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内基中国透视》月刊
Carnegie China Insight Monthly
2006年第8期 （总第19期，2006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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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特别代表、财政部长保尔森（Henry M. Paulson）于9月19日抵达中国，开始他自今年夏天出任财长以来的首次访华行程。保尔森此行为期4天，途径杭州和北京，在人民大会堂受到国家主席胡锦涛的亲自接见，同国务院副总理吴仪举行正式会谈，并与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商务部以及卫生部等关键负责人会面。

这位新财长向来有“中国通”的美誉，被吴仪称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他曾任知名投行高盛集团（Goldman Sachs）的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自1990年以来为高盛集团到访过中国不下70次。在访华前夕，保尔森在财政部发表有关中国经济的演讲，为访问奠定了基调。他说，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美中两国的繁荣紧密相连，贸易保护主义情绪有百害而无一利，美国欢迎来自中国的竞争，希望中国作为全球经济领袖能够成为国际社会中负责任的一分子，中美应建立起长期的战略性的经济接触，以实现共同的利益。中外媒体的普遍评价认为，保尔森较他的前任斯诺在人民币汇率等问题上态度相对温和，他更倾向于采取柔和委婉、循序渐进的方式来稳妥地推动美国的外交目标。人们还期待，他的华尔街职业背景、在中国拥有的高层人脉以及他对中华文化的了解，或许能够使中美对话更具实效，找到更多的利益汇合和双赢机会。

在中美贸易逆差持续攀升、华盛顿要求人民币升值的“讨伐”之声依旧不绝于耳之际，保尔森究竟能为摩擦不断的中美经贸关系注入多少新的活力？美国的保护主义情绪是否将给北京造成更大的人民币改革压力？中国如何行事才能符合国际社会对负责任的“全球经济领袖”的期望？本期《卡内基中国透视》特别邀请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中国项目的高级研究员、中国经济学家盖保德（Albert Keidel）座谈。在加入卡内基基金会之前，盖保德任财政部东亚办公室副主任，他曾经陪伴两位前财长奥尼尔和斯诺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他的分析能帮助我们深入了解美国的对华经济政策和更好地看清中美经贸关系的走向。

新财长，新手腕：搭建高层经济对话之桥

“保尔森此次访问的最大成就是中美双方共同宣布启动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这一对话机制是前所未有的，也是相当重要的。”盖保德评论道。

9月20日，吴仪和保尔森在会谈后宣布，根据胡锦涛主席与布什总统在今年8月份达成的共识，正式启动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Strategic Economic Dialogue），旨在平等对话，坦诚交流，解决双边经济关系中需要长期关注的问题，减少经济安全风险，促进经贸合作以及美中建设性合作关系的发展。这一对话每年举行两次，分别在北京和华盛顿各一次。据悉，首次战略经济对话年底前将在北京举行。

这是中美建交以来规格最高的经贸交流机制。这种对话机制立足长远，是对现有两国政府部门定期会议的补充。同时，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不仅着眼人民币汇率等问题，而且要研究解决如何推动中国迈向市场经济等全局性问题。对话不仅关注两国贸易、投资、农业和对外政策中最紧要的问题，还放眼于中国自主研发技术的目标、市场准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能源保护、经济全球化及人口老龄化等。

吴仪和保尔森将分别作为胡锦涛主席和布什总统的特别代表，共同主持战略经济对话机制。从某种意义上说，保尔森已经开始扮演着当年副国务卿佐立克的角色，成为代表布什与中国进行对话的主要沟通者。

新财长，旧言辞：人民币汇率与金融市场

尽管公众普遍评论保尔森对中国实行了较为安抚性的外交方式，但是在盖保德看来，他的做法在本质上与前任并无任何差别。唯一不同的也许是他没有迫切地要求人民币马上升值，而是暂且任中国摆出一张不确定的时刻表。虽然如此，汇率灵活制仍是他与中国领导人交谈时的最首要的议题。他反复强调，采取汇率灵活制有利于中国本身的利益，这其实也不是一个新颖的提法。事实上，他和其他人、特别是中国人明白，除非中国大幅度放开对短期资本帐户的管理，否则现在采取汇率灵活制就会带来风险。

而在其他一些问题上，保尔森则给北京施加了不少紧迫的压力，甚至称自己“不是一个非常耐心的人”。例如，他访华的另一大主题是要求中国尽快开放其金融市场。他反复申明，向外国金融企业开放市场、参与竞争是符合中国的利益的。这亦是“老生常谈”，而且正是华尔街特别想要达到的目的，即能够控制投行和经纪人在中国国内业务的利率，这或许跟保尔森的金融业背景不无关系。

盖保德认为，急于开放中国的金融市场并不适应中国目前的经济状况。事实上，中国现在拥有两套金融系统：一套是基于市场机制的、刚刚起步的金融体制，另一套是以发展银行为核心、用商业银行存款支援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的金融体制。这两套金融系统共同作用，有效地保证了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满足了在中国这样贫穷的国家发展私有部门的需要，中国过去十六年来连续10％的增长率即是其金融体制有效性的具体体现。对中国而言，加速引进国外竞争并不一定有利于当地企业的健康发展，循序渐进的方式是最可取的，例如先让香港的金融业逐步进入大陆。因此，美国需要做的不是急于迫使中国开放金融市场，而是要让两国的金融机构进行更深层次的接触。

“对于美方要求开放金融市场的压力，我想北京会有一定的反应。”盖保德推测道。这种反应将是正反两面的。唱红脸的是中国人民银行，他们也许会说，美国的看法很有道理，也符合我们的改革目标，但是在改革之前需要时间来做各方面的准备。唱白脸的则是国家发改委，他们会抵制，不让政府在投资速度和方案上失去影响力，而他们的观点事实上被中共领导层广泛接受，包括中国人民银行、国务院和政治局的领导。

在华府：经贸问题继续政治化？

正当保尔森在北京申明自己反对贸易保护主义之时，美国参议员舒默（Charles Schumer）和格雷厄姆（Lindsey Graham）在华盛顿再度叫嚣：如果人民币不马上升值的话，就要对中国商品征收27.5%的关税，表明他们对中国贸易政策的不满。与此同时，一些代表美国中小企业的利益集团也批评保尔森的对华方式不够有效。保尔森回到华府之后，必然要面对国内的种种政治压力。最终，白宫可能会给保尔森一些压力，要求他加强实现人民币升值和其他外交目标的努力，这么做有利于共和党的年中竞选。

“但是，总的来说，目前美国国内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与前一段时期比起来稍有减弱。”盖保德分析说。政治压力的减弱是因为受到几方面原因的影响。首先，美国经济已经从2002年的萧条时期得以复苏。其次，保尔森是刚刚上任的新财长，那些国会成员和利益集团很难指责他没有立时带来效果。此外，新建立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是高层政治的重要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也缓和了人民币升值的叫嚣声。而且，伊拉克战争是比中国汇率更为重要的政党竞选议题，共和党也已经拥有了上述中美经贸关系的砝码，所以给中国的政治压力近期内会缓和一些。

在北京：怎样成为经济上“负责的利害相关者”？

保尔森的言辞中反复强调，世界应该承认，中国骄人的经济成就已经使它当之无愧地成为了全球经济领袖，作为经济领袖，中国必须承担起维护国际自由贸易和投资体制的责任，做“负责的利害相关者”。

盖保德认为，从华府的角度来看，中国要树立起“负责的利害相关者”的国际形象，重点应该在以下几项问题上努力。一是在汇率问题上保证公平；二是不要仅仅为了获取能源而去支持苏丹和伊朗等非法国家；三是切实保护国外知识产权；四是在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桌上支持全球贸易自由化，并且削减造成中国贸易顺差的保护主义政策。但是与此同时，美国却也不见得会同意在一些全球合作项目上做一个“负责的”协作者。这些项目包括控制温室效应、稳定全球能源市场价格和从中国的经验来重新审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问题等。

中国的社会动荡 China's Social Unrest

市场经济改革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无数的经济选择，可是与此同时，这个国家也面临着规模不断扩大的社会暴力和动荡现象。自1993年以来，中国有关群众骚乱的报告数量增加了十倍以上。社会动荡削弱了领导层的执政效率，令执政党担忧国家安全。一些观察家推测，社会的不稳定会削弱中央领导权，就如同在乌克兰和菲律宾所发生的那样。一些美国的政策制订者却看好中国社会的不稳定因素，认为这些抗议游行的涌现说明中国正在逐步走向民主和自由。然而，在卡内基基金会中国项目高级研究员盖保德（Albert Keidel）看来，社会动荡并非是改变中国政治秩序的机遇，而是伴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成功和社会选择的扩大的不可避免的副作用，这一副作用又由于地方上的腐败而显得更为严重。在盖保德最新的政策简讯《中国的社会动荡：故事背后的故事》中，他深入分析了中国快速增长的经济对社会不稳定所造成的影响。

盖保德指出了中国社会动荡的根本原因——价格改革剥夺了受到补助的城市群体，国有企业的职工下岗，投资从传统的内陆工业中心向沿海地区转移，大规模城乡移民，城市发展对农地的征用，以及补偿配置的失败等。他认为，要人道主义地管理社会暴乱，就需要加快司法和社会机制改革的步伐，特别是要抑制腐败的横行。暴力事件的增加会产生更多的痛苦，潜在地破坏东亚的稳定，最终损害到美国的利益。因此，华盛顿应该鼓励北京增强其社会调解的能力，也应该积极推动中国加入如八国集团等国际政策的核心机构，从而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改革所面临的挑战的了解。这种双向调控社会动荡的方式可以有利于抑制中国中央政府采取极度严肃的镇压措施。

接触中国的立法机构：来自现场的报道 Engaging the Chinese Legislature: Report from the Field

美国众议院中小企业委员会和国会间交流办公厅（House Small Business Committee and U.S.-China Interparliamentary Exchange）主任麦修•斯曼斯基（Matthew Szymanski）于今年9月在卡内基基金会发表题为“接触中国的立法机构”的演讲，卡内基基金会中国项目主任裴敏欣（Minxin Pei）主持了会议讨论。

在讲话中，斯曼斯基着重介绍了他对中国的印象以及国会间交流办公室的性质和目的。斯曼斯基领头组织了许多美国政府机构与中国同级别的官员面对面交流的项目，使上百位华盛顿的政要官员对中国的情况有了切身的了解。第一次交流活动是在1999年，当时，一支来自中国的代表团访问了国会的成员，但是这次会晤可以说是失败的，部分原因是中国的代表不愿意开展实质性的对话，只是照本宣读，另一部分原因是美国国会的成员由于忙碌于其他事务，没有给予中国代表足够的注意和耐心。尽管如此，包括波音和摩托罗拉在内的不少跨国企业敦促国会间交流办公室继续努力。两年之后，第二次中美会晤在中国举行，美国代表团受到了中方热情的接待，中国方面也开始进行坦诚的对话。在多次成功的会晤之后，斯曼斯基如今正在着手准备第九次会谈。

尽管这种类型的中美国会间交流工作正在积极地展开，但是这一项目并没有被正式写入法律、得以制度化。这也许是因为中美关系本身的政治敏感性，许多美国的代表把中国看作是一个压迫人的国家，或者是对他们政治生涯的威胁。此外，如果国会成员经常出访中国，他们会被指责为对其他“更加紧迫”的事务关注不够。如果国会间的交流项目不加以制度化的话，这种交往将是不稳固的。总之，各种形式的中美两国高官间面对面的交流活动应该得以推广，方才能够保证中美两国的友好往来和相互理解。

第一届陈水扁政府如何处理与美关系 Taiwan's Management of Relation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During the First Chen Shui-bian Administration

卡内基基金会中国项目高级研究员史文（Michael Swaine）在有关台湾政治的论文中说，在陈水扁第一任总统期间，他促使台湾与美国几乎形成了各种跨度的关系：从互相信任的民主朋友到持不同看法的半联盟关系，再到把台湾领导人变为高度不被信任和不被喜爱、在华盛顿被视为可能会破坏美国利益的形象。在陈水扁就任后不久，他获得了布什总统前所未有的政治和军事援助，在那个时候（2001－2002年），陈被华府视为有活力的民主政府，在台湾拥有广泛的公众支持，与白宫拥有合作和对话的关系（这一点与李登辉政府不同）。可是，在他第一任期即将结束的时候，陈则被布什认为是极其不可靠的人物，而且对于美国在伊拉克的行动、布什的连任竞选以及布什第二任任职期间的工作议程都可能造成新的麻烦。

布什政府对陈水扁政府的剧烈转变是美国对外政策重点转移、台湾内部政治力量以及陈水扁政府的无经验和不成熟等多种原因相互作用的结果。更为重要的是，陈在处理他与白宫、特别是布什本人的关系时，犯了一系列冒失的错误。陈水扁政府的错误根本上源自于他们对美国对台政策的误解。陈把狭窄的、短期的国内政治的盘算放在比那些台湾政府所面临的根本的、长期的战略义务更高的位置上，忽略了台湾最根本最长期的任务是在合理的范围内同美国保持紧密的合作关系。中国魅力在东南亚挺进

卡内基基金会中国项目访问学者 约书亚•科兰滋克（ Joshua Kurlantzick ）在《当代历史》（ Current History ）上评论中国在东南亚的软权力。有迹象表明，中国崛起的力量及其同世界的接触会促使北京负责任地使用它的软权力，例如参与调节其他国家的纷争就是有责任的大国的行为表现。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软权力的上升对东南亚人民和美国利益所可能产生的最危险的后果是，中国对专制政权的支持与美国对民主制度的扶持产生抵触。这种负面影响在当地经济最落后、政治最孤立的缅甸尤为明显。

卡内基基金会成立中东中心 Carnegie Opens Middle East Center

今年九月，卡内基基金会正式宣布成立在黎巴嫩贝鲁特的中东中心，并委任黎巴嫩的知名学者和公众人物保罗 •萨里门（ Paul Salem ） 为首任主任 。 卡内基基金会主席马秀丝（ Jessica Tuchman Mathews ）在日前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中东中心成立的消息原本是要在今年七月份就宣布的，但是黎巴嫩眼下发生的冲突事件使得我们搁浅了对这个计划的公布，而正是由于黎巴嫩是个多事之秋的地方，反而愈加坚固了卡内基基金会在当地成立研究中心的决心”。

卡内基的中东中心将致力于对阿拉伯中东地区的政治改革进行更好的咨询，加强当地对复杂的经济和安全问题的理解。该中心的业务包括整个阿拉伯中东地区，其工作人员由当地的杰出研究人员组成。马秀丝说：“今天的世界需要各个国家比从前更为深入地了解对方的重要问题，我们的中东中心将像卡内基著名的莫斯科中心一样，为稳固国际合作和政治独立、开展一流的政策研究作出贡献”。马秀丝还提到，从卡内基基金会俄罗斯中心过去三十年的经验来看，在当地开展工作具有无可取代的作用，这种方式可以产生新颖而实际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可以真正获得聆听当地情况和考虑当地国情的机会。 贝鲁特中心将与卡内基基金会在华盛顿的中东项目总部紧密合作，为卡内基基金会中东方面的工作倍添有价值的声音和观点。

卡内基有关核安全的新作 New Books Explore Realities of Nuclear Security

正当伊朗核能项目为国际安全施加愈来愈多的威胁的时候，卡内基基金会新出版了两本应时之作。一是由日内瓦安全政策中心主任楚冰（ Shahram Chubin ）撰写的《伊朗的核野心》一书，书中尖锐地分析了伊朗的国内动态、区域利益和国际舆论如何促使这个国家走向建设核科技的不归路，这是一个融合了历史知识、当代分析和政策解决方法的分析模式。楚冰认为，关键问题不是在于核技术，而是伊朗作为一个革命国家的行为和野心抵触了它的邻国和西方国家的利益。

另一本有关核安全的书籍是由两位俄国著名的安全问题专家阿伯托夫（ Alexei Arbatov ）和道金（ Vladimir Dvorkin ）所合著的《超越核威慑》。作者提倡传统的核威慑需要转型以适应当代的国际环境。作者批判性地评估了冷战时期苏联和美国之间因为核发展而形成的威慑史，认为威慑作为一个概念一直是荒谬的，它不能处理今日最严重的核挑战，即武器扩散和恐怖主义。核武器控制必须超越相互威慑的僵局，美国和俄国应该走出双边措施的第一步来转移彼此的核威慑，使得核威慑不再成为两国战略关系的基石，从而贯彻新型的能够推广到世界其他地方的政策新举措。

中国是中亚可靠的利益攸关者吗？ Is China A Reliable Stakeholder in Central Asia?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玛莎•布里尔•奥尔科特（Martha Brill Olcott）在国会证词中说，中国在致力于扩大其在中亚地区的影响力，因为北京有信心地认为，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影响不可能得以显著扩张，而俄罗斯的势力最终会随着这个国家的缓慢弱化而消退。但是中国到目前为止还未表露出加速步伐以在这一地区里引起更多兴趣的迹象。

印度与美国关系的争议 India is Divided Over Its Ties to the U.S.: Push and Pull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的访问学者约书亚•科兰滋克（Joshua Kurlantzick） 说，印度的领导人和评论家普遍赞同印美关系的升温，尤其是在当前面临恐怖主义威胁和中国崛起的时期。不过，这种对美印关系未来的庆祝忽视了一个问题：许多受过教育的开明的印度领导人成长于那个印度憎恶西方和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时代，他们依然对同美国关系变暖感到不安。

睦邻战略 The Good Neighbor Strategy

《外交政策》杂志（Foreign Policy）主编莫塞斯•奈姆（Moises Naim）在《时代》周刊（Times）上发表文章写道，要消除查韦斯主义的吸引力、恢复美国在拉丁美洲的形象，第一步就是单方面取消对古巴的禁运，第二步是加强与在南美最大、最富裕的国家巴西的交往，更为重要的是，奖赏和支持那些对这个地区盛行的民粹主义政策形成有力反证的国家及其政府。

现代启示录 Apocalypse Now: Bush's Failed Israel Strategy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的访问学者约翰•朱迪斯（John B. Judis）评论道，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在对待美以关系的方法上分裂为两大阵营。一是把美国视为以色列与其阿拉伯对手之间的“诚实的中间人”。二是认为以色列是美国在阿拉伯的“战略盟国”。各届总统在两种观念之间摇摆不定，但布什却坚定地支持后者，从而给美以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

《走向社会变革的分析性理论：中国的例子》
（“Towards An Analytical Theory of Social Change: The Case of China,” by Serena Liu,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57, No. 3, September 2006）

一些西方学者认为，核心制度的秩序和社会物质基础之间的矛盾会导致新型的社会关系的出现，这种社会关系将潜在威胁到现存的制度，从而引起社会变革，很多学者赞成用这一观点来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然而，社会主义中国的情况提出了对这一观点的反证，因为经济体系变迁所带来的社会关系并未对现存的政治体系造成威胁。而且，那些学者忽略了人类行为和社会结构之间的联系，也没有把联结体制弱点和社会变迁的机制理论化。这篇论文则提供了另一种适用于中国情况的理论框架，能够更有效地研究中国的社会变迁问题。

《条款和环境的运用：后社会主义社会的管理重组和全球融合》
（“Terms and Conditions Apply: Management Restructuring and the Global Integration of Post-Socialist Societies,” by McCann Leo and Gregory Schwartz,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Vol. 17, No. 8, August 2006）

东欧和原苏联从国家社会主义的转型以及中国实质性的经济改革是当代最为重要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然而，除了一些有关后现代社会主义管理的学术著作之外，很少有学者从例证的角度来探讨这些转型过程背后的深层原因和动力。这篇论文列出了理解管理和组织后社会主义社会所显现的动态的框架。为此，作者采用了三个层面的相关分析：（1）国家和公司在全球等级制度中所处的普遍的政治经济状况；（2）确定管理重组的本质形式的各种不同的国家层面的机制；（3）决定劳动力管理形式的在工作场所层面上的社会生产关系。本文的核心观点是，尽管新涌现的管理形式在融入全球经济中所遵循的条款和环境不同，它们在应对世界市场所带来的挑战和机遇时所采取的机制方式也各异，但是管理方式趋向于顺从世界资本主义新自由化劳动体制的形式。特别地，这种管理方式带来了扩张资本的最佳环境，并增加了管理特权的积累。

《缩小单位的规模：国企改革和剩余劳动力的问题》
（“Downsizing the Danwei: Chinese State-Enterprise Reform and the Surplus Labour Question,” by John Hassard, Jonathan Morris, Jackie Sheehan, and Yuxin, Xiao,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Vol. 17, No. 8, August 2006）

中国的经济改革在工作组织的结构和管理方面取得了重要的变化，在这一发展进程中的核心问题在于对单位即国营企业的公司化。这篇论文讨论基于现代企业和公司团体制度之上的新一轮国企公司化改革的进展情况，同时也探究这样大型的企业重组对社会所造成的主要影响。作者根据八大国有钢铁企业采访所获得的数据，评估在眼下改革引发了劳动力骚乱和萌发政治不稳定现象的大环境中，国有企业在怎样的程度上达到了减少政府干预管理、发展企业意识、削减成本和通过裁员提高生产力的目的。

《非正式的雇佣和性别影响：社区服务的工作性质和雇佣关系》
（“Informal Employment and Gender Implications in China: The Nature of Work and Employment Relations in the Community Services Sector,” by Cooke Fang Le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Vol. 17, No. 8, August 2006）

尽管西方十分关注中国快速发展的社区服务，却鲜有学者研究中国社区工作和雇佣关系的本质，以及社区服务对中国经济、法制和社会政策的影响。这篇论文通过实证研究，调查在社区服务业工作的人员的工作本质和雇佣情况，以及性别对于那些非正式雇佣机会的作用。

《社会两级化：比较新加坡、香港和台北》
（“Social Polarisation: Comparing Singapore, Hong Kong and Taipei,” by Po-Fen Tai, Urban Studies, Vol. 43, No. 10, September 2006）

社会两级化理论假设世界上的主要城市都趋向于形成双层的社会等级制度，但是，在大中华南部的经济发展区，对三个亚洲城市的实证研究反驳了社会分级化的假设，展现了社会转型的其他形式。有关新加坡、香港和台北雇佣情况、职业和家庭收入的数据变化表明，由发展型国家所鼓动的城市制度和社会政策在社会不平等和城市边缘人口的形成过程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长城：从公元前1000年到公元2000年中国对抗世界》
（The Great Wall: China Against the World, 1000 BC-AD 2000, by Julia Lovell, March 2006）

在《长城》一书里，作者以长城为观察角度，为我们讲述了从长城最早修建起来至今2000多年来，中国与世界——主要是北方游牧民族——的关系史。作者发现，在这漫长的2000多年时间里，无论是哪个帝王掌权——无论是汉族还是异族，无论是南人还是北人，无论是出身贵族或出身乞丐，出身英雄或出身无赖，也无论是男皇帝抑或是女皇帝——都不约而同地选择，或最终不得不选择修墙建城，为这块土地筑起一道牢不可破的“长城”，否则会夜不能寐。

作者的看法是，长期的筑墙传统致使这块土地上的人民逐渐变得封闭自守，逐渐变得傲慢自大，自认为是“天朝上国”，自认为是“天子”，自认为处于天下之中心，余者非蛮即夷，因此不屑于真心接受任何外来的事物——我们不妨将之称为“筑墙心理”，它实在是中国千年“不变”的最主要原因之一。

这种“筑墙心理”到满清时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一方面，甚至还在康乾盛世时，它就已经表现得非常强烈；另一方面，经过了工业革命之后的西方列强实已不再容得你再闭关自守，软的不行，就来硬的——在中西碰撞之下表现出的“筑墙心理”更是有一种悲壮的、深入骨髓的痛切，70年的晚清史简直就是它的一曲哀歌。虽然中国先后历经了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运动，以及多次的文化启蒙运动和无数次的革命运动，付出了数千万人生命的巨大代价，但仍然难以说真正形成了一个开放社会。

只是到了近些年，在经过了近30年的改革和开放后，随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不断扩大和深入，随着传统的封闭社会开始向商业社会和市民社会转变，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中国社会才真正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然，我们依然还不能说，如今的中国已经是一个开放社会，这是显而易见的，但我们却可以说，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地出现了向其走近的可能性，虽然这种可能性还很脆弱，还会因为多种因素而夭折，那种传承了几千年之久的“筑墙心理”并未随着经济的发展而消失。问题是，传统“筑墙心理”的傲慢自大和封闭自守，再加上充满屈辱的近代史，很有可能会促使这种民族主义被怨恨和偏激情绪所劫持，从而走上一条不健康的道路。这是非常值得忧虑的。

《人民币升值果真伤害中国吗？来自出口产业的证据》
（“Does China Really Lose from RMB Revaluation? Evidence from Some Export Industries,” by Jan Voon,Guangzhong Li and Jimmy Ran, Applied Economics, Vol. 38, No. 15, August 2006）

这项研究试图探讨真实汇率与中国出口表现不相符合所造成的后果。论文的结论是，中国的出口业并不见得会因为政府让人民币升值而受到损害，因为使得真实汇率符合出口状况能够给中国经济带来积极的影响，这种好的作用冲淡了真实汇率升值对出口业所造成的负面作用。

《全球化和发展：从中国辩论中汲取的教训》
（“Globalization and Development: Learning from Debates in China,” by James Mittelman, Globalizations, Vol. 3, No. 3, September 2006）

一个发展中国家如何抓住全球化所带来的优势？中国演绎出了它的强势，在令人担忧的同时获得了高速的经济增长，中国的例子为我们询问全球化过程如何引导发展提供了线索。尤其能够提供答案的是中国内部的辩论，这场充满创意的对话能够有利于克服反对发展的绝望情绪。尽管中国应对全球化的方式存在着很多问题，并不是一个值得效仿的范例，但是中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内部转型战略、希望、自信且果断的令人信服的例子。中国的经历引人思索，怎样在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世界中抒写国家发展的崭新篇章。

《人类议会：联合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The Parliament of Man: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of the United Nations, by Paul Kennedy, Random House, June 2006）

从卢旺达大屠杀、波黑人道主义灾难、苏丹达尔富尔危机到中东和平问题，可以说联合国在这一系列事件上都遭遇了惨烈的失败。尤其是在伊拉克战争期间，各大国不让步、不妥协，美国只好选择抛开联合国单干，联合国面临被边缘化的危机——它并非一个独立的机构，而是大国手中的工具，在各大国利益诉求的夹缝中，它很难发挥切实有效的作用。出于同样的原因，联合国改革的成果至今乏善可陈：新成立的人权理事会并没有出现质的变化；安理会改革似乎已陷入了死胡同。著名历史学家、《大国的兴衰》（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1987）一书作者保罗•肯尼迪的新作《人类议会：联合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通过回顾其历史，审视其现状，展望其未来，让人们明白，何以联合国的存在是必需的；同时，对其进行改革以适应新的形势也是必需的。保罗•肯尼迪不是一个坚定的联合国批判者，同时也并非一个毫无保留的联合国支持者，他相信联合国可以帮助人们去应对二十一世纪的各种挑战，但前提是必须进行改革。

在他看来，联合国是至今为止人类最接近于丁尼生笔下的人类议会的实践。联合国要想成功运作的核心理念在于，再强大的国家也不能为所欲为，这一点不能凭借大国自身的自觉和自制，而应该靠制度的保证。联合国成立之初，只有50个成员，其控制权掌握在西方民主国家手里的时候，事情还好办；而当联合国成员已经增加至192个，其中绝大部分是发展中国家时，妥协就再也不容易做出，有效的行动决议也就再也难以产生了。更糟糕的是，随着联合国日益庞大，缺乏监督，逐渐滋生腐败，其权威和公信也遭到了严重的损害。针对此，也为了维护自己的特殊权力，美国和苏联在成立联合国的同时坚持创建了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制度（五大常任理事国在重大事务上拥有一票否决权）。但问题是，大国之间的分歧其实更甚，因此五常制不但未能解决问题，相反却加剧了问题的严重性，在诸如冷战这样的特殊时期，更是一度促使联合国陷入瘫痪的状态。

但对于这一出于现实主义考虑的妥协——五常制，保罗•肯尼迪并不认为就是坏事。试想，如果没有五常制，美国和苏联会愿意加入联合国吗？没有美国和苏联，联合国还能成立吗？一战后成立的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之所以失败，其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理想主义色彩过浓。在保罗•肯尼迪看来，仅仅是将美国和苏联这两个超级大国留在了国际机制之内，并愿意在一定程度上接受其约束这一点，五常制就是成功的、必要的。

保罗•肯尼迪认为，对于这个令人失望的世界而言，联合国提出的雄心和理想太过远大了，但如果要象那些极端的联合国批判者所说的那样，取缔联合国，则不但不公平，也是荒谬的。“老实说，如果没有这个国际组织的行动和存在，人类会比现在过得差得多。”他这样写道。他也相信，只要进行必要的改革，联合国是能够应对二十一世纪的挑战的。

《百分之一主义：美国自“911”以来的反恐内幕》
（One Percent Doctrine: Deep Inside America's Pursuit of Its Enemies Since 9/11, by Ron Suskind, Simon & Schuster, June 2006）

我们已可以下这样的定论：发生于2001年9月11日的那次恐怖袭击事件就象60年前日本突袭美国的珍珠港事件那样，深刻地改变了世界， 而且其更深入、更广泛的影响还在继续发展变化着。在这场历史变革中，处于冲锋陷阵中的无疑是美国总统布什和他的高级助手们。原本以倡导“富有同情心的保守主义”（Compassionate Conservatism）入主白宫的布什正是因为9•11的发生，改而奉行咄咄逼人的新保守主义，在“先发制人”和单边主义理念的驱动下，先后发动了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这些局部热战旷日持久，反恐战争的终结看来遥遥无期。在这种攻势下，二战后构建起来的世界秩序几乎呈现出一种崩溃的态势。

对于美国的这场史无前例的反恐战争，可以说绝大多数人都知之甚少，甚至一无所知。此中之缘故，有着不同的说法。支持布什的人认为主要是出于“保守秘密，赢得战争”的考虑使然，毕竟，反恐战争是一场特殊的战争，需要特殊的手段。然而，反对布什的人则认为主要是因为当局秘密的决策风格和行事方式所致，他们担心，如果什么都不让公众知情的话，又怎么能保证政府不会借反恐之名行扩张行政权力之实，甚至侵害公众的自由和权利呢？ 双方的说法孰是孰非，我们在此姑且不论。问题在于，在一个现代民主社会，所谓“秘密”是很难永远地保守下去的。在一个现代民主社会，揭密者总会前仆后继地出现。

普利策奖得主萨斯金德通过对中情局的官员，包括前局长特内特的采访，以及与联邦调查局、国务院、国防部和财政部官员的对话，描述了从2001年到2004年，即布什的第一任期内美国一系列反恐行动是如何秘密展开的，其中包括许多属于首次公开的内幕。比如，《百分之一主义》一书透露，中央情报局通过卧底获知，在美军2003年3月进兵伊拉克前的一个星期，基地组织曾打算在45天内以毒气攻击纽约地铁系统，但该计划最终却因为某个至今仍不被美国调查人员明了的原因，由基地二号人物扎瓦希里（Ayman al-Zawahiri）下令放弃。

与这种内幕相比，书中更大的篇幅是对布什及其高级助手们的性格和意识形态的描写。因为在萨斯金德看来，这些关键人物的性格和意识形态对美国的反恐战争起了几乎是决定性的影响。该书书名“百分之一主义”这一典故即出自切尼之口。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2001年11月，时任中情局长的特内特（George Tenet）向切尼和赖斯报告了一些新情报，以判断基地组织是否会发起第二轮袭击，这些情况至今仍属于首次公开的内幕：两名此前帮助利比亚制造了核武器的巴基斯坦科学家曾与本拉登会面。切尼对此的反应是：巴基斯坦科学家帮助基地组织制造核武器这件事，即使有百分之一的可能性，美国也应该以确有此事的态度加以对待。

萨斯金德认为，自此以后，“百分之一主义”便成为布什政府进行反恐战争的一项秘密而默认的原则。于是，那种先进行充分详尽的分析和辩论，再给出结论和进行行动的传统决策过程，从此简单化了。现在的决策过程是：不需要充分的证据，而仅仅凭借自己的怀疑，就可以对敌人发动攻击了。至于中情局之类的情报机构，对布什政府而言，也不再具有政策咨询的作用，他们要做的只是为布什政府的决策和行动提供“有利的信息”，能让美国公众觉得信服就可以了。

《理解日本与东亚其他国家的关系》
（Unerstanding Japan’s Relations in Northeast Asia, by Michael J. Green, Testmony for the Hearing on “Japan’s Tense Relations with Her Neighbors: Back to the Future,” September 14, 2006）

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日本项目主任迈克尔•格林在国会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House Committee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上发表有关中、日、美、韩关系的证词，系统分析了日中、日韩之间紧张关系的成因以及美国在当地所能起到的作用。如今，美国以及整个世界都越来越倚靠于日本的力量来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日本成为了新的地区秩序的主要支柱——这个新秩序是包括美国在内、以推进民主和法治为目标的，日本的这个地位使得它同中国以及其他对亚洲秩序存在不同看法的国家产生了分歧，那些国家则希望形成限制美国影响力、在人权和知识产权等“内部事务”上不受国外干涉的亚洲秩序。

在证词中，格林说，要理解日本和中国紧张关系的真正缘由，就必须看清其中的结构性的因素。自从1895年中国被一个强大的日本打败以来，中日两国第一次被迫调整它们业已可以匹敌的国家力量，但是东京和北京都没有预料到现在的这种情形。二战之后，日本领导人以为，与中国接触可以引导中国慢慢开始经济起步，而日本则将保持它的经济领先地位；相反，中国领导人认为日本将只关注于经济活动，而不会成为它的战略对手。在过去的十年中，两国才开始逐渐发现，它们对对方的预期都是错误的，而且彼此用来制衡对方行为的方法（日本利用经济援助和中国利用日本的历史错误）也不再奏效了。

从格林的观点来看，小泉坚持参拜靖国神社是因为他深信百万日本战亡者的亲人值得首相出面来哀悼他们的损失，更重要的是，小泉决意不让中国人来决定日本人该怎样看待他们的过去，这个问题不能简单地解释为小泉是在打民族主义的牌以赢得公众的支持。同样，日本也没有忘却它的历史、而转而变回一个好战的国家。日本正处于一个极其危险的地理环境之中，朝鲜研制了核武器、扩大了军火库，中国的军力部署也日益接近日本的领地。日本的主要应对方式是加强同美国的联盟关系，扩大日美军事防御合作，敦促联合国安理会向朝鲜施压。日本的国防开支没有超过国民生产总值的1％，也从未研制任何攻击性的武器系统。诚然，日本是比过去更加民族主义化了，但是它的新现实主义政策却是令人吃惊地具有自制力和容忍性。另一个重要的因素是，日本和中国经济的相互依存程度从未像如今一般紧密，在过去两年中，日本同中国的贸易量超过了它同美国的贸易量，并且没有迹象表明日本公司有意从中国撤出投资。

中日领导人在本质上都认识到了他们政府对历史问题的处理方式缺乏技巧。周恩来曾经在上世纪70年代说过，中日间的历史恩怨需要三代人的时间来解决，这种提法似乎是正确的。我们有理由相信，东京和北京都会在处理历史问题上采取更为审慎和含蓄的方式，从而建立起稳定的双边关系。

格林接着谈到了日韩关系。和日中关系不同，日韩的紧张关系是比较新近的问题，也不存在战略竞争等结构性的因素。日韩政治关系的恶化始于2004年对独岛（竹岛）的领土纷争，此外，日本对朝核问题愈来愈强硬的态度也和韩国希望同朝鲜加强接触的原则产生了抵触。但是从长远看，没有结构性的或地缘政治的因素会进一步破坏日韩关系，毕竟，两国拥有同样的民主价值观，也都欢迎美国在亚洲的驻扎和一个无核化的朝鲜半岛。

格林最后谈到了美国在当地的角色。对于美国而言，试图在中日间敏感的历史问题上充当调解者只能起到反作用。美国需要做的是，首先让日本和中国清楚地明白，中日间的紧张关系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其次，作为日本的盟友，美国可以也应该要求日本解释它改善与中国关系的策略，而不要从华盛顿来微观管理日中关系。第三，美国可以为中日合作提供舞台，例如在能源问题和朝鲜六方会谈上的合作。最后，学者和立法者也能帮助中日加强对话，不是以美国官方身份说话，而是致力于开拓公开讨论的领域和机遇。

在日韩关系上，美国或许可以采取更加积极主动的调节措施，因为双方都是美国的盟友，而且造成日韩关系紧张的原因远不如日中关系那般深层和复杂。华盛顿应该鼓励日韩领导人进行积极的对话，在领土等纠纷上寻求双赢的解决方法，同时不必尝试亲自出面解决它们之间的领土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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