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内基中国透视》月刊
Carnegie China Insight Monthly
2007年第8期 （总第30期，2007年8月）

主编：王雅平
Editor: Yaping Wang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出版
Published by the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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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达尔富尔 (Darfur and China)

（王雅平）

2007年7月31日，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1769号决议，决定向苏丹达尔富尔地区派遣大约两万六千人的联合国-非盟混合维和部队。这一决议核准了安南计划的第三阶段维和行动，在达尔富尔问题的解决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自2003年苏丹达尔富尔地区冲突愈演愈烈以来，国际社会对达尔富尔问题予以了突出的关注。中国政府由于其与苏丹政府之间的友好关系，也不断引来了国际社会众多的非议，甚至有某些个人、媒体以及非政府组织把2008年北京奥运会羞辱为“种族灭绝奥运会”，力图以此向中国政府施压以改变中国对苏丹的政策。本期《卡内基中国透视》采访了前白宫国家安全会议亚太资深主任、现任布鲁金斯学会中国项目主任贝德(Jeff Bader)，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访问学者、《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的特约记者与《美国展望》(The American Prospect)的高级通讯员约书亚•科兰兹克(Joshua Kurlantzick)，与总部设在华盛顿的非政府团体——拯救达尔富尔联盟(Save Darfur Coalition)组织的发言人艾伦•布鲁克斯-拉舒尔(Allyn Brooks-Lasure)。三人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达尔富尔问题与中国在此问题上的立场。

联合国通过决议派遣维和部队表明中国立场

贝德认为联合国安理会最终通过1769号决议反映了中国政府对达尔富尔政策的改变。他说，随着西方国家政府尤其是美国政府对中国政府施以的压力不断增加，国际非政府组织与名人组成的团体所形成的舆论的影响力也不断增加，中国政府做出判断认为这些势力对中国的国际形象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将不利于中国整体外交目标的实现，因此决定进一步通过外交努力、利用与苏丹政府的关系，争取达成结束苏丹达尔富尔地区冲突的解决方案。

科兰兹克则认为中国对达尔富尔的政策有“量”的变化，但不存在“质”上的变化。本质上，中国一直至少在理论上支持联合国派出维和部队进驻达尔富尔地区，只是因为苏丹政府的反对，加上中国向来坚持尊重国家主权与不干涉他国内政原则，因此联合国派出维和部队的方案久久未能得以实施。随着国际压力的增大，中国对达尔富尔问题的重视程度加强了，也对苏丹政府施加了一些压力。任命达尔富尔问题特使的决定本身也反映了这种“量”上的变化。

布鲁克斯-拉舒尔指出，联合国安理会1769号决议的通过反映了中国在达尔富尔问题上具有重要的影响力。中国政府与苏丹政府有着政治上、外交上、军事上的直接联系，因此能够对苏丹政府领导人在达尔富尔问题上产生直接的关键性的影响。虽然最终通过的1769号决议去除了草案中两个方面的内容——包括解除民兵武装和苏丹政府如未能履行此决议中的义务将负的某种形式的责任，但1769号决议总体上来说是一个非常积极的发展和一个好的出发点。不过最重要的还是在决议的确实履行上。

为何目光总是集中在中国？

无论食品安全问题，还是远在另一块大陆的苏丹达尔富尔问题，似乎国际社会总是在指摘中国。贝德说，我不认为中国应该为达尔富尔问题负责任。达尔富尔问题完全是苏丹政府的责任。其他国家政府向中国施压，是因为它们看到中国在达尔富尔问题上具有的特殊的影响力，希望中国能够为减少达尔富尔无辜平民的死伤进一步起到积极的作用。而在过去一年中，中国也正是这样做的，并取得了正面的成果。

科兰兹克则指出，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受到的批评也越来越多，这在国际关系史上看也是非常正常的。正所谓“树大招风”，一国国力的增强就意味着其任何行动所涉及的他国利益的增多，因此受到各种势力批评的机会也就相应增多。美国作为世界第一强国在国际上所受的批评更多，更何况中国在以惊人的速度崛起在世界面前，其崛起对其他国家所带来的影响也可能诱发了一些不满的情绪。因此，对中国所承担的国际责任的期望值的增加以及对中国的批评的增加必将伴随着中国的崛起。

美专家看中国在达尔富尔问题上的三原则

中国政府达尔富尔问题特使刘贵今提出了解决达尔富尔问题应该遵循的三个原则：第一，坚持政治解决达尔富尔问题。制裁、施压不能解决问题。第二，支持被事实证明有效的三方机制，即联合国、非盟和苏丹政府间的协商。在三方协商的框架下，发挥非盟在苏丹问题上的主导作用和阿盟的独特作用。国际社会其他倡议、建议应该和三方机制的主渠道一致。第三，在解决达尔富尔问题的同时，尊重苏丹主权和领土完整。国际社会应该鼓励苏丹政府表现出来的积极态度。没有苏丹政府的支持，达尔富尔问题很难得到妥善解决。

布鲁克斯-拉舒尔赞同通过政治渠道解决达尔富尔问题。他说，也正是因为如此，国际社会才希望在政治途径上能够起关键作用的中国利用它与苏丹政府的政治往来采取积极的行动。贝德则认为不应放弃制裁的选择。他分析说，国际问题的解决途径可以分为不采取行动、进行对话、进行制裁和使用武力四种。使用武力造成的损伤最大，因此最不可取。而制裁手段包括制裁和威胁使用制裁。 “有时候国际问题的解决光靠对话是不行的，至少要威胁使用制裁。”贝德认为，关键不在坚持什么原则，而在什么手段能够解决问题。如果在不使用制裁的情况下能够使巴希尔停止对民兵的武装支持、达成达尔富尔的和平局面，那么当然不使用制裁就是上上之选。“但过去六、七年的经验向我们暗示没有制裁手段，达尔富尔依然战火持续。因此，国际社会应该保留在对话不能解决达尔富尔问题的情况下使用制裁手段的选择余地。”

针对刘特使提出的第三条原则，贝德表示赞同。他说，苏丹政府接受联合国的维和方案，能够保证维和部队部署的有效性。任何成功的达尔富尔问题解决方案都需要苏丹政府的认可与支持。“但同时，国际社会也应该维持对苏丹政府的压力。这需要国际社会尤其是苏丹政府有所求的国家政府做出协调一致的声音与行动。这其中，中国扮演重要的角色。”

国家主权神圣不可侵犯、不干涉他国内政原则vs.人道主义干涉

对于尊重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不干涉他国内政原则与人道主义干涉原则的矛盾，布鲁克斯-拉舒尔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一个家庭的家务事外人不应该也无权干涉。但如果丈夫殴打妻子，警察要不要得到丈夫的同意才强行进入私人领地制止家庭暴力？布鲁克斯-拉舒尔同时表示他能够理解尊重一国主权与领土完整对中国的历史与现实的重要意义。

贝德则指出这两个原则也并不象一些人想得那样对立。美国同样尊重国家主权原则，中国也重视保护弱势群体的权利。区别只在于在如果要保护弱势群体就不得不破坏国家主权的情况下，美国就会选择即使破坏国家主权也要保护弱势群体，尤其是在人命关天的问题上。然而，“在苏丹的达尔富尔问题上，这两个原则的矛盾并非不可避免。”只要能够得到苏丹政府的同意与支持，任何国际的解决措施就是苏丹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做出的自主选择。中国运用外交手段争取苏丹的同意与支持，并不构成干涉苏丹内政，而只是友善地引导苏丹政府在国际关注的问题上做出明智的选择。

与北京奥运何干？

很多人对西方某些个人与组织羞辱2008年北京奥运会为“种族清洗奥运会”表示强烈的愤怒与不解。科兰兹克指出，奥运会不被政治化当然最理想，但从历史上看，自1964年东京奥运会开始，奥运会就成为了举办国集中显示其现代化建设成就的一项重大活动。中国在奥运会上投入了如此多的希望，自然奥运会也就很不幸地成为中国在外交上的“软肋”。

贝德说，“中国为北京奥运会举国欢庆。没有一个炎黄子孙不为北京举办奥运会感到自豪。”奥运会能够让中国人民在经历了一百年的屈辱史以后骄傲地向世界人民展示中国今日的强大，可以想象中国人对此寄托的情感与期望。同时，贝德理解为什么一些个人与组织要利用奥运会为他们的事业争取更多的关注。“即使奥运会在任何其他国家举行，只要此次奥运会将受到世界的瞩目，一些个人与组织就会自然予以利用以扩大其各自的影响。”同时贝德表示，任何政府行为的抵制奥运会行为都不能被接受，也将造成严重的错误。因此，个人、媒体、组织的宣传是一回事，政府却不应盲目追风。布鲁克斯-拉舒尔也澄清，拯救达尔富尔联盟以及他所了解的许多其他组织都不支持抵制北京奥运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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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参考消息》专访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中国项目主任、高级研究员裴敏欣

《参考消息》就最近美国媒体渲染的“中国制造危机”问题采访了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中国项目主任、高级研究员裴敏欣。裴建议中国政府向公司学习公关意识与危机公关处理能力。此外，他认为这场危机会持续两三年。“中国制造”要恢复在美国的信誉光靠继续走低价路线不行，而要靠包装、质量打入美国市场，赢得美国消费者的信任。

国会在为华尔街“拉皮条”Congress Pimps for Wall Street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资深经济学家盖保德(Albert Keidel)发表文章谴责美国国会正在讨论的一项关于中国汇率问题的议案。他认为这项议案既不能改善美国贸易赤字，也不会增加就业。这项议案实际上是在华尔街投机者的游说下，意图通过迫使中国改变货币政策来为投机者获取高额投机利润的又一无耻举动。

美国与印度的灾难性核交易：断电The U.S.'s Catastrophic Nuclear Deal with India: Power Failure

《新共和》在线文章评论美印最近签署的原子能合作协议是一个巨大的失误。美国期望与印度加强关系从而可以提供一个针对中国的平衡力量。因此美国在这项合作协议中不仅欢迎印度加入了核国家的“精英俱乐部”，而且允许美国将敏感的核技术输送给印度以进行铀浓缩及核废料的处理。虽然由于印度已经拥有了核武器，这些可能无关紧要，但这一先例将为美国解决北朝鲜与伊朗的核问题增加难度，从而使美国的防扩散目标更加难以实现。

反西方——俄罗斯新的国家观念 Anti-Westernism is the New National Idea

卡内基莫斯科中心的高级研究员李丽亚 • 舍维特索娃（Lilia Shevtsova）在《莫斯科时报》上发表文章指出，反西方的观点已经成为俄罗斯新的国家观念。与选择谋求与西方国家建立友好关系，成功地利用西方来推动自己的现代化进程的中国相比，俄罗斯的政治精英则选择了一条试图以远离西方来确立自己的全球地位的截然相反的道路。 这一反西方的内在逻辑简单而清晰：“西方世界干涉我国内政，试图削弱俄罗斯。通过在俄罗斯推进民主，西方国家实际上是在谋求它们自己的利益。”作者认为这种意识形态犯了修正主义的错误，有使俄罗斯走上了原来的老路的危险。

应对中国崛起
Jeffery A. Bader and Richard C. Bush III, “Contending with the Rise of China – Build on Three Decades of Progress,” Opportunity 08 Project of the Brookings Institute

本文作为布鲁金斯学会“机会2008”项目的主要产品之一，是对美国2008年大选选出的新总统在应对中国崛起方面提出的政策建议。文章认为，美国下一届政府将处于美国与中国的接触中中国国力走向见分晓的关键时期。经济上，中美两国经济已经形成根深蒂固的相互依赖但又存在不少摩擦；军事上，中国军力向东的力量投射必定会影响美国在太平洋上已经形成的军事统治地位；政治上，两国不同的政治制度也不时为两国关系制造矛盾。中国崛起对美国在东亚的领导地位将形成挑战，美国对此有所担心；中国对美国的意图也疑虑重重。这两方面的不信任为未来两国关系蒙上了一层不确定的阴影。作者认为，“如果我们（美国）把中国当作敌人，我们就会多一个敌人；如果我们把中国当作潜在的合作者，我们就会得到合作与支持。”

文章首先建议2008年美国新总统在上任以后，继续执行尼克松总统以来各届总统一致坚持的对华友好接触政策：尽量减少对中国具有偏向性的谴责，与中国领导人建立私人的友好关系与信任。美国自尼克松总统以后有三届总统（1980年里根、1992年克林顿，和2000年乔治•W•布什）在上台之初曾经责备前一任总统对华软弱、决定对华采取强硬政策。这些政策都给美国造成了或多或少的损失，使得这三位总统先后又回到尼克松总统的对华路线上来。因此，除了这三位总统在一开始暂时坚持了错误的路线，总体而言，自尼克松总统以来的七位总统都实行了类似的并且成功的对华政策。

其次，文章建议美国新总统采取积极主动的行动把中国纳入国际体系之内。中国国内的诸多挑战使得中国尤其需要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来应付国内的发展问题。因此，中国明白在最近的几十年里中国还赶超不上美国，而且也清楚接受美国的国际领导地位不会必然限制中国的发展。中国寻求稳定的发展环境。因此，美国的对华政策如果以最坏的情形假设为基础，就将是根本错误的。而实际上，往往美国把问题诉诸于国际体系而非单边行动的时候，才是其政策最成功、最能得到中国的支持的时候。

第三，针对中国万一采取对国际和平不利的行动的可能，美国与其进行“围堵”，不如采取“劝服”政策。美国新的领导人应该向中国领导人强调两国在朝鲜和伊朗核武器问题上一致的国家安全立场。此外，美国应继续说服欧盟禁止向中国销售武器。

第四，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对能源的需求量的扩大越来越明显。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符合美国的利益，而能源是支持中国经济发展的基础。因此，中美两国不必为争夺能源在世界各地引发矛盾，进行不必要的零和游戏。而实际上，中美两国在取得不受限制并且价格合理的能源方面具有一致的利益。因此，美国领导人应该向中国明确指出两国在能源上的利益一致性，并鼓励中国加入国际能源机构，为救能源短缺时的一时只需提供保障。

第五，与中国的贸易战有损美国的经济利益。在努力避免贸易战的同时，美国总统应鼓励中国加快经济改革步伐，由出口导向型经济转向消费导向型经济，完善社会安全体系以鼓励老百姓放心消费、没有后顾之忧，并废除对亏损的国有企业的补贴，以及引进现代化的经营管理制度。美国新总统可以通过提议把中国纳入七国集团、在世界贸易组织内把中国经济定义为市场经济，或者帮助中国公司在美国股票市场上市，以鼓励、刺激中国加快国内经济改革步伐。

第六，美国政府针对中国人权状况的官方行动迄今为止基本上效果甚微。与施压相比，非官方的示范、交流活动反而在慢慢发挥作用。中国政府也将很快认识到，一个开放的政治体系（例如新闻自由）可以帮助治愈中国的政治顽疾——腐败问题。

最后，美国新总统不仅需要执行以上政策，更需要推动美国国内形成对以上政策的支持势力。美国国内保守派对中国在安全上的恐惧以及自由派对中国经济的恐惧，都使得推行以上政策所需的公共支持前景黯淡。因此，美国2008年新总统也要在这方面多下心思。

中国在东北非的石油攻势
Andrew Mcgregor, “China’s Oil Offensive Strikes: Horn of Africa and Beyond,” China Brief, Volume 7, Issue 16 (August 8, 2007)

据预测，即使石油价格会继续上涨，世界石油储备量会继续下降，全球对石油的需求在未来二十年内还是会增加50%。为了保证充足的石油供给，中国与其他亚洲国家加紧了与非洲国家的联系：领导人之间的频繁互访，以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换取石油开采权等等。目前，25%的中国原油进口来自于非洲。

今年7月，战乱频仍的索马里临时政府尚未掌权稳定，就与中国国有石油巨头——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签署了勘探协议。这一勘探协议赋予中海油在索马里东北部的石油勘探权；其所能创造的红利将为索马里临时政府提供其51%的收入。中国在苏丹的石油开采是其在非洲目前最成功的开采案例。来自苏丹南部的石油占中国石油总进口量的10%。此外，中国还在埃塞俄比亚、尼日尔、尼日利亚和安哥拉都有石油开采项目。但在这些国家，动乱袭击中国石油开采设施的事件已经多有发生。尼日尔与尼日利亚的叛军都曾宣布过不欢迎中国开采石油，抱怨中国、荷兰与美国石油公司不雇佣当地居民、破坏当地经济与环境。

中国对非洲国家提供慷慨的援助，并且不附加政治经济条件，但其石油攻势并非不存在缺点。比如中国石油公司很少雇佣当地居民，对腐败与人权问题容忍程度高，以及对环境保护不甚注意。这些因素加在一起引起了当地居民的不满情绪，并给不少老百姓留下了中国的援助与投资仅仅有益于少数统治阶层精英、与西方列强的剥削掠夺相差不远的负面印象。中国政府已经采取了一些小规模措施改变这些负面的印象，但除非非洲民众从中国公司的投资中获得立即的好处，例如就业上的好处，问题还将继续存在。

随着中国与非洲国家经济联系的加强，美国在非洲的军事部署也在稳步增加。这些军事设施以反恐为由，实际上也在该地区保障美国在未来的能源需求。此外，美国驻军为中国公司在这些高风险地区顺利勘探、开采石油也在客观上提供了一定的安全保障。

恐怖主义调查
“The Terrorism Index (III),” by Foreign Policy and the 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 published in Foreign Policy, September/October 2007

《外交政策》杂志与美国进步中心两年来推出第三次针对美国对恐怖主义的战争的调查。调查访问对象为美国100位顶尖的外交政策专家。这些专家中，80%的人曾经在政府就职，其中一半以上在政府主管部门，32%在军队，21%在情报部门任高级官员。

在这100位专家中，91%的人认为美国在世界的处境更加危险了，相较于今年2月时持同样观点的人数比例为81%。53%的人认为今年2月美国增兵伊拉克的举动是失败的，对伊拉克局势起到了负面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专家们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并没有呈现党派之分。64%的保守派专家也认同美国2月增兵伊拉克的举动是失败的。

在问及哪一个国家最可能成为下一个基地组织的据点时，35%的专家认为是巴基斯坦。而74%的人认为巴基斯坦是最有可能在未来的三至五年内将核技术转移给恐怖分子的国家。但在对巴基斯坦的政策上，100位专家的观点呈现平均的分歧状态：1/3的人支持制裁或者威胁使用制裁，另外有1/3的人支持对巴基斯坦进行经济援助。这样的调查结果显示了美国政策制定者内部在对巴基斯坦政策问题上尚存在严重的分歧与困惑。

反对从伊拉克撤军的人通常持的一个论点就是撤军将把反恐战争的战线拉回到美国本土。借用乔治•W•布什总统的话，就是“恐怖主义会跟着我们回家。”但此项对100位专家的调查显示，49%的专家认为撤军不会导致恐怖分子袭击美国本土，39%的人认为撤军与恐怖分子袭击美国本土并无关联，只有12%的人支持布什总统的论调。

调查还显示，47%的专家认为在伊拉克的邻国中，最有可能受伊拉克战争影响的国家是约旦。在美国的盟国中对美国的国家利益支持最少的国家是俄罗斯。

此外，文章还列举了2008年美国总统候选人与100位美国顶级的外交政策专家之间的观点分歧：

参议员希拉里•克林顿(Senator Hillary Clinton)：“我认为我们比以前更安全了。”——2007年6月3日
恐怖主义调查：91%的专家认为美国在世界中的局势更加危险了。

纽约前市长鲁道夫•朱利安尼(Mayor Rudy Giuliani)：“我支持总统增兵……”——2007年1月10日
恐怖主义调查：83%的国际关系专家认为增兵对伊拉克局势没有起到作用或者起到了负面作用。

参议员约翰•麦凯恩(Senator John McCain)：“如果我们战败了回家，他们就会跟我们回家。”——2007年3月10日
恐怖主义调查：专家中90%的人不认为撤军会导致恐怖主义袭击美国本土。

参议员巴拉克•奥巴马(Senator Barack Obama)：“我们要隔离、孤立哈马斯。”——2007年3月2日
恐怖主义调查：70%的专家认为美国对哈马斯应该采取接触而非隔离战略。

麻省州长米特•罗姆尼(Governor Mitt Romney)：“我们要利用外交手段孤立伊朗。”——2007年2月18日
恐怖主义调查：80%的专家支持就核问题与德黑兰进行双边对话。

参议员约翰•艾德华(Senator John Edwards)：“国会应该利用它的财权促使美国立即从伊拉克撤军。”——2007年7月10日
恐怖主义调查：几乎80%的专家反对美军从伊拉克立即撤军。

中国崛起及其对美澳关系的战略意义
“The Rise of China and The Strategic Implications for U.S.-Australia Relations,” speech by The Honorable Kevin Michael Rudd, Leader of the Opposition in the Australian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April 20, 2007

澳大利亚反对党工党领袖陆克文(Kevin M. Rudd)于2007年4月20日在布鲁金斯学会发表演讲，讨论了中国、美国与澳大利亚将要面临的挑战与机遇，以及三个国家在世界与地区安全领域所将分别扮演的角色。陆克文曾经学习中文与中国历史，讲一口流利的中文，并曾就职于澳大利亚驻中国大使馆。如果陆克文在澳大利亚明年的大选中获胜，他就将成为西方第一位讲中文、并对中国有着深入了解的总理。

陆克文回顾了中美建交在历史上对世界和平的意义。他说，中美建交一开始的动机并非中美关系突然有所好转，而是美国在冷战中意图在战略上制衡前苏联。这一点确实有所奏效，但更重要的是，中美关系在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以后，其建交的原本动机消失以后，还是维持并发展了下来。

对于中国崛起对目前的世界局势所带来的挑战，陆克文认为过分的乐观与悲观的看法都不能构成外交政策的导向。乐观者认为和平符合任何国家的利益，因此和平也会自动而实现。悲观者从世界历史上大国力量的交替多是以战争的方式来解决，而认为中国的崛起也将给世界带来矛盾与冲突。

陆克文认为以政治制度为基础划分不同的阵营不符合亚洲的利益。正因如此，东南亚国家联盟与亚洲其他几个区域组织把带有不同政治制度的国家组织起来形成一个共同的地区网络，对地区与世界的和平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美国与澳大利亚作为经历了历史考验的盟友，都有在世界范围内以和平方式推进民主政治与自由经济的共同理想，并且以两国各自实践着的开放的社会与成功的经济在为民主政治与自由的市场经济做着宣传。在美澳两国共同的价值观基础上，两国领导人应该智慧地处理中国的崛起。美澳两国在与对华关系上的挑战在于一边推动两国与中国的共同经济利益，一边积极面对两国与中国之间存在着的分歧。

中国近代史是充满屈辱的历史，这段历史对形成中国人民以及中国近三代决策者们的世界观具有着深远的影响——中国人想要有一天重新站起来，在世界上取得其应有的位置。但在中国决策圈内部，对中国在世界上将要扮演的角色也存在着争论与困惑。这一点充分体现在中国人对中国的崛起的名称上的改变：从“和平崛起”，到“和平发展”，再到“和谐世界”。

陆克文建议美澳两国坚持美国前副国务卿佐利克提出的“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概念，并以此作为指导未来政策的主要框架。这就意味着美澳两国尊重中国作为一个新崛起的大国的一些特权，也同时尽量维护现有的以规则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世界与地区秩序。第二，维持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强大的军事同盟，这也为建立对和平的信任与未来可能的地区安全与和平创造前提。第三，鼓励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以及其他国际场所，尤其在朝鲜问题、伊朗问题与苏丹问题上，起更积极的作用。第四，鼓励中国在世界贸易组织采取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从而加速中国国内与国际市场的自由化。第五，中美澳三国共同合作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第六，美澳两国作为亚太经合组织的创始国应该在亚太地区重新恢复该组织的活力，并努力使其成为整个亚太地区的主要商议与决策组织。东盟“10+3”与东亚峰会首次把美国排除在外，不是一个好现象。陆克文还提到澳大利亚传统作为中间者的外交风格可以通过鼓励、促进、中间调节等灵活方式展开，以加强以上所提到的各项目标。

中俄关系中的军备、能源与贸易
Sergei Blagov, “Arms, Energy and Commerce in Sino-Russian Relations,” China Brief, Volume 7, Issue 16 (August 8, 2007)

中俄两国已经脱离了冷战时期的敌对状态，一直在积极寻求加强两国间的战略伙伴关系。在中俄两国关系中，最重要的三个方面要数军备、能源与贸易。本文分别就这三个方面进行了介绍与分析。

两国在军备与军事演习上均有大规模合作项目。中俄两国联合军事演习是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进行的。对于8月9日到17日在俄罗斯腹地进行的代号为“和平使命-2007”的联合军事演习，莫斯科并不掩饰该演习是带有反西方单边主义暗示的多边主义的联合展示。俄罗斯国防部长谢尔久科夫(Anatoly Serdyukov)在一次明显针对美国单边主义的讲话中谈道，某些国家利用国际反恐战争与防止核扩散的努力为一己之私，牺牲其它国家的利益。

中俄两国频繁的联合军事演习也表明莫斯科与北京意图增加其在中亚地区的影响。2006年伊朗表示有兴趣以上海合作组织观察成员身份参与中俄联合军事演习。但2006年6月在上海举办的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明确决定伊朗取得上海合作组织的成员国地位还有待时日；只有会员国才有资格参加2007年8月举行的联合军事演习。

中俄两国在能源方面的合作也引人关注。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对能源的需求也日益膨胀。俄罗斯则具有丰富的能源储备。两国在能源上因而具有巨大的互补性。俄罗斯国有石油巨头Rosneft与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签有几项价值几十亿美元的合作开发项目；俄罗斯还宣布修建东西伯利亚-太平洋石油管道的中国支线。但中俄两国经常在石油价格上出现分歧。

此外，中俄两国在贸易上的矛盾也日益增加。虽然前几年中俄两国间贸易额的增加一直被莫斯科看作是中俄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加强的重要体现之一，但从今年起，两国贸易额增长有所下滑，俄罗斯也不看好今年对中国贸易能够继续出现顺差。俄罗斯自然垄断学会(IPEM) 在今年7月发布的一项研究中指出，与中国贸易额的继续增长将给俄罗斯带来一些经济与社会风险，并建议俄罗斯限制中国向俄罗斯的出口，以及加强反倾销与反补贴方面的调查。

导航中国崛起:形成一个可持续、高级别的贸易战略
Lael Brainard and Wing Thye Woo, “Navigating China’s Rise: Develop a Sustained, High-Level Trade Strategy,” Opportunity 08 Project of the Brookings Institute

中国成功遵循出口导向型增长战略，其经济发展规模史无前例。中国经济的崛起给世界经济的各个角落带来了巨大的影响，给一些国家带来了严峻的挑战，也给另外一些国家带来了难得的机遇。中国经济的外向型特征也使得中国经济对全球市场的变动与国际惯例具有高度敏感的反应。

中国经济的起飞带来对能源需求的大幅度增长，从而使非洲作为石油与天然气的供应者重新被放回到世界的战略地图上。非洲国家欢迎中国的投资，而欧美国家恐惧中国不按欧美同样的原则在非洲进行石油开发。中国经济的崛起为自然资源丰富的巴西创造了机会，同时也给与中国发展轨道类似（以低端产品加工为主要出口产品）的墨西哥带来了头顶头的竞争。

虽然中国经济融入世界市场在90年代中期体现为地区内的激烈竞争，但过去几年亚洲地区的凝聚力呈现明显增强趋势。高收入的亚洲国家（如日本、韩国与新加坡）的资本与资本产品得益于中国经济的起飞。中等收入国家（如马来西亚、泰国、与菲律宾）也从中国的经济奇迹中获益良多。只有少数贫穷国家（如孟加拉国、柬埔寨、斯里兰卡与巴基斯坦）的出口产品被中国竞争者取代。

中国外交以灵活、务实的方式减轻了中国的崛起给其他国家带来的冲击的负面效果。中国的周边邻国也纷纷改变政治、经济策略以适应中国崛起以后的新的世界形势并逐渐开始从中国的崛起中获益。但美国对中国崛起的反应与适应迄今为止并不灵活也不务实。美国下一届总统需要一个长期的、高级别的战略来应对中国的崛起所带来的机会与挑战。首先，加强美国的竞争能力。这一战略的关键在于加强美国在具有高附加值和创新需求的工业上的比较优势，并积极培养相关的人才与技能。第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包括医疗与养老金制度），为因贸易而失业的工人减轻生活负担。第三，通过多边和双边等多种渠道敦促人民币升值。第四，向中国强调中国作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保护知识产权的义务与责任，以及保护知识产权对中国经济成功转型的重大意义，并为中国履行其保护知识产权的义务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持。第五，在亚洲国家形成习惯性的把美国排除在亚洲决策以外之前，强调美国参与亚太事务的重要性以及对亚洲国家安全的意义，把游戏规则重新拉回到更广泛的联盟上来。

美国对华决策之师
Chris Nelson, “America’s China Brigade,”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spring 2007

本文对美国国内在中国政策上起关键影响的人物如数家珍，并一一介绍了其职位、立场与各自之间的私人关系。

美国总统归根到底是美国政治中在中国政策上最有决定权的人。尽管与乔治•W•布什长年私交甚笃的理查德•阿米塔吉(Richard Armitage)主张加强美日同盟以及美国与印度的关系来制衡崛起的中国，但布什还是坚持了以平衡、尊重的态度对待中国。在台湾问题上，布什对待不断“惹事”的陈水扁几乎与对待金正日一样强硬。有一些人士甚至评论大陆与美国对待陈水扁的态度目前已经趋向一致：盼望其任期结束，并期望下一届台湾“总统”由国民党候选人接任。

在白宫内，中国政策由布什决定大体方针，细节则主要通过白宫办公厅主任乔什•波尔顿(Josh Bolten)来履行。波尔顿与其之前同在参议院工作的同事、现任美国贸易代表的苏珊•施瓦布(Susan Schwab)的私交对中国政策的影响不可小视。在非贸易事务上，白宫国家安全会议亚洲事务高级主任韦德宁(Dennis Wilder)负责具体实施布什总统的对华政策。韦德宁经常行走于华盛顿的智囊库之间寻求专家学者的意见，被美国国内主张对华强硬派戏谑为“熊猫拥抱者”，是反华势力攻击的靶心。在白宫国家安全会议还起主要作用的是经济事务高级顾问大卫•曼考默克(David McCormick)。此外，副总统迪克•切尼(Dick Cheney)实际上也支持布什的对华政策。

在美国国务院，国务卿赖斯(Condoleezza Rice)不甚了解亚洲事务，基本上与对华事务无关。唯一例外就是赖斯本人对朝鲜核武器问题谈判的冒险性参与。副国务卿约翰•内格罗蓬特(John Negroponte)监管国务院与亚洲有关的活动与人员，并负责统筹美中商贸联合委员会的年度会议。美国驻中国大使雷德(Clark “Sandy” Randt)作为布什总统在耶鲁大学的同窗好友，不时间打到白宫的电话也经常起到关键作用。国务院主管亚太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柯庆生(Tom Christensen)则是来自普林斯顿大学的学者、通晓中国与两岸问题的专家。柯庆生在中国问题研究上的建树为他的同事们所仰慕，但其在领会官僚斗争和与国家安全会议的合作上还略欠一筹。柯庆生的老板——助理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希尔(Christopher Hill)，原驻韩国大使，则为难缠的朝鲜问题牵扯了其主要的注意力。助理国务卿丹•沙利文(Dan Sullivan)则有足够的眼线与时间来关注中国。此外，国务院台湾事务科科长夏千福(Clifford Hart)在国务院内外关系广泛，也曾协同国家安全会议亚洲事务高级主任韦德宁几次“秘访”台北。

关于美国对华政策的大事并非只是辞退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Rumsfeld)，更是任命美国国家元老级人物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Brent Scowcroft)力推的前中央情报局局长罗伯特•盖茨(Robert Gates) 为现任国防部部长。据说盖茨每天都会与斯考克罗夫特和布什总统以及其他“厨房内阁”的重要成员通话。前中央情报局东亚事务国家情报官西恩(James Shinn)被4月刚刚卸任的亚太安全事务助理次卿理查德•罗莱斯(Richard Lawless)任命为中国事务助理。在过去的十五年中，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司令官一职对中美关系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海军通常被赋予了制衡中国崛起、并通过两军交流推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预算与军事意图透明化的任务。因此，海军一旦在此任务上有所松懈，就会成为美国国内强硬派的攻击目标。由退役海军少将麦德伟(Mike Mcdevitt)主管的海军分析中心(Center for Naval Analyses)是华盛顿智囊库中在对华军事政策方面最具权威的一个。在对华军事方面颇具影响力的学者有冯德威(David Finkelstein)与成斌(Dean Cheng)。

在美国商务部中，中美贸易政策上的关键人物是美国商务部负责国际贸易的副部长雷文凯 (Frank Lavin)。雷文凯精通中文，曾任美国驻新加坡大使，负责美中商贸联合委员会的具体事务。美国商务部助理部长克里斯托弗•帕迪拉(Christopher Padilla)与副助理部长葛艾儒(Ira Kasoff)也在中美贸易中起重要作用。

财政部部长保尔森(Henry Paulson)主持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中美两国对战略经济对话都寄有厚望。保尔森曾任命莱尔(Deborah Lehr)负责首次战略经济对话的组织工作，但莱尔很快就由于个人原因辞职。此职位现由霍尔默(Alan Holmer)接任。

现任美国贸易代表苏珊•施瓦布(Susan Schwab)具有学术界和参议院的双重背景。她在美国商贸界是受各方欢迎的人物，其在白宫的好友乔什•波尔顿(Josh Bolten)也自然帮助她与白宫挂钩。但她被世界贸易组织多哈回合牵扯较多精力。此种情况下，负责亚洲事务的美国贸易副代表凯兰•巴西亚(Karan Bhatia)就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巴西亚有美国助理贸易代表、中国通夏尊恩(Timothy Stratford)帮助其处理对华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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