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内基中国透视》月刊
Carnegie China Insight Monthly
2008年第1期 （总第34期，2008年1月）

主编：王雅平
Editor: Yaping Wang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出版
Published by the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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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以和平：布什在中东的最后一搏
Peace between Israel and Palestine: Bush’s Last Strike in the Middle East

（王雅平）

延续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巴以冲突是世界和平进程中最难解决的问题之一。从1947年11月联合国做出巴以分治决议以来，各方召开了大小无数次会议与和谈，联合国决议、巴以协议也达成过许多，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矛盾在不断地演化，流血冲突仍然在进行，和平始终尚未到来。

最近，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美国总统布什今年年初的中东之行，巴以问题再次被提上日程，和平似乎又出现了点点曙光。布什表示，他相信在2009年1月他离任前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将签署和平协议。他在1月28日发表的2008年国情咨文报告中又重申，美国将尽最大努力帮助巴以两国在今年年底前达成一项建立巴勒斯坦国的和平协议。“一个民主的以色列和一个民主的巴勒斯坦在‘圣地’和平共处的日子已经到来。”

布什总统在其在任的最后一年到底能否实现他的诺言？在困难重重的情况下，什么是可能实现的，什么是不可能实现的？这些又将对美国下一任总统的中东政策产生怎样的影响？针对这些问题，《卡内基中国透视》采访了卡内基中东中心主任、黎巴嫩的知名学者和公众人物保罗·萨勒姆(Paul Salem)，与卡内基高级研究员、埃及知名政治学者艾姆尔·哈姆扎维(Amr Hamzawy)。

布什中东之行的目的

萨勒姆把布什此次中东之行的目的归结为四点。首先，最主要的目的是继续去年11月安纳波利斯中东和会以来的巴以和谈。借用哈姆扎维的话，就是“制造一种势头，并把这种势头推向前进”。萨勒姆说，布什总统许诺希望看到今年年底前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可以和平共处。这是最艰难的，但也是布什最为强调的一个目标。

其次，布什此行还旨在巩固美国与海湾合作理事会(Gulf Cooperation Council, GCC)成员国家，即波斯湾阿拉伯六国之间的盟友关系。萨勒姆认为，美国与波斯湾阿拉伯六国的盟友关系基本上一直是稳固的，只是由于部分政策上的分歧加之沙特国王临时取消访美而在2007年有所冷淡。此次布什访问沙特阿拉伯，受到了比前不久刚刚因参加海湾合作理事会峰会而到访沙特的伊朗总统更加热烈的欢迎。萨勒姆认为，这也显示了美国与沙特阿拉伯以及其他波斯湾阿拉伯国家之间的战略同盟关系基本是稳固的。尽管如此，哈姆扎维指出，海湾六国与美国在一同遏制伊朗的政策上还是有些貌合神离，换言之，美国试图联合海湾六国孤立伊朗的愿望还是有些一厢情愿。

第三，萨勒姆指出，布什还想通过此行巩固他在该地区已有的无论是巴以和平还是伊拉克问题上的少量收获，而为自己和共和党留下一些政治遗产。此外，布什此行还要向伊朗和叙利亚施压，以促使伊朗采取更温和的行动，并争取叙利亚在黎巴嫩问题上的更合作的态度。

挑战与现实

中东局势的大背景被布什之行的目的囊括在前，现在让我们来关注巴以和平进程。布什的雄心很大。以色列总理奥尔默特和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也都对布什的许诺表示响应。但年底前签署和平协议还是面临着诸多艰巨的挑战。

萨勒姆特别指出了目前这一努力开始面临的形势并不乐观：以色列本应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建定居点，但它尚未停止；它也没有减少路障和隔离墙——至少可以做出一个和解姿态让西岸的巴勒斯坦人日子好过一点；以色列军队更是在加沙地区加紧了对哈马斯的攻击，实际上是在向哈马斯发起了一场战争。“所有这些都不是一个好的开始的迹象。”

哈姆扎维则从巴勒斯坦、以色列和美国三方内部分析了年底前达成和平协议所面临主要挑战。首先，巴勒斯坦存在着严重的内部争斗。法塔赫与哈马斯之间矛盾尖锐，流血冲突不断。哈马斯一直抵制巴以和平进程。在一个把哈马斯排除在外的巴以和谈中，巴方谈判代表能够有多大的决定权、又在和平协议签署之后能在多大程度上履行协议，都存在着根本的疑问。其次，以色列总理奥尔默特也面临着来自国内的巨大的政治压力。在巴以冲突的四个最棘手问题上——耶路撒冷地位问题、巴难民回归问题、巴以边界划分问题（即牵扯到犹太人定居点问题）和水资源分配问题——以色列都需要做出实质性的让步。奥尔默特能够和愿意在这些问题上冒多大的政治风险，也是一个很大的疑问。第三，处于执政最后一年的布什总统，其在美国国内的政治影响力也在减弱。萨勒姆也补充道，美国大选年往往是美国政府最无力向以色列政府施压的时候，因为以色列在美国的游说团体是出了名的竞选赞助者，所以通常也对竞选政治有着近乎呼风唤雨的影响力。

在这样的现实情况下，什么是经过努力可能实现的，什么是不可能实现的，清楚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成了指导政策制定者制定出现实可行的具体步骤所应具备的关键前提。哈姆扎维分析说，在2008年底以前达成一个能够解决以上提及的全部四个棘手问题的和平协议，是不太可能的，也超出了目前各方领导人的政治期望。但把和谈继续下去，取得一定进展，并最终在年底前签署某种和平协议，这种可能是存在的。萨勒姆列举了可能取得的具体的进展，如促使巴以双方做出和解姿态来为进一步的让步做准备、增强双方互信、减缓或停止建立犹太人定居点等。此外，也可以另辟蹊径——在叙利亚与以色列的问题上取得进展，从而至少为巴以问题的解决扫清一块障碍。

重在后续工作

萨勒姆评价说，布什此行本身对巴以问题的解决并没有什么实质的影响。访问终归只是访问，巴以和平进程上要出现突破关键还在于后续工作。“当初，卡特总统坐在华盛顿就能够达成和平协议（以色列与埃及之间的戴维营协议），所以重点在于布什是否有推动巴以和谈的巨大的决心。”这一决心将意味着布什总统愿意使用他可以用到的所有手段，包括施压、利诱、金钱和安全保证等，来推动这一进程。必要的后续工作将包括动员国务卿、国防部要员、情报机构、和财政部要员，做参政两院的工作以得到它们的支持，并且争取舆论界的支持。萨勒姆说，“制造巴以和平不比攻打伊拉克来的容易。因此，只有准备好一个‘强劲的攻势’，才能争取到胜利的一线希望。而所有这些的第一步就是总统需要做出一个决定愿意为这一过程做出坚决的努力。目前为止，还不清楚这第一步是否已经迈出。”

展望美国中东政策

萨勒姆认为，美国对以色列的偏袒实际上是美国与阿拉伯世界的矛盾以及巴以冲突、阿以冲突所有这些问题的根源。美国对以色列的过分支持导致了以色列右翼的自信心如此之膨胀，以至做出了一些从长远来看并不利于以色列本身利益的举动，如犹太人定居点已经扩建到了以色列不能消化的程度，造成以色列目前进退两难的局面。

即使布什总统是公开表示支持建立巴勒斯坦国的第一位美国总统，哈姆扎维预测，由于各种政治原因，美国对以色列一向的偏袒在短时间内还是不可能得以改变。萨勒姆也指出目前大部分的美国总统候选人的中东政策都是偏向以色列的。布什政府虽然在努力推出一个建立巴勒斯坦国的和平协议，但大部分条文仍 会依以色列的意愿而定。哈姆扎维认为唯一能够平衡美国的倾斜政策的，就是其他地区力量（如沙特阿拉伯）与国际力量（如俄罗斯、中国与欧盟）。

萨勒姆还预测如果布什的巴以和平努力得到失败，美国下一届总统更不会在上台初期就在巴以问题上采取过于积极的行动。伊拉克问题和美国的国内问题将依然占有下一届总统的主要的注意力。巴以问题毕竟是一个历史问题，其最终的解决将有待时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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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需要关注的五个大选The List: Five Elections to Watch in 2008

《外交政策》杂志文章列举了2008年世界关注的5个大选。它们分别是台湾的立法会选举与总统大选，巴基斯坦的国会选举，俄罗斯的总统选举，津巴布韦的总统、立法会及议会选举，和伊朗的立法会选举。文章还分别介绍了这些选举中的竞争对手，并且分析了这些选举之所以重要的原因。

利用前恐怖分子现身说法反恐Fighting Terrorism With Terrorists

印尼的反恐斗争取得了新的进展。其近期所取得的成就主要归功于一个更温和、创新的战略：雇佣前“圣战”成员以现身说法的方式来教育有可能被诱惑加入恐怖组织的“高危”人群与普通民众。反恐斗争不仅需要直接的武力打击，更需要民众在各方面的支持与协作。这种战略能有效地争取民众的支持，并从心理层面上摧毁恐怖组织雇佣新人的逻辑基础。这种被称为“非激进化”项目的反恐策略也逐渐被其他一些恐怖活动猖獗的国家所采用并推广。

对美国的渴望 A Hunger For America

《外交政策》主编莫塞斯• 奈姆(Moisés Naím)发表文章认为，虽然强烈的反美情绪遍布全球，但世界还是会在今后的几年中渴望美国回归领导地位。各种民意测验显示，虽然世界人民对美国的看法越来越趋向负面，但他们同时也不希望美国从国际事务中抽身而退。美国人也希望美国在国际事务中能够扮演更积极的角色。巨大的反美浪潮将会日益与同样强烈的要求美国在国际事务中扮演更重要角色的国际社会的呼声并存。

如何在半空中阻止气候变化：一个审慎的建议 How to Stop Climate Change in Mid-Air: A Modest Proposal

《外交政策》文章别出心裁地列出了美国国土安全部在入境处安排提取外来人口十指指纹的额外收获：在阻止气候变暖上的贡献。

便宜粮食不再有
“Cheap No More,” The Economist, December 8, 2007

2007年9月初，世界小麦价格上涨到400美元一吨，创造了历史最高记录。而在四个月以前，小麦价格还在200美元一吨左右。虽然小麦的实际价格还远没有比1974年时的小麦实际价格高，但这一价格还是比过去25年的平均水平高出一倍。2007年年初，玉米的价格也涨到超过175美元一吨，也创造了历史最高记录。虽然后来玉米的价格有所滑落，但150美元一吨的价格还是比2006年平均水平高出50％。《经济学人》杂志粮食价格指数已经达到了1845年以来的最高水平，从2006年以来几乎上升了三分之一之多。

一般情况下的粮食价格上涨是由粮食收成下跌造成的。而此次世界粮食价格上涨与众不同之处却是它发生在粮食大丰收之年。根据伦敦国际粮食理事会的统计，2007年的全球谷类产量为16.6亿吨，不仅创历史最高记录，而且比2006年多产出8900万吨。在如此丰收之年发生粮食价格大幅度上涨的现象，暗示了存在着更深层的因素在影响着世界粮食的需求。

受两个因素的影响，世界粮食需求比粮食供给增长地更快，从而引发了粮食价格的大幅度上涨。因素之一是中国与印度国家财富的飞速增长。经济增长使得更多的人能够负担起食用更多的肉类。而更多牲畜需要更多的谷类来饲养。3公斤谷类可以生产1公斤的猪肉，8公斤的谷类才可以生产1公斤的牛肉。因此，对肉类的需求的增加反映在对谷类的需求的增加上时就变为成倍的增长了。因素之二是美国对酒精作为车燃料的需求的迅猛增加。2005年美国政府推出的一项大型酒精燃料计划解释了玉米价格上涨的原因。这项酒精燃料计划主要包括二百多项政府补贴与对进口酒精征收关税——从而切断了巴西酒精（一种以蔗糖为原料的更加“绿色”的酒精燃料）进入美国。据世界银行统计，生产加满一辆SUV的酒精燃料所需的谷物，相当于一个人一年食用的谷物量。

在近期和远期都存在一些措施可以继续增加世界粮食产量，从而从根本上缓解粮食价格的上涨。但考虑到气候变暖对世界农业生产将带来的打击和其他多种因素，多家分析都认为此波的粮食价格上涨不是短期就能回落的。这样的高价格将至少持续十年。

世界粮食高价格的赢家自然是粮食出口国。输家是那些粮食进口国，尤其是粮食进口国中的贫困国家，如亚洲的孟加拉国和尼泊尔，以及非洲的贝宁和尼日尔。从原则上讲，农民将受益，但在实际中，这还取决于许多政府和社会因素能否使粮食价格增长带来的收益真正落在农民手中。城市中的穷人的生活将更加困难。贫困国家相较于富有国家所受的粮食价格增长的打击也将更严重。正如芝加哥大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加里·贝克(Gary Becker)指出的，粮食价格每增长1/3，富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就会下降3％，而穷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可能会下降20％之多。此外，粮食价格增长可能加快国际力量对比从老牌发达国家向新兴发展中国家的进一步转移。粮食价格间接影响老牌发达国家和新兴发展中国家的银行存款利率向不同的方向发展。这种利率的差异将使更多的资本流入新兴发展中国家。当然，同时带来的经济泡沫也会对这些新兴的发展中国家造成一定的挑战。

文章建议各国针对粮食价格上涨，宜补贴穷人收入，不宜补贴粮食价格：这样会扭曲市场的价格规律，使问题更加复杂化。俄罗斯控制食品价格的做法是不可取的。

财产权对发展的重要意义
John D. Sullivan, Jean Rogers, Kim Eric Bettcher, “The Importance of Property Rights to Development,” SAIS Review, Summer-Fall 2007

本文回顾了财产权在发达国家的发展历史中所起的奠基作用，分析了发展中国家在财产权方面存在的问题，阐述了财产权对个人与社会的好处，并指出了财产权的制度建设与其对发展中国家政治经济发展的特殊意义。

16世纪到18世纪英国与西班牙在经济发展上的分道扬镳显示了财产权在推动生产力发展上的决定性作用。有些前殖民地国家移入了欧洲殖民国家的财产权与市场经济中其他重要的经济制度，有些则未移入。前类国家的繁荣发展与后类国家的经济落后之间的强烈对比，也充分证实了财产权的建立与完善对国家发展命运的决定性作用。

财产权作为经济的基础在发达国家的普遍存在已经到了人们习以为然的地步。然而，财产权的缺失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却能够被深切的体会到。这些负面影响主要体现在大规模的非正式经济活动中。在这些非正式的经济活动中，人们（大部分是穷人）拥有某种形式的所有权，但这些所有权并没有被正式承认，因此也不受法律保护（比如有房却没有房产证）。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些人就不能有效地利用这些所有权来积极地创造更多的财富。

财产所有权能够给个人带来诸多好处，并引导个人从事为社会创造价值的活动。首先，对于一份财产的完全与自由的拥有，能够鼓励个人发挥主观能动性，争取实现对财产的最优使用。其次，财产拥有权的明确，意味着财产的可交易性。因此，拥有者将愿意改善财产，以提高财产的附加值。拥有者也可以以财产为抵押，以获取从事其他商业活动的启动资金。最后，一个明确的财产权体系可以减少拥有者在获取正式拥有权或解决拥有权纠纷上所浪费的时间与资源。

在社会意义上，财产权为市场经济提供基础。除了在生产、交换、储蓄与投资方面带来更大的效益以外，财产权另一个深刻的社会经济影响就是它可以推动革新。革新与单纯的发明创造有所不同。革新包含把发明创造引入市场，使新技术适应实际的需要，改良生产经营模式以节约成本等等。古代中国有着无数具有巨大潜力的发明创造，但无论是纸还是火药的发明，都由于政府对所有权的没收而未能被应用到实际从而产生巨大的社会生产力效应。在当代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的缺乏不仅被外国企业与政府所抱怨，更在损害着中国自身的经济发展。正是由于盗版、假冒产品的猖獗，名牌企业深受其害，其他企业争创名牌的积极性也受到了严重的打击。一个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与市场竞争相结合，将可以创造出巨大的革新潜力。中国已经加入了若干有关保护知识产权的国际协议，但中国需要在行政与执行上继续努力。

虽然财产权可以作为促进经济增长的催化剂，但它的作用的实现需要法治的配合。只有政府建立并尊重财产权，并通过一定的法律系统对其予以保护，财产权的积极作用才能够真正地得以发挥。换言之，财产权的改革要求政府与法律职能部门的一系列配套改革。在这样的改革之后，政府也将受到法律的约束而不能随意占有或剥夺私人或集体的财产。

财产权被《世界人权宣言》列为人的最基本权利之一。其作为民主制度的支柱地位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它保护个人的安全与公民自由。第二，它限制政府对经济资源的控制，鼓励多元化与竞争。第三，它要求法治，并与法治紧密相联。第四，它给予个人参与民主的机会与经济基础。

在大部分发展中国家，财产权保护法需要适应庞大的非正式经济部门的具体现实。通过颁发产权证书使房产和商业经营权合法化，可以增加这些财产拥有权的可靠性与安全性，从而使穷人受益。然而，一旦财产所有权明晰了，正式化了，对进一步的有关财产之间的交换、合同、信用、破产、与有效的执行方面的规章制度问题也都一应而来，因此将要求一系列的制度改革与政策调整。

遏制伊朗的代价——华盛顿错误的新中东政策
Vali Nasr and Ray Takeyh, “The Costs of Containing Iran – Washington’s Misguided New Middle East Policy,” Foreign Affairs, Volume 87, No. 1

在过去的一年中，遏制伊朗已经成为了华盛顿中东政策的最主要目标。华盛顿认为，德黑兰是伊拉克、阿富汗、乃至黎巴嫩国内问题的罪魁祸首，也是哈马斯的鼓动者。因此，美国视伊朗在中东地区势力的不断扩大和伊朗核问题为美国实现其中东地区目标的最大威胁。在这样的战略眼光下，美国动用全力来遏制伊朗，并努力与中东地区其他国家结成反对伊朗的联盟以孤立伊朗。在军事上，美国正在波斯湾扩大美国海军的存在；在政治上，美国政府花费七千五百万美元资助促进伊朗政变与民主化的项目；在国际上，美国在联合国促成了一系列针对伊朗核问题的决议；在经济上，美国也努力把伊朗剔除出国际金融市场；此外，美国还积极争取中东其他阿拉伯国家的支持，向沙特阿拉伯和其他酋长国兜售价值二百亿美元的一揽子武器，并试图通过在巴以问题上取得进展来进一步争取阿拉伯国家的支持。

遏制伊朗并不是一个新的主意，华盛顿在遏制伊朗政策上所期待的收益才是一个新的变化。布什政府的逻辑是遏制伊朗可以解决中东的一系列问题。逊尼派阿拉伯国家将更加团结起来支持伊拉克的重建；沙特阿拉伯和埃及将在什叶派占上风的威胁下积极除去黎巴嫩真主党的爪牙；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也将具有一个遏制伊朗的共同利益，这将有利于巴以问题的解决。布什政府似乎认为在中东的熊熊战火中，遏制伊朗是一个根本的出路。

伊朗确实为美国在中东的利益提出了诸多的挑战：它的核能力，它对伊拉克事务的干涉，与它反对巴以和平进程的尖锐的声音，都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但遏制伊朗是一个错误的政策。首先，遏制伊朗政策的前提假设——伊朗不可能成为一个稳定的中东的建设性的一员和伊朗目前的行为不会改变——就是没有根据的。实际上，伊朗既不是一个会为了经文上的目标就主动制造麻烦的国家，也不是一个野心可以无限膨胀的扩张主义者。它正如中国与俄罗斯一样，只是想要在所在的地区确立其重要的地位。其次，华盛顿不能象冷战中对待苏联一样地对待伊朗。伊拉克的什叶派政府既亲伊朗又亲美国，这就使得伊拉克成为美国与伊朗对立的前线，从而更不利于该地区的稳定。第三，阿拉伯国家惧怕伊朗，但不象华盛顿估计的那样全部愿意与美国一样站到伊朗的对立面。因此，一个团结阿拉伯国家孤立伊朗的策略在理论上就是不成立的。第四，在伊拉克的军事力量被破除以后，美国成为该地区中唯一能与伊朗抗衡的军事力量，因此在军事上遏制伊朗也较缺乏现实的可行性。第五，华盛顿试图通过解决巴以冲突来把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团结在美国对抗伊朗的统一战线上的设想，也缺乏现实基础。先不论解决60年都没能解决的巴以问题的难度，就是巴以冲突得以解决，阿拉伯与以色列在民族的、历史的仇恨也不容易解决。第六，遏制伊朗在今天的中东局势中就意味着鼓励逊尼派极端势力——到时候美国也要自食其果。

历史证明，每次美国越是把自己深陷于中东的对立势力中，它离它想要稳定该地区局势的目标就越走越远。与其一味的对抗与遏制伊朗，本文建议对伊朗实行一个包容性的接触政策。对话、妥协与贸易都是好的途径。美国政府对伊朗在伊拉克有着合理的利益与考虑的承认，可以使两国看到两国在伊拉克问题上的共同目标：双方都想保持伊拉克的领土完整与避免内战。恢复外交与经济关系，和在伊拉克问题上的合作可以为一个解决伊朗核问题的最终方案建设良好的开端。对于伊朗的阿拉伯邻国，与其武装这些国家、成立一个不可靠的反对伊朗阵营，不如积极建立一个包含每一个国家的新的地区安全体系。

愈合我们自己造成的伤口
John Shattuck, “Healing Our Self-Inflicted Wounds,” The American Prospect, January/February 2008

如今美国与世界的关系已经降到了历史的最低谷。美国也许仍然是一个经济大国、军事大国，但美国现如今的“软实力”与这些“硬实力”相比远不相称。从伊拉克迭起的灾难事件到阿富汗、巴基斯坦极端势力的复燃，从与伊朗的对峙到达尔富尔的种族清洗再到巴以冲突的深化，到处都显示了美国国家安全计划的失败。各种民意调查也显示出令人惊诧的结果。十年前美国在各国人民心中的形象与今日形成了巨大的反差。2007年1月的BBC民意调查显示全球18个国家中52％的人对美国持负面的看法；而对美国持正面看法的人仅占29％。即使在以往一向支持美国的国家，2006年底法国人对美国的支持率也跌到39％，德国为37％，印度尼西亚为30％。而另一项皮尤民意调查则显示在阿拉伯与穆斯林国家，70％的埃及人、73％的巴基斯坦人、85％的约旦人和88％的土耳其人都对美国持负面看法。

世界对美国的负面看法主要来自于美国发动的“反恐战争”。美国在言论中宣扬的美国的价值理念与美国与之大相径庭的实际行动，腐蚀了美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运用软实力促进人权与法治必须遵守三个重要的原则：言行统一，自己首先做到教导别人要做到或谴责别人没有做到的事情；尊重、遵守国际法；支持国际组织与国际体系。然而，布什政府的政策，尤其是9·11事件以后的政策，屡次违反了这三个重要的原则。关塔那摩湾虐待囚犯事件是美国违反这些原则的集中体现。对这三个原则的屡次犯规也是美国软实力下降的主要原因。

布什政府在人权与法治上的犯规严重影响了美国实现其外交目标的能力。因此而受到严重威胁的美国外交目标包括以下五个方面。第一，美国中央情报局与美国军队对阿布格莱布狱囚的虐待以及其他一些秘密监狱中违反人权的恶劣行为，都使得美国对伊朗、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在人权上的指责与说教变得虚伪和软弱无力。第二，在美国的领导下，国际社会曾经成功地制止过1995年波斯尼亚的种族清洗与防止过1999年科索沃的种族清洗。但布什政府对伊拉克局势的介入使得它不能够发动足够的国际力量以有效制止达尔富尔的种族清洗。第三，美国在人权上的犯规也削弱了它指责其他国家侵犯人权行为的声音。第四，布什政府在人权与法治上的屡次犯规还动摇了美国盟国对美国的支持。欧盟已经严正呼吁欧洲国家远离布什政府的“反恐战争”战略。最后，保护人权本身就是美国的外交政策目标之一。这一点也自然受到了威胁。

文章建议下一届美国总统把恢复美国在尊重人权与法治上的声誉放在头等重要的地位，并做出真正符合美国所提倡的价值理念的行动，以说服世人，恢复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领导地位。除了对关塔那摩湾的囚犯进行妥善的处理之外，新一届的美国总统还应向世界重申美国愿意遵守《日内瓦公约》，并积极为其他国家以法律允许的手段打击恐怖分子提供人员培训与技术支持。

中日重修友好邻邦关系
Kazuyo Kato, “China-Japan Rapprochement in Perspective,” China Brief, Volume VIII, Issue 1, January 4, 2007

日本首相福田康夫于2007年12月底访问中国，受到了中国政府热情的接待。此次访问是他继任以来第一次访华。此次福田康复访华安排在其访美之后，这种顺序也与福田康夫本人的外交战略立场相一致——日美战略关系为日本外交的首位；在稳固日美同盟的基础上展开在亚洲的外交，尤其是与中、韩两国的外交关系。

中国政府对福田康夫接待的热情程度在本世纪初还是不可想象的。2001年到2006年间，即小泉纯一郎执掌日本政权之时，被认为是中日关系自1989年以来的最低谷。两国关系的特点被形容为“冷政治，热经济”。那时两国关系最大的症结在历史纠纷与中国东海石油之争。历史纠纷中，日本教科书问题与小泉首相屡次参拜靖国神社最为引人注目。2004年8月亚洲杯足球赛期间，中国的反日情绪再次高涨。2005年4月，北京发生了大规模的群众反日示威活动。日本政策专家和学者指责中国政府庇护反日情绪、实行民族主义政策。此时期日本的反华人群也占到高达65％的比例。

中日两国关系到2006年9月安倍首相继任以后才稍有起色。安倍就任以后的第一站就是中国，甚至在美国之前。美国也对此举表示支持。虽然安倍一直拒绝对是否将会参拜靖国神社发表任何评论，但安倍在任期间一次也没有参拜过靖国神社。这两点都对中日关系的改善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中日关系在短短的三年内从冰冻时期进入“春天”，也证明了两国关系在正面与负面之间的转变并不难——主要在政治意愿与领导层。双方领导层的政治意愿都在近三年内发生了转变。首先，双方都有重要的利益要保护。2006年，中日双边贸易总值已经达到了2073亿美元，两国人员往来也达到4800万人次左右。此外，从日本方面来看，与中国的关系能够影响日本在国际上的地位。正如美国的观察家指出的，小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不仅有损日本的利益，也有损美国的利益。在更实际的层面上，日本在参选联国合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北朝鲜问题上也需要中国的支持。日本在能源与环境保护方面对中国的协助与支持也有利于改善日本的国际形象。从中国的角度来看，地区稳定是维持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重要前提；而与邻国日本的关系在维护地区稳定中也是关键的一部分。2008年北京奥运会在即，中国更想向世界展现一个良好的形象，地区稳定也更添加了一份重要的意义。而且，中国民族情绪的上涨也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证明了并未能给中国带来实际的好处，反而成为两国关系改善的障碍。

福田康夫在此次访华中提出了两国战略互惠关系的三大支柱：互利合作（环境与能源方面的互利合作），相互理解与相互信赖（在年轻人、知识界与军队之间的交流互访），国际贡献（反恐、气候变暖、朝鲜、联合国改革与非洲发展等问题上的贡献）。虽然中日两国关系有了很大改善，但同样的历史问题与领土分歧仍然在困扰着两国关系。福田康夫与温家宝总理也发表了四点声明表达了愿意使东海成为“和平、合作、友好之海”的共同愿望。福田康夫的此次访华也为2008年4月胡锦涛主席的访日奠定了基础。

石油、腐败与“资源之咒”
Nicholas Shaxson, “Oil, Corruption and the Resource Curse,”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ume 83, Issue 6, November 2007

正像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石油资源的发掘往往只能给该地区或国家创造一时的经济增长，而随后等待它们的则是更漫长的经济倒退与混乱。由此可见，对矿产的依赖不仅不是经济发展的福音，反而成了诅咒。丰富的矿产资源的发现不仅带来经济的倒退，还有可能带来更多的暴力冲突、更大的不平等、更少的民主与更顽固的腐败，即所谓的“资源之咒”。“资源之咒”通常可以体现为三个过程。其一，资源的直接收入造成货币升值；资源产业的膨胀也对其他产业造成负面影响。其二，商品价格出现大规模浮动，并因此造成一系列的负面影响。其三，资源收入使腐败的政府更加腐败。

文章主要研究了这三个过程中的第三个——对政府的影响，深入分析了“资源之咒”对政府的影响机制，重新定义了“腐败”的概念，并且提出了从“资源之咒”的根本运作机制着手的系统对策。

文章首先介绍了在“资源之咒”发挥作用过程中的两个基本机制。首先是排队机制。排队现象本身包含着具体与抽象的两个层面的秩序：一是具体的一个人排在另一个人后面的物理秩序，另一个是头脑中的对排队的信念，即相信通过排队的方式可以轮到自己的信念。打乱这种排队便有两种相应的方法。其一，是试图在物理上打乱排队，如在排队的所有人头上泼一盆冷水，这就相当于在一个富有、民主的国家发生了经济危机或恐怖袭击。其二，则是试图在心理上击垮排队者对排队的信念，如随便容许人插队。这最终将使得排队似乎成为了一种愚蠢的行为，于是人人争抢，弱肉强食。后者便是“资源之咒”造成更多腐败的机制之一：从抽去公民对社会良好秩序的信任来导致人人选择腐败与社会秩序陷入混乱。

第二个机制是“分而治之”。突然间的大笔额外的资源收入给这些地区、国家在收入的分配上造成了措手不及。与农业生产不同，农业生产需要辛勤的劳作，而矿业则需要进攻性的兼并占有采矿点。这种本质上的零和性质造成了种族或部落之间的裂痕。象尼日利亚一样，一个国家或地区可以因此分裂为数十多个之间不断冲突的团体，并继续在内部进行分化。而在最终结果上，这则造成了所谓的“公共产品的悲剧”，即每个单位都争抢着得到自己的那份“蛋糕”，没有人关心过度开采会给整个国家的利益所带来的危害。

此外，文章还指出，针对第三世界国家“资源之咒”现象中的腐败现象的传统分析经常忽视跨国的腐败交易。大笔的腐败资金通过国际金融机构流入伦敦、纽约、瑞士，和其他一些避税天堂。这种现象已经成为了一个严重的国际问题。但“透明国际” 组织(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的清廉指数(Corruption Perception Index, CPI)并没有将这一国际问题放在考虑范围之内。相反，有着替腐败的独裁统治者、犯罪集团及大毒枭洗钱的臭名的瑞士，却在透明国际的清廉指数排名上名列全世界第七个“最干净”的国家。这种分析严重忽视了国际腐败的另外一端——国际腐败服务的提供方，丝毫无助于受“资源之咒”的负面影响正处于水火之中的第三世界国家的状况的改善。

所有以上这些看法影响我们有针对性的解决“资源之咒” 的怪圈。文章建议从“资源之咒”的机制根源来系统地采取针对性措施。文章建议了民主政治和平均在民间分配资源所得等措施。

从亚洲案例看民主转型
Tom Ginsburg, “Lessons from Democratic Transitions: Case Studies from Asia,” Orbis, Winter 2008

亚洲民主的发展在近几十年来成为了世界民主发展进程中重要的一部分。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起，亚洲不仅在民主发展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5个民主政体陆续出现，只有泰国的民主制在2006年的军事政变中有所倒退。而且，亚洲民主的案例由于其缺乏自由政治传统的背景的特殊性，其对民主化理论上的讨论也具有深刻的启发性。台湾、菲律宾、韩国、印度尼西亚、泰国和蒙古是亚洲目前的几个主要民主政体。这些国家、地区发展民主的过程向我们展示了民主的多种可能性与多样的途径。这些国家、地区有些种族单一，如蒙古和韩国，有些则种族多样，如印尼；它们在发展民主之前的政体也多种多样，包括列宁式的蒙古，军事独裁的菲律宾与韩国，政党为基础的印尼，以及各种体系混杂的台湾；它们民主化的过程也各不相同，菲律宾主要靠大规模的游行示威，蒙古和韩国是通过协议，而台湾则是渐进的协商与谈判。

民主化理论上最大的分歧主要是顺序说与普世说之间的分歧。顺序说认为民主制度的建立需要一些前提条件，如法治和国家基本机能的建立。只有这些条件成熟以后，才能实行民主化。在不具备条件的国家进行民主化往往会带来不良后果，如极端分子掌权、国内冲突，甚至国家间战争。普世说则认为民主化可以在任何地点任何时间进行。他们批评顺序说为独裁者推迟民主化进程提供借口。值得一提的是，在顺序说下的各种学说中，李浦塞(Seymour Martin Lipset)提出假设认为民主是一系列社会因素和经济发展共同作用的产物。这些因素中，一个强大的中产阶级的形成是促成民主化的关键。因此，国家应该首先侧重发展经济。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推动民主的力量会自然产生。

顺序说和普世说在许多具体问题上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如文化、民族构成、历史、经济发展和外界影响等因素在民主化进程中的作用。亚洲民主案例则为顺序说与普世说分别在这几个方面的争论提供了进一步的实例证明。在文化对民主化的作用方面，以黑格尔为代表的一些政治学者认为，亚洲的政治文化普遍缺乏民主自由精神，亚洲文化注重和谐多于冲突，注重义务多于权利，注重集体多于个人。由于亚洲国家普遍的长期的封建历史，一些人认为相较于“平等”而言，亚洲人也许更容易接受“等级”的概念。但台湾、菲律宾、韩国、印度尼西亚、泰国和蒙古等国家、地区的民主制度的建立就从事实上反驳了这样的看法。在民族构成上，一般人认为民族多样的特质往往是民主化的挑战，但亚洲的案例也提醒我们民族多样也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促进民主化。在经济发展上，李浦塞的观点一部分是正确的，但重要的不仅仅在于发展本身，更在于什么样的发展：只有能使社会大部分人受益的发展才能够推动一个强大的中产阶级的产生。在外界影响方面，亚洲的事实说明了外界影响对促成民主的重要作用。因此，伊拉克失败的案例不应一概否定美国推动民主的努力所取得的成就。

宗教与国际扶贫：正面与负面效应
J. Paul Martin, Jason Chau and Shruti Patel, “Religions and International Poverty Alleviation: The Pluses and Minuse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Fall/Winter 2007

宗教与扶贫被联系在一起并不是一个偶然现象，或者仅仅一个临时的需要。尽管具体的方式方法不同，帮助穷人与弱势群体的理念深深地植根于许多宗教信仰的基本信条之中。

本文把带有宗教色彩的慈善组织根据不同的工作方式分为三大类。第一类组织与世界银行、联合国发展署这样的国际组织类似。它们把工作的目标主要放在国际，在当地雇佣本地居民，所提供的许多服务都与宗教服务无关，像医疗、教育、农业等等，并没有宗教信仰的限制。第二类主要是一些教会组织在当地设立的自助项目。这些组织和项目在国际发展界的声音并不大。第三类组织的运营模式与第一类组织的最大区别就是它们的大部分活动受宗教信仰影响，所面对的人群也大多限制在信众之中。

宗教对国际扶贫事业有着正面和负面的影响。具有宗教色彩的扶贫组织的优势在于这些组织的动机很强。由于具有共同的信仰和世界观，员工之间的信任更强，社区的凝聚力更强。此外，这些组织还有一些具有高度献身精神的愿意长期驻扎在国外的员工，使得这些组织的本土性更强。这些组织对国际扶贫事业的负面影响通常来自于某些组织活动过程中的对非信众的歧视或区别对待，或在对非信众的扶助中加入宗教信仰的条件，从而在不同的程度上，无论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地，利用这些弱势群体的弱势地位间接地强迫人信教。此外，宗教信仰的不同经常被利用来划分不同的团体、煽动异教徒之间的仇恨，这就更不利于国际扶贫事业的发展。

宗教因素对国际扶贫事业的影响还并没有得到学术界和国际组织的重视。但在实践中，许多总部设在美国的带有宗教色彩的慈善组织都得到政府的资助，并与政府的国际扶贫机构进行紧密的合作，如基督教会世界服务社(Church World Services)， 天主教公共救助服务(Catholic Relief Services) ，和世界宣明会(World Vision)等。

文章由以上分析对美国政府在对待具有宗教色彩的国际慈善组织上提出了如下建议。首先，既然这些组织已经在国际发展事业中扮演一定的角色，享受公共资金的赞助，并以其特殊的资源对国际发展事业做着特殊的贡献，它们就应该被纳入公共政策考虑的范畴。其次，政府应该鼓励这些组织发展它们的优势，并采取先期措施阻止宗教歧视或区别对待现象的出现。最后，本文仅仅是抛砖引玉，政府应鼓励对宗教对扶贫的影响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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