益的坏事。

可是，《卡内基中国透视》所采访的亚洲安全专家普遍认为，如果中国仅仅依靠目前所采取的诱使朝鲜政府的外交手段，恐怕很难改变平壤的行为。

“几乎没有美国官员指望中国同朝鲜的斡旋能赢得什么突破，因为这实在是太难了。”奥汉龙说，“中国的外交努力既然在解决朝核问题上没有成功，我们也就没有理由认为它会在导弹事件上实现转机” 。但是美国仍然愿意、也不得不给中国一个尝试的机会，因为中国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必须尊重它的意见，况且朝鲜导弹试射并没有对美国造成直接的军事威胁，美国可以等待一段时间再推行经济制裁。奥汉龙强调，朝核问题、而非导弹试射才是最关键和最严重的威胁。

“同美国一样，中国无法完全控制朝鲜的行为，但是它也想藉此当口测试一下自己影响朝鲜行为的能力。”史文说。北京不希望大幅增加对平壤的压力，因为在它看来，问题的症结所在是朝鲜和美国之间缺乏沟通与合作。

裴敏欣认为，中国应该在支持安理会谴责朝鲜的决议的同时，适度减少对朝鲜的经济援助，只有这种相对平衡的反应才能使华盛顿感到北京是一个真心诚意合作的伙伴。可是目前中国政府的反应让美国失望。北京除了支持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的决议来谴责朝鲜之外，并没有采取任何教训金正日的具体措施。

裴敏欣进一步指出，如果目前局势进一步发展下去，中日关系和中美关系都会因朝鲜导弹试验而倒退。假如金正日为了迫使美国摊牌而进行新一轮的导弹试验，中国和美国及日本的关系受到的负面冲击将更大。

日本的强硬外交

在这一事件中，日本政府采取了最为强硬的立场，并向安理会提出了制裁朝鲜的决议。甚至有高官建议日本应考虑对朝鲜的导弹基地采取先发制人的打击。西方媒体发表了诸多报道，纷纷表达了对日本核武化的担忧。

“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日本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 裴敏欣说。在中日关系极度低迷的情况下，东京应保持低调。东京积极努力的效果会适得其反，因为中国绝不会让日本在处理朝鲜导弹事件上大出外交“风头”。因此东京越是强硬，北京就越会“反强硬”，最终是安理会中出现大国对立，形成外交僵局。

奥汉龙和史文一致认为，从短期来看，日本核武化的可能性不大，它这么做的理由也远远不够充分，媒体事实上夸大了对日本扩军的担忧。日本的反应主要取决于朝核问题能否解决，朝鲜是否会进一步铤而走险测试导弹，同时也取决于美日联盟的结构能否对朝鲜造成足够的威摄等许多其他因素。如果危机升级了，外交努力仍然没有实质结果，日本首先考虑的将是进一步在安理会增加采取制裁的压力，美国会支持日本的立场，到时中国就又面临着两难的局面。

美国的多边外交

朝鲜的官员宣称，如果美国取消对其金融制裁的话，它愿意回到六方会谈的谈判桌上来。那么，布什政府是否可能同朝鲜进行双边对话化解僵局呢？

“华盛顿将坚持以六方会谈的形式进行对话。”奥汉龙说，“倘若中国的外交斡旋无果而终，华盛顿将给北京更大的压力，要求中国政府对平壤采取经济制裁措施，但华盛顿仍不会与平壤进行直接的双边对话。”在他看来，有关是否采取双边或多边对话等外交形式上的辩论缺乏意义，关键在于化时间想清楚应该给予平壤怎样的“胡萝卜” 和“大棒” ：如果朝鲜在反武器扩散上愿意合作的话，该提供怎样的激励政策，如果它不合作的话，又应采取哪些惩罚措施。

史文认为，布什政府不太可能采取双边对话。一方面政府内部没有这个意愿，另一方面也没有这个能力。眼下，布什总统面临着许多国际安全问题，首当其冲的是以色列和黎巴嫩冲突，其次是伊拉克局势，紧接其后的是伊朗核问题，最后才轮到朝核问题。因此，朝鲜问题相对于美国所面临的其他紧迫的国家安全威胁而言，显得没有那么重要，布什政府没有余力在此问题上投入更大的力量。

走出外交僵局

奥汉龙说，中国、韩国和俄国将继续对朝鲜采取比较灵活的立场，而美国和日本将继续坚持相对强硬的态度，中韩俄-美日在朝核事件和导弹问题上的这种分歧由来已久，也会持续下去。

裴敏欣认为，倘若中国对朝鲜的外交压力无效，美日又不能在联合国制裁朝鲜，那么美日就会在今后增加对平壤的军事压力。美国极可能进一步加强在远东的军事部署，日本则会增加军备开支，美日会更积极地研制和开发区域导弹防御体系。这一系列针对朝鲜的军事和战略反应都会使中国感到不安全，因为这些反应都有“战略围堵”中国的实际作用。因此，如果北京不希望成为朝鲜无赖行为的战略牺牲品，它现在应马上采取对金正日政权更强硬的措施。中国的国家利益不允许朝鲜把北京拖入一场和华盛顿与东京的战略对抗。

八国首脑会议前夕的美国和俄国 U.S. and Russia on the Eve of the G8 Summit

俄罗斯总统普京曾经强调，本届由俄国领导的八国首脑会议（G8 Summit）侧重于保证全球能源安全的努力，在峰会上将集中讨论可反复使用的能源供给和环境保护、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以及进一步发展全球经济等问题。在卡内基基金会于八国峰会前夕召开的记者接待会上，就以上这些问题作了充分的探讨。

卡内基基金会俄国、中国和欧亚研究副总裁马德稀（Mark Medish）说，跟人们通常所持的看法比起来，八国首脑会议可以说既没有那么重要，也更加重要。没有那么重要是因为八国峰会是一个没有严格规则的大国俱乐部，而不是世界政治局。但另一方面，八国峰会仍然十分重要，因为多边和双边的外交是实现和平解决国际问题的关键方式，在会议中，大国领导人能够有机会私下里进行坦诚的思想交流，给对方施加影响，同时也能够起到监督和促进目前已正在进行的国际合作项目，例如本届峰会将签订美俄民用核合作协议和关于全球能源安全的多边原则声明等。

马德稀指出，这一次八国峰会之所以比其他最近举行的会议更有趣，是因为国际上对俄国和普京总统成为峰会东道主存在争议。这样的争议主要是因为人们体察到普京政府非民主化的政治方向及其目前对公民社会严格的控制，而且俄国在地区和世界舞台上开始表现出雄心再起的迹象，如声称要成为能源超级大国。事实上，尽管美国和俄国有不少人反对美国总统参加本次峰会、认为不必给普京面子，美国最后还是按原计划参加了。

布什政府内部对于如何处理对俄政策的分歧也使得本次八国峰会更加扑朔迷离。美国的对俄政策与对华政策相似，即对俄国和中国的转型和融入缺乏统一的认识。华盛顿逐渐形成了新保守主义和务实主义两大阵营，前者赞成更为尖锐的策略，较少的耐心和更多的冲突（甚至有人要求同俄国展开“软战争”），后者则采取一种更为渐进主义的、结构主义的和注重外交的方式。其实真正所谓的“软战争” 发生在新保守主义者和务实主义者之间，这场“战争” 如此硝烟弥漫，以至于美国的政策往往在两方观点中取中间点，结果表现为缺乏任何战略一致性。

能源安全与八国首脑会议 Energy Security and the G8

今年7月，卡内基基金会召开题为“能源安全与八国首脑会议” 的研讨会，会议的主讲者是负责政策及国际事务的助理能源部长哈博特（Karen Harbert），国际能源顾问爱德华（Edward C. Chow）加以评论，卡内基基金会俄罗斯和欧亚项目主任安德鲁•库钦斯（Andrew Kuchins）主持会议。

哈博特谈到，俄罗斯如今是仅次于沙特阿拉伯的世界第二大石油生产国和出口国，美国认可俄罗斯在本次八国首脑会议上提出的重点，即能源安全、传染性疾病和教育。八国峰会最主要的目的是加固大国对民主、自由市场和依法治国的义务，这些原则在能源、疾病和教育领域有不同的运用，但它们是所有问题的中心思想。

哈博特继续指出，在能源安全方面，八国希望达成的成果是一个以市场原则为基础的行动纲领，同时提高投资环境以吸引全球能源部门的投资。八国相信我们目前浪费的能源是未来第二重要的能源供给源头，发达国家应该更加有效地运用能源，并且合作帮助发展中国家合理运用能源。此外，环境保护也是能源问题十分重要的一环，在峰会上将寻求合作解决温室效应的方法，让发展中国家也加入这场讨论，从而找到帮助它们以可持续的方式获得能源的途径，减轻发展中国家能源贫困的状况。最后，还要持续加强国际能源对话。一个始终贯穿峰会的能源主题是致力于经济增长，因为如果没有可靠的能源供给，经济增长就无法实现，这也是美国希望俄国所拥护的准则，峰会最终制定的声明将反映这一主题，今后的挑战就是如何长期切实贯彻这些准则。

美国和俄国如何看待对方、中国和伊朗 How Russians and Americans View Each other, Themselves, China and Iran

今年五月，卡内基基金会和国际政策态度项目（Program on International Policy Attitudes）联合举办讨论美俄如何看待对方以及它们如何看待中国和伊朗的研讨会。卡内基基金会俄罗斯和欧亚项目主任安德鲁•库钦斯（Andrew Kuchins）在会上评论道，世界民意调查显示了非常有趣的结果，提出了三个令人迷惑不解的问题。第一，为什么俄国对中国和中国的外交政策很赞同？这种好感是否能够长久？中俄确实在国际关系和美国的霸权地位方面抱有相似的看法，而且十分强调捍卫国家主权，但是中俄关系在精英层次上比较积极，在群众层面上就相对弱一些，从长远来看，俄国公众普遍表达了他们对中国崛起的恐惧；在软权力方面，美国对俄国而言还是更具吸引力。第二，俄国和美国对中国动用武力持不同的看法，因为中美因台湾问题产生冲突是可以想象的，但是中俄间不太会发生战争。第三，俄国人对不同政治体制的看法为我们提出了问题，54%的俄国人同意美国的体制，47%的人同意俄国的体制，56%的人同意中国的体制，尽管这些体制截然不同，赞同率却十分相近，也许是因为受访者认为每一种体制都适合某种特定的情况。俄国人还相信俄国和中国的制度的民主化程度相当。

俄罗斯Ria-Novosti 通讯社华盛顿站的主任赞复勒（Igor Zevelev）补充道，在不稳定的社会，公众的情绪转变得很快。从目前的民意调查数据来看，俄国和美国在伊朗问题上的看法相似，但它们存在两方面的不同意见：制裁和威胁评估。俄国不赞成伊朗核武器化，但是无论它的精英还是民众都最终可以接受伊朗拥有核武器的现实；在对中国的看法上，俄国持积极的态度，美国公众对中国的态度就比较消极。造成这一结果的主要原因或许不是来自国外的，而是来自国内的。俄国看到的是中国的经济成就，而不是它非民主的政体，大多数俄国人相信通往发展有许多不同的道路，然而美国人则希望每个国家都成为自由民主国家。

与印度工商业部长的对话 A Conversation with Indian Minister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

卡内基基金会就世界贸易组织的多哈回合问题邀请印度商业和工业部长卡迈勒•纳特（Kamal Nath）座谈，纳特部长谈论了在服务业、工业和农业产品方面的国际贸易谈判，并回答了来自美国政府、企业代表、贸易问题专家和华盛顿非政府组织的提问。

中国在朝鲜问题上的两难处境 China’s Dilemma on the N. Korea Problem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中国项目主任裴敏欣（Minxin Pei）在BBC中文网上评论道，为了惩罚平壤最近进行的导弹试验，美国和日本企图通过联合国安理会来对朝鲜实施经济制裁。但是中国和俄罗斯担心这一措施可能导致金正日进一步铤而走险，造成危机升级。因此中俄反对美日的建议。这样，朝鲜的导弹事件又一次使中国战到了美日的对立面。

用一个声音与伊朗对话 Speaking to Tehran, With One Voice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总裁马秀丝（Jessica T. Mathews）在《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上评论道，当今的伊朗局势同伊拉克战争前夕的情况类似，华盛顿不能确定其伊朗政策的首要目标到底是政权更替还是核不扩散，结果，其它大国既不信任、也不会全力支持美国的反核努力。利用大国间的不团结，德黑兰轻易地挫败了任何终止其核计划的尝试。

基地组织面临意识形态危机 Al-Qaeda Faces An Ideological Crisis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民主与法制项目的高级研究员艾姆尔•哈姆扎维（Amr Hamzawy）认为，自2001年以来，阿拉伯自由派越来越坚定地推进渐进的民主改革，他们的声音引起许多阿拉伯阶层的注意。本•拉登担忧这种形势发展，因为它破坏了恐怖路线的存在基础。基地组织的领导人不仅在地缘上也在政治上陷入孤立，其激进、好战的计划大大失去了吸引力，阿拉伯人改变了心意。
国境线不再是地图上的划界

国境线不再是地图上的划界 Borderline: It's Not About Maps

《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编辑莫塞斯•奈姆（Moises Naim）在《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上写道，一个国家的国境线不应当混同于民族国家地图上那些熟悉的虚线。在大规模移民、全球化和实时通讯的时代，反映世界真实边界的地图将是交叉连接的、高科技的和多维的。传统的边界每天都在被无数种方式所侵犯，而虚拟的边界则更容易被穿越和误读。

民主促进中的逆流 The Backlash Against Democracy Promotion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国际政治和治理研究副总裁托马斯•卡罗瑟斯（Thomas Carothers）在《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上发表文章说，布什总统把促进民主作为其外交政策的主旨，这无疑在全世界引发了不安。一些独裁政府称，反对西方的民主促进，并不是反对民主本身，而是反对美国的干涉主义，这为它们赢得了坚实的民众同情。

《智胜中国的经济创业》
（“Outsmarting China’s Start-Arounds,” By Steve Ellis and Orit Gadiesh, Far East Economic Review, July/August 2006）

中国眼下有16家企业挤入了世界500强，并力争于2010年前达到50家。中国可能会效仿日本和韩国公司发展世界级企业的战略，采取类似的” 买、建、借“三大步骤：首先，建立地方上的制造业，为跨国企业提供廉价的外购服务；随后，通过技术转让许可和合资企业来借用生产能力，提高产品质量和生产过程，发展出口；最后，购买国外的资产和品牌来获得产品的全球地位。

但是在中国，能够加速实现以上发展轨道的经济引擎似乎还不够明显。事实上，它的发展趋势体现了亚洲独有的深层矛盾：令人瞩目的经济成就不仅是因为创业上的成功，同时也是因为历经周转的努力。

西方的跨国企业应该调整战略，认清自身优势，以应对中国创业经济的崛起。跨国企业保住它们核心市场的最佳方式是将功夫花在中国公司仍然有待学习的领域。最重要的是建立消费者忠诚度，其次是创新，第三是运用策略以促进人才成长，优化多元化的技术和经验。最成功的全球企业能够通过领导层分权、而非“命令和控制” 型的管理方式来激励前线的员工。

《中国跨国企业培训和管理的发展》
（“Training and Management Development in Chinese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by Jie Shen and Roger Darby, Employee Relations, Vol. 28, No. 4, July 2006）

这篇论文意在探求中国跨国企业的国际培训和发展政策，包括对职业前和职业中培训、涉外培训、中国跨国公司不提供足够培训的原因以及国际管理发展方式等问题的讨论。主要的调查方法是通过对中国十大跨国公司的数据收集和人员采访。作者发现，中国的跨国企业对海外职员和来自其他国家的职员仅提供有限的培训，在国际培训和发展方面，它们通常采取一种种族中心主义的方式，对自己国家和其他国家的职员实行不同级别的训练。

《民国时期的教育改革：教育者未能创造出现代中国》
（Educational Reform in Republican China: The Failure of Educators to Create a Modern Nation, by Thomas D. Curran, Mellen Press, 2005）

这项研究考察民国时期中国现代教育的历史，并分析其与中国教育传统的互动关系。在20世纪最初的十年，中国政府引进了一套全新的全国性教育系统，希望藉此为中国脱离帝国主义侵略供给合格的人力资源。然而，这套新的体制基本上照搬西方教育的模式，因此与中国当时的国情不相适应，而且必须与地方上顽固的却与中国社会结构相连的传统教育体制进行抗衡。最终，这些新的学校所取得的成绩远远没有达到那些改革家最初的梦想。当时的那套现代教育体系被戏称为“西方八股文” ，它破坏了传统的教育体制，而恰恰是那套旧的教育体制为中国社会提供了较为公正的等级流动机会，并为普及中国传统知识文化作出贡献，较好地融合了中国社会的文化和体制遗产。而且，民国时代的现代教育体系引进了在大多数人看来稀奇古怪的新的价值观，既没有如改革者所愿培养出技术型人才，也不能为有抱负的精英们建立向社会上层攀登的平台。总之，改革者们所创办的现代学校非但未能拯救中国，却反而分裂了整个民国的社会形态。

《巡逻革命：民兵、公民身份和现代中国政府》
（Patrolling the Revolution: Worker Militias, Citizenship, and the Modern Chinese State, by Elizabeth J. Perry,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6）

哈佛大学教授裴宜理研究了自1920年上海起义以来，中国的民兵如何影响政治革命的力量。她认为，由工人和农民组成的民兵组织是一种有力却难以预测的群众动员工具，她写道：“通过将武器交给普通百姓，使民兵集团成为了对抗国家控制的潜在的有力的源泉。”从中国的革命史来看，民兵力量的不可预测性涉及到公民身份的问题，即革命是否在特定阶级的名义下进行，还是在含糊的社区名义下展开。一个具有启发意义的政治体制比较是，在法国和美国，革命民兵都是从社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在革命之后，这股力量没有成为国家建设的障碍。然而在中国和俄国，民兵组织是整个阶级革命的一部分，从而具有更大程度的隐秘性和渗透性。

《研究中国城市化的四大主题》
（“Four Theses in the Study of China's Urbanization,” by John Friedman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Vol. 30, No. 2, June 2006）

在中国城市化研究的过程中，学者们必须注意四个问题。首先，中华文明自古以来就是以城市文明为主，可是我们今天所目睹的城市化进程是前所未有的，因此，对中国城市化的研究要兼顾历史的延续性和当今时代的特殊性。其次，城市化是多种社会空间演化的组合，包括至少七种相异而互补的维度，每个纬度都具有其特殊的语汇和研究传统。第三，中国城市化研究需要运用跨学科的方法，尽管城市化涉及城乡关系的研究，但是这种关系应该从城市的角度而非农村的角度来探求。最后也是最具争议的一点是，尽管中国的城市化与全球化过程密不可分，但是我们应该将这一过程主要理解为中国内生的一种现代化形式。

《能完成的使命：中国广东人大代表在环境争议中的作用》
（“Mission Possible? Chinese Provincial Congress Deputies' Involvement in an Environmental Dispute in Guangdong,” by Qing-Jie Wang and Mark Yaolin Wang, Asia Pacific Viewpoint, Vol. 47, No. 2, August 2006）

尽管人民代表大会历来被认为是没有实权、只会照章呼应的立法机关，但是近年来，人代会在环境治理方面却发挥出愈来愈明显的作用。本文以广东某县的环境纠纷事件为案例，考察人代会如何在地区层面上干涉国内的环境争议，如何利用它的权威来质疑地方政府的环境政策。文章认为，这种质疑是人代会值得肯定的成就，也揭示了从人大角度对中国的环境治理和政治体制的根基的看法。

《南京大屠杀的形成：日本、中国和美国眼中的历史与回忆》
（The Making of the “Rape of Nanking”: History and Memory in Japa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by Takashi Yoshid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在日本，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认识是相当多元化的。在这本详尽描写有关南京大屠杀回忆的书中，于美国西密西根大学从教的作者强调，日本在过去几十年中始终对其帝国主义侵略行为感到难以释怀。在关于这段历史的大量激烈的讨论中，充满了各种声音，其中当然也包括右翼修正分子的声音。遗憾的是，正因为这些人的意见十分极端，耸人听闻，更容易引起国外媒体的注意，从而给人以这样的印象：仿佛他们代表着日本公众的普遍意见。人们没有看到的却是他们之所以发表这些激烈言辞的原因——来自和平主义左翼同样热烈且更具有代表性的情感。例如美国的媒体趋向于报导修正主义者的看法，给予受众的印象是，日本企图抹去公众对过往战争的记忆，而事实是日本人仍在战争的阴影下挣扎。

作者说，日本教育部“长久以来一直运用自己的权力来缓和教科书中对日本战争时期侵略行为的描写” ，可是自1982年以来，有关教科书的无休无止的争议反而给予了撰写者诠释历史的较大自由度。近年来，日本的战争史成为一个及其敏感的政治问题，使得没有一种解释能够满足所有的观点。日本国内继续着对战争史的激烈辩论，右翼军阀主义者显然没有统领人们的思想。其中一个明证是，几乎所有的大报都反对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

《亚洲的内部迁移、贫困和发展：囊括被排外的人》
（“Internal Migration, Poverty and Development in Asia: Including the Excluded,” by Priya Deshingkar, IDS Bulletin, Vol. 37, No. 3, May 2006）

本文研究在亚洲内部人口迁移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主要关注四个国家：中国、印度、越南和印度尼西亚。亚洲地区间的迁移率在不断升高。作者认为，这种人口迁移有助于促进经济增长和消除贫困。例如，移民寄往家里的资金可以在降低个别家庭的贫困情况，还能同时推动收到资金和分发资金的地区的经济增长和降低贫困差距。到目前为止，限制内部迁移的政策阻碍了移民充分发挥其潜能。眼下，政策制定者们开始逐渐认识到了移民所能带来的益处。文章指出，政府间的有效合作、公民社会、私有部门和私人捐赠者的形成是保证内部迁移发挥最大作用的基础。

《由东向西迁移》
（“The East Moves West,” by Geoffrey Kemp, The National Interest, Iss. 84, Summer 2006）

在未来几年中，中国和印度将再度成为中东地区的重要角色。印度在中东事务上的日渐活跃主要是出于它对能源安全和海军力量扩张的考虑。另一方面，中国在中东的目的是保证能源安全和海洋活动，以及促进其西部同中亚和西南亚自由开展大量的市政建设项目。本文分析中国和印度同中东发展关系的原因及其影响，认为从长久看，这会背离美国在海湾地区的政策。

《了解中国和印度对美国和世界安全的影响》
（Understanding China and India: Security Implications for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World, by Rollie Lal, Praeger Security International, 2006）

作者认为，中国和印度在21世纪将取代欧洲，成为大国体系的中心，中印两国的发展及它们之间的关系能够重新定义世界格局，此外，美国与这两个国家建立关系的方式将对世纪的图景产生深远的影响。

书中探求中国和印度的精英如何定义各自的国家利益。例如，中印的官员、学者和记者怎样看待自己国家所面临的威胁？尽管这两个国家采取了较为相似的经济改革和国防现代化政策，其实它们对于国家利益和威胁的观点很不一样。中国担忧的是分裂和垮台的危机，领土完整及维护对西藏、新疆、特别是台湾的主权控制尤为重要。然而，国家统一并不是印度主要担心的问题，他们更关心来自全球化的压力，希望保护印度在贸易、劳工权力和环境标准方面的政治经济独立，即使军事上的举措也主要是为了保证决定权上的自主性，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国家防务。

中印两国窘然相异的政治体制也影响着两国精英对国家威胁的认知。中国的政策制定者警惕社会动乱和一党专制制度的脆弱。对印度而言，政治合法性不是一个值得担忧的问题，多党制的议会民主制度为他们带来了强烈的国家认同感。

以上这些结论都是基于作者对100多名中国和印度的官员学者等所做的采访。

作者提醒，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应当注意到，中国有可能不惜以损伤其经济持续发展为代价来反对台湾独立，此外，国内政治对中国的领导层来说至关重要。对于印度，华盛顿应该寻求“通过将印度的担忧带入国际组织来实现合作解决的办法” 。

国际体系的巨大压力将使得中印两国关系往合作的方向发展，而不是对抗。中国不是一个侵略性的扩张主义者，北京在将来很长一段时间都将更关注于国内的事务和经济的发展，保证其对社会动荡的控制。改变目前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对中国和印度而言都没有什么好处。因此，美国的任务就是要让中国和印度继续相信，遵循目前全球秩序的规则对它们来说都有长远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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