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内基中国透视》月刊
Carnegie China Insight Monthly
2006年第10期 （总第21期，2006年11月）

PDF 版本 PDF Version 

美国中期选举对未来两年政策的影响

The Impact of the U.S. Mid-term Election on the U.S. Foreign Policy

(陈欣)

美国中期选举于十一月七号举行。民主党在这次选举中大获全胜，不仅在 1994 年以来首次赢得参众两院的控制权，而且在州长选举中也赢得了超过半数的州长席次。这次选举反映了美国的什么民意？对于未来两年的美国政治将产生什么影响？对华政策是否因此会出现调整？卡内基中国透视为此采访了四位专家，他们分别是美国《外交事务》杂志执行编辑吉丁. 罗斯(Gideon Rose) ，布鲁金斯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迈克. 奥汉龙(Michael O'hanlon)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中国项目主任裴敏欣 (Minxin Pei) ，以及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驻布鲁塞尔高级研究员罗伯特. 凯根(Robert Kagan) 。

伊拉克政策面临挑战

大多数受访专家认为，决定这次选举结果的重要因素之一是美国民众对于伊拉克局势的不满。过去在地方选举中选民往往比较关注地方议题和有关国计民生的问题，但这次民主党把选举变成对伊拉克战争的全民公决；这一策略获得了成功。根据媒体进行的民意调查，大约每十个投票者中就有六个对伊拉克战争感到不满。另外，超过半数的人认为美国应该部分或者全部从伊拉克撤军。

以民意为支撑，民主党在赢得选举后很快就发出了改变伊拉克政策的声音。参议院新当选的民主党领袖里德和未来的众议院议长佩洛西都誓言要推动从伊拉克分阶段撤军，并在伊拉克问题上加强和其它国家的合作。

白宫也显然从选举结果看到了伊拉克政策调整的必要性。就在选举的第二天，布什总统在记者招待会上坦承美国选民对伊拉克战争失去信心，并接受了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的辞职。他还提名曾经强烈批评过白宫伊拉克政策的前中央情报局长盖茨接任国防部长。另外，布什还和以前国务卿贝克为首的伊拉克研究小组举行会谈，探讨解决伊拉克僵局的途径。

尽管有上述进展，奥汉龙认为，民主党不会过于激进地推动伊拉克政策的变化。这是因为民主党不希望一控制国会就采取负面的措施，从而被看成是主张放弃、逃避或退缩的政党。另外，伊拉克局势并非完全没有希望。如果美国采取更好的措施，如加强对伊拉克安全部队的培训，那里的局势仍有可能好转。重要的是，布什政府应该增加对伊拉克政府的压力，让他们了解美国人民正在失去耐心。奥汉龙指出，在 11 月16 号民主党投票推选众议院多数党领袖时，不主张撤军的霍伊尔以相当大的优势击败强烈主张撤军的莫萨，这对于民主党内主张撤军的声音是一个很大打击。

罗斯也认为，美国在近期内不会在伊拉克问题上有太大的政策调整，因为美国不可能完全放弃伊拉克，使其陷入崩溃。“虽然民主党希望在伊拉克问题上改变方向，而且有强大的民意支持，但是如果白宫坚持其立场，那他们也不至于采取太极端的措施，如切断对伊拉克军事行动的拨款。毕竟民主党不希望给人这样的印象，那就是他们完全放弃了伊拉克或者硬要和白宫对抗。”罗斯表示，只有在大多数国会成员对伊拉克战争的不满使他们只求尽快抽身，而不管撤军会使伊拉克及中东的安全会恶化到什么程度时，美国才会撤军。但是现在还没有到这一步。“这一天终会到来，”罗斯说，“至于是在今后一两年到来，还是在下一届总统期间到来，我们无法预测。”

凯根则认为，美国应该大量增加在伊拉克的驻军。“我们在伊拉克最大的失误是从一开始就没有部署足够的兵力，” 凯根说。“这使得我们无法有效地控制局面和打击反叛活动。我们现在最需要作的是加大那里的军事力量，给予反叛分子致命的一击。” 他表示，这很可能是白宫的立场，而民主党没有足够的政治力量来扭转这个立场。

民主党提出广泛新议题

 民主党作为国会多数将决定国会议题。选举刚刚结束，民主党就开始为一系列议题造势，其中包括：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增加促进国土安全的开支，改革能源政策以推广替代能源，增加教育开支，以及解决非法移民问题等。奥汉龙认为，上述议题都可能得到部分共和党人的支持。他表示，除了伊拉克战争之外，两党争论比较激烈的议题可能包括减税问题。白宫和共和党希望过去几年来的减税措施能够永久化，但肯定会遭到民主党的反对。民主党则希望提高富有阶层的税率，但这也会遭到共和党和白宫的杯葛。

罗斯认为，另一个可能引起冲突的领域是贸易。民主党的一般立场是不希望进一步推动自由贸易，也不愿意给予总统更大的达成自由贸易协定的权力。总统推动自由贸易的快速审批权将在 2007 年到期；民主党很可能会阻止这一权力得到延续。他认为，这将影响总统就贸易协定进行协商的能力，而且不利于世贸组织的多哈回合谈判。

凯根认为，民主党在这次选举中推出了不少中间偏保守的侯选人，这些民主党新一代议员许多来自南方，中西部和农村等比较保守的地区。他们比较保守温和，在一些问题上立场和共和党更为接近，这将对国会民主党领袖将形成挑战。凯根认为，这些新生力量将迫使民主党走向中间路线；在美国社会向右转的今天，这些中间派代表了民主党的未来。他指出，民主党领袖显然已经意识到如何融合党内不同声音将是一大挑战。参议院民主党领袖里德在选举后表示，民主党将吸取共和党失败的教训，那就是，必须听取党内温和派的声音，必须走中间路线。至于这一承诺是否能够兑现，人们将拭目以待。

两党合作需要加强

裴敏欣认为，过去几年来，国会基本上放弃了监督和制衡行政分支的职责。由于国会和白宫都被共和党掌控，也由于布什的强势作风，国会基本上让布什为所欲为。新国会的首要任务就是恢复对政府的监督，而伊拉克问题是重点之一。另外，民主党控制国会意味著他们可能对布什政府过去的一些政策展开调查和听证，包括国内秘密监听事件，伊拉克重建中的严重浪费，以及卡特里娜飓风期间的政府失职等问题。

罗斯则认为，民主党领袖需要足够的政治技巧在合作与制衡之间寻求平衡。如果民主党把听证和调查作为党派斗争和阻挠共和党议题的工具，那么党派之争就会更激烈，政府会进一步瘫痪，民众会对民主党也将产生强烈不满。“民众希望看到有效的政府，希望公众利益得到保护，希望看到两党合作，”罗斯说。“民主党必须在制衡监督方面发挥作用，但不能越过底线。”

奥汉龙认为，有几个因素可能使民主共和两党的合作有所加强。首先是布什总统希望在总统任期的最后两年取得一定成果作为自己的政治遗产，所以会更积极地和民主党合作。另外，民主共和两党都已经认识到了美国民众对于党派政治的厌倦。现任国会由于党派之争而成效甚微；如果两党再不改变现状，那么愤怒的选民将再次在 2008 年用选票说话。最后，在参议院，民主党的多数优势并不明显，而且民主党内部也存在各种分歧，这将促使民主党以温和而不是强势的作风行事。

对华政策不会有太大变化

凯根表示，中期结果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被许多人夸大了。他认为，除了伊拉克问题之外，民主党控制国会对美国的伊朗，北韩和中国政策几乎不会有什么影响，因为这些政策都是由白宫定调。

裴敏欣也认为，国会权力转换对于对华政策的影响将是相当间接的，不过在两方面可能会有一些变化，那就是国会可能在人权和贸易上加大对中国的压力，在安全上则减少压力。裴敏欣表示，即将成为众议院议长的南希 . 佩洛西以关注人权问题著称，她对中国的人权记录有许多批评，而且曾经推动将中国的贸易最惠国待遇与其人权状况挂钩。另外，即将成为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主席的兰托斯议员有匈牙利难民的背景，对共产党制度持反感态度。这些因素都可能增加美国批评中国人权状况的声音，加深美国对于中国政治体制的审视。另外，民主党比较关心中小企业和劳工的利益，与工会有悠久的历史。这可能使民主党面临较大的保护主义压力，在贸易不平衡、汇率、以及打击盗版不力等问题上对中国发出更强硬的声音。

在安全方面，由于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下台和国会一些共和党强硬派的离任，美国政府内主张“中国威胁论”的声音可能会较为平息。“总的来说，”裴敏欣表示，“中期选举是美国国内政治的重要指标，但对中美关系影响不大。这是因为大多数民主党和共和党都知道，美国在未来需要中国合作的领域相当广泛。尽管在短期内一些国会成员可能就中国问题发出批评的声音，但这些声音在中美合作的大背景下不会过于突出。”

罗斯也表示，让中国继续和平崛起并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符合美国的利益。在新的国会中，左派和右派都会发出对中国批评的声音。但是民主共和两党都了解美中在经济方面相互依存，在政治和战略上也有合作的潜力。为此对中国的批评将是“雷声大，雨点小”，维护两国关系的中间派将处于上风。

返回目录 Top

北京的远征 (Beijing's Safari)

十一月三号到五号在北京举行的中非合作论坛峰会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这次峰会被认为是中国在非洲扩大影响力的重要标志。 在峰会期间，中国和非洲国家在援助、投资、贸易和社会发展领域达成了一系列重要协议。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访问学者约书亚 . 科兰滋克(Joshua Kurlantzick) 在峰会期间发表了题为“北京对非洲的远征”的政策分析，讨论了中国在非洲政策的成就和缺陷，以及国际社会的因应之策。 科兰滋克认为，中国对非洲的政策是中国积极拓展“软实力”外交的全球策略的一部分；这一策略的对象首先是非洲，中亚，拉美和东南亚等地区。这些地区的很多国家都需要中国的援助、贸易和认同；由于中国自身也是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比较容易接受中国的友好姿态。对中国而言，和非洲发展更紧密的关系能为中国提供急需的自然资源和商品市场；能使台湾的传统盟国切断和台湾的关系；也能使中国在联合国等国际论坛获得非洲国家的重要支持，在全球事务中有更大的发言权。

中国拉拢非洲的主要工具是援助。中国近年来大量增加了对非洲的援助，而且很少提出附加条件。这主要是出于政治和战略考虑，而不是出于人道原因。这些援助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和地区银行的关系，帮助培训专业人士，以及在非洲大学建立中文教学等。除了援助之外，中国还对非洲最贫穷的二十五个国家免除进口关税，这和西方国家的贸易壁垒形成鲜明对照。

中国的努力为非洲带来了很大好处。中国和非洲的贸易在2005年达到四百亿美元，比2004年上升了百分之35。 非洲政治精英和民众也都欢迎中国的到来。但是，中国对非洲的援助也可能带来一些负面影响。中国提供的贷款，尤其是数目巨大的高利息贷款，可能加大一些国家的负债；中国的投资可能使环境破坏和劳工标准低下的问题进一步恶化；另外，模仿中国模式的企业在非洲可能出现经营不善的问题；而中国不带附件条件地提供援助的做法可能使非洲国家疏远其它援助国，从而放松它们以前为赢得西方援助而在体制和政府改革等方面所做的努力。

国际社会应该促使中国更广泛地关注非洲的利益。为此国际社会应该积极推动中国更广泛地参与国际援助组织的努力，让中国在国际金融机构有更多的发言权，并让中国在非洲国家的卫生政策上发挥更大的作用。除此之外，发达国家还应该在资源问题上更积极地和中国协调政策。例如，美国，日本和中国应该建立某种形式的“消费国组织”，以防止安哥拉或者尼日利亚这样的国家把消费国之间的能源争夺战战作为讨价还价的筹码。美国和国际金融机构还应该推动中国减少向负债过多的国家提供商业贷款。

中国和印度的崛起 (The Emergence of China and India)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和国家亚洲研究局在 10 月19 号共同主办了题为“贸易，安全与中印崛起”的讨论会。在中国小组的讨论中，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中国项目主任裴敏欣认为，中国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不是经济快速增长和转型所致，而是政治体制缺陷的反映。他表示，政治体制的缺陷使经济效率低下，并增加社会动荡和体制崩溃的风险。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史文(Michael Swaine) 则反驳了一种说法，那就是中美之间的经济相互依存排除了两国间出现激烈冲突的可能性。他认为，中国目前在一些问题上和美国合作不是由于和美国的相互依存关系，而是出于国内因素和国际战略的需要。一旦中国更为强大，中国增强其实力的需要可能会超过保持与美国依存关系的需要。史文还对裴敏欣强调民主的重要性表示了不同意见。 他认为民主化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不清楚。 腐败，环境破坏和公共卫生才是中国的当务之急。在另一个小组的讨论中，德克萨斯大学的经济学家德维什 . 卡普尔(Devesh Kapur) 指出了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贸易面临的障碍，包括相似的经济结构，交通和通讯的不足，以及巴基斯坦军政府的政策等。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阿西莉. 特里斯(Ashley Tellis) 认为，印度在未来十多二十年将保持百分之六到八的经济增长率。 但是她说，如果印度要寻求更高的经济增长率，印度领导人必须加强对基础设施和农业的投资，在国家和地方都保持财政稳定，并改善印度的教育和卫生。

俄罗斯的仿民主 (Imitation Democracy in Russia)

西方国家近年来普遍关注俄罗斯出现的非民主化以及政府加强经济控制的趋势。为此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莉莉亚 . 舍维特索娃(Lilia Shevtsova) 在十一月初发表了题为“俄罗斯的仿民主”(Imitation Russia) 的分析文章，探讨了俄罗斯近年来的政治和经济趋势与其国内体制的关系。 作者认为，俄罗斯今天拥有的并不是真正的民主制度，而是所谓“仿民主”。这种制度尽管有选举和多党制等民主的硬性指标，但是却缺乏真正的民主要素，如独立的党派和政治团体，强有力宪法保证的自由权力，以及有法制保障的私营经济等。叶利钦时代的政治改革没有建立真正的民主政治结构，而是大大加强了总统权力。这种得到西方默许的“超级总统制”在今天成为巨大问题。与此同时，俄罗斯今天的经济是以国营资本主义为基础，联邦和地方官员正对经济实施类似前苏联时代的控制。这种经济控制是俄罗斯未来的不稳定因素。作者认为，俄罗斯的目标是实现民主化，走向市场经济，并重新成为全球超级大国。但是要达到这些目的，俄罗斯在几个方面面临两难处境：首先，成为超级大国的野心阻碍了俄罗斯政界解除官僚专制体制的决心，因为即使是俄罗斯的自由派也认为，俄罗斯需要强有力的政权来实现其超级大国的野心。其次，彻底的经济改革需要强有力的领导和来自上层的干预，但是加强民主却要求政府放弃一些权力。这两者的矛盾难以协调。俄罗斯领导人为了经济改革不断将权力集中化，但是如果没有真正的民主制度和机制，有效的改革不可能得到实施。第三，俄罗斯当权者为了稳定压制政治多元化和不同的声音；这种压制可能适得其反，为2008年总统大选带来不可预测的因素。由于俄罗斯上层缺乏应对危机的机制，政治冲突可能带来动荡的可能。

过渡中的巴基斯坦 (Pakistan in Transition)

巴基斯坦“人权委员会”主席阿斯玛 . 吉哈尔(Asma Jehangir) 十月三十一号在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举办了题为“过渡中的巴基斯坦”的演讲，介绍巴基斯坦政治现状。 吉哈尔表示，和美国所认为的相反，巴基斯坦总统穆沙拉夫将军并不是一位“温和而开明领导人”的领导人。在他的领导下，巴基斯坦存在普遍的政府滥用权力，任人唯亲，腐败和践踏人权的现象。如果美国继续支持这个不得民心的领导人，巴基斯坦民众的反美情绪会继续高涨。吉哈尔还指出，由于军政府和伊斯兰极端主义的联系，只要巴基斯坦军政府继续掌权，巴基斯坦的反叛活动就不会停息。在巴基斯坦，许多伊斯兰学校和清真寺都成了伊斯兰极端分子活动和招募人员的中心。吉哈尔还对2007巴基斯坦大选的前景表示悲观。吉哈尔认为，要改善巴基斯坦的政治局势需要采取以下步骤：一，成立一个独立的选举委员会；二，建立更好的机制来挑选司法系统的任职者；三，建立更强的官员负责机制；四，建立更有效的，拥有财政大权的国会；五，让文职人员来控制巴基斯坦的核项目；六，对武装反叛活动采取严厉的打击措施；最后，让巴基斯坦各政治团体就对印度和阿富汗的政策达成共识，以免政党之间互相指责对方背叛国家利益。

卡内基推出《南亚观察》 (Carnegie’s New E-newsletter "South Asian Perspectives")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在十一月推出网上月刊《南亚观察》。这份月刊的目的是向政策制订者，学者和研究人员提供南亚地区的重大政治和经济信息，并就重要的政策性问题展开讨论。月刊的内容以围绕南亚的新闻报道和政策分析为主。十一月首期《南亚观察》的内容包括：印度和美国核协议的新进展，巴基斯坦军方对政治的控制，巴基斯坦2007年大选的前景，斯里兰卡和平进程面临的障碍，以及印度设立特别经济区所面临的问题等。

美国与中国的新对话 (America's New China Dialogue)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中国项目高级研究员盖保德(Albert Keidel)在“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十月份公布的“弗里曼报告”上发表了题为“美国与中国的新对话”的文章，对美国财政部未来针对中国的政策提出了建议。盖保德认为，美中两国在财政部长保尔森访问中国期间建立的“高层经济对话”使保尔森能够直接和中国副总理吴仪沟通，减少了以前两国间对话渠道不对口的情况。但是在向中国施加压力时，美国应该在议题和论调上都有所调整。例如，美国不应太急于推动中国的金融改革，因为中国的金融体制并不象美国所说的那样糟糕，过于激进的变化反而会为中国带来风险。其次，保尔森不应该迫于国内贸易保护主义的压力而把中国作为美国贸易赤字升高的替罪羊。美国应该把重点放在推动中国履行世贸承诺开放市场方面，而不是一再强调汇率问题。另外，保尔森应该把应对来自中国等国家的竞争作为推动美国进行经济改革的机会。为了加强出口竞争力，美国需要在健保，退休金，教育和劳力流动等方面进行改革。最后，保尔森还应该争取让美国取消对农产品的补贴，这才会增加美国在中国和世界眼中的可信性。

下一批核国家的名单 (The List of the Next Nuclear States)

继北韩在十月初进行核武器实验之后，国际社会都在关注这一发展对全球核不扩散努力所带来的影响。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外交政策》杂志的十月号网上版发表了分析文章，讨论下一个可能拥有核武器的国家。这些国家分别包括在核技术方面具有相当实力的日本，核项目已经引起全球关注的伊朗，担心海峡两岸军事力量不平衡会带来生存危机的台湾，曾经有过核项目而且对中东不稳定局势严重关注的叙利亚，以及曾经秘密研制核武器，而且在朝鲜半岛统一后可能接手北韩核项目的韩国。

中国软实力的增加 ( China Buys the Soft Sell)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访问学者约书亚.科兰滋克(Josh Kurlantzick)十月十五号在“华盛顿邮报”发表文章，讨论中国软实力的增加为国际社会带来的挑战。作者认为，在美国忙于反恐之际，中国正悄悄改变其外交政策，以软实力征服世界。这一战略从东南亚开始，现在已扩大到拉美，中亚和非洲地区。中国的新外交为国际社会带来了新挑战。首先，中国作为新兴援助国所提供的援助可能使一些受援国抵制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的影响。另外，中国的魅力可能说服其它发展中国家采用中国的发展模式，那就是在促进经济变革的同时压制政治自由。但是中国国际地位的上升也为国际社会带来了机遇。中国影响力越大，它的政策受到的注意也越多，也越需要做出更大努力来保持其吸引力。国际社会应该利用这一点来推动中国成为一个更负责任的大国。例如，国际社会应该让中国了解，要让大多数国家对中国怀有好感，中国就应该和一些无赖国家如北韩，伊朗和委内瑞拉等保持一定距离；对缅甸军政府那样的专制政权提供支持不利于中国的国际形象和中国所需要的地区稳定。最后，如果其它国家的人民把中国看成是威胁他们自由和利益的势力，那么中国在海外的利益也将受到损害。在尼日利亚，南非和赞比亚等国家，中国已经被指责剥削当地劳工，从而成为武装分子或者反对派威胁的目标。

破译军备竞赛之谜 (Cracking the Arms Race)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核不扩散项目主任乔治.帕克维奇(George Perkovich)十月十七号在“华盛顿邮报”发表书评，介绍戈登.科里拉(Gordon Corera)名为《购买核弹》的新书。帕克维奇认为，臭名昭著的巴基斯坦科学家卡迪尔.汗因向北韩，伊朗和利比亚等国家提供核技术和设备而被看成一个恶魔般的人物，但是人们更需要反思的是国际体系中存在的缺陷如何使卡迪尔.汗的核扩散努力成为可能。《购买核武器》一书以精彩的叙述介绍了西方科学家和商人如何争相向卡迪尔.汗提供核材料，以及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如何对出口规则中的漏洞视而不见，使卡迪尔.汗屡次得手。科里拉在书中指出，卡迪尔.汗的核扩散活动至少有三分之二是合法的，并没有犯法。在他看来，国际社会在反扩散方面存在的制度性漏洞要比卡迪尔.汗危险得多。例如，国际社会有通用的法律来打击奴隶贸易，绑架和走私等罪行，但是却没有通用的法律来打击核武器扩散活动；每个国家都根据自己的法律来决定是否或者如何处理这方面的违规者。这本书还批评了美国在核政策上的短视。例如，美国为了争取巴基斯坦领导人穆沙拉夫在反恐方面的合作而减少了对巴基斯坦核问题施加的压力，从而导致卡迪尔.汗的核网络得以飞速发展。

("China: Toward a Consumption-Driven Growth Path", Nicholas R. Lardy, Policy Briefs in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October 2006, PB06-6.)

中国最高领导层早在 2004 年底就表示，要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经济增长的模式，从投资和贸易盈余推动的经济转向国内消费推动的经济。这一决策无疑是具有远见的，因为过去多年来中国的投资增长速度远远高于国民生产总值上升的速度，而消费增长速度相对则缓慢得多。这种以投资推动发展的模式导致了很多问题，包括投资过度导致经济效率低下，个人消费增长受阻，就业增长缓慢，能源消耗剧增和环境破坏严重，银行坏帐累累，以及贸易不平衡导致美国等贸易夥伴的反弹等等。

中国在做出转型的决定之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但是这些措施从目前来看收效不大。首先，中国对农村人口和部分城市人口都适度降低了税率，而且在 2006 年七月开始实施最低工资标准。但是这些措施并没有明显增加消费者的收入，对于消费不能产生明显的刺激作用。其次，中国在逐步建立社会安全保障体系，但是目前这一体系还相当不完善，大多数民众只能依靠自己的储蓄来应对生活中最大的开支，如医疗保健，养老金和子女教育等。这大大限制了民众消费的欲望。在经济政策方面，尽管中国在2006 年已经两次提高贷款利率，企业的贷款利率相对来说还是相当低。中国应该实行灵活的汇率政策，这样中央银行在设定国内利率方面才有更大的弹性，也才能提高贷款利率来限制投资热潮。最后，中国应该通过调整企业税来重新分配经济资源。从1998 年到2006 年头半年，中国工业企业的利润从不到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二上升到了将近百分之九。但是企业在如何有效使用利润方面选择非常有限。目前，中国企业在银行储蓄的利率几乎为负数，这迫使企业把它们的盈利重新投入生产，即使这样的投资回报率相当低下。如果政府让企业与国家分享更多的利润，这不仅会减缓投资的步伐，而且还会为政府建立急需的社会服务和保障体系提供资金。

《中国的领导断层》

( “China 's Leadership Gap", John Thornton, Foreign Affairs, November/December 2006)

改革开放28年后的今天，中国面临着一系列巨大的挑战。其中一个最重大的挑战是如何培养新一代有能力，有道德和负责任的领导人。 由于中国的一党专制体制，中国的治理主要依靠领导人的才干。但是中国政府今天越来越难以吸引，发展和保留有才干的人。造成这种困境的主要原因如下：第一，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许多专业人士选择到私营企业，尤其是外资企业工作；第二，中国的政治体制使权力被掌握在所谓“体制内”干部，也就是终身从事行政工作的人手中，专业人才往往被看成是对他们权力的威胁因而难以得到重用；第三，中国高层官僚结构面临很多问题，如干部经常被任命担任他们没有任何经验的职务，或者频繁在不同的职务之间调动等。低层官僚则往往需要在一个部门熬上很长时间，从而使他们的主动性被窒息。另外，很多人追求权力是为了获得地位和经济利益，这导致官员中腐败蔓延。在一些地区，买官卖官成为普遍的现象；买官者为了捞回成本而大肆从事腐败活动。政府的无能和腐败已经激起中国民众极大的不满。据统计，在 2005 年中国共发生了八万多起群众抗议活动，其中相当多是抗议政府的政策或表现。作者认为，加强民主参与和官员负责机制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重要条件；如果民众感到他们对政府政策没有影响力，他们的愤怒情绪将越来越普遍。另外，中国应该打破政府和私营企业之间的隔阂，使有才干的专业人士能够走上从政之路。最后，中国应该改变其官僚文化，使治理的有效性，而不是官僚政治中的生存技能，成为决定一个官员政治前途的最重要因素。

《全球化指数》

( “The Globalization Index", Foreign Policy & A.T.Kearney, Foreign Policy, November/December 2006)

今天的世界看似充满了危机和冲突，但是在分裂的表象之下是深刻的全球性融合。全球化正以不容阻挡的势头给许多国家带来巨大变化。 该文通过对 62 个国家2004 年国情数据的分析，审视了哪些国家在增强或者减少其全球化趋势。这62 个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生产总值的的百分之96 ，人口则占全球人口的百分之85 。被分析的数据有16 种共4 大类，它们分别为经济融合程度，人力资源和素质，技术发达与开放程度，以及政治开放程度。

根据最新公布的全球化指数，全世界最全球化国家的排名依次为新加坡，瑞典，美国，爱尔兰，丹麦，加拿大，荷兰，澳大利亚，奥地利，瑞典，新西兰，英国，芬兰，挪威，以色列，捷克共和国，斯诺文尼亚，德国，马来西亚和匈牙利。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排名是以各个国家的总体全球化程度为依据，但是每个国家的全球化趋势有各自不同的特点。对一些国家来说，全球化主要是一种经济现象；对另一些国家来说，全球化趋势可能体现在国际通讯的频繁程度，或者支持国际条约的程度。以法国为例，这个国家积极参与国际条约，维和使命和国际组织，因此其政治全球化得分很高；但由于实行高关税和高农业补贴政策，在经济融合上得分却很低。作者指出，许多国家在鼓励某些方面全球化的同时不愿看到其他方面的全球化。

在全球化指数的前 10 个国家中，澳大利亚的排名比前一年上升了四位，这是因为矿产品价格上升，强大的服务业，以及增加的外国投资使其经济方面的得分大大上升。爱尔兰在2001 和2002 年是全球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但这次由于外国投资转向亚洲和东欧而降低了两位。美国的排名因强大的技术实力而上升了一位。另外，它在吸引更多外国投资及支持国际维和使命方面得分较高，弥补了在支持自由贸易和加入国际条约方面的低分。

本文指出，当今的全球化热点在高盛投资公司所说的所谓 "BRIC" 圈， 也就是巴西- 俄罗斯- 印度- 中国圈。根据高盛的报告，如果照目前的趋势，在不到40 年的时间里，这几个国家的经济总和将超过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和美国等六大工业国的总和。但是由于这些国家都有大量还没有融入全球化经济的农村人口，它们在全球化指数中的排名并不显著。即使如此，中国的排名还是上升了三位，而巴西和俄罗斯则分别上升了五位。这几个国家在不同的方面都显示了巨大潜力。中国的贸易总量在2004 年达到了一万多亿(1 trillion) ，使它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和德国的世界第三大贸易国。对俄罗斯的外国直接投资使其石油和天然气工业大大加强。对印度和巴西的外国投资也分别上升了百分之23 和百分之80 。

本文认为， BRIC 圈今天以向全球提供廉价商品和信息技术而闻名，但是一旦它们的人均收入达到三千元的水平，它们的消费者就将成为全球市场中的巨大力量，为全球经济带来深刻影响。文章表示，俄罗斯目前刚刚达到这个水平，中国和巴西预计将在10 年内达到这个水平。印度也将紧随其后。

《中国放慢吸收外资步伐》

( “China Takes a Break", Clay Chandler, Fortune, October 2006. Vol. 154, Iss.8)

就在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九月中旬访问中国前一个星期，中国宣布暂停审理所有要求在中国建立证券交易公司的申请，包括暂停受理外国证券业进军中国市场的业务。中国当局表示，这样做是为了让国内金融机构有时间进行整顿，以应对日益增加的外来竞争。但是许多分析人士认为，此举中国显示过去十多年来积极寻求外资的热情开始降低。今年以来，中国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显示中国已经在放慢吸引外资的步伐。这些措施包括：为一些外资集团收购中国银行和企业股份的方案踩煞车；要求外国公司允许中国员工组织由政府控制的工会组织；以及要求外国公司在对所谓“ 可能影响国家安全的关键行业”进行投资时向中国政府登记等。

中国目前是亚洲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从今年一月到八月，中国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高达三百七十二亿美元。另外，中国的经济增长率高达百分之十，而且外汇储备是全世界最高的，预计将在几个月内达到一万亿美元。经济实力的加强，使得中国感到终于可以对外国投资有所选择了。作者认为，除了经济因素之外，中国决策者在经济和政治领域的思路也在转变。在邓小平和江泽民时代，中国领导人急于推动市场经，并把社会不平等和腐败等问题看成不可避免的副作用。但是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上任后，其执政重点似乎是关注弱势群体，希望解决市场化带来的社会不公，并防止外国公司控制中国经济。另外，中国近年来逐渐产生了一些具有竞争力的公司，这些公司对于外国公司享有税收优惠和补贴的政策感到不满。这些因素都使中国在引进外资方面采取更为审慎的态度。

《在后小泉时代重新定义中日关系》

( “Redefining Sino-Japanese Relations after Koizumi", Yang Bojiang,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Autumn 2006, Vol. 29, No. 4)

日本前首相小泉纯一郎在任期间缺乏明确清晰的外交战略，使过去五年的中日关系陷入低潮。小泉的外交失误主要体现在：在历史问题上一再激怒中国及其它亚洲邻国；在国内政治上向民族情绪浓厚的右翼靠拢；在外交上采取“亲美反中”的思路。作者认为，小泉在历史问题上的固执削弱了美国在亚洲的道德号召力，也降低了日本在美国在亚洲战略中的价值；在美日联盟方面，日本加强和美国的联盟虽然是以制衡中国为目的，但也使日本成为美国战略棋盘上的一颗棋子，使其行为受制于美国，不能以遏制中国为由发展独立的军事力量。作者认为，随著日本希望在国际事务上有更大的作为，日本应在历史问题上和中国等亚洲国家达成谅解。另外，日本应该和美国共同推动亚洲各国的多边合作，这不仅有利于日本获得独立的“身份认同”，也能减少中国实力上升所带来的忧虑。最后，由于民族主义情绪在中日两国国内政治中都是重要因素，中日应该建立高层对话渠道，以平衡民族主义情绪为政策制定者带来的压力。

《美国经济放慢，亚洲大肆采购》

( “America Drops, Asia Shops", Economist, October 21, 2006)

一种普遍的看法是，美国消费者支撑著世界经济。这种看法可能会在今后一两年被改变。随著美国房市回跌，美国的经济增长率几乎陷于停滞。尽管最近低失业率和油价下降使美国人保持乐观，但是专家预计房市的进一步下滑将导致美国消费者紧缩开支。与此同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亚洲正取代美国成为全球消费的主要动力。根据统计，亚洲消费者的开支今年将上升将近百分之七，相比之下，美国的增长率不到百分之三。如果以购买力平价为依据的话，亚洲消费者市场已经超过了美国，而中国总消费将在 2020 年之前超过美国。相对于美国的百分之71 ，目前亚洲国家的消费平均只占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55 ，这表明亚洲的消费还有相当大的增长空间。一些经济学家担心，美国的经济放慢将意味著美国购买力的减少。但是作者认为，全球经济对美国的依赖在减小。过去五年来，美国进口在全球的比例从百分之21 降到了百分之16 。虽然像台湾这样规模较小的经济比较多地依赖出口，但是中国，印度和日本等国最近几年的增长主要是由国内需求刺激所致。 中国去年的经济增长有将近百分之2 是来自对美国的出口，但是即使没有这个因素，中国的增长率仍然会高达百分之8.5 。作者认为，亚洲的强劲需要也会使欧洲受益。欧洲去年向亚洲的出口高达两千四百四十亿欧元，高于向美国出口的一千八百五十亿欧元。

《中东新时代》

("The New Middle East", Richard N. Haass, Foreign Affairs, November/December 2006)

美国自海湾战争以来在中东具有至高的影响力，但是现在诸多因素使这一时代宣告结束。首先是美国对伊拉克的战争。这场战争使中东反美情绪高涨，逊尼派和什业派的矛盾重新浮上台面，恐怖分子获得更大的号召力，也使美国军队陷入泥淖。 另外，中东和平进程的崩溃和阿拉伯国家政府对伊斯兰极端主义控制不力也使美国影响力降低。最后，全球化趋势使得阿拉伯世界共同通过媒体和卫星电视目睹伊拉克或者黎巴嫩的战事和乱局，从而成为一个“反美地区村”。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发现，为了避免激怒民众，他们越来越难于公开和美国合作。

基于上述因素，中东的新时代已经降临。这一时代的特点是，美国的影响力降低，其他国家对中东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在伊拉克、中东和平进程、制裁伊朗、以及在推进民主等问题上，欧洲联盟、中国和俄罗斯都可能寻求不同于美国的道路，而且试图发挥更大的影响力。伊朗将因其国力的强大和对伊拉克、哈马斯及真主党的影响而成为该地区的重要成员。以色列将继续面临多重安全挑战，而且由于没有在黎巴嫩战事中取得全面胜利，它的战略地位有所削弱。中东和平进程短期内不会取得成效，伊拉克也将继续混乱相当长的时间。另外，由于全球需求的增加，石油价格将居高不下，使伊朗和沙特等国获得巨大利益。反叛力量在黎巴嫩、伊拉克和巴勒斯坦将继续活跃， 恐怖活动也将持续。伊斯兰将填补阿拉伯世界的政治和知识真空，成为阿拉伯政治的核心。阿拉伯国家的政权则将保留专制特点，而且宗教和反美色彩会更重。

在上述情况下，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应该避免两个错误，一是过度依赖武力，一是希望通过推动民主来实现中东的稳定。伊拉克战争和黎巴嫩战争已经显示，战争不是万灵之药。在伊拉克，伊朗和中东和平进程的问题上，美国应该运用外交来加强和该地区的合作。此外，民主不一定是战胜恐怖主义的最好途径。即使是民主制度下人们也可能接受极端主义的影响；哈马斯和真主党在选举中赢得的支持已经表明，民主的中东不一定是亲西方或者亲美国的中东。

《有关伊拉克的真相》

("A Bright, Shining Truth on Iraq", Antony T. Sullivan, web exclusive, posted on Oct. 24, the National Interest)

继美国拜登参议员提出在伊拉克建立联邦制的可能性之后，美国就此出现了广泛讨论。但是作者认为，联邦制这一西方概念和今天的伊拉克现实是脱节的。在很多穆斯林看来，这一提议是西方国家分裂伊斯兰世界的又一伎俩。他认为，在伊拉克安全局势恶化和反美情绪高涨的形势下，美国应该撤出伊拉克。这是因为美国在伊拉克的存在无助于解决伊拉克的政治和军事问题；另外，撤军能够减少美国面临的恐怖威胁，因为反叛分子和恐怖组织不能再以抵抗占领为名扩大其影响。如果美国在撤军的同时推动巴以和平进程，恐怖组织的号召力将大大地减小。作者表示，没有伊斯兰世界的真正支持，美国不可能打赢反恐战争。在阿拉伯国家看来，美国是在对伊拉克实行占领，而不是在那里“推动民主”。他认为，阿拉伯国家希望得到一定程度的民主，但是他们更希望得到独立，自主和经济复苏。他们绝不会接受在他们看来是美国强加的民主。美国今天在中东推动民主的最有效办法就是停止谈论民主。

《媒体对伊拉克的报道公平吗？》

( “Is the Media Being Fair in Iraq?", Michael O'hanlon,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Autumn 2006, Vol. 29, No. 4)

布什政府及其支持者过去几年来一直批评媒体对于伊拉克战争的报道过于负面，从而导致美国民众对伊战的意志动摇。本文对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和全国广播公司及另外几家媒体的报道进行系列分析发现，美国入侵伊拉克三年来，美国媒体对于伊拉克的报道以负面居多；负面和正面新闻之比为大约二点五比一。在具体内容上，在政治进程方面，媒体的报道基本上是全面和准确的。在经济方面，媒体的报道相对不足。这不仅体现在对重建成效的报道，更体现在对经济问题如基础设施恢复缓慢，高失业率和腐败等问题的暴露。在安全方面，媒体的报道也有不足，尤其是在暴露教派冲突，伊拉克安全部队伤亡，以及高谋杀率等方面。基于以上分析，作者认为对伊拉克的报道忽略了一些好的方面，也忽略了一些问题。报道以负面为主反映了伊拉克的现实，而不是由于批评者所谓的“报道偏见”。作者还认为，媒体的任务不是要鼓动民心或者鼓励士气，而是让民众对政府政策的失误之处有所了解，从而推动必要的改革。

《十一月的梦魇》

("November Nightmares: Both Parties Abetting an American Decline", Harlan Ullman, web exclusive, posted on Oct. 24, the National Interest)

作者认为，在十一月的中期选举中，无论民主共和两党谁赢得选举，对美国民众来说都不是好事。他认为，选举结果将无助于改善目前的状况，那就是在美国面临的问题越来越多而且越来越复杂的情况下政府却陷于瘫痪。在过去几年中，政府在移民，医疗保健，社会安全保障体系，以及伊拉克，北韩和伊朗等问题上都没有取得任何进展。这种政府无所作为的状态是由三个因素造成的：文化，圣战和党派之争。首先，美国以“赢”为目的的文化导致政治的扭曲和腐败。为了赢得选举，各方不顾事实对对方进行攻击；其次，目标错误的圣战只会为美国带来不幸。 1960 年代的越战证实了这一点，今天的伊拉克战争也再次显示了这一点。最后，党派间的激烈对抗是美国政坛四十多年来最严重的。这种对抗使政府在诸多问题上陷于僵局。作者认为，如果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得以保留对两院的控制，他们将维持目前的政策，也不会对布什总统的政策失误提出挑战。如果民主党获得对众议院的控制，他们将尽力解除布什政府过去六年来的“政绩”；如果他们获得两院的控制，他们则可能就一系列问题进行调查和听证，包括国内监听，对俘虏的待遇，伊拉克重建和卡特里娜飓风等引起争议的问题。对选民而言，一个无所作为的共和党国会和一个过于激进的民主党国会都是让人不能接受的。

《固守过时的核项目》

("Securing Nuclear Obsolescence?", Dennis M. Gormley, Survival, Autumn 2006, Vol.48, No. 3)

自 1990 年代初以来，美国安全几乎完全依靠日益精良的常规武器。美国的常规武器发展到今天在袭击目标方面至少和核武器一样有效，而且在威慑力方面也绝不逊于核武器。但是美国一些政策制定者却死守“只有核武器优势才能保证安全”的陈旧思路。再加上911 恐怖袭击以后的“先发制人”战略，美国的言行使得国际社会出现紧张。作者认为，美国希望通过核武器来达到以下几个目的：向美国的盟友保证美国将为它们提供保护；威慑美国的敌人；反击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攻击；在威慑无效的情况下击败敌人。这些目标都可以通过常规武器来更有效地实现。更重要的是，常规武器的使用不会像核武器那样形成对道德底线的挑战，花费相对于核防御和核不扩散努力也比较小。举例来说，美国发展核武器的主要目的之一是袭击敌方的战略目标，如地下生化武器设施。但是常规武器在袭击的准确性上不亚于核武器，而且不会像核武器一样造成成千上万平民的伤亡和环境破坏。不过作者也承认，让美国完全依靠常规武器还需要克服两个障碍，一是如何让被攻击对象确定美国发射的导弹携带的是常规武器而不是核弹头，以避免核报复；另一个是让华盛顿放弃“先发制人”的战略，以缓解东亚和中东等地区的紧张局势。

订阅信息 Subscriber Information

需要免费订阅《卡内基中国透视》月刊电子新闻，请单击此处，您即可每月通过电子邮件免费收到我们的信息。
Please click here to receive the Carnegie China Insight Monthly E-News Updates via e-mail every month at no cost.

我们期待您的宝贵意见与建议，请通过电邮联系卢咏 ylu@ceip.org
We welcome your comments or suggestions. Please e-mail editor Yong Lu at ylu@ceip.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