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内基中国透视》月刊
Carnegie China Insight Monthly
2007年第11期 （总第33期，2007年12月）

主编：王雅平
Editor: Yaping Wang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出版
Published by the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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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文摘 Scholarly Publications

危机边缘的巴基斯坦  Pakistan on the Verge of Crisis

（王雅平）

巴基斯坦政治局势的发展正处于一个关键的时期。一方面，2008年1月的议会大选即将成为巴基斯坦踏入民主政体的关键一步。另一方面，巴基斯坦境内的恐怖袭击活动与军事冲突自今年5月以来越演越烈。11月3日至12月15日，巴基斯坦总统穆沙拉夫(Pervez Musharraf)宣布执行的全国紧急戒严令，使巴基斯坦的政治局势进一步陷入了紧张状态，也使巴局势再度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12月27日，巴前总理、人民党领袖贝·布托(Benazir Bhutto)在参加竞选集会时遇刺身亡，将巴基斯坦的政治动荡推向了顶峰。针对于此，《卡内基中国透视》采访了卡内基的两位南亚问题专家——艾西利·特利斯(Asheley Tellis)与费雷德里克·格瑞尔(Frederic Grare)，试图在巴基斯坦错综复杂的政治现实与政治前景中理出几条线索。特利斯是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全球政策项目南亚问题的高级研究员，曾任美国驻印度大使的高级顾问和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总统特别助理。格瑞尔是卡内基南亚项目的访问学者，在巴基斯坦政治问题上发表过许多著作。

突发事件接二连三

紧急戒严状态与贝·布托的遇刺身亡将分别对巴基斯坦的政治局势产生怎样的影响？特利斯认为，紧急状态的实行会使巴基斯坦人民进一步怀疑穆沙拉夫推动民主的诚意。更多人会趋向认为穆沙拉夫与关心维护国家的稳定相比，其实更关心维护他自己的权力。“紧急状态从长远来看不会有什么重要的影响，因为它基本上没有完成什么——唯一例外就是穆沙拉夫利用紧急戒严令除去了最高法院里与他对立的几个法官。这是紧急状态中唯一会有持续影响的一点，因为它实际上意味着最高法院将不能挑战穆沙拉夫的权力。”特利斯说，但穆沙拉夫自有他自己的一套理论，他会辩解他的权力的稳固是民主回到巴基斯坦的关键。“穆沙拉夫认为他自己是温和势力的堡垒。一旦他被排除在巴基斯坦的政治图景之外，反恐与民主的努力就都将受到严重的挫败。”

格瑞尔则干脆把此次戒严令的实行定义为穆沙拉夫领导的第二次军事政变。他认为，以这种极端的方式去除政治反对派的声音、维护自己权力的至高无上，只能为巴基斯坦不稳定的政治局势火上浇油。

而对于贝·布托的遇刺身亡，格瑞尔分析了两方面的主要影响。一方面，巴基斯坦的政治局势（包括穆沙拉夫本人的运势）的不确定性会进一步增加。穆沙拉夫本人可能脱去直接的罪名，但无论谁是凶手，穆沙拉夫都逃不脱间接的罪名——松懈的保安措施，尤其是在10月18日刚刚发生过同样针对贝·布托的自杀式袭击之后。因此接下来几天穆沙拉夫如何处理这一局势对他本人将有着关键的影响。“他也可能成为这一过程的政治牺牲品。”另一方面，贝·布托的死在近期与远期都会带出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在近期，就是大选的组织问题。贝·布托的死将使已经存在诸多缺陷的大选更加脆弱。在远期，贝·布托的死必定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主流党派的力量，因此不利于巴基斯坦的民主进程。

远忧近患

被问及对巴基斯坦政局的最大的担忧，格瑞尔表示，持续的军队强势是他对巴政治前景的最大的忧虑。由于巴基斯坦建国的历史独特性，巴军队在建国时就以维护国家稳定为由取缔了许多基本的国家制度。他认为，政府应该被还予应有的权利，军队应该由政治的中心转变为其应属的国家职能的工具之一的地位。

特利斯则表示，他最担心的不是其他人担心的核问题等问题，他认为那些问题的确存在，但尚可应付。他最担心“我们在短期与长期都会输掉——短期上我们会输，是因为穆沙拉夫有可能不能为民主转型提供一个适合的环境；长期上我们会输，是因为这样的民主转型越是艰难，极端势力在存在范围与力量增长上的机会就越大。因此，有可能我们在近期的反恐与民主转型目标，以及长期的把巴基斯坦建设成一个成功的和平的穆斯林国家的目标，都会输掉。”“这是我最大的忧虑。”

民主化进程与反恐战争

民主化与反恐是在巴基斯坦同时进行的两项重要工程。对于二者的关系，特利斯认为他们之间不存在直接的关系，但在间接的层面上却存在着深刻的联系。在直接的意义上，反恐依赖警察与军事力量，而政体是否民主与警察与军队的实力并无直接的关联。而在深层意义上的间接的关系中，一个更民主、更开放、更稳定的政治体制，有利于巴基斯坦人选择温和的政治势力而非极端的政治势力。反之，民主制度越薄弱，极端分子就越是有机可乘。因此，民主政治的建立与巩固在深层意义上对反恐这一目标能起到间接地积极的推动作用。

对于在这两个战略目标之间的选择，特利斯说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们也都清楚民主对反恐目标的间接的积极的影响，但他们在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之间的平衡上面临着巨大的困难：长期利益要求在巴基斯坦支持实现民主；短期利益要求维护穆沙拉夫的统治。美国的对巴政策实际上面临着两难的选择。

路漫漫其修远

巴基斯坦的政治前景存在着太多变数。特利斯说，近期来看，一月大选的结果很难预测，但有一点几乎是确定的：穆沙拉夫偏向的政党不太可能当选。因此穆沙拉夫也面临着一个两难的选择：如果一月大选将是一个完全自由的选举，他所扶持的政党就不大会被选上；如果他想要他扶持的政党被选上，这次大选就不可能是完全自由的选举。这对他将是一个艰难的抉择。

从长期来看，巴基斯坦的问题已经植根社会深处，社会矛盾之间的关联错综复杂，不可能有一个一对一的解决方案，因此要完全改变巴基斯坦动荡的政治局面需要几十年的时间，加上一整套合理的政策步骤。幸好巴基斯坦人民要求一个平民政府的呼声越来越强，建立独立的法治系统的观念也已经深入人心，这些都是积极的标志。

中国、美国

特利斯表示，中国明白巴基斯坦国内的政治动荡与伊斯兰教极端势力的增长，不仅影响着巴基斯坦国内的稳定，也可能影响到亚洲的周边国家甚至国际社会的安全。因此中国关注巴基斯坦局势的发展，但中国不太可能改变其一贯坚持的“不干涉他国内政”原则。格瑞尔另外也指出，巴基斯坦的局势也不是美国和国际社会能够在微观上加以控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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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安全与气侯变化研讨会
Energy Security and Climate Change Workshop

10月20-21日，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中国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与世界资源研究所共同在北京举办了“能源安全与气侯变化研讨会”。研讨会聚集了来自中美两国的几十位专家学者与政府官员，就中美两国的能源安全与全球气候变化进行了广泛和深入的学术讨论。

中国海军：扩展中的能力与演变中的角色？
The Chinese Navy: Expanding Capabilities, Evolving Roles?

11月29日到12月1日，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中国项目在台湾台北市赞助举办了题为“中国海军：扩展中的能力与演变中的角色？”的研讨会。会议对中国海军的实力与角色进行了广泛的学术探讨。研究中国军事尤其是中国海军的来自美国与台湾的多位专家在会议上发表了论文。

中国发展能源效率的融资问题
Financing Energy Efficiency in China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中国项目高级研究员钱德瑞(William Chandler)12月6日发表了针对中国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的融资问题的特别报告。钱德瑞在该报告中指出，信贷控制、外资法、公司成立规章，甚至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的清洁发展机制中的某些规定，都在项目批准的过程中为项目开发者增加了许多不必要的金融风险与交易成本。这些在清洁能源投资方面设立的令人费解的障碍，不利于中国雄心勃勃的清洁能源目标的实现。该报告还针对这个问题，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百人会2007年中美民意调查简报
2007 Parallel Survey: American and Chinese Attitudes Toward Each Other

2007年9月，百人会最新民调《中国人和美国人对彼此的态度》完成了实地访问工作，并于2007年12月10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发布了研究结果。

本次研究旨在探讨中国人和美国人对彼此国家、人民及双边关系的看法，从而为更全面地了解中美关系、促进双方建设性合作提供建议。这项研究不仅横向比较了中美两国一些重要群体的看法，而且与百人会2005年的民调《美国人对华态度》进行了纵向比较。所访问的群体包括中美普通公众、意见领袖、商界精英以及美国国会工作人员。

民调主要结果显示：中美公众与精英均认识到两国关系对彼此的重要性，并高度肯定双方贸易关系对彼此的特殊意义，中美两国人民在总体上对对方存在好感。与此同时，数据也显示，大多数美国人把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军事现代化视作威胁，而许多中国人也认为美国正在遏制中国的崛起。因此，两国人民对彼此的态度可以说是喜忧交织、希望与疑虑并存。

中国在国际气候变化谈判中的战略优先
Joanna I. Lewis, “China’s Strategic Priorities in International Climate Change Negotiations,”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Winter 2007-08

本文系统地介绍了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中国的立场与现状，已经采取的行动与成就，在国际社会中所采取的战略，所面临的困难与挑战，以及国际社会可以采取的战略与措施。

中国的气候战略始终是以能源发展战略为中心，并在整体经济发展目标的驱动下的。虽然中国领导人对气候变化问题的重视程度在近些年来得到了不断的加强，但这一问题在政策优先程度上始终没有超过发展经济的重要任务。中国在过去的近三十年中取得了巨大的经济建设成就，而维持经济发展也是维护社会、政治稳定的重要前提。

对于中国来说，经济增长与能源利用的关系的重要性，不仅是从温室气体排放的环保角度，而且更是从能源消耗扩大所带来的能源安全角度所得出的结论。中国在1980年到2000年之间实现了经济增长翻两番，所消耗的能源却只增长了一倍，这使得中国在这二十年间的能源密度（能源消耗总量除以国内生产总值所得的比值）得到了大幅度的下降。但2002年到2005年间，这一下降趋势却有所逆转，能源消耗的增长速度首次超过了经济增长的速度。目前，中国每创造一美元要比美国多释放35％的二氧化碳，要比欧洲多释放100％的二氧化碳。中国在过去几年的能源需求增长主要是工业能源需求增长推动的，工业的能源消耗占全国能源总消耗的70％左右，而中国工业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基础。中国现在大于2/3的能源需求，包括大约80％的电力需求，都来自于煤炭，而煤炭的不清洁燃烧正是造成大气污染与气候变暖的主要原因之一。尽管如此，中国的人均温室气体排放量依然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还不到美国人均排放量的1/5。中国也在扩大对核能与可再生资源的利用，目前水力发电占全国总用电量的16％，核能发电占2％，其他可再生资源发电占0.7％。

中国在气候变暖问题上的努力可以从中国政府职能上的转变窥见一斑。80年代初，中国政府把气候变化问题主要作为科学问题对待，由国家气象局负责向政府在参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UNFCCC)的谈判中进行政策建议。到了90年代末，气候变暖问题转由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Reform Commission, NDRC)管理，这象征着中国领导层对气候变化问题的认识已经由单纯的科学问题转变为了具有政治敏感性的发展问题。而目前，气候变暖问题由国家发改委下属的国家气候变化对策协调小组主管，并统筹发改委、外交部、科技部，与国家环保局之间的所有有关气候变化的工作。发改委与外交部负责制订中国在有关国际谈判中的立场。而在今年6月出台的《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又宣布成立一个有关气候变暖问题的更高领导小组。这个领导小组以温家宝总理直接领衔，对国务院报告。9月初，外交部任命于庆泰大使为气候变化谈判特别代表，应对气候变化对外工作领导小组由外交部部长杨洁篪亲任组长。这些都是中国领导层对气候变化问题重视程度加强的具体体现。

在领导层加强重视的基础上，国家出台的有关能源利用效率、可再生资源开发，和一些相关的工业政策，都不仅有利于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且也有利于温室气体的减排。值得一提的是，能源利用效率已经成为衡量地方官员政绩的标准之一，对地方认真执行中央制定的相关规定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中国在国际社会中针对气候变暖问题采取的策略主要是依靠七十七国集团组织，强调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坚决支持发展中国家在气候变暖问题上的统一立场，即强调温室气体累积排放量（发达国家对气候变暖问题的历史责任）和人均排放量（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人均排放量上始终相差甚远）。因此，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如果不针对气候变暖采取实质性的行动，我们也很难会看到中国采取某些突破性的行动。反之，如果美国在气候变暖问题上接受了国际社会认同的义务，中国所面临的来自国际社会的减排压力也会加大，更何况七十七国内部也已经出现了立场的分歧，尤其是一些热带雨林国家开始表现出了采取主动行动的意愿。此外，中国在清洁发展机制(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 CDM)方面也有了长足的发展。中国已经由一个后来者，一跃而为了《京都议定书》体系下最大的清洁发展机制的东道国。

要想在国际谈判中推动中国做出进一步的努力，就要首先了解中国的难处所在。第一，由于中国对煤炭的依赖，要推动高效率煤炭燃烧技术和二氧化碳截取技术需要很大的成本。第二，中国在接受国际减排任务上有所徘徊有一部分是出于技术原因，因为衡量减排任务的完成与否需要高质量与公开透明的能源数据，而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还不具备这一清晰的数据体系。第三，中国在利用外国投资与外国技术上，还存在着一些保留与忧虑。

在了解这些难处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四点建议。首先，因为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都把绝对的减排任务看做是对经济发展的限制，因此对发展中国家把绝对数量的减排任务改为相对的能源密度——把降低能源密度作为发展中国家在针对气候变暖问题上需要完成的任务，这样可以促使发展中国家在发展经济的前提下尽量减少能源消耗，是一个更为实际、更容易为发展中国家所接受的指标。其次，把经济全面减排改为个别部门开始的减排。这样可以使有能力提供全面数据的部门做出先期努力，降低经济全面减排的实现难度并在现实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地有所做为。第三，象《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中制定的一些国家统一政策，能够减少一个个单一项目的交易成本，因此更能够有效率的完成更多的减排目标。第四，中国，乃至所有发展中国家，都需要美国在气候变暖问题上做出榜样，并需要国际社会在财政和技术上提供援助。

美国应该怎样做？
“What America Must Do?” Foreign Policy, January/February 2008

美国与世界的关系已经破损。愤怒、不满与恐惧替代了美国曾经一时享有的尊敬。如何修复美国与世界的关系？本期《外交杂志》向十二位世界顶级的思想者约稿，向他们请教美国能够做的最能够修复它与世界关系的一件事或者一个姿态。以下是从中节选的三位学者的回答。

《真神只有真主阿拉：伊斯兰教的起源、发展与未来》(No God But God: The Origins, Evolution, and Future of Islam)与即将出版的《如何赢得一场宇宙大战》(How to Win a Cosmic War)的作者Reza Aslan认为，所谓的“反恐战争”玷污了美国的国际形象。自从小布什对“邪恶势力”发动了“圣战”以后，不仅穆斯林国家、而且许多美国的盟国都越来越感觉到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宗教成分大幅度地增加了。把反恐战争渲染上宗教色彩是美国外交政策的最大失误，因为这正中恐怖分子的下怀，使得他们可以把反恐战争扭曲为对伊斯兰教的战争，从而在其中兴风作浪、鼓动仇恨。Reza Aslan认为，美国的下一届总统应该积极剥去反恐战争的混淆视听的宗教外衣，并且在公众中形成巨大的舆论压力使带有宗教企图(尤其是宗教歧视)的个人与言论退出美国的政治舞台。

《金融时报》首级政治评论员Philip Stephens则建议下一届美国总统在就职演说中宣布除非八国集团增加五个国家的代表席位，美国将不再参加八国集团会议。这五个国家分别是巴西、中国、印度、墨西哥，与南非。Philip Stephens预测，八国集团的现有八个成员国也将会对此要求心悦诚服，因为这样也反映了世界区域政治的变化。届时，“十三国集团”将作为反映新世纪政治格局的第一个国际体系亮相于世，21世纪崛起中的大国与20世纪的强国将有机会坐在同一张桌子旁讨论影响世界格局的政治与经济制度。而“十三国集团”首先要讨论的就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投票权的重新分配，以及联合国安理会的扩大问题。

哈佛大学国际事务专业教务长、《外交杂志》编辑Jorge I. Domínguez认为目前最迫切的问题是美国的双重标准给美国的声誉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他写道，美国《独立宣言》的开篇几句话中就提到美国不应该把自己的看法强加给别国；真正意义上的自由意味着我们允许别人走不同的道路。但今天的美国越来越反其道而行之。许多国际准则，无论是在人权、贸易还是环境方面，有些甚至是美国一始主导创建的国际法律，美国都期望别国遵守，自己却越而行之。因此，美国的下一届总统的最迫切使命就是终止这样的双重标准，并对国际法律与国际组织建立应有的尊重。

谁在经济政策上为2008年美国总统候选人出谋划策？
Robert D. Novak, “Advising the Candidates: Who advises the 2008 presidential candidates on economic policy?”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Fall 2007

本文介绍了三位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与四位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背后的经济政策顾问团的主要组成成员。

民主党一号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Hilary Clinton)的背后，是她丈夫任总统时的一群明星级经济顾问，与几位支持高税率与保护主义政策的前国会领导人。这一团队包括：

Gene Sperling:曾在34岁时就任纽约州长助理，后来曾为比尔·克林顿在竞选中撰写经济政策，并在克林顿执政时期晋升为内阁级别的国家经济主任一职。Gene Sperling目前是希拉里·克林顿的经济顾问团中的关键一员，并且在左翼的美国进步中心(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与美国对外关系理事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都有任职。

Roger C. Altman:克林顿执政时期的财政副部长；布鲁金斯学会汉密尔顿项目（医疗与税费改革方案建议）理事会成员之一。

Robert Rubin: 美国前财政部长，花旗银行执行委员会主席

Richard Gephardt与Tom Daschle:前国会领导人

希拉里·克林顿在国际贸易上的政策立场尚未分明，虽然她曾经投票支持授予中国最惠国待遇，但随后也投票支持对北京“操纵人民币汇率”采取惩罚措施。在能源政策上，她支持美国加入《京都议定书》。

民主党二号候选人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的背后主要是一群学术上的经济学家，他们的名字未必有希拉里·克林顿的顾问团响亮，政策建议一般偏左，相较希拉里的顾问团更加原创、更少世俗的自由主义风范。他们是芝加哥大学教授Austan D. Goolsbee，哈佛大学教授Jeffery Liebman和David Cutler，奥巴马参议院办公室的Karen Kornbluh，乔治城大学教授Daniel Tarullo，以及来自花旗银行的Michael Froman。

奥巴马同样支持美国加入二氧化碳减排义务，言论中支持自由贸易，投票上却与希拉里·克林顿同样对指责“中国操纵人民币汇率”投赞成票。

民主党三号候选人约翰·爱德华兹(John Edwards)最主要的经济顾问是TCI有线电视被AT&T收购前的最高经理人Leo Hindery。

爱德华兹同样认为人民币应该升值，在所有问题上几乎都采取左倾立场。

共和党候选人之一米特·罗姆尼(Mitt Romney)的经济顾问团主要由支持减税的权威人士组成，包括原共和党议员Vin Weber，副总统迪克·切尼的国内政策顾问Cesar Conda，以及小布什的政策顾问R. Glenn Hubbard，N. Gregory Mankiw，John Cogan，与Brian Reardon。N. Gregory Mankiw对人民币的立场不同于美国主流政治，他认为人民币贬值比人民币升值更有利于美国的经济。罗姆尼也开始接受中国是经济机会而非威胁的立场。

共和党候选人之二前纽约市长朱利安尼(Rudolph Guiliani)的主要经济顾问包括老布什整个执政时期经济顾问理事会的首脑Michael Boskin，以及同样支持减税的Bear Stearns投资银行首席经济学家David Malpass和前总统候选人Steve Forbes。

共和党候选人之三亚利桑那州参议员约翰·麦肯恩（John McCain）是一个百分之百的自由贸易支持者。他的主要经济顾问包括前国会预算办公室主任Douglas J. Holtz-Eakin，前德州参议员Phil Gramm，加州投资银行家Gerald Parsky，经济学家、减税运动之父Arthur Laffer，和Teresa Beckham Gramm教授。但麦肯恩经常坚持自己的主张，有时不顾顾问的反对而提倡与众不同的立场。

共和党候选人之四前田纳西州参议员费雷德·汤普森(Fred Thompson)的主要顾问是小布什在2000年参加竞选中的主要经济顾问、前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Larry Lindsey。汤普森在参议院中的投票历史显示，他基本上是一个自由贸易的始终的支持者。虽然汤普森尚未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发表任何言论，Larry Lindsey已经提出了美国可以做出的换得人民币升值的一些让步措施。

阅兵仪式中的导弹——细观台湾阅兵所展示的武器
“Missiles on Parade – Taiwan Displays More Than Its Weapons,” Jane’s Intelligence Review, December 2007

台湾在2007年10月10日举行的16年以来的首次双十节阅兵，在北京看来也许是刻意在2008年台湾“大选”之前挑动两岸对立、激起台湾民众的反大陆情绪，但从军事技术的角度来讲，它也同时暴露了在假想的两岸冲突的情况下，台湾在军事实力上相对于大陆的弱势与空缺。本文从军事技术与军事战略的角度细观台湾此次阅兵式所展示的导弹武器，并分析了其所显示出的两岸军事实力对比。

应付大陆在台湾当面部署的近一千枚东风系列短程导弹，是台湾防务的重中之重。一旦大陆决定对台采取武力，东风导弹必定成为大陆的首要攻势，以先期拨除台湾军事设施中的雷达系统、空军、导弹和通讯设施，从而在根本上削弱台湾的反击能力。根据台湾国防部2006年的报告，目前东风系列导弹的精准度已经达到了40米，而且这些导弹在7分钟之内就能到达台湾本土。此外，据台湾国防部的报告，大陆也已经开始部署对地攻击巡航导弹(Land Attack Cruise Missiles, LACMs)。报告虽然没有透露这种对地攻击巡航导弹的具体类型，但指出这种导弹的精准度将能够达到10米，对台湾岛内领导人具有直接的“斩首”能力。

台湾购买或自行研制了几个导弹防御系统。这其中最主要的是从美国购买的“爱国者-2”导弹(Patriot MIM-104 PAC-2 Plus)。这种导弹能在电子干扰环境下拦截高、中、低空来袭的飞机或导弹。但台湾只购买了3套“爱国者”导弹系统，部署在台北市周围。主要空军基地（如新竹、台南）和主要海港（如高雄、台中）依然暴露在东风导弹的攻击范围内。台湾还自行研制了“天弓-3”反弹道导弹系统。这一系统最可能被部署在台北与主要军事基地附近，主要用于拦截巡航导弹。

除了发展导弹防御系统，台湾自2002年起还开始努力发展其攻击能力，以期对北京在决策上造成一定的威慑。这其中最具威慑力的是台湾中山科学院研制的“雄风-2E”巡航导弹。“雄风”导弹未能在此次阅兵中展出，但其600－1000公里的射程与400公斤的负重，足以对大陆内陆造成威胁。

即使有以上这些先进的导弹武器，相对于大陆导弹系统的迅速发展来说，台湾的导弹实力还是望尘莫及，尤其是“爱国者-3”导弹的缺席使得台湾重要的军事基地还是处于相对脆弱的境地。

哪些人更容易成为恐怖分子？
Alan Krueger, “What Makes a Terrorist?” The American, November/December 2007

9·11事件的震撼给所有的政策制定者、学者和普通老百姓都留下了一个巨大的疑问：是什么使这些人宁愿牺牲自己的生命去人为地造成一些人道主义灾难？简而言之，就是这些恐怖分子都是一些什么人？一个最普遍的解释是贫困与教育水平低是造成人们采取极端手段、转向恐怖主义的原因。但目前已经发生的恐怖袭击事件似乎全都在否定着这一判断。经济与教育水平低的解释虽然看起来符合情理，但却缺乏事实依据。

文章从经济学的角度首先对因仇恨引发的犯罪行为做了研究。首先，参与恐怖主义活动在经济学上实际可以被看作为一种特殊的职业选择。有些人选择当医生、律师，有些人便选择做恐怖主义者。其次，对因仇恨引发的犯罪的研究表明，经济状况差似乎不会促使人们从事由仇恨引发的犯罪行为。在德国1992年与1993年针对外国人发生的犯罪中，这些案例与失业率、工资水平、工资增长水平与教育水平都未能显示出直接的相关性。

而进一步的研究显示，恐怖分子的经济与教育水平比其所属国平均的经济与教育水平还要高。无论是国际组织工作人员的经验，还是各种调查数据，都证明了这一点。

为什么经济、教育水平高的人更容易从事恐怖活动呢？文章从恐怖主义“事业” 的供与求两个角度分别进行了分析。首先，政治参与通常要求参与者具有一定的教育水平；教育、经济水平高的人更会有政治上的需求。因此，这些人更倾向于参与恐怖主义“事业”。这与经济水平高的人更倾向于参与政治投票实际上是同一个道理。其次，从“需”的角度来说，恐怖“事业”一旦失败，就代价惨重，所以恐怖组织需要召集更有能力的人来参与他们的活动。因此教育、经济水平高的人就成为他们笼络的主要对象。恐怖分子有可能出于民族主义、宗教狂热主义、历史仇恨等各种原因愿意为他们认为“值得”的事业牺牲生命。因此，大部分恐怖分子都不是因为穷的一文不值、在这个世界上无可留恋，才勇于牺牲他们的生命的，而是他们对他们想要通过恐怖袭击所达成的政治目标的信仰是如此狂热，使得他们认为为了这一“事业”付出他们的生命也值得。

文章还结论出，恐怖分子更多来自于中等收入水平国家而非贫困国家。公民社会的发展水平与公民的政治权利多少对恐怖分子的产生也有影响。具体而言，就是恐怖分子更多来自于公民自由度低、政治权利少的国家。此外，距离也是相关的因素之一。国际恐怖袭击一般都起因于恐怖分子所在地区的政治问题。

全球气候变暖的最大输家
William R. Cline, “Global Warming Losers,”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Fall 2007

作者William R. Cline在本文中总结了他的新书《全球变暖与农业——对不同国家的影响评估》(Global Warning and Agriculture: Impact Estimates by Country)中的主要发现及其对国际政策的意义。

全球变暖将对农业产生最大的负面影响，这一观点并不足为奇。最近几年学术界和政策界出现了一些修正主义的看法，对全球气候变暖对农业的影响做出了一些正面的评论。这些观点认为，全球升温2－3摄氏度对农业的影响利大于弊。这一方面是由于全球气温的升高将改善寒带地区的农业生产环境。另一方面，二氧化碳在大气中容量的增加，有利于增加土壤中的有机碳含量，即所谓的“二氧化碳施肥”(carbon fertilization)。此外，一些研究还表明，由于发展中国家普遍分布在纬度相对较低与温度相对较高的地区，全球气候变暖对发展中国家造成的危害将最严重与最直接。

本文作者通过研究发现，全球整体的农业生产水平将不会出现大幅度下滑，损失程度在轻度到中度之间。《全球变暖与农业——对不同国家的影响评估》一书中的统计数据显示，到2080年，全球气候变暖对全球农业在总体上将造成的损失在不计“二氧化碳施肥”的情况下是15.9％，在计“二氧化碳施肥”的情况下只有3.2％；而发达国家在不计“二氧化碳施肥”的情况下是6.3％，在计“二氧化碳施肥”的情况下农业产量反而会有7.7％的增长。当然，这些都是乐观的估计，因为书中的统计方法只计入了温度与降雨量对农作物生长的影响，并没有计入气候变暖条件下农业害虫的增加与灾难性气候的增加对农作物生长的负面影响。

而作者特别针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表明，气候变暖对发展中国家农业在总体上将造成较严重的负面影响。据书中的统计，到2080年，全球气候变暖对发展中国家农业在总体上将造成的损失在不计“二氧化碳施肥”的情况下是21.0％，在计“二氧化碳施肥”的情况下也高达9.1％；分地区和国家来看，受害最严重的是印度，在不计和计“二氧化碳施肥”的情况下将分别损失38.1％和28.8％。非洲、南亚和拉丁美洲也将损失严重。只有中国有些例外。由于中国领土南北延伸约50度纬度，其所地跨的气候类型复杂多样，中国不同地区农业所受气候变暖的影响差别也很大。南方中部省份在不计“二氧化碳施肥”的情况下到2080年损失可高达15％。全国而在不计“二氧化碳施肥”的情况下将损失7.2％，而在计“二氧化碳施肥”的情况下会有6.8％的增长。

以上数据表明，单纯地正面评价气候变暖对全球农业的影响将是一个严重的错误；遏制气候变暖的国际努力可以有效减少发展中国家农业的损失。两个将自己列在《京都议定书》之外的发达国家——美国与澳大利亚，在近来越来越显示出积极的转变。印度从这些数据应该可以看到从自身减少二氧化碳排量的动力，并且也应积极影响中国采取有效的行动。

沃尔玛——亚洲的福星？
Greg Rushford, “Is Wal-Mart Good for Asia?”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December 2007

 说到大，沃尔玛目前是世界上最大的公司，年收入近三千五百亿美元，超过香港与马来西亚的GDP总和。沃尔玛也是美国最大的雇主，其一千四百万名员工在四千多个简朴的集装箱式的商店里劳碌。此外，沃尔玛遍布全世界的三千多个海外连锁店中，还有多于五十五万名工人在为从巴西圣保罗到中国深圳的四千九百万名客户服务着。

对于沃尔玛这个巨人到底是美女还是野兽的评论，每天读报纸的人不难了解到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的种种多样的看法。首先应该承认沃尔玛是世界经济的一个成功案例。沃尔玛从45年前一个农民企业家创建的不起眼的打折小店发展到今天世界上最大的公司，不仅代表了全球化与世界贸易的一个奇迹，也给消费者带来了实惠。

尽管如此，沃尔玛还是被许多自由主义者描绘成了一副拒绝偿付工人最低工资与福利、与工会站在对立一头的资本家的剥削嘴脸。尽管服务业员工国际联合会(Service Employees International Union)主席安迪·斯特恩(Andy Stern)最近对沃尔玛增加员工医疗保险覆盖率的努力表示了赞赏，但沃尔玛内部还是有超过一半以上的员工没有医疗保险。

此外，许多批评者还批评在沃尔玛严格的价格压力下，世界成百上千的无名劳动者在条件简陋的工厂车间里受着非人的劳动待遇。尤其是在一些亚洲国家，在沃尔玛的极端的最小化生产成本的外包经营模式的压力下，地方供应商不得不采取各种手段降低生产成品——这其中许多便包括通过压榨工人来降低劳动成本。感恩节后，美国弗吉尼亚州沃尔玛超市的亚洲制造的牛仔裤仅售7.5美元一条。这样的超低价格使一些赞成全球化的消费者都感到有些不自在，因为这样的价格除去材料、运输、储存的成本，真不知道仅剩的一点劳动成本到底还有多少。沃尔玛每年捐大笔的钱给美国的慈善事业并在其网站上进行大肆宣传。在被问及沃尔玛严格的削价外包模式是否鼓励血汗工厂时，沃尔玛的公关人士立即说沃尔玛对任何形式的剥削虐待都是“零容忍”，但被问及这方面的具体细节时却哑口无言。本文还例举了2007年年初被揭露的沃尔玛在菲律宾的一家韩国供应商的血汗工厂丑闻，进一步证实了沃尔玛在这方面的尴尬。

最后，文章还描述了美国政治中对沃尔玛的越来越多的负面看法——七位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一致支持工会反对沃尔玛及其所象征的全球化。但政治家的双重标准也证明了他们的立场的虚伪性——希拉里·克林顿本人就曾做过沃尔玛的董事，约翰·爱德华兹也曾拥有沃尔玛的股票，巴拉克·奥巴马的夫人也与一家为沃尔玛供应泡菜的公司有过密切的过往。

俄罗斯打造海上漂浮式核电站
Cristina Hansell Chuen and Ole Reistad, “Sea Fission – Russia’s Floating Nuclear Power Plants,” Jane’s Intelligence Review, December 2007

俄罗斯联邦原子能机构(Russian Federal Atomic Energy Agency)制定了雄伟的核能建设与出口计划。这其中，建造小型核电站，尤其是海上漂浮式核电站，是这一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2007年4月14日，北德文斯克“谢夫玛什”造船厂“浮动核电站”建造工程正式开工。莫斯科还宣布将以每年新建一个漂浮式核电站的速度来扩展核能的建设与出口。本文分析了漂浮式核电站的潜在安全隐患，以及它对国际防止核扩散事业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

首先，一些活动家指出，漂浮式核电站在海上漂浮的特殊地理位置使得适用于陆上核设施的保护措施不能在这些漂浮式核电站上适用，因此这些漂浮式核电站很容易成为国际恐怖分子用来勒索或炸袭的目标。但俄罗斯破冰船的安全系统曾经在90年代中期在美国的协助下得到过升级。2000年，国际原子能机构的考察团也曾被邀到摩尔曼斯克考察破冰船是否需要其他的安全升级措施。俄罗斯方面的报道也表明这些漂浮式核电站的设计中将加入破冰船上的一些先进的人员识别系统，并针对海底潜水者的攻袭采取特殊的安全保护措施。

其次，这些漂浮式核电站在最初安装与每12年一次的维修的运输过程中也存在着在恶意人为的情况下发生大规模放射性核污染的危险，因为当反应堆被运回的时候，同时装载的还有可以供12年使用的未燃烧的核燃料。

第三，这些漂浮式核电站所使用的核燃料——铀235的浓度在防止核扩散方面也带有着重要的意义。虽然高浓度铀更适用于象漂浮式核电站这样的小型核设施，但高浓度铀的军民两用性使得对它的使用与出口成为了一个敏感的核武器扩散问题。

最后，俄罗斯尚未公布有关漂浮式核电站的任何具体的运行安全评估，因此本文对这一技术的运行能否达到一个令人满意的安全指标还存在疑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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