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内基中国透视》月刊
Carnegie China Insight Monthly
2006年第7期 （总第18期，2006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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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9月11日早上8:45分，我们还生活在冷战后时代，然而，52分钟后，当第三架被劫持的飞机撞上五角大楼的那一刻，后“九一一”时代就此拉开了帷幕。

五年前，许多人认为“九一一”事件标志着全球化的终结，但是这个预测并未成为现实。与此相反，五年间，各国竞相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改善投资环境，国际贸易额持续攀升，互联网、全球通信和媒体不断迅速发展。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九一一”没有改变全球融合的巨大动量，它只是比其他任何事件更有力地突出了全球化的特性之一：非国家实体（公民集团或恐怖主义网络）的影响力的提升。在外交政策方面，“九一一”事件也并没有使得国际政治恢复到冷战时期所特有的清晰性和一致性。

对于“九一一”之后的中美关系，我们看到：一方面，由于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凸现，中美之间找到了共同利益的交汇点，共同利益基础的拓展促进了两国关系的稳定发展。在处理一些敏感问题上，中美间开始尝试通过高层战略对话加以解决，这种对话的层次和“利益相关者”的对华新命题反映出中国对美国大国战略价值的提升；但是在另一方面，中美间的贸易摩擦加剧，美国对中国军力发展的戒备与防范由于中国的崛起而与日俱增。面对中美之间日益复杂化的双边关系，我们都在探究：“九一一”如何改变了中美关系的要素，又将怎样影响其将来的发展态势？

美国战略思想的演变

“自小布什就任以来，布什政府的外交战略思想发生了三个阶段的演变。”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美国战略的高级研究员、新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罗伯特•凯根（Robert Kagan）分析道。第一阶段是“现实主义的退缩”。布什任职后有意改变民主党所实行的所谓的“过度的人道主义”对外干涉政策，他主张狭隘地定义国家利益，高度选择性地进行海外干涉。但是，“九一一”事件迫使布什政府进入了第二阶段，即反恐战争阶段。他带领美国回到同冷战时期规模相当的全球干涉状态，伴随着和冷战时期同样的道德狂热。他相信同伊斯兰激进恐怖主义的斗争需要在穆斯林世界开展民主改革、甚至国家重建，这一信仰融合了布什早期的现实主义和他新生的理想主义色彩。在中东倡导民主的狭义道德观的政策是基于美国对自身安全利益的实际考虑，也正是出于这种现实的考量，美国同时与非民主体制的国家如俄罗斯和中国建立了反恐联盟的关系。2005年布什继任之后，他的第三阶段的战略思想是把美国的外交政策建立在四海通用的原则之上，传播民主是为了实现民主自由理想本身，而不是为了应付某个具体的威胁。也就是说，美国的外交政策与反恐战争开始松开了捆绑，美国不再埋头于反恐、而放弃其更为根本的全球利益。

凯根进一步指出，对恐怖主义者的斗争依然是美国国家安全努力的首要重点，因为如果恐怖袭击再度发生的话，所带来的代价太为昂贵。可是，反恐战争从来不足以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模式，它过于狭窄，过于有限，也无法永远以此召唤全世界的支持。相反，如果将务实主义的美国外交政策建立在四海皆准的自由民主的原则之上，就能够赢得国内和全世界最广泛的支持，这事实上是更高层面的现实主义。在乌克兰，布什已经选择了站在民主这一边、而非普京政府一边，这表明其外交模式已经超越了纯粹的反恐战争；在亚洲，华盛顿也正处于重新评估战略的当口，它已经逐渐开始将重点转向与民主国家建立同盟，而不是与中国为友。

“变”与“不变”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主席马秀丝（Jessica T. Mathews）说，“九一一”之前，美国认为中国是未来最大的挑战，“九一一”事件的发生使恐怖主义在短期内取代了中国，成为美国眼前实实在在的敌人，于是暂时冷却了华盛顿有关对华政策的意识形态的辩论。

“九一一”后，美国全球战略的重心转向反恐，地区战略聚焦于中东和中亚，国别战略转向“邪恶轴心”或“暴政前哨”。这种资源重组在客观上形成两个对中国有利的条件：一是美国在战略上暂且无暇顾及中国，因而“中国威胁论”的调门相对降低，亚洲国家对中美恶性竞争的恐惧开始减少，有利于中国实现地区融合；二是美国在反恐、防核扩散等方面需要中国的合作，“九一一”为中国提供了与美国开展合作的低成本的机遇。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美国亚洲战略专家艾西利•特利斯（Ashley J. Tellis）说，中国经济的增长和亚洲对美国短视的反恐政策的反感增加了北京对主导亚洲的信心，反恐战争为中国带来了增强其在亚洲各种战略地位的机会，包括经济、政治、外交和军事的战略地位，这使得中国能够更巧妙地部署和推动改革时期的大战略。

“但是，‘九一一’并没有改变中美之间最为根本的结构性和意识形态的矛盾，它只是将这些矛盾暂且搁置起来了。”马秀丝说。在台湾、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人权、导弹防御和美国权力在亚洲的角色等诸多问题上，中美之间关键的差异和彼此的猜疑依旧存在，即便两国共同面临的恐怖主义威胁升级，这些差异将继续延续下去。而且，如果美国在中国周边的部署使北京日益警惕美国以反恐为借口逐渐形成对中国的地缘战略围堵，“九一一”所带来的影响终有一天会燃发中美间真正的战略竞争。一旦美国的战略重心从反恐、中东、朝核问题等序列上发生迁移，促使当前中美关系升温的基础将归于消失。

反恐战争的长期影响

“布什政府试图同时治理两个很不相同的挑战：一是防御国际恐怖主义卷土重来，二是为维护美国将来的全球主导地位奠定基础。”特利斯说。“九一一”既没有改变美国在国际体系中的核心位置，也没有消除高层国际政治的长期问题。

就反恐努力而言，华盛顿面临着三大挑战。第一，在巴基斯坦彻底摧毁基地组织，捕获和消灭本•拉登及其亲信。第二，完成维护伊拉克稳定的操作，抵制住撤离伊拉克或放弃伊拉克民主建设的巨大压力，因为这两种选择从长期来看将使美国损失惨重。第三个挑战是处理第一轮反恐战争中被忽略的后遗问题，这包括管理国内的那些由于同情基地组织的某些目标或仇恨自由社会、想要扩大活动范围的恐怖主义集团，也包括直接处理与采取双重标准的反恐国家如巴基斯坦和沙特阿拉伯的关系，以及加速推进中东转型的发展计划等。

就维护美国的主导地位而言，华盛顿必须肩负三大互有关联的任务。首先是把增加国际体系对美国霸权的接受程度作为美国大战略的核心目标。其次是要妥善处理反恐和称霸双重目标中的交易和妥协。有些国家尽管目前能够在反恐上向美国提供支持和协助，但是会利用美国反恐的契机扩大自身的力量，从长远看可能威胁到美国的利益，中国在美国和亚洲之间所采取的巧妙的姿态就是一个明例。另一个例子就是美国的对台政策。过去美国的政策是，如果中国能够和平解决海峡危机，美国就不在台湾独立问题上采取立场，然而现在布什政府正式批评台独行为，以避免自己在深陷伊拉克泥潭的同时与中国大陆产生冲突。可见，反恐战争迫使美国不得不慎重处理好与中国这个“利益相关者”的双边关系，甚至采取一些可能会损害美国长久利益的政策。最后是要加固美国的经济基础，以保证长远的政治霸权。美国经济目前的薄弱环节——经济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不足、医疗和养老成本的快速增长、贸易赤字的膨胀、联邦赤字的增加、低收入人群家庭收入的停滞以及科学技术教育的落后等，这些问题如果不尽快解决的话，将削弱美国的长期竞争力。

特利斯说，最值得担忧的紧急问题是高昂的反恐成本。在接下来的至少20年内，反恐将继续吸取美国大量的国家资源，而这段时间正是中国希望提高其国际经济和政治地位的关键时段，因此，美国如何处理好反恐的经济基础，对维护美国未来的霸权地位有着重要的影响。历史证明，现存“霸主国家”在重大冲突中赢得胜利，将无可挽回地削弱它的霸权力量，从而导致“挑战国家”的崛起和权力的更替。如果美国反恐成功（这是很又可能的），但是以石油为主导的财政政策损害了经济增长，它就有可能逐渐被另一个大国赶上，这个大国要么没有参与反恐战争，要么有节有制地参与了反恐，从而储备了充足的资源。因此，尽管美国必须致力于赢得反恐战争，但它不能因此而削弱自己的实力。

卡内基基金会开创阿拉伯语网站 Carnegie Launches New Arabic Web Portal

今年七月，卡内基基金会的阿拉伯语网站正式面世。这个网站旨在扩大基金会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开拓新读者群、为基金会日益增加的阿拉伯语作品增添传播平台。网站的主要特色是阿拉伯语版本的网络月刊《阿拉伯改革报告》（Arab Reform Bulletin），也括卡内基出版的有关中东问题的作品的阿拉伯语翻译，以及阿拉伯语的原创作品。该网站的网址是www.ceip.org/programs/arabic.

中东危机 Middle East Crisis

正值黎巴嫩、以色列和加沙的冲突逐步升级并很有可能扩大到其他地区之际，当前的形式表明恐怕无法在短期内阻止暴力冲突的发生。在美国和以色列，有政治界人士要求有意扩大事态的范围，将其蔓延至叙利亚和伊朗，以便共同解决这个地区的诸多争议性问题。卡内基基金会的七位中东专家联合撰写了一系列短小精悍的网上评论，发表他们对目前的中东危机的看法，强调了布什政府不能忽视的现实。尽管专家们的观点不尽相同，但他们都以为，用扩大冲突的方式来解决中东的各种问题是不切实际的，冲突无法通过所谓的新梦想来解决。任何防止冲突的战略都必须从中东眼下的实际情况出发，而不是大跃进式地跨过这些具体问题或强加上任何宏大的新梦想，这样的梦想必然是要落空的，正如同在伊拉克所发生的情形那样。与在中东所发生的其他危机一样，问题的症结在于要让抱有各自的认同感、存在不同的文化和利益、以及具有不可调和的目标的人群在这片面积狭小、人口众多、资源贫瘠的土地上共存是十分困难的，没有一种宏伟战略能够一下子改变中东的这般严峻的现实。

中国是中亚可靠的参与者吗？Is China A Reliable Stakeholder in Central Asia?

卡内基基金会俄罗斯和欧亚项目高级研究员、民族问题专家玛莎•布里尔•奥尔科特（Martha Brill Olcott）于今年8月4日就中国与中亚的关系在国会“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 （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USCC）发表证词。奥尔科特指出，美国不应该将中国在能源领域的对外活动想当然地等同为直接或间接地威胁美国在中亚的利益。她进一步就中国在中亚边境谈判的实质、能源利益和安全存在作出了分析。

中国致力于进入中亚，并且努力赢得中亚碳氢化合物储蓄发展进程中的重要赌注。对于中国而言，中亚的能源资源同俄国一样，可以对其保证国内和出口能源供给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与西方国家不同的是，中国很愿意出资支援中亚地区除国际出口路线之外的自身的石油和天然气的运输系统，这使得俄国十分乐意与中国合作，因为俄国本身缺乏资金来改进苏联时代所残留的石油运输系统。

从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角度来看，中国日益依赖于中亚和俄国的储蓄应当是一件好事。西方的能源公司将继续与中亚接触，中国在使劲购买西方传给当地的资产，而且中亚－俄国－中国的三角关系为防止中俄“合伙”在能源安全领域对付西方提供了平衡支点。在中亚和中国之间制造裂痕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哈萨克人明白他们的未来不可避免地与中国相关，在过去的几年中他们看来并没有更加担忧中国，两国反而对他们之间处理关系的方式都变得更为满意了，在边界划分等问题上也皆作出了适当的让步。然而对于中亚来说，同中国的关系仍然比同俄国的关系更复杂，因为中国的潜在权力似乎没有限度，并且大量增长的中国人口的需求可能会超过中亚人的总体需求。在短期来看，中国在中亚国家摆出的姿态则是很可以预测、且总体上比较支持性的。至少到现在为止，中国在中亚的行为表现是负责任的。

中国也致力于在中亚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北京自信地认为美国在这个地区的影响不太可能有大规模的增长，俄国的影响则将最终随着这个国家的虚弱而衰退。中国把自己看作一个在中亚国家之间日益活跃的伙伴，但是没有迹象表明北京会极度加快其与中亚接触的步伐。中国将继续获取能源资产和购买其他自然资源和企业，并且有可能用它多余的资产化大价钱购买。此外，中国人很可能继续忍受很差的工作条件（比西方人所能忍受的要差得多）以保证他们在这些投资中的位置。中国也会继续给予当地最贫困的国家（如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等）经济和军事贷款。换句话说，中国很可能会像过去几年那样持续进入中亚，充满信心地期待未来是属于他们的，他们将在这片土地上长久驻扎。

小泉参拜靖国神社再度唤起地区忧虑 Shrine Visit Reawakens Regional Concerns

日本首相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不顾国内和邻国的反对，近日再度参拜靖国神社，卡内基基金会中国项目高级研究员裴敏欣（Minxin Pei）和史文（Michael Swaine）在2005年11月发表的题为《亚洲酝酿中的火势：防止中日战略冲突》的政策简讯对中日美三角关系提出了详尽的分析，他们指出，美国应该在中日紧张关系间扮演更活跃的角色和起到更积极的作用。 点击此处阅览本文的全文中文翻译 。

巴基斯坦：促进和平、安全和发展 Pakistan: Promoting Peace, Security and Development

今年7月11日，巴基斯坦外交部长卡苏里（Khurshid Mahmood Kasuri）在卡内基基金会发表讲话，讨论反恐战争、美印核合作协议以及美巴关系等话题。卡内基基金会主席马秀丝（Jessica T. Mathews）主持了会议讨论。

卡苏里首先回顾了巴基斯坦自1999年来国家改革和复兴政策的成果，指出今天的巴基斯坦经济有活力，政治趋稳定，机制更强健，国家治理变有效了。巴基斯坦最大的国内挑战是宗教极端主义，政府对此采取了军事、政治和经济三重战略，以避免暴力、强化依法治国、扩大政治参与、普及教育和增加经济机遇。

在外交政策方面，首要重点是在南亚创造持久的和平环境，努力改善印巴关系。在过去两年中，印巴两国逐渐走出了2002－2003年的激烈冲突，完成了两轮具体的对话，在信心建设方面和人员接触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巴基斯坦呼吁双方应该采取真诚、灵活和勇敢的态度。其中，国际伙伴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国际社会应该以冲突解决为重点，取代过去以冲突管理为重心的模式。巴基斯坦欢迎美国对解决克什米尔事件的支持，美国必须利用其在该地区的巨大影响力来支持一个让巴基斯坦、印度和克什米尔人民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

卡苏里强调，巴基斯坦反对国际恐怖主义是出于自身的利益，而并非听从任何其他国家的吩咐。巴基斯坦要保证反恐战争不损害自身由法律和人权所界定的原则和价值观。任何国际反恐战略都应该解决包括贫困、疾病、剥夺和绝望等问题，促进对长期政治争端的公正的解决方式。同时，巴基斯坦也将致力于增进伊斯兰教信徒和西方国家的关系，让西方参与更多的具有建设意义的对话，以更好地理解穆斯林世界的想法，开展有效的合作。

最后，卡苏里指出与世界大国加强关系的战略重要性。巴基斯坦同中国的关系是长久且具有巨大战略意义的，中巴之间的友好协定不仅旨在提高双边关系，而且也要增进两国在国际层面上的合作。中巴之间饱经时间考验的友谊是实现国际和平与稳定的重要保证。巴基斯坦和美国在许多地区和国际问题上分享着共同的利益，包括反恐战争、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避免南亚破坏性的军备竞争、维护战略和常规的稳定、以及促进地区繁荣发展等。两国应该继续共同扫除误解、赢得更广泛的公众来支持巴美关系的发展。

中国魅力：软权力的影响 China's Charm: Implications of Chinese Soft Power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访问学者约书亚•科兰滋克（Joshua Kurlantzick）在最新的卡内基《政策简讯》（Policy Brief）中论述道，在过去的十年中，东南亚国家对中国形象和影响的认知发生了巨大的转变。美国对1997年东南亚危机的反应不力以及九一一事件之后反恐的短视行为令中国渔翁得利；与此同时，中国采取了明确的政策战略来提升其软权力也是重要的因素。

中国、缅甸和苏丹：有说服力的论点 China, Burma, and Sudan: Convincing Argument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访问学者约书亚•科兰滋克（Joshua Kurlantzick）在《新共和》（New Republic）杂志上评论道，一个针对苏丹与中国关系的政策不但要使中国蒙羞，而且应该抓住中国政府对其全球形象的高敏感度、对不稳定的忧虑以及对苏丹政治变化两面下注的想法，给予中国压力，使北京重新衡量其成为苏丹和缅甸亲密投资者和资源购买者的政策。

美俄关系目前很不稳定 U.S.-Russia Relations Headed in the Unstable Direction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俄罗斯和欧亚项目主任安德鲁•库钦斯（Andrew Kuchins）在接受美国外交政策委员会的访谈时说，目前美国与俄罗斯的关系相当不稳定，并有可能呈现出螺旋式下降的趋势。美俄关系的最新发展动态是，前不久，美国副总统切尼在立陶宛发表了讲话，在讲话中，他批评了俄罗斯现行的国内政策，从而激起了克里姆林宫的强烈反应。

反美情绪的根源 Anti-Americanism's Deep Roots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罗伯特•凯根（Robert Kagan）在《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上的最新评论写道，当前的反美浪潮会在一段时间后退去。在伊拉克战争发生之前，美国在很多人心目中就不受欢迎，这些憎恨现正在重新浮出水面。由于美国处于唯一超级大国的国际地位，它总会招致各种批评，为它做过的事和无所作为的事受到世人的指责。

失乐园：联合国虚设的成功 Paradise Lost: The U.N. Success Story That Wasn't

国际社会普遍将2002年来联合国代管东帝汶的过程看作是联合国国家重建项目的一个成功的例子，却没有看到，在东帝汶多年来平静的外表之下已经酝酿着危机了。一个重要的隐患是阿尔加蒂和东帝汶的领导者主要靠他们自己的个性处理政治问题，而不是致力于建立良好的制度。今年三月份所爆发的流血冲突终于结束了这个“成功”的故事。

作者指出，美以特殊关系是犹太裔美国人院外游说的结果。亲以组织的活动虽然不是阴谋集团，他们所从事的游说也是一种完全合法的活动，但他们的努力严重损害了美国和以色列的国家利益。在美国主张入侵伊拉克的政策上，亲以组织起了很大作用。萨达姆政权倒台后，以色列最不希望看到一个有核武器的伊朗，于是美以公共事务委员会（AIPAC）和许多当年支持对伊动武的新保守主义者又鼓吹对伊朗动武，完全不符合世界多数国家的主流意见。

游说组织如何对美国外交施展其巨大的影响力？作者详细介绍了亲以组织“扭曲”美国外交政策的过程。亲以游说组织的运作方式与其他的游说组织大同小异，但他们的工作做得更细，协调更为有力。他们游说的一大重点对象是美国立法和行政系统中的决策者。由于有犹太裔团体的资金支持，他们能抓住总统和议员们竞选需要打量资金的七寸，并按照以对以色列态度划线，扶持亲信、打压异己，配合写信、公开诋毁等公关手段施加影响，效果非常明显。说话不注意的议员不但会失去资金支持，面对犹太团体的集体谴责，还有可能失去犹太裔的选票，所以不得不三思而行。甚至有国会议员公开表示美国外交的首要目的就是“保护以色列”。亲以组织不仅做议员本人的工作，也重视对工作层面的公关。按照美以公共事务委员会主席的说法，很多议员助手“凑巧”都是犹太人，很愿意从犹太人的角度来分析政策。在行政系统内，亲以组织也频频出击，帮助亲以人士得到重要的外交岗位。美白宫、外交部等部门的中东事务助理很多都是犹太人或者是亲以色列的人士。舆论是亲以组织工作的另一大重点。亲以组织要“掩盖”中东问题真相，所以必须占领舆论阵地，消除对政府亲以政策的怀疑。各大媒体的评论员、国际问题研究所、智库的中东问题专家对公众舆论和政府决策影响巨大，因而一向是亲以组织公关的重要目标。学校则是塑造未来精英的地方，也经常就国际事务进行辩论，为此亲以组织投入相当一部分精力在校园中发展亲以的学生组织，加强与学生联络并“监督”教授的言论。尽管美国各大学已经有100多个犹太学项目，最近不断有犹太慈善家捐资设立单独的“以色列学”项目。米尔斯海默和瓦尔特认为这些项目的唯一目的就是提高以色列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

作者显然预感到文章在美国发表会引起争议，因而将文章发表在英国。但发表后没多久，文章还是在美国学界和外交界引起学术“地震”。在今年《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7/8月期上，米尔谢默和沃特与几位批评者和支持者展开了公开辩论。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曾在老布什和克林顿政府中担任美国中东和平问题首席外交谈判代表的丹尼斯罗斯认为，米尔谢默和沃特的看法是以偏盖全，忽略了美国外交决策主要方面。美国外交政策决策权主要还是在白宫，游说团体的作用有限。美国前副总统戈尔曾与所谓亲以组织关系很好，但他是反对对伊动武的。对伊动武的决定是总统本人在九一一事件发生后作出的，根本不是亲以的游说组织或新保守主义者的主意。美国总统布什在九一一发生后意识到萨达姆的威胁是压倒一切的事情，外交政策应当相应作出调整来消除这一威胁。同样道理，在伊朗问题上也并不是只有亲以的游说组织才对伊朗的核政策表示担心。美国外交界对伊朗的举动所表现出的担心主要是来自于对地区核扩散忧虑。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英、法、德国都支持联合国安理会抵制伊朗发展核武的决议。而且亲以组织对美国外交影响力也并非象米尔谢默和沃特所说的那般呼风唤雨。它没能说服美国政府将美驻以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往耶路撒冷，也没能阻止克林顿政府的将耶路撒冷一分为二的促和政策。他还否认在代表美国进行中东问题谈判受游说组织的影响，认为游说组织的影响没有大到破坏美国国家利益的程度。美以保持特殊的关系能够得到美国总统和美国两党的支持是因为价值观在外交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

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则对米尔谢默和沃特的观点表示支持。他认为以色列的确从美国对外援助中获益不少，受到了任何其它国家所没有受到的特殊待遇。美国纳税人的钱不但“援助”了一个本来就比较富有的以色列，而且其中一部分钱还用来建造犹太人定居点，花在了美国所反对的，对中东和平不利的项目上。近25年里，美国对中东政策的转型——美国从保持中立（戴维营和平协议便是中立政策的成果）变得越来越偏袒以色列，最后成了在阿以冲突的调解中对以色列言听计从的代理人。与此同时，特别是最近十年里，很多美以公共事务委员会和其它亲以的智囊团的成员进入美政府部门。他们在美国制定一个对以有利的外交政策中施加了重要影响，导致美国在阿以冲突中采取对以有利的模糊和拖延战术。相反，阿拉伯裔美国人几乎在该政策制定中没起任何作用。当前，美国国会在美外交决策中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国会议员通过吸纳选民捐款在美国大选中也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游说组织的游说能力也往往与其资金实力成正比。游说组织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是否符合美国家政策值得我们思考。

布热津斯基认为，由美国国内族裔或者是外国支持的院外游说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情。如果把各少数族裔按他们在外交政策上的游说能力排序，他会把以色列裔、古巴裔和亚美尼亚裔美国人排在前三位。此外，希腊裔和台湾裔的说客也颇有能耐，波兰裔游说集团也曾一度辉煌，用不了多久墨西哥裔、印度裔和华裔游说者也将在华盛顿的政治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Bruno Liu编译）

《中国的新民族主义：自豪、政治和外交》
（“China's New Nationalism: Pride, Politics, and Diplomacy,” by Andrew Scobell, Parameters, Vol. 36, Iss. 2, Summer 2006）

当今世界，民族主义仍是国际事务中十分活跃和重要的力量，如果政治家、外交家和军事家忽略民族主义因素的话，将对他们的命运产生危险的后果。中国的民族主义问题受到了政界和学界特别的关注，而且对于美国和其他地方来说，衡量中国民族主义的动态是最为困难的。一些中国研究的学者认为，中国拥有自信的、稳定的民族主义，不必为之烦恼；而另一些专家则认为中国的民族主义没有安全感、令人不安，且变幻无常。在题为《中国的新民族主义》一书中，属于美国年轻一代汉学者的作者同意后一种意见。作者指出，民族主义不仅是中国精英政治的产物，也不仅是国内政治的力量，我们也无法将它划分为理性或非理性。

和那些认为民族主义受到中国领导人操纵的观点不同的是，《中国的新民族主义》的观点认为这是一种独立的社会力量，北京的精英必须与之较量。中国的国家认同感体现为动态的辨正形式，与中国人对其他国家、其他国家对中国的看法以及中国民族主义者的历史记忆结合在一起。在这种辨正关系中最重要的两个国家是美国和日本。民族主义包括中国人民和他们的情感，而华盛顿和东京显然最容易激起这种强烈而有力的情感。

《中国的新民族主义》对民族主义提出了全新的理解和重要的观点。首先，作者认为“要面子”并不是东方文化独有的现象，所有的国家都渴望得到别人的尊重，面子问题是“普遍的文化”。在此前提下，措辞和外交的精妙就变得更为重要了，特别是中国，它对于外来的批评尤其敏感。许多中国人感到他们的国家被强国欺凌，近几年发生的轰炸南斯拉夫大使馆等事件提醒他们，中国仍然是衰弱的，无法与美国的强大力量抗衡。“今天，许多中国民族主义者视美国或日本的行为为侵略性的”。日本究竟需要为其战争罪行道歉多少次才能使中国的民族主义者满意呢？本书对此也提供了有趣的分析。

《中韩的国家认同与公民身份》
（“National Identity and Citizenship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Republic of Korea,” by Hyun Choe, The Journal of Historical Sociology, Vol. 19, No. 1, March 2006）

这篇论文指出，用文化主义的方法来研究形成中国和韩国公民合法定义的因素是不完整的，对政治和经济利益的认识、而不是单纯的文化方面，对解释这两个国家对公民定义的变化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中国把以国家为中心的国家认同感制度化了，而韩国则在国家融入国际秩序的过程中建立了一个以种族为中心的国家认同。尽管中国和韩国的国家认同具有不同的涵义，两国都曾对其公民的法律定义进行了重要的修改。

《中国城市的医疗体制变化：不受管理的市场化和勉强的私有化》
（“Health Care Regime Change in Urban China: Unmanaged Marketization and Reluctant Privatization,” by Edward Gu and Jianjun Zhang, Pacific Affairs, Vol. 79, No. 1, Spring 2006）

中国的城市已经不再提供免费的医疗服务，必须的健康保险系统取代了过去以工作单位为基础的免费医疗保健系统。然而，这个新的制度并没有为所有的雇员提供保险，使得几乎半数的城市人口缺乏医疗保险。尽管医疗系统的主要成分是公共机构，但是保健供应者已经很快地私有化了，医疗费用迅猛增长。医疗部门的市场化成为了公众抱怨的对象。作为应对，中国政府开始了新一轮的医疗改革，可是对于如何施行改革却并没有取得共识。

《中国电力部门的改革：下一步怎么办？》
（“China's Power Sector Reforms: Where to Next? ” by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OCDE Energie, Vol. 2006, No. 10, July 2006）

2005年，中国的发电能力相当于挪威和瑞典电力设备的总和，并且其增长势头依旧强劲。但是政府如何保证将来能提供经济上可以承受的且环境上可持续发展的电力供给设施呢？这份报告评估了中国电力管理目前的情况，汲取其他国家的发展经验来探讨如何更好地发展和传播策略，如何通过提高效率来缓建需求的增加，如何将环境保护的考虑融入计划和操作过程之中，如何定时定点保证充足的供给，以及如何处理机制和管理上的挑战。

《人才招募的竞争：中国扭转智力枯竭的战略》
（“Competing for Talent: China's Strategies to Reverse the Brain Drain, ” by David Zweig, International Labor Review, Vol. 145, No. 1-2, 2006）

为了保证经济持续增长，中国一直在贯彻一系列政策以吸引其流向国外的智力资源，特别注重鼓励定居海外的学者返回本土。地方政府互相竞争，招聘海归者，中央政府则引进了各种政策来推动归国和再定居，包括在住房和研究方面提供优惠待遇，保证经济上的利益和更好的信息传播等。作者认为，这些努力并没有白费，但是那些真正在国外取得成就的人才却很少回到祖国。

《开往中国的快船：公司斗争和自由贸易的结果》
（Fast boat to China: Corporate Flight and the Consequences of Free Trade, by Andrew Ross,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2006）

本书作者、劳动力学者关注在中国的外购、尤其是白领工作的外购。中国的雇员第一次效仿公司忙碌的心态，中国的雇员开始同西方雇员一样缺乏工作安全感，并将其作为生活方式。作者也观察了外商投资对中国新资本经济的影响，以及跨国公司如何利用中国的民族主义来计划它们在中国市场的发展。中国在技术上的巨大进步将使其能够在吸收低技能工作的同时，向更多高技术工作竞争，从而为东西方的经济和雇员带来深刻的改变。

《外商直接投资的地理位置与中国工资的不平衡》
（“Geographical Location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Wage Inequality in China,” by Alyson C. Ma, The World Economy, Vol. 29, No. 8, August 2006）

本文考察国际贸易的距离和交通成本对特定地点的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及其与中国省市人均收入的关系。文章运用Redding和Venables在2004年提出的经济地理模型，通过聚焦外国公司与国际市场和中间产品供应商的距离来追溯沿海和内陆城市的工资差异。首先，用重心类型的方程来构建“市场获取”和“供应商获取”两个变量。接着，评估市场和供应商获取对省市工资率的影响。结果表明，距离确实影响国际贸易，地理位置能够解释大约三分之一的工资差异。优越的市场获取会拉大地方工资的贫富差距，成功的供应商获取在针对外国市场的贸易方面拉大工资差距，却在针对内部市场的贸易方面减小工资差距。如果将这样的估计运用到两个地方上的公司类型上（即国营企业和集体企业），所显示的结果也是相类似的。

《来自中国的生命线》
（“Lifeline From China,” by Moon Ihlwan and Dexter Roberts, Business Week, Iss. 3994, July 2006）

丹东市是中国北方有着80万人口的繁忙的边境城市，它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同朝鲜蓬勃发展的贸易。在丹东的街道上，处处可见招待朝鲜人的小旅社和朝鲜饭店。这种边境交往是朝鲜同中国加强贸易联系的生动体现。从2000年2005年，朝鲜从中国的进口额翻了一倍有余，从370万美元一跃到4亿美元。从种种迹象来看，美国所领头的对朝鲜的经济制裁政策几乎是无法取得预期效果的。

《亚洲的友谊和贸易：中国与朝鲜》
（“Asia: Friendship and trade; China and North Korea,” The Economist, Vol. 380, Iss. 8487, July 2006）

那条狭窄的跨越鸭绿江的公路火车两用桥是中国给予朝鲜的主要生命线。中朝之间的贸易往来不断增长，中国通往友谊大桥的卡车所运载的货物不止是维持生计的必需品，中国不仅继续为朝鲜提供粮食和油，而且在最近几年内还开始运输工厂的及其和电器用品。

《中国给予非洲纯粹的资本主义》
（“China's Offer to Africa: Pure Capitalism,” by Lindsey Hilsum, New Statesman, Vol. 135, Iss. 4799, July 2006）

殖民地时期后的一个悲剧是，西方的跨国公司不再将非洲看作是一个值得“利用”的地方，在那里发展商业的成本太高，利润微薄，便宜的原材料对西方经济来说也已经不再那么重要，所以它们在非洲的投资少得可怜。于是，非洲丧失了政治和经济的杠杆。

然而非洲有了第二次机会。因为印度和中国需要非洲的原材料来助长它们经济的迅速发展。商品价格的增长比非洲国家的援助请求对非洲经济更为管用，一些非洲经济每年达到了5％的增长率，这样的增长率是以来自远东地区对石油、铜矿和其他矿物的需求所支撑的。和殖民地时代允许欧洲人所做的不同，如今的非洲人不再同意让中国攫取原材料然后不增加价值地运走，他们与中国达成交易。对于中国而言，其意识形态的狂热已经终结，政治家们不再说服非洲国家效仿他们的政治或经济模式。与此相对照的是，欧洲和美国仍然陷在后殖民主义的情绪之中，始终企图让非洲接受他们的形象，如建立多党制的系统、选举和引发殖民后的共识。中国所给予非洲的则是纯粹的资本主义：心甘情愿的买者和卖者。非洲政府可以选择如何接触中国，并且决定他们怎样来获取经济优势。

《中国震撼世界：一个巨人危险的崛起和不平静的未来》
（“China Shakes the World: A Titan's Breakneck Rise and Troubled Future, ” Publishers Weekly, Vol. 253, Iss. 29, July 2006）

自从中国于2001年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将其十几亿人口更加紧密地于全球经济体系联系起来以来，这个亚洲巨人对食品、技术和自然资源的巨大的胃口已经引起了世界的巨大变化。文章揭示了中国跨世纪的发展过程中资源的有限性，担忧中国经济增长的巨大需求对世界、尤其是对西欧和美国的影响。作者估算了中国“工业革命时期”社会经济转型所带来的劳动力成本和现代生产技术，尽管中国具有震撼世界的潜力，作者认为“中国的基金还是相当不平衡的”。关键的弱点在于可耕作土地的缺稀、严重的环境恶化和污染、系统性的腐败和资源的枯竭，这些弱点将阻碍中国以共生的方式在经济和地缘政治的竞技场上与其他伙伴共存。

《中国的发展：美国出口的机遇》
（Chinese Growth: A Source of U.S. Export Opportunities, by William Poole, Speech Delivered at the Council of State Governments’ Southern Legislative Conference, Louisville, KY, July 31, 2006）

在圣路易斯美联储银行行长的这篇最新讲话中提出，中国经济的发展已经并且继续为美国公司提供重要的出口机会。这种对美国货物和服务的需求不仅增加了美国的就业机会，而且提高了工作收入。这条简单的讯息却很容易被人忽略，因为人们更多地关注于中国融入世界经济所带来的政治经济挑战，以及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的缺乏对美国出口的限制等对美国公司不利的因素。因此，美国不应该借助于贸易保护主义，因为保护主义无法增加国内的就业机会，反而令美国的消费者失去了廉价的中国商品。抓住中国发展的机遇、而不是否认其带来的竞争压力，将最终符合中美两国的根本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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