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内基中国透视》月刊
Carnegie China Insight Monthly
2006年第9期 （总第20期，2006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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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韩在10月9日宣布进行了首次核试验，使全球为之震动。联合国安理会迅速采取行动，于10月14号一致通过对北韩进行制裁的决议。北韩在严厉指责决议为“帮派团伙”的“强制性决议”之余，又对中国特使唐家璇表示，只要国际社会不施加太大压力，北韩不会进行第二次核试验。与此同时，美日韩媒体报道，有不少迹象显示北韩在为第二次核试验作准备。北韩核危机的解决之道何在？中美日韩的战略考虑各自有何不同？北韩的举动为全球核不扩散努力带来什么影响？本期[卡内基中国透视]邀请三位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专家发表了看法，他们是中国项目主任裴敏欣(Minxin Pei)，中国项目高级研究员史文 (Michael Swaine) 和核不扩散项目主任乔治.帕克维奇(George Perkovich)。

制裁效果有待观察

在北韩核试验之后，联合国安理会在10月14号以不同寻常的速度一致通过对北韩进行制裁，其中中国和俄罗斯同意制裁出乎不少分析人士的意料。中国在决议通过之后不久就开始对与北韩的资金往来采取控制措施，并在两国边境口岸检查运往北韩的货物，显示了遵从联合国决议的意愿。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中国项目主任裴敏欣认为，北韩以前一直以为可以利用大国之间的分歧来操纵国际社会；这次联合国一致通过制裁，对北韩是沉重的心理打击。不过他承认，各国在执行制裁决议时候可能出现“各取所需”的情况。例如，在拦截北韩船只时，是否能够在北韩不允许的情况下使用武力，中国和美国就可能对决议有不同的解读。

在对北韩的制裁中，中国和韩国的参与至关重要。中国是北韩最主要的能源供应者，也是北韩最大的贸易夥伴，北韩将近百分之四十的进出口贸易都是跟中国进行。与此同时，韩国对平壤的阳光政策也对北韩提供大量经济援助和经济合作项目。史文认为，中国和韩国已经在制裁的具体实施上显示了和美日等国不同的立场，尤其是在公海检查北韩货轮方面。美国和日本坚持要对北韩海上货轮进行检查，但是中国和韩国却不愿意冒这个风险。“中韩有两个顾虑，”史文说，“一是担心检查不符合国际法。另一个是如果北韩船只配备了武器的话，强行检查可能激怒北韩，导致冲突。”

帕克维奇表示，韩国在制裁决议通过之后宣布将保持韩国在北韩两个经济特区的运作，显示了韩国的困难处境。分割韩国和北韩的只有短短的军事分界线，北韩即使不动用核武器，其常规武器也足以对韩国带来巨大威胁。这使韩国不愿被北韩看成是制裁的领头人。

中国的尴尬处境

中国和北韩在经贸方面有密切的联系，又是北韩长期的盟友。因此美国等西方国家一直要求中国凭借对北韩经济命脉的影响来向北韩施压。但是这次北韩核试验却使中国在外交上大失脸面，也使中国对北韩的影响力受到怀疑。中国特使，国务委员唐家璇在北韩核试验之后访问北韩，向北韩传递了反对继续进行核试验的信息；但是北韩是否会听从劝诫依然是一个疑问。裴敏欣认为，北韩核试验使中国处于两难境地。一方面中国不希望北韩在核道路上越走越远，因为这将影响中国最大的利益--周边地区的稳定。另一方面中国也不可能采取和美国完全一致的立场，因为中国美两国的利益不同。

在制裁方面，中国希望教训北韩，但同时希望避免北韩失控或崩溃。而美国一些强硬派则认为北韩崩溃或者政权垮台才是解决北韩核问题的永久之道。裴敏欣认为，对美国而言，制裁的惩罚力度越高，美国越满意。因为只要不爆发大规模战争甚至核战争，美日就能收拾残局。而中国则希望避免难民潮，大规模人道危机，以及朝鲜半岛统一等不愿看到的结果，因此在制裁上存有顾虑。另外，即使中国希望推动北韩“去核化”，也不愿意假美国之手。在中国看来，北韩和中国的切身利益相关，中国在北韩问题上应该有决定性的发言权。

史文认为，中国很可能对北韩政权已完全失去好感，这在北韩核试验之后中国批评北韩时所用的“悍然”一词中能感受到。但中国出于战略考虑不会推动或鼓励北韩政局变动：“北京不会支持或默许通过外界压力来推动北韩政权变动，让其他人来取代金正日。中国的首要目标是维持朝鲜半岛的稳定。他们担心政权变动会导致难以预计的后果，如政治体制的崩溃，以及和韩国的战争等。”

帕克维奇认为，为了加强国际社会对北韩制裁的力度和一致性，美国应当解除中国在北韩问题上的顾虑。他表示，中美政府应该展开合作，共同探讨北韩和朝鲜半岛的问题，尤其是在出现北韩政权崩溃，或者难民，饥荒及卫生等重大危机时应该如何应对。这样一方面制定出应急措施，一方面也让中国了解美国的立场，减少被美国威胁的担忧。

北韩核能力的威胁到底有多大

北韩是世界上最封闭的国家。外界对于北韩核项目的进展存在各种预测，但都无法证实。许多分析认为，这次北韩的核试验有重大的政治意义，但是在技术层面试验并不完全成功，不能太多地说明北韩核能力发展到了什么阶段。史文认为，北韩的核武器发展需要跨过两个关口，一是能够将核武器小型化到一定程度，以便能够用导弹发射，另一个是拥有可靠的导弹系统来发送核弹头。北韩在今年7月进行了一系列导弹试射，但是那次试射中的远程导弹在发射后很快就坠落了。这显示北韩的导弹技术还不成熟。

“我很怀疑北韩现在有能力发动核攻击。”史文说，“北韩核项目的主要目的是核威慑，是在受到攻击，尤其是美国攻击的情况下进行自卫。另外一个目的是为了加强国际地位，增加讨价还价的砝码。但从技术上看，北韩的核技术还不够可靠。”

解决北韩问题的前景不容乐观

北韩过去十多年来在核项目问题上多次出尔反尔，行为乖张；几位卡内基专家都认为，彻底解决北韩问题的前景不容乐观。北韩早在1994年就和美国在日内瓦达成所谓“框架协议”(The Agreed Framework)，同意冻结其核项目，以换取国际社会协助建造轻水反应堆来解决能源问题。但是北韩在2002年公开承认在秘密发展核武器，并阻挠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工作，从而破坏了协议。随后几年中美等国试图通过六方会谈来化解北韩危机，但是效果甚微。今年7月和10月北韩分别进行导弹试射和核试验，挑衅姿态更为强烈。在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制裁决议之后，美国国会多位资深议员呼吁布什政府和北韩进行一对一的谈判；美国国务卿赖斯也对东亚进行访问，希望让北韩重新回到谈判桌前来。

史文认为，仅仅是制裁不会解决北韩问题。过去的经验表明，对北韩压力越大，北韩的态度就越强硬，行为也越危险。国际社会应该一方面进行制裁，一方面通过谈判让北韩了解放弃核项目符合其自身的利益。但是史文表示，他对布什任期内达到这个目标感到悲观。他预测，最可能出现的情况是北韩为了加强核威慑的有效性进行更多的核试验；而美国在怒气之下继续给北韩施加压力，但不提供足够吸引北韩放弃核项目的激励措施。这种局面持续下去，国际社会最终可能会默许北韩拥有核武器，而把重点放到防止北韩进行更多核试验和核扩散上面。

帕克维奇也认为，目前要让北韩解除其核项目是“不可能的任务”，当务之急是得到北韩不进行核扩散和进行更多核试验的承诺。他认为，美国过去几年对北韩政策的有效性因目标不明确而大打折扣，其中一个大的误区是拒绝和北韩进行直接谈判。这是因为布什政府内的强硬派认为，和一个所谓“流氓政权”进行直接谈判是向这个政权“提供奖励”。但是美国除了谈判之外别无选择，因为北韩对周边国家的军事威胁使美国不可能对北韩进行军事打击。他表示，只要北韩承诺不进行核扩散和更多的核试验，美国就应该和北韩进行直接的双边谈判。美国应该表明，美国不打算进攻北韩，也不希望北韩崩溃或者人民受苦，但是国际社会不会接受一个威胁邻国并进行核试验的国家。

北韩核试验对全球核不扩散努力的影响

卡内基几位专家一致认为，北韩核试验的影响超越了北韩本身，对国际核不扩散努力有巨大影响。伊朗等有核野心的国家一定会观察国际社会对北韩的反应；国际社会的当务之急是放开各自的利益考量，对北韩采取一致的行动。如果制裁能够阻止北韩，那么也会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伊朗，从而收到一箭双雕之效。

北韩核试验之后，美国一些主流媒体出现了有关东亚出现核竞赛可能性的讨论。裴敏欣认为，日本短期内不可能考虑拥有核武器；因为核项目不会加强，反而会削弱日本的安全。他说：“美日同盟的前提是日本对美国有根本的战略依赖。这是美国的长期利益所在。一旦日本拥有自己的核威慑，美日同盟就会削弱。另外，日本拥有核武器势必会造成中国和韩国的反应，从而打破日本和周边国家的战略平衡。”

帕克维奇认为，要防止东亚出现核竞赛的局面，中国应该适当加强对北韩的压力，以显示对朝鲜半岛“无核化”目标的诚意。另外中美日韩各国领导人应该举行高层会谈， 加强互信，防止紧张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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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北韩核试验之后，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中国项目和核不扩散项目与亨利.史丁生中心 (Henry L. Stimson Center) 于10月12号联合举办了有关北韩问题的讨论。史丁生中心高级研究员，曾经担任过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的容安澜 (Alan Romberg) 认为，美国要求北韩全面，可核查而且不可逆转地解除核项目是正确的目标，但是美国的外交政策是失败的。他认为，任何要取得成效的政策都需要对北韩有一定吸引力，美国希望用制裁的强硬手段制服北韩的做法注定会失败。

“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曾经担任国务院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薛瑞福 (Randy Schriver) 认为，北韩核试验有很大的挑衅性，但是这并不表明北韩具有核武能力。他认为，北韩核试验本身并不是重点，以下三种可能性才应该是美国政策的焦点：首先，北韩是否会加强核扩散活动；其次，本来不打算发展核武的国家是否会因北韩核试验而改变立场；最后，如何防止有核企图的国家通过非法和违约的途径来达到目标。薛瑞福认为，美国应该确定其目标是要颠覆北韩政权还是要改变北韩现有政权的做法，以及在什么情况下美国应该对北韩采取更强硬的措施，包括军事措施。美国也应该让北韩有自我消解危机的选择。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史文 (Michael Swaine) 认为，在如何应对北韩危机方面，美国和中国还有很大分歧。即使各方达成制裁北韩的协议，协议的内容也将是有限的。他还预测，各方将回到六方会谈，但是对话在短期内不会取得太大效果。另外，美中日俄韩五国将加大努力来防止北韩进行更多的核试验或者核扩散。

如何防止北韩核试验带来核连锁反应

北韩10月9号进行核试验之后，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核不扩散项目主任乔治.帕克维奇 (George Perkovich) 于当天发表政策分析，指出美国必须迅速采取措施来防止北韩危机进一步扩散。首先，美国应该推动与中国，韩国和日本的合作，防止该地区出现核武器竞赛。分析指出，上述国家必须确定对北韩的目标是什么：是解除北韩核项目，限制其核武库，限制其使用导弹发射核武器的能力，限制核材料和核技术向其他国家或恐怖组织扩散，还是进一步孤立北韩，或者推动北韩政权更替？分析认为，韩国和日本应在北韩问题上做出更大努力，因为他们的压力会影响中国的战略考量。美国和中国则必须确立针对北韩的共同底线。如果中国更严厉而美国更克制，双方都向中间靠拢，就有机会达到这个目标。第二，北韩核试验的影响超越了亚洲地区，对伊朗及其核野心有尤其重大的意义。伊朗将观察国际社会是否能对北韩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作为六方谈判参与国与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中国和俄罗斯应该确保向北韩发出的信号会对伊朗起到警示作用。最后，文章敦促美国政府以平静的外交手段来处理北韩核危机，避免让国会采取过激的措施。

“重新定义中国政策”讨论之一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从10月5号开始主办题为“重新定义中国政策”的系列辩论，讨论中国重大及引起争议的问题，以及这些问题对于美国政策造成的影响。系列辩论涉及的主题包括中国威权体制的可持续性，中国的经济实力对美国的挑战程度，美国应如何应对中国军事实力的扩展，以及如何推动中国成为公平的贸易夥伴等。卡内基中国项目主任裴敏欣表示，对中国的政策与美国的利益密切相关，美国政策制定者应该对中国的崛起及后果有更深入和准确的理解。

这个系列的第一场辩论于10月5号在国会图书馆举行，辩论双方分别是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主任马若德 (Roderick Macfarquhar) 和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黎安友(Andrew Nathan)。两位学者集中讨论了中国共产党威权体制的可持续性，重大社会动荡的可能性，以及对美国可能带来的影响。

马若德认为，几个因素可能导致中国社会出现大的动荡：中共党内不再有毛泽东那样具有至高威望的领导人，政治高层在面对危机时可能出现分歧乃至分裂；经过文革之后民众对于共产主义理念普遍丧失信心，道德真空导致法轮功和基督教等其它理念的影响力增加；党内干部腐败蔓延，丧失了民心；新一代领导人军队资历不足，军队对于中共高层的服从度可能不如以往。最后，民间组织的活跃以及新技术带来的信息开放，使政府控制的难度加大。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和1999年法轮功成员的大规模示威都显示，大规模运动往往具有不可预测性。在上述因素下，星星之火，可能燎原。马若德认为，美国应该继续对中国的接触政策，推动中国在国际体系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如果中国发生社会动荡或者政权崩溃，美国应该采取不干涉和观望的态度，以避免恶化和新政府的关系。

黎安友则认为，导致中国崩溃或者民主化的社会力量还没有形成，中国将继续朝著所谓“有弹性的威权体制”发展。这是因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改善了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在外交上也取得了不少成效；中国保持了信访和媒体等社会减压途径，加强了和经济及社会精英的同盟，同时增强了打击异议人士的技巧；中国政府能够进行适当的政策调整来应对经济和社会变化；最后，中国领导层有强烈的保持权力的欲望，并从1989年天安门运动和前苏联解体的过程学到了保持一致的重要性。黎安友表示，中国和美国在安全及经济上的利益基本一致，但是为了确保美国在中国的利益以及中国在国际事务中采取负责任的态度，美国应该促进中国的人权。这种促进不是通过批评和制裁等传统手段，而是通过国际组织的运作机制和与中国政府及民间的接触政策来推动。

中国在能源安全上面临的挑战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和“世界资源研究所”在10月16号联合主办了有关中国能源安全的讨论会。主讲人分别为哈佛大学“能源技术革新项目”主任凯丽.加拉法尔 (Kelly Sims Gallagher) 和世界资源研究所负责科学和研究的副所长戴维.吉拉德(David Jhirad)。加拉法尔认为，中国政府传统上把加强能源安全理解为为保持经济增长获取足够的能源，但是现在更应认识到能源安全的意义还在于不对环境造成不可逆转的损害。她认为，中国目前的能源消费效率低下；由于缺乏政策导向，公司企业没有动力来采用更高效的能源技术。另外，美国也没有作出足够努力来向中国转让先进的能源技术。以汽车工业为例。中国的汽车工业是以中外合资企业为主。外国公司出于知识产权方面的顾虑，不愿向中国企业转让提高能源效率的技术。这样的结果是中国汽车工业提高了制造能力而非设计和革新能力，也导致汽车成为中国沿海城市空气污染的主要来源之一。

吉拉德认为，加强美中能源合作需要做到以下几点：首先，中国应该加入国际能源机构，使中国在全球环境问题中负起更大的责任；其次，中国应该迅速采取措施加强煤炭使用的效率，并整合统一全国能源供应；另外，中国应该改善城市规划，鼓励发展公共交通系统。他还认为，美国在说服中国制定新的能源标准的同时，也应该在美国国内建立严格的法规和标准。这需要美中两国政府都在能源方面具有远见卓识。

卡内基探讨美国外交政策的新作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罗伯特.凯根 (Robert Kagan) 在十月出版了[危险的国度] (Dangerous Nation) 一书，分析美国的国民性如何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形成。本书的书名引自约翰.昆西.亚当斯(John Quincy Adams)在1817年的一封信。信中说，所有的欧洲国家都怀疑美国会成为一个破坏稳定的因素，一个危险的国家。凯根在10月18号在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举行的新书发布会上表示，早在美国立国之前，美国人就具有理想主义，企图心和追求真理等几个特点。美国的对外政策是以维护普遍人权为基石，美国的企图心则来自“美国代表着真理”的信仰。凯根认为，和人类历史上的其它强权相比，美国是唯一将其使命扩大到国界之外的国家。美国的爱国主义不是以种族，而是以理想(如捍卫个人权利)为基础。本书认为，美国上述特点在美国建国以来的历史中始终如一，即使是当今泛滥的自由派思潮也不能改变这一点。现在对外政策的问题是很多时候美国知道该怎么做，但是却不愿意付出一切代价来达到目标。伊拉克战争就是一个例子。但是即使伊拉克战争失败，美国也不会改变其外交政策的总方向，那就是“我们要改变他们”和“不惜以硬碰硬”的特点。

朝核阴影下的中日关系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中国项目主任裴敏欣10月9日在BBC网站的评论文章中表示，日本新首相安倍晋三的对华访问为打破中日关系的僵局创造了良好机会，但是北韩的首次核试验将给中日关系带来新的考验。他认为，未来一段时间如何制裁平壤和应付拥有核武器的北韩将成为中日之间的摩擦焦点。如果中国阻挠对北韩制裁的力度，日本会将中国的举动看成偏袒金正日政权。反之，如果日本和美国采取军事手段来惩罚北韩，而且加强其军事联盟，中国可能会认为日本在借北韩问题复活军国主义。为了避免冲突，中日两国领导人应当加深互信，在北韩问题上建立特别沟通渠道。中国也应适当加强对金正日的压力，以显示中国是负责任的强国。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12年回顾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桑德拉.波拉斯基 (Sandra Polaski) 在美国国会财政委员会的举行的听证会上表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在为墨西哥增加就业和提高墨西哥人实际收入方面令人失望；美国对于墨西哥的农产品出口使墨西哥农业受到重创，农业就业机会大量丧失，也导致墨西哥移民大量涌入美国。波拉斯基呼吁美国政府考虑减缓自由贸易协定对墨西哥造成的负面影响，包括向墨西哥农村地区提供发展援助。

以联合国1701决议为基础重建黎巴嫩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中东研究中心主任保罗.塞勒姆 (Paul Salem) 在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表示，联合国通过的1701号决议为黎巴嫩重建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黎巴嫩重建面临的挑战包括：收回该国陆海空边界的控制权，在黎巴嫩边界不受外界干涉的情况下促进国家的稳定；解除所有非政府组织尤其是真主党的武装；进行政治改革，包括通过新的选举法和巩固司法系统等；最后， 有效利用国际社会的援助，避免重建过程中出现浪费和腐败现象。塞勒姆强调，国际社会必须共同努力，确保黎巴嫩的邻国包括以色列，伊朗和叙利亚不破坏1701号决议的执行，防止决议成为一纸空文。

对伊朗的外交策略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核不扩散项目主任乔治.帕克维奇(George Perkovich) 8月24号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评论，指出美国应该与世界各国共同合作，制定出说服伊朗放弃核计划的策略。首先，国际社会应当让伊朗相信，只要伊朗不支持境外的暴力活动，伊朗的主权和安全不会受到威胁。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伊朗还拒绝磋商，国际社会就必须让伊朗明白，威胁其邻国和以色列都会为它带来巨大损失。美国应首先规划出合作战略来遏制德黑兰势力的扩张，如说服叙利亚停止为真主党提供武器和训练，以及与伊朗的邻国建立警戒系统来监督伊朗的行动等。另外，美国还应该推动对伊朗投资，军售和核合作的制裁，以加强对伊朗的遏制。

美国对伊拉克的战争到目前为止已经造成两千七百多名美国军人死亡，几十万名伊拉克平民丧生。伊拉克暴力冲突的持续升级和美军伤亡的不断增加，使伊拉克问题成为美国民众最关心的全国性议题。就在此时，美国著名记者鲍勃.伍德沃德 (Bob Woodward) 在十月初出版了他有关伊拉克战争的第三本著作[否认现实的国度] (State of Denial)，掀起一阵政治旋风。

在这本书中，伍德沃德批评布什总统向美国公众隐瞒伊拉克日益恶化的局势，以及美国政府对伊拉克缺乏全面和一致的政策。在伍德沃德的著作出版之前，美国新闻界已经有一些暴露伊拉克问题严重性的报道，但是这是首次有人系统把白宫高层有关伊拉克决策的情况暴露在公众面前。伍德沃德为本书花了两年多时间收集资料，并采访了两百多人，包括前白宫办公厅主任卡德，前中央情报局局长特内特，副国务卿阿米蒂奇，以及前国家安全顾问斯考克罗夫特等政府高官。

本书出版后，美国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等许多主流媒体对书中以下内幕作了广泛报道：

在2001年911恐怖袭击之前两个月，当时的中央情报局局长特内特就召集了白宫高层会议，发出基地组织准备向美国发动袭击的警告，但是当时的国家安全顾问赖斯却对警告淡然处之，从而错失了阻止攻击的良机。有意思的是，伍德沃德的书刚出版，赖斯就公开否认有这次会议。但在赖斯否认之后几个小时，国务院又证实，特内特确实在2001年7月10日向赖斯及其他白宫高层官员通报了基地组织可能袭击美国的情报。这一插曲使赖斯陷入了一场公关危机。

伍德沃德在书中披露，赖斯经常和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意见相左，因此曾经建议布什解除拉姆斯菲尔德国防部长的职务。布什在2004年赢得连任之后，当时的白宫办公厅主任卡德也在长达18个月的时间里劝说他撤换拉姆斯菲尔德，其中一次还得到了第一夫人劳拉的支持。此后，多名美国退役将军和国会议员呼吁让拉姆斯菲尔德下台。但是副总统切尼和总统政治顾问卡尔罗夫却不支持这样做，因为他们担心这会使公众认为伊拉克战争有问题，从而引发对布什的批评。

另外，尽管情报分析一再表明伊拉克暴力不断升级，反美情绪越来越高涨，布什总统和国务卿赖斯却一再对伊拉克局势表示乐观，布什的讲话甚至做出和情报分析相反的结论。今年五月，五角大楼向白宫递交的秘密报告预测2007年伊拉克的暴力将保持在现有水平甚至上升。两天之后，五角大楼却向国会报告说，暴力从2007年初将逐步减少。伍德沃德在为他的新书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拉克武装分子制造的暴力袭击每天超过一百起，而布什一直把这个秘密隐藏起来。布什还表示：“我绝不会撤退，就算支持者只剩下劳拉和巴尼(他的爱犬)。”

这本书还暴露了白宫内部运作的一些内幕，如越战时期的国务卿基辛格对于布什外交政策的强大影响。在伊拉克问题上，基辛格的意见是：“胜利是唯一有意义的退出战略。”在基辛格看来，越战使美国人丧失了意志。这种看法对布什和切尼有很大影响。

通过这些内幕，布什被描绘成一个被动，缺乏耐心，见识短浅和固执己见的总统；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是一个傲慢，缺乏同情心和自省精神的领导人；而伊拉克政策则由于内阁成员的无能，懦弱和明哲保身而混乱，短视，对现实视而不见。

伍德沃德是华盛顿邮报的著名记者。他在1974年和另一名记者的报道暴露了水门事件，导致尼克松总统下台。[否认的国度]是他有关布什政府的第三本著作，前两本被认为对白宫进行了比较正面的报道。在[否认的国度]出版之后，白宫否认了书中有关布什政府高层存在分歧的内容，并表示书中被采访的许多人是由于建议没被采纳而感到不满。但是即使是白宫也无法解释，为什么政府在伊拉克决策上忽视许多不同的意见，并一再向公众提供对伊拉克局势过于乐观的估计。分析人士认为，[否认的国度]对于布什政府及其高层官员的形象是一个相当大的打击，也可能成为民主党在中期选举中的一发炮弹。

[后小泉时代的美日关系：融合还是冷却？]
(“U.S.-Japanese Relations after Koizumi: Convergence or Cooling?", Michael J. Green,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Autumn 2006, Vol. 29, No. 4)

日本前首相小泉纯一郎离任前对美国进行访问时，引用美国“猫王”普雷斯利的一首名曲感性地表示，“感谢美国人民‘温柔地爱我’。”这一富有深意的尾声为小泉和布什的亲密关系划上了完美的句号。很多人担心，过去五年来美日关系的紧密和两位领导人融洽的个人风格密切相关，在后小泉时代美日关系会相对冷却。但是作者认为，以下几个因素会使美日关系继续牢固：在地区安全方面，北韩挟其核项目不断挑衅，中国军事实力不断发展，使日本公众担忧。中国并在靖国神社参拜，钓鱼岛争端，东海油气田开发，以及日本加入联合国安理会等问题上和日本冲突，使日本更加向美国靠拢。在价值观方面，美国和日本拥有共同宗旨，那就是致力于反恐战争，保持地区安全与繁荣，推动自由经济，以及维护人权等。在经济方面，美国不象1980年代那样将日本视为经济威胁，反而担心日本长期的经济停滞会对美国企业造成不利影响。美日之间也没有类似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双方近年来最大的贸易问题是日本因担心疯牛病而停止从美国进口牛肉，而这一问题也在2006年美日高峰会期间得到解决。美国和日本还正在探讨如何达成进一步的经济融合甚至全面的自由贸易协定。

[中国正如何在东亚赢得软性权力战]
("How China is winning the soft power battle across East Asia", The National Interest, September/October 2006, No. 85.)

正当美国忙于伊拉克战争及其它安全问题时，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实力正悄然崛起。中国和东南亚国家的贸易额去年达到一千三百多亿美元，而且中长期将有大幅增长。中国和许多亚太国家签署了规模庞大的合同，包括帮助菲律宾兴建连接首都和北部工业区的铁路，和澳大利亚价值二百五十亿的液化天然气项目，以及泰国曼谷和云南之间的高速公路工程等。此外，中国还在不附加人权和政府改革条件的情况下向亚洲贫穷国家提供大量经济援助，与西方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做法形成对比。在外交方面，中国通过上海合作组织，东南亚国家联盟，以及东亚16国对话组织等地区性组织来扩大影响。这些组织都不包括美国 。相比之下，亚太国家对于美国的反恐言辞似乎感到厌倦。正如菲律宾参议院国防安全委员会主席比亚仲所说：“美国官员急于讨论反恐，但我们更关心的是美国是否能够取消对菲律宾吞拿鱼罐头百分之12的关税。”根据最新的民意调查，在美国和中国之间，大多数亚太国家对于中国有更正面的印象。

[伊朗：借东方来平衡西方]
("Iran: Balancing East against West",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Autumn 2006, Vol. 29, No. 4.)

在伊朗核僵局中，德黑兰希望通过和中国，俄罗斯及印度加强关系来抗衡来自美国及其它西方国家的压力。上述三国和伊朗的关系首先来自其能源需求。作为世界第四大原油和第二大天然气储藏国，伊朗对中国和印度这样急需能源资源的国家来说具有相当的吸引力。中国和伊朗签署了价值一千亿美元的液化天然气合同，而且还准备修建从伊朗通往里海，最终和中国与哈萨克斯坦相联的输油管道。最近，印度和伊朗也签署了价值二百二十亿美元的合同，保证伊朗在今后二十年每年向印度提供五百万吨原油。在安全方面，俄罗斯希望和伊朗一起限制美国和北约在高加索及中亚地区的影响，而印度政府则希望通过对伊朗的有限支持来赢得印度将近两千万什叶派穆斯林的支持。在军事合作方面，俄罗斯长期以来向伊朗提供弹道导弹技术和生化技术等在莫斯科看来“过时”的项目，而印度也和伊朗保持军事交流，包括举行联合海军演习等。作者认为，国际社会难以就伊朗制裁问题达成一致的局面显示，伊朗以东方平衡西方压力的策略到目前是成功的。在亚洲经济实力日益强大的情况下，如果其它国家也模仿伊朗模式的话，美国和欧洲在外交政策方面将面临更大挑战。

[商品，中国和美国外交政策]
("Commodities, China,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David D. Hale,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Summer 2006, Vol.20, No.3, September 2006)

中国未来对于原油和原材料的巨大需求将对全球价格和美国经济产生巨大影响。作者认为，如果布什政府不在节能和推广再生能源方面和中国加强合作，中国的需求可能在未来五年使原油价格超过每桶100美元。去年美国国会阻挠中国收购尤尼科一事显示了美国政策的短视，这种敌对行为可能迫使中国更多地向所谓“流氓国家”如伊朗，苏丹和委内瑞拉等寻求能源资源。在外交政策方面，和中国的合作能够保证全球海运的安全，并形成全球能源消费国的游说力量，遏制石油输出国组织的影响。

[中国在联合国中的作用]
("Angel or Dragon? China and the United Nations", The National Interest, Sept./Oct. 2006, Vol. 85.)

中国近年来在联合国开始逐步发挥一个全球大国的作用。中国更多地支持联合国维和使命，并派遣越来越的军人和工作人员来支援维和工作；中国派往联合国的外交人员的素质近年来有显著提高。另外，中国也开始更积极地发挥人道救援作用，如为印度洋海啸灾难和黎巴嫩危机提供紧急援助等。不过，中国在台湾等许多问题上仍然保持长期以来的僵化态度。在伊朗和苏丹问题上，中国也因能源战略考虑而不愿支持联合国对这些国家的制裁。中国应该认识到，维护全球现有秩序的稳定有利于中国的发展，中国应该越过短期自身利益为全球安全作出更大贡献。

[中国与非洲的接触：范围，重要性及后果]
("China's engagement in Africa: scope, significance and consequences", Denis M. Tull, The Journal of Modern African Studies, Sept. 2006. Vol. 44, Iss.3)

中国过去十年来大幅度增加在非洲的参与是该地区近年来最重要的现象。这一现象和非洲在国际事务中被边缘化的观念相左，为非洲的政治和经济带来了显著的影响。中国在非洲的战略是强调多边主义和不干涉主义的全球策略的一部分。中国对非洲增加援助，取消债务，并扩大贸易，同时扩大了在非洲的石油资源开发。这种关系对中国和非洲政治精英都是有益的。中国在提供援助时不附带条件，这使中国成为取代西方援助的富有吸引力的选择，而中国也在国际事务中赢得了非洲国家宝贵的外交支持。但是由于中国和非洲的非对称关系与以前非洲与西方国家的关系模式并无太大区别，也由于中国以人权为代价支持专制政府，中国对非洲的参与带来的经济后果可能是复杂的，而政治影响则可能是有害的。

[中国的崛起和美国在东亚的政策]
("Fostering Stability or Creating a Monster? The Rise of China and U.S. Policy toward East Asia", Thomas J. Christense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ummer 2006, Vol.31, No.1)

美国应该如何应对中国在东亚的崛起？主张遏制的人认为，美国应该加强在东亚的军事存在和美国在该地区的安全联盟，以限制中国势力的扩张。主张接触的人认为，避免激怒中国才能避免中国进一步发展军事力量，减少冲突发生的可能。作者认为，这两种思维方式都忽略了目前的现实。中国的目标是让亚洲国家感到，放弃与中国的关系而投靠美国 是一个艰难甚至不可能的选择，因此相对于过去中国对邻国的态度变得缓和与合作。为了在亚洲保持和扩大自己的影响力，美国和中国都尽量和亚洲国家合作，为它们带来安全和经济上的好处。在作者看来，亚洲的安全需要平衡，美中相互制衡的关系提供了这种平衡，是该地区的发展走向。美国和中国在无法排除对方影响的情况下被迫相互调节适应，从而为东亚带来稳定和繁荣。

[冲突中的人权]
("Human Rights in Conflict", Rosemary Foot, Survival, October 2006, Vol. 48, No. 3)

历史经验表明，使用战争时期的煽动性语言与践踏人权往往有密切的关系。政治当局往往将政治冲突描绘为“战争”，以此为未经审判的拘押，肆意逮捕和酷刑等违反人权的手段辩护。在这种人为的战争气氛中，国家或者政权稳定成为中心任务，与对方的理念冲突被夸大，达到目的的手段被拓宽。冷战和目前的“全球反恐战争”都证明了上述结论。作者认为，在反恐努力中，美国不遵守日内瓦公约，不给予恐怖嫌疑人应有的法律权利，以及在审讯中使用折磨等做法破坏了美国在全球的威望和道德优势。道德优势的丧失刺激了反美情绪，阻碍了全球推动民主和人权的努力，浪费了美国的资源，并与反恐的目标背道而驰。

[石油给了我们的敌人什么好处]
("How Oil Lubricates Our Enemies", Victor D. Hanson, the American Enterprise, July/August 2006)

过去几年来，全球石油价格由于经济的繁荣，中东的动荡，以及中国和印度等大国的能源需求而不断攀升，石油在全球政治中扮演也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正是因为拥有石油资源，委内瑞拉领导人查韦斯才敢于大肆鼓吹反美论调，伊朗才能够负担耗资巨大的核项目，俄罗斯也才能不顾国际压力大肆压制自由和人权。石油也影响到美国民众的心理。当石油价格飙升时，民众和政府都陷入恐慌。由于对中东石油的依赖，美国和欧洲在对外政策中使用双重标准，不敢对沙特阿拉伯等实际支持反西方情绪的国家讨论人权或者伊斯兰极端主义等问题。

[国际化和对外投资：中国公司的策略]
("Dynamics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Outward Investment: Chinese Corporations' Strategies", Eunsuk Hong and Laixiang Sun, The China Quarterly, September 2006, Vol. 187.)

中国在吸引外资方面的成功有目共睹。但是中国企业加入国际资本市场和直接向海外投资所取得的成果却没有得到足够注意。本文从中国政府政策和企业策略的角度分析了造成中国增加对外直接投资的因素，如经济的全球化和中国经济改革的深化等。文章还分析了越来越多的中国跨国型企业对西方企业带来的影响。

[美国对外关系－－中国文件，1969－1972]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69-1976, Vol. XVII, China, 1969-1972)

美国国务院9月25到27号举办了一次名为“冷战之转变：美国和中国，一九六九到一九八零”的研讨会。会上发布了1969到1972年间美中外交文集的电子版，其中搜集了大量近年来陆续解密的历史文献，包括大量冷战时期美中两国领导人的谈话记录和备忘录等珍贵史料，揭示了冷战时期美中关系走向正常化的许多细节。美国国务院法律顾问菲利浦•泽利科在研讨会上说，尽管在中国有些人怀疑美国跟中国交往的意图，并认为美国是要遏制中国， 但是这些历史文件说明， 美国一直希望看到一个强大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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