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内基中国透视》月刊
Carnegie China Insight Monthly
2006年第11期 （总第22期，2006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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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美中首次经济战略对话看两国分歧

The First U.S.-China Strategic Economic Dialogue

(陈欣)

美中首次经济战略对话于十二月十四日和十五日在北京举行。美国在这次对话中派出以财政部长保尔森为首的阵容强大的代表团，在人民币汇率、市场开放、能源环境等多个领域和中国进行了对话。《卡内基中国透视》采访了三位专家，请他们分析这次美中对话的重要议题以及双方各自的立场。这几位专家分别是：美国皮特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弗雷德 .伯格斯腾 (Fred Bergsten)，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中国项目高级研究员盖保德 (Albert Keidel)和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贸易、证券和发展项目高级研究员谢尔曼 .卡兹 (Sherman Katz)。

人民币汇率是重头戏

美国这次的对话代表团包括六位内阁部长外加美联储主席，阵容之强大引人瞩目。财政部长保尔森在前往中国之前于十二月十一日在《华盛顿邮报》发表文章，介绍了美国希望在对话中讨论的三个领域 : 在保持可持续增长的情况下避免巨大的贸易不平衡；继续向贸易、竞争和投资开放市场；以及提高能源安全和改善环境。不过几位专家一致认为，这次对话的重头戏是人民币汇率问题。

美国制造业和国会长期以来抱怨中国人为压低人民币汇率，使中国出口获得不公平的价格优势，从而损害了美国的制造业和就业机会。 在美国代表团成行之前，美国金融服务论坛和银行家协会等八家金融银行业组织联名提交了一份白皮书，敦促保尔森加大对中国的压力。此外，包括即将成为参议院银行委员会的民主党议员克里斯多弗 .多德 (Christopher Dodd)等国会重量级人物也声称，美国“不能继续等待”中国将调整人民币汇率作为长期目标。

伯格斯腾表示，中国的贸易顺差在过去几年迅速上升，到今天已经占中国经济的百分之十到十二。中国的做法实际上是在把失业转移到全球市场。另外，中国压低人民币价值迫使许多亚洲国家也压低汇率来保持竞争力，导致美国过去一两年来对欧洲等地区的出口增加，但是对亚洲的增长却不停滞不前。伯格斯腾说，根据他所在机构的研究，如果人民币汇率上升百分之二十，而其它亚洲国家也跟进的话，美国的贸易逆差每年可以减少一千亿美元。

“一个误解是，如果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上升，人民币对其它货币的汇率也会上升同等水平，” 伯格斯腾说。“但是如果按照各国在中国贸易中的比例来计算的话，假设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上升百分之二十，而压低汇率的亚洲国家随之跟进，人民币对中国所有贸易夥伴的汇率平均上升程度只有百分之五左右。中国并不会在太大程度上失去出口竞争力。”

卡兹则认为，中国没有就汇率问题作出实质性让步是意料之中的。首先，汇率是一个国家的重要主权；美国自己也会不会应其它国家的要求来改变汇率。其次，灵活的汇率会带来更多的投机因素以及动荡的市场。市场的起伏不仅受经济因素的影响，也受投资者心理的影响。一旦某种货币出现问题，投资者会 纷纷撤离，导致巨大的金融震荡。 1997年和 1998年一些亚洲国家经历的金融危机就是这样的例子。中国目前的金融制度还相当不成熟，存在着坏帐等许多严重问题，因此中国政府希望维持稳定的汇率来避免金融震荡。最后，中国三分之一的经济增长来自贸易；上调汇率会导致中国出口竞争力下降，势必引起失业率升高等问题。出于这些原因，中国对人民币汇率持谨慎态度是可以理解的。

盖保德认为，人民币汇率在贸易不平衡中的作用被夸大了。两年前，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占美国贸易逆差的不到百分之八，但现在上升到了将近百分之二十，这中间的变化并不是由汇率问题引起的。中国加入世贸之后，出口和进口都出现大幅度增长，其中出口增长幅度大于进口，导致贸易顺差的增加。但是世贸规则对中国进口的影响会越来越显著，更多的外国商业如零售业也将进入中国，如果美国耐心等待这些因素发挥作用，中国的进口也将出现更大幅度的增长。

资本市场开放是另一个重点

在这次对话中美国代表团的另一个重点是敦促中国开放金融市场。在对话前三天，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向国会提交了长达一百页的报告，对中国入世五年来履行承诺的情况提出批评，敦促中国进一步开放市场，其中包括金融市场。在对话期间，美国和中国签署协议，允许纽约证券交易所和纳斯达克在中国设立办公室，为美国金融业进入中国市场带来新的希望。

卡兹认为，中国进一步开放金融市场固然可以为外国和中国投资者带来机会，但也可能带来投机性质的短期资本。这些资本会为市场带来相当风险， 1997、 98年亚洲金融风暴中泰国铢的失血性贬值就是一个例子。为了避免这样的危机，中国金融市场在开放前必须首先进行大的结构性调整，加大市场透明度，并建立更完善的管理制度。

伯格斯腾表示，开放金融市场有两个层面，一是允许国际资本自由流动；一是指允许外国竞争，如开放外国保险业，银行和证券业。中国目前还不具备开放第一个层面的条件，但是第二个层面的开放够让中国受益非浅。他表示，按照目前的投资水平，中国本来应该有百分之十五到百分之十八的经济增长率，但实际增长率要低得多，这是因为中国的资本市场投资效率很低。如果让外国金融服务业进入中国，让市场力量发挥作用，中国的投资效益会大大提高。另外，在开放竞争之后，中国消费者也能获得更多和回报更好的投资途径。

但是盖保德认为，中国的金融体制并不象外界批评的那样效率低下。实际上，中国的金融体制过去几年在把资金转向基础设施建设、盈利企业和住房及消费信贷上发挥了很好的功用。和印度等国家相比，中国金融体制在为国内经济增长提供动力方面是比较成功的。盖保德说，中国的金融体制具有双重性，一方面是成熟的政策干预，将银行储蓄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等公共项目；另一方面是不成熟的、以盈利为目的的金融体系。如果中国太快地向市场化的金融体制转型而缺乏相应的透明度和管理机制，这种体制可能会吸走用于公共项目的资金，从而不利于长期的经济发展。

美国国内政治因素影响对话

一些分析认为，这次对话缺乏实质性进展，显示美国在向中国施压时缺乏足够的筹码。但是伯格斯腾认为，中国应该意识到，随着民主党控制国会，美国贸易逆差进一步上升，国会可能迫于国内的政治需要而采取保护主义措施。他说，联储会主席伯南基在中国期间几次提到中国的汇率政策实际上是在“补贴”中国出口；据此美国可以根据世贸组织的反补贴条款来对中国实行制裁。另外，国会还可以通过法案来对中国产品实施新的关税，或者迫使行政当局对中国更多的产品采取反倾销措施等。到那时，中国将付出巨大的代价。

但是卡兹认为，除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行干预，宣布中国操纵汇率，否则美国难以在不违反世贸规则的情况下对中国采取惩罚性措施。目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并没有对中国汇率政策提出批评。“美国必须记住，” 卡兹说，“美国也从全球贸易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如果单方面破坏游戏规则，美国自己将成为受害者。”

盖保德认为，美国大多数政客充份了解与中国的贸易对美国商业和美国消费者的重要性。但是在公开场合他们迫于选民的压力而不得不强烈表达对中国的批评。“不幸的是，作为一个实力上升的共产党国家，中国被一些人视为威胁；而中国的台湾和人权等问题也不利于中国的形象。”盖保德说，“在这些综合因素下，美国的政客宁愿高调批评中国，也不愿被政治对手指责‘对中国立场软弱’”。

盖保德认为，美国要减少贸易逆差，关键是在国内进行结构性改革来增加美国的竞争力。这些改革措施包括提高教育水平，为劳动力转型提供足够的资金和培训，改革医疗保健和退休金制度以促进劳动力向服务业和高科技行业的转移，以及增加服务业如旅游行业的竞争力等。

接受《卡内基中国透视》的几位专家一致表示，中美经济关系对双方都具有重大意义。虽然这次对话成效不大，但是继续对话对两国未来的繁荣，以及让两国在全球经济共同发挥领导作用至关重要。他们认为，美国，欧盟和日本等经济大国应该让中国加入七大工业国等全球经济组织，成为领导全球经济的重要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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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定义中国政策”讨论之二 (Reframing China Policy： Debate II)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在 12月 1号举行了“重新定义中国政策”系列辩论的第二场辩论。这次辩论的主题是：“如果不进行重大改革，中国是否能继续维持目前的经济增长？”辩论双方是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经济学教授、哥伦比亚大学东亚项目主任吴永泰 (Wing Thye Woo)，以及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中国国际事务中心主任巴里 .诺顿 (Barry Naughton)。

吴永泰认为，如果不进行重大改革，中国经济将失去后劲。这可能由三种原因造成：第一，中国经济机制可能出现问题，如财政开支过大导致赤字和通货膨胀，从而使政府失去控制。第二，中国各种社会问题可能阻碍经济的发展。一个例子是中国的社会不平等现象正越来越严重，这体现在沿海和内地的差距，也体现在城乡之间的差距。更重要的是，中国大量穷困人口的情况没有改善。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中国最贫穷的百分之十人口在 2001到 2003年间收入下降了百分之二点五。第三，中国可能出现资源枯竭的问题，如环境崩溃。中国的空气是全世界污染最严重的。中国的水资源将在二十年内告罄。吴永泰认为，中国政府合法性的基础在于维持经济增长，并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要达到这一目标中国需要民主、法制和促进社会公正的机制。 中国政府最近大力强调要建设“和谐社会”，显示中国政府正在朝这个方向努力，并将采取相应的措施来应对以上问题。

巴里 .诺顿就两点表达了和吴永泰不同的看法。第一，他认为中国不需要进行重大政策调整来保持目前的经济增长。他说，中国的经济增长是由三个因素来决定的，一是富足的劳动力资源，一是不断改善的劳动力素质，最后是大量的投资。这三方面的巨大投入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先例。只要中国政府不采取大动作阻挠经济的发展，中国经济就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断增长。这种增长在 2015年以后会由于人口结构的变动等因素而放慢，但仍会维持在一定水平。第二，中国政府不会主动推行重大的政策变动。他说，过去二十五年的经验表明，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往往是在某个问题变得相当严重时才会出面解决。 1970年代末期的改革是如此， 1994年的财政改革是如此，最近几年人们广泛讨论的金融体制的危机也是如此。他认为，中国经济呈现相当的活力，即使是短期出现问题也具有自我复苏的能力。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政府很可能会尽量避免大的政策变动。

美国失败的核不扩散政策 ("Democratic Bomb": Failed Strategy)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核不扩散项目主任乔治 .帕克维奇 (George Perkovich)在卡内基十一月的政策简讯中分析了布什政府核不扩散政策失败的原因。帕克维奇认为，美国政府笃信所谓“民主和平理论”，也就是成熟的民主国家相互间不会发生战争，并以此为依据在核不扩散问题上采用双重标准。这体现在美国试图通过推翻专制政权来减少专制国家的威胁，同时对所谓民主国家的核项目放宽标准。这种策略有诸多缺陷。首先，一个国家是多大的威胁在国际社会没有统一的定论。美国也许可以忍受日本拥有核武器，韩国和中国则绝对不能接受。第二，政权更替即使成功，也并不表明一个国家能够迅速改变方向而停止核项目。甚至一个正在民主化的国家也可能不愿放弃原有的核技术。第三，颠覆他国政权的威胁可能使这些国家更有理由发展核武器和巩固政权，北韩就是一个例子。第四，一个国家的所谓“好”和“坏”是在不断变化的。美国对伊朗发展核武器的态度就随着伊朗政权的变化而变化。帕克维奇认为，美国的双重标准将最终导致全球核不扩散努力的崩溃。例如，美国在核问题上对印度的态度就可能使日本和埃及等国家可能认为，它们和印度一样也是美国的盟友，因此它们发展核武器也不会得到美国过于严厉的反应。同时，中国和俄罗斯等核大国则可能认为， 它们也应该可以像美国一样帮助自己的盟友。帕克维奇指出，核武器是对国际安全的严重威胁，不管它是在民主国家还是流氓国家手中。要有效地防止核扩散就必须在全球制定统一的标准，并由联合国安理会来执行这一标准。

中国的非洲战略 (China's Africa Strategy)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在十二月十二号举行了题为“中国的非洲战略”的讨论会。主讲人是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访问学者约书亚 .科兰滋克 (Joshua Kurlantzick) 和前美国驻布基纳法索和埃塞俄比亚大使戴维 .辛 (David Shinn)。科兰滋克表示，中国和非洲的关系是观察中国如何成为国际大国的窗口。中国和美国在非洲的安全利益冲突较小，而且都是石油消费国，这为两国在该地区的合作提供了机遇。科兰滋克分析了中国在非洲扩大影响的主要手段：强调作为发展中国家和非洲的共同之处；奉行不干涉内政的政策；增加外交和贸易努力；增加援助；以及推广中国文化和语言等。与此同时，中国在非洲扩大影响也可能带来问题：和西方国家及国际援助机构不同，中国的援助不附带要求非洲国家进行改革的条件，这无助于非洲国家政治经济的改善；中国的商业贷款可能使一些非洲国家再次陷于债务的重压之下；中国低下的劳工和环境标准也可能为该地区带来不利影响。

辛表示，一些非洲国家对中国发展经济而不推行政治改革的模式很有兴趣，但很可能因具体情况不同而无法采用相同的发展模式。另外，中国的非洲战略有很强的政府色彩，中国的援助主要在政府层面，很少和民间组织有关系。这可能减少援助的有效性，因为一些非洲国家主要是由非政府组织来处理医疗保健和教育等社会项目。辛还注意到，中国在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参与了不少维和活动，如木材资源丰富的利比里亚，矿物资源丰富的刚果，以及石油资源丰富的苏丹等。另外，中国也开始对苏丹和津巴布韦等国家提供相当的军事援助。不过总的来说，中国对非洲的军事援助还远远落后于其它国家如美国，加拿大和德国等。

如何帮助政治党派在新的民主国家发挥作用 (Confronting the Weakest Link: Aiding Political Parties in New Democracies)

在许多向民主过渡的国家，政治党派发挥的作用往往是最薄弱的环节。政治党派经常被自身利益、腐败、理念冲突和有缺陷的选举机制所困扰。今天，越来越多美国、欧洲和国际组织的援助计划致力于帮助政治党派成为推动民主的有效力量。但是在重重困难之下，这个目标是否能够实现？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负责国际政治和政治管理的副总裁托马斯 .卡罗瑟斯 (Thomas Carothers)在他十一月出版的新书《加强最薄弱的环节：帮助政治党派在新兴民主国家发挥作用》中试图回答这个问题。卡罗瑟斯在本书中审视了拉丁美洲、中欧和东欧、前苏联共和国、非洲、中东和亚洲等许多国家中政治党派存在的问题，分析了当今国际援助在加强政治党派方面的缺陷，并提出了如何加强国际政治援助有效性的建议。评论人士认为，本书对于现代国际社会的民主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如何对付北韩 (How to Deal with North Korea)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中国项目主任裴敏欣 (Minxin Pei)和中国项目助理研究员梅惠琳 (Oriana Mastro)十二月十三号在《金融时报》发表文章指出，有关北韩核项目的新一轮六方会谈必须采取新的战略思路才能取得突破。文章说，由于中美两国在朝鲜半岛的长期战略利益存在冲突，金正日得以在过去十多年来以中国的阻力来对抗美国。作者认为，中国担心北韩政权崩溃会导致美军增加在东亚的军事存在，为此不愿意对北韩采取真正的强硬措施。为了改变这种状况，美国和中国必须启动高层次的对话，讨论朝鲜半岛统一的可能性。美国和中国都应该保证在朝鲜半岛设立中立区，以缓解北京的担忧。另外，中国、美国和韩国必须考虑北韩政权垮台后的措施，如人道援助、安全与经济重建等。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金正日才会认识到，他的政权的价值已被降到最低，核计划将加速其统治的灭亡；如果想继续掌权，他唯一的选择是终止核武器计划。

中国综合症 (China Syndrome)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访问学者约书亚 .科兰滋克 (Josh Kurlantzick)十一月十六号在《新共和》发表文章，讨论南希 .佩洛西在就任众议院议长后可能对美国对华政策产生的影响。佩洛西一直是北京政府最严厉的批评者之一。她曾经反对美国和中国实现贸易关系正常化，是台湾的坚定支持者，也曾在天安门广场纪念八九年天安门运动的死难者。为此中国对佩洛西上升为国会领袖并不欢迎。但是佩洛西必须认识到，今天的中国和 1990年代的中国已经有了相当大的不同。尽管 中国仍然保持着专制政治体制，但是中国的经济实力已经大大上升，在国际政治中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和美国的经济相互依赖的程度也更高。如果民主党对中国采取过于强硬的政策，不仅不能收到效果，反而会对美国产生不利影响。科兰滋克认为，佩洛西上任之后一方面应该以听证会和立法等途径，推动中国的民主进程并加强监督在中国经营的美国公司企业的行为。另一方面，以佩洛西为首的民主党也应该防止出现贸易保护主义，加强美国和中国在北韩等外交问题上的合作，并让中国成为全球抗病和维和等使命的重要夥伴。

即使离开，我们还是会回来 (Even If We Leave Now, We'll Be Back)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访问学者戴维 .罗斯考夫 (David Rothkopf)十二月十号在《华盛顿邮报》发表文章指出，从伊拉克撤军并不能真正解决美国在伊拉克的问题。从长期来看，在中东保持美国的军事存在是必要的。文章指出了迫使美国军队再次在中东发动战争的可能性，其中包括美国和伊朗发生冲突，哈马斯或真主党与以色列的矛盾激化，约旦和沙特等国落入极端分子之手，以及美国再次遭受恐怖袭击等。作者认为，美国在中东地区应该采取所谓“双层限制措施”：即一方面限制美国在这个地区所面对的威胁，另一方面限制美国在中东的利益。在第一个层面，美国要打击真主党和哈马斯的势力，并让伊朗知道它绝对不会被允许发展核武器。另外，美国应该运用经济援助和对温和派的政治支持，重建在中东地区的道德权威。最后，美国应重申对以色列的支持。在第二个层面，美国必须减少对中东石油的依赖。石油价格持续下跌对中东政局的影响将超过任何其它战略。为了达到这个目标，美国必须在国内推动技术创新和节能措施。

向伊朗提供好处的时间是有限的 (A Limited Time Offer to Iran)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核不扩散项目主任乔治 .帕克维奇 (George Perkovich) 和非常驻学者皮埃尔 .戈德施密特 (Pierre Goldschmidt)十二月二日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指出，伊朗的如意算盘是，在和国际社会周旋的同时加速发展铀浓缩技术。国际社会必须立刻制止其行动；一旦伊朗掌握了这一技术，和伊朗的谈判就失去了意义。国际社会必须向伊朗表明，愿意提供可观的好处来换取伊朗停止其核活动，但提供这些好处的时间是有限的。如果伊朗一意孤行违背国际社会的意愿，伊朗将失去改善其经济和国际地位的大好时机，而且将持续面临来自国际社会的监督及强大压力。作者认为，国际社会向伊朗提供的好处应该具有真正的吸引力，包括对伊朗核能，经济及安全利益的保证。

向伊拉克派出更多的部队 (Send More Troops)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罗伯特 .凯根 (Robert Kagan)十一月二十七号在《新共和》发表文章指出，伊拉克问题的症结不是布什政府没有作出足够努力来寻求外交和政治解决方案，而是美国没有派出足够军力来维持基本的稳定。在暴力猖獗的情况下，伊拉克各派无法达成任何长期协议。凯根认为，美国撤军会导致伊拉克出现权力真空，导致暴力活动大幅度上升。另外，国际恐怖分子将把伊拉克作为向美国及其盟国发动袭击的新基地。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最好的选择是大大增派向伊拉克的驻军，首先保证首都巴格达的安全，然后再把军事行动扩大到逊尼派控制的地区。只有在安全得到保障的情况下，政治解决方案才能达成。他还建议，为了解决美国军力不足的问题，美军应该延长部队换防的时间，就像美国过去在重大战争中所作的那样。

《东西会合》

("East Meets West," Greg Sheridan, The National Interest, November 2006)

2006 年是中国和印度关系持续改善的一年，其中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十一月下旬对印度的访问为高潮。但是作者认为，中国和印度在多个层面存在竞争关系；中印竞争将是二十一世纪影响世界战略格局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在政治上，印度将在 2020年左右超过中国成为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印度的人口十分年轻，充满活力；它将不顾中国反对力争成为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在国际影响力方面，中国尽管有相当的经济实力，但是其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却使它的吸引力大打折扣。相比之下，印度向世界显示，一个幅员广阔的贫穷国家能够在发展民主的同时发展经济。印度的经济增长速度已经逐渐赶上中国的水平，而且可能持续更长的时间。由于使用英语的原因，印度的电影和文学对全球文化有更深的渗透和影响，在西方也有相当高的接受度。而且在东南亚等地区，传统上许多国家对于印度没有象对中国那样的戒心。在全球战略上，印度不断拉近和美国的关系，以抗衡中国的影响。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今年早些时候印度和美国达成的核合作协议。长期以来，中国具有打击印度任何城市的核能力。为此印度正加速发展其核能力来阻遏中国。印度今年七月进行的导弹实验显示，印度能够发展出足够先进的技术，将北京和上海置于印度的核打击范围之内。印度核潜艇也将具有在太平洋活动的能力，使中国沿海和北方城市成为核阻遏的筹码。在地区战略方面，中国和缅甸，尼泊尔，巴基斯坦及孟加拉国的密切关系使印度强烈不安。印度军方认为，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的分离主义势力危害着印度的安全，而中国和这些国家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在中亚和中东，中国和印度为了各自的能源安全也存在激烈竞争。

《环境污染：中国的定时炸弹》

("China's Pollution Timebomb," Friedrich Wu,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Fall 2006. Vol. XX, No. 4.)

中国的空气和水污染已经达到危机水平。由于煤炭占中国能源消耗的百分之七十，中国是世界上二氧化硫排放量最高的国家。截至 2005年，中国三分之一的地区出现酸雨，三分之一的城市人口呼吸着严重污染的空气。汽车数目的迅速上升将使中国的空气质量进一步恶化。在水资源方面，中国七大河流中有五条河流的水不能饮用。大量废水在完全没有经过处理的情况下直接排入河流和湖泊，其中包括向中国一百八十多个城市提供用水的长江。根据统计，环境破坏每年为中国经济带来的损失占 GDP增长的百分之八到十三。解决中国环境问题面临三大障碍。第一，投入不足。在 1996到 2004年间，中国在环保方面的投入只占 GDP的百分之一。第二，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的权力非常有限，并一直受到其它部门的强大压力。最近，环境保护局就在国家统计局的压力下将 2004年环境破坏占 GDP的百分比下调到三点零五。最后，由于地方政府将发展置于环保之上，而且地方官员也往往受贿，地方环境保护单位难以执行环境法规。如果不解决上述问题，中国的环境问题将加速恶化。在 2006年上半年，中国的二氧化硫排放比去年同期增长了百分之五点八。同时，环境问题正成为越来越多抗议示威活动的导火线。在农村地区，农民和污染严重的企业之间的矛盾已相当突出。

《中国的因特网和政府控制》

("The Internet, Censorship, and China," William T. Dowell, Georgetow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Summer/Fall 2006, Iss. 72)

随着中国英特网的迅速发展和普及，许多人曾经预测中国政府将失去对因特网的控制。但到目前为止，中国政府显示了相当高超的控制艺术。中国使用的“防火墙”运用美国的软件技术，有效控制了中国网民所能得到的信息。同时，为了满足民众对信息的需求并引导网上舆论，政府建立了相当数目的新网站。据估计，在目前中国的网站中，大约百分之十都是由政府机构建立的。最重要的是，中国政府利用外国公司急于占领中国市场的心理，迫使他们在信息控制方面进行合作。雅虎、谷歌、思科和微软等网路巨头都在控制网上内容甚至提供网民信息方面和中国政府合作，从而受到人权组织的批评和美国国会的调查。作者认为，经济现代化的前提是信息的现代化。对因特网的控制阻碍社会朝多元、自由和创造性的方向发展，中国的经济将因此蒙受损失。中国目前的经济是以制造业为基础，缺乏原创而照搬西方的技术。如果不刺激全社会的创造性，中国的经济将保持二等的地位。另外，中国政府应当认识到，如果不允许一定的政治自由，政府就无法有效地管理社会。只有在每个人都感到他们有机会分享社会繁荣时，一个社会才能保持真正的稳定。如果不接受这种普史价值观，中国就有被排除在国际主流之外的危险。

《中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

("China's Aging Problem," Chi Lo,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Fall 2006. Vol. XX, No. 4.)

经济的自由化，教育水平的提高和价值观念的改变，使不少亚洲国家的人口结婚越来越晚，生育率越来越低。中国也不例外。根据联合国的统计，到 2050年，中国百分之三十以上的人口将在六十岁以上，中国可能出现劳动力不足的问题。为了避免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带来负面影响，中国可以从日本的改革吸取经验。日本由于老龄化的挑战而进行了一系列政策调整来提高生产力，其中包括促进技术革新，收入分配朝资本倾斜，降低资本利润税以鼓励投资，以及更多地依赖消费税来补贴政府财政等。另外，日本还长期保持低利率甚至零利率来鼓励投资。

《中国股市：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结合》

("China's Stock Market: A Marriage of Capitalism and Socialism," Sonia M. L. Wong, Cato Journal, Vol. 26, No. 3, Fall 2006)

中国股市在 1990年代经历了飞速的发展，但是在 2000年代却进入衰退期。这是因为中国股市具有以下特点：第一，中国政府把股市作为国营企业集资的途径，国营企业只有三分之一的股权在上市时出售；第二，由于中国采取人为压低利率并排除其它金融机制的政策，地方政府和国营企业把发行股票作为投机手段，股票交易者购买股票也是为了投机；第三，中国没有健全的司法制度，股票投资者得不到应有的法律保护。作者认为，在股市发展初期，中国政府采取了许多措施来控制股市，投资者为此吵热了股票市场。他们投资的目的主要是投机而不是长期投资。这就是许多企业业绩不好但股价不断攀升的原因。中国政府在认识到这一问题之后在 2000年代初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减少政府持股比例，改善企业管理，以及加强对持股者的保护等。这些措施减少了股市对于投机者的吸引力，因此股市出现了衰退。尽管如此，近年来的一些趋势显示中国股市在朝健康的方向发展，如股票收益逐步上升，市场投机成份减少，以及私营企业上市的数目增加等。随着中国股市市场特色的增强，中国股市将在几个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一是把资金从效率低下的国营企业转向利润更高的非国营企业，一是对企业带来改善经营增加收益的压力，最后是让投资者有更多的投资选择。

《中国的汽车制造业：太多太快？》

("The Fast and the Furious," The Economist, November 23, 2006)

今年头十个月，中国消费者购买了五百八十万辆汽车，比去年同期上升了百分之二十六，其中中国汽车制造商占领了百分之二十七的市场。中国今年还将向一百多个国家出口七万五千辆汽车。外国公司对中国汽车工业的迅速发展感到担忧，尤其是对中国汽车的超低价格备感威胁。他们抱怨，中国汽车公司享受着不公平的竞争优势，如直接借用外国技术，中国政府的直接投资和优惠贷款，以及高等院校等科研机构的技术支持等。另外，中国可能在 2010年前通过立法要求中国公司占有百分之五十的市场份额，也可能通过立法要求外国公司加强和中国公司的技术合作。本文认为，中国汽车工业的高速发展具有相当大的隐患：为了追求市场份额，中国厂商过份削减价格而使用质量低下的材料；他们还不断缩短研制新车的时间，使很多车型没有得到足够的测试和检验。今天中国制造的汽车每五辆就有四辆会在购买后的六个月内出现技术故障。本文认为，目前中国消费者的品牌概念不强，他们在购买时最看重的是价格因素。但是随着市场的逐渐成熟，消费者会更看重质量和品牌。而且随着二手车市场的发展，消费者也希望买到较好保值的汽车。到那时，中国汽车可能大大失去吸引力。

《接受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北韩？》

("A Nuclear-armed North Korea: Accepting the 'Unacceptable'?" Mitchell B. Reiss, Survival, Winter 2006-07, Vol. 48., No. 4.)

由于六方会谈在形式和内容上的缺陷，国际社会在说服北韩放弃核项目方面面临巨大障碍。北韩到目前为止已多次越过红线，但是国际社会却没有对其进行足够的制裁。这种局面是由六方会谈各方的立场决定的。除了美国之外，中国，韩国，日本和俄罗斯都担心强烈制裁会导致北韩政权垮台和朝鲜半岛统一。韩国担心统一之后北韩将成为巨大的经济负担，使韩国的生活水平退化；中国，日本和俄罗斯则担心统一的朝鲜半岛会成为经济和军事威胁，并减弱他们在东亚的战略影响力。由于这些顾虑，到目前为止六方会谈的特点是重利诱而轻惩罚，使北韩屡占上风。为了结束这种僵局，美国必须首先确定是否能够容忍一个拥有弹道导弹和强大常规军队的专制北韩继续存在，以换取北韩放弃核项目。中国和韩国等国家则必须让金正日认识到，放弃核项目、接受外来援助并成为国际社会的一分子将更有利于其统治；否则它们将不惜采取足以让北韩政权垮台的措施。最后，为了取得成效，六方会谈在形式上也急需改革，如增加每一轮谈判的时间和深度，以及美国派出专门的谈判代表，而不是行政杂务缠身的助理国务卿等。

《伊拉克研究小组》

("The Iraq Study Group," Robert Kaplan, The Atlantic Online, December 6, 2006)

本文在几方面对伊拉克研究小组的报告作出了分析。第一，报告的中心建议是在 2008年之前将美军在伊拉克的使命从作战转为支持伊拉克安全部队。报告主张让美军训练人员在伊拉克安全部队内部工作，并由特别部队为他们提供安全保护。作者认为，这意味着仍将有成千上万的美军滞留在伊拉克。更重要的是，如果没有首先达成政治和解，经美军培训的的伊拉克安全部队将成为强大而致命的武装力量，并可能成为教派冲突的工具。第二，研究小组不排斥在全面撤军之前短时间和小规模地增加驻伊美军。作者认为，这样作能为美国争取时间，但不会解决根本问题。如果不能达成长久的和平方案，一旦驻军减少更大的危机就会出现。第三，报告认为美国应该广泛地和伊拉克的邻国如伊朗和叙利亚进行合作来解决伊拉克问题，因为伊拉克动荡对周边国家也将造成不利影响，如带来难民潮等。但是作者认为，即使付出短暂代价，伊朗等国家也希望伊拉克出现乱局来破坏美国在该地区的利益，并加强它们的影响。

《伊拉克试验和美国国家安全》

("The Iraq Experiment and US National Security," Steven E. Miller, Survival, Vol. 48, No. 4. Winter 2006-07.)

防止全球核扩散和反恐是美国政府的中心任务。布什政府认为，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和推动政权更替是达到这两个目标的重要策略。伊拉克战争为这两个策略带来了四个教训。第一，美国在获取高度可靠的情报方面具有严重的局限性，这是先发制人战略的严重缺陷。在未来，除非有极其明确的证据显示敌方拥有核项目，先发制人的打击将很难获得支持。第二，伊拉克战争显示，美国的高科技战争技术在“非对称性”的游击战争中难以发挥决定性的优势；第三，美国军队人数能够达成的使命是有限的。目前的大约五十万美军无法完成政权更替的使命；如果其它地区发生战事，美国也没有足够的军力来同时应对两个战场。最后，伊拉克的局势表明，强行推动政治变化是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伊拉克战争还为美国带来了四个后遗症：美国军队元气大伤；针对超级大国的游击战略显示了其有效性；美国的信誉受到损害；以及美国民众难以继续支持政权颠覆的策略。作者最后表示，在未来处理敌对政权如伊朗时，布什政府仍然可以使用颠覆政权的战略，但可以进行以下调整：一是颠覆敌方政权，但并不试图建立民主制度来取代原有政权；一是通过战争以外的途径来颠覆政权，如经济制裁和秘密行动等。最后，美国可以学习和新的核国家共存，并通过遏阻政策来降低这些国家的核威胁，就像当初美国针对前苏联和中国的核威胁所采取的政策一样。

《鲍勃.盖茨可能带来什么》

("What to Expect from Bob Gates," Blake Hounshell and Carolyn O'Hara, Foreign Policy web exclusive, December, 2006)

鲍勃 .盖茨在五角大楼面临空前挑战之际接替了拉姆斯菲尔德的国防部长职务。本文分析了他上任之后在一些主要问题上可能采取的立场。在伊拉克问题上，盖茨过去曾经批评布什政府的伊拉克政策。在是否从伊拉克撤军的问题上，他可能和布什总统出现分歧。在情报方面，盖茨曾经在中央情报局工作 26年，他就任后可能推动陷于僵局的情报改革，并改变拉姆斯菲尔德扩大军方情报工作的做法，加速五角大楼和其它情报机构的融合。在伊朗问题上，盖茨过去十多年来一直主张和德黑兰进行直接对话，并坚决反对一些新保守派空袭伊朗核设施的主张。在反恐安全方面，预计盖茨将不会改变现政府引起争议的做法，如拘押恐怖嫌疑人的政策。他可能还会努力改善美国情报能力。在改革美国军队方面，盖茨的重点可能是解决军队人数不足的问题。在中国问题上，盖茨认为中国会尽量通过和平手段统一台湾，但他也支持布什的政策，即帮助台湾保持足够的军力来抵御中国武力统一的企图。在北韩问题上，盖茨在 1990年代中期曾经表示，消除北韩核威胁的唯一选择是摧毁北韩的核设施。但是他最近却表示，最好是通过外交手段来解决北韩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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