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内基中国透视》月刊
Carnegie China Insight Monthly
2005年第10期 （总第11期，2005年11月）

主编：卢 咏
Editor: Yong Lu
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出版
Published by the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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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争鸣 Opinion and Debate
中美之间 Between U.S. and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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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 咏)

二十年前，美国分析中国对外政策的决策过程，往往着重于研究若干重要领导人物的个性和思想、以及他们的派系斗争状况。西方分析家们还会仔细阅读中共的文件和党报的社论，试图从字里行间和种种“提法”背后捕捉到中国高层的政治对话和大政方针的起源。在美国人看来，中国政治封闭和权力集中的特征，使它的决策过程带有诸多非理性的成份，因而，拨开垂帘听政的迷雾、看清中国对外政治的走向，无疑是美国政策界所面临的最为困难的挑战之一。

这种挑战持续至今。过去的20年间，经济的开放、文化社会的多元化、媒体的发展、以及海外新闻媒体的渗透改变了中国的决策体制和政治面貌，然而同时，繁杂的信息、政治与经济的互动和社会内部矛盾使得中国的决策过程进一步复杂化。如今，理解中国的外交政策不仅需要统观国际局势和领导人政治，还需要考察全球化的影响，甚至草根社会的变化。

那么，今天美国的中国专家们是如何看待中国现行的外交政策的呢？在他们眼里，中国领导层在对外方针的讨论过程中存在哪些分歧和妥协？中美关系是否构成领导人制定总体政策时的重要变量？带着这些问题，笔者采访了具有二十余年美国外交经验的杰弗里•贝德（Jeffrey Bader）、罗伯特•萨特（Robert Sutter）和中国外交政治学者、波士顿大学（Boston University）的傅士卓教授（Joseph Fewsmith），听取他们对中国外交的看法。

中国外交政策的三大辩题

布鲁金斯研究所（Brookings Institution）中国项目主任和高级研究员贝德曾在美国外交部、国家安全委员会、美国贸易代表处担任处理中美台关系的要职。根据他的观察，中国政府目前在三个外交问题上表现出分歧，这三大问题分别是：中国的总体外交对策，对日政策和能源安全。

2003年11月，中国提出了“和平崛起”的口号作为总体外交战略，试图向世界表明，中国的发展进程不会重蹈日本和德国的帝国主义侵略前辙，而是要运用日益增长的经济和国际地位谋求和平地崛起。这一理论遭到了来自国内左、右两派的攻击。左派的批评者主要为中国的国防安全考虑，他们认为“和平”的提法排除了中国用武力实现台湾统一的可能性，这种无条件的和平意图是对美国和日本的安抚和妥协。右派的批评者主要来自外交部，他们说“崛起”一词暗指突如其来的发展，这会给世界其他国家带来不安。争论的结果是，中共已经不再明确使用“和平崛起”这一说法，而倾向于拿“和平发展”这一中性的字眼来代替，尽管“和平崛起”还是继续频频出现在不少学者和非官方人员的文章中。

此外，中国领导层未能在对日政策上达成共识。去年，中国高层似乎希望同日本改善关系，但是，今年三月份爆发的大规模群众游行向政府提出了对日本采取强硬态度的要求——这一压力并非来自于政府内部，而来自于公众的自发情绪。眼下，中国政府由于日本首相继续参拜靖国神社而冻结了与日本的关系，这只是一种平息国内分歧的权宜之计，如果日本首相在处理历史问题上再度与中国作对的话，国内分歧会再次涌现。

能源安全是中国外交战略中的又一大争论点。自从胡锦涛在2002年提出“走出去”的投资政策之后，有关对外投资利弊的争议并不多。然而，关于投资效应的其他争论此起彼伏。一是中国能多大程度依赖于国际石油市场公平而充分的运作，以在今后获得大量的进口石油。那些比较年轻的经济学家和技术官僚相信中国可以倚仗国际市场，并且这样做节省资金；而一些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和国有石油公司的人觉得中国必须取得外国公司的资产股份，如果必要的话支付一定的额外费用，且引进技术，从而让中国的石油公司可以同国际大公司抗衡，保证中国的国家和能源安全。政府内对哪个国家是比较值得信任的石油供应商的问题意见纷纷，还有人认为中国最首要的外交目标是保持稳定的中美关系，这就意味着中国在同那些美国敌对的国家建立石油外交时必须格外小心谨慎。

“尽管中国的决策者对上述问题意见不一，但是，中国的外交决策机构的显著特征淡化了这些分歧。”贝德说。在中国，外交部在对外政策中有着美国外交部所无法比拟的垄断作用，没有类似美国安全委员会的机构来协助、归纳不同意见或从中协调各种观点。而且，在官僚机构中，个人或团体缺乏动力来坚持或发展不同的政策意见和世界观。中国的规则是，由一小批领导及其参谋指定反映中国战略要求的总路线，各政府部门及个人执行这一路线，而不是提出反对或其他意见。这样，在每个不同的外交事件中、而不是持相异世界观的派系竞争中，有争议的话题被综合了，相左的意见被抛弃了。

“美国观”影响外交战略

“北京内部就如何对待美国存在不同意见。”乔治敦大学（Georgetown University）教授、曾在美国国会图书馆、中央情报局、外交部从事东亚分析多年的萨特说。

中国的高层官员对美国的看法是双重的：一方面的观点认为美国正在加强对中国的合作型的接触政策，这为中国与美国日益相互依存的经济带来益处，也使得中国易于融入美国所支持的国际体系；另一方面的观点认为美国正采取着“遏制”中国崛起的政策，令中国保持分裂状态，阻碍中国在亚洲的主导地位，并且努力推毁中国的威权性政治制度。一些中国领导人和集体强调美国对华接触政策的好处，而另一些人则强调美国“遏制”政策给中国所带来的不利。

从总体上看，目前北京试图与美国加强接触。然而，正因为中国官员对美国看法的双重性，导致对美政策的可变性较强——在很大程度上根据某个危机事件或某项政策的具体情况而形成争议、产生变化。例如，在1995－96年台海危机和1999年美国轰炸中国南斯拉夫使馆之际，关于如何对付美国的争论加剧了，反对接触政策的人占了上风。但是到了2001年（九一一事件之前），北京明显决定缓和对美国“霸权主义”和对华遏制政策的批评，力求同小布什政府维持紧密而务实的合作关系。

中国高层领导对美国的看法、特别是那些处理美国事务的专家的作用，深刻影响着中国同除美国之外的其他国家打交道的方式。贝德认为，受到最大影响的是三个领域：东亚联盟的发展，同流氓国家（特别是伊朗）的关系以及中朝关系。

首先，北京的美国事务专家们明白，东亚地区的联盟发展得愈牢固，美国的反对就会愈强烈。他们不想造成中国想主导亚洲的形象，所以，他们企图减缓东亚联合机制的深入建设和广泛发展。

其次，那些专家意识到伊朗的核武器项目不仅是国际争议的焦点，而且被美国视为国家安全威胁。当中国加强了对伊朗在能源上的依赖之时，他们试图阻止这种合作关系的深入，再加上来自美国进一步的压力，中国有可能扭转同伊朗的能源合作。

再次，中国的美国专家知道，中国对朝鲜行为的影响力是中国证明对美国有价值的王牌。因此，他们积极推动开启六方会谈，较之党内其他决策者对朝鲜采取了更为严苛的态度。

来自民间的力量

近年来，“新媒体”的发展拓宽了中国普通民众的信息和言论空间，使民意在一定程度上开始影响政府的外交决策过程。这样的“新媒体”包括非官方的新闻网站、民间的网上论坛、个人的BLOG，居民小区的BBS、甚至手机短信等。媒体和技术的发展为公众提供了更多的信息，创造了国际评论和政策讨论的公共空间。虽然这样的空间还相当有限，民意尚未发展成为能够独立发挥作用的力量，然而，当民意与政府的担忧和利益相结合的时候，就开始对系统高层的外交行为施加了压力。

民众的情感影响政府决策的典型例子表现在中日关系上。反对日本加入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签名活动最初始于在美国的华人，后来通过因特网收集到多达4千4百万签名。“公众对日本的仇恨感部分受到共产党过去十年‘爱国主义教育’的熏陶，可是政府在今年四月的反日事件中认识到，他们已经骑虎难下，几乎难以控制公众的感情和声音了。”贝德说。他认为，中国政府事实上想同日本改善关系，也采取了不少措施来阻止反日游行的扩大，但他们在面对公众如此狂热的愤怒时，别无选择，只得在外交姿态中考虑到公众的情绪，以维持社会的稳定。波士顿大学教授傅士卓形容道，“政府深知，人们无论如何都要上街游行，如果不允许他们朝日本领事馆扔石头的话，他们就会向中南海扔石头”。

傅士卓说，中国新兴媒体的发展、社会的变化和中国对海外媒体的相对开放改变了美国研究者对中国的理解。尽管传统的研究方法，如揣摩中共文件和党报社论背后的含义等，仍然是研究中国领导人政治和外交政策内部对话的有效方法，但是，对民意的了解和对草根社会变化等国内政治环境的观察，在探究中国对外政策上也具有更为重大的意义。

(卢 咏)

从比尔•盖茨到摇滚明星波诺，从通用汽车到哈里•波特的作者J.K.罗琳，全世界无数发明者的创意和品牌的设计都遭到了盗版者的窃取。造假相当于偷盗——偷盗他人的注册商标和设计思想。然而，在世界各大城市，各式各样便宜的盗版品（服装、工业制品、电脑软件、音像制品、书籍和药品等）无处不在，非法贸易非但履禁不绝，而且其网络越来越稠密，利润越来越高，规模越来越大，势力越来越强，参与的人数也越来越多。很多假货来自中国、泰国、越南等亚洲地区，但非法贸易绝不仅仅是这些国家的问题，而是一个全球的现象。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外交政策》杂志编辑、全美畅销新书《非法经济》（Illicit）的作者莫塞斯•奈姆（Moises Naim）向《卡内基中国透视》分析了知识产权侵权问题泛滥的全球性动因及其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全球化的副作用

“盗版和造假在中国等许多地方都是由来已久的老问题，但是九十年代以来，全球化和市场化的发展将这些老问题转化为更为严峻的全球挑战。” 奈姆说。

首先，市场化的改革为那些敢于打破原先的市场规矩的人们展现了丰厚的报酬，使人们有动力走出旧的瓶颈，他们的途径既包括合法的，也包括非法的。同时，政治经济生活的变化冲淡了政府原先赖以保证边境贸易安全的传统规则。

其次，技术的发展扩大了市场。先进的科学技术不仅降低了商品运输的成本，更重要的是使得大量以前根本无法开展国际贸易的商品变得能够进行跨国交易，例如盗版软件和转基因大麻。此外，政府对原先控制严格的封闭的经济体进行放权，允许外国人比较自由地访问、贸易和投资，这便更扩大了潜在的假货市场。

直至今日，国际法、国际协议和维法系统中都很少重视非法贸易。联合国于2000年就非法贸易提出了一些笼统的论调，但许多国家需要很长时间来相应地改变它们的国内法律，更不用说立刻加以执行了。

为什么美国现在这么关注中国的知识产权问题、并且计划施加更多政治压力要求中国政府严打呢？奈姆指出，这主要是因为盗版市场严重损害了包括好莱坞电影业在内的许多美国工商业集团的经济利益。据估计，美国企业每年由于打假而损失的利润高达 2－2.5亿美元，这些企业联合起来向美国政府施加了很大的压力，所以政府必须有所反应。消费者渴望以较便宜的价格得到名牌商品，拥有品牌的公司则希望消费者支付全部的价格，假货市场就在这两者之间钻了空子。合法与非法公司之间的市场争夺是全球化时代最大的经济冲突之一，这一冲突自然成为了影响原本脆弱的中美关系的不稳定因素。

需求不止，供应难绝

“中国政府正处于两难的境地：一边是来自美国、欧洲企业和WTO规则的压力，以及一些来自中国国内合法企业的呼声；一边是权力日益强大的假货市场。” 奈姆说道。 知识产权能否得以有效的保护，关键要看这两股力量的哪一边占了上风，目前假货市场的巨大规模和潜力超过前者，预计在接下来的十年左右，造假的政治力量要高于要求更好保护知识产权的力量。

中国企业缺乏创新发明的能力，便相对缺乏保护知识产权和品牌的意识，国内的企业没有给予政府和执法机构太多的政治压力来保护知识产权。而且有时候，政府人员对于既得利益的贪求是非法贸易得以蔓延的保护伞，巨大的政治利益让政府部门变成了非法交易的投资者和操纵者。比如不少非法公司实际上与政府和军方的退休干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也就拥有的强大的后台支撑。

然而，奈姆强调，知识产权侵权现象的存在绝非中国一个国家的问题，更重要的问题在于，在世界各个角落，消费者对于盗版品仍然有着极大的需求，而他们购买假货从来不用承担丝毫责任、不会受到任何惩罚。商业界和政客对中国侵犯知识产权感到愤怒，他们想到的就是如何止住盗版的源头——在中国或其他国家的制造商和供应商，但是他们很少考虑过，这些盗版品之所以存在，部分是因为在美国和欧洲有着大量的消费者，他们没有采取什么大的措施来制止对假货的消费行为。于是，当我们走在纽约曼哈顿、巴黎、伦敦的大街上，我们看到的是无数的人依然在毫无风险地享受假货给他们带来的消费快感。

因此，中美间有关知识产权的矛盾的症结在于：中国政府没有采取明显的措施来抵制假货，美国政府没有想办法控制国内对假货的消费。如果美国继续向中国施压的话，中国也许有理由这么回应：盗版品的出现部分是因为美国有着市场需求，我们愿意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但是我们想知道如何去做——假如美国的需求继续存在的话。

中国正为日趋严重的社会动荡付出代价 China Is Paying the Price of Rising Social Unrest

卡内基基金会中国项目主任裴敏欣（Minxin Pei）在《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上撰文写道，近年来中国社会内部的紧张状态和不稳定情况日趋严重，在2004年，全国各类型的抗议示威性群众运动达到7万4千起，参与者3百多万人，相比1994年，这样的群众运动1万起，参与者73万人。这些抗议游行活动的主要起因都是政府的某项政策或行为损害了社会公正、伤害了平民百姓的切身利益。普通的中国民众很少有渠道来表达和解决他们的不满。老百姓在理论上可以向高层政府请愿，但这一官方体系没有效率，一千封请愿书中大约仅有两封得以某些形式的解决。中国的法院和新闻媒体都只能提供极其有限的合法调剂与抚慰。

裴敏欣指出，尽管目前的社会动荡程度和规模还未对中国政府执政造成紧急的威胁，但是这种趋势为中国的稳定带来了两大挑战。首先，社会动荡的加剧说明中国经济增长不平衡的日益凸现的社会代价正在摇动决定未来繁荣发展的政治根基；其次，这使得政府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局面：社会不满正在侵蚀它的合法性，但是要解决社会问题需要一个更为开放和更具包容心的政府，这就至少在短期内可能会诱发更多的表达社会不满的游行运动和不稳定因素。

发展金融：来自中国的教训 Development Finance: Lessons from China

卡内基基金会日前召开题为“发展金融：来自中国的教训”的研讨会。中国项目高级研究员盖保德（Albert Keidel）在会上总结了他关于中国金融体系的最新研究成果，国际经济研究所（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的尼克•拉迪（Nick Lardy ）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国分析部主任埃思瓦尔•普拉萨德（Eswar Prasad）发表了评论，由世界银行驻北京代表团前总裁彼得•博特利尔（Pieter Bottelier）主持会议。

盖保德认为，中国现行的金融体制基本上较好地适应了国家目前发展的需要，在可预见的将来也能运转良好。同中国其他严峻的国内问题比起来（如经济社会现代化转型），金融制度并不是眼下的主要隐患。相反，如果操之过急地对金融体制进行私有化和自由化改革、马上打开资本帐户的话，这一行为本身则可能会促发金融危机。中国现有的资产负债表之所以看来良好，正是因为政府通过一系列随附的资产支撑着，倘若私有化后就不可能再得到这些支持。所以，只有当中国的人均生活水平达到了欧洲较不发达国家如葡萄牙和希腊的程度的时候，才有必要引进纯粹以市场为基础的金融体制，并清晰地分清财政和银行系统。

拉迪和普拉萨德对盖保德的看法在不同程度上提出了质疑。拉迪否认中国的金融体制是眼下适合国家发展的最优化的体制，他不同意将人均收入水平作为衡量一个国家是否需要开展金融转型的最终标准。他说，更为重要的一个尺度是金融系统在国家经济中所占的比例。中国的金融部门占国民经济的比重惊人——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50％，比印度、墨西哥、巴西、印度尼西亚等其他新兴市场国家要高出两倍。庞大的金融体系意味着其垮台的风险也大，还意味着如果这一金融系统运转不效、无法优化资源分配的话，它对经济增长所拖的后腿就越厉害。自80年代以来，中国的金融体制改革步履十分缓慢，金融机构缺乏权威监督，资本市场改革不见成效。财政部和中国人民银行的权限不清晰是银行业改革的主要障碍。普拉萨德指出，尽管中国的金融体制或许会在中短期维持生存，但他怀疑这样的体制是否能起到现代金融系统所应有的积极作用。银行改革是金融改革的重中之重，然而改革的步伐过于迟缓。政府通过控制和利用银行系统来推行经济改革中的其他方面，如提供市政建设等公共物品以及保证社会稳定等，这有一定的道理，然而中国倘若希望兑现它对WTO的承诺的话，就应该感受到改革金融体制的急迫压力。

中国的领导人政治和政策 Chinese Leadership, Politics, and Policy

分析中国高层领导如何处理国政、分解权力、管理内部斗争、看待世界向来是华盛顿政策界最为艰难的挑战。今年11月2日，卡内基基金会中国项目和中国简历网（China Vitae）共同举办了有关中国领导人政治的研讨会。会议讨论了领导人政治的分析方法、领导层对国内事务和对外政策的共识和分歧等专题。哈佛大学知名的历史和政治教授、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马若德（Roderick MacFarquhar）作了主题发言。马若德教授是美国中国领导人政治研究的权威，他发表了许多有关中国文革研究和现代史的著作，也是中国研究界主要学术期刊《中国季刊》（China Quarterly）的创始人。

马若德在会上说，对中国领导人的研究在今天的中国研究领域依然具有重要的地位。尽管如今的中国高层决策是一个相对集体化的机制，而且技术、文化、历史、经济的变化也改变了今日中国决策机制的面貌，然而，不可否认领导人依然在决定中国外交内政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新一代领导人跟毛泽东、邓小平比起来个性没有那么鲜活，领导方式沉闷（中国人民似乎乐于接受这样的领导风格），他们指导中国的根本原则也不清晰，这就更需要人们仔细探讨他们究竟在想什么。更何况，中国现在面临着发展不均衡、城市移民、执政党对社会的控制力量削弱等许多导致社会政治不稳定的严重问题。中国的政治体制脆弱，不再有马列主义的凝聚力，党员缺乏服务人民的热情，又没有强有力的中央领导，很难保证中国社会在将来10－15年间能保持稳定。他强调，在今后4－5年，领导人接班问题是将可能破坏领导系统稳定的首要因素，因此有待更多的研究。

关于台湾国防支出的争论 The Debate Over Taiwan's Defense Spending

早在2001年4月，布什政府就同意向台湾出售一批军备，台湾于2004年5月提出了“特别预算”来购买美国的PAC III反导弹系统、P-3C长距反舰艇武器和军舰。如今台湾计划用年度预算来购买PAC III系统，至今年10月份，台湾立法院有34次拒绝了关于特别预算的提案。台湾是否能通过军购获得安全呢？卡内基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史文（Michael D. Swaine）与中华欧亚基金会（Foundation on International and Cross-strait Studies）副执行长黄介正（Alexander Chieh-cheng Huang）就台湾的国防支出问题展开讨论。黄介正阐述了国民党和亲民党（泛蓝集团）为何反对特别预算的原因。他说，国民党和亲民党事实上都支持台湾通过向美国购买武器来加强国防，但是他们认为特别预算不是获得防卫性武器的恰当途径。由于台湾内部不同党派间的竞选竞争，有关军购的辩论变得愈来愈复杂，各个政党以此为杠杆争夺选举席位，而不是专注于解决问题本身。

史文说，有关特别预算的争论已经成为了美国和台湾的一个政治象征性问题。在美国政策界看来，如果台湾通过了特别预算，就意味着台湾的确全心致力于他们的国防建设；然而，在台湾方面看来，特别预算是台湾必须付给美国以保证两国间积极关系的“保护费”。台湾所面临的真正问题是其未能制定出持续连贯的防御战略，这主要是因为台湾民众对中国大陆威胁的实质和危险程度缺乏统一的认识。

2005年卡内基反武器扩散大会 2005 Carnegie International Non-Proliferation Conference

2005年11月，卡内基基金会举办了为时两天的年度反武器扩散大会，参与大会的有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穆罕默德•巴哈迪（Mohamed ElBaradei）和美国能源部长塞缪尔•博德曼（Samuel Bodman）等70多位这一领域里世界顶尖的专家和分析家，参加者达到800多人。会议的最后一部分演讲在国家公用电视台（NPR）“国家论坛”节目播出，发言者有参议员理查德•鲁格（Richard Lugar）、前参议员塞缪尔•南（Samuel Nunn）以及前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 McNamara）。本次会议的讨论重点是恐怖主义袭击中的核武器威胁。

浅析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 Analysis on 16th Central Conference of the CPC

“五中”全会没有进行重大人事调动并不意外。和毛、邓时代相比，现在的中共是一个制度化、程序化比较高的列宁主义政党，因此，许多涉及高层人事安排的决策受到明文暗章的约束，并不是总书记一人就能拍板定夺的。这样来看，“五中”全会的成果并不是判断胡锦涛权力是否巩固的最好指标。胡锦涛对政策和人事的影响力在中央的日常运作过程更大，因而不需要依靠某个会议来“一揽子解决”。

给公正应有的位置 Giving Justice Its Due

美国的政治经济理念不仅包括自由，还包括公正。遗憾的是，布什总统只注重在全世界推广自由，却忽略了公平的观念，导致最近几年美国的外交政策都是靠一条腿蹒跚而行。美国面临的反对来自于激进的伊斯兰教徒，以及那些因全球化造成的不公平和不稳定而谴责美国的人。这两个群体都担心美国积极拥护的自由实际上会成为富人和掌权者利用穷人和弱势群体的工具。他们以公平的名义发动了反美斗争。

普京时代的俄国媒体 The Media in Putin’s Russia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莫斯科中心的编辑马沙•李普曼（Masha Lipman）指出，今天俄罗斯媒体的问题不在于克里姆林宫对全国电视广播的控制，而在于那些未被控制的出版物也没有什么长进和作用，因为他们在一个空白的公共地带运行。真正的公共空间是全国性的电视广播系统，而这一系统已经被克里姆林宫的忠实支持者们完全控制，成为他们制造新闻、引导舆论的地方。‘

在农业贸易谈判中，首先不要伤害 In Agricultural Trade Talks: First Do Not Harm

发展中国家对WTO农业谈判的担忧是有充分根据的。美国和WTO的其他谈判者们应该认识到农业作为一个主要的就业渠道对发展中国家的关键作用。农业就业的密集性使发展中国家的情况有别于发达世界的情况，在发达国家，只有一小部分劳动力从事农业。因此，应该允许发展中国家把其小农种植的所有农作物指定为“特殊产品”，这些产品应该豁免于任何进一步的关税削减或进口配额的增加。

世界的中锋 The Center of the World

NBA深知偶像的力量。当迈克尔•乔丹退役时，NBA的排名开始下降。为了扭转这种局面，NBA开始向海外扩张，并吸引有潜力的外国球员加入到比赛中。然而，没有任何一个人如姚明那样像一个重要的使者。NBA将这个7英尺6英寸高的人以及13亿篮球迷看作救星。NBA 和跨国公司总裁们喜爱姚明，不仅因为他的身高、有才能并且性格温和，他们需要姚明，更重要的是因为他是中国人。

《失去范式：“虚弱中国论”的消亡》
（“Paradigm Lost: The Demise of ‘Weak China,’” by David M. Lampton, The National Interest, No. 81, Fall 2005）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国研究教授兰普顿（David M. Lampton）在《国家利益》杂志近期推出的“中国挑战”专题中评论道，在全球化的进程中，美国过分关注要求其他国家市场化、民主化，却忽略了全球化以及中国全方位进入国际体系之后对美国所提出的要求。在今天的华府，我们目睹了对中国认知的剧烈转变：中国范式不再是“虚弱的、发展中的、政治上脆弱、经济上转型的中国”，取而代之的是“强大的、现代化的、极具竞争力的、崛起中的中国”。加拿大伍德罗•威尔逊国际中心（Canada Institute of the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今年四月进行的民意调查发现，有31％的美国人认为“中国即将主导世界”。这种往往被夸大的对中国威胁的认知导致某些国会的政客忽视了中国自身所面临的严峻挑战，转而走向了实行保护主义经济政策和强硬外交手腕的道路。当中国国力日益壮大，世界将期待北京更多地对自己行为（或无所作为）的后果担负责任，并且为它从中得益的相互依存的国际体系作出建设性的贡献，如果中国无法承担起这类责任、作出相应贡献的话，便会形成中美之间的摩擦。

兰普顿指出，中国是既虚弱又强大的——中国有13亿人口，2－3亿中产阶级构成一个相当强大的竞争力量和全球经济的发动机，但同时，它的10亿贫困人口也是一个莫大的发展和人道主义挑战。“虚弱中国”和“强大中国”两大范式分别代表着西方自由主义“融合派“和现实主义“冲突派”的不同政治观，它们都捕捉到了部分重要的现实。务实而具建设性的美国对华政策应该同时考虑这两个范式，“防范性的融合政策”对美国和整个世界都有裨益。对中国政府来说，则不应该将美国对中国国际影响力的这种坦诚的认识简单地等同于遏制或侵略政策。

中美都应该实行让彼此放心的政策。北京需要继续向世界表明它不会滥用日益增强的权力，华盛顿需要让中国明白它欣然接受中国国际地位上升的事实，中美之间需要展开更多的高层对话，日前美国副国务卿罗伯特•佐立克（Robert B. Zoellick）和中国外交部副部长戴秉国之间的对话就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并且，中美两国应在地区防务问题上进行定期的咨询。从更广义的范围来说，世界上重要的经济体都应该调整它们的国内政策，不仅使它们自身更好地适应全球化的发展，更令彼此间增加协调、稳定相互关系：美国要解决它的储蓄、财政和货币政策；中国要改革银行和金融系统，使之建立在商业基础之上，减少坏帐，结束对出口品的资金补贴；日本和欧洲要促进国内消费和经济增长。

《加速中国威胁论》
（“Revving Up the China Threat,” by Michael T Klare, The Nation, Vol. 281, Issue 13, October 2005）

依本文作者的观察，有关中国军力和美国是否需要增加军备来与中国近期扩军抗衡的争辩将会在未来几年内愈演愈烈。作者预测，这样的趋势倘若延续下去的话，每一方都可能卷入一场不断加剧的军备竞争中，最终给中美两国都造成有害的后果，即便其后果并非战争。如果美国希望在亚洲避免一场代价高昂且极度危险的冷战的话，美国必须质疑五角大楼有关中国扩军的论断，并且阻止他们采取反华的军事部署政策。

《美国国防部考量中国威胁》
（“U.S. DoD Ponders China Threat, ” by Ted McKenna, Journal of Electronic Defense, Vol. 28, Issue 9, September 2005）

在未来几年中，美国军事改良的主要针对目标是暴乱、恐怖主义袭击和不对称战事。因此，陆军正在创建以应对小型部署为目标的自我维护部队，海军则在设计适合沿海地区使用的小型舰艇。但是作者提醒说，美国军建不要忽略来自中国的传统的军事威胁，尽管中国政府竭力否认它目前的扩军会造成任何威胁。

《用中国特色支配海域》
（“Command of the Sea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 by Toshi Yoshihara and James Holmes, Orbis, Vol. 49, No. 4, Fall 2005）

这两位美国海军和国防分析家写道，进入全球化时代后，美国的外交决策者不再那么相信地缘政治和权力政治对国际事务的影响，他们认为经济方面的考虑对国际政治的影响更大。但是，美国的领导人应该意识到，他们受到全球化趋势影响的世界战略观跟中国的世界观越来越不合拍，因为中国继续用地缘政治的方式来看待国际体系。中国的地缘政治观塑造了它的国防政策，使它愈加重视建立对海域的控制，这一战略目标威胁了美国在亚洲的利益。为了防止世界政治再度为侵略性的、受地缘政治驱动的国家所主导，美国不应该认为中国和自己具有相同的世界观，也不应该假设地缘政治已经从国际关系中消逝。

中美冲突不是无法避免的。在中国试图和平崛起的过程中，它目前的表现像一个比较负责任的世界大国。北京和其他国家一样，面临着全球经济的限制——国际行为的错误将给国家带来惨重的经济惩罚。因此，美国仍然有时间同中国进行沟通协商，来避免在中国的海域产生冲突。华盛顿应该倡导温和的接触政策，但同时由足够的军力在背后支持这种接触。首先，美国要试图说服中国的战略家放弃零和博弈的权力政治想法。其次，美国应该向中国强调中美在海事安全上的相互利益和所能获得的共同好处。

《美日安全联盟 、东盟和中国南海争端》
（“The U.S.-Japan Security Alliance, ASEAN,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Dispute,” by Joshua P. Rowan, Asian Survey, Vol. XLV, No. 3, May/June 2005）

中国南海的状况集合了主权、石油和天然气等诸多国家利益，给美、日和其他亚洲国家带来重要的政策后果。由于亚洲地区对美国和日本具有关键的地缘战略意义，中国南海的争端必须遵照国际法得以和平的解决。然而，单靠美日安全联盟本身是不够的，美日联盟还应通过东南亚国家联盟已有的外交渠道进行操作，才能长期地为潜在的南海争端提供安全的解决办法。

《中国在非洲》
（“China in Africa,” by Chris Alden, Survival, Vol. 47, No. 3, Autumn 2005）

由于中东问题和反恐战争，中国同非洲国家的日益加强的接触长期未得到美国政界的关注。可是在过去几年间，这两个地区的贸易从2000年的100亿美元快速上升到280亿美元，中国通过一系列高层外交和商业代表团向非洲国家提供了大量的外交援助，同南部非洲关税同盟开始了有关建立地区自由贸易的谈判，并向利比里亚发出了前所未有的维和部队。北京与非洲国家的不断接触的部分原因是想获得能源资源，但还有其他的动因。中国在非洲地区的自由交往将日益受到其他国家利益的限制。例如，中国的石油利益可能会受到国际压力的打击，苏丹的人权和种族灭绝危机也动摇了中国与非洲接触的理由——能源安全和非洲国家对传统的国家主权不可侵犯的国际准则的支持，另外，美国的保守派政客和保护人权的非政府组织亦会继续批评中国同苏丹加强合作，即便非洲的社会主义国家也对中国“只重利益而轻朋友”的做法感到不满。

《中国的经济储备资源》
（“China’s War Chest,” by Steve H. Hanke, Forbes, Vol. 176, Issue 10, November 2005）

大多美国记者和国会山上的政客都联合起来责怪中国的“重商主义”伤害了美国经济、造成了美国的巨额贸易赤字。他们认为，中国通过抵制人民币升值来保证其出口的稳健增长，并且指向中国迅速上升的外汇存储积累来“证明”这一理论。本文作者指出，谴责中国导致了全球贸易不均衡是荒谬的。美国的经常帐户赤字是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的1.6%，然而，亚洲的发展中国家与美国的贸易顺差只占全球国民生产总值的0.5%，而石油出产国也占到0.5%, 日本占0.4%，要改变这些不均衡，单靠让中国货币升值是远远不够的。中国今年九月份累计的外汇存储额达到7690亿美元，但是，贸易只是外储增加的一部分原因。更重要的原因是日常的资金交易：外国投资者向中国投入金钱建造工厂，这笔资金占到中国外储的29%。此外，货币投机者的外币涌入要占到中国外储的37%，因为他们赌人民币会由于美国的政治压力而升值——美国政界的干涉反而无意间造成了中国外储的增加。更何况，从中国经济的巨大规模和对外交易的日常需要等因素看来，中国拥有目前的较大数额的外汇存储量是颇为合理的。

《能源技术飞跃的限制？来自中国汽车业的证据》
（“Limits to Leapfrogging in Energy Technologies? Evidence from the Chinese Automobile Industry,” by Kelly Sims Gallagher, Energy Policy, Vol. 34, Issue 4, March 2006）

在能源可持续发展的领域中，一个最吸引人的概念之一就是能源技术能够“飞跃”。可是，发展中国家要通过国际先进技术转移而实现能源飞跃实际上存在着不少障碍，因为那些国家往往缺乏技术能力来进行自我生产或整合先进的能源技术。在发展中国家未能获得这些生产能力之前，他们只能通过使用许可证或合资企业形式从工业化国家购买新的技术。本文对三家主要的中美合资客用汽车企业的实证调查显示，至90年代末，中国汽车业并没能因为引进了美国汽车技术而在节能和环保方面获得什么飞跃性的进展。要想在中国汽车业达到能源飞跃，就必须提高中国本身的技术能力和引进更为严格的节能和环境法规。外国企业也同样应承担帮助中国工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社会责任。作者指出，我们必须认识到那些阻碍飞跃的限制性条件，从中设计出克服困难的策略，最终在发展中国家推行先进的能源技术。

《中国能控制网络媒体吗？》
（“Can China Co-opt the Web?” by Anne Stevenson-Yang,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Vol. 168, Issue 9, October 2005）

中国的媒体审查系统以维持社会稳定为目的，这一体制的操作方式主要是在传媒机构中实行对信息源头的控制。这个特点与美国商业媒体机构重在遵守规则、而不是事先限制工作流程的做法截然不同。当中国逐步吸纳国际商业媒体时，两者之间的机构文化冲突显而易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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