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内基中国透视》月刊
Carnegie China Insight Monthly
2007年第2期 （总第24期，2007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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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 2 月，美国国防部向国会递交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中就特别指出 “ 中国是所有大国中最有能力挑战美国军事能力的国家。 ” 同年 5 月出炉的《 2006 年中国军力》年度报告又重申了中国军事现代化对美国可能造成的威胁，称 “ 中国军事扩张已经达到影响区域军力平衡的程度。中国战略核部队现代化、陆基与海基防御能力及逐渐浮现的精确打击武器，在长期趋势上，有潜力对该区域内的其他军事力量构成确实有效的威胁。 ” 加上最近中国成功试验反卫星技术，似乎又为中国在军事上的 “ 威胁 ” 提供了证据。那么，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到底何去何从？中美两国之间是如何估测对方力量、解读对方意图的？在力量与意图的估测与解读上两国间存在哪些问题，应做哪些努力？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邀请了美国两位著名的中国军事问题专家， “ 美中经济安全审议委员会 ” 委员莱瑞 · 沃尔茨 (Larry Wortzel) 和 “CNA 公司 ” 中国研究项目主任冯德威 (David Finkelstein) 以 “ 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对美国和对亚洲其它国家的含义 ” 为主题进行了辩论。美国前驻华大使芮效俭 (J. Stapleton Roy) 在辩论开始前致词。《卡内基中国透视》又采访了此次辩论的主持人、卡内基中国项目高级研究员史文 (Michael Swaine) 。

中国的军事现代化 (China's Military Modernization Program)

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到底从何时开始？普通的中国人都知道这已经不是一个新的概念了。冯德威也提醒道： “ 中国军事现代化从 1993 年就已经开始了。 ” 他认为，中国开始军事现代化一方面是受 1991 年海湾战争的刺激，开始意识到中国军事远远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另一方面则是源于战略上的防卫需要：首先和最重要的，是台湾，以防美国武力干涉；其次，防卫日本，原因也很明显；第三，是印度；然后是南中国海，主要针对能源和领土上的分歧；最后，也是综合以上所有的，保卫中国的经济生命线 —— 东部沿海地区的安全。

值得注意的是，冯德威说，此次中国军事的改革与现代化采取了整体同步的方式。 “ 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人民解放军此次采取了一个有重点的、具有持续性的迈向军事现代化的通盘计划。 ”“ 时至今日，此次军事现代化已进行了 15 年，持续性与规模都为人民解放军史上空前，变革是其本质。 ”

沃尔茨认为，中国军事现代化的目标是发展一支具有先进武器配备的、有能力保卫全球利益的现代化军队；他估计中国力图在 20 到 30 年内实现这个目标。冯德威则把中国军事现代化的目标具体阐述为三个主要方面：第一，获取新型武器、技术装备；第二，构思新的作战思想与策略；第三，也是最重要的，进行一系列配合新的武器、技术和作战思想的制度与机构改革。

估测力量、解读意图 (Military Capabilities and Intentions)

正如史文所说，估测潜在的威胁或非威胁包括对实力与意图两个方面的考量。

中国对美国军事实力的认识自不用多说。中国对美国及亚洲邻国的威胁的或非威胁的意图的感知从 2006 年中国政府发表的国防白皮书中可见一斑。 “ 中国的安全环境总体有利。 ”“ 但是，中国的安全仍面临不容忽视的挑战。 ” “ 美国加快调整军事部署，增强在亚太地区的军事能力。美日强化军事同盟，推进军事一体化。日本谋求修改和平宪法和行使集体自卫权，军事外向化趋势明显。朝鲜试射导弹，进行核试验，朝鲜半岛和东北亚局势更趋复杂严峻。 ” 同时， “ 台湾当局实行激进 ‘ 台独 ' 路线，加紧通过推动所谓 ‘ 宪政改造 ' 谋求 ‘ 台湾法理独立 ' ，对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台海及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构成严重威胁。美国多次重申坚持一个中国政策、遵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反对 ‘ 台独 ' 的立场，但是美国继续向台湾出售先进军事装备，并与台湾加强军事联系和往来。少数国家炒作 ‘ 中国威胁论 ' ，加强对中国的战略防范与牵制。周边复杂而敏感的历史和现实问题，仍对中国的安全环境产生影响。 ”

美国专家对中国军事实力的判断基本上可以划分为两个方面。前一个方面关注中国军事实力的增长或潜在增长。冯德威说，如果中国的军事现代化进展顺利的话，（这里强调 “ 如果 ” ），人民解放军就会成为东亚在美国之后最强的一支军队。而且今天它很可能也已经接近这样的实力了。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加上中国的经济实力， 将使中国有潜力（这里强调 “ 潜力 ” ）首次改变亚洲自二战以来的地缘政治格局。后一个方面则关注中国与美国在军事实力上尚存的巨大差距。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2003 年对外公布的《中国军力报告》 (“Chinese Military Power”) 指出，虽然中国在进行着全面的军事现代化，但中国军队无论是在军事技术上还是军事实力上都要比美国落后至少二十年。冯德威在近日的辩论中也说，人民解放军的整体实力会得到空前的提高，但中国不会赶超美国。

但同时，史文也指出，中国军力不需要达到或赶超美国的水平来构成尤其是台湾问题上的地区的 “ 潜在 ” 危险因素。中国的军事实力尤其是针对台湾的军事实力的增长，有可能造成中国领导人误判 (miscalculation) ，从而倾向于以武力解决台湾问题。因此，美国政府担心中国军事实力的增长会导致中国倾向于把武力付诸行动，尤其是在台湾问题上。

然而，从另一方面看，强兵不意味着一定就会黩武。冯德威也说， “ 一个国家的军事实力本身不能对其它国家构成威胁；一个国家的军事政策与政治意图才有可能对其它国家造成威胁。换言之，我们对人民解放军实力的考量只是技术上的考量，而解读中国的军事意图其实才是关键。 ”

与对实力的估测不同，对一国意图的揣测因为更加主观而更有难度。对中国军事意图的解读也向来存在着两种极端的看法以及在两种极端之间的不同程度的立场。但美国大部分的中国问题专家都能够透过带有极端的意识形态色彩、妖魔化中国的媒体报道，至少认为 “ 中国的意图并不明了 ” ，或者像冯德威表示的， “ 中国唯一有可能在严格的军事意义上有进攻意图的，就是台湾问题。 ”

美国前驻华大使芮效俭则在辩论开场白中指出了美国人在分析中国的意图时经常疏忽的几个重要方面。首先经常被疏忽的是影响中国人如何看待自己的安全环境的历史背景。单是在当代史上，与中国发生过武力冲突的国家就有日本、美国、韩国、印度、前苏联，还有越南。大部分美国人看不到这些历史背景，但其实这些历史背景直接影响着中国人如何看待他们自己的安全需要。其次，美国人经常容易忽视影响中国国防政策的外部因素，比如美国的国防政策。中美两国关系不是单向的因果关系，而是双向的互动关系。 “ 比如，我们在建立导弹防御系统上在做些什么？中国人对我们的这一行动又会有怎样的反应 ?” 最后， “ 我们时常异想天开：我们设想中国 —— 花费了这么多努力终于走上了经济繁荣的中国 —— 热衷于与美国进行军事对抗，不惜将自己 30 年的经济发展毁于一旦。 ”

芮效俭说： “ 我们总说中国军事开支太大，而没有人甚至操心多大算 ‘ 太大 ' 。而对于拥有世界四分之一人口、漫长的陆海国界，以及有着与多个邻国都有过武力冲突的历史背景的中国，军事开支多少才算合适呢？我们说不出多少算合适，我们就不能评判多少算太多、多少算太少。 ” 此外， “ 我们批评中国军费开销太大，但根据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数字，中国的军费开支只占英国、意大利、德国，和法国的一半。这些国家只是欧盟的一部分，人口是中国人口的四分之一，边境也没有立即的威胁，而我们说他们的军费投入太少，中国的军事开支太多。 ”

认知与后果 (Perceptions & Consequences)

那么，美国到底应该如何看待中国军事实力的增长呢？

首先，应该看到积极的一面。沃尔茨提醒道，美国关注中国军事力量的发展并不等于美国和中国将来就一定会发生冲突。冯德威也认为，我们对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不应该感到恐慌。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是中国经济发展的自然结果。

其次，中国的日益强大与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之间的矛盾必然会给两国关系带来挑战。史文指出，美国向来认为美国在西太平洋处于军事控制地位是确保东亚和平稳定的关键。而中国经济的增长必定带来中国对外部资源（如能源等）的需求的扩张，从而带来中国的利益的范围的扩大；中国捍卫自身的利益就需要扩张它的海军实力，从而在西太平洋挑战美国。这就提出两个问题，即一：中国如何定义自身的长远利益；二：美国如何改变自身立场来适应中国的强大的问题。

芮效俭认为， “ 正如许多分析家认为的，中国的强大使它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能够在影响力和军事实力方面挑战美国的国家。但中国军事实力增长的后果如何，实际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美国）与中国发展怎样的关系。如果我们与中国发展建设性的合作关系，中国的强大可以帮助我们维持世界的和平稳定与经济发展；但如果我们一味地敌对中国，中国的强大才会损害我们的利益。 ”

史文也指出，不幸的是，美国许多对于中国的军事现代化问题的讨论，常带有浓重的意识形态色彩或难以启齿的政治目的；许多具有煽动性的扭曲事实的新闻报道都缺乏最基本的政治常识：这些对中美关系都有害无益。

史文建议，中美应就东亚安全问题提早进行磋商，以沟通双方在西太平洋的战略目标、战略利益和战略要求。中美两国在西太平洋上的军事战略矛盾不是不可调和的。中国不是苏联。中美之间只要多沟通、多协商，中美关系就必然不是零和游戏。中美可以通过沟通各自的意图来减少对方所感知到的威胁。换言之，就是无论中国还是美国，都应该尽量使对方对自己的意图而不是对自己的实力做反应。这需要中美之间更高层次的对话与在此基础上建立的更多的信任。

对中国反卫星试验的各家看法之小结
Summary of Observations on China’s ASAT Test

(王雅平)

对事件原委的猜测

对中国的反卫星试验，已经被确认的事实有三：一，中国在北京时间 1 月 11 日凌晨成功击毁自己一颗老化的低轨道气象卫星；二，此次试验造成大量太空碎片，可能会对其它卫星造成影响；三，在此之前，美国在联合国否决了中国和俄罗斯提出的反对在太空部署武器的提议。

对事件原因的猜测，西方学者的见解主要分为以下两种。一种看法认为中国的反卫星试验是中国断定美国想要主宰太空以后，在无他计可施的情况下为阻止太空武器化做出的最后的外交努力，意在促使美国重新回到谈判桌上讨论签订限制太空武器的国际合约。另一种看法则认为，从中美常规武器水平差距悬殊和中国研制反卫星技术的努力持续已久这些事实来看，中国早有计划研发像反卫星技术这样的 “ 杀手锏 ” 武器 (assassin's mace) 以实行其 “ 不对称军事战略 ” (asymmetrical strategies)“ 以针破网 ” 地来制衡美国。

这两种看法并不矛盾。后者有中国国内军事战略家多年的评论为证，因此受到大部分学者的认同。分歧只在前者：有些学者对中国反卫星实验是中国主观刻意的外交努力表示质疑。凯文 · 波尔彼特 (Kevin Pollpeter) 在詹姆斯顿基金会 (Jamestown Foundation) 发表文章分析对比了中国在 1964 年发射原子弹成功之后对世界做出的 “ 决不首先使用核武器 ” 的声明与此次中国在反卫星试验成功后的反应迟缓与缺乏内部协调。很多专家估测中国内部非军界的领导人包括中国外交部对此次试验知之甚少，因此中国反卫星实验是中国主观刻意的外交努力这一点值得怀疑。基于此种看法，有些学者认为中国反卫星试验虽并非中国主观刻意的外交努力，却也可能在客观上达到这种效果，但也不排除会产生反方向的效果，即促使美国继续发展太空武器，从而导致太空军备竞赛。

对于整个事件的经过，已知事实是在 1 月 11 日中国反卫星试验成功以后，美国《航空周刊》首先于 1 月 17 日公布了消息，美国政府次日确认了此事，尔后，中国政府于 1 月 23 日确认了此事。卡内基高级研究员史文在其新近文章中指出， “ 华盛顿早已知晓北京研制反卫星技术的努力并一直悄无声息的观察，一俟北京成功就明显是泄露了这一事件，为世界范围内反对此次试验的声浪推波助澜，试图以此迫使北京终止其未来可能进行的此类试验。 ” 波尔彼特在其文章中提到，华盛顿在公布此消息之前曾经与北京私下协商，但最终消息还是先由美国传出， 5 天后才被中方确认。

军事含义

在军事技术上，因为低轨道卫星是美国进行军事通讯、收集军事情报，以及导航制导导弹的重要设备，所以中国具备反卫星技术可以直接威胁美国调兵遣将的能力。此外，史文在其文中指出， “ 在安全分析家们看来，这次试验最令人震惊的，是它所展示的导弹摧毁目标的精确性。尽管华盛顿和莫斯科早在几十年前就曾成功进行过反卫星导弹试验，但以陆基导弹击中外太空一个距地面 500 里以外的冰箱般大小的物体，毕竟不是一件易事。这加重了一些观察家内心的不安。他们担心，中国在其他军事相关领域的能力也已经超出了人们的预测。 ”

在军事战略上，前面提到 “ 不对称军事战略 ” 。中国军事战略家们一致认为中国在中长期内没有可能在常规武器方面赶超美国，中国唯一可以制胜的机会就在于发展 “ 不对称作战能力 ” ，即发现并利用对方潜在弱点，用不对称手段、不对等力量和非常规方法进行作战的能力。美军在作战中对卫星的大量依赖使美国在太空方面呈现出明显的弱点。加上可能的针对反卫星技术的反措施（如变换卫星运行轨道、研制体积更小的卫星，打击地面导弹发射车）或艰难或昂贵，研制反卫星技术就成为所有想要制衡美国力量的国家的一个诱人的选择。

后果

首先，大部分学者认为中国对此事的反应传达了中国国内的一个危险的讯号。它反映出中国国内政界和军界关系的一些特征：军界权力可能过大，军事决策机密到许多政界领导人包括中国外交部都可能毫不知情，而这些特征容易导致军力的滥用。

其次，在中美关系上，如前文所述，中国反卫星试验很可能迫使美国在太空武器化立场上回心转意，重新回到谈判桌上来。中国具备反卫星技术本身可以挑战美军的作战实力，中国向其它国家出售或威胁出售反卫星技术对美国也可以起到牵制作用。但同时， “ 开枪走火 ” 的可能性也同样存在，关键在于美国如何反应。中国反卫星试验也在美国国内为 “ 鹰派 ” 制造借口从而可能影响美国 “ 鹰派 ” 与 “ 鸽派 ” 之间的力量平衡。

再次，在中国与美国以外的国家的关系上，西方学者普遍认为俄罗斯对中国反卫星试验态度含糊，似乎暗示俄罗斯将考虑在太空项目上与中国合作，协力制衡美国。中国反卫星试验也可能给日本进一步推动修宪制造借口。印度在军事立场上也越来越强硬。

此外，中国给自己一向的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和平利用太空的立场打上了一个问号，也给制造 “ 中国威胁论 ” 的国家或势力帮了忙。

最后，此次试验所造成的太空垃圾也是不可回避的后果之一。

对未来的建议

大部分学者建议中国应积极利用此次试验对美国产生的压力把美国重新推回到讨论和平太空的谈判桌上。有关各国应重新开始在联合国就太空非武器化进行谈判。

此外，史文从政治 - 军事危机管理的角度建议，中国有必要成立一个由所有政界和军界的高层领导人组成的、能更有效地进行跨部门决策的强有力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以防止军方权力过大，一旦作出不理智的决定便会促成危机的爆发。

部分学者还建议美国可以以向中国出售其他军事技术为交换来得到中国不再继续发展相关反卫星技术的承诺。

所有专家一致认为中美应该加强对话与沟通，努力了解对方的利益与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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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内基 “ 中国政策辩论系列 ” 之三：中国军事现代化对美国及亚洲邻国的含义 Carnegie China Debate Series III: The Implications of China's Military Modernization

2 月 6 日，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在美国华盛顿国会山举办了第三次中国辩论。辩论的主题是：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对美国和对亚洲其它国家的含义。辩论由卡内基中国项目高级研究员史文 (Michael Swaine) 主持。辩论一方为 “ 美中经济安全审议委员会 ” 委员莱瑞 · 沃尔茨 (Dr. Larry Wortzel) ，另一方为 “CNA 公司 ” 中国研究项目主任冯德威 (Dr. David Finkelstein) 。美国前驻华大使 芮效俭 (J. Stapleton Roy) 在辩论开始前致词。 美国前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 (Robert McNamara) 和参议员泰德 · 斯蒂文斯 (Ted Stevens) 都出席了辩论会。

美国关于中国军事现代化问题的讨论，常带有浓重的意识形态色彩或难以启齿的政治目的；许多具有煽动性的扭曲事实的新闻报道都缺乏最基本的政治常识。这些认识对于中美关系都有害无益。此次辩论的目标就是抛弃政治形态和各种带情绪化的观点，从两个不同的角度冷静客观地分析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及对美国的利益的可能影响。辩论双方沃尔茨、冯德威都有着几十年的军旅生涯，且多次作为武官被派往中国，有着广泛的中国 “ 接触 ” 。

此次辩论会不管是在辩论的形式、内容还是在参加者的范围、级别上都称得上是很成功的一次辩论。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 “ 中国政策辩论系列 ” 的下一届辩论会将于 3 月 5 日举行。届时将讨论中国人权以及美国的相关政策是否有效的问题。

俄罗斯、中国和美国在中亚：从大国游戏到精诚合作？ Russia, China, and the U.S.: From the Great Game to Cooperation in Central Asia?

2 月 6 日，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就俄罗斯、中国，和美国在中亚地区的合作与竞争举办了座谈会。卡内基东欧项目主任、前美国驻俄罗斯大使 詹姆斯 ·F· 柯林斯 (James F. Collins) ，复旦大学上海合作组织研究中心主任赵华胜， 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和中亚研究室主任孙壮志 ，独联体国家研究院 (the Institute for Diaspora and Integration) 中亚部主任安德里 · 古拉晋 (Andrei Grozin) ，卡内基莫斯科中心高级研究员德米特 · 特莱宁 (Dmitri Trenin) ，和卡内基高级研究员玛莎 ·B· 奥尔科特 (Martha Brill Olcott) 在座谈会上发了言。

此次座谈会旨在讨论中美俄三国各自在中亚的利益与策略，相互间的竞争与合作，以及中亚政治社会力量对三国在中亚的政策的影响。五位专家分别就不同的方面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卡内基东欧项目主任 柯林斯主要阐述了美国的中亚政策发展的三个不同阶段，以及现阶段美国的中亚政策所面临的主要挑战。柯林斯认为中亚地区缺乏真正意义上的地区合作；美国应积极与该地区内和地区外的主要国家进行对话。来自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孙壮志分析了中国在中亚地区的利益：首先，在安全方面，中亚地区的和平稳定直接影响到中国西北 边陲 的安宁；其次，与中亚地区的经济合作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最后，中国和中亚地区有着共同的敌人，即该地区的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和分裂主义分子。孙壮志认为 中美俄三国在中亚共同利益大于分歧与竞争，因此，像 “ 上海合作组织 ” 这样的区域合作正是为时所需，应予以广泛推广。复旦大学上海合作组织研究中心主任赵华胜则指出中美俄三国在中亚地区的关系尚且模糊。他列举了中美俄三国在中亚地区的合作上所面临的挑战：美俄均在中亚建立军事基地，对中美俄三国建立互信造成挑战；中美俄在中亚的地缘政治利益不同，解决中亚地区问题的方式也存在较大差异；中俄寻求中亚稳定，而美国寻求在中亚实现民主、要求政治变革。卡内基莫斯科中心高级研究员特莱宁则强调对于中亚问题的决策应涵盖所有中亚国家而不仅仅是中美俄三国。

香港的民主改革 —— 一条未知路？ Hong Kong's Democratic Reform – An Unexpected Path?

2 月 13 日，前香港立法会委员、现任香港非营利智囊机构 Civic Exchange 主席的陆恭蕙 (Christine Loh) 女士来到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作了关于香港的民主改革的演讲并回答了观众的问题。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中国项目主任及高级研究员裴敏欣主持了演讲会。

只有回顾香港回归前后十多年的历史，才能更好地了解香港现有的政治体制，陆女士说。首先，在回归前中国领导人勾画香港政治蓝图的时候，邓小平就明确表示了立法会在香港的政治发展中不会扮演一个主导的角色。其次，在回归前，香港的政治精英中存在着香港会社会主义化的恐惧；而大陆则对香港的国家忠诚感存有戒心。再次，大陆担心英国会为香港回归制造 “ 插曲 ” ，安排障碍；而英国更关心如何更 “ 体面 ” 的离开香港，而这个 “ 体面 ” 之一便有向大陆争取香港的政治民主。

大陆经过仔细的考量，最后委任董建华为香港特区行政长官。在 97 年回归的时候，香港人民也是皆大欢喜，欣然接受。但随着东南亚金融危机和非典的接踵打 击，香港人民对北京任命的特首越来越失去信心，最后终于爆发了百万香港市民 “ 反对廿三，还政于民 ” 的大游行。

最后，陆女士把自己的观点总结为五点：第一，香港有选举，但不是民主的选举。第二，因为香港的选举不是民主的选举，香港的领导人上台以后都面临着缺乏合法性的问题。第三，领导人缺乏合法性的问题可不可以通过政绩来解决？值得怀疑。董建华 (Tung Chee-Hwa) 失败了， 现在曾荫权 (Donald Tsang) 也面临着这个问题。第四，因为世代的更迭，香港正面临着经济发展与遗产保存的矛盾。香港年轻的一代对香港现有的政治体制的诸多方面表示质疑，比如工商企业在政治中扮演的角色。第五，一种带有新的含义的 “ 国家忠诚 ” 正在萌发。香港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香港人坚决地愿意做中国人。但香港人还想要的，是更多地参与到香港的政治决策中。

在中国保护知识产权：最新专利案例审理分析 Protect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in Chinese Courts: An Analysis of Recent Patent Judgments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中国项目非常驻研究员熊美英 (Mei Ying Gechlik) 最近发表文章：《在中国保护知识产权：最新专利案例审理分析》 (“Protect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in Chinese Courts: An Analysis of Recent Patent Judgments”) 。此文通过研究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在北京法院网上公布的知识产权案件的裁判文书及其所涉及的近 500 起专利案件，分析了中国的专利案件审理机制的特征与趋势，为那些想在中国更有效的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的美国企业和美国政策制定者提供了科学有据的建议。

熊美英对北京法院网上的知识产权案件的裁判文书的研究显示：第一，在专利申请人对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的复审决定不服、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起诉的所有案件中，专利复审委员会的决定被人民法院推翻的比率为 26% ，比国家平均的案件审理否决率要低。其原因很可能是专利复审委员会评审委员素质较高。第二，专利复审委员会进行复审的成本低、效率高，而外国企业并没有充分利用这一机制。第三，在所有的专利案件审理结果中，外国企业胜诉率高于中国本地企业。第四，律师代理似乎能够增加胜诉的机率。第五，所调查的近 500 起专利案件中，大部分原告都没有代理律师。

文章建议美国企业申请中国专利、充分利用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的复审机制、增强对中国专利保护机制的了解，并把他们的疑问与忧虑直接向中国政府表达。此外，美国政策制定者可以建议中国公布所有知识产权案件的审理文书并说服中国政府加大对专利复审的投入力度以提高服务效率与服务质量。熊美英认为，这些建议不仅有利于美国企业，而且有利于中国长远的经济发展。

财政部汇率报告与美中战略经济对话——在美国参议院银行委员会听证会上的证词
The Treasury Department’s Currency Report and Dialogue with China – Oral Testimony at the U.S. Senate Banking Committee Hearings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中国项目高级研究员盖保德 (Albert Keidel)在美国参议院银行委员会听证会上作证，就财政部汇率报告中提到的对德国、日本的批评，中国的汇率问题以及美中战略经济对话发表了见解。盖保德认为，德国和日本在世界经济中没能承担起其应承担的责任，反而从美国的贸易逆差里渔利。美国真正需要施压的，是德国和日本。另外，中国的贸易赢余在近两年间的突然增长不是汇率的原因，而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进行一系列适应调整带来的。中国巨大的外汇储备积累很大程度上是国际投机行为与美国不断在人民币问题上对中国施压互相作用的结果。因此,中国巨大的外汇储备不是其操纵汇率的证据。美国应该认识到中国是美国一个合法的贸易竞争者，它的成功不是通过操纵汇率造成的。美国应该把注意力放在如何增加自己的经济竞争力上，这包括在教育、劳动力流动、退休金制度和健保等领域进行改革，以增加美国在技术和人才管理方面的优势。

对中国反卫星试验的意义的评估
Assessing the Meaning of the Chinese ASAT Test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中国项目高级研究员史文本月初撰文，从中美政治-经济危机管理的角度分析了最近的中国反卫星试验的意义。史文认为，虽然反卫星试验本身还称不上是一次危机，但许多危机管理专家所强调的准则已经被明显地打破。 危机管理专家强调，危机中的各方需要开诚布公地进行沟通。同时，各国政府领导人要监督和控制本国军方的行动。但迄今为止，华盛顿和北京就中国反卫星试验问题还没有进行过卓有成效的沟通。首先是美国自以为自己在太空占据明显优势不会威胁到任何国家的安全，轻率地忽视其他国家（包括中国）提出的讨论太空军事化问题的要求。而中国便以眼还眼，用一枚攻击性导弹摧毁了气象卫星，向美国发起了挑战；但同时也给自己经常重申的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和平利用外层空间的承诺打上了一个问号。华盛顿明显是早已知晓北京研制反卫星技术的努力并一直悄无声息的观察，一俟北京成功就泄露了这一事件，为世界范围内反对此次试验的声浪推波助澜，试图以此迫使北京终止其未来可能进行的此类试验。而北京也没有向任何人透露它的试验；在试验成功后的几天里也一直缄默不语；尔后做出的回应又极其蹩脚。此外，很可能在中国内部，非军界的领导人对此次试验也是知之甚少，为未来种下了隐患。文章建议中美两国应该针对未来可能出现的政治-军事危机管理上的严重失误，尽早进行一次有意的对话。

民主如何出现——“顺序”之悖论
How Democracies Emerge: The “sequencing” Fallacy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民主与法治项目的主任托马斯 · 卡罗瑟斯 (Thomas Carothers) 撰文反驳了法里德 · 扎卡里亚 (Fareed Zakaria) 、爱德华 · 曼斯菲尔德 (Edward Mansfield) 、杰克 · 斯奈德 (Jack Snyder) 和蔡爱眉 (Amy Chua) 最先提出的 “ 民主顺序说 ” ，并提出了他自己的 “ 民主渐进说 ” 。

上个世纪 90 年代后半期，在民主运动在全球各地遭遇挫折的情况下，民主顺序说的几位代表人物从这些失败的例子中得出教训认为民主的实现需要有先决条件，即在实行民主以前，先要有法治和健全的国家机器。然而，民主顺序说被一些对民主持悲观态度的人和独裁主义者所利用，以推迟民主实现的进程，甚至怀疑民主的价值。卡罗瑟斯认为民主诚然不能一蹴而就，但也不能因为没有实现法治等先决条件就放在无限期的未来。民主的实现是一个渐进的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过程。所谓的实现民主的 “ 前提条件 ” 其实是一个极易混淆的字眼，实际上应称作民主的 “ 催化剂 ” 或 “ 绊脚石 ” ，即像经济发展水平、国家财富来源的集中度、人口的划分、政治多元化的历史经验和邻国的民主化程度都并非实现民主的必要前提，而只是促成民主或阻碍民主的因素。

中国和印度同为亚洲经济大国，也同样面临着高技术人才短缺的状况，然而，两国解决教育问题的方法截然不同：中国寻求建立世界水平的教育机构而印度则努力增加教育投资。文章首先阐述了中印教育体制中存在的共同问题和各自所面临的挑战，然后对二者进行了比较。

中印两国都有着悠久的重视教育的历史传统，却也同样都在近代抛弃了传统式教育转向效仿西方；高等教育入学数量大，但相对两国庞大的人口而言普及率仍然很低；大学缺乏有竞争力的研究人员、教授与高级管理人才；教育形式死板，普遍缺乏创新；国家教育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远远小于发达国家；人才外流现象严重；私人办学兴起，但其教育质量堪忧。中国自实行 “985 工程 ” 和 “211 工程 ” 以来，少数大学在国际上脱颖而出，但还是面临着不少挑战，比如学术上的抄袭现象、教职任命和学生入学的 “ 走后门 ” 现象，学术自由欠缺等等。教育体制底层更是问题成堆。印度由英国殖民者遗留下来的庞大复杂的高等教育体系也存在着诸多困难：一方面印度有着极少数的优秀大学但这些学校资金不足，另一方面高等教育机构数量过多，因此每所学校都很难在资金上形成规模。英语教学和学术自由气氛是印度的优势，但普遍认为印度高等教育处于危机之中，亟待改革。相比较之下，作者认为，中国在集中资源办世界顶级大学和高等教育普及率上略胜一筹。两国要维持各自经济的高速发展，都要潜心修炼 “ 教育 ” 这一关才行。

修正亚洲金融体制 —— 中印比较

“Fixing Asia's Finances,” Diana Farrell and Susan Lund, The Milken Institute Review , First Quarter 2007

人们常比较中国与印度经济前景的异同却忽视其各自金融体系的弱点。中国与印度的金融体系存在着相似的弱点，即政府操纵金融市场以济 “ 社会 ” 之需 —— 印度用以补救政府财政赤字和补助农业投资，中国用以填补提供上百万就业机会的国有企业带来的亏损。这样的政府操纵有着同样的负面后果，即金融市场资源的非优化配置，从而带来资本浪费、私有经济投资不足，和金融产品种类贫乏等问题。

然而由于中印两国金融体系的特点不同，同样的问题却需要采用不同的方案来解决。中国资本雄厚，但资本缺乏优化配置、资本利用效益较低。据估测， 2005 年中国人 37% 的收入用于储蓄，形成 4.3 万亿已有资本以外的 5 千亿新的银行存款。大量资本被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吸收，造成大量不良资产。私有经济产出国内生产总值的一半，得到的银行信贷却只占中国总资本的 27% 。资本的如此低效率利用造成了中国实际上是在投入越来越多的成本来维持同样水平的经济增长。中国应该解除对利率的管制、增强银行系统的竞争、加快发展一个规模大且效率高的债券市场和电子支付系统。中国的金融市场改革想要避免竞争带来的大量国有企业工人失业，但不如把这一过程看作是在市场的作用下把效率较低的国有企业中的工人引入到效率较高的私有企业中。此外，中国对像钢铁业这样的资本密集型产业投入较大，不如放手让银行从商业利益角度来决定投资方向，从而把资金引导到住房和服务业上来。

而相比之下，印度资本贫乏，资本利用效益也很低却较之中国具有其他方面的优势。印度人 28% 的收入用于储蓄，而这些储蓄中只有一半成为银行存款，另一半或用于投资住房、家庭小本生意，或用于购买存储黄金。而这几种银行存款以外的储蓄方式则不成规模且对技术要求和经济增长贡献不大，因此均属于对资本的低效率利用。虽然印度的私有经济、产权投资市场和银行系统发展得比中国成熟一些，但印度的金融体制改革也是一场攻坚战。印度需要减少政府财政赤字，放宽政府的金融管制，对国有企业进行重组或私有化。

不管是中国还是印度，金融体制改革都会遇到巨大的政治阻碍，但胜者所得最终会大于败者所失，换言之，即改革所产生带来的好处足以给政治家足够的资源来安抚改革中利益受损的人群。

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拟定方案

“A Plan to Keep Carbon in Check,” Robert H. Socolow and Stephen W. Pacala, Scientific American, September 2006

人类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同时维持经济发展的任务虽然艰巨，但并非不可行。本文制定了为防止气候变暖带来灾难性后果全球必须在未来 50 到 100 年内要实现的目标，以及要达到这个目标可以采取的具体方案和每个国家和地区各自分派的任务指标。

全球面临的气候变暖形势喜忧参半。忧在人类要同时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和维持经济发展的目标本身难度很大。在过去的三十年中，全球经济增长速度平均每年为 3% ，温室气体排放增长率为每年 1.5% ，所以温室气体增长每年比经济增长慢 1.5% ，即所谓的 “ 温室气体 - 经济密度 ”( 温室气体排放量和经济产出的比率 ) 每年下降 1.5% 。但实际上温室气体 - 经济密度每年要下降 3% （即等同于经济增长的速度）才能使温室气体排放量维持在现有的水平。喜在随着经济的增长，服务业（如教育、医疗）会取代能源耗损大的行业（如钢铁业）而成为经济的重点，而这一经济转型可以帮助降低温室气体 - 经济密度。另外，技术革新会带来对能源的节约以及对绿色能源的开发利用，这也会降低温室气体 - 经济密度。

要防止气候变暖给人类带来灾难性后果，全球要在今后（ 2006 年）的 50 年内（到 2056 年）保持现有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并在 2056 年以后的 50 年里大幅度降低温室气体的排放量。按现有的温室气体增长率计算的 2056 年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与按零增长率计算的 2056 年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之间的差距就是我们要努力的目标。我们把这个差距叫做 “ 稳定三角区 ” 并把 “ 稳定三角区 ” 分割成 7 段，每段代表按照过去的温室气体增长速度，我们每年要减少排放的 10 亿吨温室气体。

实现每年减少排放 10 亿吨温室气体的指标有 15 种具体的方案；不同国家、地区根据各自情况可以选择不同的方案。在这 15 种方案中，三种属于从消耗的角度节约能源：把 20 亿辆汽车的燃油率从 30 英里 / 加仑提高到 60 英里 / 加仑；把 20 亿辆汽车的每年行车里程数从 1 万英里减少到 5 千英里；节省用电 25% 。两种属于提高发电效率：把 1600 个燃煤发电厂的效率从 40% 提高到 60% ；把 1400 个燃煤发电厂改建为燃气发电厂。五种属于利用新型能源：增加核电产出的两倍以取代煤电；增加风电产出的 40 倍以取代煤电；增加太阳能产出的 700 倍以取代煤电；增加风力产出的 80 倍为汽车制造氢燃料；用世界 1/6 农田制造 20 亿汽车所需的酒精燃料。两种属于农林方面：停止毁林；保护农田。最后三种与温室气体收集与储存技术相关：在 800 个大型燃煤发电厂建立温室气体收集与储存设备；在为 15 亿辆汽车提供氢燃料的燃煤发电厂建立温室气体收集与储存设备；在煤合成气发电厂建立温室气体收集与储存设备。

目前，富国（暂定为经合组织成员国）与穷国（非经合组织成员国，包括发展中国家和前独联体国家）所排放的温室气体各占世界总量的一半，而发展中国家拥有世界 80% 的人口和消除贫困的重大任务，因此，在把每年减少排放 10 亿吨温室气体的指标具体分配到各个国家的问题上，富国应承担起比穷国更多的义务。

中国

“ China ,” Harry Harding, Foreign Policy , March/April 2007

乔治 · 华盛顿大学国际关系教授、欧亚集团中国项目主任何汉理总结并评价了西方当下流行的对中国的七种看法：

一、 “ 中国最大的危险在经济。 ”

何汉理认为这个命题站不住脚。中国最大的危险与其说在经济，不如说在环境污染与传染病的蔓延。环境污染与传染病对中国造成的危害远比人们想得更严重。

二、 “ 第二次天安门事件不可避免。 ”

何汉理认为第二次天安门事件发生的可能很小。 89 年天安门事件以大规模的群众示威游行为开端。同样规模的群众示威游行在未来发生的可能性不大。中国确实存在着许多引起民怨的问题，但中国政府也在竭力安抚和控制不满的人群。除非有严重的国内外危机的爆发，否则 89 年天安门事件重演的可能性很小。

三、 “ 中国的精英政治体制稳定。 ”

何汉理认为这一论断基本正确。中国政治趋向制度化，政治精英也越来越务实，但最高领导人的接班问题为中国政治注入了许多不确定因素。

四、 “ 中国的银行迟早倒闭。 ”

中国的银行系统虽然存在着许多问题，比如政治压力下借贷给低效率的国有企业而造成的大量不良资产和存款的低利率等，不过中国人除了把钱存在银行也没有太多其它的选择，而这就确保了中国发展的资本来源。此外，金融产品的多样化增加了企业融资的渠道。国有企业的重组改造也减轻了银行的压力。中国的低水平外债余额也给政府以应付危机的缓冲余地。

五、 “ 中国过于依赖外资。 ”

何汉理认为这个说法不一定正确。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已经高度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中国与全球的贸易额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比例大，外国直接投资也多，但单从中国 1 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和中国国内的大量银行存款来看，中国其实很少依赖外资。

六、 “ 中国民族主义情结在加剧。 ”

何汉理同意这个说法，但他提醒不要夸大它的影响。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结从丧权辱国的近代就产生并加剧了。中国共产党本打算利用民族主义情结团结统一民众从而为其统治增强合法性但发现民族主义也可以在国际上制造对中国的恐惧，所以他们放弃了民族主义这柄 “ 双刃剑 ” 而代之以 “ 和谐社会 ” 的口号。

七、 “ 中国的崛起会带来军事冲突。 ”

何汉理认为这一预测非常不可能成为现实。中国确实在进行军事现代化，它也会像其他所有国家一样捍卫自己的利益。中国的军事需要主要集中在中国东海和南海海域的领土和资源上的争议，以及应付金正日垮台或者台湾独立的可能上。但中国对国际政治经济体系没有根本上的不满且从这个体系中获益良多。除非中国的核心利益受到威胁，它与世界建立的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关系使它不会冒挑起军事冲突之大不韪。不过中国的崛起给世界格局带来的挑战确实存在。中国想要发挥更多的国际影响，并参与到国际规则的制定中来。所幸美国现行政策也是鼓励中国成为一个 “ 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 ” ，与北京的意愿基本一致。另外，中国的民族主义尤其是经济民族主义将可能会给世界带来挑战。

美国民主党掌控的第 110 届国会对美国的亚洲政策的影响

“The Democratic-Led 110 th Congress: Implications for Asia,” Robert Sutter, Asia Policy , Number 3, January 2007

文章分析了由民主党接掌的美国第 110 届国会将给美国的亚洲政策带来的影响。文章认为，虽然种种预测认为民主党对中国人权和贸易问题的强硬立场将影响美国的对华政策，但美国对亚洲的政策不会有实质性改变，原因在于民主党国会力量不够、动机不强且内部存在着意见分歧。

主流趋势显示美国对亚洲的政策将只会做少量改变。首先，美国总统的 “ 贸易促进权 ”(Trade Promotion Authority, TPA) 将于今年夏天到期，这将使正在谈判中的美国与亚洲多个国家的自由贸易协定面临胎死腹中的危险，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削弱布什政府利用自由贸易协定推进美国与亚洲国家关系的努力。其次，民主党对中国贸易盈余的不满将促使国会对布什政府施压对中国采取强硬立场，但所施压力将不足以形成具体的对华制裁措施。第三，制止朝鲜核武器计划的失败会促使国会争取在与平壤的谈判中采取更加灵活的手段但国会尚还提不出改变 “ 核朝鲜 ” 的严峻局势的具体方案。第四，美国国会对于南亚地区的考虑主要在于与印度的 “ 核合作 ” 以及对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大量经济援助。最后，民主党国会对人权问题的关注会加深美国对缅甸军政府的厌恶，并会为布什政府意在增强与印尼、哈萨克等亚洲国家关系的努力制造难度。

中国在非洲的扩展角色：对美国的意义 —— 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中国 - 非洲 - 美国关系事务访华代表团报告 2006 年 11 月 28 日至 12 月 1 日

“China's Expanding Role in Africa: Implications for the United States – A report of the CSIS Delegation to China on China-Africa-U.S. Relations November 28 – December 1, 2006,” Bates Gill, Chin-hao Huang, J. Stephen Morrison, the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正如 2006 年 11 月举行的第三届中非合作论坛 (FOCAC) 所显示的热烈场景那样，中国正在愈加活跃地参与到非洲的经济、政治和外交活动中，以探求与非洲在全方面建立起更紧密的战略伙伴关系。报告分析了中国在非洲扩展角色的战略考虑、所面临的挑战、对美国的意义以及对中美非未来政策的建议。

中国在非洲扩大影响的考虑有以下六点：中非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符合北京的全球外交战略；中国的历史经历和发展模式与非洲国家有异曲同工之处，因此较之西方具有优势；中非友好互助的关系史为中非战略伙伴关系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国认为非洲实现经济起飞指日可待；中国领导人深信以政府接触为主导的做法符合中国的优势；中国领导人认为，在非洲事务上与第三方（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接触符合中国的利益，但应弛缓慎重。

中国在非洲的角色的扩展会给中国带来经济和政治上的收益，并将改变非洲的政治经济格局和促进美国的相关政策调整，但中国的非洲战略也面临着多方面的挑战：语言、文化、宗教和种族偏见上的障碍；由于驻非洲的中国媒体和学者有限，中国对非洲的了解有限；在应付局部出现的挑战上，北京没有系统地纳入非洲大众的观点而是临时、片面的做出回应；北京尚缺乏对影响日益扩大的非洲非政府团体的重视与沟通能力；中国不断扩大的利益与其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则在实践中有可能产生冲突；北京在推行其非洲政策上需要在内部不同部门之间以及非洲不同国家的利益竞争中进一步进行协调；行贿受贿和假冒伪劣产品对中国海外企业的声誉造成了负面影响；中国对非洲的借贷与其他国际借贷机构（世界银行等）缺乏协调，引起了这些机构的忧虑。

中国在非洲活动的扩展几乎与美国同步。美国在非洲有着防止艾滋病蔓延、反恐、以及能源等诸多方面的考虑，因此，美国在医疗援助、军事驻扎和能源投资等方面也都在大幅度挺进非洲。中国和美国在非洲的 “ 相遇 ” ，促使两国开始思考如何处理两国间在非洲的关系问题。其中重要目标之一，就是避免不必要的竞争。这需要中美两国在非洲问题上不断地进行高层次的对话，更有效的处理敏感问题和潜在危机，在制定推动非洲融入世界一体化的方案时更重视非洲本土的意见，加强与国际多边机构的协调（如借贷）与合作（如公共卫生），以及寻求中美非三方合作的具体步骤。

日本的年轻一代与民族主义情绪

“Youth and Nationalism in Japan ,” SAIS Review , Volume 16, No. 2, Summer/Fall 2006

随着近几年中国与朝鲜半岛对日本的民族敌视情绪的升温，在日本民众尤其是日本的年轻一代中，战后初期占主流的和平主义正逐渐被以支持加强国防实力和敌视中国、韩国为特征的民族主义所取代。据日本内阁官方网站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民众支持和平主义的比例由 1972 年的 15.5% 下降到 2006 年的 5.6% ，支持美日同盟的比例 1972 年的 40.7% 上升到 2006 年的 76.2% ，而大部分年轻人 (14.7%) 支持加强日本自身的国防实力。

造成这一转变的原因主要有六个，后三个原因特别针对日本的青少年。首先，日本的国际环境的改变使得日本感知的周边威胁增加。朝鲜进行核试验，一次投射到日本海，一次经过日本上空投射到太平洋，其投射方向对日本造成的敏感先不谈，单就其核试验本身而言，任何一次都证明朝鲜已具备了对日本造成毁灭性打击的核能力。此外，中国的军事现代化、中日之间的钓鱼岛之争以及中国国内对日本的民族仇视也加强了日本对周边威胁的感知。第二，日本国内涌现保守派知识分子和保守的媒体报道。随着日本所感知的周边威胁的增加，修宪、爱国主义这些过去在日本被视为极为忌讳的话题也不再那么敏感了。第三，倡导无兵中立、反对美日同盟的日本左派势力不断减弱。第四，富民族情绪的日本漫画书的涌现也推动了这一从和平主义到民族主义的转变。日本漫画书不同于西方漫画书之处在于它也可以涉及政治、经济、科学等严肃主题，甚至日本防卫厅也曾公布过它的白皮书的漫画版本。漫画由于其通俗易懂及趣味性而在日本年轻人中广泛流行。近年涌现的具有民族情绪的漫画书在日本销售量很高，可以想象日本年轻人的政治观点受之影响不小。第五，互联网的流行对日本年轻人的政治观点的影响也很深。例如在日本有着 990 万用户的网上论坛 “2 Channel” 曾被《纽约时报》评为 “ 极其排外，尤其针对朝鲜人 ” 。李登辉则因为他的亲日反华立场而在 “2 Channel” 上大受青睐。最后，国际体育比赛，尤其是足球比赛，更是为民族情绪煽风点火。

情感的冲突

“The Clash of Emotions,” Dominique Moïsi, Foreign Affairs , January/February 2007

13 年前，在亨廷顿预言 “ 文明的冲突 ” 将主宰未来世界政治之后，世界形势似乎正在向这个预言的方向所发展。但大家没有看到 “ 文明的冲突 ” 以外还存在着 “ 情感的冲突 ” 。具体而言，以美国和欧洲为代表的西方显示出 “ 恐惧 ” ，阿拉伯与穆斯林世界显示出 “ 耻辱 ” 以及由此激发的 “ 仇恨 ” ，而亚洲则显示出 “ 希望 ” 。

欧洲国家恐惧第三世界国家人民尤其是非洲人充斥到欧洲，恐惧激进的伊斯兰教分子的恐怖袭击甚至在欧洲后院安家落户建立恐怖基地，恐惧经济衰退被人赶超，也恐惧外来势力（无论是美国还是欧盟）的统治。美国由于本身是移民国家对人口组成上的改变之恐惧小于欧洲但出现类似对美国国歌的西班牙语版的争论也不在少数。美国经济发展速度较欧洲快，但其巨大的财政赤字也鼓动了一股对经济衰退的恐惧。美国在 9·11 以后对恐怖主义的恐惧更是扶摇直上。不同于欧洲对其恐惧对象所采取的绥靖政策，美国选择主动出击。但无论是 9·11 以后外国旅客到美国领土所遇到的困难还是美国在 关塔那摩 ( Guantanamo Bay ) 的虐囚丑闻，都使得美国的反恐政策不得人心。布什政府发动的伊拉克战争更是使美国深陷战争泥潭。

阿拉伯国家的古代历史文明与衰落深深的嵌入了它们的 “ 耻辱 ” 情感之中。穆斯林人认为，以色列在阿拉伯国家中间的建立是阿拉伯世界衰落的最终见证。在他们眼中，西方的野蛮主义在二战中欺凌犹太人的这笔债却要由无辜的阿拉伯人来偿还。巴以冲突的不断升级把 “ 耻辱 ” 激化为 “ 仇恨 ” ，穆斯林人与犹太人之间的 “ 仇恨 ” 以及伊斯兰世界与西方世界之间的 “ 仇恨 ” 。

而在亚洲，中国与印度的崛起则使得亚洲充满了一种自豪与乐观的态度。虽然中国与韩国对日本的戒隔之心犹在且不时被激化，朝鲜研制核武器野心昭然，使朝鲜成为亚洲的一颗不定时炸弹，但在亚洲人的情感中， “ 希望 ” 占据了主流。

文末建议西方应该想办法为阿拉伯世界注入 “ 希望 ” 与 “ 进步 ” 的情感，而不是单纯进行绥靖或者使用武力。欧洲和美国想要永久地消除它们的恐惧，但要达到这个目标唯有帮助穆斯林世界寻找一条解决他们自己问题的出路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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