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内基中国透视》月刊
Carnegie China Insight Monthly
2007 年第 1 期 （总第 23 期， 2007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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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关系前路漫漫 (The Sino-Japan Relations in the Abe Era)

( 陈欣)

继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去年十月上任之后，中日关系似乎开始峰回路转。安倍晋三宣称中国是日本的重要邻国，并对中国进行了破冰之旅；中国领导人不只一次表示中日关系在回暖中，并在一月的东盟会议期间与日韩首脑举行高峰会谈，确定了中国总理温家宝四月访日的计划。但是微笑外交之下双方关系仍是暗潮汹涌。一月，中国官方媒体对日本防卫厅升级以及安倍晋三的修宪主张表示了质疑，而日本也对中国的反卫星武器实验表示担忧，并敦促欧盟维持对华武器禁运。安倍晋三上任为中日关系带来了什么新的契机或挑战？中日两国未来的实质性交锋将集中在哪些方面？卡内基《中国透视》为此采访了几位专家。他们是美国“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高级顾问麦可 . 格林( Michael Green), “亨利 · L · 史丁生中心”高级研究员艾伦 · 隆伯格 (Alan Romberg), 以及乔治华盛顿大学艾略特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麦克 · 望月 (Mike Mochizuki) 。

安倍晋三的政治主张

安倍晋三出身日本政治世家，是日本首位出生于二战后的首相。他的政治主张包括建立战后体制，制定符合二十一世纪日本国情的新宪法，强化美日同盟，推动与美、欧、澳、印等有共同价值观国家的对话，加强与中、韩等亚洲邻国的互信，以及争取让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等。

“亨利 · L · 史丁生中心”的高级研究员艾伦 · 隆伯格认为，安倍晋三的主张体现了今天日本民众摆脱“战败国”阴影，寻求让日本成为“正常国家”的愿望。“日本民众普遍的看法是，日本对于二战历史已经有所反省，现在是向前看的时候了。”隆伯格说，“他们认为，作为世界主要的经济大国，日本在政治和安全上也应该发挥和这个地位相符合的作用。”

在日本防卫厅升级和公布修宪目标之后，中国官方和民间言论都对日本所谓“国内政治气候的变化”有诸多讨论，表达对“军国主义复活”的担忧。但是曾经长期在日本工作的隆伯格认为，由于二战的经历，和平主义在日本社会是一种根深蒂固的理念，日本民众绝对不会接受一个发展军备的政策，因为这不符合日本的利益。

乔治华盛顿大学艾略特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望月表示，日本执政的自民党提出的修宪方案，其主要内容不过是让日本自卫队合法地转变为有自卫权的军队；连自民党内部存在争议的“集体自卫权”，也是联合国宪章赋予每个国家的权利。即使这些改变成为现实，日本也将继续恪守和平宪法核心，也就是在本土没有受到袭击的情况下不主动使用武力。“中国老是说日本修宪引起亚洲邻国的担忧，这些邻国究竟是谁？”望月说，“不过就是中国和南、北韩。实际上东南亚一些国家就可能希望日本在地区安全中发挥更大作用，澳大利亚等国家也欢迎日本修宪。”

“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高级顾问格林认为，安倍晋三的政治主张中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他对民主价值观的强调，如提升日本作为民主国家的自豪感，加强与印度和澳大利亚等民主国家的关系等。这是因为日本具有东亚历史最悠久的民主，相对于中国这样的非民主国家，日本要强调自己的优势。另外日本也希望通过推广民主价值来改善亚洲的局势。例如，日本与中国和东南亚都有密切的商贸关系，这些地区建立法制、透明度和公民社会有助于促进它们的稳定，也符合日本的利益。

几个实质问题的交锋

安倍晋三上任之初就表示要作出更大努力来改善和中国、韩国等亚洲邻国的关系，并声称“中国是日本的重要邻国”。在靖国神社这个问题上，他避免象前任小泉纯一郎一样刺激中国，不愿明确表示他是否会参拜靖国神社。作为回应，中国国家领导人多次表示中日关系在改善之中。

格林认为，靖国神社之所以成为中日关系中的焦点，和中方高调反对参拜有很大关系。中国的强硬言辞触动了日本的民族情结，使日本民众对参拜的支持度增高。安倍晋三可能继续在这一问题上保持模糊态度，转而通过其它措施来安抚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如对北韩采取强硬态度，建立“国家安全委员会”来拓展日本外交，以及修改宪法等。

作为中日之间最大死结的靖国神社问题被暂时搁置一边，但是两国间的其它实质性问题却迟早要浮上台面。其中最引起注目的问题之一就是两国的东海之争。日本几乎全部的石油和天然气都仰赖进口，而中国对能源的需求也在急速上升。由于两国都希望开发“本土资源”来缓解能源需求，双方近年来对东海主权的争端有所上升。望月表示，东海水域到底有什么资源现在还存在争议；另外，对这些可能资源的开发有相当大的技术难度。在这样的情况下，把东海问题的焦点放在领土归属上是短视的。中日双方应该建立合作关系，共同开发东海资源。

日本的导弹防御问题也是中日之间的一个热点。在日本看来，中国在沿海地区部署的大量导弹使日本具有发展导弹防御能力的必要性。但是中国却担心，日本的防御体系会对台湾有战略帮助。不过望月认为，在这个问题上，中国过去几年已经低调了很多。这主要是因为日本一再表示导弹防御体系只会用于日本的防卫，而中国也意识到现在阻拦日本为时太晚。另外，考虑到中国弹道导弹技术的程度，即使日本拥有导弹防御系统也难以完全保证日本的安全。“在中国看来，中国的导弹能力仍然具有阻遏作用，能够有效限制日本因台湾问题而卷入冲突的可能性。”望月说。

随着安倍晋三加大努力争取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这一问题将再次测试两国关系。在日本上一次争取入常的努力中，四千四百万中国民众签署电子请愿书反对日本入常，显示了这一问题在中国民间的巨大影响。隆伯格认为，中国反对日本入常首先是因为历史问题，其次是不希望影响力受到日本威胁。但这种立场是很大的失策。“日本希望被承认是一个政治、经济和安全大国。”隆伯格说。“这种企图心得不到满足，日本的不满情绪会日益增长。这并不符合中国的利益。”

美日同盟仍是日本外交重点

美日同盟在过去几年来一直是日本外交主轴。安倍晋三上任之后表示，日本将继续加强这一同盟。在中国看来，美日同盟的主要目的是抗衡中国在东亚实力的上升。中国一些军事分析家甚至担心，未来美日军事同盟可能由防御型转向处理周边事务型，美日联合干预地区事务如台湾问题的可能性开始存在。

格林认为，未来美日同盟是否改变其防御性质取决于中国的行动。目前日本和美国都在推动中国成为负责任的国家：日本希望中国被纳入八大工业国组织，美国也让中国主导六方会谈。但是美日都无法预测中国未来的行为。相对于日本军费开支的停滞，中国的军费开支过去十多年来大幅度增长。再加上军事发展缺乏透明度，以及最近的反卫星武器实验等行为，外界抱有疑虑势在难免。格林表示，如果台湾海峡发生冲突，日本是否因为和美国的同盟关系而介入是一个未知数。“这种不确定性起到了必要的阻遏作用，”格林说。“对中国而言，它使通过军事手段来解决台湾问题的吸引力大大降低，从而不得不优先考虑政治和其它手段。”

格林表示，中日关系紧张不符合美国的利益，但是美国也很难在中日之间扮演调停者，因为担心触动双方的民族主义情绪。不过美国一直公开表示希望中日改善关系。“光是这样的表态，就对双方政府产生了不让关系恶化的压力。”格林说。另外，美国还通过民间学者的交流来影响日本政策，并取得了一定成效。

望月表示，所谓加强美日同盟的涵义并不象一些人理解的那样简单。首先，美国希望日本在未来美国参与的军事行动中加强对美国的支持，但美国希望日本发挥的仅仅是后备支持作用，而绝不会希望出现“美日并肩作战”的情况。毕竟美国对日本发展独立的军事力量存在顾虑。其次，日本并不是所有问题上都和美国站在一起。例如，在维持东亚金融稳定的问题上，日本很多时候和美国立场不同，倒是和中国有更密切的合作。在伊朗核问题上，日本也和美国有不完全一致的立场。

隆伯格认为，中国对于美日同盟其实抱着矛盾的心态。中国一方面对美日介入台海冲突的可能性存有戒心，另一方面也认识到美日联盟有助于维护东亚的稳定，也使日本没有必要发展自己的军队和核力量。

几位专家都一致认为，中日关系对双方都具有重要意义，两国应建立互信机制，加强对话。格林尤其敦促中国把国家利益置于民族感情之上，在靖国神社问题上保持低调，以避免安倍晋三在这一问题上面临太大的国内压力，从而损害目前脆弱的转机。他认为，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应该尽快对日本进行访问，为进一步改善两国关系作出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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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关系中的危机管理——案例与分析》 (“Managing Sino-American Crises – Case Studies and Analysis”)

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中国项目的高级研究员史文(Michael Swaine)与位于北京的中国国际战略研究基金会的高级研究员张沱生共同编辑，由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于本月出版了《中美关系中的危机管理——案例与分析》(“Managing Sino-American Crises – Case Studies and Analysis”)一书（英文版）。该书中文版将于2007年3月左右在中国出版发行。

史文在谈及该书的重要性时指出，在过去的50年里，中国和美国都曾卷入过多次重大的政治军事危机。尤其是近15年中，中美政治军事关系危机发生的频率似乎在增加，例如96、97年台海危机、驻贝尔格莱德中国大使馆被炸，以及2001年中美战机相撞事件。这些危机有的导致了激烈的军事冲突或是动荡升级，有的则使得中美两国之间的政治外交关系受到严重损害。当前，随着中国的国际影响力的不断增长，在国际关系新格局的大背景下，中美两国之间的猜忌与怀疑也被凸现出来。由于中美之间不断升级的战略竞争，具体对话机制的缺乏，以及其他导致危机出现的潜在因素的存在，政治军事危机在今后的10到15年间发生的可能性也在增加。这就提出了如何避免危机重演以及一旦危机发生如何进行危机管理以减少其负面影响的问题。

《中美关系中的危机管理——案例与分析》一书讲述了多个过去曾发生的中美间军事政治危机，并以史为鉴，提出了避免和应对未来潜在危机的实用可行的策略。更重要的是，该书是中美两国学者共同合作的结晶，汇集了中美两国的优秀学者的力作。因此该书不仅可以提供给所有感兴趣的读者以危机管理方面的详细的案例分析，并且也可以为中美两国政策制定者提供重要的政策参考。

中国的政治发展及其对中国外交关系的影响 (China’s Political Evolution: Implications for Beijing’s Foreign Relations)

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中国项目主任，高级研究员裴敏欣博士在2006年由BMO金融集团(BMO Financial Group)和加拿大国际事务研究所(Canadia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共同举办的系列讲座上做了题为“中国的政治发展及其对中国外交关系的影响”的讲座。其讲座内容被刊登在加拿大国际事务研究所(http://www.ciia.org) 的《全球中国》出版物上。

裴指出中国自９０年代以来政治发展较经济发展相对缓慢。该文就中国政治发展与经济发展速度上的差异问题展开讨论，分别回答了“如何理解这一差异”、“对中国外交关系的影响如何”以及“我们能够怎样做”这三个问题。

裴认为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实际上可以对中国政治民主化进程在短期内起到负面的作用：经济增长可以作为一项夺目的政治业绩使政府失去其加快政治改革步伐的动力；在经济增长的情况下，政治利益的再分配会影响到更多的经济利益；经济的增长使政府更强大更睿智，从而使其更能够充分的运用“胡萝卜”与“大棒”来维护现有的统治秩序。政治发展的迟缓对中国外交关系的影响有好有坏。好处是中国不会称霸。中国政府明白沙文主义是前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之一，所以不会愿意步其后尘。此外，中国没有一个像以往所有霸权都有的救世主理念加之经济军事实力也不足以让其称霸。坏处是由于政治体制所造成的思维方式不同，中国在与西方民主国家交往中始终会有隔膜，且许多国内不民主的解决方式都会有国际影响，比如说环境恶化和公共卫生领域的问题。文末建议采取批评式的接触方式(critical engagement)而非一律赞扬的接触方式(uncritical engagement)向中国政府指出政治改革放缓对其本身所带来的代价，从而起到提醒督促的作用。

美国应在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中停止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施压 (“Let’s not waste this terrific opportunity on dead-end feel-good distractions like exchange-rates”)

本月31日，美国参议院银行系统委员会就上月保尔森在中国参加的首轮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以及人民币汇率问题举办听证会，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中国项目的高级研究员盖保德作为证人之一发表了意见。

盖保德强调，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可以对提高美国经济竞争力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但前提是美国正确看待中美经贸关系以及人民币汇率的问题。首先，商业部每月报告的美国贸易赤字以及各国所占份额并不能说明问题，因为双边的贸易情况与全球的贸易状况可以相差甚远，而美国的贸易赤字是一个总结美国与全球贸易的数字。就全球贸易而言，从长远来看贸易顺差最大的其实是德国、日本和亚洲其它国家。其次，贫穷国家需要市场，美国想要帮助推动贫穷国家的发展不是靠援助，也不是靠贷款，而是靠贸易。总要有人来购买贫穷国家的商品，美国就正在扮演这个角色。而德国日本不仅没有分担美国的负担，反而却使美国的贸易赤字有所增加。美国真正需要施压的，是德国和日本。再次，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是近两年间才突然增长起来的，而在两年前中国在美国的贸易赤字中所占份额仅有百分之七，还不及荷兰，更不及欧洲日本及其他亚洲国家。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的突然增长不是人民币汇率大幅变动的结果，而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的许多规则变化以及国际投机行为造成的；美国在人民币问题上的压力也助长了这种投机行为。盖保德认为，中国是美国一个合法的贸易竞争者，它的成功不是通过操纵货币造成的。美国应该把注意力放在如何增加自己的经济竞争力上，这包括在教育、劳动力流动、退休金制度和健保等领域进行改革，以增加美国在技术和管理方面的优势。

布什总统向伊拉克增兵的计划 (Comments on President Bush's plan to boost troops in Iraq)

布什总统在一月十号宣布了对伊拉克的新战略之后，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总裁马秀丝(Jessica T. Mathews) 接受了美国国家公共电台的采访，对布什总统提出的向伊拉克增派军队的计划作出了评论。马秀丝认为，美国希望在伊拉克达成的战略目标和伊拉克的现状有着巨大的差距。她认为，不管是美国政府还是伊拉克总理马利基领导的伊拉克政府都没有能力来达到声称的目标。布什总统在讲话中表示，美国可能在今年十一月之前把伊拉克的安全防务转移给伊拉克安全部队，但是布什新任命的驻伊拉克美军最高指挥官佩特拉斯(David Petraeus) 却在最近表示，如果增派驻伊美军，伊拉克的暴力冲突可能在两三年内得到控制。这两种评估之间有相当大的差距。离任的前驻伊拉克美军最高指挥官阿比扎伊德(John Abizaid)已经多次表示，在不改变根本策略的情况下，增加驻军的意义不大。

打破多哈谈判的僵局 (Breaking the Doha Deadlock)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贸易、证券和发展项目主任桑德拉.波拉斯基(Sandra Polaski)在一月发表政策声明，呼吁美国政府改变在世界贸易组织多哈回合谈判中的立场，打破谈判僵局。多哈回合谈判在2006年7月陷于破裂，原因是各国在农产品补贴问题上存在分歧。许多国家批评美国拒绝大幅度削减农业补贴，同时要求其它国家大大开放市场。波拉斯基认为，从美国和全球贸易来看，美国都应该改变现有立场。第一，在美国出口中，农产品出口只占百分之四点五，服务和工业产品则占百分之九十以上。为了农产品补贴而失去增加服务和工业品出口的机会，是得不偿失的政策；第二，美国农产品的出口过去几年已经有相当程度的增长，美国农业并不需要政府补贴来推动其出口；第三，许多国家要求美国削减农业补贴，原因是他们担心美国廉价的农产品对他们本国的农业形成强大威胁。农业占整个发展中国家就业的百分之五十五。美国农产品的冲击将导致这些国家的收入降低，贫穷人口增加，从长远并不利于美国的出口；最后，欧盟和许多发展中国家已经表示，只要美国在减少农业补贴方面作出实质性让步，他们愿意大幅度降低农产品关税。只有在农产品谈判取得进展之后，世贸组织才能启动其它行业如服务和工业品的谈判。而这些谈判对于美国有更为重大的意义。

在埃及推进民主的时刻已到 (Time to Pursue Democracy in Egypt)

卡内基高级研究员及《阿拉伯改革公告》(Arab Reform Bulletin)主编米奇尔•邓恩(Michele Dunne)一月在卡内基网络刊物《政策前瞻》(Policy Outlook)上发表文章指出，埃及正值最高权力变更，有可能步向民主，也有可能进一步走向独裁政体。总统穆巴拉克已经提议修改宪法，把一部分总统权力移交给立法会并修改总统和立法会选举程序。但观察者大都担心这些变化只是表面的。美国在伊拉克推行民主程序的努力的挫败并不代表在埃及推行民主的可能性也不大。实际上，伊拉克、巴勒斯坦以及黎巴嫩的冲突给在埃及推进民主创造了独特的机会。

作者阐述了在埃及的政治气候下推进民主的可能性。他认为，美国在制定对埃政策时应推动以下四个方面：总统任期的限制、政党及政党运动的更大自由、独立的选举监督，和总统行政权的限制。

解决伊朗核问题的五种方案 (Five Scenarios for the Iranian Crisis)

卡内基研究部副主席乔治•帕克维奇(George Perkovich)为法国伊朗研究所(Institut Français de Recherche en Iran)冬季季刊撰文，讨论了伊朗的核问题并提出了五种可能的解决方案。2005年8月以来，伊朗进行铀浓缩活动并发展其他核技术的努力又有了新的进展。伊朗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对国际压力坚持强硬抵抗的路线。这一核问题上的强硬立场加上对以色列的好斗姿态反而为内贾德总统赢来在阿拉伯世界包括逊尼派的更高人气，使他已经成为阿拉伯民族主义的象征。民众的支持又为伊朗坚持其核问题上的强硬立场增添了底气。帕克维奇作为研究反对核扩散的专家，为国际社会勾画了五种解决方案的蓝图：1. 迎合伊朗、接受有限的进行铀浓缩活动；2.建立奖惩机制使伊朗停止制造核原料（在明确的一段时间内；3.武力攻击伊朗核设备和军工厂；4.促成伊朗的政权变更；5.选择1或2，同时加强威慑和牵制。帕克维奇强烈主张通过针对伊朗的外交努力来推动第二个方案。

北京应该终止对平壤的支持 (Beijing Should Pull the Plug on Pyongyang)

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中国项目的高级研究员裴敏欣博士最近在《海峡时报》 (Straits Times) 上发表文章指出，北京继续支持金正日政权的理由已经随着金正日的冒险行动而变得越来越不能成立。朝鲜对于中国的最大价值在于它作为对抗美国的战略缓冲带的地缘政治价值。但随着朝鲜走上核试验的危险道路，它非但没能为中国提供战略上的缓冲，反而不仅让中国失了面子而且加剧了东亚地区的局势紧张，长期来看对中国的国家安全都有可能造成威胁。金正日政权的垮台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北京应该对最坏的结局提早作准备，对朝鲜的终局问题与美国进行高层面的磋商，以确保中国在朝鲜半岛问题上的发言权。

美国应该如何处理伊拉克问题？ (What Should Be Done About Iraq?)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中东项目主任玛丽娜·渥太威 ( Marina Ottaway ) 本月在 《当代史》 ( Current History ) 杂志上发表文章，分析了伊拉克的当前形势并提出对美国政府的政策建议。文中指出今天的伊拉克正处在两种冲突的交叉点上。第一是伊拉克内部的冲突，这源于美国推翻萨达姆政权后却未能恢复安全与秩序所留下的权力真空。第二是地区性的冲突，伊拉克的逊尼派与什叶派之争是整个中东地区教派冲突的反映。新的伊拉克政策需要处理国内和地区这两个方面的问题。美国对伊拉克政策的失败表明，美国在处理伊拉克问题时需要考虑伊拉克的国情和多个利益集团的因素，并加强与周边各国的合作和对话。

克服两级分化 (Overcoming Polarity)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民主与法制项目高级研究员艾姆尔 • 哈姆扎维 ( Amr Hamzawy ) 在其最近发表的 《克服两极分化》一文中呼吁阿拉伯国家克服政治中日益严重的抵抗派与温和派的两极分化状况，并进行民主改革，以避免伊拉克与黎巴嫩悲剧在其他阿拉伯国家重演。抵抗派主张强硬抵抗美国和以色列试图在中东“共建霸权”的计划，但他们寻求垄断的权力并运用专横的方式， 无视能够带来社会广泛共识的民主手段。缓和派则倾向于通过协商化解危机，以免放弃阿拉伯人实现稳定和经济发展的最后希望。但他们的力量被布什政府在过去几年的做法严重削弱了，尤其是当缓和派对大国采取退让政策的时候，他们的主张似乎远离了大众。阿拉伯世界的希望在于各种政治力量放弃对立，转向多元化和多样化，在保证平等的公民权和公众参与的前提下，使其主张和做法更符合民主一体化的原则。

俄罗斯经济的改善反而带来政治冷淡 (In Russia, Good Times Also Mean Political Apathy)

卡内基莫斯科中心的出版物――《正反》杂志 (Pro et Contra Journal ) 总编 玛莎·里普曼 ( Masha Lipman ) 撰文阐述了俄罗斯日益显现的大众普遍的政治冷淡现象和这种现象的社会政治与经济背景。在 2008 年俄罗斯面临政治更迭的前景下，这种政治冷淡的加剧又有了特别的含义。

公众对政治的冷淡在俄罗斯有着长期的传统。而现时生活水平的提高更加强了这种政治冷淡。得益于石油和天然气的意外收入，现在俄罗斯人民的生活比后共产主义时代的任何时候都要好。随着经济的增长，俄罗斯出现了中产阶级不断壮大与政府专制特色不断加强的矛盾趋势。一方面，俄罗斯的精英阶层容忍政府腐败并缺乏改革雄心。另一方面，俄政府不断吸引保守的、有前苏联风格的选民作为其权力基础，而逐步疏远进步的选民。为此作者认为，在 2008 年的权力交接中，不定因素主要来自高层的内斗而不太可能源于民间要求变革的压力。

执政当局应在国会听证会上以攻为守 (Playing Offense – Congressional Hearings? Go On the Offensive)

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罗伯特·卡根 ( Robert Kagan ) 和《标准周刊 》 ( Standard Weekly ) 编辑威廉·克里斯托尔 ( William Kristol ) 近日在《标准周刊》上发表文章，认为美国从伊拉克撤军只能是失败的选择。政府官员应在国会作证中采取以攻为守的战略，与其被动回答问题，不如主动说服国会支持总统在伊拉克增加兵力的计划。

《中国的资产负债表：有关这个上升中超级大国的重要事实》

(" China: The Balance Sheet; What the World Needs to Know Now About the Emerging Superpower," by C. Fred Bergsten, Bates Gill, Nicholas R. Lardy, and Derek Mitchell, Public Affairs, 2006)

本书汇集了来自两个华盛顿智库“战略国际研究中心”和“国际经济研究所”的中国问题专家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围绕着中国发展所面临的四个基本问题：第一，中国经济将继续发展还是将崩溃？第二，中国快速的经济发展是否会导致社会走向多元化和最终的民主化？第三，中国的经济是一个威胁，还是为其它国家带来了机会？第四，在安全方面，中国将是一个建设性伙伴还是对手？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探讨，作者们分析了中国发展的优势和局限，以及美国应该采取什么对策来鼓励中国朝积极的方面发展。

《中国权力的真相》

("The Faces of Chinese Power," by David M. Lampton, Foreign Affairs, January/February 2007)

美国政策制订者在评估中国崛起的涵义时往往高估中国的军事力量，而低估中国在经济和文化领域的发展。在军事方面，中国的国防开支在过去十多年一直呈双位数增长，海军和空军力量不断加强，同时也加强了针对台湾的导弹部署。尽管如此，中国常规军队在国界外运作的实力仍然非常有限，而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会依然如此。中国军事现代化的挑战是政府预算能够承受的程度有限。另外，中国不愿引起其它国家的担心， 尤其是强化美国愿意对台湾防务承担的义务。在经济方面，美国夸张了中国的出口能力，而低估了中国作为进口者和投资者的重要性。尽管中国的全球贸易顺差不断上升，中国并没有太大地受益与许多所谓“中国制造”的产品。在 2005 年，外国投资占中国全部出口的百分之五十七点三，占高科技出口的百分之八十五。如果美国对中国的出口进行制裁，受害者很可能是美国及其盟友。与此同时，中国的中产阶级不断扩大，使中国成为2006 年全球高档产品的第三大消费国。中国的经济带动了日本、韩国和台湾等亚洲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促进了这些国家的贸易、旅游和就业。由于中国能够统一协调其投资、贸易和援助等政策，中国的对外投资也越来越引人注目。在政治、知识和文化领域，中国正力图加强其干部和外交队伍；中国技术革新的能力正逐步提高；中国的企业和大学对海外人才的吸引人也在增加。不过作者警告说，中国的政治体制没有反映出因市场化、城市化和全球化而带来的社会多样性，因此政府缺乏强大的合法性。另外，中国体制的吸引力在于能够维持经济发展。一旦经济出现问题，体制的缺陷将更为显著。

《“中国制造”的问题》

("The Problem with Made in China," The Economist, January 11, 2007)

廉价的劳动力和迅速发展的技术水平使中国过去几年来成为全球的“制造工厂”。但是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外国公司也开始向亚洲其它国家和地区转移其制造业，其中最突出的受益者包括韩国、印度和东南亚联盟等。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有两个。第一，中国的发展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这些地区的生产成本正迅速上升，尤其是工资增长速度惊人。另外，技术工人和管理人员的缺乏也是问题。尽管中国政府大力鼓励外资向内地发展，但是从中国内地向美国或者欧洲运输的成本更高，而且这些地区的人才缺乏更为严重。第二，许多外国公司希望将投资多元化，而不是完全依赖在中国的投资。它们对中国日益增加的社会动荡感到担心，也担心美国和欧盟对中国采取日益强硬的贸易保护措施。其它影响外国公司在中国投资意愿的因素还包括缺乏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律，以及人民币逐步升值等。

《中国应对全球卫生保健挑战》

(“China Battles Global Health Threats,” Janie Hsieh, SAISPHERE, winter 2006)

当 SARS 、禽流感疫情在全球范围内爆发以后，作为疫情爆发地的中国在卫生医疗与疾病防预系统上的改进越来越受到世界关注。SARS 、禽流感、艾滋病等重大传染病的传播，都为中国的卫生系统带来了巨大挑战。城市与农村医疗服务的巨大差距，农村贫困人口因贫不治、因病致贫，以及某些地区医疗系统的混乱，都为中国乃至全球卫生保健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作者认为，中国应该进行结构性调整来加强公共卫生体系的效率，让地方有更多的资源来提供医疗服务，加强市场化过程中的执法，以及改进对疾病的监督和信息的分享等。

 《欧洲：中国的缪斯女神？》

(“Europe: China’s Muse,” David P. Calleo, SAISPHERE, winter 2006)

欧洲在经济和战略上对中国具有越来越大的重要性。欧洲在中国的直接投资和美国及日本不相上下，也是中国的第二大出口对象；在美国加强东亚军事存在和在中国四周发展盟友的情形下，欧洲显得更温和、更可以成为更安全的长期伙伴。但同时，许多欧洲国家也批评中国廉价的劳动力、不民主的政治体制以及严重的环境问题。中国与欧洲在能源和原材料上的竞争也成为产生摩擦的因素之一。作者认为，欧洲联盟的经验给了中国试图联合亚洲力量以抗衡美国在亚洲势力的灵感，如上海合作组织的建立。不过在上海合作组织这样的地区性组织中，各国应该建立类似欧盟的多边规则和框架，让日本、印度、俄罗斯，甚至美国及欧盟发挥更大的作用，以防止中国成为地区强权。

《中美两国对其太空政策的不同阐述》

(“Competing Perceptions of the U.S. and Chinese Space Programs,” Kevin Pollpeter, China Brief, Volume 7, Issue 1, January 10, 2007)

2006 年10 月，美中两国发布了各自的太空政策，分别名为 《美国国家太空政策》 与 《 2006 年中国的航天》白皮书。虽然两者的发布时间仅隔一周，其产生的国际反响却大不相同。美国因 《美国国家太空政策》 被广泛批评为准备发展太空武器并故意对军备控制避而不谈。而 《 2006 年中国的航天》白皮书引起的国际关注却相对较少。

究其原因，这一国际影响的巨大反差主要在于两个文件措辞上的差异，而措辞的差异则源于文件的制定者与文件的用途的不同。 《美国国家太空政策》 由白宫以及国防部为首的13 个部门共同制定， 是意图指导美国太空项目的工作性文件。而《 2006 年中国的航天》白皮书则是由中国国家航天局——中国政府下属的一家民间机构——起草制定的。中国国家航天局主要负责制定中国国家航天政策及签署国际交流与合作协议。白皮书回顾了过去5 年的航天项目，制定了未来5 年的目标以及国际交流合作，并没有谈及中国发展太空武器的能力。实际上，由于航天技术本身的民用军用两用性不可分离的本质，中美两国发展其各自航天技术的做法并不会有太大差别，但中美两国对其太空外交策略的不同阐述带来了不同的反响。美国强调美国的国家安全及其太空使用权，中国则侧重其太空政策的和平原则与对国际合作的开放态度。

《全球化已过巅峰？》

(“Has Globalization Passed Its Peak?” Rawi Abdelal and Adam Segal, Foreign Affairs, January/February 2007)

就在不久前，贸易全球化还似乎不可避免。然而，近几年贸易壁垒又纷纷重建。作者认为，全球化在未来面临以下障碍：第一，美国和欧洲的政治制定者在推动全球化方面的策略有所不同。美国基本上依赖财政部和私人企业直接和其他国家达成双边协议，对全球规则和国际组织抱怀疑态度。欧洲国家则希望通过制定全球性规则和建立强大的国际组织来推动全球化。二者方式的不同造成了摩擦。第二，多哈回合谈判陷入僵局使得世界贸易组织的影响力有所下降。世界贸易组织最大的缺陷在于只能对违反世贸规则的国家进行裁决，但是却无法实施裁决的内容。另外，在多哈谈判中，发达国家和贫穷国家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贫穷国家指责发达国家在全球化问题上使用双重标准。第三，公众对于全球化的支持度不断下降。这种情况在美国和中国尤其明显。在美国，对巨大贸易赤字和就业机会丧失的担心使得美国公众对全球化批评的声音越来越大。在中国，政府迫于国内压力对银行，通讯等方面的外国投资采取更为审慎的态度，同时还必须处理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社会不平等现象。最后，能源需求上涨使一些国家在能源政策方面加强控制，这也不符合全球化的趋势。作者认为，美国政策制定者应该做出更大的努力来向公众解释全球化的益处，并通过增加投资和教育来增强美国在全球经济中的竞争力。另外，美国应该接受欧洲式的全球化策略，推动建立全球性规则和组织。

《第二次工业革命》

("Industrial Revolution 2.0," Antoine van Agtmael, Foreign Policy, January/February 07)

新兴市场国家的人口战全球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五，但是国民生产总值只占百分之二十。不过这种情况正在迅速改变。据估计，到 2035 年之前，新兴市场国家的产值将超过美国，西欧和日本。就在西方国家的商界和政界领导人认为他们在技术，设计和推销方面仍然领先的时候，新兴市场国家拥有最先进技术和设计的跨国公司正悄然崛起。在1988 年，新兴市场国家只有二十家公司的销售额超过十亿美元，在2006 年，这一数字上升到了二百七十家。这些公司的致胜秘诀不是廉价劳工或传统模式，而是创新、全球性概念、以及强大的适应力。韩国的三星、LG 、现代、台湾的裕元和鸿海，以及中国的海尔都是成功的例子。相形之下，西方国家的保护政策使许多行业的竞争力降低。从钢铁到汽车，从电器到水泥，这些行业在自满中缺乏创新和改革，从而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美国对付伊朗的双赢战略》

("A Win-Win U. S. Strategy for Dealing with Iran," by Michael McFaul, Abbas Milani, and Larry Diamond,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Winter 2006-07)

阻止伊朗发展核武器是美国对伊朗主要的战略目标。作者认为，通过制裁来达到这个目标的可能性不大。首先，联合国安理会不太可能一致通过对伊朗实施真正强有力的制裁。其次，进一步制裁可能导致伊朗彻底退出核不扩散条约，反而加强其发展核武的决心。同时，军事打击伊朗核设施也难以达到目的。这是因为美国并不完全了解伊朗核设施的分布情况，而且军事打击会造成平民伤亡，激发强烈的反美情绪，并增强中东极端势力的政治影响力。作者认为，只有伊朗实现民主化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伊朗问题。为此美国应该彻底改变对伊朗的战略，那就是通过对伊朗政权和人民实施接触政策来推动伊朗的民主化。这包括解除对伊朗的经济制裁，全面恢复美国和伊朗的外交关系，支持伊朗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鼓励外国投资等。与此同时，美国还应该加强和伊朗人民的接触，增强伊朗民众对于美国的了解和好感，并宣传核武计划可能为伊朗带来的巨大政治和经济代价。最后，美国还应该推动地区安全组织的成立，给予伊朗一定的安全保证。作者认为，伊朗已经具备了一些实现民主的条件，包括中产阶级的存在，较高的教育水平，较开放的信息，人民对美国的好感和对政府腐败的不满，相对自由的非政府组织和媒体，以及领导高层内部的分歧等。

《良好的愿望：美国世界强权时代的安南和联合国》

("The Best Intentions: Kofi Annan and the UN in the Era of American World Power," by James Traub, Farrar Straus Giroux, 2007)

自从美国在 1945 年帮助建立联合国以来，美国和这个国际组织的关系就是一种爱恨交织的关系。随着冷战的结束，美国成为全球独一无二的超级大国，与联合国的关系更为复杂。在很多美国人看来，联合国是一个试图限制而不是加强美国全球影响力的组织。这种观点在美国不顾联合国反对而入侵伊拉克期间达到最高点。但是随着伊拉克战争的局面出现恶化，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认识到，要应对二十一世纪的主要挑战，美国需要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这些挑战包括反恐、核扩散、全球气候变暖、公共卫生危机，以及大规模难民潮等。本书由纽约时报记者特劳伯撰写，涵盖内容包括联合国对波斯尼亚、卢旺达和达尔富尔种族屠杀的回应，以及联合国在重建科索沃、东帝汶和伊拉克等方面所作的努力。作者多年来密切跟踪采访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及其高级助手，对联合国的内部运作有深入了解。在他看来，要改革联合国，首先要改变联合国成员国。在作者笔下，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五个国家，也就是英国、中国、法国、俄罗斯和美国因各自的利益考量而在许多重大问题上立场分歧，从而导致联合国难以在伊拉克、达尔富尔和伊朗等重要问题上达成一致。作者还描述了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博尔顿和联合国秘书长安南之间的微妙关系，以及在安南公开表示反对美国入侵伊拉克之后，美国共和党如何推动调查安南是否参与了以石油换取粮食计划丑闻等。同时作者也分析了联合国内部文化的缺陷，如惧怕得罪成员国、在决策上往往因小失大、以及善于为过失寻找替罪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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