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内基中国透视》月刊
Carnegie China Insight Monthly
2005年第8期 （总第9期，2005年8月）

主编：卢 咏
Editor: Yong Lu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出版
Published by the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订阅信息 Subscriber Information
PDF 版本 PDF Version 
热点争鸣 Opinion and Debate
中美之间 Between U.S. and China
亚洲视角 Asia Outlook
卡内基动态 Carnegie News
卡内基中文网最新 What’s New on Carnegie ChinaNet
学者文摘 Scholarly Publications

(卢 咏)

朝鲜核问题第四轮六方会谈的第一阶段会议在北京长达13天的讨论和磋商后告一段落，美、朝、韩、中、日、俄六国未能达成关于未来谈判议程的共同文件，各自返回，与本国政府进一步深入商榷，并拟8月29日开始的那一周复会。

中国政府为举行这轮会谈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它成功地说服朝鲜在时隔13个月后重新回到了谈判桌上。这是中国发挥区域大国力量、促进国际安全的重要体现，也赢得了美国等许多国家的赞赏。但是，朝鲜弃核涉及朝美核心利益，且埋藏着难以逾越的障碍，一旦处理不妥，势必危害到中国自身的利益以及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

笔者在与美国政府及智库专家的谈论中发现，美国政界人士普遍感到，尽管朝美双方在谈判策略上显示了一定的诚意，但双方仍存在深刻分歧。因此，劝服朝鲜弃核是一个极其漫长而艰难的过程，复会之后也只可能获得渐进的、少许的进展。

谈判困难的症结在于朝美之间高度缺乏信任：美国不相信朝鲜有放弃核武器的诚意，朝鲜则怀疑美国的最终企图是推翻朝鲜的政权。美国要求朝鲜先提供弃核的承诺，朝鲜则等待美国先给它弃核的奖励。缺乏信任使得会谈集中于讨论广泛的“原则”，而非更为难缠的切实细节和行动先后顺序问题。

本文综合了笔者采访美国诸多朝核问题专家所得的意见，就朝鲜、美国、中国的不同角度分析这一轮六方会谈遭遇困难的原因，以及探索会谈取得突破的机遇。

朝鲜：发展民用核能既是权利也有义务

谈判中最引人注目的议点是，朝鲜不愿放弃所谓“和平”发展民用核能的权利。作为拥有和平利用核能权利的一个表现，它坚持要重新启动目前处于中断状态的轻水反应堆建设。

朝鲜不愿放弃发展民用核能的权利，一是因为它不想放弃目前的核项目，并为其核计划未来可能的扩军预留伏笔。二是因为这能够增加它与美国讨价的砝码，提升它的安全感。

“当朝鲜和伊朗违背了它们在国际条约中的义务的同时，它们就等于主动放弃了国际社会给予它们的相应的权利。”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主管研究的副总裁、国际核扩散问题专家潘可为(George Perkovich)说。他指出，朝鲜和伊朗不约而同地声称作为主权国家，它们拥有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但是，朝鲜和伊朗都触犯了国际不扩散条约，它们也就丧失了这一权利。所以，这种论断听似有力，实则无法有效说服国际社会允许它们发展核能。

史汀生中心(The Henry L. Stimson Center) 东亚部主任容安澜 (Alan Romberg) 原是美国外交部发言人，他在美国政府和智库有着制定东亚政策的丰富经验和权威意见。他相信，倘若朝鲜能够重新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Nuclear Non-Proliferation Treat, NPT)，严格遵守协议条款以及六方会谈协商而成的规定，并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International Atomic Energy Agency, IAEA)的核查落实，那么，其他五国、甚至包括美国可能会从言辞上认可朝鲜在“原则上”有权发展民用核能。但是在目前的情况下，由于朝鲜的行为完全不符合以上先决条件，美国等国对朝鲜动机又极端不信任，认为朝鲜的核能不完全以和平为目的，所以，美国虽然在原则上不否认主权国家具备这一权利，可仍会竭力阻止朝鲜利用这项权利。

容安澜提到，只有在成功达成弃核协议之后，朝美关系才可能走向正常化。而且，实现外交正常化前还必须解决人权等其他很多问题，这些问题尚不会放进目前六方讨论的范围之中。关系正常化的缓慢过程可能部分类似于中美之间在70年代逐步实现建交的情况。

美国：谈判形式趋灵活，基本立场仍坚定

与以往的六方会谈比起来，美国外交人员在这轮会谈中显示出更大的外交手段灵活性，几乎同参会的每一个国家、特别是朝鲜进行了一对一的交流和讨论。

“从会谈的过程上讲，美国的做法是比以往要灵活通融。但是，从会谈的实质目标来看，美国的立场没有采取任何变化。”容安澜说。美国的底线始终如一——反对朝鲜拥有任何类型（无论是军用还是民用）的核能力。容安澜透露，六方会谈的主要执行者、助理国务卿希尔(Christopher R. Hill) 在临行前做了充分的准备，决定不拘泥于对话的形式，无论双边或多边对话都可以接受 ，然而会谈的结果必须是多边的协议。

容安澜认为，只有当美国政府确信六方会谈不可能再有任何积极作用时，才可能诉斥于其他解决方式。目前的情况尚未发展到这一阶段。推翻朝鲜政体亦不是布什的政策，美国政府仍将尝试通过对话来说服朝鲜弃核。但是，假设美国切实发现朝鲜在向恐怖主义组织运输核材料的话，美国政府绝不会坐视不管这种国家威胁，而将采取任何可能的措施制止朝鲜的行为。

中国：还应发挥更多作用

在朝核问题上，中国处于一个尴尬的境地：对美国和朝鲜都要保持信用度。如果会谈成功，无疑有助于改善中美关系；但是如果中美在处理方式上存在分歧，并且会谈结果遭受惨败，就会造成彼此责怪的局面。面对这样的风险，中国和美国都需要在方式方法上讲究灵活性，即便它们在朝核问题上的底线有所不同。

加强美朝沟通

容安澜说，美国将继续认为中国比其他国家对朝鲜有更大的说服力。尽管美国政府也意识到，中国对朝鲜的影响力未必有如其原先所想的这般巨大，但是无可否认的是，跟其他任何国家比起来，中国同朝鲜的关系要密切。单因为这个原因，美国仍然会继续紧盯中国，指望中国在促使朝鲜弃核上做出很多努力。

美国感谢中国组织了六方会谈，但是，从美国的角度来看，中国迄今为止的努力局限于让朝鲜回到谈判桌上来。一方面，中国应继续保证这一点。只有让朝鲜参与谈判，美国才有可能对朝鲜作出某些让步。另一方面，在会议的进程中，中国有待发挥更具建设性的沟通作用，促使会谈见实效。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亚洲安全专家史文(Michael Swaine)说，在会谈中，朝鲜政府有意在不同的分组讨论中不时改变它的立场。中国政府应让朝鲜清楚地明白，朝鲜如果真有诚意进行谈判的话，就必须有一个明确、一贯的立场，告诉美国和其他国家它的要求。这是中国政府能帮助促进美朝沟通的重要方面。

消减中美怀疑

史文指出，中美之间仍存在着不言自明的猜忌。中国怀疑美国的潜在动机是推翻朝鲜政府。中国担忧美国会有意否认六方会谈的作用，以实现美国的真实政策目的。而有些美国政界人士则怀疑，同朝鲜政府崩溃的灾难性后果比起来，中国宁愿接受一个具备有限核能力的朝鲜。他们猜测，中国最优先的目标是维护朝鲜半岛稳定和保证朝鲜政府生存，这个目标高于让朝鲜弃核。

这些论断很难说是对是错。美国政府内部对此充满分歧，对中国外交目标的不确定也束缚了美国制定出有效解决朝核问题的政策。减少怀疑的唯一途径是增加双边对话。

潘可为认为，不仅美国、包括朝鲜在内的许多国家对中国的优先目标也心存疑虑。朝鲜弃核对中国来说究竟有多重要？保存朝鲜政府是否对中国来说更加重要？也许中国政府自己也难以把握这个问题。潘可为建议，中国可以私下同美国、日本、韩国和俄国进行有关朝鲜政府垮台的场景分析，共同演绎在朝鲜政府垮台的情况下会有哪些具体风险和机遇。通过这样的交流，中国就能清楚地知道哪个政治目标对自己最有利，美国也能切实理解中国的外交困境。

(卢 咏)

参阅2005年美国国防部《中国军力报告》的英文原版


今年7月20日，中国外交部代表中国政府就美国国防部7月19日发表的关于中国军事力量的年度报告向美国政府提出严正交涉，表达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自2000年起，美国防部长依法须向国会递交年度报告，阐述中国大陆现今与未来的军事策略。今年，这份长达45页的报告几经拖延才得以出台，在起草过程中经过多次修改，最终由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亲自定稿。

今年的报告明确突出中国自90年代中后期以来大力发展军力，反复强调台海军力正在失衡、优势朝大陆倾斜，首次暗示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将可能破坏亚洲的军事平衡。报告指出，中国正处于一个“战略十字路口”(a strategic crossraods) ，即人们无法确定中国领导人将如何利用中国增长的实力。报告认为，从短期看，中国解放军军力扩大旨在防止台独、增强与台湾斡旋的能力；从长远看，如果现有趋势持续下去，中国军力有可能对亚洲其他现代军事部署构成可信的威胁(could pose a credible threat) 。

尽管国防部的报告并非完全代表美国对中国的看法，也难以改变华盛顿的总体对华战略，但是，它对美国有关中国的安全政策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为了深入解读中国军力报告的内容，并探求中美对此应采取的明智反应，《卡内基中国透视》对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两位美中关系专家裴敏欣(Minxin Pei) 和史文(Michael Swaine) 进行了专访。在加入卡内基基金会之前，裴敏欣原是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 的政治学教授，史文原是兰德公司(RAND) 的资深政策分析家。

准确的描述，含糊的定性

《卡内基中国透视》： 国防部的中国军力报告是否在故意渲染“中国威胁论”的主题？

史文： 这份报告比较客观、真实、精确地描述了中国军力发展的情况。在过去的四、五年中，中国确实系统地、有计划地加快了军事现代化的步伐，其发展速度超越了很多人的预期，又由于中国扩军主要针对台湾，这就引起了美国政府的高度警惕。这份报告意在强调这一发展趋势，它关于中国军事情况的细节描述是准确的。

但问题在于，美国如何定性中国军事现代化对国际局势的意义。这一点在美国政界也充满争议。我的感觉是，这份报告没有能够清晰、系统地阐述中国军事现代化的影响。特别是，报告未能界定究竟什么称得上是“威胁” 。所谓“威胁” 是否既包括政治意图上的威胁，也包括军力增长所带来的威胁？我们从报告中不得而知。报告提出“中国可能会对亚洲安全构成潜在威胁” ，却没有说清楚为什么可能构成威胁，也没有提供这方面的证据。仅仅依据中国军力增长的事实，就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吗？这是站不住脚的。报告中的某些措辞也不严密(如“战略十字路口” 、“改变台海现状” 等) 。所以，在诠释中国军力影响方面，报告的论断十分含糊而不严谨。

裴敏欣： 我感到报告内容中最值得担忧的部分有三点。第一，这份报告过分强调了大陆对台湾的军事威胁。但是报告并没有提及促使台湾问题“军事化” 的政治原因，即“台独” 势力的发展。如果台湾将该报告误读解成美国对“台独” 的支持，那么后果将很严重。

第二，报告暗示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将对亚洲其他国家构成威胁。从美国国防部的角度来讲，说服其他亚洲国家来加入一个潜在的针对中国的“围堵” 联盟，是美国区域战略的重要成分之一。但是，这一提法有不妥之处。不少亚洲国家并不认同这一观点，而且，中国军力在许多关键领域(尤其是海-空军) 仍落后于日本和印度。

第三，报告认为中国仍处于“战略十字路口” ，即中国的意图十分不确定。报告用更多的笔墨来预测一个将会“称霸” 的中国，而不是一个“和平崛起” 的中国。这反映了五角大楼从“最坏的角度看问题” 的习惯。

报告不会改变对华总体战略

《卡内基中国透视》： 国防部的中国军力报告对华盛顿的对华战略及美中关系将产生怎样的影响？

裴敏欣： 在报告的起草过程中，媒体报道说有许多对中国批评过分的部分都因为外交部和白宫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反对而被相对“软化” 了，主张强调对华关系正面趋势的美国政界人士不希望看到美中关系因为中国军力报告而倒退。

更值得注意的是，就在中国军力报告被公布的几小时前，布什总统又一次公开表示美中关系是一个“十分重要、充满活力、既良好又复杂” 的关系。很明显，布什本人不希望北京对该报告过分反应。

史文： 我不认为这一报告会对美中关系产生长远的负面影响。这毕竟只是一份来自国防部、而非布什政府的报告。但是，它可能会令中国怀疑国防部的观点是否代表整个美国政府的看法——这其实是一种误读。确切地说，这份报告代表的是美国政府中那些对中国军力发展感到担忧的人士的意见。美国政府不希望中国以其增长的军力来对付台湾和在台海冲突时可能的美军干涉，所以它想藉此明确强调这种担心，向中国政府施压，提醒他们慎用军力、遵循国际规则。但与此同时，政府不希望这一问题破坏美中关系，更不想在这一点上与中国制造冲突，美国不会因此报告而将中国视为“战略对手”，即使拉姆斯菲尔德本人也不愿看到这种结果。

中国应坦然相对

《卡内基中国透视》： 中国官方严厉谴责了这份报告，称其毫无根据地攻击中国国防现代化，美方没有资格对中国的防御性国防政策和措施指手划脚、妄加评论，云云。你如何看待中国的这些反应？

史文： 中国的官方反应过于简单化，且不现实。中国采取的姿态仿佛是一个全然无辜的人万分惊讶地听到他人的诬蔑。中国的外交官也并非真正了解中国军事的具体发展情况。他们只是简单地重复“我们不威胁任何人” ，“我们没有使别人担忧”等等，这类声明是曲解事实的。

中国政府应当承认中国的军力在增长，并且现实地处理其他国家对此的反应。中国军力虽然比美国等国家要落后，但确实比世界上其他许多国家都要强大，这将不可避免地引发其他国家的紧张。中国应强调表明，增加军力是为了威摄台湾，从而防止发生灾难性的台海军事冲突。美国政府也应认识到，这是一种共同防止危机的责任和做法。美中之间有待展开范围宽广的战略对话，从而更加坦诚、公开地交换彼此的战略顾虑。遗憾的是，目前，美中两国更多地只是生硬地交换官方立场，然后彼此否认对方的威摄性言辞。

(卢 咏)

印度总理辛格(Manmohan Singh)今年七月的华盛顿之访是美印关系发展的转折点。在此前的半个多世纪，美国和印度是两个相互疏远的民主国家，美国、印度、巴基斯坦之间的三角关系几乎是一场零和博弈。而如今，美国大为转变其对印政策，与印度积极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美印关系明显升温。

这一酝酿已久的新战略出笼于五个月前。今年3月25日，布什政府的一些资深官员宣布将“帮助印度成为21世纪的世界大国”，决定同印度加强在防务和能源领域的合作，这一声明标志着对印新战略的开端。紧接着，美国首次同意向印度提供防务设备和技术，并开展一系列高层战略对话。拿国务卿赖斯(Condoleezza Rice) 的话说，“美国完全愿意并准备好来扶植印度的崛起，这符合美国的全球利益”。

美国为何选择在此时加强美印合作？美印联盟能否持久？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南亚问题的高级研究员特利斯(Ashley J. Tellis) 认为，在新战略框架下的美印关系如果处理得当，不仅有益于美国的利益，而且有利于维护南亚这一动荡地区的安全。然而，亲密的双边关系也会带来新的风险。在加入卡内基基金会之前，特利斯是美国驻印度大使的资深参谋，也曾在国家安全委员会(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任总统特别助理，他还在智囊机构兰德公司(RAND) 从事过八年的资深政策分析。他在南亚政策上有着丰富的研究和政府经验。以下摘录他对中印美关系最新发展的看法，以贻读者。

战略基点：平衡印巴关系

与印度和巴基斯坦同时维系良好关系是美国南亚新战略的出发点。3月25日，布什政府不仅作出决定要“帮助印度成为21世纪的世界大国”，而且还走出了另一关键的战略步骤：宣布重新开始向巴基斯坦出售F-16战机——对此，印度的反对声跟以往比起来要寂静许多。“向巴售F-16和扶植印度崛起是美国南亚新战略的两个有机组成部分，”特利斯说，“根据印巴不同的地缘政治重要性，布什政府试图以不同的方式来分别拓展与它们的合作，一方面帮助巴基斯坦成为一个成功的国家，另一方面帮助印度成为世界强国”。

其中，对印度的新政策包括两部分。第一，美国一改过去的抵制态度，转而同意向印度提供先进的民防设备。第二，布什政府精简了美印战略伙伴关系第二阶段的实施议程，并愿意同印度高层展开三次对话，商讨一系列涉及安全、能源和经济的充满争议的敏感话题。

半个多世纪以来，美印间从未像目前这样存在如此多的共同利益，这也正是美国希望拉拢印度的主要原因。从现在到可预见的将来，华盛顿和新德里的共同利益包括：防止亚洲出现破坏地区合作的霸权国家；消除国家支持的恐怖主义及其他宗教极端主义；制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到其他国家和地区；推广民主，并将民主政体作为手段来防止独裁统治把国家内部矛盾转化为外部强权；通过自由贸易发展经济等。

特利斯认为，印度成为南亚和印度洋地区的强国是早晚的事情，美印间建立紧密关系为双方开创了“双赢”局面。对美国而言，这一新战略有利于开展反恐战争、抑止武器扩散、保持亚洲地区的均势状态、且深刻改变亚洲的战略环境。可是，基于印度的广阔幅员、光辉历史和远大抱负，即便美印关系成功地得以改善，印度却依旧会坚持“踩着自己的鼓点行进”，而不会被美国牵着鼻子走。但即使印度只是美国的伙伴、而非正式的盟国，一个强大而独立的印度仍是美国宝贵的战略财富。

战略风险：美印合作能走多远

同印度建立新型关系也必定会为布什政府带来风险。首先，支持印度获取核技术和航空技术可能会损害国际反扩散体系。尽管提供此类技术能促动新德里制止武器传播到其他地区，但华盛顿不能轻易投弃它在过去几十年中辛苦营造起来的全球反扩散体系。华盛顿面临的挑战是如何选择性地运用这一体系，根据各个国家对美国的不同价值加以区别对待。印度对美国反扩散和实现其他地缘政治目标至关重要，应该早就将它作为反扩散体系中的一个特殊处理对象了。

其次，新战略有可能引起中国的不满。美印结盟会让中国感到，这是针对中国发展的比较客气的遏制政策，威胁到中国在亚洲的影响力。事实上，中国的崛起确实是美国希望拉拢印度的原因之一。历史的经验表明，现存强权与崛起中的强权之间往往会发生恶性竞争，因此，美国兴许需要与其他东南亚国家结盟，以平衡中国增长的实力。与日本、印度和其他东南亚国家结为坚实盟友将制造结构性的限制力量，从而使北京无法滥用它日益增长的区域权力。即使华盛顿试图同北京保持良好关系，并且也鼓励亚洲国家与中国维系稳定关系，但是，从长远看，与印度等国深化合作依旧是防止中国主导亚洲的最佳途径。

以上两大风险存在的前提是印度新战略得以相当成功地实施。而事实上，更大且更可能发生的危险是美印关系的好转仅仅是昙花一现。虽然新德里欢迎美国的新政策，但不少人也怀疑这一战略更多的是在言辞上表达合作意愿，而未能具体落实政策目标。尽管美国愿意同印度合作制造军事设备，但是印度领导人期望的是能自由获取各种民用技术，如核能源、卫星组件和先进工业设备等，这些设备能提高印度的经济增长率，使其成为大国。倘若美国无法向印度提供这类援助的话，印度就不会再像现在这般容忍美国向巴基斯坦进行军售了。所以，美印关系能否长久友善，关键看美国能否将远大目标化为具体行动。

返回目录 Top

地平线上的阴霭：中海油－优尼科事件和中美加剧摩擦 Dark Clouds on the Horizon: Rising U.S.-China Frictions

卡内基基金会日前就中海油竞购优尼科事件的影响举办研讨会。会上，国会“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 (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USCC) 的专员卡洛琳•巴赛洛穆 (Carolyn Bartholomew) 强调指出，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 (简称中海油, CNOOC) 购美国石油公司优尼科(Unocal)的行为不能算作是公平的自由市场交易，因为中海油是国有企业，中国政府拥有它70%的股份，购买优尼科得到国务院的批准及政府的资金支援，背后是政府的能源战略。中国未能充分遵守它对世界贸易组织的承诺，这使人们对于中国是否能遵循其他国际准则感到怀疑。对于长期的能源政策而言，中国应该参与到例如国际能源总署(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之类稳定能源市场的机制中来，中国目前的问题是它不想到国际能源市场上来购买原料，而是试图控制能源的储备地。

对于巴赛洛穆的观点，乔治敦大学(Georgetown University)法学教授和亚洲法律研究专家詹姆斯•佛内曼(James V. Feinerman) 反驳说，尽管中海油竞标给出的要约价比另一美国国内竞争者雪佛龙公司 (Chevron) 要高且条件更好，但是美国政界的阻挠使得雪佛龙成为坐享其成的胜出者，这不符合通过市场力量来决定石油交易的国际趋势。而且，美国的政治干涉也会激励中国政府继续保持对其能源储备的国家控制，减缓国企私有化的步伐，这亦不符合美国促进中国市场化改革的一贯政策。

中国成长的烦恼不会伤害美国 China's Growing Pains Shouldn't Hurt Us

卡内基基金会中国经济专家盖保德(Albert Keidel) 最近在《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 上发表评论说，未来的中国经济会比美国还要大，但是那至少要等到2050年左右。在中国发展的进程中，美国不应阻挠中国购买美国的资产或进入美国的市场，而应该建立一个全面而灵活的国际体系，让中国沿着国际准则的道路和平发展，也令世界其他地区分享到中国经济成长的果实。

遗憾的是，在如今的华盛顿，更多的政治家是在担忧中国经济的崛起。中国购买IBM个人电脑业务、中海油竞购优尼科等事件更让许多美国人感受到来自中国的威胁，美国还担心中国积累了7千亿外汇储备，其中大多数是美国国债。美国政策界却没有认识到，这些问题更多地是美国国内的经济挑战，跟中国其实没有多大的关系。

吸纳中国崛起的正确步骤是通过市场机制、特别是价格机制行事。中国对缺稀产品的需求将不可避免地抬高这些商品的价格，但是价格升高也会促成一系列有益的发展——世界对新资源的探求，对替代品的开发，科技的创新以及人类行为的调整。所有的国家都平等面临着这些新的变化，竞争决定谁在生产力发展中获得最大的利益。

价值观难题：美国和中国会遵循同样的规则吗？Values Conundrum: Will the U.S. and China Play by the Same Rules?

卡内基基金会访问学者戴维•若思考夫(David Rothkopf)在《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中撰文指出，处理中美摩擦的基本点是要明白这两个国家是紧密相联的，因此传统的竞争和冲突绝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如果美国认为，它和中国不同的价值观意味着削弱国际法制，根据美国自己的利益选择性地运用国际法，在国内和国外采取双重价值，那么这样的想法会侵蚀美中关系几十年来的进展。相反，如果我们拥护相互依存的关系，并且坦然接受彼此依存所产生的变化，尽力保持我们原则的一致性，那么美国就有可能在美中关系发展的基础上创造一个更为稳定、合法和自由的国际社会。

中国发展的威胁、风险和挑战 China: Threats, Risks, and Challenges to Development

卡内基基金会的莫斯科中心原亚洲安全项目主任凡思礼•迈可(Vasily Mikheev) 在俄国出版了新书《中国：发展中的威胁、风险和挑战》。中国日益增强的国际地位和经济力量，加上共产党在中国对权力的垄断，使人们对中国的崛起是否会威胁到世界和平而感到担忧，俄国作为中国的近邻也不例外。本书对中国发展中所可能产生的经济和政治危机及其后果作出评估，认为中国发展过程中的潜在问题和威胁直接影响到俄国，同时，这也给俄国带来了在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上值得欢迎的机遇。

中国司法改革 Testimony on Rule of Law in China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中国项目主任裴敏欣 (Minxin Pei) 说，中国的法律体制由于在政治上受到执政党的限制而仍然步履蹒跚。一方面，法律专业人才的迅速增加并未带来真正独立的律师行业和训练有素的司法队伍。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司法机构，中国的法院被严重政治化，从而剥夺了它的独立性，而这种独立性对于其有效发挥公正监护人和争端裁定者的作用是至关紧要的。法院的政治化和行政控制不可避免地会腐蚀司法公正。

美国仍把中国视为战略对手 U.S. Still Sees China as Strategic Competitor: Interview with Minxin Pei

新华网援引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中国项目主任裴敏欣(Minxin Pei)的看法说，美国似乎有一种默契，即可以让中国在经济上发展强大，但军事上绝对不能同美国平起平坐。这种想法影响了美国对华军事政策，也导致美国极力围堵欧盟和以色列等对华军售。这归根到底是美国仍把中国视为战略对手，所以才会积极阻挠中国实现军事现代化。因此，中国提出“和平崛起”口号向世界强调它会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是非常值得赞赏的做法。

人民币并不是问题 China's Currency: Not the Problem

在华盛顿，针对美国的经济问题，政治策略家们达成了一个奇妙的解决方案：让中国货币升值。然而，任何合理的经济学衡量标准都显示，人民币汇率并没有被低估。中国对美国虽然有贸易盈余，但它同世界上其他地方存在着贸易赤字。并且，中国外汇储备的积累并不是贸易盈余所造成的，而是大量投资资本流入的结果，这种资本流入的部分原因就是投机者们一直在赌中国会屈从于美国的升值压力。

如恐怖活动一般危险 As Scary As Terror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访问学者、原商业部执行副部长戴维•若思考夫(David Rothkopf)在《华盛顿邮报》中指出，近年来美国吸引国际直接投资的能力大量下降，布什政府却仍将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反恐战争之上，忽略了如恐怖活动一样具有巨大破坏力的经济隐患。美国政府应该重新拥有远见，将经济议题放回到最优先考虑的议程中，否则美国就是拱手送给敌人们那些他们永远不可能靠自身努力而取得的胜利。

朝鲜棋局 North Korea: The War Game

眼下美国在朝鲜开展任何政治行动都会蕴涵潜在的灾难性后果。时间并不站在美国这边，美国等待采取行动的时间愈长，朝鲜制造的核武器就愈多，世界所面临的威胁也就愈大。有效的准备方法之一是进行用兵朝鲜的模拟演习，以搜集广泛的信息和观点。在《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日前于华盛顿举行的一次模拟演习中，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主席马秀丝(Jessica Mathews) 担任新设立的国家情报局局长的角色。

危机中的核安全体制 Nuclear Regime in Peril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防武器扩散项目主任约瑟夫•西林乔恩(Joseph Cirincione)说，在过去的35年中，《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将世界各国团结起来共同防止核武器扩散，其中仅出现了一个违约者：朝鲜。而如今，这项至关重要的安全体系却已陷入泥团之中，且处于崩溃的边缘：朝鲜方面正在增加这种压力，伊朗也威胁要恢复其已中止的铀浓缩项目。我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单靠美国及其少量盟国的力量是无法击退此类核威胁的。

欧洲最后的地缘政治家 Europe's Last Geopolitician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俄罗斯和欧亚项目主任安德鲁•库钦斯(Andrew Kuchins)评论道，普京总统指出“前苏联的解体是20世纪最严重的地缘政治灾难”，这一言论令人不禁猜测他本人是否怀念前苏联并在构想他的新帝国主义。如果普京当真持有这样的观点，那么他无疑是欧洲最后一个地缘政治家。对于所有国家来说，在制定21世纪的新型外交政策时，地缘政治已成为一种与当今时代不相符合、无法适应、甚至危险的框架。

中国和世界经济：从圆领汗衫到公债
(“China and the World Economy: From T-shirts to T-bonds,” Economist, July 28, 2005)

这篇《经济人》杂志的文章又一次以高度警惕的目光审视中国经济力量的崛起。文中写道，北京、而非华盛顿所作的决策在日益左右着全世界的工人、公司、金融市场和经济状况。尽管中国不是造成美国巨额贸易赤字的首要因素——最重要原因实质上是美国国内储蓄的缺乏——但是，中国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力不仅在于其出口和贸易顺差，而在于它整个经济体的发展，这会全面影响到发达国家的通货膨胀率、利率、工资、利润、石油价格甚至房产价格。目前人民币少量的升值无法改变美国大量的贸易赤字，但这是中国汇率制度向市场化发展的重要改革，对美元价值、债券利息和美国消费者行为都将产生深远影响。

中国对全球经济的重要性不仅表现于它的产量和出口增长，而且在于它同步快速上升的进口量，这两者的结合大大提高了全球产品供需。中国对全球经济的主要影响在于改变相对价格和工资：中国出口的产品价格降低，进口的产品价格上扬。例如，中国对进口石油的需求压力将在可预见的未来抬高石油价格。随着中国、印度和前苏联国家融入国际市场，全球劳动力增加了一半（其中中国占增加总数的半数以上），但是全球资本却没有相应地增长，因此减缓了美国、欧洲和日本实际收入增长的步伐，公司可以外购工作的事实使得发达国家工人在和雇主商议工资时愈来愈丧失优势，公司的赢利则节节攀升。

中国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又表现在引发发达国家通货紧缩上。中国廉价的劳动力使得世界上许多物品的价格降低，美国有研究认为中国使得美国的通货膨胀率在近年来下降了一个百分点。但是各国的中央银行往往通过维持较低的利率以保证一定的通货膨胀率，这与中国所带来的价格变化不相适应。

中国还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美国公债长期的低利息，侵蚀了美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原因是中国购买了大量美国公债以稳定它的汇率。在短期内，人民币的少量升值只会加强国际投机者的热钱涌入，迫使中国央行购买更多的美国债券来保持汇率稳定，因此债券利息会进一步降低。

中国经济对全球的重大影响至少会持续几十年。中国农村仍有近2亿没有稳定工作的劳动力人口，在社会吸收这些劳动力的过程中，中国会继续降低全球工资的增长速度和通货膨胀率，公司利润将在同期内保持历史最高水平。这条东方巨龙的每一个经济政策变动将震荡整个世界。

全球外购纺织品和服装的效应
(“Effects of Global Sourcing on Textiles and Apparel,” by Ruth K Sheltonm and Kathy Wachter, Journal of Fashion Marketing and Management, Vol. 9, No. 3, March 2005, Emerald Group Publishing Limited)

今年1月1日纺织品和服装关税得以取消。这一论文研究自1994年以来纺织品和服装的全球贸易情况，以及贸易协定如何影响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和世界贸易组织(WTO)成员国的海外外购发展。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签署前，美国主要的服装纺织业外购集中在离它遥远的中国、香港、台湾、韩国和邻邦加拿大、墨西哥，如今的数据却显示了美国公司外购地点的巨大变化。贸易协定影响了服装纺织品的生产、制作和外购情况，亦引发了世界企业的重组。1974年多光纤协议(MFA)、1994年的纺织品和服装协议(ACT)、1994年的北美自由贸易区协议和1995年世界贸易组织全球外购转型项目等使得美国的纺织品和服装贸易市场转向海外低成本的生产地区，以损失美国国内的工作为代价。本文对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诸多领域的工作转移到低收入国家的现象作出详尽分析。

中国和G-21：自坎昆会议后世贸组织的南北新分歧
(“China and the G-21: A New North–South Divide in the WTO after Cancun?” by Rolf Langhammer, Journal of the Asia Pacific Economy, Vol. 10, No. 3, August 2005, Taylor & Francis Group)

本文指出，中国作为G-21成员国的利益驱动，部分造成世界贸易组织2003年9月在墨西哥坎昆召开的部长级会议遭到失败。G-21的一般成员国多只着眼国内，不像中国那么有改革之意，美国－欧盟和G-21国家之间的南北分野致使多哈会谈流产，这对G-21国家所带来的伤害要更大一些，对中国也会产生负面影响，跟其他G-21国家比起来，中国除了多边会谈之外，所具备的选择更少。因此，中国应保证在贸易政策问题上不受牵制，在美国－欧盟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力求保持等距离平衡，那些发展中国家正在利用中国对它们的定位来实现它们自己的政策目的。

何处是亚太经济中心？
(“Where is the ‘Economic Center’ of the Asia Pacific Region?” by Thomas Albrecht, Journal of the Asia Pacific Economy, Vol. 10, No. 3, August 2005, Taylor & Francis Group)

这篇论文探究亚洲的“经济中心”在未来20年中是否会有所转移。人们普遍认为，中国的崛起将削弱东南亚的中心地理位置。但是，通过对主要亚洲城市国民生产总值加权后的指数计算表明，变化中的亚洲经济图景不太可能造成东南亚国家的边缘化：即便中国经济的重要性大幅增长，日本的相应衰弱却将抵消经济重心向东北亚转移的趋势。结果是，在未来20年中，东北亚地区的总体经济力量很可能比东南亚国家和大印度地区稍微弱一些，亚洲的经济中心会进一步朝西南方向转移。

日本对中国：亚洲新冷战
(“Japan vs. China: Asia’s New Cold War,” Shintaro Ishihara, New Perspectives Quarterly, Vol. 22, No. 3, June 2005, Blackwell Publishing)

冷战后，欧洲地区的紧张局面已经消除了，代之在亚洲，中国的崛起和它对朝鲜的妥协制造了该地区的危险形势。中国大陆在近代史上没有发展出真正的公民社会。北京持续声明要维护领土完整和实现军事现代化，更令人担忧中国是否有在区域称霸的野心。　

中日摩擦的源头和局限性
(“The Sources and Limits of Sino-Japanese Tensions,” by Denny Roy, Survival, Vol. 47, No. 2, Summer 2005)

近年来，中国和日本国内以及亚洲的外部政治环境都发生了深刻的演变。北京在对外政策上表现得更为放松和自信，日本则在国际安全方面担当起更为积极和果断的角色，进一步走向“军事正常化” 。这些变化加强了定义中日关系的某些重要特征。尽管目前中日间的摩擦可以得到控制，但是这些矛盾使得脆弱的中日关系易遭恶化，从而损害地区繁荣稳定。在可预见的未来，两国仍会加强经济往来，政治层面上将不时需要对危机加以管理，种种阻力也令日本不可能成为一个区域领导或一个完全独立的战略力量。所以，只要台湾海峡不出现重大冲突，地区的系统性强力会阻止两国关系出现极剧恶化。

但是，台湾海峡一旦发生军事冲突，日本很可能为美国军事干涉提供实际支持，从而彻底破坏中日合作，损伤东亚友好的贸易环境，造成大陆对日本的长期敌意。如果陈水扁政府实行台湾修宪、中国政府对此又无法容安澜忍的话，在2008年前有可能发生海峡危机。就目前情况来看，中国认为日本是一个独立的、完全武装的、好斗的国家的担忧是夸大的，同时，日本政治精英和民众将中国视作威胁的想法也是肤浅而不持久的。日本的民众还未准备好向中国采取公开冲突的姿态或者建立平衡中国崛起的对外政策。对中国来说，造成日本民众反华的心态显然不符合中国的利益，但是，中国目前的扩军、中国舰船驶入日本海等政策以及威胁要用武力对付台湾的强硬言辞使得日本对中国所谓的“和平” 崛起不抱信心。双方领导人有待采取安抚妥协态度，运用政治智慧和外交技巧来突破阻挡在两国友好大门之前的历史阴云。

中俄伙伴关系和美国对朝政策：在东北亚从霸权到合作
(“The Sino–Russian Partnership and U.S. Policy Toward North Korea: From Hegemony to Concert in Northeast Asia,” by David Kerr,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49, No. 3, September 2005, Blackwell Publishing)

这一论文提出了两个论点：一是理论性的，另一是分析性的。理论性的观点涉及地区排序和系统性变化的关系。现代国际体系一极化的概念认为，要想理解大国之间的互动关系，就必须考察地区上的动态发展。因此，一极化的系统意味着美国这一霸权很有可能大量干预区域活动。作者对这一观点提出质疑。在东亚，我们发现物质和名义力量建立了一种和谐态势，对各种区域力量都设定了极大程度的限制，包括美国。为了引证这一观点，作者分析了2002年后美国、俄国和中国在朝核问题上的外交政策，发现中俄之间由于内部和外部的重组而存在实质性的共同利益，他们希望通过战略伙伴关系、地区多边主义和系统性多极化来实现互锁过程。中俄在朝核问题上互相合作，防止美国采取单边的解决方式，但是这并不表明这两个国家成功实现了反霸权战略，因为中俄合作是在东亚合作大环境的限制条件下开展的，这个大环境也包括美国盟友体系的发展。本文的结论是，地区多边主义和系统性的单极主义是相互矛盾的：一个在地区层面上表现为多边化的系统在全球层面上不可能具备单极的特征。

在亚洲击退艾滋病浪潮
(“Turning the Tide on AIDS in Asia, by Peter Piot, Far East Economic Review, Vol. 168, No. 6, June 2005)

中国和印度等艾滋病传播率尚不高但人口众多的国家被美国称为艾滋病“第二浪” 国度，如果传染病在这些国家盛行，将带来极度动荡的后果：摧毁当地的发展、经济增长和生命。作者在云南看到政府采取了一些复杂的措施来对付毒品注射、抗击艾滋病流传，但政治和国际商业领导人需要投入更多的精力来关注这一疾病所带来的挑战。抗击艾滋病的基本成功因素包括领导层的决心，社区动员，妇女权力，教育等，其中最重要的是保证人人都能享有疾病防治的机会和权利。要保证大量抗击艾滋病的资金被真正地运用到最需要的人群中去，我们需要贯彻“三一原则” ，即所有的行动者按照一个全国性的计划办事，一个全国性的机构提供协调和沟通，以及一个完善的监督评估系统。

中国少数民族和中产阶级概述
(“China’s Ethnic Minorities and the Middle Classes: An Overview,” by Colin Mackerra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Economics, Vol. 32, No. 9, September 2005, Emerald Group Publishing Limited)

在现代社会，中产阶级通常对国际经济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本文则专门考察中产阶级在中国少数民族发展中的角色。根据2000年的人口普查，少数民族占中国总人口的8.41%，在少数民族人群中兴起了中产阶级，其中包括中国的乌兹别克斯坦人和韩国人。这些中产阶级是少数民族创业的代表人物，推进了中国的发展和现代化，但同时也加剧了发展不平衡。他们所起的社会作用主要是经济上的，但亦有政治涵义。

全球化和教育重组：中国大学合并与治理演变
(“Globalization and Educational Restructuring: University Merging and Changing Governance in China,” by Ka-ho Mok, Higher Education, Vol. 50, No 1, July 2005,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本文探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组织结构调整和教育重组的情况，特别是大学兼并和教育管理模式的变化。论文关注中国政府如何实施高等院校的重组策略，以增强高等教育系统在全球市场上的竞争力和效率。作者说，人们不应将中国的院校合并简单地理解为纯粹的高等教育改革，这事实上是高等教育管理模式从“国家干预模式”转型到“国家促进模式”的过程。尽管全球化会弱化国家的概念，中国大学的管理方式演变却并不见得削弱了国家的能力，反而使中国政府在某些方面的作用变得更为积极主动。

订阅信息 Subscriber Information

需要免费订阅《卡内基中国透视》月刊电子新闻，请单击此处，您即可每月通过电子邮件免费收到我们的信息。
Please click here to receive the Carnegie China Insight Monthly E-News Updates via e-mail every month at no cost.

本刊内容供免费转载，敬请注明出处。

我们期待您的宝贵意见与建议，请通过电邮联系卢咏 ylu@ceip.org
We welcome your comments or suggestions. Please e-mail editor Yong Lu at ylu@ceip.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