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内基中国透视》月刊
Carnegie China Insight Monthly
2007年第6期 （总第28期，2007年6月）

主编：王雅平
Editor: Yaping Wang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出版
Published by the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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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全球气候变暖 Focusing on Global Climate Change

 （王雅平）

 近日，这样一些新闻充斥了各类型媒体：太湖蓝藻爆发事件、厦门百亿化工项目被迫缓建、中国政府公布中国首部应对气候变暖的国家方案、气候变暖成为八国峰会焦点。随着全球气候变暖不可忽视的紧迫性的加剧，它的影响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在人们眼前，成为老百姓、媒体和政府所共同关注的焦点。《卡内基中国透视》采访了两位对中国环保问题有着深入了解的美国权威的环保与能源专家——著有《变黑的河流：环境对中国前途之挑战》一书的美国对外关系理事会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高级研究员、亚洲研究中心主任易明 (Elizabeth Economy) 与世界著名的环保智囊库之一世界资源研究所 (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 的负责科学与研究的副所长大卫 · 吉拉德 (David Jhirad) 。本文将综合两位专家的见解，分别就中国应对气候变暖的立场与挑战，美国在气候变暖问题上的立场以及全球应对气候变暖问题的国际框架等问题展开详细的阐述。

 中国的立场：减排不以经济发展为代价

吉拉德高度评价了中国在应对气候变暖问题上所做出的巨大努力。他说，中国政府在方案中提出的到 2010 年将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降低 20% 的目标，显示了中国政府巨大的决心。中国也在积极推行可再生能源的利用，批准了上百个风能和水电开发项目。吉拉德还指出，中国非常清楚自己在应对气候变化上的脆弱性，无论是干旱、海平面上升还是台风频率的增加。“对这种国情造成的脆弱性的认识清楚地体现在这份方案中。中国同样认识到气候变化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但较偏重气候变化所造成的自然方面的直接影响。”

易明认为，中国保持经济高速增长，同时尽最大力量进行温室气体减排的立场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种立场是否对其它国家公平合理要看具体和哪个国家相比较。相较于美国而言，中国的历史累计排放量远远少于美国，其立场再合理不过。但如果以全球范围内各个国家的公平为考虑，相较于一些国家像孟加拉国或一些小的岛屿国家，气候变暖对这些国家很可能造成灭顶之灾，相比之下，排放温室气体更多的中国就应该承担起比这些国家更多的责任。

中国温室气体减排所面临的挑战

无论是在降低污染还是在减少能源消耗方面，中国都提出了宏伟的目标。易明认为，中国所面临的真正挑战不仅在目标制定上，而且也在目标的履行与计划的实施上。“北京需要为促使地方认真贯彻履行北京指定的目标计划制造合适的动机与机制。”“动机”促使地方做他们应该做的事情，“机制”为地方做他们应该做的事情排除障碍、制造便宜。

易明例举了一个已经逐渐在欧美发展起来的，美国驻香港领事馆正在筹划利用香港的 能源服务公司 (Energy Service Companies, ESCOs) 在广东省实施的一个为地方政府与工厂制造合理“机制”与“动机”的方案。能源服务公司为需要进行节能改造的工厂提供能源效率审计、节能项目设计，以及技术改造成本与远期盈利估算等服务。这些工厂不需为节能项目和技术改造先期承担任何费用。所有费用将通过参与项目的银行提供贷款实现，并从节能项目为工厂所带来的远期能源费用节余中抽取。这一方案为地方政府与工厂排除了财政困难、资金紧张的障碍，并且制造了低投资高收益的“动机”。这样的执行机制正是中国目前所急需的。

吉拉德则列举了中国所面临的四个主要挑战。首要的挑战是节约石油的使用。中国现有的汽车燃油效率标准虽然很严格，但很快到 2008 年就要到期，因此需要政府下决心继续坚持实行严格的汽车燃油效率标准。其次，中国各地方需要通过各种途径大幅度提高发电厂发电效率，从而减少发电厂温室气体的排放。再次，中国需要跨出一步，与科技发达国家合作，引进温室气体的收集与存储技术。最后，中国需要花大力气改变经济结构。“解铃还须系铃人。”气候变暖由人类的发展活动所造成，也应由新型的科学的人类发展活动得以解决。

发展水电与核电上的争议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把发展水电作为促进中国能源结构向清洁低碳化方向发展的重要措施”，并预计到 2010 年将通过此措施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 5 亿吨。该方案还主张积极推进核电建设， “逐步提高核电在中国一次能源供应总量中的比重” 。

除了在发展核电方面传统上一直存在的争议以外，中国近年来的部分水利建设项目也引起了一些矛盾。易明分析说，这些矛盾一部分是与湄公河下游国家与老百姓之间的矛盾。中国西南省份水力资源丰富。但这些河流一部分也流经其他相邻国家。因此，中国在这些河流上游修筑水坝必定会影响下游其他国家老百姓的生计。易明建议，中国政府需要多与受影响的国家和老百姓进行磋商。和平崛起只有带着谦逊的态度和关切他人利益的姿态，才能真正换得中国友好邻邦的坚定信任，从而为中国乃至亚洲发展所需的和平环境打实基础。另外一方面的矛盾来自中国国内。易明建议，政府在修坝的问题上应该尽力把各个利益群体纳入政策决策过程中，使得水利项目的设计能够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并周全地考虑到各种可能性。

吉拉德则指出，不光中国，世界所有的国家都面临着如何发展水电又不破坏生态环境的难题。“建设水利项目，不应造成对河水流量的过度减少和对森林植被的过度破坏，并应妥善处理水利移民的安置与扶持。”关于发展核电，则应在“经济允许的条件下，尽量选择安全的技术并妥善处理好核废料污染的问题。”

 美国的立场：转折点到来？

刚刚在德国落下帷幕的八国峰会前后，一直拒绝在旨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京都议定书》上签字的美国政府在气候变暖问题上的态度出现了一些微妙的转变。美国总统布什在八国峰会上表示，美国将认真考虑全球温室气体减排的共同任务。此前，他还宣布他计划在今年秋召集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最多的 15 个国家，集会讨论一个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长远战略。这是否意味或预示着美国政府在气候变暖问题的立场上出现重大的转折？易明说，这些言论“或许是迫于欧盟的压力，或许是美国政府在计划着提出某种建设性的方案”，“但到迄今为止我在美国国内没有听到任何消息说美国政府正在酝酿一个真正具有建设性的举措。” 易明认为，美国政策的转折点不会来自于布什政府，而将来自于美国民众的觉醒并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表现出来。无论是美国加州的创先性举措，还是美国东北各地区的合作努力，或是其他各州相继效仿加州、出台相应的措施，所有这些都是以各州为协领，甩开美国联邦政府的拖累，给世界遏制气候变暖的共同努力带来希望的表征。

吉拉德强调，除非美国出台强制性的措施，任何言论都不足以作为美国政府在气候变暖问题政策上的转折点。据他透露，美国国会已经陆续通过各种减排议案，包括希望在 2050 年以前减少美国目前的温室气体排放量的 60% 到 80% 。虽然支持这些议案的游说集团囊括了美国通用公司等大企业集团，但这些议案都并非强制性的法案。因此，“在八国首脑会议上，德国与美国的立场还是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国际框架公约

随着气候变暖在全球造成的形势愈加严峻，目前国际社会关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框架——《京都议定书》也将于 2012 年过期。在国际社会不能达成另外的框架协议的情况下，《京都议定书》的失效将造成人类社会应付气候变暖挑战上的努力的重大倒退。两位专家一致认为，国际社会有效应对气候变暖，最终需要美国站出来承担它所应该承担的责任，并充当领导地位。吉拉德设想，在中国和印度不太可能接受强制性减排义务的情况下，美国、中国、印度三国应该在投资、技术合作和研发方面制订出一个一揽子方案。易明强调了制定严格的减排目标与时间表的重要意义，并建议国际社会开始探索制定相应惩罚机制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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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专家看《中国军力报告》与中国的反应

American Expert Responds to China 's Reactions towards the “Military Power of China 2007” Report by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中国政界、学界对美国国防部于近日出笼的《中国军力报告》的谴责与疑问，可以综合为如下四个主要观点：

•  该报告刻意渲染“中国军事威胁”，误导国际舆论，损坏中国的国家形象，是破坏亚洲和平稳定的不和谐之音。

•  中国军事现代化是中国经济发展的自然结果。此外，考虑到人民解放军要守卫的众多的人口与辽阔的疆域，中国与 20 个邻国中的一半国家存在着领土争议，中国人普遍有着深刻历史情结的邻国日本在近年日益呈现的军国主义野心的复燃，加之中国百年羞辱史在每一个中国人心中烙下的“落后就要挨打”的教训，中国有多于足够的理由来发展自己的军事实力。更何况即使按照美国的数据计算，中国军费目前也只有美国的四分之一。

•  该报告是对中国内政的干涉。

•  该报告有意为美国扩大军费开支和向台湾销售武器制造借口。

《卡内基中国透视》本期将阐述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台湾问题与中国军事问题专家史文 (Michael Swaine) 对《中国军力报告》的看法与其对以上的看法的一一回应。

《中国军力报告》——一个高度政治化的文件

要理解一个文件，首先要认清它的根源。史文解释说，《中国军力报告》是美国国会向美国国防部每年要求的一个报告，其内容受美国国内各种政治势力与过程的影响，“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文件”。此外，史文介绍道，这份报告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美国在冷战时期对苏联所做的类似的年度军力报告。这种冷战思维很不幸地影响了美国不少人的看法。“因此，我不认为这个文件是客观评价中国军事实力的最权威的最终文件。”

史文指出，虽然这份报告中对人民解放军拥有的武器装备的描述基本上属实，但在这份报告中有些信息被遗漏、有些信息被夸大，更重要的是，报告描述这些事实的用词、报告的重点、以及字里行间所反射的意思，都带有明显的政治倾向。史文接着列举了该报告在内容上的五大缺陷，这些内容“带有深层的暗示含义甚至情感，但报告并没有给出足够的证据来证明甚至说明这些观点”。第一，报告提出的“先制战略” (preemptive strike strategy) 。这一概念来自人民解放军战略纲要中的“主动防御” (active defense) 原则。而报告所用的“ preemptive strike ”一词更倾向于传达进攻性、甚至侵略性的含义，因此实际上是把“主动防御”曲解为“主动进攻”。第二，报告指出的中国正在获取“扩大范围内的军力投射能力” (extended-range power projection) 。该部分字里行间暗示着中国的军力投射能力已经朝向全球范围内发展，但其给出的例证中全部是在亚洲、主要是在中国沿海地区的军力投射能力。第三，报告认为中国的国内政治的不稳定将导致外交上的进攻行为，换言之，即转移国内矛盾。这一矛盾转移理论 (diversionary theory) 在西方学界尚存在种种问题，却经常被用于中国。但从中国的历史来看，这一理论对中国的现实并不适用。第四，报告用了“威胁”一词，认为中国对台海局势乃至亚洲安全构成威胁。但“威胁”包含意图与实力两个方面，报告并没有详细指出中国所构成的“威胁”到底来自哪个方面，也没有给出确凿的证据。第五，报告对邓小平提出的二十四字方针“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有所曲解 。 这一方针的提出很可能有着当时复杂的国际背景，但报告忽视了这一背景，对这一方针进行直译，尤其是对“韬光养晦”一词的翻译 “hide our capacities and bide our time” 强烈暗示中国“暗藏心机”，“一旦强大，便很可能会露出野心”。

对中国国内看法的回应

该报告刻意渲染“中国军事威胁”，误导国际舆论，损坏中国的国家形象，是破坏亚洲和平稳定的不和谐声音。

中国人对“威胁”一词尤其敏感。不排除美国确实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但在普遍的意义上，一方为了防卫需要发展旨在在战略需要上形成“威慑” (deterrent) 的军事实力，这一“威慑”在另一方看来就是“威胁” (threat) 。英语中只有“威胁”一词来形容这种情况；但“威胁”在中文中就带有了更多的含义。

史文认为，中国人对“威胁”一词的敏感无助于问题的解决。中国军费的增长，新型武器的引用，逻辑上必然会引起其他国家询问这些军事增长的原因何在。这是自然的。无论其他国家结论如何、是否存在偏见、是否使用了“威胁”一词，中国的外交手段如果总是愤怒大于理论，都不太能够改变其他国家的看法，即使是偏见。史文建议，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就其他国家的忧虑进行直接坦率地解释，例如，中国军费每年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为什么要增长到现在这个水平？或者引进了一些新型武器装备，引进这些武器装备的直接目的是什么？

但从另外一方面讲，史文承认美国确实存在着一些人过分强调、夸大甚至扭曲中国军事现代化的含义。这些人抱怨中国军事不透明，声称他们对中国军事现代化毫无了解，但实际上他们了解得很多。史文认为，这份报告中就存在着这样的一些问题。

中国军事现代化是中国经济发展的自然结果。此外，考虑到人民解放军要守卫的众多的人口与辽阔的疆域，中国与 20 个邻国中的一半国家存在着领土争议，中国人普遍有着深刻历史情结的邻国日本在近年日益呈现的军国主义野心的复燃，加之中国百年羞辱史在每一个中国人心中烙下的“落后就要挨打”的教训，中国有多于足够的理由来发展自己的军事实力。更何况即使按照美国的数据计算，中国军费目前也只有美国的四分之一。

史文认为这一观点更直接、更坦率，更容易被接受。他以台湾问题为例，从中方和美方各自的思维角度进行了分析：中国人发展军事实力，希望能够在台湾问题上对台湾形成足够的“威慑力”，以期和平收复台湾。美国人担心中国军事实力的增长会误导中国领导人在成功地以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可能性上信心大增，从而对台湾使用武力。美国人标榜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因此感觉有责任有义务维护台湾人的选择，更自认为肩负着维护亚洲和平稳定的重要责任。双方都以维护地区稳定的名义做着各自认为正确的事情。史文结论道，“这就突出了交流的重要意义。”

该报告是对中国内政的干涉。

史文指出，这一观点几乎是中国官方所有针对美国对台湾、对中国军事的言论的标准回应。根本问题就在中美两国的立场不同。中方指责美国干涉中国内政，这里的“内政”主要是指台湾问题。中国的立场是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家内事”，不与美国相干。因此，美国发表任何关于台湾事务的言论或报告实质上是干涉中国内政。而美国的则认为，就象前文提到过的，美国的干涉是维护地区稳定之所需。

该报告有意为美国扩大军费开支和向台湾销售武器制造借口。

史文不否认这种目的（或者仅仅是副作用）存在的可能性。但他认为以美国的军事实力，世界上几乎没有哪个国家能够作为一个国家对美国在军事上构成真正的威胁，因此美国军方为扩大军费开支会如此有目的性的制造这样蹩脚的借口——这种猜想似乎也存在夸张的成分。

《中国宏观经济波动及其对农村经济的影响》 China's Economic Fluctuations and Their Implications for Its Rural Economy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中国项目高级研究员盖保德于 5 月底在北京和华盛顿发表了有关中国经济增长周期与其对中国农村经济的影响的报告。该报告结论认为，即使在近几年中国国际贸易盈余不断扩大的情况下，中国的经济增长也不是以出口为导向，而是以国内需求为主要推动的结果。报告同时得出结论认为，中国宏观经济波动中的经济政策，大多不利于农村经济的发展。

报告详细分析了中国经济自 1978 年以来所经历的每一个快速和慢速增长阶段，并发现国内需求的波动，而并非出口的波动，更能解释经济增长的周期性变化。

报告的政策建议包括：

• 由于中国的经济增长是以国内需求而不是以出口为主要推动的，美国更应注重在国内政策上加强美国经济的竞争力，而不是不断指责中国违反国际贸易准则；
• 鉴于银行存款利率过低在通货和产出方面已经造成的多种负面效应，中国应该把银行存款利率至少调节到抵消通货膨胀的水平；
• 中国由于对粮食安全的过分忧虑，一直采取限制粮食进口的政策，这使得决策者们不得不反复采取传统的宏观调控手段，强制农民种植无收益的农作物。考虑到农民生计对国家安全的重大意义，中国应该逐渐放开粮食进口，使农民能够从种植无收益的农作物中解脱出来，从而可以大大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与中国整体的国内需求水平。这对维持中国经济整体稳定与建立在内需基础上的经济增长都有着重大的意义。

该报告的中文版将于 6 月由中国国家发改委国际合作中心与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合作出版。点击此处可阅读报告中文版全文，点击此处可阅读英文版全文 (PDF 版 ) 。

卡内基 “ 中国政策辩论系列 ” 之七：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 (Carnegie China Debate Series VI: China as a Responsible Stakeholder)

卡内基第七次中国政策辩论于 6 月 11 日在美国华盛顿国会山举行。此次辩论的辩题是“中国在国际社会中是否已经或者将要成为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此次辩论几乎涵盖前几次辩论的所有议题，因此也是在夏天来临前对前一季的中国政策辩论系列的小结。此辩论系列将在夏天告一段落，并于今年秋天继续进行。

参加此次辩论的正方为 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的中国问题研究室 (Center for Strategic Studies' (CSIS) Freeman Chair in China Studies) 主任季北慈 (Bates Gill) 。反方为华盛顿智囊机构美国企业研究所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AEI)) 的中国问题专家卜大年 (Dan Blumenthal) 。辩论由卡内基中国项目高级研究员史文 ( Michael Swaine ) 主持。

季北慈认为，从过去 10 到 15 年可以清晰地看出，中国正在逐渐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人们会惊讶的发现，中国过去 20 年的安全与经济政策趋势，更多是在努力接受、适应，而并非反抗一个主要由美国建立起来的国际秩序。在防止核扩散方面，中国在与朝鲜和伊朗的接触中起到越来越积极的作用，并且甚至加入了美国政府在 2003 年公布的防扩散安全倡议 (Proliferation Security Initiative) 。在亚洲安全方面，中国也做出了一系列双边和多边的努力，旨在加强而不是破坏该地区的稳定。在能源安全尤其是针对全球气候变暖的温室气体减排方面，中国更是作出了比美国更为领先的姿态。在经济援助上，中国已经完全由一个受援国变为一个援助国。在国际维和方面，中国对联合国维和部队的贡献在国际上排名第 12 位，超过许多发达国家，包括俄罗斯、英国和美国。中国在贸易上的开放、对全球化的支持，更是为国际自由贸易理念与世界经济繁荣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尽管在人民的政治权利与言论自由等问题上中国进步不足，其对非洲达尔富尔的人权问题上的做法也受到国际社会的指摘，但中国在这些方面做出的一些努力也不应被忽视。例如，中国在促使苏丹喀土穆政府接受“安南方案”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作用；胡锦涛主席今年一月也高调呼吁了苏丹总统巴希尔慎重考虑国际社会的意愿，尽早实现达尔富尔地区的全面停火。因此，美国的利益所在决定美国应该鼓励中国继续发扬这些积极方面，而在不足之处予以敦促。

卜大年则站在另一方强调中国还没有发挥它应该发挥的作用。比如在朝鲜问题上，中国是唯一能够迫使金正日政权停止抵抗的国家。但中国似乎尚没有充分意识到朝鲜核问题对国际体系的威胁的严重性，或者其自身利益尚未受到压倒性的威胁。朝鲜进行核试验以来，中国在朝鲜的投资在不断增长；中国提供的燃料占朝鲜燃料需求的 75% ；朝鲜贸易中 60% 来自中国，而且每年都在增长。卜大年认为，这些都不是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应有的表现。他还指出，中国强调中国的发展壮大将是和平的，问题不是其他国家信不信的问题，问题在一方面实际行动比言论更响亮，一方面其他国家也不能把自己的国家安全只寄托在中国所做的承诺上。

辩论后，两位专家又回答了观众提问。登陆网址 http://www.carnegieendowment.org/chinadebates 可以观看辩论全程录像或阅读会议记录（英文）。

魅力攻势：中国软实力如何改变世界 Charm Offensive: How China's Soft Power is Transforming the World

 6 月初，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中国项目访问学者约书亚 · 科兰滋克 (Joshua Kurlantzick) 就他的新书《魅力攻势：中国软实力如何改变世界》 ( Charm Offensive: How China's Soft Power is Transforming the World ) 举办了座谈会。这本书系统地评价了中国目前的国际形象，介绍了目前中国外交的作风与方式，并分析了中国外交的成功程度。

该书认为，随着中国外交走向成熟，中国在东南亚和非洲的受欢迎度大大上升。中国的外交政策以实用主义为准绳，意识形态在其中并不扮演重要的作用。中国是菲律宾、老挝、柬埔寨的最大援助国，援助项目也逐渐由过去的基础设施建设转移到文化和教育项目上来。

但中国在东南亚和非洲国家的受欢迎度的提高，并不意味着这些地区国家对中国不存在着畏惧的心理。

科兰滋克进一步提出了三个主要问题：随着中国软实力的上升，中国会与其他地区主要强国合作还是将分而治之？中国对亚洲地区其他国家的非政府团体（公民社会）的发展将持怎样的态度？中国是否已经形成一个以“非干涉主义”为核心的外交模式？

该书（英文版）已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

乘龙翱翔：香港自 1997 以来的经济发展 Riding the Dragon: Hong Kong's Economic Developments since 1997

6 月 18 日，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在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卡内基总部举办了题为“乘龙翱翔：香港自 1997 以来的经济发展”座谈会。亚洲金融集团和亚洲保险有限公司总裁陈智思 (Bernard Chan) 、香港城市大学张仁良教授 (Stephen Cheung) 为座谈会主讲人。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会议召集人、原香港基本法咨询委员会秘书长梁振英 (C. Y. Leung) 参加了座谈会的问答部分。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研究部副主席马德稀 (Mark Medish) 主持了该座谈会。

张仁良指出，香港在经济上受益于大陆经济的迅速发展。 97 年以后虽然先后遭遇了金融危机与非典的打击，但在大陆经济发展的良好势头的推动下，香港经济又迅速地复苏起来。香港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方便其在为大陆提供金融证券服务。陈智思则强调了 97 年香港回归以来的变化。这些变化中既有机会也有挑战。但香港回归前许多香港人的担心与恐慌并没有成为现实。香港与大陆的交界已经成为世界最繁忙的交界之一。两地融合还在进行过程中，两地人民都需要适应回归以来的变化。在问答部分，梁振英指出 97 年后香港人民的民主权利比 97 年前要多。座谈一致认为自大陆到香港的移民为香港的经济繁荣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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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在传统基金会谈美中经济关系
Remarks by Treasury Secretary Henry M. Paulson, Jr. at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Lee Lecture

2007 年 6 月 5 日，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Henry M. Paulson)在美国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发表了题为“中国与战略经济对话”的讲话，评价了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成果与意义。保尔森认为，第二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产生了实质性后果，并为今后更大的进展奠定了基础。他强调，美国民众不应为某些媒体的片面分析蒙住了眼睛；战略经济对话的任务是长期的。此外，他表示他已经一再向中方强调了他认为中国改革的步伐宁快勿慢的立场。

战略经济对话后的美中经贸关系
Sino-U.S. Trade Relations since the Second Strategic Dialogue

卡内基中国项目主任和高级研究员裴敏欣近日在BBC中文网上发表文章，分析了第二次轮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以来中美贸易的摩擦与缓和因素。对于这次中美经济对话的成果，美国行政当局予以高度的肯定，但美国国会对对话未能在人民币汇率问题取得进展表示了极大的不满。国会中两党出现巨大共识的情况下，带有制裁措施的对华贸易法案很可能被通过。但同时，美国政府、美国商界的利益、和越来越精于与美国周旋的中国政府，都成为缓和这一紧张局势的各种因素。

《中国宏观经济波动及其对农村经济的影响》
China’s Economic Fluctuations and Their Implications for Its Rural Economy

本文节选自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盖保德撰写的报告《中国宏观经济波动及其对农村经济的影响》。该报告（中文版）由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与中国国家发改委合作出版。

印度与日本：最终一致
India and Japan: Congruence, at last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南亚视角》(South Asian Perspectives)编辑阿尼如斯•苏芮 (Anirudh Suri)撰文指出亚洲局势中印度与日本由于共同的利益在外交政策中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一致。文章从印度、中国和美国的角度分别分析了印度与日本的靠近对地区安全的影响。文章建议印度、日本、美国及澳大利亚不应建立正式同盟，而应以四边安全对话的手段提高合作，同时避免引起中国的过分警惕。

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几大挑战

Wing Thye Woo, “What are the High-Probability Challenges to Continued High Growth in China ,” Brookings Institution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胡永泰近期发表报告，系统地分析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最可能遇到的几大挑战，并分析了中国应对这些挑战的能力。

该报告首先在理论上把中国经济发展可能遇到的挑战分为三大类型：硬件障碍、软件障碍和“电源”障碍。硬件障碍是指经济系统出现问题。如果把高速发展中的中国经济比作一辆高速行驶的汽车，硬件障碍即是指汽车底盘出现的故障。软件障碍是指行政失误导致社会秩序混乱从而影响经济发展，形象地说，就是汽车中的乘客之间出现了争执。“电源”障碍好比高速行驶的汽车燃尽了油或被切断了电源，是指自然条件或外力可能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的根本上的制约。

具体而言，胡永泰认为，中国经济发展将可能遇到的最大挑战，在硬件障碍中将集中体现在中国财政方面的弱点，在软件障碍中将集中体现在由过时的行政方式引发的社会秩序紊乱，在“电源”障碍中将集中体现在水资源的缺乏。如果把这三种最可能对中国经济产生致命威胁的情况，按照其发生的可能性由高到底排序，“由行政过失引发的社会秩序混乱”被列于首位，“由于环境保护措施实施不力而导致的缺水问题”紧跟其后，“由银行系统缺陷和人口老龄化问题所引发的财政危机”被列在最后。

中国能否应对这些挑战，维护社会和谐，并继续推动经济的高速发展？报告的回答是“谨慎的肯定”。之所以对中国经济发展持乐观态度，原因在于中国社会以及中国政府为维持中国经济发展所做出的不懈的灵活的政策适应。实际上，正是政府政策上的改变维持了中国经济过去三十年的高速发展。因此，中国经济未来的持续高速发展仰赖中国改革的继续深化与加快步伐。之所以同时持谨慎态度，是源于中国改革的史无前例以及来自社会各个层面的巨大阻力。

报告最后提醒中国执政者们，中国经济的成功提高了人民的期望值，这将给任何可能的失误带来更大的危险。

美利坚对中国的恐惧

“America's Fear of China,” The Economist , May 19 th , 2007

美国国会对华强硬的趋势已经越来越明显。在许多国会议员和普通美国人眼中，中国俨然已经成为了一个操纵货币、非法对出口进行补贴、破坏知识产权的代表。在这些对华强硬派抛出的十多个议案中，有些自然消亡，有些则被通过并继续等待通过进一步的考验（其中至少有总统的否决权）。这些议案中，最具杀伤力的包括宣布价值过低的人民币实属非法补贴和允许美国公司寻求补偿性关税的建议。

虽然从目前的趋势看，国会领导人似乎更倾向于通过世界贸易组织（ WTO ）采取行动，因此就限制了美国单边能够施加的贸易障碍的范围与规模，从而使得全面的贸易战在目前来看不太可能成为现实。但是，这些行动不仅在其本身能够达到的效果上得不偿失，而且可能对美国构成更深远的战略上的负面影响。

首先，中国的巨额贸易顺差和美国的巨额贸易逆差，与其说与人民币价值有关，不如说更与中国人的节省与美国人的挥霍更有关联。诚然，一个更灵活的人民币能够使中国在进口上具有更宽裕的资金并且给北京的决策者们在调整银行存款利率上以更多的控制能力，从而有效地避免经济过热，但美国从中的收益甚微。美国提高中国进口商品的门槛，实际上会伤害中低层收入水平的美国消费者的利益。与其在人民币汇率上不断挑衅中国，国会不如退后一步，反省一下美国人对中国的恐惧根源到底在哪里。问题的答案是，中国实际上已经成为美国人对就业、工资、收入差距、医疗和养老等问题的忧虑的替罪羊，而这些问题更应在美国国内得以解决。

对中国在贸易上强硬还可能导致美国在战略上的更严重的错误：把中国从美国的合作者一方推向敌对者一方。中美友好的更大意义远远超出贸易本身。中国和美国的合作可以对世界和平产生深远的影响。无论是在处理朝鲜和伊朗核问题上，还是在避免台湾问题演变为武装冲突上，或是中国在非洲的角色的扩展以及中国与执行种族屠杀的苏丹政府的暧昧关系问题上，中国和美国的友好沟通与合作都可以成为解决这些问题的出发点。此外，在气候变暖问题上，美国不仅需要清扫自家的院子，也可以帮助中国实现绿色的可持续发展。

中国软实力成功之道

Lee Kuan Yew, “ China 's Soft-Power Success,” Forbes , June 18, 2007

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在《福布斯》上发表文章指出，虽然“软实力”这一概念并非中国原创，但中国对这项技术在外交中的运用已臻完美。除美、日两国针对中国军费开支扩大和中国反导弹试验对中国的意图提出质疑以外，其他大部分亚洲国家都没有对中国的崛起表示过分忧虑。这一事实本身就足以证明中国软实力外交的成功。

中国软实力成功之道，言论上的安抚在其一，经济利益上的联合在其二。中国与东盟国家签署自由贸易协定，而日本、印度尚未能做到如此，就是因为中国能够跨过国内的利益矛盾（进口与出口，农业与工业），从整个国家的战略利益角度出发做出外交举措。中国希望东盟国家能够与中国一起迅速发展，中国希望把自己未来的经济利益与东盟国家联系在一起。

李光耀不认为中国会在军事上与美国竞争。从与中国领导人的接触中，他指出，中国领导人深知苏联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他们过分注重发展军事与国防，而忽视了基本的民用建设，从而使苏联不是从外部被攻破，而是从内部被瓦解。因此，中国领导人不会步苏联的后尘。

李光耀还指出，大部分亚洲领导人都相信美国经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还会继续作为世界上最强大最活跃的经济体。国际力量格局不会有大的变化。但中国经济将在 2030 年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印度紧跟其后，因此，亚洲国家都不会冒险与中印两国为敌。

“失败国家” 2007 年一览表

“The Failed States Index 2007,” by Foreign Policy and Fund for Peace, Foreign Policy , July/August 2007

“失败国家” (failed states) 概念缘自西方学界和政界，专指一些社会内部秩序极度混乱（常伴有武装割据、暴力冲突甚至种族清洗）的国家。《外交政策》与和平基金会 (Fund for Peace) 每年根据各种社会、经济、政治、和军事指标就各国总体的社会稳定性进行排名。排在前 60 位的国家被称为“脆弱国家” (vulnerable/fragile states) ，意指这些国家对自然灾害、战争和经济衰退等打击的抵抗性较弱，社会稳定容易受到影响。排在这 60 个国家前列的便是处于崩溃边缘的“失败国家”。

本年度公布的“失败国家”一览表显示出如下几点特征：

• 今年，苏丹连续第二年排列榜首。其入选原因主要是达尔富尔的暴力悲剧：在过去的四年中，至少有 20 万人被政府军屠杀， 200 万到 300 万人流落为难民。而且在排在前 10 名的国家中， 8 个是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国家。
• 黎巴嫩是所有国家中不稳定指数上升最多的国家。以色列空袭使 70 万黎巴嫩人流离失所，对黎巴嫩基础设施造成的损失估计有两亿八千万美元，几乎一笔勾销了近年来黎巴嫩的建设成就。而排在仅前一位的利比亚是不稳定指数下降最多的国家，这也说明类似的排名却可以有完全不同的发展方向，有些向“失败”倒退，有些则向“稳定”前进。
• 在 5 个最失败的国家中， 3 个国家（乍得、苏丹、津巴布韦）的领导人在位不下 15 年。
• 国家总体的稳定性与环境的可持续性呈现出强烈的相关性。社会稳定性越差的国家，其应对环境恶化与灾难的能力也越差。
• 失败国家多聚集在一起。比如苏丹与乍得、中非共和国，索马里与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和肯尼亚，问题都是由一国扩展到周边各国。这也说明“失败”具有传染性。
• 在 60 个“脆弱国家”中，有 12 个国家内部存在着力图独立的地区，或所谓的“虚拟国家” (virtual states) 。无论是乔治亚苏维埃共和国，还是哥伦比亚、斯里兰卡，各国政府都不惜牺牲巨大的代价以保住想要独立出去的领土。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与俄罗斯的不稳定指数都有所下降，从而使他们被移出了今年最不稳定的 60 个国家之列。

大国格局：印度、美国与中国

Devyani Srivastava, Priyashree Andley, “Great Power Dynamics: India , U.S. and China ,” discussion report of panel discussion held on May 5, 2007, Indian Army & Institute of Peace and Conflict Studies

这份报告归纳整理了在和平与冲突研究所与印度军方的一次高级别对话中，原印度军队少将迪庞科·班纳吉 (Dipankar Banerjee) 、印度前外交部副部长萨尔曼·海德尔 (Salman Haidar) 、与印度前驻美大使拉利特·曼辛格 (Lalit Mansingh) 分别就印度地区安全、中印关系，印美关系的讲话。

班纳吉讲话的主题是印度的地区安全形势。他指出，印度应该在地区安全中起到更大的作用。今年 4 月在新德里举办的南亚区域合作联盟（ SAARC ）峰会就是一个好的开端。在增强印度的威慑能力的同时，印度与其邻国的外交手段应该主要是接触与合作。印度在本时期的主要安全考虑仍然是印度的海中航线与能源供给。

海德尔的讲话侧重印中关系。他认为，印中关系有明显改善，但还存在问题。历史证明，印中两国只要在某些问题上能够走到一起，其所发挥的能量将是巨大无比的。印中两国关系发展积极的方面包括：在军事方面，中国军事部署的重点在东亚尤其是台湾地区，且这一点在短期内不会有太大变化；在政治方面，虽然中国继续向巴基斯坦销售武器，但其政治立场有明显摇摆。尤其是在克什米尔问题上，中国不再像以前那样站在巴基斯坦一边；在西藏问题上，中国政府的态度放松许多；在修建途径缅甸、连接印度东北与中国西南的通道上，印中两国的态度都有所松动。重建这条通道有利于印度偏远地区的经济发展。此外，印中关系还存在着如下问题，海德尔建议印度在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不仅要警觉更要冷静：印中两国在能源上存在竞争。两国在中亚、俄罗斯、苏丹、安哥拉甚至拉丁美洲都会不期而遇；印度没有寻求与美国的盟友关系，也希望其与美国的关系的增进不会影响到其与中国关系的发展。印度是上海合作组织的观察国，中国是南亚区域合作联盟的观察国。“世界因竞争而复杂，但摩擦并非不可避免。”；虽然两国在西藏问题上有所缓和，但在边界上的领土纠纷依然严重。

曼辛格则着重谈了印美关系。他指出，印美两国关系更多是伙伴关系而非盟友关系。因此，印美两国友好不是以印中关系为代价，不是以印度与中东国家的关系为代价，也不是以印度与伊拉克的关系为代价的。所以一旦美国寻求采取与印度的国家利益不一致的行动，印度会跳出来，做出如向伊拉克派军那样的反击行动。

中缅跨边境毒品贸易

Ko-lin Chin, Sheldon X. Zhang, “The Chinese Connection: Cross-border Drug Trafficking between Myanmar and China ,” a report funded by the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本报告是建立在对中缅边境的毒品贸易进行的两年实地考察的基础上写成的。研究目标主要集中在“金三角”及其周边地区。采访对象包括执法人员、社区眼线、被囚的贩毒分子、街头的毒品贩子、吸毒者以及其他的相关研究人员。

报告的主要发现以及相关的政策建议被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 贩毒分子通常教育水平较低，其从业技能不能满足实现他们渴望的生活水平。贩毒集团通常不从属于有组织的犯罪集团或者恐怖组织，而是由家庭成员、朋友或其他可以信任的社会关系组成的非正式团体。贩毒集团、毒枭之间也不存在持续的冲突。因此，中国及东南亚的大部分毒品交易长期保持着商业的本质。
• 贩毒分子已经发展了一系列高超的手段以应对市场的不确定性和执法人员的搜捕。毒品的贩运通常以“蚂蚁搬家”的形式以小单位由大量个人运输和发散，从而在毒品制造商和吸毒者之间形成一个繁杂的贩毒网络。
• 中缅两国一党专政的政治体制与严厉的处罚措施有力遏制了该地区大规模贩毒集团的发展。国际压力和中国政府在肃毒问题上的坚决态度也大幅度削减了缅甸毒品的种植规模。根据来自官方和吸毒者的信息，海洛因的贩卖与使用已经呈现出稳定的下降趋势。
• 美国以及其他国家和组织的国际反毒努力对遏制中缅边境的毒品贸易也起到了相当大的积极作用。但由于缅甸的政治形势，美国几乎终止了对该地区反毒努力的支持。这样做不仅没有改善缅甸的政治形势，反而使美国在该地区原有的积极影响也几乎消亡殆尽。报告建议美国政府考虑通过第三国向该地区的反毒斗争提供经济上的和技术上的援助。

达尔富尔的气候之孽

Ban Ki Moon, “A Climate Culprit in Darfur,” Washington Post , June 16, 2007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文章指出达尔富尔地区冲突的更深层原因很可能是气候变暖。

二十年前，苏丹南部的降雨量开始骤然减少。根据联合国的统计数字，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初开始，该地区的平均降雨量下降了 40% 左右。研究显示，这一降雨量的减少与印度洋温度的上升在时间上正好巧合。这一巧合暗示了萨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的缺水问题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与人为造成的气候变暖现象有着直接的关系。

干旱激化了达尔富尔的种族冲突。黑人原住民原本欢迎经过的阿拉伯游牧民族与他们共享水源和土地，但一旦雨水少了，黑人农民们开始保护他们的土地，便与阿拉伯游牧民族之间开始有了冲突，直到现在演变成我们今天看到的悲剧。

潘基文指出，除了寄希望于联合国维和部队消除现有的武装冲突，政治解决方案赢得持久的和平以外，人们还要开始考虑达尔富尔可持续经济发展的长远大计。而且很可能索马里冲突、科特迪瓦以及布基纳法索的武装冲突也可以在气候变暖现象中找到答案。

债务疯狂

David Bosco, “The Debt Frenzy,” Foreign Policy , July/August 2007

兀鹫基金 (vulture fund) 在金融领域指投资于经济困难的公司，期望转亏为盈的投资基金。它在国际发展领域则有着相当负面的含义。兀鹫基金通常以低价购买最贫困国家的国债或其他形式的高利息债券，然后通过勒索、控告、骚扰，以及羞辱等各种形式得到偿还并赚取高额利息。

兀鹫基金给贫困国家的经济雪上加霜，也因此受到慈善活动家和西方政府的一致谴责。但这些发放兀鹫基金的私人借贷者们则另有说辞。他们提醒慈善活动家们要认清这些贫困国家政府都是极其腐败和无能的政府。这些政府一面大肆挥霍，一面又以哭穷来逃脱债责。

文章例举了用养老金来购买外国债券的普通人，和那些有计划地想要“落井下石”的兀鹫基金投资者们，并建议慈善活动家在进行游说时应该把两者区分开来。作者还介绍了阿根廷在 2001 年解冻所有外债的案例，建议国际社会建立起相应机制，声援真正受到兀鹫基金剥削与困扰的极贫困国家，但对阿根廷这样的中等发达国家解冻所有外债的无赖行为予以惩罚。

逃离平壤的荆棘路

Bertil Lintner, “A Perilous Escape From Pyongyang ,”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 June 2007

朝鲜难民问题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经过中国、老挝，逃入泰国，再经过泰国官方最终落户韩国，已经成为越来越多的朝鲜难民的选择。此外，由于这一路线通常需要向人口贩卖集团缴付高额的费用，选择这一路线逃离平壤的朝鲜难民大多已经不再是迫于饥荒的穷苦农民，而是朝鲜的城市中产阶级。

中国目前对朝鲜难民实行“遣返”政策，但大多数被遣返的朝鲜难民回到朝鲜以后都面临着“劳动改造”甚至被处决。人口贩卖集团从朝鲜难民的绝望中渔利。许多年轻的朝鲜女孩或被卖作人妻，或被卖入卖淫业。逃离平壤的路充满了荆棘，但由于朝鲜境内严峻的政治经济局势，许多朝鲜人还是铤而走险。

泰国政府由于越来越多的涌入泰国境内的朝鲜难民，面临两难的境地。泰国是朝鲜第三大贸易国，仅次于中国与韩国之后。泰国一方面不想因为朝鲜难民问题扰乱泰国与朝鲜不断增长的贸易关系，一方面也不会冒险在处理朝鲜难民问题上得罪美国与韩国。

朝鲜难民问题已经成为一个极其敏感且非常棘手的国际问题。改善这一问题涉及多个国家的利益与态度，但其解决根源还在于朝鲜国内条件的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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