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内基中国透视》月刊
Carnegie China Insight Monthly
2007年第4期 （总第26期，2007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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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亚洲的角色 China’s Role in Asia

（王雅平）

中国的崛起是世界在二十一世纪出现的一个新的重要事实。随着近期中国国家总理温家宝的访日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访美，亚洲安全局势如何适应中国的崛起已经成为了一个不仅中美日三国而且亚洲其他国家都极其瞩目的问题。

美国的亚洲问题专家如何揣测中美日三国各自在亚洲的意图与战略目标？中国的崛起对美国在亚洲将带来什么样的影响？美国在亚洲为适应中国的崛起应该采取怎样的立场与策略？中美日三国关系如何“演义”才能维持亚洲地区的地缘政治稳定？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举办的第五次中国辩论邀请了美国两位权威的国际关系与亚洲问题专家——曾任美国副总统切尼(Dick Cheney)的高级顾问、现任普林斯顿大学政治与国际事务教授的阿兰·弗里德伯格(Aaron Friedberg)和乔治城大学教授罗伯特·萨特(Robert Sutter)——针对以上这些问题进行了深入地探讨。此外，《卡内基中国透视》还就以上问题采访了负责亚太地区事务的前美国副助理国务卿、阿米特齐国际咨询公司(Armitage International LLC)创始人之一并兼任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高级研究员的薛福瑞(Randall Shriver)。

亚洲力量格局的转变

弗里德伯格说，随着中国的崛起，正在发生的亚洲力量格局的转变具有重大的意义。世界力量格局的变化在历史上向来是造成紧张局势甚至引发冲突的根源。这些转变通常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且转变的规模庞大。

弗里德伯格建议形象地来想象亚洲目前的局势。美国的势力范围在亚洲直达中国的海岸线，形成一条弧线，且这种格局自二战后起就已经形成并一直保持如此。随着中国力量的增长，中国的力量范围的弧线逐渐与美国相重合，且重合面积不断扩大。关键问题在于两股力量弧线重合的区域形势将如何发展。

解读中美日三国意图

弗里德伯格认为，可以肯定的一点是中国意图扩大其在亚洲及世界的影响；其次肯定、略带保留的一点是中国意图削弱美国在亚洲的存在与影响；一般肯定但带很大保留的一点是中国意图取得在亚洲的四分之三大陆领土上的优势地位。这种优势地位不是指直接的控制，而是指其他亚洲国家接受中国为亚洲第一大国的地位，尊重它的价值目标且在该地区不存在敌对的国家或势力。

萨特则提出中国意图的两面说。第一个方面基本上与弗里德伯格的意见相同，即认为中国的领导人在有意识地追求亚洲的领导地位，并逐渐降低美国在亚洲的影响。萨特理解中国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一直在努力消除强国在其边界上的势力存在，因为在中国看来，任何强大的外来势力在其边界范围的存在都是巨大的威胁。“历史清楚地表明中国在这方面的做法是非常一致的。”中国的政体，无论是民主的多党制还是一党专政，都不会改变中国力图削弱或消除美国在中国沿海乃至西太平洋的势力与影响的动机。但另一方面，萨特认为中国领导人也清楚追求亚洲领导地位，尤其是过于嚣张的追求亚洲领导地位的行动，将给中国带来巨大的代价与风险。在中国领导人的“得失一览表”中，这个代价以及潜在的风险大大超过了中国追求亚洲领导地位并驱逐美国势力所能获得的利益。其原因在于美国在亚洲的实际影响力依然强大，且亚洲其他国家对中国的崛起都抱有或多或少的警惕心理。中国如果贸然行动，难免会开枪走火。因此，萨特预测，虽然中国的力量日益强大，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亚洲的力量格局依然会以美国为首，中国将不得不接受并继续适应以美国为主导的亚洲秩序。

关于美国在亚洲的意图，薛福瑞说，美国一直把自己看作亚太地区的一员，且不懈地通过与盟友国家的合作，积极参与多边组织合作，以及与几乎每一个亚太地区国家的接触，来维持美国在亚洲的优势地位。薛福瑞认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目标主要是维持现状，即维护强有力的盟友关系，与力量迅速发展的主要国家（如中国与印度）进行积极的接触，并保持在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力。萨特则强调，美国应该向中国以及其他亚洲国家表明，美国不想主宰亚洲。美国一直也没有试图主宰亚洲，即使在毛泽东时代也是如此。美国在亚洲争取的是一个对美国有利的平衡。

薛福瑞归纳日本在亚洲的战略目标为日本国家的正常化。他认为，日本想要通过国内政治的一系列改革，使日本恢复到一个“正常”的国家。但日本这些国内的政治改革必将使日本在参与地区事务中的表现更加积极，从而会波及到地区关系。“我不认为日本想要成为亚洲的第一强国，但它当然想要脱离二战后的诸多束缚，在亚洲占据更为有利的地位，成为对中国，甚至对美国，都更加有影响力的国家。”

在总结中美日三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目标的相互适应性上，薛福瑞说，虽然三国间存在着无数可以产生这样那样的口角的可能，但对于这三个国家来说，亚洲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大于一切。

亚洲的三方演义

中美日作为亚太地区最具影响力的三个国家，它们之间的关系将如何演义才能更好地维护亚太地区的力量平衡？

薛福瑞认为中日关系是在中美日三角关系中相对最弱的一环。但随着温家宝总理的“融冰之旅”，两国关系也走上了一个很好的开端。薛福瑞表示，相对于敌对的中日关系来说，稳定的中日关系更符合美国的利益。他指出，虽然美国国内一直存在着希望中日之间存在着少量摩擦，以使得日本将更加主动地投靠美国并重视发展与美国的盟友关系。但薛福瑞认为希冀中日之间存在着适当的摩擦的风险过大，实际上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因此，美国应该希望看到中日友好。

谈到中国如何看待美日同盟，薛福瑞说，十到十五年前，很多中国人认为美日同盟符合中国的利益，因为当时看来美日同盟犹如使日本成为了笼中之鸟，使美国能够牵制日本，避免其重新走军国主义的道路。而今天看来，美国不仅帮助了日本的现代化与国家正常化，而且实际上也在鼓励日本更积极地参与到亚洲事务中。因此，对于今天的美日同盟，中国持怀疑态度不可避免。

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双重标准

美国认为其在西太平洋处于军事控制地位理所当然，但美国一直对中国意图扩张它在西太平洋的海军实力保持警惕。美国是否在西太平洋对自己与中国在实行着双重标准？

薛福瑞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要理解美国在这个问题上的思维方式，就要回顾美国在西太平洋上的近60年的控制历史。在美国海军在西太平洋处于控制地位的60年间，亚太地区基本维持了和平与稳定的局面。因此，美国认为，美国在西太平洋上的控制地位是保证亚太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关键。而相比较而言，中国的军事现代化缺乏透明度，美国无法相信一个不透明的军队的扩张能够继续维持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因此，中国军事的现代化一日不透明，美国的双重标准就一日难以改变。”

对中美日三国领导人的建议

与中国人民解放军有着深入接触的薛福瑞虽然明白，中国军事的透明化在短期内的实现并不现实，但他还是指出，中国军事的透明化有利于中国。此外，他还建议中国与日本建立关于海上军事力量的对话。

萨特建议美国在中美关系中不要无谓地夸大中国的实力，增加自己的恐慌。“从历史上可以看出美国倾向于夸大每一个力量增长的国家，先是苏联，然后是日本，现在是中国。” 薛福瑞则建议美日同盟应该更加开放化。他认为真正的美日同盟应该开放对与第三方——中国的接触，使中国真正感受到美日同盟不是针对中国，而是真诚地旨在维护地区稳定。可能的第三方接触方式包括邀请中国军事官员参与中日的军事演习，参观中日的军事基地等等。这样也可以对中国军事走向透明化起到很好的示范作用。

专家浅析华盛顿在贸易上对华刮起的强硬风
Carnegie Trade Experts Talk about Washington’s Recent Get-Tough Mood toward Trade with China

（王雅平）

美国对中国的贸易政策数月来明显趋向强硬。今年2月，美国就中国的出口补贴措施向世界贸易组织(WTO)提起申诉。3月底，美国商务部宣布对中国出口美国的铜版纸产品征收临时反补贴税，打破惯例23年间首次对非市场经济国家实施反补贴法。4月，美国政府又向世界贸易组织递交了两项针对中国的讼诉，分别谴责中国的打击盗版不力与限制市场准入问题。美国三个月间连续三次在贸易问题上挑战中国，意味着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根本改变还是国内政治斗争与妥协的产物？中美贸易在这种条件下前景如何？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两位贸易问题专家舍尔曼·卡兹(Sherman Katz)与盖保德(Albert Keidel)对此发表了各自的见解。

孰是孰非

盖保德严厉地批评了美国商务部在对待中国出口的铜版纸上的做法。他指出了美国政府的这一做法所造成的美国政府立场的自相矛盾之处：所谓“非市场经济”，其区别性特征就是市场价格不反映商品价值，存在不存在补贴无法说清，因此反补贴税根本不适应非市场经济。而且如果美国承认中国经济为“非市场经济”，美国可以使用反倾销法来制裁中国。其自相矛盾之处就在于美国一方面在承认中国为“非市场经济”的前提假设下对中国使用反倾销法，另一方面又对中国征收只适用于“市场经济”的反补贴税。盖保德认为美国的这一做法表明美国没有尊重国际法。“美国本应加强国际商业，而不是像这样诋毁它。这一点令人可悲。”

同时，卡兹也指出中国应该积极面对美国商务代表向世界贸易组织递交的针对中国的诉讼。世界贸易组织的讼诉案件是作为全球贸易成员所须面对的一部分。如果美国再像去年的舒默和格雷厄姆法案（对中国进口产品征收27.5%的关税）那样不按规则行事，中国也有权理直气壮地做出反驳。但是，中美两国都应尽量按国际规则办事，因为也只有这样，两国才能真正从双边贸易中获益。

美国国内政治的延伸？

探究此次华盛顿对华贸易立场呈现显著强硬的原因，卡兹解释说，首要的原因就是美国2200亿美元的贸易逆差。这个数字每天出现在报纸杂志的头版头条，不时地提醒着人们与受选民意向支配的国会议员们“需要对中国做点什么”。这通常就导致了一些短视的政策与立法。此外，美国很多人不满中国的金融政策、知识产权问题，而且中国商人精于以低成本制造世界欢迎的产品，使得许多美国人担心会由于中国的竞争而失去他们的工作。

盖保德则强调美国在贸易上对华强硬是美国国内政治的延伸。2008年总统大选在即，美国各候选人都在利用中国，抨击对方对中国的政策软弱。实际上，针对中国的这场强硬风只是美国明年大选前期的一个陪衬而已。此外，盖保德还透露中国也被美国国防部手中的一张牌，以助其得到美国国会对其研发截击导弹防卫系统预算的支持。

因此，卡兹认为近几个月以来华盛顿对中国掀起的接连贸易挑战并不意味着布什政府对华贸易政策的根本性改变。他指出，小布什总统需要国会通过延长夏天即将到期的总统“贸易促进权”以及通过批准与秘鲁、巴拿马、哥伦比亚和韩国签定的自由贸易协定。因此，对于由民主党掌控的希望看到对华强硬的现届国会，中国就成了美国政治利益交换下的暂时牺牲品。

盖保德预测2008年美国大选民主党候选人当选总统，将不会看到美国对华贸易政策有太大的改变，象这样的接连贸易挑战也不会持续下去。到时候，共和党人又会跳出来指责民主党总统对华软弱，这样的戏将会持续演下去，这也正是美国政治针对中国“雷声大、雨点小”的重要体现。

关于后果的问答

盖保德分析道，虽然最近华盛顿对中国在贸易上的接连挑战并不意味着美国对华根本政策的改变，但其风险就在于它可能会使越来越多的人相信真的有中国问题的存在而确实做出保护主义的行动。“所幸的是，国会里有很多人都清楚地明白中国是美国的一个好的贸易伙伴。”“我们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在贸易上我们的行为使中国远离我们。所以我们需要不断地提醒美国国会、政府与公众，使他们认识到与中国的贸易关系对美国的重大意义。”另外，盖保德也说，从整体战略上讲，美国与中国的对抗集中在贸易问题上，比起集中在别的方面比如台湾问题，后果要好得多。

中国会报复吗？

卡兹认为，由此引发的中美贸易战非常不可能，因为双方都明白两国在利益上的相互高度依赖以及中美贸易关系一旦破裂必将造成的全球范围的不堪设想的后果。卡兹也引用龙永图的话认为中国不会愿意过分反应。

盖保德指出中国的反应可以分为私人的反应与中国政府的反应。他说，中国出口企业是否会因此转移市场，或者中国企业是否会由此决定不再从美国进口产品，这些纯粹是在对利润估算基础上的商业决定。而中国政府是否会做出报复性的举动从而导致两国贸易摩擦的升级？盖保德认为中国政府的决策过程不像美国政府经常受短期政治所驱动。因此，特别是在今年党代会和明年人代会确定新的领导层之后，中国的政治决策将更加稳定。盖保德预测届时的中国政府将更加谨慎，对美国的不合理行为会有所反应，但反应不会过激。

美国对中国铜版纸征收反补贴税，开了对非市场经济国家实施反补贴法的恶性先例，美国企业是否会从此争先恐后的运用这一新的工具来打击他们的中国竞争对手？

卡兹对此持怀疑态度。他提醒道，美国很多大的跨国企业都在中国有着大规模的经营，因此这些企业部分上也是中国企业。这些大的企业对于运用这一工具将比较迟疑。但较老的工业部门，比如钢铁，可能会把这个恶性先例看作是一个机会。“但是，我们现在还不可预见。我们现在可以知道的是运用这一手段也不是一件易事，它需要投入相当多的资金与时间。”

华盛顿在贸易上对华刮起的强硬风是否会给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带来不良影响？

两位专家都认为不会。卡兹指出，无论是与日本、欧洲还是澳大利亚，美国总有贸易诉讼案在进行。例如还在进行中的美国和欧盟在世界贸易组织针对波音与空中客车的案件，这种案件没有也不应该影响双方的正常关系。

当初在商务部参与设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盖保德则进一步指出，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不仅不应该受到影响，反而应当应时所需，发挥其避免、解决危机的“紧急专线”作用。它是两国领导人之间高层的私下的对话，正应在这种时刻为两国间澄清事实、增信释疑起到关键作用。

联合国副秘书长约翰·霍姆斯在卡内基基金会谈达尔富尔、苏丹、乍得和中非等国家所面临的人道主义挑战 (U.N. Under-Secretary-General Talked at Carnegie about the Humanitarian Challenges in Darfur, Chad, and the Central African Republic)

联合国负责人道主义救援事务的副秘书长约翰·霍姆斯(John Holmes)4月19日来到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做了关于达尔富尔、苏丹、乍得和中非等国家所面临的人道主义挑战的演讲。演讲由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主席马秀丝(Jessica Mathews)主持。

霍姆斯说，达尔富尔、苏丹、乍得和中非以及北部乌干达的人道主义形势越来越严峻。这些国家所面临的人道主义挑战具有类似的特征，但每个国家又有各自不同的特点。在达尔富尔，约有一万三千到一万四千人（大部分为苏丹人还有大量的国际救援人员）在这些危险的地区帮助满足着达尔富尔四百万人（其三分之二的人口）的生存需要。而这些地区的人道主义援助面临着救援通道不畅和苏丹政府的官僚作风所带来的巨大挑战。达尔富尔南部的冲突尤为血腥，这些冲突普遍是小规模的族群内部冲突，但却使当地人民的生活陷于水生火热之中。

霍姆斯表示，联合国在这些冲突地区做着三个方向的努力：继续人道主义援助，使人民能够生存；继续维和行动，加强维和武装力量；努力达成新的有效的政治协议。而在这三者之中，达成有效的政治协议是解决该地区人道主义危机的关键所在。霍姆斯认为，这些国家的政府尤其有责任保护平民的安全，而反动武装也有责任保护他们所在地区人民的安全、并努力做到不伤害其他平民和国际救援人员。

中国的经济前景：2006-2020 (China’s Economic Prospects: 2006-2020)

4月17日，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贸易、公平与发展项目主任桑德拉·博拉斯基(Sandra Polaski)和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部长李善同就他们即将合作出版的《中国的经济前景：2006-2020》一文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办了座谈会。卡内基中国项目高级研究员盖保德(Albert Keidel)主持了座谈会。

《中国的经济前景：2006-2020》一文回顾了1980年到2005年中国经济的发展走向与特征，分析了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展望了中国经济的三种发展前景，并为中国的政策制定者提出了国内与国际的政策建议。文章指出，中国经济在近25年中的突飞猛进的增长使亿万人口脱离了极端的贫困，但仍有70%的人口生活在每天少于两美元的贫困线上，且贫困人口集中在农村。在今后的十五年中，中国将面临人口老龄化、环境恶化、农村贫困等问题以及国际上的贸易保护主义和金融自由化所带来的各方面压力。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中国经济整体有利，但将使中国的外贸条件恶化。政府收入将因关税的降低而减少。家庭收入整体将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获益，但城市家庭比农村家庭获益多，这将使城乡差距进一步恶化。分析表明，中国经济在过去二十年的持续迅猛增长的主要动力是投资增长。但是，单纯贸易不能解决中国人口的就业问题，增加就业的主要源泉在于扩大内需。国家的财政政策和劳动力市场政策将对中国今后十五年的发展起决定作用。文章建议政府采取办法增加农村低收入人口的收入，减少国家经济对贸易的依赖，矫正经常项目的收支不平衡，和促进城乡的平衡发展。在就业方面，注重服务业尤其是个人服务业（教育与医疗卫生行业）的发展可以产生大量的就业机会并吸收农业的剩余劳动人口。此外，即使中国经济保持高速的增长速度，中国的持续发展也需要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而中国政府的政策选择将决定中国能否在今后十五年内全面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并能否在不继续破坏环境的条件下以高速的经济发展来弥补人口老龄化所造成的负面影响。

该文全文的中文版将在卡内基中文网站上发布。

卡内基 “ 中国政策辩论系列 ” 之五：中国在亚洲的角色(Carnegie China Debate Series V: China’s Role in Asia)

此次卡内基中国辩论的主题是“针对亚洲的地缘政治格局，中国是否试图取代或削弱美国在亚洲的影响？”此次辩论于4月20日在美国华盛顿国会山举行。辩论由卡内基中国项目高级研究员史文(Michael Swaine)主持，辩论双方分别是普林斯顿大学政治与国际事务教授阿兰·弗里德伯格(Aaron Friedberg)和乔治城大学教授罗伯特·萨特(Robert Sutter)。

弗里德伯格认为中国在亚洲的长远战略目标与意图在外界看来并不清楚，中国内部对这些问题也可能存在着分歧。他可以肯定的是中国意图增强它在亚洲地区的影响力。中国也很可能试图削弱美国在亚洲的势力与影响，但这个问题本身（在其必要性与可行性上）很可能在中国国内也存在着巨大的分歧。萨特则表示，中国的确有意成为亚洲的领导者并削弱美国在亚洲的影响力，但美国在亚洲的强大的影响力和亚洲其他国家对中国的崛起的警惕心理使得中国在寻求它在亚洲的领导地位的过程中存在太多的可能会威胁中国核心利益的潜在因素，因此，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将不得不继续面对并适应美国在亚洲的压倒性势力。

两位专家继续就亚洲政治格局在未来的发展，美国适应中国的崛起在亚洲政策上的改变等问题进行了深入地探讨并回答了观众提问。卡内基英文网站公布有此次辩论的全程录像。

医疗体制改革症结——不仅是政策问题
China’s Health Care Reform: Not Just a Policy Failure

4月24日，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邀请了国际卫生领域的专家、美国西东大学(Seton Hall University)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黄延中，就中国医疗体制改革存在的问题举办了座谈会。座谈会由卡内基中国项目主任、高级研究员裴敏欣主持。

中国的医疗体制改革已经进行了二十年，但中国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至今仍然屡见不鲜。据统计，美国人看病需要自己支付的费用比例为12%，而中国人看病需要自己支付的费用比例则高于50%。根据2006年的统计数字显示，在中国，70%的人没有医疗保险，49%的人有病不治。

政府内部把这些问题归咎为医疗系统改革政策上的失误，认为医疗系统过于商业化与市场化是医疗系统问题的症结所在。黄延中认为这一解释过于简单化，未能抓住中国医疗体制改革本身的复杂性特征。香港大学教授王绍光则指出医疗体制改革的根本原因在于政府投入的精力不够。黄延中据此进一步讨论了政府在医疗体制改革方面未能投入足够的精力的更深层的原因。黄延中结论认为，中国医疗体制改革的根本问题在于中国医疗系统体制由过去的“大锅饭”制度(bandwagoning)到改革开放以后的推卸责任(buck-passing)制度的改变。毛时代的医疗卫生体制的“大锅饭”制度降低了城乡差距，提高了农村患者的就医率，但是公平的达成是以医疗服务质量的下降为代价的。此外，由于许多人滥用服务，这种制度本身的可持续性也存在着根本问题。改革开放以后，政府卫生部门过多、且不同部门责任划分不明确，加之以经济产出为主要政绩标准的官员评价制度使得地方官员几乎没有动机对医疗系统的改善投入更多的精力。这种部门之间、官员之间互相推诿责任的官僚制度是中国医疗系统的根本问题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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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关系融冰之路
Ways to end the Sino-Japanese chill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中国项目高级研究员裴敏欣在《金融时报》上撰文评价中日关系现状并提出改善中日关系的三步战略。裴认为，虽然中国国家总理温家宝出访东京使得东京与北京之间的气氛有所缓和，但是中日双方都未在关键问题上做出真正的让步。裴建议中日两国尽快解决相对争议较小的双边问题，比如能源与环保方面的合作。其次，中日两国应努力在军事上加强交流、增进互信。另外，两国领导人应学会同时做多方面的努力，包括加强经济上的接触与往来。

预测榜：定时炸弹
The List: Time Bombs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外交政策》杂志发表文章预测了未来可能会改变世界的5个日子。这5个日子分别为2008年4月11日伊拉克建立联邦的延期届满，2008年8月8日北京奥运会开幕，2014年1月20日小布什的档案解密，2032年1月1日美国天然气耗竭，以及2038年1月19日的Unix计算机系统崩溃所造成的“2038年虫”问题。文章分析了这些事件可能对世界造成的影响以及人类避免这些影响的可能。

美国在伊拉克遭遇学习障碍
America's Learning Disability in Iraq

《外交政策》杂志主编摩伊希斯•奈姆 (Moises Naim)撰文批评布什政府、美国国会和许多评论员对美国在伊拉克战争中受到的有力教训视而不见。他认为，美国在这场战争中以及战后伊拉克的重建过程中，高估了伊拉克政府的能力，也高估了美国政府的能力，而且轻视了外交手段解决问题的能力。但是以前种种错误的假设依然继续为美国思考和制定下一步在伊拉克的行动方案提供依据。学习障碍的主要症状可以完全贴切的用以形容美国在伊拉克的表现。

伊朗的代价
The Cost of Iran’s Political Pageantry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伊朗问题专家卡利姆·萨迪加布(Karim Sadjadpour)在《华盛顿邮报》上撰文批评伊朗最近在扣押英国人质问题上的做法。他认为这是以长期战略为代价换取短期利益。短期内，伊朗因为这次给了欧洲“教训”而得到世界上千万反西方人士的赞许；但在长期上，伊朗经济和伊朗人民将为此次转瞬即过的“光辉”而付出持久、昂贵的代价。

国家安全与气候变暖
General Gordon R. Sullivan, General Anthony C. Zinni (Retired), Sherri W. Goodman, al., “National Security and the Threat of Climate Change,” The CNA Corporation

这份报告是美国CNA公司召集一批退伍的美国高级军官和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对气候变暖对美国国家安全所造成的已有的和潜在的威胁所作的全面的考察与评估。该报告以崭新的视角，首次从气候变暖的角度评估了其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影响，对美国政策制定者对气候变暖问题提升重视程度将起到直接的影响。报告首先讨论气候变暖在增加国际政治不稳定因素和影响国际安全方面所起的负面作用，接着从不同的区域板块——非洲、亚洲、中东、欧洲和美洲来具体分析气候变暖对世界安全所造成的负面影响。然后报告分析了气候变暖对美国军队系统的运作所带来的直接影响并提出了政策建议。

气候变暖对世界造成的哪些影响将构成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这些威胁将采取哪些方式？美国应该采取哪些相应的行动来应对这些威胁？针对这些问题，报告提出了一系列主要的观点和建议措施。报告的主要观点有：1.气候变暖所造成和将造成的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包括旱涝、台风、海平面的上升和致命传染病的传播等，都会在美国本土对美国国家安全造成巨大的威胁。2.气候变暖会给世界不稳定的国家和地区制造更多不稳定的因素而激化已有的冲突。美国及其盟友会被更多地卷入到这些地区冲突中。3.气候变暖对世界不稳定地区的影响也会从其他方面（人口的迁移尤其是干旱和饥荒所造成的难民流动）波及到世界稳定地区。4.对能源的依赖将使美国在与敌对国家和恐怖主义的斗争中处于弱势。

报告提出了如下的政策建议：1.气候变暖对美国国家安全所造成的影响应该被加入美国国家安全和国防战略的主要文件中，并提高美国全国应对突发自然灾害和传染疾病事件的戒备状态。2.美国在温室气体减排方面应该在国际上扮演更积极的角色。3.美国应该更主动地帮助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非洲国家增强应对气候变暖威胁的行动能力。4.美国国防部应该加快采取改进的采购策略并采用先进的技术在节能的基础上提高美军的作战能力。5.美国国防部应做一项有关自然灾害尤其是海平面上升对美国军事基地将造成的影响的研究并及早采取行动。

中国决心大力推动自主创新
Alan Wm. Wolff, “China’s Drive Toward Innovation,” Issues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pring 2007

技术革新对维持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维护社会和政治稳定，支持国防能力和在国际上保持国际贸易与地缘政治大国地位，都具有实质性的意义。中国领导人明白，中国经济的增长过度依赖廉价的劳动力和对能源资源的消耗与对环境的污染，随着原材料价格的增长和对环境保护重视程度的提高，这些优势也会随之减弱，因此中国需要靠技术革新来推动新一轮的生产力发展。

国务院去年1月颁布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是指导中国大力推动技术革新的纲领性文件。文件制定了宏伟的目标和实现目标的具体政策措施。中国计划在2020年以前把全社会研究开发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提高到2.5％以上。这个数字是中国现有水平的两倍，等同于美国的现有水平，比日本的现有水平低0.6％，比欧盟的现有水平高0.6％。相应推出的政策措施包括经济、教育和立法各个方面，涉及多个国务院部门，覆盖中央到地方的各个政府级别，因此在广度和深度上都体现了中国政府巨大的决心。

一系列因素将在推动实现中国的自主创新中起到积极的作用。首先，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为技术革新提供了一个蓬勃的经济背景。其次，中国众多的人口是产生高素质科技人才的源泉。第三，中国巨大的市场潜力既能够吸引外资也能够刺激国内生产。中国市场的不断深化可以帮助吸引高端外资企业的投入。第四，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几乎从无到有，在大踏步地向前迈进。最后，中国政府的决心很大。政府在各个层面上的动员将对推动技术革新起到重要的支持作用。

然而，还有一些因素将在中国推动自主创新的过程中起制约或阻碍的作用。第一，中国一息尚存的非市场经济因素削弱经济的活动力。中国经济的三分之二仍然为国有或国家控股企业，这些企业受益于国家的优惠政策却很难成为技术革新的领头羊。第二，国家权力过大，有时过度干预经济事务。第三，人才质量堪忧。机械的教育方式很难培养出具有创新头脑的高科技人才。第四，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巨大进步不能否认知识产权保护仍然不足的现状。在中国的历史与文化中，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乃至对私有财产的保护都是相对较新的概念。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不足不仅阻碍国外先进技术的引进，而且也打击国内自主创新的积极性。此外，中国的政策执行者也面临着“打假”与“扶贫”之间的两难选择。最后，中国政府内部存在着根源于民族主义情绪的排外心理，这种心理影响下的政策行为将阻碍对外国先进技术的引进。

但总之，就象二十年前站在上海浦东的荒地上不能想象今天浦东的繁华一样，任何对中国实现科技创新的宏伟目标的怀疑也将是轻率的。当政府集中国家资源决心实现某一工业目标的时候，它们就往往能够成功。最重要的技术引进是对高级人才的引进，中国国内不断改善的人才环境以及美国的移民政策都使得“海归”成为一个越来越具吸引力的选择。

世界经合组织投资政策评估（中国）——收购兼并政策的放开
OECD Investment Policy Reviews: China – Open Policies towards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2006

该报告通过对中国东北省份的研究结论出中国将受益于更加放开的跨国收购兼并政策。报告指出，跨国收购兼并已经成为目前世界上外国直接投资最主要的一种形式，但在中国，跨国收购兼并占外国直接投资的比例仍然很小。跨国收购兼并政策的放开不仅有利于国有企业的改组与技术创新从而能够提高国有经济效率，而且由于国际国内的收购兼并的共通性，也将使有意收购兼并的国内企业受益。

目前跨国的收购兼并在中国面临着诸多挑战：相关法律制度条文或不完善或过于繁琐；国家规定的“战略性资源”不能被外国企业收购兼并，但没有具体规定哪些产业部门属于“战略性资源”；外资股份限制依旧存在而且缺乏透明度；跨国收购兼并程序繁琐，缺乏竞争机制，等等。

该报告提出的应对这些挑战的措施有：放宽对外资股份的限制；加强规章制度的透明度；采取国际通用的收购兼并标准与透明的兼并程序；向外国企业完全开放资本市场。报告建议先将这些措施进行局部试点，并建议东北省份将是进行这些试点的理想选择。

走向困境的过程：领土争议随时间推移而不断恶化的自然趋势
Ron E. Hassner, “The Path to Intractability: Time and the Entrenchment of Territorial Dispute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winter 2006/2007, Vol. 31, No. 3

国家间领土的纠纷通常具有如下两个特点，其一，领土纷争通常都超过了争议下的领土所具有的实际价值；其二，随着时间的推移，产生领土纷争的双方通常越来越不情愿向对方做出妥协。本文提出假设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领土争议具有不断恶化的天然趋势，其原因在于在领土争议成熟的过程中，对争议本身的认知的改变在不断地增加解决领土争议的难度。

具体说来，这种对领土争议的认知上的改变主要体现在三种机制之中，这三种机制的几乎不可逆转的演变过程就造成了领土争议不断恶化的天然趋势。第一，随着具有争议的领土与一国之间在交通、通讯，能源等方面的往来，争议下的领土从经济利益上讲越来越成为一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同时，对争议的另一国来说，情况也可能如此。这就加深了两国在有争议的领土上的矛盾的不可调和性。第二，在处理领土纠纷的过程中，各国不可避免地会对争议下的领土进行划界，这就使对领土的划分更加严格化，从而降低了解决领土纠纷的灵活程度。第三，争议领土在国家情感上的或者文化上的的附加价值随着两地往来的加强也在不断增加，这就大大减小了可协商的余地，也使解决领土纠纷中常用的赔偿办法可能失去原有的效力。

领土争议不断恶化的天然趋势为二十世纪大部分的领土争议越来越具顽固性的现象提供了解释。这种解释不能预测具体的领土纠纷所将延续的时间，却可以通过分析造成领土争议不断恶化的各种因素，做出对解决领土纠纷的紧迫程度的判断。领土纠纷的历来解决途径，要么通过纠纷各方对争议领土进行划分、要么对争议领土的疆界重新定义，要么一方能够接受其他赔偿方式而把争议领土让给对方。文章建议国家领导人应该在争议形成初期就采取措施努力遏制前述三种机制的形成，并达成以上的任何一种解决途径。

日本与澳大利亚：一座搭得太远的桥？
Robyn Lim, “Japan and Australia: A Bridge Too Far?”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April 2007

澳大利亚总理霍华德今年三月在访日期间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共同签署了日澳安全保障联合宣言。该宣言计划了日本与澳大利亚加强安全保障合作的几个领域，并可能为日本军队在澳大利亚进行训练和演习敞开大门。

文章认为，澳大利亚一反不支持日本重新武装自己的一贯立场，成为美国以外与日本有类似安全保障协议的第一个国家，其考虑有美日同盟也有中国。朝鲜核试验问题六方会谈中日本的相对被疏远使得日本开始动摇美国为日本提供核保护伞的信心。为了使日本看来不可避免的重新武装在安全的政治渠道中进行，澳大利亚宁可选择把日本网入一个更宽的安全关系框架中以希望借此能够缓和日本的军事影响。中国驻澳大使傅莹对日澳新的安全协议表示不满。澳大利亚则鼓励中国反思其本身行为所造成的后果，比如前不久在国际上引起一阵喧嚣的反卫星试验给澳大利亚眼里一贯主张和平发展的中国的国际形象所造成的冲击。

然而另一方面，文章对日澳新的安全保障协议能否持续下去还存有疑虑。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最近针对二战期间慰安妇的言论招致了国际广泛的批评，而且澳大利亚反对党工党能否赢得今年的竞选也给日澳安全保障协议的未来添加了不确定因素。工党现任领袖陆克文(Kevin Rudd)，一个中文流利的澳大利亚前外交官，就曾批评日澳安全保障宣言是在没有必要地冒犯中国。

亚洲资源战略
Paul Steele and Sergio Feld, “Resourceful Strategies for Asia,”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April 2007

将自然资源用于有利于穷人的“亲贫”经济增长(pro-poor growth)有两种主要渠道：首先，对自然资源的利用可以推动国家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可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和增加政府财政收入，这些再被用来扶贫。此外，对自然资源的中小型加工制造业的发展也可以缓解贫困，但需要实现几个先决条件。第一，取消补贴。第二，保证对原材料的加工能够产生附加值。第三，穷人在生产加工的过程中利益不会受损。第四，对利润的所征税用于扶贫。对自然资源的加工制造业进行补贴，非但不能提高这些工业企业的竞争力，反而会降低原材料即自然资源的价格，从而进一步鼓励对自然资源的过度使用与低效率加工过程中所产生的资源浪费。

环保与扶贫之间有着辩证的关系。一方面，环保与扶贫有时可以是矛盾的。环境保护在实施不当的情况下可以给穷人的生活带来更大的困难。比如，亚洲许多国家建立的自然保护区剥夺了附近居民原来对这些资源的使用权，从而剥夺了这些居民的很大一部分的生活或经济来源。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应该对这些居民的损失进行赔偿。而另一方面，在更多的情况下，环保与扶贫是统一的。例如自然旅游业，既可以发展经济，增加贫困人口经济来源，也可以保护生态环境。另外，对自然资源的过度消耗与破坏也造成或加剧了亚洲很多地区的贫困。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环境恶化对经济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在中国、菲律宾和柬埔寨等同于把它们的国内生产总值各减去三分之一，蒙古和马来西亚各减去一半，而印尼则减去90%。此外，环境的恶化不仅不可逆转地恶化了人们的生存环境，而且还增加了贫困人口受自然灾害的冲击的可能性。在中国，自然灾害已经成为人们重新陷入贫困的最主要的直接原因之一。中国和印度都是排放温室气体的主要大国，而亚洲将是受世界气候变暖的负面影响最深的大洲。

亚洲所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在维持资源的可持续性的同时，使用这些资源最大限度地创造经济财富，并把这些财富受益给穷人。应对这一挑战不仅需要科技的革新也需要制度的革新。

中国、美国和湄公河流域各国：机会与挑战
Lawrence E. Grinter,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Mainland Southeast Asia: Opportunism and the Limits of Power,”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December 2006, Vol. 28, No. 3

中美两国在东南亚大陆——湄公河流域地区的政策虽然已经脱离了冷战时代意识形态竞争的阴霾，但仍然具有错综复杂、有时甚至趋向于零和游戏的特征。总而言之，中国用战略的眼光看待其在湄公河流域地区的角色，而相比之下，美国由于受伊拉克战争的挚肘，则主要侧重该地区的政府和民主建设问题。湄公河流域各国在中美两国之间虽各有投向，但也都精熟于在大国之间的平衡：一方面寻求不阻碍美国在该地区在安全方面的参与，另一方面也与中国在经济和外交方面保持友好的往来。中国与美国在该地区的影响都同时面临着机会与挑战。

在湄公河流域国家中与中国有着最紧密关系的是缅甸。从战略的角度上看，缅甸是中国在东南亚遏制印度势力和美国势力的战略要点，并且是连接云南省到印度海各港口的通道以及石油转运的出口之一。但是这些机会对中国来说也并非得心应手。缅甸不稳定的政治局势、缅甸军政府的腐败和缅甸日益恶化的发展趋势都在挑战着北京的耐心和灵活程度。美国对缅甸的政策主要侧重政治与国际道义，其与缅甸的经济联系非常有限，外交上的联系也保持在大使级别以下。美国谴责缅甸的人权问题和毒品贸易，但美国把缅甸排斥在国际体系以外的努力也并未得到大部分东南亚国家的认可，这以美国试图阻止缅甸加入东盟的努力失败为例。越南由于历史的原因，对美国和中国都是防范多于友好。但在中越两国之间缺乏信任的关系中，经济上的往来却在蓬勃发展，使得两国间经济上的相互依赖程度不断加深。泰国是湄公河流域国家中唯一实行西方民主制度的国家，也是美国在东南亚的重要盟国。但是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美国对泰国的有限资助与中国形成的反差来看，泰国更需要与中国在经济上保持友好关系。中泰两国在经济资源上具有重要的互补性，泰国对中国发展西南经济也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但中国对泰国的接近政策与美国截然不同——虽然中泰之间没有安全盟友的关系，但是中国向泰国皇家军队以“友好邻邦”的价格销售武器，并且由于中国商人在泰国的影响的不断扩大，中泰通婚也越来越多，使得泰国出现了不断中国化的社会群体与商业联盟。柬埔寨、老挝在与中国的关系中则更直接地围绕着资源的主题，且显示出弱势。林业与渔业在柬埔寨和老挝的国民生产总值中占有重要的比例。柬埔寨木材输出到中国、泰国与越南，老挝木材也被老挝军队不断地砍伐和出口，两国都面临着森林砍伐过度、森林资源逐渐匮竭的严峻局面。中国由于能源需求的急剧增长，计划在湄公河上游（中国境内水域又称澜沧江）和怒江上游修建大小21个水坝，将不仅对湄公河流域国家的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影响，而且也将严重影响柬埔寨和老挝两国的渔业收成。

越南对华政策的四种策略及其演变
Alexander L. Vuving, “Strategy and Evolution of Vietnam’s China Policy – A Changing Mixture of Pathways,” Asian Survey, Vol. XLVI, No. 6, November/December 2006

对越南的对华政策的研究向来稀少，但越南是中国通往东南亚的途径要地且越南如何应对中国的崛起将影响其他亚洲国家对中国的崛起的态度，因此研究越南对中国的外交政策具有不可小视的意义。本文通过研究越南的原文资料，分析总结了越南对华政策中的四种策略，这四种策略自90年代初在中越关系中的演变过程，以及影响越南外交政策的各种因素。

文章把越南的对华策略总结为四种，分别是针对现实主义的外交思想的平衡策略、针对中越关系不对称的遵从策略、针对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外交的团结策略，以及针对中越间复杂的相互依赖关系的捆绑策略。平衡策略主要指在大国之间的力量平衡。越南在1978年与前苏联结成军事同盟到1990-91年中越关系正常化之间所使用的平衡策略比较显著。遵从政策源于越南在历史上的近一千年的对中国的从属关系以及儒家文化对越南所产生的根深蒂固的影响。中越两国在历史和力量上的不对称关系决定了越南的对华政策中不可或缺的遵从策略，但这种策略又与适当的军事对抗相伴相随，从而使越南在和谐发展中越关系的同时严格保持本国的独立。团结策略传承于苏联解体前社会主义阵营国家间的外交策略，但这种策略在越来越多地被中国所排斥。捆绑策略是指把各大国间的利益联系在一起从而为越南发展创造更为有利的局面。在1992年到1997年间，越南的对华政策以捆绑策略为主、平衡策略为辅。1998年到2002年，团结策略被放在越南对华政策的首位，但越来越被遵从策略所取代。2003年起，遵从策略成为越南对华政策的首要显著特征，团结策略越来越被放弃。在后两个阶段，捆绑政策在越南对华政策中的表现适中。

在越南的全盘外交考虑中，与中国、美国、以及东盟国家间的平衡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一方面中国对越南的团结策略的排斥越来越会导致越南的团结策略被遵从策略所取代。一方面美国对中国的崛起的担忧会使得美国更加配合越南的平衡策略。此外，中国在东南亚国家扩大外交支持、宣扬其“和平发展”的努力将赢得多半东南亚国家的认可，这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越南在其四种对华策略上的侧重。

倒吸一口凉气
Jonathan Chait, “The Big Chill,” The New Republic online, March 26, 2007

文章指出美国共和党顽固地不相信全球变暖主要是人为造成并探索了这一讽刺现象背后的原因。根据《美国国家杂志》(National Journal)去年的调查显示，共和党派国会议员中只有23%的人认同全球变暖人类要负主要责任，而在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公布了由全世界2000名科学家的智慧结晶再一次证实的这一科学事实以后，《美国国家杂志》今年的同一调查却显示认同这一科学事实的共和党派国会议员更是由去年的23%降到了今年的13%。

文章分析指出，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中，共和党与能源工业的密切联系倒还在其次，因为就连美国的能源工业也在全球变暖问题上越来越软化他们的立场。实际上，对全球变暖的无知的顽固立场已经变成了类似支持减税、支持布什发动伊拉克战争等的共和党教条。造成这一在全球气候不断变暖的情况下让人倒吸一口凉气的讽刺现象的真正原因既复杂又令人沮丧：共和党内少数有影响的顽固人士在气候变暖问题上为共和党定下了纲领，反对者一律被边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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