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内基中国透视》月刊
Carnegie China Insight Monthly
2010年第2期 （总第57期，2010年2月）

主编：王雅平
Editor: Yaping Wang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出版
Published by the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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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文摘 Scholarly Publications

中美关系：谷歌仅仅是个开始
China-US: Google Is Just the Beginning

包道格 (Douglas H. Paal)

谷歌的管理层终于站出来抗争中国黑客入侵客户隐私，及政府对互联网搜索引擎提出的审查搜索结果的要求，这一举动值得称赞。谷歌在中国这一全球最大的互联网市场的份额停滞不前。因此，即使谷歌撤出中国，该事件不会给公司造成太多利益损失，反而可以帮助修复谷歌曾经因为配合审查搜索结果而受损的声誉。假想中国如果最终妥协，谷歌就是这一事件背后的大赢家，既以更好的条件留在中国市场，同时正面宣传了其品牌形象。不过，最后结果还很难说。

2010年将是中美关系艰难的一年。就在上周，中国突然宣布成功进行反导拦截试验，这一举动与中国反对在太空部署反导武器和反对太空军事化的“原则立场”相矛盾。现在，谷歌又毫不含糊地指出，来自中国的庞大黑客行动入侵了许多公司和个人——尤其是人权活动家的隐私。

未来两个月内，奥巴马总统有可能会在白宫会见达赖喇嘛，还可能会宣布一项庞大的甚至引起极大争议的对台军售。北京的外交人士已公开警告，中国将对上述事件做出强烈反应。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极有可能至少拒绝参加明年四月由奥巴马总统主持的核安全峰会。

然而，悲观的消息不止于此。美国正在准备一项决议，加重由联合国安理会表决的对伊朗的制裁。美国希望得到中国的投票，但是中国驻联合国代表认为时机尚早。渐渐地，北京取代了莫斯科成为挤压伊朗核武器计划的主要障碍。中国已准备大量投资伊朗的能源产业，人们怀疑，在中国领导层的会谈中，外交部的担忧远没有国内经济利益来得要紧。

除此之外，尽管中国从美国的进口大幅增加，出口减少，两国贸易争端随着11月美国中期选举的接近看来会有增而无减。

奥巴马总统利用他就任的第一年与北京建立了良好关系，寻求在金融危机、气候变化和防止核扩散方面的合作。目前为止，北京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利大于弊。气候变化方面的结果还是一团乱麻，但聊胜于无。对朝鲜和伊朗核武器的约束仍在进行中，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G-2”这个概念给人太多想象，好像只要中国和美国两国坐下来谈判，就能作出世界上主要的重大决策。两国其实都没有为此做好准备。但可以肯定的是，几乎所有主要问题——从军备控制，到人道主义援助，到维和——如果中国和美国不能合作，就不要指望有太大进展。

未来一年两国政治精英所面临的挑战是，如果同时加强处理争端又巩固合作的能力，如何让短期的争端不妨碍长期的合作。中国千年来深邃的综合治理传统和美国的活力表明这样的合作共处是可能的，但这需要两国领导人卓越的前瞻能力，跳过今年年内的各种潜在争议和麻烦来处理问题。

鉴于中国的内部控制在过去两年有所加强，在谷歌和其他事项上要使中国政府退让可能会有困难。但是，如果一味抵制当今世界自由流动的信息流，这会破坏中国在高附加值的信息技术产业扩张的野心。克林顿国务卿今天发出的呼吁——将互联网自由加入到两国外交议程——将更加突出这一现实。是忽视世界对其互联网自由的担忧，还是放宽对进入中国的信息流的限制，这两者的利弊权衡值得北京积极思考。

(包道格是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欧亚研究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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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本哈根之后》After Copenhagen

尤里·达杜什(Uri Dadush)、维拉·埃德尔曼(Vera Eidelman)和泰雅·史密斯 (Taiya Smith)在卡内基《国际经济简报》上就《哥本哈根协议》的意义和人类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前景发表了评论。文章评价了哥本哈根会议的成败，分析了哥本哈根会议未能达成具有约束力协议的原因，并对下一步应该怎么走提出了建议。

《奥巴马上任第一年》Obama's Year One

美国著名学者、卡内基高级研究员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在本文中回顾了奥巴马上任一年以来的外交形势，并分析了奥巴马政府不同于前几任政府的外交理念。

他认为，当克林顿任期结束时，美国的外交政策仍然立足于杜鲁门和艾奇逊时代确立的三个支柱：美国的霸主地位、一个扩张的民主国家联盟和一个依照“华盛顿共识”运作的开放的经济秩序。但奥巴马的外交政策从根本上不认同这三个支柱中的至少两个。

奥巴马和他的外交政策团队不仅不打算永远保住美国的霸主地位，反而谋求应对美国不可避免的衰退和适应新兴大国的崛起——特别是中国和俄罗斯。所谓的适应，即是对它们的政治体制给予更多的尊重，并让它们在各自所在的地区拥有更大的势力范围。作者认为，这样表面上是现实主义的做法，但实质上却包含着奥巴马政府对达成“世界和解”的理想主义理念。

这种做法导致美国冷落了盟友，可能标志着冷战在意识层面的正式结束。伍德罗·威尔逊总统也曾实践这一理念，但以失败告终。奥巴马能否更胜一筹，我们拭目以待。

《萧条的美元》Doll(ar)-Drums?

前世界银行国际贸易部主任、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国际经济项目主任、高级研究员尤里•达杜什 (Uri Dadush)在接受《金融快报》采访时分析了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发展前景。他认为，“目前的体系在可预见的将来应该会持续下去，可能会多一点欧元，多一点特别提款权，甚至在中国的周边国家会多一些人民币，少一些美元。但美元仍会牢牢地处于中心地位。”

《中美两国今年可能会疏远》——访包道格 (Douglas H. Paal)
China, US Likely to Drift Apart This Year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研究副主席包道格 (Douglas H. Paal) 在接受Zeenews.com专访时，评述了奥巴马的外交政策。

《从“希望”到“无畏”》
Zbigniew Brzezinski, “From Hope to Audacity,” Foreign Affairs, January/February 2010, Volume 89, Issue 1, pp. 16-15

布热津斯基博士在最新一期《外交事务》上发文评价了奥巴马总统执政第一年的外交政策。他指出，由于奥巴马处理的许多重大问题涉及长期的经营和管理，因此，评价他的外交政策尚有些为时过早。但三个棘手的问题在短期内就对他本人和他的政府提出了挑战。这包括巴以冲突、伊朗核问题和阿富汗-巴基斯坦问题。

奥巴马在一些地缘战略问题上卓有成效。首先，他确认伊斯兰教并不是美国的敌人；“对恐怖主义的全球战争”并不决定美国在全球的角色。其次，在巴以冲突中，美国将承担一个公平的调停人角色。第三，美国愿意与伊朗就核问题进行谈判。第四，美国在塔利班控制的阿富汗地区的“反叛乱”(counterinsurgency)行动应考虑到更广阔的政治背景，而非单纯的军事行动。第五，美国应尊重拉丁美洲的文化与历史敏感性，并扩大与古巴的接触。第六，对有效减少核武库负起责任，并接受一个无核的长远目标。第七，不仅把中国看作是一个经济伙伴，而且也看作一个地缘政治伙伴。第八，改善美俄关系。第九，复兴美欧关系，赋予北约以新的涵义。

在处理巴以冲突、伊朗核问题和阿富汗-巴基斯坦问题三个眼前的问题的同时，奥巴马还寻求改善三个战略关系——美国与中国、俄罗斯和欧洲的关系。

此外，布热津斯基还谈及奥巴马的外交政策在美国国内所遇到的困难。他指出，美国三权分立的民主政体要求美国的外交政策基于国内政治认同之上，这就给明智、果断的外交决策造成了困难。这些困难具体源于三个因素。首先，外交政策的游说在美国政治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其次，民主党和共和党在外交政策上的分歧越来越大。此外，美国大众是世界上对全球事务最为无知的民众之一。这三个因素使得美国的外交决策通常是一个举步维艰的过程。奥巴马的对策是调解。在个人的感召和对大众的动员下的调解是奥巴马取得竞选赛最终胜利的法宝，也是他目前推行其外交政策的最重要的战术。

《中美在冷和平与暖和平之间》
Rosemary Foot,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Between Cold and Warm Peace,” Survival, December 2009/January 2010, Volume 51, Number 6, pp. 123-146

牛津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Rosemary Foot在最新一期《生存》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关于中美关系的文章。文章标题引用了国际关系学者查尔斯・库普钱(Charles Kupchan)提出的“冷和平”和“暖和平”概念，指出四个因素影响了中美两国在一系列重大国际问题上的合作，并导致了中美两国在“冷和平”与“暖和平”之间的徘徊。

“冷和平”是建立在竞争与敌意基础上的和平；“暖和平”是建立在善意与互信基础上的和平。四个影响两国合作的因素是两国的优越主义(exceptionalism)、政治制度的不同、力量的转移，及信任的缺乏。

美国的优越主义是基于“美国因具有独一无二的国家起源、文教背景、历史进展、以及突出的政治与宗教体制，故世上其他发达国家皆无可比拟”的信念。这种信念的后果之一便是美国的历届政府认为其有权利也有责任把美国的价值普世之。中国的优越主义则来源于悠久的文化和古代各方朝拜的大国思想。这种历史的辉煌更加强了近代中国受外国列强凌辱的受害者情结与对西方国家批评的敏感性。两个国家的优越感都使他们难于接受对方的观点与价值，尤其是美国的强大力量使其更乐于扮演全球“监护人”的角色。

这种立场随着奥巴马新政府的上台才有所改变。奥巴马已经在不同的场合表示过美国愿意以更开放的眼光与胸怀来看待不同的政治体制与价值，并愿意在适当的时候作出妥协。奥巴马的这种“谦虚”已经影响到了美国对中国的许多政策与立场。

此外，在政治体制方面，较之民主与一党专政的政体差别，作者更强调两国中央与地方分权的政治制度对双边关系的影响。作者指出，两国国内地方分权的政治制度直接影响到了许多关乎全球利益的两国双边协议的具体实施。在美国，政治权力的分散造成过许多不了解美国政治体制的政府所未能预见的结果。比如《东都议定书》和《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克林顿政府都予以了签署，但却未能在参议院凑足67票的通过。北京同样面临着地方分权的挑战。它时刻不在努力协调着地方利益与中央政策的统一，并尽量为地方制造贯彻中央政策的动机。环境保护便是很好的例子。如果说伙伴关系依靠可预见性、互惠及信守诺言，那么中美两国各自的政治体制都给这些造成了一定的挑战。

此外，有关中国的崛起，作者认为大部分舆论夸大了中国对美国以及全球秩序的威胁，也夸大了中国的整体实力。

《气候变化与哥本哈根：多管齐下》
Paula J. Dobriansky; Vaughan C. Turekian, “Climate Change and Copenhagen: Many Paths Forward,” Survival, December 2009–January 2010, Vol. 51, No. 6, pp. 21–28

本文作者为前美国副国务卿、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贝尔佛(Belfer)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高级研究员葆拉·杜布里安斯基(Paula Dobriansky)女士，和前美国国务院科学与气候变化顾问、美国科学促进会首席国际事务官Vaughan Turekian。二人在出席哥本哈根会议期间在《生存》杂志上发表了这篇文章。文章指出了全球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多个轨道、途径，并提出无论是过份依赖《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以下简称UNFCCC）还是忽略其他应对气候变化的轨道，都是不可取的。

UNFCCC的目标是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分别制定一个减排目标，以对应其各自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但作者认为，UNFCCC的长处在于它是一个190个国家齐集一堂的容纳性的论坛，是每一个国家表达自己不同的声音和立场、并就最佳行动方案相互切磋的会所。着眼这一优势而非单纯的减排目标将有利于加强UNFCCC的影响力。

其次，过去12年的重要经验表明，在确定实际的解决方案上，一些由几个少数主要排方国组成的多边组织效率更高。由一开始的八国集团到G8＋5峰会（纳入主要发展中国家巴西、中国、印度、墨西哥和南非五国），从小布什总统召集的“主要经济体能源安全与气候变化会议”到奥巴马总统“换汤不换药”的“主要经济体能源与气候论坛”，再到地区性组织如欧盟和北极理事会，这些相对UNFCCC较小规模、较具针对性的多边组织在达成应对气候变化的实质性进展上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再次，一些以实践为主导的联合体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文章列举了亚太地区清洁发展和气候合作伙伴计划(Asia-Pacific Partnership on Clean Development & Climate, APP)、可再生能源和能源效率伙伴关系计划(Renewable Energy and Energy Efficiency Partnership, REEEP)、甲烷市场化合作伙伴计划(Methane to Markets Partnership)、氢能经济国际伙伴计划(International Partnership for a Hydrogen Economy)、碳封存领导人论坛(Carbon Sequestration Leadership Forum)、全球核能伙伴战略计划(Global Nuclear Energy Partnership)，与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计划(International Thermonuclear Experimental Reactor)。

此外，象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美印全球问题论坛等双边对话机制，以及一些发展机构的创意如世界银行的原型碳基金等，也是全球抗争气候变暖带来的负面影响所不可忽视的力量。

协调和统筹好这些渠道与力量，对哥本哈根以及哥本哈根后时代的成败将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被禁的援助》
Jagdish Bhagwati, “Banned Aid,” Foreign Affairs, Jan/Feb 2010. Vol. 89, Iss. 1, pp. 120-126

对国际援助的争议在政策界和学术界由来已久。一方面，人道主义精神和电视上饥荒与战乱的图像让人们支持国际援助。另一方面，一些腐败的国家领导滥用援助资金的例子又引人深思，让人不禁认为国际援助助长了腐败。

出生和成长于赞比亚、毕业于牛津和哈佛，并曾就职于高盛和世界银行的女经济学家Dambisa Moyo著写了一本名为《援助的死亡》（Dead Aid）的书，把这一争论推上了高潮。她尖锐地批判了西方的援助政策及其在非洲产生的使贫者愈贫、发展减速的负面效果。本文是外交关系委员会高级研究员、哥伦比亚大学教授Jagdish Bhagwati对这本书的书评。

Dambisa Moyo的逻辑是几十年来，西方对非洲提供的发展援助不可谓不多。但非洲的状况非但没有进步，反而倒退了。她排除了地理、历史、社会分化和内战等因素，认为西方的国际援助是导致非洲发展退步的罪魁祸首，并主张在5年内停止所有来自西方的国际援助。Jagdish Bhagwati认为，虽然Moyo的逻辑推理存在缺陷，但Moyo的论点应引起人们的深思：国际援助为什么未能减轻非洲人民的疾苦？

Jagdish Bhagwati回顾了国际援助发展的历史，认为在西方国家内部筹措资金时由无私到利己的转变是问题的根源。以纯粹的无私和利他为论点来说服富人捐资永远是困难的。因此，援助机构就改变了游说策略，试图说服富人和富国政府捐资不仅利他而且利己。

以冷战时的美国为例，争取第三世界到美国的阵营成为了国际援助的有力动机。但这也使援助资金大部分落到愿意自称是“反共产主义”的腐败政府手中，而未能到达真正需要帮助的人们手中。冷战结束以后，“反共”的游说策略变成了其他利己的论点，如帮助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发展有利于本国的出口、就业或减轻移民负担。这些动机虽然帮助筹集了足够的资金，却也减弱甚至扭曲了援助的效力。

作者认为，以史为鉴，扶贫的最有效渠道似乎是政策的改革，而非国际援助。只有与正确的政策改革相联系，并以能够负责任地利用这些资金的国家为接受对象，国际援助才能起到正面的推动作用。

《美印核协议的国际影响》
George Perkovich, “Global implications of the U.S.-India deal,” Dædalus, Winter 2010, pp. 20-31

在《代达洛斯》一期有关全球核前景的特别季刊中，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研究副主席乔治·伯科维奇(George Perkovich)讨论了美印核协议的影响。

2005年7月18日，美国前总统小布什和印度总理辛格向世界宣布他们意图改变一系列美国试图维护了30年的国内和国际核不扩散法规，以满足印度的核需求。在2005年和2008年之间，辛格和小布什都动用了相当的政治资本以求得国内国际对美印核合作的认可。

美印核协议的出现是基于以下考虑或假设的。首先，“大国间的竞争高于国际核不扩散框架或道德政治标准。”第二，“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核不扩散框架未能解除危险国家或集团对美国所造成的威胁，反而约束了美国和印度这样的‘善意’国家。”第三，“在美国的政策列表中，平衡中国的力量比核不扩散占据更重要的位置。”第四，“印度——一个重要的民主国家——应该具有更高的国际地位，并与美国发展更紧密的伙伴关系。”

美印核协议最终演变成核供应国集团与印度之间的协议。这一协议允许45个核供应国向印度出售核反应堆以及相关的燃料、软件、设备和部件。作为回报，印度同意向外界公开它现有和未来的民用与军用核设施，且其民用核设施受制于附加议定书的保障协定(Additional Protocol to the Safeguards Agreements)，随时随地可以接受检查。

作者认为，核供应国集团与印度之间的协议对国际核框架破坏深远，因为先例一开，国际核框架所赖以为前提的公正性便受到根本动摇，国际核约束的全球一致的执行力也变成了具选择性的执行力。事已至此，只能尽量挽回，减小损失。作者认为，对于核供应国集团与印度的协议对国际核不扩散框架所造成的损害，每一个核供应国都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所有核供应国应尽最大的努力进行合作，以弥补对国际核不扩散框架所造成的损害。

《水滴成河》
Philippe Douste-Blazy, Daniel Altman, “A Few Dollars at a Time,” Foreign Affairs, Jan/Feb 2010, Vol. 89, Iss. 1, pp. 2-6

本文叙述了利用消费者为慈善事业筹款的最新发展。

从今年本季度开始，成千上万的人将能够通过购买机票帮助发展中国家为抗击艾滋病、疟疾、肺结核三大传染性疾病筹集资金。虽然登革热等传染疾病也曾因为某些突发事件或多或少地吸引过媒体的注意，但事实上，艾滋病、疟疾、肺结核这三大传染性疾病在发展中国家始终是造成死亡率最高的传染性疾病。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到2004年时，这三大传染病在低收入国家所造成的死亡人数占这些国家总死亡人数的八分之一。

这三大传染疾病之所以这样致命，还有交叉传染的原因。由于抵抗能力的减弱，一位艾滋病患者比一位健康人更容易感染肺结核，而且所患的肺结核也将更致命。

此外，虽然心脏病与癌症在全世界所造成的死亡率是这三大传染病所造成的死亡率的5倍，但心脏病与癌症并不具传染性，而且其患者多是老年人。而这三大传染疾病的患者通常是年轻人和儿童，这就意味着生产力的丧失。另有许多研究也指向传染病容易导致或恶化地区冲突的结论。所幸这三大传染病目前都是可以控制的。

从前几年开始，一系列如上述为帮助发展中国家抑制传染病的筹资动议就开始被实践，如国际免疫接种资金援助机制(International Financial Facility for Immunization)、联合援助计划 (UNITAID)、(RED)慈善计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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