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内基中国透视》月刊
Carnegie China Insight Monthly
2008年第4期 （总第37期，2007年4月）

主编：王雅平
Editor: Yaping Wang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出版
Published by the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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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眼看西藏问题A Rational Perspective on Tibet

在最近的一个多月的时间里，由西藏问题引起的一场政治社会风波影响了很多的人，包括中外的各界人士。无论是困惑、无奈，还是难过、愤怒，或是感动、同情，西藏问题被纠缠入北京奥运会的举办，牵扯了太多人的关注与感情。本期《卡内基中国透视》就西藏问题采访了两位中国问题专家——裴敏欣与包道格(Doug Paal)，希望能够通过他们的评论引出读者的一些理性思考。裴敏欣是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高级研究员，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曾于1992年到1998年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系。包道格现任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中国项目主任，曾于2002－2006年间任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两人都是长期的西藏问题观察者。

到底发生了什么？

裴敏欣：我基本上所有的报道都看过。根据我的观察，不争的事实有两部分，有争议的是一部分。3月10日，西藏，主要是拉萨，那里的几个寺庙中的僧侣进行了和平抗议。那个抗议据说是由于：一、1959年西藏“暴乱”49周年；二、他们听到达赖获得美国国会颁发的金质奖章，要为此庆祝。这是两个导火线。一个是历史原因，一个是受西方对西藏人权关注的这么一个举动所导致的。这是两种说法。这三天当中，政府好像并没有采取任何严厉的措施，也就是说并没有抓人，来及时阻止僧侣们的抗议与示威。但到了14日那天，突然之间，跟僧侣毫无关系的，普通藏民在拉萨街头对汉人和回民拥有的店铺进行烧、抢、砸，发生了流血事件。至于那一天政府是否动用了警力、武力来及时控制局面，《纽约时报》的报道说“24小时根本就没有看到警察”。因此流血事件在14日那天可能并不是中国政府动用武力所造成的。受害者大部分应该是无辜的汉人和回民。对于死伤人数，各方给出了不同的数字。因此，不争的事实是和平抗议与3月14日的暴力事件。有争议的是中国政府采取了多大程度的武力来恢复秩序和死伤的藏民人数。

这里面值得考虑的是几件事情。中国（政府）一开始相对低调。由于正好碰上开两会，当地最主要的领导都在北京，所以当地政府中管事的人可能并没有意识到这件事的严重性。特别是发生了暴力事件以后，并没有及时采取有效行动。但是，当大规模骚乱发生之后，中国政府采取了比较全面和严峻的措施，包括阻止记者进藏，拉萨街头调入了大量的警力和武警。这之后，就是零零星星的，主要是四川、青海一些个别寺庙爆发了一些僧侣抗议示威的事情。到现在为止，政府已经基本上完全控制局面。这前后差不多是一个月的时间。

包道格：由于大部分外部观察者不能进入西藏，所以真相很难得知。所幸我们有一位有着独立与客观判断能力的外国记者在事发前后正好在拉萨，他就是《经济学人》的记者詹姆斯·迈尔斯(James Miles)。虽然他一个人的眼睛不可能看到事实的全部，但他确实看到了三天的和平示威和第四天，也就是3月14日的骚乱。西藏流亡政府说了一些詹姆斯·迈尔斯和我们都未能看到的事情，比如他们称3月10日有一些和平示威的僧侣被捕。由于缺乏证据，我们不能确定这些言论是否属实。中国政府则称此次针对汉人和回民的藏人骚乱是受包括达赖集团在内的外部煽动者挑动的。这一判断是否属实，我们也不得而知。还有些人认为中国本应却未能采取严厉地措施以保护汉人与回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了解全部的真相还需要更多的时间；或许我们永远也不能百分之百地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但证据证明有一点很清楚，就是中国政府采取了一些约束措施，却并没有大规模地使用武力。中国政府在这当中表现得相当克制。

西藏问题上有哪些不同的藏人团体？

裴敏欣：西藏本身，流亡政府也好，达赖集团也好，不管怎么讲，在中国境外的藏族团体当中也分成好几派。比如，“藏青会”是一个数量很多，能量很大，而且主张最激进的组织。当然还有达赖的流亡政府，主张达赖的 “和平”、“非暴力” 政策。他们是不一样的。

进行骚乱的是拉萨的藏人平民，并不是僧侣，数量很多。一开始并不知道是多少人，现在政府宣布有四千人。

包道格：在以达赖为代表的西藏流亡政府和以“藏青会”为代表的一些激进的年轻藏民之间，有一道很清楚的界限。它们在很长时间以来都是不同的团体。后者看到他们回到西藏与西藏独立的希望越来越渺茫而变得越来越激进。在流亡团体中追随达赖的这一翼则更有耐心、更缓和。我不清楚在中国政府的判断中这两者有多大的不同，但许多观点都不区分这两个团体，实际上是在把缓和的达赖一派推向激进派。把这两派区别开来，并对缓和的一派进行拉拢，将是中国政府明智的选择。中国上周四宣布恢复与达赖的私人代表进行接触，这方面的考虑在其中可能起了一些作用。

为什么会爆发骚乱？

裴敏欣：有几种说法。一种说法是说中国政府应急措施没有做好。因为以往都是一有动乱的苗头，中国政府就会很及时地作出强烈的反应。但这次事件前几天中政府并没有采取有效的措施，及时把动乱的苗头镇压下去。这也许就让藏人感到“现在要搞奥运啦，中国政府恐怕手软不敢动”，因此他们一下子受到了“鼓舞”。尽管骚乱是突然的、自发性的，并没有预先的策划，但是政府在危机前期的犹豫行为使骚乱者觉得“这下有机会了”。

第二种说法认为是由于他们（藏人）平时感到的强烈的不满。不满有多种，有结构性的，就是许多藏人一直认为西藏不属于中国，这是他们的一种想法；另外他们精神上一直是追随达赖，就是认为达赖是他们的精神领袖。那么中国政府最近一直在西藏搞的 “爱国主义教育”逼着藏民和达赖划清界线，这对他们在政治上和精神上是很大的压力。还有就是从经济生活来讲，虽然西藏经济生活发展很快，但是从藏人的角度来说，在西藏的经济发展中得到最大好处的是汉人和回民，因为最发达的地区是汉人的，店铺大多数也都是汉人的……就是说藏人并没有得到经济发展的最大好处。他们（藏人）也得到好处，相对来说，他们认为汉人占的便宜更多。因此他们就积累了许许多多的怨恨。

包道格：中国政府在西藏的政策给一些人带来了好处，也把另外一些人抛在了后面。从中国政府或者中国广大民众的角度来看，中国的政策一直是补贴西藏、给藏民以优惠。但在确保这些好处在藏人之间得到平均、平等地分配上，中国政府没能做好。贫富差距促成了社会紧张。

此外，西藏的这一代年轻人没有经历过太多历史，他们经历过的，只有大批的非藏人涌入西藏。在中国政府对藏族的优惠政策下，藏人可以不受计划生育政策的限制，生养多个子女。这就客观上造成了有更多的藏族年轻人需要就业。而一些汉族人瞧不起藏人，不愿意雇佣他们。因此很多藏族的年轻人是处于失业的状态。他们也不喜欢学校。西藏自治区党委在西藏所推行的“爱国主义教育”尤其是反达赖教育，在西藏人中尤其是这些年轻人中收效不好。因此，缺乏经济机会、缺乏历史经验和耐心等诸多因素使这些藏族青年走上街头对汉人和回族商人采取了暴力。

这种怨恨、不满在普通藏民中是否普遍？

裴敏欣：这很难讲。因为还没有对那些抓起来的闹事的人进行一个社会分析。我想今后无论是从政府角度来讲，还是从学术角度来讲，这都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问题。因为西藏这个地方从社会科学研究方面来看是十分不容易搞研究的，比如语言问题、政治敏感度。可以说我看到的材料中很少有对藏民进行过民意调查的。所以真正说（这种不满的）普遍程度有多少，强烈程度有多少，藏人对现行政府政策和现状最反感的又是哪些问题，这一些我想中国学者了解的还很不够。

这种调查完全是应该的。你如果要有一个有效的政策，那一定要对当地的情况有足够的了解。当然中国政府也许已经做了这方面的调查，这个调查可能是机密性质的，那我想以后最好搞一些比较公开、透明的调查。

包道格：除了那些在现行政府政策中受到好处的藏民，（这种不满）应该是很普遍。一些藏人的日子很不错，这些人主要集中在西藏的城市人口中。而一些过着游牧生活的藏民，则由于采矿和其他的经济发展项目被迫离开了他们的土地和他们原有的生活方式。这些人是对现状不满的一些人。

西藏老百姓想要什么？这些抗议者和闹事者想要什么？

裴敏欣：西藏老百姓想要什么就很难讲。我想，从宗教角度来讲，可能他们很希望能够继续得到他们的精神领袖达赖的关怀，并希望能够有足够的宗教自由。这一点就是从西藏本身的地区特点出发的，因为西藏与藏族是一个宗教信仰、精神信仰十分独特的地区和群体。第二，我想他们也希望经济发展，他们肯定也希望社会稳定。但是由于民族特性，他们又需要“自治”，这要从达赖那个角度来讲，就是所谓的“高度自治”。当然，最极端的“藏独分子”他们的目标就很明确——就是要让西藏独立。

包道格：在没有民意调查与测验的条件下，我们很难了解西藏老百姓想要什么。但可以确认的一点是达赖已经改变了他的立场几乎有二十年。他现在主张在一个统一的中国内的西藏的“高度自治”。我想如果他要西藏百姓支持他的立场，他应该可以做到。

中国政府与达赖的对话

裴敏欣：过去已经陆陆续续进行过六次对话，但一直没有什么实质进展。根本分歧很多。首先，表面上讲，达赖要的“价码”很高，就是要大藏区，并不是现在的西藏。反正是藏人住的地方他就要划成西藏，那就包括青海和四川一大块。很明显，中国政府要谈西藏只是现在的西藏行政区，而并不是西藏文化区。其次，“高度自治”的内涵：到底中央政府管什么。达赖是说中央政府管外交和国防，其他一点都不能管。而西藏的经济、司法和地方行政都很重要，过去50年中这些都是中央政府在管，一下子转过去困难很大。这是许多细节问题。

但最根本的是两点。一，中国政府对达赖没有任何信任感。它认为达赖谈“高度自治”是假，寻求西藏独立是真。所以这就没法谈。中国官方学者分析达赖的立场，都说达赖的“高度自治”只是一个幌子，他背后的实质目的并不是“高度自治”，而是要把汉人都赶出去。另外，就是中国政府认为时间在它一边，因为中国政府手里有几张王牌。第一，达赖流亡在外，对西藏内部的影响有限。第二，中国人民支持政府的立场，所以中国政府没有来自内部的政治压力，只有来自国际的外部压力。第三，达赖73岁，达赖死了群龙无首。达赖一死，转世活佛要中国政府来选，那中国政府就可以控制下一轮的精神领袖。再有，中国政府认为它目前处理西藏问题的战略是有效的。政治上虽然采取高压，但是经济上是把西藏搞活。它认为把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西藏就会拥护现有政策和现状。这些考虑可以解释中国政府对跟达赖的对话并没有抱很大的希望。

包道格：西藏的历史很长很复杂。在过去，达赖也采取过不同的立场。一个深深影响了中国政府考虑的历史事件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达赖哥哥洛桑三旦被准回西藏访问。当时拉萨街头万人空巷，也许给政府留下了这样印象——就是如果达赖回到西藏，形势可能会失去控制。

有些人说达赖的“高度自治”要价太高？这毫无疑问。没有人一开始就先出个低价。中国政府最近宣布与达赖恢复接触也是想要给自己减轻一些国际上的压力。但这一步可以带来更多。

西藏问题与北京奥运

裴敏欣：本来西藏问题并不是很重要；世界上比西藏问题更重要的问题多的是。为什么今年西藏问题会上头版头条？最主要还是奥运问题。本来人家想到奥运出事都会想到法轮功，现在法轮功都没人提。主要还是因为西藏流亡团体认为奥运是一个战略良机，非要利用奥运来让国际社会知道他们的处境和要求。

中国政府答应和西藏私人代表进行恢复接触，是针对西藏问题在西方社会得到那么多的共鸣的一个公关反应，不希望在奥运前夕让人看到中国是一种很不灵活、很死板的形象。

在所有利用奥运会进行抗议的（西方）群体中，西藏抗议团体是西方抗议团体的“免费午餐”。西方抗议团体对西藏人民的利益的关心只是抽象上的关心，受“压力就能产生效果”的误导，对他们这种举动的实际政治影响并没有仔细考虑。

至于那些激进的藏独团体，他们怎么考虑？我唯一的分析就是，（他们认为）“软的没用，我们就用硬的，即使我们达不到目的，我们也要让中国政府付出代价。”虽然对改善西藏问题、西藏人民的具体生活、政治社会待遇，他们的抗议可能会起反作用，但他们认为他们并没有给西藏人民带来直接的代价、造成直接的损害，反而让中国政府在国际场合大大丢脸。这就是由零和心态来看待这一问题的。

包道格：即将到来的北京奥运会不仅给了西藏激进分子，而且给了包括达尔富尔问题上的许多激进组织一个能够提前策划的机会。西藏激进分子有着详细的计划；他们想要利用每一个可能的机会让国际社会听到他们的声音。可以想象，他们的计划应该还远远没有实施完毕。

但他们的行动是起反作用的。在中国人民的爱国浪潮在奥运前后达到高峰之际，他们的行动疏远了他们所需的中国人民的支持。

至于对西藏的历史与现状知之甚少却热情支持西藏独立的一些西方民众，他们的行为是愚蠢的。那只是一些大众的观点，不一定就是政府的政策。虽然不排除大众观点对政府政策可能造成的压力，但我认为美国政府和其他很多国家的政府都很清楚，在奥运期间在西藏问题上羞辱中国是与美国的国家利益相左的，也是与西藏人民的利益相左的。

对中国政府有什么建议？

裴敏欣：（中国政府）对国内的公关不必太在意，国内的民众是站在政府一边的——从最近自发的爱国主义行为就可以看出中国政府在国内的公关是十分成功的。国外的公关就不由它控制了。因为它没办法“定调”。所有最有影响的媒体是你的“天敌”。它本来就不相信你，对你的任何举动都是带着怀疑的眼光。因此中国政府在国际场合搞公关的难度就很大。但这并不是说这就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中国政府还是可以做一点。

第一，就是想办法把达赖本人和藏独（分子）分开处理。因为达赖至少在表面上没有再讲西藏独立了，而且他在整个西方世界享有很高的声望和尊重。因此，对达赖本人的直接批评甚至攻击，特别是用一些很过时的政治语言，效果怎样是很清楚的——绝对是一个下策。

第二，就是针对西方媒体对你具有偏见的报道，缺乏系统的证据来指责它们的偏见效果并不大。如果让第三者——一些具有独立分析和判断能力的人——来做这么一个判断，就会更有说服力。中国缺乏第三者力量，要么政府，要么就是民间当中的散兵游勇。中国没有一种声音，（这种声音）一到西方一开口，人家就会知道这个人他有独立的思想和独立的道德权威，不是政府的传声筒。中国没有这种资源。所以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你很难有一个德高望重的中国的一个商界人士、知识界人士、艺术界人士站出来说公道话。这一点中国很缺，但这是一个天生缺陷。

第三，就是中国政府需要寻找两场公关游戏之间的一个平衡。一方面是国内公关游戏，即如何让民众支持政府。另一方面是国际公关游戏，就是让国际社会感到中国政府是一个很讲理的、很负责任的、很务实的一个政府。中国政府在国内的公关虽然很成功，但是也许做过头，它在国内讲的那一套是政治上比较过激的语言，一下把老百姓的情绪调动起来；在国外的公关却又脱节。因为毕竟中国现在是很开放的，你国内做的公关游戏国外媒体肯定会报道。这种脱节的情况下，国内公关做得过火就限制了国外公关和政策调整的空间。你总不能花了两个星期说达赖是个恶魔，然后反过来就说我们愿意跟他恢复谈判。这自己就很难下台阶。这并不是第一次，从撞机事件、炸馆事件类似这种外交危机，这都是一个通病。所以这一点今后一定要注意。

包道格：我认为中国的内部宣传把达赖与激进分子混为一谈不符合中国的利益。在西藏社会中寻找并团结可以合作的力量符合中国政府的长远利益。同时，我们应该看到“耗时间”的政策也有它的风险。耗到达赖过世，同时对西藏进行汉化，长远可能奏效，但近期存在风险。如果达赖死时西藏问题还未取得进展，到时候国际上的指责之声将像雨点般全指向中国。

斯蒂格利茨：《一场三兆美元的战争》
Stiglitz: The Three Trillion Dollar War

2008年4月8日，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来到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就其最近发表的新书《一场三兆美元的战争》举行了座谈会。《华盛顿邮报》资深编辑马棣文（Steven Mufson）参与了讨论并进行了主要提问；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俄国、中国和欧亚研究副主席马德稀(Mark Medish)主持了该座谈会。

结合经济学、政治学与社会学，斯蒂格利茨详细分析了伊拉克战争的成本，包括实际的运营成本、潜在的社会成本与机会成本。实际的运营成本即美国军方在伊拉克前线所实际投入的资金。据斯蒂格利茨及其助手的调查，美国国防部与国务院此前公布的数字是失实的。潜在的社会成本包括很多，其中包括政府对退役的残疾军人的补贴，以及残疾给社会和这些军人的家庭所带来的直接经济损失。机会成本则既有经济意义上的机会成本也有安全意义上的机会成本。斯蒂格利茨认为，美国在伊拉克战争上的孤注一掷，给美国的国家安全在世界其他地区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如朝鲜的核问题、阿富汗地区恐怖形势的恶化、基地组织在伊拉克的扩散等。据斯蒂格利茨的保守估计，美国在伊拉克战争中所投入的成本至少有3－5万亿美元。因此，任何关于伊拉克撤军的辩论也应该把继续留在伊拉克的成本算入考虑，即如果美军立即撤出伊拉克会带来地区的骚乱，那么几年以后，在投入了额外的同样巨大的花费以后，那时候的撤军所带来地区骚乱的可能性会不会减少，并减少多少，以及这些资金如果被用于其他的事业所将给美国带来的收益——即机会成本的问题。

《超级阶层：全球权力精英及他们手中创造的世界》
SUPERCLASS: The Global Power Elite and the World They Are Making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访问学者大卫·若斯考夫(David Rothkopf)于2008年4月发表了他酝酿已久的新书《超级阶层：全球权力精英及他们手中创造的世界》。本书详细介绍了世界上最有权力的6000位人士如何利用他们手中的权力改变和创造着世界。若斯考夫认为，这些人形成一个世界的超级阶层。要成为这一阶层的一员，财富可以起一定作用，但财富只是成员资格的一部分。另一部分才是真正标识这一超级阶层的最实质性标志——权力，尤其是跨国界的影响力。这些人包括有着实质性跨国界影响力的政府官员（比如国家最高领导人、主要外交官、军界领导等），媒介巨头（如拥有全球多家媒体网络的鲁珀特·默多克(Rupert Murdoch)），技术界创业精英（如Facebook的创始人、CEO——年仅23岁的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商业界巨头（如埃克森美孚(ExxonMobile)的CEO莱克斯·蒂勒森(Rex Tillerson)，财经界的关键人物（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蒂莫西·盖纳(Timothy Geithbner)），宗教领袖（如罗马教皇、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Khamenei)），文化名人（如安吉利娜·朱莉(Angelina Jolie)），甚至恐怖分子、犯罪集团头目（如奥萨马·本·拉登(Osama bin Laden)和最近被捕的世界头号军火贩子威克特·布特(Viktor Bout) ）。

本书作者认为，这一阶层人物之间的往来要远大于他们与其各自国民之间的往来。他们是对全球化利用最多的一群人。“成为这一群人中的一员意味着能够一通电话就可以找到能够解决问题的关键人物。”此外，这一阶层也有着很大的流动性和可渗透性，这也是这一阶层区别于以往的精英阶层的最大特征。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是通过继承得来的财富或权力，而另有相当一部分人则是通过工作机会、个人努力与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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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通货膨胀：是钱而不是猪肉惹的祸
Michael Pettis, “Chinese Inflation: It’s Money, Not Pork,”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April 2008, Volume 171, Number 3

中国的通货膨胀问题是近来最受瞩目、也是专家们争论得最火热的一个经济问题。2007年初以及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Consumer Price Index，缩写为CPI)一直是被控制在通货膨胀的门槛——3％以内的。直到2007年夏天，消费者物价指数才开始显著上涨，并在2008年2月达到8.7％的高峰。但是，这次通货膨胀并没有对所有商品价格产生同等的影响——由于极端天气气候事件的影响、牲畜疾病的爆发以及销售网络的不完善等问题造成的食品供应短缺，物价上涨主要体现在食品价格的上涨上。

对于造成此次通货膨胀的原因，学术界和政策界中都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解释，也相应地存在着各自不同的政策建议。一种解释认为此次通货膨胀都是“猪肉惹的祸”。“猪肉论者”通过指出一系列确凿的数据（大部分消费者物价指数的上升可以由20％的食品价格上涨来解释，且非食品商品的消费者物价指数继续保持在2％以内），结论出中国目前的通货膨胀实际上只是由暂时的食品供应短缺所造成的，并将随着食品供应问题的解决而得到缓解。

然而，“猪肉论者”却并不认为中国政策制定者因此可以高枕无忧。他们认为，数月的高物价可以导致人们对通货膨胀预期的变化，当这种预期的变化改变了人们的日常行为的时候，真正的通货膨胀就很可能到来。温家宝总理也表示了同样的忧虑。在这种情况下，政府需要制造能够使食品供应尽快转上正轨的动力，并且尽可能地消除人们对通货膨胀的预期。

与“猪肉论者”的观点截然不同的，是“货币论者”。《金融时报》2月4日发表了美国麻省理工大学Keneth Rogoff教授的一篇文章，称“那些认为造成中国目前的通货膨胀的原因是‘太少猪肉’，而非‘太多金钱’的观点，是严重错误的。” “货币论者”认为，中国目前的通货膨胀是由过于放松的货币政策所造成的。中国人民银行要保持人民币的对换水平，就要大量地购买涌入中国的外币。这些购买是靠制造更多的人民币或各种债券的形式来实现的。这些新制造的货币或债券通过各种正式的或非正式的渠道流入国内投资市场。国内投资的旺盛转化为工业生产的旺盛。剩余的生产能力转化为出口的增加，从而为中国的贸易顺差又添一笔。正是在这种循环的效应中，中国在过去的5年里不断出现了高水平的贸易顺差与高额的外汇储备。这造成了中国出现了过于放松的货币政策下所有可能出现的症状：过低的真实利率、过高的投资水平、过热的股市，以及最终可能带来的通货膨胀。

然而“货币论者”如何能够辩驳“猪肉论者”雄辩的数据呢？“猪肉论”的逻辑中有一个漏洞，即非食品类商品的价格虽然上涨不大，但并没有下降。按照经济学的理论，食品价格的上涨会引起人们在非食品类商品上的花费一部分转移到食品上来，从而会造成非食品类商品的价格的下降。在理想的状态下，非食品类商品的价格下降总量应该等同于食品的价格上涨总量。这种理想状态在现实生活中虽然并不准确地存在，但确实存在着一种把非食品类商品价格向下压的力量。在中国目前的通货膨胀中，非食品类商品的价格非降反升，即使上升幅度不大，也暗示了很大的问题。作者认为，恰恰是食品供应的短缺掩饰了货币政策所带来的通货膨胀问题。换言之，正是由于这种非正常的食品价格的大幅上涨，通货膨胀才未在非食品商品的价格中立即显现出来；一旦食品价格停止大幅上涨，通胀压力将在更广泛的商品与服务价格上显现出来。

作者认为，此次通货膨胀到底是“太少猪肉”还是“太多金钱”造成的，还需要看接下来几个月的数据才能盖棺定论。如果结论不幸地证实“货币论者”的观点正确，那么这几个月的继续放松的货币政策将给中国经济造成更加困难的局面，而到时候唯一的解决方法——货币的大幅调整——也不是奉行渐进主义的中国财经政策的决策者们愿意接受的。

北极冰川大融化——气候变暖的经济与安全含义
Scott G. Borgerson, “Arctic Meltdown – The Economic and Security Implications of Global Warming,” Foreign Affairs, March/April 2008

北极冰川在融化且融化得很块。去年一个夏天之间，北极冰川就融化掉100万平方英里，只剩下50年前冰川面积的一半。此次大融化为历史罕见，其主要原因来自于气候变暖。美国阿拉斯加与加拿大西部的冬季气温在过去60年增加了7华氏度。由于夏季太阳对北极的直射，气候变暖在北极所带来的变化远比其他地区要更显著。加之融化而成的水平面能够吸收更多的太阳辐射，因此而形成了一个北极冰川急速融化的恶性循环。几年前，电脑模拟预测一个夏季无冰的北极将在本世纪末出现。但鉴于目前的趋势，2007年美国地球物理学联盟(American Geophysical Union)会议预测一个夏季无冰的北极的出现将提前至2013年。

此次北极大融化的环境影响将是剧烈的。北极熊将濒临灭绝；许多以前从未在北极出现过的鱼类将迁移到这片日益变暖的水域中；大片的冰原将被温带森林所代替；格陵兰一度贫瘠的土地也将能生长出蔬菜瓜果；更少的冰也意味着更多的水资源和更容易开采到北极的其他丰富的资源——鱼类、木材和各种矿物。如果北极是地球健康的晴雨表，那么此次北极大融化意味着地球病得已经很深。

讽刺的是，北极大融化将把北极丰富的尚未被开发的自然资源展现在世人面前，尤其是造成气候变暖的祸首之一——化石能源。科学家估计北极具有世界上尚未被开发的最大的石油与天然气储备。在原油价格突破了100美元一桶的今天，这一丰富储备具有巨大的经济潜力。

北极大融化在地理交通上的意义更将是里程碑式的。北极冰川融化将导致北极地区连接大西洋和太平洋之间的海面，即所谓的“西北航道”，将可以完全通航。这将对现有的国际贸易模式产生巨大的影响。跨北极通航可以帮助运输公司减少最高可达40％的航运距离，在能源成本价格不断攀升的今天，这将意味着节省大量的运输费用。北极通航也将加大巴拿马运河与苏黎世运河之间的竞争，迫使它们降低运河收费。马六甲海峡也将不再垄断国际通运。国际经济将进一步融合。

但在一个统一的国际协议达成以前，各国对北极的开发将处于一个无政府状态。新的运输航道、石油与天然气的巨大储备都暗含着巨额的经济利益。一个无政府状态有可能造成国家间为抢夺领土与资源发生矛盾甚至冲突。这种无政府状态下的领土与资源抢夺更会带来对已经遭到破坏的地球环境的保护的忽略，使得地球上“最后一片净土”也受到危及。文章建议美国在这个问题上摒弃以往孤立主义的做法，发挥领导者的作用。各国间需要达成一个协议，且应尊重当地土著人的意见与利益。

关塔那摩之后——反对预防性监禁
Kenneth Roth, “After Guantánamo – The Case Against Preventive Detention,” Foreign Affairs, March/April 2008

2002年1月，布什政府在美国在古巴的关塔那摩海军基地设置了拘留营，专门关押前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所称的“恶中之恶”的恐怖嫌疑分子。拘留营中的许多狱囚在未经审判、没有定罪的情况下忍受了长达六年的监禁。关塔那摩已经成为美国借反恐战争之名侵犯人权的象征。就连小布什总统本人也表示想要关闭关塔那摩拘留营。现如今如何对待拘留营中的狱囚？应将他们托付给刑事法院依法进行审判？还是应该在美国建立一个许多律师和学者建议的“预防性监禁”(preventive detention)的系统，把这种在未加审判或证据不足的情况下监禁 “危险”的恐怖嫌疑分子作为一种常规的实践？这场争论的核心是如何在不牺牲少数人个人权利的情况下确保美国社会的安全。

世界上许多国家都面临着平衡国家安全与个人权利的困境。集权国家的做法通常是直接行使“预防性监禁”。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政府有权仅仅在怀疑嫌疑人对国家安全可能造成威胁的基础上不经审判地对嫌疑人实行两年以上的监禁。民主制国家如英国与法国也有实行“预防性监禁”的先例。美国除了在二战期间曾因拒捕无辜的美籍日裔而臭名一时以外，基本上是按照司法程序给嫌疑人以应有的和尽可能公正的审判的典范。唯一阴暗的是战争囚犯这一类。如其他所有国家一样，美国允许在不经审判的条件下将战囚监禁到战争结束以后，但目前所进行的“反恐战争”有它的特殊性，即这场战争何时结束？一个选择就是对这些囚犯在联邦法院或军事法院中进行审判。虽然对恐怖分子的审判对美国的司法系统可能造成一定的挑战，但美国法院具有审判恐怖嫌疑分子的相关法律和一段成功审判恐怖嫌疑分子的相当长的历史（包括对里查德·里德（Richard Reid）、扎卡利亚•穆萨维(Zarcarias Moussaoui， 9·11事件策划人之一)和乔斯·帕迪拉（Jose Padilla)的成功审理）。另一个选择就是正在酝酿中的“预防性监禁”系统。

反对对关塔那摩拘留营中的囚犯进行依法审判的声音中主要有如下五个理由，作者对它们一一进行了反驳。首先，恐怖行动的结果是如此之严重，使得美国需要在它发生前就采取有效的防止措施，而刑事审判通常针对已经犯下的罪行。但是，实际上，未施行但已在计划准备中的恐怖行动可以按“阴谋罪”论处。定处“阴谋罪”的前提是能够证明嫌疑人与他人同意进行一项非法的计划，且至少已经开始了准备的第一步。另一个反对司法审理的理由是依法审理为审问者从嫌犯口中得到重要信息制造难度。美国宪法中第六条宪法修正案规定，犯罪嫌疑人有权受到律师的保护，而通常律师都会建议嫌疑人在审问时保持缄默。但作者指出，也有许多在律师保护下的嫌疑人愿意与审问者合作以减轻定罪。此外，法律上还有一些曲折允许检察长以其他方式从嫌犯口中获取重要的信息。虽然这些方式并不完美，但总比完全舍弃司法程序而采取“预防性监禁”的好。第三种反对意见认为，许多疑犯在关押中曾受到不人道的虐待，一般的法官是不会在审理中承认这些虐待行为的，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进行司法审理是不可能的。作者认为，这种反对意见的逻辑是错误本身可以容许更大的错误；关塔那摩的虐囚事件不应该成为对这些囚犯的人身权利进行进一步剥夺的借口。第四种反对声音嘲笑刑事法律系统的烦冗与不切实际，比如在火热的战场上告知被虏获的战俘对方可以保持缄默并有权聘请律师。作者指出，法院尽量使这些规则更切合实际，比如只有刑事审问者而非战场上的士兵有义务告知嫌犯他们的权利。此外，法院在必要的情况下也允许“保护公共安全”的例外。第五个反对意见认为司法审判迫使政府泄露国家机密。作者指出，美国国会通过有《机密资讯处理法》（Classified Information Procedures Act，简称CIPA）专门针对这种涉及国家机密的情况，以促成在尽量保护国家机密的条件下保证司法审判的顺利进行。

作者认为，虽然司法审判恐怖嫌犯并不完美，但它比“预防性监禁”的益处更大、害处更小。“预防性监禁”破坏美国的形象与声誉，对囚犯的虐待更可被恐怖阵营所利用以蛊惑人心、长恐怖阵营之声势。其次，对恐怖嫌犯的非法对待所带来的平民对这些囚犯的同情，有可能打击平民主动向警方提供线索与证据的积极性。最后，不对这些囚犯进行审判就施以监禁使这些恐怖嫌疑人更坚信自己是为“伟大的事业”而受苦的“勇士”。对他们进行应有的审判，可以坚决的告诉他们恐怖行为是“犯罪”而不是“勇为”。

对西方的批判——一个在亚洲世纪中的美国与欧洲
Kishore Mahhubani, “The Case Against the West – America and Europe in the Asian Century,” Foreign Affairs, May/June 2008

西方国家的思维模式有一点根本的漏洞，就是它们总假设它们是世界问题的解决方案，而不可能同时也是世界问题的产生根源。西方领导人总谈到当今世界的威胁与危险，但他们从来没有反过来想想西方国家本身对这些危险的产生是否应该负有一定的责任。

西方世界不愿意接受它们的统治时代已经结束的事实，也不欢迎一个日益大强起来的亚洲。西方国家一方面自欺欺人地认为西方国家愿意接受并善于适应改变，一方面又抓住一些国际论坛的优越位置不放（如联合国安理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八国峰会等），拒绝思考如何适应一个亚洲世纪的到来。

西方在中东问题、核武器扩散问题、贸易自由化和气候变暖问题上都出现的显著的失败可以证明以上的观点。英美两国入侵伊拉克是一场被联合国安理会否决了的非法的战争，对国际法造成了严重的损害。美国后来一度要求伊朗与朝鲜遵守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时便失去了道义的制高点——一个自身都把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不放在眼里的国家又如何去叫别的国家去遵守？此外，在中东，美国对以色列的偏袒更是把已经复杂无比的巴以问题复杂化。在核武器扩散问题上，在西方国家对己对人使用双重标准的情况下，《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已经名存实亡。《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在建立的前二十年中曾有效地制约核武器的横向扩散（即核武器向无核国家的扩散），却没有在核武器的纵向扩散（即有核国家本身对核武器的升级与扩大）上做出任何有效的制约。《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在建立之初，在根本上是一个在当时的五个有核国家与其他所有无核国家之间的社会契约：即有核国家最终会放弃它们所拥有的核武器。但冷战期间，美俄两国的核武器规模都达到了顶峰。直到今天，光这两个国家拥有的核弹头也可以对世界造成本质上的损害。世界大部分无核国家已经失去了对这五个有核国家的信任，并把它们视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首要违反者。这种信任失去以后，我们看到的便是防止核武器扩散事业越来越令人沮丧的局面。西方一贯主张自由贸易的立场也开始有所动摇。冷战结束以后，西方对亚洲地位的看法发生了巨大的转变。西方国家不再需要拉拢亚洲国家，而经济蓬勃发展的亚洲国家在它们眼里也越来越多不是盟友而是竞争者。西方利益的改变从西方国家对亚洲国家在亚洲金融危机中的微薄的扶助中可见一斑。欧美国家越来越认定它们是国际贸易中的输家，因此不愿再把贸易自由化进程推向前进。气候变暖问题更是一个西方国家失败的案例。美国一方面未能在气候变暖问题上认清其应负担的责任、发挥领导作用，反而努力使其国民相信中国和印度才是解决气候变暖问题的最大障碍。

文章建议，西方领导人需要从根本思维方式上进行反省，与世界的其他国家分享权力与责任，并把民主、法治和社会道义的精神真正地用到国际领域中去。

一个广泛的亚洲自由贸易区将带来最大收益
Masahiro Kawai and Ganeshan Wignaraja, “A Broad Asian FTA Will Bring Big Gains,”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April 2008, Volume 171, Number 3

经济区域主义不断在东亚地区生根。经济一体化的种子——贸易、投资、先进技术、管理经验、以及销售渠道网络——正在东亚的土壤中酝酿发芽。近年来，东亚国家间的自由贸易协定越来越多。优化设计的自由贸易协定可以确保贸易与投资渠道的畅通，但过多的自由贸易协定已经带来了没有必要的重复与繁杂的贸易程序。亚洲发展银行在日本、新加坡和泰国的调查还显示，这些重复的自由贸易协定尤其对中小企业来说是成本高昂的。

商界、政府、学术界和其他一些组织已经掀起了把这些繁杂的自由贸易协定落实为一个单一的地区性的自由贸易协定的呼声。一个地区性的自由贸易协定可以降低交易成本、简化商业运营程序，并减少排他性。作者研究表明，一个ASEAN+6（即东南亚国家联盟成员国，加上中国、日本、韩国、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地区性自由贸易区的设立，相比较于ASEAN+3（东盟加中国、日本、韩国）或者ASEAN加上中、日、韩中的任何一国的自由贸易协定而言，都将对世界经济产生更大的收益。

与美国和欧洲的关系也是这样一个地区性自由贸易协定能否成功的关键。到目前为止，亚太经合组织是唯一一个亚洲国家与美国进行经济交流的平台。因此，东亚自由贸易区一经建立，成员国就应着手通过亚太经合组织来加强与美国的经济合作，甚至形成一个可能的东亚-美国自由贸易区。一些东亚国家已经与美国有自由贸易协定存在，但在美国是否已准备好与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东亚国家达成自由贸易协定？这个问题上还悬着一个巨大的问号。

此外，东亚自由贸易区应该尽可能采取最优设计以最大化收益、最小化成本。为了这一目的，东亚国家也应在国内各自采取相应的改革以使国内产业能够适应一个地区性自由贸易区下的更激烈的竞争环境。

世界前一百位知识分子
“The Top 100 Public Intellectuals,” Foreign Policy, May/June 2008

《外交政策》选出世界前一百位知识分子，并在其网站上开始了对世界前二十位知识分子的公开投选。这一百位知识分子中，有五位来自中国。他们是经济学家樊纲（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基金会秘书长，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兼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经济学教授；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兼职教授），新闻人胡舒立（《财经》杂志创办人及主编），政治学家裴敏欣（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中国项目高级研究员），政治学理论家汪晖（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读书》杂志执行主编），和政治学家阎学通（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常务副所长、教授、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中国常务委员会委员，亚太学会理事）。

在《外交政策》所列出的世界前一百位知识分子名单中，这些人所从事的领域最多的是政治学和经济学，其次是新闻、科学、哲学，再次是历史学、艺术与文学，最后是环境保护和宗教等。他们中，有36位来自北美，30位来自欧洲，12位来自亚洲，11位来自中东，4位来自拉丁美洲，4位来自非洲，3位来自澳洲与东南亚地区。

也曾被列在《外交政策》的世界前一百位知识分子名单中的美国著名英籍作家、记者和文学评论家克里斯多弗·息金斯（Christopher Hitchens）写道，“知识分子”是一个特殊的职业与称号，它需要“在他人的认可下获得”。他们是一群“依靠思想而获得饭碗”的人。

一个有复原力的美国——挑战恐怖主义与减轻自然灾害
Stephen E. Flynn, “America the Resilient – Defying Terrorism and Mitigating Natural Disasters,” Foreign Affairs, March/April 2008

应对现代社会所面临的安全挑战——尤其是恐怖主义与自然灾害——特别需要民众的参与与支持。恐怖分子所选择的“战场”通常是平民出入的场所，而不再是士兵演练的战场。不能应对这些挑战不仅造成无辜的生命的死伤，还导致了在恐惧与无力的心理笼罩下的美国的国家理想的被消磨与政治煽动的被助长。

美国已经逐渐变成了一个脆弱的国家，正在失去它在辉煌建国时以及之后经历的一次又一次挫折时所显示出的强有力的恢复能力。城市化了的人口不仅适应、而且依赖现代社会的所有便利——金钱、食物、汽油。一旦失去了这些便利，美国人就完全瘫痪下来。此外，二十年的纳税人的牢骚也严重制约了政府提供紧急救援的能力。大部分城市的公共医疗与紧急救援系统都面临着资金严重不足的问题。这些缺陷使美国在一场可能的全球大流感或其它灾害面前不堪一击。社区与个人的安全意识也在下降。十个美国人中就有九个居住在可能遭受飓风、地震、水灾、火山喷发、山火等的中到高风险地区。美国正在老化的基础设施更是增加了美国在安全上的脆弱性。美国在修建州际高速公路之初，有在冷战“打热”的情况下可作疏散城市人口之用的打算。但而今的美国人每年在交通堵塞中消磨的时间共计长达36亿个小时。水坝、桥梁等也多有老化，一些小修小补也无济于事。

所有这些都可以在一个有力的政府领导下得以逆转。但华盛顿在过去几年所做却是把美国引向另一个方向。9·11事件发生以后，白宫一方面在强调恐怖主义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一方面又让普通的老百姓像以前一样地过日子。冷战中遗留下来的秘密性使得美国政府未能向百姓透露一些至关重要的信息。一旦危机爆发，普通的民众才最可能是第一时间的反应者。美国政府却只把民众当作可怜和无力的受害者来对待。这是极端错误的。9·11事件中，美联航93次航班中的乘客成功地阻止了恐怖分子的阴谋的例子就最好地证实了信息充足的群众的力量。93次航班在起飞后即被劫持，当时，恐怖分子没有阻止乘客用电话与家人进行最后的联络。正是这样，这些乘客才得知了劫机者的真正企图，一堆人涌入驾驶舱，才使得美联航93次航班在距离它可能的目的地——国会山或者白宫140英里的地点迫降。试想，如果前三架被劫持的飞机中的乘客也如93次航班中的乘客一样知晓劫机者的动机，那结果将会怎样？事实上，在9·11事件发生以前，美国情报机构已经获悉恐怖分子有可能劫持民用客机作为袭击武器，但由于消息的“敏感性”未能对外公布。试想如果这一消息被广而告之，结果将是怎样？

美国政府应该相信民众的力量，并赋予民众他们所需的信息、装备、资金等来有效地应付紧急事件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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