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内基中国透视》月刊
Carnegie China Insight Monthly
2007年第7期 （总第29期，2007年7月）

主编：王雅平
Editor: Yaping Wang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出版
Published by the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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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眼看中国商品安全 New Perspectives on China's Product Safety Issue

（王雅平）

近来，中国商品安全在美国媒体的炒作下越来越成为世人瞩目的焦点。中国出口美国的商品中先后有宠物食品、牙膏、玩具、水产品和轮胎等，或者在美国消费者中引发中毒事件，或者在海关抽查中被扣留、拒绝入境，或被美国食品与药物管理局 (FDA) 要求召回。在中国的商品安全问题上，存在着太多的猜测、误解，与疑问：无论是在出口市场还是在中国国内市场，中国商品安全到底存在不存在问题？如果存在，问题有多严重？商品质量问题是中国独有还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问题？中美贸易摩擦是否对美国人在中国商品安全问题上的看法发挥了负面的影响？中国商品安全危机出现的根源在哪里？为解开这些疑问，本期《卡内基中国透视》采访了前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 (United States-China Business Council) 会长柯白 (Robert Kapp) ，卡内基高级研究员盖保德 (Albert Keidel) ，和美国投资公司罗斯资本伙伴公司 (Roth Capital Partners) 副董事长、中国市场的权威分析人士唐纳德·斯特拉兹海姆 (Donald Straszheim) 。三位专家各自就以上问题发表了深入的看法与最新的研究结果。

不可逃避的现实：美国公众对中国商品安全的看法

盖保德首先提出，无论客观数据显示中国商品质量如何，中国首先面临的是美国公众对中国商品质量的主观认知问题。“认为购买中国商品存在风险的看法在美国公众中越来越普遍，无论这一看法是否合理。”美国公众每天接触的信息大部分来自于美国的大众媒体——报纸、广播、电视。他们听到、看到的是美国大批宠物由于食用中国进口成分制成的宠物食品而死亡、接着又是其他多种来自中国的商品先后出现问题。一些美国公众已经开始要求商品制造商明确注明商品成分产地，甚至有零售商开始以“非中国产”标识对食品予以区分。

盖保德分析认为，美国过去几年中与中国在贸易上的摩擦对美国公众对此波中国商品质量危机的看法的形成具有很深的影响。深受一些具有特殊经济利益与政治动机的人士的舆论的影响，美国平民普遍有印象认为中国并非公平的竞争者，尽管这些看法并非公正客观。此外，一些千方百计想要批评中国的政治体制的政治评论人士也会乐于更多了一个“证据”可以证明他们的观点，因为他们的逻辑是民主政府不会容许商品不安全，因此中国应该民主化。而实际上，这种逻辑站不住脚：印度是民主制政体，但印度的商品安全问题比中国要严重得多。盖保德认为，由于在经济上与政治上长期积累起来的对中国的负面看法，虽然前不久美国菠菜也造成了美国的多起中毒死亡事件，但“中国制造”惹来的麻烦却引起了更强烈的反响。

柯白认同盖保德的看法。他说，“在食品危机发生以前，有一些美国人对中国进口商品其实积怨已深。这些人认为与中国的贸易造成大批美国制造工人失业。中国商品质量危机发生以后，他们会结论说，‘你看，中国进口商品从任何方面看对我们都不利。'”柯白继续指出，其实这些人不仅对中国，而且对整个全球化都有意见。“他们只看到大批进口到美国的外国商品，而看不到或倾向于不去看美国在国外的投资给美国带来的巨额利润。”

并非中国特色

美国对中国商品安全的突出关注给世人带来的印象是商品质量问题似乎是另一个“中国特色”。是否中国的商品质量就低于其他国家？盖保德进行了一项简单的数据统计。美国食品与药物管理局 (FDA) 每月会在其网站上公布每个国家由于产品质量问题被 FDA 拒绝准入的产品数量。盖保德根据 FDA 公布的这项数据计算出了 2007 年前 5 个月中国、印度、墨西哥与加拿大被拒绝准入的产品数量各占其同期进口美国产品总量的比重。这只是粗略统计，但其显示出的结论应该会让普通的美国人大吃一惊。结果显示，中国被拒产品比重低于印度，高于加拿大，与墨西哥持平。如果我们能够相信这一数据所显示的信息，我们就可以结论出，中国进口美国的产品质量高于印度，低于加拿大，与墨西哥产品质量接近。如果假设一国出口产品质量与经济发展水平呈正比例相关，那么印度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低于中国，其产品质量自然比中国要差；加拿大经济发展水平高，产品质量比中国高；墨西哥虽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中国高，但考虑到其进口美国产品中食品所占比重也高，自然也可以理解这里显示的数据为什么两国持平。

柯白支持一国产品质量与其发展水平相关的论点。他说，“产品质量问题远非局限于中国一国。这个问题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必然副产品。像中国与印度这样的国家都发展到这样一个程度，在这个程度它们有足够的力量大批地生产世界需要的产品，但与其飞速扩展的生产能力相匹配的完备的质量与安全监控体系又很难一下到位。”柯白认为，商品质量一方面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另一方面中国又有着很大的问题，尤其在中国国内。

两种罪恶渊源与两个制度缺陷

总结三位专家的分析，中国商品质量问题可以由其不同渊源归纳为两种：一种是环境污染造成的生产与环境直接相关的产品（主要是食品）的质量问题，一种是制造商为牟利制造伪劣商品的违法行为所造成的质量问题。斯特拉兹海姆特别提到了环境污染问题。他说，“环境在今天给中国造成的困难不是一天形成的。”“ 49 年到 79 年，中国忙着搞社会主义建设； 79 年到 90 年代初，中国忙着对外开放与经济搞活； 90 年代初到现在，中国专注经济增长。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环境保护历来基本上处于被忽视的地位。”其他国家看到中国的环境污染状况，自然担心中国的产品（尤其是农业产品、水产品）存在质量问题。关于制造假冒伪劣产品的奸商行为，柯白提到了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出现的公共道德观念的淡化与拜金主义的流行。

而另一方面，中美两国的质量监督与安全监控体系都存在着缺陷。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中国项目主任、高级研究员裴敏欣在其最近在《洛杉矶时报》的电子专栏网站上发表的文章中指出，中国的质量监管部门普遍存在着人员不足、设备简陋的问题。此外，盖保德与斯特拉兹海姆都提到了中央政策地方落实不足的问题。裴敏欣指出，因为推动地方经济增长是中国地方官员的首要职责，也往往是他们升职进阶的最主要的政绩表现，因此地方官员往往在推行中央政策上会对地方商人有所放松。加之官商勾结的腐败问题，中国的产品质量监管体系存在着很大的漏洞。同时，盖保德也指出，美国负责检查进出口商品安全与质量的行政部门（包括食品与药物管理局、卫生部等）也存在着严重的资金和人员短缺问题。他分析说，与其增加现有行政部门的财政预算，美国国会议员更乐于拨钱给一些新的动议或建立一些新的部门，以此作为其可以炫耀的政绩。结果随着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国际贸易额飞速增长，美国进口的消费品每年也以庞大的数字在增加，但这些质量监管部门的监察力量却因为资金不足而下降了。

有着中国环境污染与投机商人制造劣质伪冒产品这样两种罪恶渊源，在中美两国又都缺乏足够的质量与安全监控力量把关的情况下，中国的商品安全隐患才在美国市场中爆发出来。

柯白建议中国政府放开并加强非政府组织与民间力量在环境保护问题、腐败问题与产品质量问题上的群众监督作用。柯白与斯特拉兹海姆都建议提高产品消费的可追溯性，从而一旦某种产品出现质量问题，责任可以从零售商追溯到批发商再追溯到生产链条上的任何一个环节。但两位专家也都意识到了提高可追溯性在中国实施的难度。斯特拉兹海姆举例说，中国生产供给世界二分之一的苹果汁，但这些苹果汁生产自中国上百万个果农。因此，可以想象一瓶出问题的苹果汁要追溯责任到具体的果农在中国具有多高的难度。因此，这就更需要政府下大决心并且投入足够的资金。盖保德建议中美两国充分利用中美战略经济对话这一平台，使美国多一些支持中国、且公正客观的声音。

中国军事现代化与台湾安全 Chinese Military Modernization and Taiwan's Security

7 月 17 日，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为由史文 (Michael D. Swaine) 、杨念祖 (Andrew N.D. Yang) 、麦艾文 (Evan Medeiros) 及梅惠琳 (Oriana Skylar Mastro) 共同编辑的《危胁评估：中国军事与台湾安全》 (Assessing the Threat: The Chinese Military and Taiwan's Security) 一书举办了新书座谈会。该座谈会由史文主持。为该书各撰写一章的四位专家在座谈会上发了言。这四位专家是肯尼斯·艾伦 (Kenneth Allen ， CNA 公司 ) 、坎保森 (Roy Kamphausen ，美国国家亚洲研究局 ) 、韩力 (Lonnie D. Henley ，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 ) 、和柯瑞杰 (Roger Cliff ，兰德公司 ) 。

在座谈会开始，史文介绍该书的主要议题包括三个方面：解放军实力（尤其与美国、台湾的军事实力相比较）、台湾海峡军事危机出现与升级的力量关系，以及地区安全环境的整体状态。肯尼斯 ·艾伦首先介绍了由他撰写的“台湾海峡空军力量威慑与军备升级可能”一章。他说，空军有三个主要任务：“威慑”、“防卫”与战争状况下的“打击”。针对这三个主要任务，任何国家的空军都力图改进设备与训练，但设备与训练的改进在地区安全中既可以看作为对其他地区力量的威慑也可能造成地区力量间的军备升级。另外，对于军事力量的评估经常只看到硬件——军事设备而忽视软件——对军事人员的训练。美国也正在力图进一步提高其空军实力，但这只是美国在亚洲的地区战略，不可看作是针对中国、牵制中国的战略。坎保森接着介绍了他撰写的“解放军投射力量：现状与趋势”一章。坎保森总结了人民解放军在亚洲地区力量投射的六个主要趋势：捍卫主权、守卫边疆；在利益相关时介入；加大对联合国在亚洲以外的维和行动的支持；加强对地区多边行动的支持；小规模威慑演习；加强海军实力与存在范围。韩力介绍了其撰写的“中国正在发展中的战争控制与升级管理概念”一章。战争控制指对危机的范围、强度与持续时间进行有意识的操纵以期达到某种特定的政治目的。 2001 年《战略学》一书首次提到该概念，中国领导人也越来越多地在官方发言中用到这一术语。这表明，这些概念在中国的军事纲领中尚处于发展演变中。最后，柯瑞杰就其“中国军事现代化对美国在太平洋军事部署的含义”一章发表了看法。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主席就伊拉克最新形势在美国国会作证
Carnegie Endowment President Jessica T. Mathews Testifies Before House Armed Services Committee on “ Iraq : Trends and Recent Security Development”

7 月 18 日，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主席马秀丝 (Jessica T. Mathews) 在美国众议院武装服务委员会举行的题为“伊拉克：最新安全发展趋势”的听证会上作证。马秀丝提出了关于美国伊拉克政策的最新的如下五点考虑：

• 美国当前的伊拉克政策的基本假设——一旦武装冲突减少，政治解决途径就会出现——是错误的。伊拉克目前的状况是自然和不可避免的权力争夺过程。美国在伊拉克的存在只会推迟这个过程将带来的结果的出现。
• 美国自 2004 年起就在伊拉克遵循着同样一个政治目标——逊尼和什叶派各派共建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有些战术上的改变但从未取得成功。原因在于在目前的状况下，各派之间达成共识几乎为不可能。
• 美国在用军事辞令辩论着伊拉克的政治问题，这一方式大大限制了美国在伊拉克的选择。此外，美国应该意识到美国的伊拉克政策的改变将改变地区合作关系与力量对比。
• 反对从伊拉克撤军的意见缺乏足够的证据支持。因为美国面临的选择几乎都是不利的选择，所以容易使人看不到撤军所能带来的相对好处。
• 美国国会应想办法尽快结束它与政府之间的危险的猜字游戏，尤其是在美国政府是否打算永远保留在伊拉克的军事存在的问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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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网评论卡内基 “ 中国政策辩论系列 ” People’s Daily Commented on Carnegie’s China Debate Series

人民网文章评论卡内基“中国政策辩论系列”为“卡内基‘送货上门'为议员们‘补课'”。该文介绍了卡内基中国辩论举办至今的主要议题、参与辩论的专家与辩论系列的影响。

过于安静的日本革命Japan’s Revolution Is Far Too Quiet

《外交政策》网络版文章认为日本修宪不仅在影响上将在亚洲地区引起极大焦虑，而且在其过程中也呈现出违反民主原则的重大缺陷。日本是时候走出美国的占领并建立一部日本人民认可的宪法，但日本最近通过的关于修宪的新法案是一个错误的开端。

核能为何不是环保的最大希望 Why Nuclear Energy Isn’t the Great Green Hope

《外交政策》网络专版文章指出，核能并不能成为解决全球气候变暖的最佳清洁能源选择。这一结论原因有多种：建设核电站的成本中的大量不确定因素；取得核电站运营许可证的诸多官方与法律障碍；核废料的处理问题；核电站的建设与运转周期使核能不能成为速效解决措施；建筑核电站所需的特殊建筑材料以及技术工人和专业工程师的数量有限，目前尚不能跟上宏伟的核能扩展计划的步伐；发展中国家针对气候变暖更实际的解决方案仍是提高能源利用效率而非大力发展核能。

民主在起作用——只是非常缓慢 Democracy Works – Only Very Slowly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内森·布朗发表文章指出，民主在中东地区发生的作用虽然在短时间内看令人失望，甚至引人担忧，但借助民主政治把伊斯兰教主义者运动纳入正常的政治参与活动是明智的选择，且正在缓慢地奏效。

中国在 2020 年的安全与外交

David M. Lampton, “Alternative Security and Foreign Policy Futures for China : 2020,” Asia Policy , Number 4 (July 2007)

本文为约翰 • 霍布金斯大学中国研究项目主任兰普顿教授 (David M. Lampton) 在美国国家亚洲研究局 (The National Bureau of Asian Research) 于今年 2 月举办的一次题为“ 2020 年的中国：未来展望”的会议上的发言稿修改写成。

在本文中，兰普顿设想了中国在未来可能出现的三种情景。情景一为合作式。在这种情景中，中国认为维持目前的国际体系与中国的利益基本上一致。中国继续发展它的强制力、经济实力与意识形态方面的力量，且与美国、日本以及其他主要邻国保持稳定的合作关系。中国在追寻国际安全与其他利益上的行为也会以负责任的方式展开。情景二为对抗式。在这种情景中，中国在许多问题上的立场都与国际社会相左。中国政府的主要精力放在发展强制力上。中国与美国、日本的关系矛盾重重。情景三为以上两种情景的混合。

中国未来更趋向于出现以上哪种情景取决于三个核心变量。第一个变量是中国国内局势的发展。一个国内政治局势稳定、经济社会稳步发展的中国，必然力图减少在国际上的摩擦，以利于其经济的发展和最大化地利用国际资源。反之，一个国内问题重重的中国也必然成为国际体系中的不稳定因素。衡量国内局势这一变量应着重关注如下几个方面的趋势：

• 以 2007 年底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为核心，观察中国第四代领导人与第五代领导人之间的交替是否顺利，且新一代领导人的国内国外政策倾向如何
• 观察中国是否真正做到把发展资源与政策倾向转移到西部
• 观察社会动乱的数量、规模与组织性强度是否有增加趋势
• 观察中国领导人引导民族主义向建设性的爱国主义发展还是向排外发展。

第二个变量是中国与其他主要大国之间的关系。这其中，中国、美国，日本三国之间的关系是关键。由于历史的原因和美日两国意识形态的相似性，美国和日本永远有一种联合起来遏制中国的倾向。这种倾向只会带来中国的对抗。美国忽视多边合作的重要意义，一味强调维持美国的霸权地位，视日本为美国在亚洲遏制中国的代理，都是根本错误的和将导致严重负面后果的政策倾向。衡量这一变量应关注：

• 观察中美日三国关系如何发展，尤其是美国和日本有关导弹防护与台湾问题的举动。
• 观察美国在亚洲的军事部署（尤其在关岛），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针对美国的军事能力发展
• 关注美国对台湾的武器销售与中国针对台湾的军事实力发展
• 观察中美两国在非洲与拉丁美洲相遇时的态度更倾向于竞争还是合作
• 观察中美日必须合作解决的国际问题（如朝鲜与伊朗导弹问题和恐怖主义问题）的数量。这样需要合作的场合越多，各大国越倾向于减少之间在其他方面的纠纷

第三个变量是大国间的经济依赖程度。衡量这一变量应关注以下方面：

• 中国主张的亚洲区域合作是否是包含美国和欧洲在内的“开放式地区主义”
• 关注地区 / 全球贸易与人员流动量
• 关注中国与世界在金融领域的相互依赖程度
• 关注中美日三国国内保护主义趋势的上升

 金正日继续让北京头痛

Andrew Scobell, “ Beijing 's Headache Over Kim Jong Il,”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 July/August 2007

不可否认，北京在朝鲜问题的解决过程中一直起着关键的作用。为什么北京在朝鲜核问题上扮演了这样一个主动、中心的角色？北京的动机何在？希望又是什么？北京的政策倾向与优先考虑有哪些？

本文一一回答了这些问题。文章认为，朝鲜在 21 世纪初给北京带来的两难局面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突出。在中国领导人眼中，朝鲜是一个长久的头痛。虽然中国官员不管是在私下还是公开场合都不止一次地告诉平壤，一旦平壤陷入麻烦，北京不会来解救，但 1961 年签订的《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还是给北京一定的约束。北京也似乎陷入了该条约的“只有在双方共同意愿的情况下才能宣布无效”的泥沼中。

北京在朝鲜问题上的优先考虑是地区的安全与稳定。中国的最大恐惧是朝鲜半岛上的冲突与紧张局势将波及到中国。一旦朝鲜半岛上发生冲突，上百万的难民将涌入中国，东北三省将无从应付，从而很可能激化中国国内已有的矛盾，引发社会动乱。中国大部分的精英人士也意识到朝鲜问题并非一日能解决，甚至在可预见的将来都看不到一个光明的解决途径。所以，中国目前所能做的就是控制问题不再扩大并且促成局势的逐步改善。

中国国内在处理朝鲜问题上也存在着诸多辩论。其中的一个辩论围绕中国对朝鲜的影响有多大。有一些安全分析人士与学者认为平壤向来一意孤行，北京对平壤影响甚微。一些官方人士则对局势抱乐观态度。这种乐观态度与其说是基于平壤的一些表态或行动迹象，不如说是中国领导人的希望。但不管怎样，北京没有放弃过在平壤问题上采取积极的行动。 2006 年底，中国加入了联合国对朝鲜的制裁决议。作为朝鲜的长期盟友、朝鲜面对世界在财政和能源上的唯一窗口，中国的这一举动在促成朝鲜重回六方谈判的谈判桌上明显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此外，中国舆论界也打开了公开批评朝鲜的禁闸。但中国的主要策略似乎还是运用其“软实力”手段。在金正日的频繁访华中，中国领导人都会有意识地向金正日展示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许多分析人士也透露，金正日已经信服地认为朝鲜应该效仿中国的道路。但也有不少人表示失望：“即使如此，金正日回到平壤还是什么也没做！”

关于北京对朝鲜的未来政策取向，文章指出，在经济上，中国将继续对朝鲜的援助。北京也鼓励中小投资者到朝鲜进行投资。在中长期的政策上，中国希望朝鲜逐渐演变为一个更开放的、具有改革头脑的朝鲜，所谓“现状的逐渐递阶”。这样的改变不会扰乱地区的安全局势，也可以改善朝鲜的状况。在朝鲜半岛统一问题上，朝鲜半岛的统一不一定与中国的利益相左。换言之，中国更关心的是朝鲜半岛统一的过程，而非结果。

中国与印度能否在价值链上更上一层楼

Rebecca Catching and Anurag Viswanath, “Can China and India Move Up the Value Chain?”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 July/August 2007

中国与印度虽然都尚未成为科技强国，但两国都在向这个方向努力。两国都逐渐出现了在产品、技术、商业运营模式等方面的成功创新案例。政府的作用与态度也在转变。中国在近些年开始意识到一些少量但关键的专利产品远远能够比上百亿种加工制造产品创造更多的价值。 2006 年，胡锦涛主席提出“自主创新是提高国家竞争力的中心环节。”印度的制药业与造车业也雄心勃勃的开始在科技研发方面挺进。

两国政府都准备在科技创新方面加大资金投入。中国政府计划对科技研发的投入由 2005 年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1.34% 提高到 2020 年的 2.5% 。印度政府相对节俭，但也计划将投入由 2005 年的 1% 提高到 2012 年的 2% 。中印两国在冷战时代建立起来的国家研发机构都在新的时代呼应下开始转变角色，积极开放与私营企业的合作。在 2006 年美国颁发的专利产品中，来自中国的有 906 个，来自印度的有 506 个，代表了两国自 90 年代以来专利产品数量的 20 倍的增长。

跨国企业也纷纷将赌注押在了中国与印度，分别将其研发中心建在了这两个国家。据估测，中国有 980 个由跨国企业建立的研发中心，而印度也拥有 225 个“财富五百强企业”建立的研发中心。中国与印度不同的是，在中国的跨国企业的研发项目主要是为这些企业在中国本土的业务服务，而印度的研发中心则主要是为这些企业的国际业务服务。

中国目前的自主创新显示出在迎合消费者需求方面的优势。例如，海尔洗衣机发现农村用户经常用洗衣机清洗蔬菜瓜果，于是发明了既能洗衣又能安全清洗瓜果的洗衣机，受到了广大农民用户的欢迎。阿里巴巴淘宝网学习美国 eBay 模式又加上了高出 eBay 的一招：建立在买卖双方间的在线沟通方式，便于买卖双方讨价还价以及对商品与信誉的交流。这一运营方式适合中国的国情，也使淘宝网因此而战胜了 eBay ，赢得了中国市场的大部分份额。

印度则在通过改变运营模式以提高农村人口的购买力方面突显出优势。例如 70% 的印度人口生活在农村，商品很难流通到农村内地。在销售渠道的创新上，联合利华雇佣乡下的无业妇女将产品卖到边远的乡村，形成了一个普通销售渠道远远达不到的巨大的销售网络。

然而，中国与印度两国都存在着限制科技创新的不利因素。印度科学与工业研究理事会前任理事长马歇尔卡 (R. Mashelkar) 认为印度在自主创新方面的优势在民主政治体制、文化的多元化与大量的年轻劳动力，其弱势（也是其输于中国的方面）在缺少“纪律”。相较于在印度的政治场景中经常发生的激烈的辩论，中国的政治体制能够使政府有力地排除不同意见与不同利益的阻力，通过行政力量推动一项对国家整体有益的计划的实施。另外，印度的基础设施建设也很薄弱，即使是在印度的“硅谷”班加罗尔，机场、道路、水电供应也都条件简陋。中国有发达的高速公路与崭新的机场，但中国缺乏对知识产权的保护，英语普及度不够，加上商业与机关的腐败问题，这些都成为阻碍科技发展的因素。此外，两国都缺乏工业与科研界之间的紧密联系。美国正是因为这种紧密联系的存在而保持了其几十年的国际科技领先地位。

中国与印度的科技发展都大大受益于从海外归来的学者与科技人员。两国之间的技术交流也有长足的发展。总而言之，全球化为中国与印度在价值链上的迈进起到了正面的作用。

印度的民主挑战

Ashutosh Varshney, “ India 's Democratic Challenge,” Foreign Affairs , Volume 86, No. 2, March/April 2007

印度正在走着一条在当代史中很少有国家成功走过的发展之路：在民主体制下发展自由化经济。当今，民主原则与自由市场在印度的国家体制中被尴尬的绑在一起。虽然两者并不存在根本矛盾，但却时常会出现紧张与困境，从而为印度的领导人提出了艰巨的挑战。

政治经济学的学生们都知道，市场经济政策在总体上能够提高经济运转的效率，在长期能够增加社会整体财富，但会在短期产生分配不公等问题，从而在社会中促发不满情绪。而在民主体制下，这些不满情绪会转变为投票箱中的选票，从而出现一些反对市场化的政治意愿。在西方，这种矛盾通常由三种途径被软化：第一，全国范围内的普选在西方民主制国家中都是在这些国家进行工业革命以后才实施的，这就意味着穷人是在社会已经发展为比较富有之后才具有投票权利。第二，福利国家可以适当照顾穷人的需求。第三，在这些西方国家，富人（通常也是受教育高的人群）比穷人更倾向于参与投票。

但印度在以上三个方面都不同于西方民主国家：印度在独立之初便开始实行全民公投，远在经济工业化以前；印度福利体系尚未发展成熟；在印度，穷人比富人更倾向于投票。而实际上，印度选举在这方面完全与一般的民主理论背道而驰——社会地位、收入、教育水平越低的印度人，投票的可能性越高。印度执政联盟——“联合进步联盟” ­ ——视印度社会最底层人群为其最重要的选民团体。

印度的发展道路不仅不同于西方国家，也不同于其他亚洲国家（地区）。韩国与台湾都是在经济起飞二十年后才开始实行全民公投。亚洲其他成功的经济体，中国与新加坡则实行一党专政制度。民主政治的特点也可以解释印度私有化的速度慢于中国的原因。

印度民主政治对市场经济的束缚已经逐渐显现出来，印度高速的经济发展速度能否持续下去，取决于印度政治家们如何走这条在鼓励私营企业家与安抚经济利益受损的大众之间的钢丝绳。但不可怀疑的是，民主制在长期上对印度的经济发展将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在经济发展波动中维持社会稳定也将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

追寻日本的战争过去

Joe Malchow, “Seeking a Sense of Japan 's War Past,”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 July/August 2007

 6 月 26 日，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以 39 票对 2 票的压倒性多数通过了呼吁日本政府向二战期间日军强征的数千名慰安妇进行正式道歉的 121 号决议草案。本文记录了对提出并撰写该草案的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日裔众议员麦克·本田 (Michael Makoto Honda) 在决议通过前后进行的采访。

麦克·本田也曾为二战中美国珍珠岛被炸之后美国政府对美国亚裔的囚禁要求美国政府进行正式道歉。本田回忆道， 70 年代在被囚的人中间也出现了争论：“为什么要揭历史的伤疤？为什么不能让过去就这样过去？”本田主张坚持美国政府道歉，因为“道义告诉我们应该这样做”。他说，“清楚而不含糊地正视最真实的、未经雕琢的历史事实非常重要。我们犯了错误应该反省我们当初为什么犯错，并且决心不再重犯。我们应该把事实不加掩饰的传达给我们的下一代，并警戒他们不要再犯我们过去曾经犯过的错误。”

美国众议院通过的这项决议草案为“非约束性”草案，即一国政治团体向另一国“建议”的做法。 121 号决议草案“建议”而非“要求”日本政府正式承认并忏悔当年的慰安妇问题是有组织的、故意的剥削行为，并向在身体上、精神上受到残酷虐待的慰安妇以清楚的态度正式道歉。本田说，美国少数人士包括美国国务卿赖斯，反对该议案的原因，要么是出于对美日关系信心不足，要么就是想要日本首相安倍“好过一些”。但是，“道歉从来不会伤害任何人，道歉的作用是使双方关系更坚固。”

即使此项议案是“非约束性”的，它在日本朝野也引起了轩然大波。 6 月 14 日， 63 名日本保守派人士在美国《华盛顿邮报》上用整整一版面刊登了题为“事实”的通告，否认日本在慰安妇问题上存在任何过错，批评“ 121 号议案将判断仅建立在一些妇女的证词之上”，声称“不存在任何历史文件可以证明这些妇女是被迫的”。

本田说，好的父母告诉他们的孩子他们过去的错误，就是为了他们的孩子能够比他们做得更好。本田还强调，日本人民是善良的人民，只是少数日本政治精英一边想要日本忘记过去的罪行，一边在大力推动日本的重新武装化。

 全球 2002-2007 年民意趋势

“Global Opinion Trends 2002-2007: A Rising Tide Lift Mood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Sharp Decline in Support for Suicide Bombing in Muslim Countries” The Pew Global Attitudes Project, July 24, 2007

皮尤全球民意调查项目公布了其最新的 47 国 45 ， 239 份调查的统计结果。该项目自 2001 年启动，已经发表了 17 份调查报告，涵盖从人们对生活水平的看法到对政府和国家发展状况的态度等一系列广泛的议题。

调查结果显示，发展中国家人们对个人生活与经济状况的满足程度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基本上成正比例关系。拉丁美洲、东欧地区国家，以及中国、印度都符合这个规律。但亚洲其他国家这一规律的呈现并不明显。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虽然人均国民收入也有显著增长，但人们对生活状况的满意程度增长并不显著。在绝对水平上，非洲人民仍然对他们的生活水平不满意。即使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 26% 的尼日利亚，也只有 1/3 的人表示对他们的生活状况满意，这一人数与 2002 年表示对他们的生活状况满意的人数持平。相比之下，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幅度相对较小的发达国家，人们对个人收入的满意度相对稳定，对国家发展状况的满意程度却有所下降。

然而，非洲的贫困问题并没有磨灭人们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希望与乐观态度。大部分非洲人都认为他们的生活在未来五年里会更好，且他们的后代的生活会比他们的生活更好。而实际上，在发展中国家，“后代生活会更好”的看法非常普遍。中国 86% 的人认同这种看法。发达国家则不然。 80% 的法国人认为他们的后代的生活会比他们的差，德国、日本、意大利、英国、美国、加拿大也普遍对他们后代的生活水平持悲观态度。

关于发展中国家人民对就业的满意度，科威特与印度人对其就业的满意度最高。非洲国家人民对就业的满意度普遍较低。约旦人对就业的满意度最低，只有 34% 。

此外，调查还发现了几个有关国际发展趋势的重要信息。调查发现，支持为捍卫伊斯兰教而进行的自杀性爆炸事件的穆斯林人数有明显下降。比如在黎巴嫩，认为自杀性爆炸事件有理的人数比重由 2002 年的 74% 下降到 2007 年的 34% 。但巴勒斯坦还是有 70% 的人表示为捍卫伊斯兰教而进行自杀性爆炸行为可以理解。调查还发现，在拉丁美洲，即使有几位左派领导人上台，大众还是普遍支持自由的市场经济政策。

美国与联合国：一场交流

Mark P. Lagon and David Shorr, “ America and the United Nations: An Exchange,” Survival, Vol.49, no. 2, Summer 2007

本文记录了美国国务院主管联合国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马克·雷刚 (Mark Lagon) 与美国斯坦利基金会项目官员大卫·肖 (David Shorr) 的一场就美国在联合国中的角色以及国际体系的根本问题进行的看法交流。编者在文首提出疑问：美国在联合国的问题上是否也同其他许多问题一样存在着保守派与自由派之间的差别，而雷刚与肖的这场交流是否正体现了这种差别的存在？

在国际体系存在的根本问题上，雷刚强调了国际体系在促使成员国履行国际义务或遵守国际规范的强制力的先天性欠缺。他指出，缺乏强制履行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强制力量正是联合国的根本弱点之一。国际社会如果对国际规范的违背者不能采取一致而有力的惩罚，每一个成员国的安全都会受到威胁。肖则指出，联合国的作用被左派完全地理想化，被右派则过度地无能化，这两种看法都不能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的切实基础。国际体系确实不能像政府一样惩罚违规者，国际体系的运作规则不同于国家并同时具有其自身的局限性，但即使是国内的法治也需要具有一定的灵活性以适应新的情况和不断变化的政治现实，只是在国际层面这种灵活性的需要更多罢了。在国际层面也有很多类似于国内法律体系的约束性规范，只是这些规范的履行要通过各种国家间决策机构及其所分别代表的各种政治利益之间的互动过程来实现。总体而言，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以及国际条约都确实给世界带来了一定的秩序。

就美国在国际体系中以及具体在联合国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应该起到的作用，雷刚认为在联合国未能达成在关键问题上的一致意见而采取不行动的情况下，美国充当国际领导者的角色确保国际规范的履行是必要的。因此，美国是维持国际正常秩序的中坚力量。雷刚还指出，联合国的不干涉他国内政原则不应该意味着允许一国政府对其国民施行暴政并对此无动于衷。在此，“保护责任”原则就突显出其重要意义，它能够使武装干涉严重践踏人权的行为合法化。雷刚还对联合国不分国家大小、对联合国财政贡献多少，在联合国大会统一都只有一票的投票权的规则进行了质疑。他认为联合国的一国一票制使得美国对联合国财政的贡献与美国在联合国的影响完全不成比例。他提倡按照一国对联合国财政贡献大小决定投票数量的加权表决制 (weighted voting) 。肖则不为美国在联合国大会只有一票的表决权而困扰。他说，“无论何种投票方式，美国在力量上的绝对优势对别的国家都是明显的压力。如果美国强行争取更多的优势，只能招致更多的反对。更不用谈美国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否决权对其他国家是否公平的问题了。”肖指出，建立一个更加有效的联合国的关键在于改变联合国中的外交作风。世界各国领导人需要真正把联合国作为一个合作解决实际问题的工具而不是争吵的论坛。

中国网络一族人数爆炸：对国际互联网和美国用户的意义

Deborah Fallows, “ China 's Online Population Explosion, What It May Mean for the Internet Globally... and for U.S. Users,” Pew Internet & American Life Project

中国目前已有一亿三千七百万的互联网用户，仅次于拥有一亿六千五百万到两亿一千万用户的美国。中国互联网用户人数的数量每年以两位数的百分比在增长，预计中国将于 2009 年超过互联网用户人数每年以一位数百分比增长的美国。中国互联网用户的构成人群主要是年轻人、男性和城市居民，职业组成大部分为学生。农民在互联网用户构成中所占比例仅为 0.4% 。被调查的人群反映尚未使用互联网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不具备使用互联网的技能和不具备使用互联网的设备与网络。政府和相关工业企业都在努力扩展网络设施和降低电脑和网络使用成本。此外，教育部也从青少年抓起，在青少年中普及电脑知识和网络技能。互联网络在农村中的普及现阶段还是以小规模试点工程为主。

每年上百万新的互联网用户的成批涌入将对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美国的互联网用户以及世界产生深远的影响。首先，更多的人使用互联网意味着人们接触信息、进行交流的途径变广了。据调查，在互联网用户中， 85% 的人反映他们获取新闻的最主要途径为互联网， 66% 的人反映为电视， 61% 的人为报纸。而在尚未使用互联网的被调查人群中， 90% 的反映为电视， 33% 的人为报纸。其次，一个不断拓展的中国互联网领域将可能增加中国国内的不和谐因素，从而引起紧张局势。这些紧张局势会进一步波及到中国周边国家以及美国。中国的互联网不同于世界其他地方的互联网之处在于它已经形成了一个严密的监控网络，维持这个网络需要成千上万名的网络警察、层层的负责制、与可能的惩罚制度。在国际上，中国与西方国家也因为中国对国际跨国的网络公司的限制引起了争议。第三，随着中文网民人数的不断增加，中文在网络中的使用将有可能取代英文在互联网的使用中的主宰地位。翻译软件将带来中文网民与英文网民之间的交流的革命性变化。此外，由于地方方言对来自不同地区华人之间的交流的阻隔，网络作为一种新的交流工具将在中国海内外所有华人之间形成更强的民族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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