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内基中国透视》月刊
Carnegie China Insight Monthly
2007年第3期 （总第25期，2007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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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共同奋战“后天”？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Together Fight Against the Day after Tomorrow?

( 王雅平 )

今年，北京与华盛顿都经历了一个同样怪异的冬天。北京 2 月 5 日白天最高气温高达 16 摄氏度，为 1968 年以来北京冬季最暖的一天。几天以后气温骤然下降到零下 3.4 摄氏度并连降大雪。华盛顿 1 月 6 日白天最高气温达到 21 摄氏度，原本应该在 4 月开放的樱花提前盛开，而 3 月又降大雪，怒放的樱花被雪覆盖。这样怪异的天气变化与美国好莱坞灾难大片《后天》 (“The Day after Tomorrow”) 中开头的些许场景的巧合不禁引人担忧；在大多数人的心中，忧虑气候变暖所将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已变得不再是“杞人忧天”。

针对气候变暖问题，《卡内基中国透视》采访了华盛顿的两位能源和环保专家，世界著名的环保智囊库之一世界资源研究所 ( 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 ) 的负责科学和研究的副所长大卫 · 吉拉德 (David Jhirad) 与美国权威研究机构威尔逊中心中国环境论坛 (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 China Environment Forum ) 的协调人吴岚 (Jennifer Turner) 。两位专家分别就世界针对气候变暖需要采取行动的原因与动机，中美两国各自的政策现状与政策建议，和对中美合作发表了各自的看法。

为什么要现在就开始行动？

吉拉德坦言遏制气候变暖所需要付出的努力价格昂贵，大部分国家都要做出许多艰难的选择，但努力还是要做，其原因就在于不行动或延缓行动给人类带来的代价将更大。这也是英国著名的《斯特恩报告》 (“Stern Report”) 的主要论点，即相比在遏制气候变暖上所需做的投资而言，气候变暖所带来的极端天气、气候事件（旱涝、台风等）的增多给人类带来的代价将更加沉重。吉拉德说，当然中国也可以像其他许多国家一样质疑《斯特恩报告》的这个论点，所以他也鼓励中国做自己的研究，针对气候变暖做成本效益分析 (cost-benefit analysis) ，然后得出结论选择对中国更有成本效益的一条路。“只有中国的科学家用科学的方法计算出‘坐等'与‘行动'两种选择之间的成本对比，才能对中国的政策制定者造成实质性的影响。” 吴岚也赞成对遏制气候变暖做成本效益分析。她说，环境恶化给中国带来的经济损失就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8% ，更不用说对人民健康所带来的威胁。中国每年四十万人死于呼吸道疾病，而降低环境污染不仅能够提高人民生活质量，而且可以促进旅游业的发展和工业的技术革新。

吴岚认为，中国实际上已经认识到了遏制气候变暖的举措对中国和对世界所能带来的双重好处 (co-benefits) 。中国出台了许多进步的法规，比如去年出台的《可再生资源法》大力鼓励使用可再生资源，中国还制定了在 2020 年以前力争使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总量在能源供应结构中的比重提高至百分之十五左右的雄伟目标。这些积极行动的背后是中国日益增长的能源需求和环境的恶化所带来的压力。寻求对能源利用率的提高以及对环境的改善不仅可以给中国带来好处，也可以在国际上为遏制气候变暖做出贡献。中国何乐而不为呢？

 “美国给世界在气候变暖问题上的积极行动造成了最大的障碍”

两位专家都批评了美国在气候变暖问题上的政策。吉拉德说，在过去的六年里，美国政府在全球气候变暖问题上基本上没有做任何努力。美国退出《京都议定书》，美国政府也从来没有重视过气候变暖问题，因此，美国政府在这方面没有资格对中国进行指摘。美国作为全世界温室气体排放量最大（将近 25% ）的国家却没有在遏制气候变暖问题上起带头作用的这一事实本身就构成了国际社会采取积极行动的最大的障碍。两位专家还不约而同地指出，尽管国际能源机构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预测中国将在 2009 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温室气体排放量最大的国家，但是不管是在人均的还是在累积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上，美国对全球气候变暖所须负的责任都大大超过中国。

但同时，吉拉德也看到华盛顿近来在气候变暖问题上立场的可喜变化。他指出，从去年 11 月以来，美国国会讨论有关温室气体减排的议案不断增多，相关立法也相继出台。吉拉德强调，美国在气候变暖问题上必须开始采取严肃的立场，以强有力的政策为其他的国家做出榜样。吴岚也认为，国家间在这个问题上的相互指责对解决问题毫无意义。美国应当作出领导者的姿态，先清扫自家的院子。只要美国开始在能源上作出艰难的决定，就会为中国创造一个完全不同的国际环境，美国也会从中获益。

中国：“油”与“煤”上的战略考虑

吉拉德说，中国目前的优先考虑仍然是能源安全与经济发展，温室气体的减排被列在这两者之后。“但对‘能源安全'的定义，我们有新的说法。” 吉拉德所在的世界资源研究所与卡内基中国项目正在合作推出一个针对“能源安全”的项目，其目标是努力让中美两国领导人看到减少对汽油的使用量不仅具有经济上的巨大利益（省去一笔巨大的开销），而且也符合国家安全上的战略考虑（减少对石油进口的依赖），同时还可以在温室气体的减排上为全球做出贡献，这一石三鸟的策略就给“能源安全”赋予了全新的定义。

提高汽车的燃油效率标准、增加公共交通、鼓励发展新型清洁能源汽车是减少对汽油的需求量的三大途径。吉拉德介绍说，他同事的研究成果显示，中国只要这三管齐下，就有望在 2030 年前减少现在所需汽油的三分之一。那样，中国既可以在进口石油上节省一大笔开销，又保持了城市的清洁，避免了城市的拥挤，同时还可以摆脱对石油进口的依赖对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形成掣肘的局面。

吉拉德认为，中国在“油”上的战略考虑包括一方面在公共领域要制定强有力的政策，一方面在私人领域要鼓励技术革新。中国现有的汽车燃油效率标准高于美国，但现行标准截止到 2008 年到期。美国是很差的例子，中国更应该和欧盟合作，向欧盟看齐，争取在 2012 年制定更严格的汽车燃油效率标准。中美在节油技术上的合作将在后文提到。

关于在“煤”上的战略考虑，吉拉德主要谈了中美之间巨大的合作潜力，这也将在后文提到。吴岚则强调了除了技术上的革新以外，中国在政策的贯彻上所遇到的困难。“核心的问题在于中央政府并不具备促使地方贯彻清洁燃煤政策的大棒与胡萝卜。”评定地方政府绩效的标准是单纯的国内生产总值 (GDP) 而与环境保护无关，因此在地方虽然也取得了许多进展，但地方政府普遍缺乏提高煤的开采利用效率与清洁程度的动机。相应这个问题而生的“绿色 GDP ”的政策正在试点和实施过程中。绿色 GDP 是指扣除自然资产损失后新创造的国民财富。换言之，就是从现行统计的 GDP 中，扣除由于环境污染、自然资源退化、教育低下、人口数量失控、管理不善等因素引起的经济损失成本，从而得出真正的国民财富总量。绿色 GDP 的政策有助于提高地方政府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进行环境保护的积极性。这项政策的效果如何，我们拭目以待。

中美合作

曾代表克林顿政府参与美国能源部与中国在清洁能源方面的合作的谈判的吉拉德大力提倡中美在遏制气候变暖举措上的合作。据他透露，前不久，美国 20 家大的企业和多家像吉拉德所在的世界资源研究所这样的环保机构聚集在一起向美国政府请愿，要求加强立法对温室气体进行减排。美国的企业为什么这样做？因为美国企业希望看到给二氧化碳定价所将带来的投资热和技术革新热，并由此而预想新的工业革命的到来。这一倡议不仅将造福人类，而且也将使这些企业在投资开发新技术和出口新技术上获得巨大的收益。吉拉德希望中国的政府与企业也同样能够看到遏制气候变暖所带来的商机，与美国进行技术合作。他表示，尤其是在节“油”的举措上，如果中美两国能够一起努力，那将为世界原油市场创造一个崭新的局面。

在对“煤”的开采利用上，吉拉德指出，中美两国同为用煤大国。中国是世界第一产煤用煤大户，每年用煤 20 亿吨。美国紧跟其后，每年用煤也有 10 亿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最近出版了一本名为《煤的未来》的书，这本书传达了一个重要的信息，就是遏制气候变暖我们需要为煤的未来设计一条出路。鉴于煤在人类活动中的重要作用和难以替代性，除非我们能够在清洁燃煤和温室气体的收集与存储技术上取得巨大的突破，我们在控制温室气体的排放上就很难不陷入困境。这就为中美两国在技术上的合作创造了一个大好机会。吉拉德认为这才是人类面临气候变暖的出路。

吴岚指出了中美合作的两个可能舞台。一个是 2005 年 7 月，中国、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印度和韩国共同成立的“亚太清洁发展与气候新伙伴计划” (“Asia Pacific Partnership on Clean Development and Climate”) 。吴岚说，虽然这个计划目前还处于自愿执行阶段，但是是一个很好的开端。在美国仍然处在《京都议定书》框架之外的情况下，它可以作为《京都议定书》以外的一个的后备选择。另外，在新近建立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中，能源合作也是议题之一。中美两国领导人应该好好利用这个机会，共同奋战“后天”。

“ 四要一没有 ” 的声音落地之后 After Chen's “Four Wants” Remark

( 王雅平 )

陈水扁在 3 月 4 日抛出 “ 四要一没有 ” （台湾要独立，要正名，要新宪，要发展；台湾没有左右路线问题，只有统独问题），公然驳回其在 2004 年 “ 总统 ” 就职演说中承诺的 “ 四不一没有 ” ，即 “ 不宣布台湾独立，不更改国号，不推动两国论入宪，不推动统独公投，也没有废除国统纲领和国统会 ” 。《卡内基中国透视》于一周后，就如何理解陈水扁的这一举动以及其至今为止有否达到其预期的效果，如何看待台湾内部、华盛顿与北京分别对此作出的回应，此举是否将影响美向台湾出售武器的计划，以及由此看在陈水扁下台前台湾法理独立的可能性等问题，采访了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中国台湾问题专家史文 (Michael Swaine) 和布鲁金斯学会 (Brookings Institute) 东北亚政策研究室主任并曾任美国在台协会 (American Institute in Taiwan) 主席的卜睿哲 (Richard Bush) 。

“ 陈这次是玩得过分了 ”

陈水扁发表这番话到底动机如何？卜睿哲比较婉转的说， “ 陈的言论到底是抱着想要改变现状的意图，还是它只是台湾政治竞选活动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个我们不得而知。但把这两者区分开确实很重要。 ” 史文则明确表示 “ 陈的动机主要来自于台湾岛内。 ” 史文还指出，陈水扁发这番话也是想为马英九部下圈套，一旦他强烈地站到反面，就可以给他扣上 “ 亲共 ” 的红帽子，从而在民心向背上打垮这个最有力的对手。

关于陈的如意算盘是否成功，两位专家都认为从现在的形势看陈是走错了这一步棋。先不论作为一个政治家出尔反尔对其政治形象以及职场作风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单就其对华盛顿和北京的影响来看，陈的这一步至少 “ 成功有限 ” 。史文评论说， “ 陈这次是玩得过分了 ” ， “ 他过于急进，使得美国都逐渐开始疏远他 ” 。另外，马英九对此作出的反应持稳、谨慎，也使得陈水扁相形见拙。

关于台湾岛内的政治形势和民意取向，两位专家各有见解。卜睿哲认为，在民进党内部也存在着对如何才能继续执政的争论。这场争论既是意识形态上的也是世代差别上的。但民进党内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打所谓的 “ 深绿 ” 主题并非是可以让民进党继续执政的上乘之选。史文在台湾民意上发表见解说， “ 我不认为台湾民众能够接受这种想法，即围绕着陈水扁为核心在国家认同上与北京抗衡、协力推进台独。相反，由于陈执政期间台海局势的发展，台湾民众越来越不倾向于支持像陈此次这样的行为。 ”

如何看美国的官方表态？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肖恩 · 麦科马克 (Sean McCormack) 于 3 月 5 日对陈水扁的言论做出回应，认为陈的言论 “ 没有帮助 ”(unhelpful) 并重申了美国 “ 不支持台湾独立 ” 的立场。卜睿哲认为很难简单评论美国的反应是否过于温和，理解美国的官方反应应该全面看到美国的反应所针对的三个观众：陈水扁政权，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台湾蓝营。他特别强调美国不会放弃对台湾反对党的支持，以免再次造成 2004 年使蓝营失去斗志的失误。此外，除了看到美国官方的正式表态，卜睿哲提醒道，美国也有其他重要的沟通途径，比如麦科马克在官方发言中提到的美国在台协会。于 1997 年到 2002 年担任美国在台协会主席的卜睿哲深知在美国与台湾不存在官方关系的情况下这种沟通渠道的重要性。

史文认为，美国现在对台湾问题的看法还是比较放松的，认为发生危机的可能性不大，因为华盛顿也知道陈水扁的影响力有限。

军售：将来进行时

陈水扁发出 “ 四要一没有 ” 的言论正值美国国防部通报美国国会将向台湾出售价值四亿二千一百万美元的 450 余枚中程导弹之后不久，陈的言论会不会影响美国向台湾销售武器？两位专家都认为不太可能。卜睿哲说： “ 这项军售计划并进行已久，两件事在时间上碰到一起应属巧合。 ” 史文认为，只要中国军事实力继续增长，美国出于战略的考虑就会继续向台湾销售武器。

同时，史文也指出： “ 根本问题在于美国向台湾销售武器就把自己放在了这样一个位置，这个位置使台湾人误解为是美国向台湾作出的保证。 ” 卜睿哲也说， “ 美国向台湾销售武器不应向台湾和中国大陆传达错误的信息。美国向台湾销售武器不代表美国支持陈水扁的行为。 ”

北京更加泰然

此次针对陈水扁的言论，北京的反应值得注意。两位专家都认为“北京没有做出过激的反应”；“北京的反应是适中的。”史文认为，北京对台湾的战略似乎早就有所转变，尤其北京的高级官员（包括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的官员、国务院的其他官员和外交部官员）所做出的官方表态，都越来越对陈水扁的言论见怪不怪。

史文分析说，中南海的官员们学会了能够克制，因为他们懂得对台独行为的在言语上的炮轰式谴责或威胁往往会开枪走火，过度的谴责或威胁会激起台湾民众的逆反心理反而使民意与大陆背道而驰或者会夺得美国的同情从而可能为北京创造不利的国际环境。史文认为北京的官员们已经明白处理台湾问题的最佳策略是在官方的表态中保持克制，与华盛顿保持良好的关系与对话，加强海峡两岸经济和文化往来，争取在政治上孤立陈水扁政权，并极力避免彰显军事解决台湾问题的可能。

台湾法理独立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通过发表 “ 四要一没有 ” ，陈水扁推进台独的野心更加昭然，那么他会不会在其 “ 总统 ” 任期结束之间再做挣扎、推动导致台湾在法理上的独立？两位专家一致认为台湾法理独立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台湾法理独立即在台湾宪法中承认台湾独立，是北京在台湾问题上划下的红线。修改宪法需要广泛的社会共识，但从台湾目前的政治气候、美国和中国大陆的立场来看，这样的一个突然的根本性变化不太可能成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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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主席马秀丝出席《吉姆·莱赫新闻时间》发表对伊拉克战争的看法 (Jessica Mathews on Newshour with Jim Lehrer as Iraq War Enters Fifth Year)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主席马秀丝 (Jessica Mathews) 针对布什总统在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四周年之际的演讲于 3 月 19 日做客《吉姆·莱赫新闻时间》 ( Newshour with Jim Lehrer ) 电视节目，并发表了对伊拉克问题的意见。

针对布什总统说的虽然战争打到现在很艰难但美国还是可以取得胜利的说法，马秀丝认为关键在于要认识到四年前美国在伊拉克打得战争和今天的伊拉克战争已经是完全不同的两场战争。现在的战争实际上已经演变成一场政治斗争。马秀丝估测在今后的三到五年里伊拉克能够达到平稳局势的可能性在百分之十左右。

布什总统还说目前的关键是要增加兵力保住巴格达。马秀丝评论道，我也认为增加兵力能够减少巴格达的暴力事件。但增加兵力使我们又回到了一年前巴格达暴力事件开始层出不穷、政治局势急转直下之前。我们又回到了老路上。

就伊拉克的政治局势，马秀丝认为美国在伊拉克面临着在什叶派与逊尼派之间的两难选择，但无论美国选择谁结果对美国都是不利。就美国国内的政治局势，马秀丝认为布什和美国国会都不好过，他们都同样没有好的选择。美国的安全形势与四年前相比，马秀丝肯定地说，不但没有好转反而更糟。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实际上帮了伊朗的忙，为伊朗消灭了它的两个最大的敌人：阿富汗的塔利班势力和萨达姆政权。马秀丝说，我们（美国）在阿富汗的努力半途而废；伊拉克战争又使油价飙升；由于对伊拉克的占领，更多的人加入基地组织的事业，恐怖势力在增加而不是在减弱；此外，中东地区乃至全球反美情绪高涨。因此美国的安全局势实际上是恶化了。

卡内基 “ 中国政策辩论系列 ” 之四：中国人权与美国的接触政策 (Carnegie China Debate Series IV: U.S. Engagement and Human Rights in China)

3 月 5 日，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在美国华盛顿国会山举办了第四场中国辩论，邀请了美国两位著名的中国人权专家就美国对中国的人权政策是否有效改善了中国的人权状况等问题进行了辩论与探讨。这两位专家分别是宾州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的法学专家戴杰 (Jacques Delisle) 教授和总部设在纽约的美国民间组织 “ 中国人权 ”(Human Rights In China) 的执行主任谭竞嫦 (Sharon K. Hom) 女士。辩论由卡内基中国项目主任、高级研究员裴敏欣主持。

戴杰在主题发言中分析了美国对中国的人权政策中的成功与失败并得出结论： “ 当美国以非政治的方式介入人权问题时，效果似乎更好。 ” 谭竞嫦则认为美国对中国的接触政策在多大程度上促进了中国人权状况的改善是一个很难评估的问题。在推动中国人权状况的改善上，并非仅美国一家，欧洲、加拿大、联合国、包括中国自己（政府和非政府）都在努力。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 “ 中国政策辩论系列 ” 的下一届辩论会将于四月中下旬举行，届时将讨论 “ 中国是否试图取代美国成为亚太地区最有影响力的大国 ” 。

中国的崛起：盖保德做客美国国家公共电台的《戴安 · 瑞姆》节目 (China's Rise: Albert Keidel on The Diane Rehm Show )

3 月 5 日，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中国项目高级研究员盖保德 (Albert Keidel) 与乔治 · 华盛顿大学政治学与国际事务教授沈大伟 (David Shambaugh) 和约翰 · 霍普金斯大学驻校作家孟捷慕 (James Mann) ，共同做客美国国家公共电台 (NPR) 的《戴安 · 瑞姆》节目 ( The Diane Rehm Show ) ，就中国的军事预算增长、上海股市对世界股市的影响、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和听众提出的其他问题发表了见解。

盖保德说中国就如同其它许多国家一样，从海湾战争中的西方的先进技术配备看到自己的差距所在，在经济发展的情况下开始努力对军队进行现代化。这其实很正常。针对前一周中国股市暴跌而震荡全球股市的事件，盖保德评论说美国的那些只顾着在电脑屏幕前关注数字变化的股票经纪人们应该清醒了。中国股市非常稀薄，实际上不反映中国经济的根本，且欠缺透明度，很多上市公司由政府行政选取，因此其公司质量也存在问题。孟捷慕也说此事反映了世界股市对中国股市的无知。针对 美国财长保尔森去年 7 月上任以来于三月初的第三次访华， 盖保德说在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建立不久以前他在美国财政部工作，当时他们努力建立这个对话的初衷包含着多层的战略考虑，比如沟通中美关系应该如何适应中国的崛起这个战略问题。但现在他担心这个大好的机会会被浪费在过于关注像汇率问题这样的细枝末节上。由于美国国内政客的一些政治利益，这个对话的初衷不得不被扭曲。

三位专家接着针对听众提出的关于美国对中国持有大量的美国外债的恐惧，中国的民主化前景，中国的农民问题给外国投资带来的不稳定因素，在朝鲜、伊朗问题上中美之间的合作，和台湾问题等，分别作了评论。

“ 陈水扁为政治利益违背承诺 ” (“Chen Breaks His Promises for Political Concerns”)

陈水扁在 3 月 4 日晚声明台湾要独立，要正名，要新宪，要发展；台湾没有左右路线问题，只有统独问题，即所谓的 “ 四要一没有 ” ，公开违背其在 2000 年总统就职演说中承诺的 “ 四不一没有 ” ，即 “ 不宣布台湾独立，不更改国号，不推动两国论入宪，不推动统独公投，也没有废除国统纲领和国统会。 ”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中国项目高级研究员史文于次日就此事接受了凤凰卫视的采访。

史文表示，陈水扁推动台独举动由来已久，因此他对此次陈公开发表台独言论并不感到意外。史文分析陈此举是基于台湾政治上的考虑。陈意在有限度地挑衅中国大陆和美国，通过中国大陆和美国的反应提高他在台湾岛内的政治地位并为台湾民进党总统候选人在岛内制造声势。史文认为，美国应该避免被陈利用，并以更强硬的态度对陈的言论作出批评，不管是在官方还是在私下都要让陈明白他这样做既没有必要，又违背诺言，绝非明智之举。

“和谐社会”的政治基础
The Political Basis of “Harmonious Society”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中国项目主任和高级研究员裴敏欣最近在 BBC 中文网上发表文章督促“两会”（十届人大和十届政协的五次会议的简称）代表对政治改革尤其是如何改革对贯彻中央政策 “ 层层打折 ” 的官僚体制问题进行深入地讨论。裴认为，虽然中国没有民主选举的制度，但是近年来的社会进步和公众舆论的压力使中国人大和政协成为反映民意的重要场所，因此在三月召开的“两会”对民意的上达就具有了非凡的意义。

自“和谐社会”这个概念被提出以来，中国政府也采取了一些推动社会 “和谐”的公共政策调整。但裴认为，这些举措奏效有限。其原因除了政府的公共投入和公共政策调整力度不够以外，更重要的是没有解决中央政策本身的益民效应在贯彻上被层层官僚机构 “打折扣”的问题，即官僚机构体制的问题。因此，建设“和谐社会”需要改革官僚机制、打实政治基础。

来自印度的冲击——变化中的中印关系权势结构
The Indian Onslaught: Changing Power Dynamics in Sino-Indian Relations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南亚视角》 ( South Asian Perspectives ) 编辑阿尼如斯 · 苏芮 (Anirudh Suri) 近日撰文评论印度的崛起对中国外交的冲击。苏芮认为，自印度晚中国 13 年开始实行经济开放起，印度国际影响力的上升伴随着其经济实力的日益强大。印度与美国、日本关系的拉近以及印度在东南亚的积极的外交姿态，都在改变着中印关系的权势结构。中国采取了一方面拉拢一方面制衡的双重战略来应对印度的崛起。苏芮建议中国的政策规划者要充分将印度纳入自己的战略考量，在中印边界谈判问题上，准备好印度将可能持更强硬的立场；印度也可能努力为实现自身经济和战略利益的最大化而在中美之间纵横捭阖。

2008年总统大选的竞选者都不胜任总统
Nobody Running in 2008 Is Qualified To Be President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访问学者约翰 · 朱迪斯 (John B. Judis) 最近在《新共和》 ( The New Republic ) 上发表文章，认为美国 2008 年总统大选的六位竞选人都不能胜任美国总统。尤其在二战以来，美国成为全球事务的领导者，而美国总统为美国在世界的影响承担着首要的责任，因此，选民第一个要提出的问题就应当是竞选人的外交政策经验。而在六位主要总统竞选人中，有四位毫无外交经验，即共和党人朱利安尼、罗姆尼和民主党人爱德华兹及奥巴马。希拉里的经验大部分来自担任第一夫人时的耳濡目染。作为参议员，她在外交方面没有什么作为。只有麦卡恩对美国全球地位的论题表现得深思熟虑，但他顽固坚持新保守主义观点，显然也不合格。

打破普京的警戒线
Breaking Putin’s Cordon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莫斯科中心《正反》杂志 (Pro et Contra Journal) 主编玛莎•里普曼 (Masha Lipman) 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文章评论了今年 3 月初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发生的群众示威游行活动以及俄罗斯的政治与言论自由现状。据里普曼观察，俄罗斯政府尤其是莫斯科市政府对政治集会实施了更加严格的限制。相对而言，言论的表达得到了一定的许可，但也是有限。就总体而言，俄罗斯民众对其自身的政治权利和自由受到侵犯的事实，仍然显得漠不关心。因此即使有大规模的群众示威，这些现象在俄罗斯政治中也逐渐地被边缘化 。

美国国会研究局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对中美关系的报告定期更新中美关系中的政治经济大事并记录所有美国国会与中国有关的重大议案，是影响美国对华政策和研究中美关系的重要文件之一。于今天二月发表的美国国会研究局最新报告，概述了自今年 1 月以来的中美关系中的大事，回顾了中美关系近些年的背景，着重讲述了中美关系中的多个主题，并总结了美国国内对华持不同意见的三股势力和列举了第 110 届国会至今为止的相关立法。

报告评论中美关系自 2001 年以来基本上持续稳定，但美国现行对华政策可能遭遇美国国内不同势力的挑战。报告分别用少量篇幅评述了中国反卫星试验，中美经济贸易关系中的知识产权问题和人民币汇率问题，朝鲜核试验以及六方会谈，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台湾问题（包括美国对台湾销售武器所引起的中美之间的争议、陈水扁政府的腐败问题、大陆对台湾的新近举措、台湾在加入世界卫生组织上所引起的争议，和海峡两岸新进的政治经济往来），中国在世界各地的外交拓展，中国的环境问题和中美对话，军事（包括美国国会的《中国军力报告》、美国对中国向中东和南亚国家输出武器的忧虑和中美军方的往来），人权（中美之间对新闻言论自由、宗教自由、西藏主权、新疆的独立运动，计划生育政策以及处理农民和工人不满问题上的对人权问题的争议）和香港的治理。报告最后列举了第 110 届国会上任至今通过的三条有关中国的立法：一条要求对包括中国在内的“非市场经济国家”施加额外关税；一条旨在扩大并增强包括中文在内的“非常教语种”的教学；一条“公平汇率法案”，要求美国财政部每年评估各国汇率政策并与存在货币根本偏差 (fundamental misalignment) 的国家进行谈判。报告基本上属于介绍和回顾性质，极少评论，立场中立、客观。

谁是伊拉克战争中的赢家？

Vali Nasr, Dexter Filkins, Daniel Byman, David Frum, Steve Tsang, et al, “Who Wins in Iraq ?” Foreign Policy , March/April 2007

媒体通常强调美国在伊拉克战争中的失败，但战争有输家便有赢家。那么谁是伊拉克战争中的赢家？本文列举了十位赢家，它们或是个人，或是国家、组织，或是某种概念、想法。它们都从伊拉克战争中获益。

伊拉克战争中的最大的赢家非伊朗莫属。伊拉克的新政权在设想中本应成为中东的民主典范并将对伊朗的神权政治构成威胁，但伊拉克局势毫无稳定或民主前景可言，因此也并不能对伊朗构成威胁。而伊拉克战争却导致了对伊朗发动了 8 年战争造成伊朗死伤惨重的萨达姆政权的倒台，伊朗对此欢欣鼓舞并成为第一个承认伊拉克什叶派新政权的国家。此外，伊拉克战争使美国与伊朗在中东力量的对比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也使美国对伊朗的政策开始发生了变化。随着阿拉伯世界的反美情绪的高涨，美国在中东的势力被削弱。而伊朗势力则深入伊拉克的政治经济各处为其称霸波斯湾的野心铺平了道路。美国把伊朗列为“邪恶轴心”国之一，原与伊朗基本上没有交道，现在也决定采取主动。

获得赢家第二位的是当今在伊拉克政坛叱咤风云的穆克塔达 · 萨德尔 (Moqtada al-Sadr) 。在美军占领伊拉克的四年中，萨德尔由从前作为一名低级神职人员还曾从后门逃走的年轻人一跃而成为伊拉克最有权势的人物，其影响力已渗入伊拉克政治的各个层面。

第三位赢家是“基地”组织 (Al Qaeda) 。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以后把大量兵力从阿富汗调到伊拉克，使得“基地”组织在阿富汗死灰复燃。甚至在伊拉克，原来在萨达姆的“铁拳”政策下已经几乎被剿灭的 “ 基地 ” 组织现在也遍布伊拉克全国。

第四位赢家是塞缪尔 · 亨廷顿 (Samuel Huntington) 。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预言未来主宰全球的将是文明的冲突，这被伊拉克战争所证实。

第五位赢家是中国。一方面，不管其它国家觉不觉得中国提出的“和谐世界”可信，但在行动上中国确实与布什政府的单边主义政策和发动伊拉克战争上形成鲜明的反差，这使得国际形势有利于中国建立起亲善、和平的国际形象。另一方面，美国陷入伊拉克的战争泥潭，无暇顾及台湾，所以在促使陈水扁为台独收声方面也起到了一定作用。

此外，阿拉伯领导人、地区产油国、联合国、 “ 旧欧洲 ” ，和以色列也被列选为伊拉克战争中的赢家。

核朝鲜——接受难以接受的事实？

Mitchell B. Reiss, “A Nuclear-armed North Korea : Accepting the ‘Unacceptable'? Survival , Volume 48, Number 4, winter 2006-2007

从朝鲜进行核试验以来的国际局势看，虽然中国和韩国都对朝鲜核试验公开地进行了谴责，中国甚至在联合国安理会也投票支持谴责朝鲜核试验的决议，但到目前为止，朝鲜的利益似乎并没有为其进行的核试验而受到丝毫的损害，六方会谈的其他几方相比之下反而成了输家。安理会决议并没有规定制止朝鲜继续进行核试验的执行措施和惩罚机制，而实际上只有这样，中国和俄罗斯才愿意签署这个决议。中韩两国先前没有意愿要加入能够给朝鲜施加实质性压力的“扩散安全倡议” (Proliferation Security Initiative) ，在朝鲜核试验以后也没有改变这种立场。此外，中韩两国也没有停止对朝鲜在能源和食品上的援助。而朝鲜不仅成功试验了核武器，在朝鲜国内满足了强硬派的军事扩张野心，在国际上似乎也招揽了潜在的顾客（多家报纸报道伊朗官员曾亲临核试验现场）。由此我们惊异地发现四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或经济大国——中、美、俄，日（其中三个核武器大国，三个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在处理东北亚安全局势上的无能。

华盛顿的悲哀在于一方面它不仅没能阻止朝鲜发展核武器的计划，反而亲眼目睹着朝鲜核计划的扩张；另一方面它与其盟国日本的关系虽然由于朝鲜核问题被拉近，但日本始终对美国能否保全日本在东亚的利益存有戒心；而美国与韩国的关系却由于在朝核问题上的意见的分歧被拉远了。美国在亚洲的地位由于解决朝核问题的失败而受到的负面影响更是不必多说。华盛顿最大的外交上的失败并不在于它未能促成与朝鲜的无核化协议的达成，而在于它始终就没能看清朝鲜在核试验问题上的底线在哪里，即朝鲜到底可能不可能放弃其核计划，以及在什么条件下可能的问题。

实现朝鲜的无核化道路艰难。一方面，美国与朝鲜举行双边会谈的设想存在着明显的弊端，因为双边会谈可能给朝鲜制造离间美国与其盟友关系的机会。在日本和韩国不在场的情况下，朝鲜可以在背后动摇日本和韩国对美国的信任，挑拨美日和美韩关系，从而在谈判中取得主动地位。另一方面，六方会谈也存在着诸多弱点。第一，平壤在参与六方会谈上的不情愿使得好像把平壤的谈判代表拉回谈判桌就成了整个六方会谈的主要目的。第二，每次会谈过于简短，不能进行实质性的沟通与谈判。第三，美国被中东问题所挚肘，因此缺乏在朝核问题上投入更多时间、精力与资源的政治意愿。

为了达成朝鲜的无核化，美国需要看清自己能否为了朝鲜的无核化而接受一个军事独裁的朝鲜，朝鲜需要选择他们是愿意冒着众叛亲离的危险继续走孤立的道路还是愿意为了维护军事独裁政府的生存而与国际社会合作、放弃核试验，而中韩两国需要在朝鲜问题上采取更强硬的立场，在使用“胡萝卜”（利诱手段）以外更多地使用或威胁使用“大棒”（制裁手段）。在以上各种努力都实现的情况下，旨在达成朝鲜无核化的协议才可能达成，但那时又会面临着实现这一协议的荆棘道路，因此，从目前的情况看，以外交方式解决朝鲜核问题的目标还是比较遥远的。

安倍惹火上身

“No Comfort for Abe,” The Economist , March 10 th , 2007

虽然去年日本没能赢得它一直馋涎的联合国安理会席位，但它的外交官、国际援助人员在世界最危险的地方为争取和平和抗争贫困、疾病的努力给日本带来了响亮的国际声誉。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也号召日本国民应该增强国家自豪感，同时他小心地在处理与中国和韩国的关系上也尽量挽回小泉纯一郎当年屡次参拜靖国神社对日中、日韩关系所造成的负面影响。然而 3 月 1 日安倍的一番话使得日本的国际援助人员冒着生命危险为日本赢得的一线声誉以及安倍上台以来针对中韩的外交努力全部付之东流。

安倍称日军在二战期间强迫亚洲妇女充当 “ 慰安妇 ” 的说法 “ 没有证据 ” 。在铁证如山的情况下，这一言论是对慰安妇在历史上所受的屈辱之上的又加羞辱。同时，它也使日本的邻邦重新陷入对日本的不信任之中，在国际上对日本造成的负面影响为安倍前一段的外交努力所远不能及，可谓得不偿失的一大败笔。

中国的新咒语：创新而非模仿

Jonathan Bell, “ China 's New Mantra: Innovate Not Imitate,”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 March 2007, Volume 170, No.2

文章分析说中国私有经济正在涌现出越来越多的创新企业，这一创新趋势将使中国有望维持现在的高速经济增长到下一个十年。此处的“创新”已经超越了以往的高新技术与新产业的发展的范畴。中国企业所使用的硬件机器可能不是世界最领先的，但他们能够把进口的机器适用于中国地方的实际以发展他们自己的生产线并最大限度地使生产能够适应资源的紧缺。

文章列举了九龙纸业、三一重工、长城汽车三个例子，并指出正在发生在中国的创新革命体现在多种形式与战略之中。这些企业存在于公共瞩目的“雷达”之下，低成本的融资、对廉价劳动力的利用并不是它们成功的关键，其成功的要诀在于扎根中国的实际并着眼国际。九龙纸业大量利用废纸，将缺乏纸浆的劣势转化为降低成本的优势；它每生产 1 顿的纸只消耗 6 到 15 吨的水，低于国际标准的一半；另外它进口国外的机器并对其进行改装使其利用率达到 95% 以上，大大高于国际同行的水准。三一重工则把其净收入的 6% 用于技术研发，大大高于中国一般的科技企业更不用说其他重工业企业。它通过过硬的产品质量和一流的售后服务，使得其产品的价格可以高于同类产品的 25% 而不影响其产品在市场上的竞争力。长城汽车利用其在劳动力、土地和运输上的低成本优势，并通过自己的技术研发降低了对国外供应商的依赖从而进一步降低了成本、优化了质量监控并缩短了生产周期，使其成为中国卡车市场的第一大供应商，并在向东欧市场挺进。

文末指出中国需要提高高等教育普及率和改善金融市场运作机制以支持这一场创新革命。中国的“海归”们将对这场创新革命做出突出的贡献。

美国知名智库兰德公司为美国国防部长办公室准备的题为《中国对台湾的经济拉拢——一把棘手的武器》的报告

Murray Scot Tanner, “Chinese Economic Coercion Against Taiwan – A Tricky Weapon to Use,” Prepared for the Office of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by National Defense Research Institute, RAND Corporation

这份报告分析了台湾海峡两岸不断增长的经济联系，和中国政府利用台湾对大陆的经济依赖收复台湾的前景与挑战。

海峡两岸经济往来在近二十年间有了突飞猛进的增长，但台湾对大陆的经济依赖远高于大陆对台湾的依赖。报告显示，中国大陆已取代美国成为台湾第一大出口市场；两岸贸易额从 1986 年的 9 亿 5 千万美元增长到 2003 年末的 463 亿美元，占台湾总贸易额的 17.1% 、台湾国民生产总值的 1/10 多。因此，一旦经济往来被切断，台湾经济无疑将受到毁灭性的打击。

大陆对利用台湾的经济依赖收复台湾的这一选择考虑已久，比如鼓励“和平统一”、“以商逼政”等。同时，李登辉、陈水扁也在竭力降低台湾对大陆的经济依赖程度，但其效果有限。然而，对北京来说，把经济力量转化为政治力量也不是一件易事，而实际上，中国大陆在“以商逼政”上几经挫折，其主要原因在于台商已经习惯不管是在大陆还是在台湾都隐匿其真正的政治偏向，使得台商不能形成大陆用以说服台湾当局的有力砝码。

然而，大陆在努力以经济手段收复台湾上的不成功对台湾和美国也不见得就是一件好事。一方面它打击大陆内部的“和平统一”支持者，为北京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呼声推波助澜；一方面它造成台湾岛内的恐慌，使得台独势力认为台湾独立“要么永远不，要么就在当下。”

以经济手段收复台湾是一把具有巨大潜力的武器，但到目前为止，北京越是主动地使用这个武器，收到的负面效果就越强烈。相反，倒是北京越像 2005 年初以来的较少有意识的使用这把武器的时候，两岸的经济联系对台湾岛内政治的影响才越大。

建立亚太自由贸易区：机会就在当下

C. Fred Bergsten, “Now or Never for an Asian FTA,”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 March 2007, Volume 170, No.2

 于去年 11 月在河内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第十四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正式将实现亚太自由贸易区提上日程。各国领导人同意将“严肃考虑”建立亚太自由贸易区，并开始研究其具体方案。

由于亚太地区的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总量的一半以上，其贸易额也占世界总贸易额的一半，亚太自由贸易区的建成在人类贸易史上都将有着非凡的意义。亚太经合组织自 2004 年起就开始积极推动亚太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因为亚太自由贸易区一直也是亚太经合组织实现其终极目标的必要步骤。而亚太自由贸易区成为此次峰会的焦点议题之一，其主要原因在于少数关键国家的政策变化。美国在成立亚太自由贸易区的问题上占主导地位。布什在峰会前就在新加坡的演讲中表示要认真考虑成立亚太自由贸易区，并得到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响应与支持。各国对亚太自由贸易区突然兴起的热忱一方面源于多哈回合谈判的无限期被中断所引起的对国际谈判乃至世界贸易组织的怀疑，另一方面也源于亚太经合组织本身对多哈谈判的支持不利且其在推动全球贸易自由化方面也是贡献有限。建立亚太自由贸易区似乎能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一个光明的前景。

然而，建立亚太自由贸易区“要么永远不，要么就在当下” 。眼下主导建立亚太自由贸易区的美国在国内由民主党开始把持国会，不仅总统的“贸易促进权”在夏天到期之间的延期问题面临着重重阻碍，美国总统大选选出民主党总统的可能性也增加了实现亚太自由贸易区的不确定性。因此，亚太经合组织主要国家接下来几个月的决策就决定了亚太自由贸易区的前景，并且将全面影响美国未来的贸易政策乃至全球贸易体系。

亚洲能否扭转全球化危机？

Valerie Engammare and Jean-Pierre Lehmann, “Can Asia Avert a Globalization Crisis?”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 March 2007, Volume 170, No.2

 全球化和世界自由贸易在世界各地正在受到以多种形式展开的新一轮挑战。世界贸易在统计数字上看起来似乎在稳步增长；此外，对全球化的挑战也一直存在，为什么现在强调全球化进入危机？原因在于今天我们看到的反全球化趋势是在过去非政府组织以外的由政府和政治团体驱动的反全球化趋势。世界许多主要国家在贸易、投资、和劳动力的流动等对促进全球化至关重要的政策上越来越趋向保守。全球经济发展的动力与各国国内的政治约束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宽。

全球化危机由很多因素造成，其中根本的原因在于全球经济一体化在促进了世界某些地区某些人群的经济繁荣的同时还在其他地区和其他人群中制造了发展的不平衡。此外，国际多边组织的发展提高了所有人的期望值，而这些组织本身所存在的问题又使得许多人的期望落空，从而造成对国际多边机构的信任危机，对全球化的前景造成更严峻的挑战。

亚洲创造经济奇迹实际上是靠贸易所推动。得益于全球化最多的亚洲，在全球化面临危机的情况下损失的也可能最多。据经济学人信息部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 EIU) 一项名为《展望 2020 》 (“Foresight 2020 Report”) 的研究报告显示，亚洲占全球经济的份额将在 2005 年到 2020 年之间由 35% 升至 43% 。所以亚洲必须行动；亚洲也成为扭转目前的全球化危机的关键。亚洲除了在各国国内加强法制、促进竞争与透明、优化资本市场与经济结构，以及强化环境保护和能源政策以外，也应该进一步加强区域合作 。

哈佛改变核心课程将给高等教育前景带来巨大影响

Jeremy Caplan, “As Harvard Goes,” TIME Magazine , March 5, 2007

美国哈佛大学在 1978 年对其核心课程进行的关于减少内容增加思考方法的教学调整，与其他多家高等学府引起共鸣，对高等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今天，在经过四年的酝酿以后，哈佛大学又开始准备对其核心课程进行新的一系列调整。此次调整的核心在于增加对应用知识的重视程度。在这场教育调整中，哈佛大学不独有偶，耶鲁大学以及宾西法尼亚州和德州的多家大学都已经开始做出类似的调整。哈佛大学的加入无疑将会带动一批学校的相继效仿。

对于这一调整，支持者的主要观点在于学生只有在积极地运用知识中才能真正掌握知识。他们针对可能的批评意见为自己的观点辩护说此次调整并不是无条件地拥抱纯粹的实践知识，而是使学生学有所用、加强他们的学习动机。反对者认为此次调整抛弃了为学习而学习的传统精神，尤其历史课不再是必选科目这一事实与哈佛大学新任校长的历史学家背景形成鲜明的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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