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内基中国透视》月刊
Carnegie China Insight Monthly
2008年第3期 (总第36期，2008年3月)

主编：王雅平
Editor: Yaping Wang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出版
Published by the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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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文摘 Scholarly Publications

台湾选举之后的台海形势与政策含义
After the Taiwan Elections: A New Context and Its Policy Implications

（王雅平）

2008年3月26日， 在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刚刚结束、美国总统选举即将到来之际，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就台湾选举、台湾海峡形势、以及以上对美国政策的影响，在美国华盛顿国会山举行了研讨会。四位在台湾问题上有着多年经验并曾在美国政府中担任要职的台湾政策专家，在研论会上进行了独立发言和集体讨论，并回答了观众提问。这四位发言人分别是现任传统基金会高级研究员、美中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委员，并曾任美国国防部东亚事务副助理部长的彼得· 布鲁克斯(Peter Brookes)，美国在台协会前台北办事处处长包道格(Douglas Paal)，亨利·史汀生中心资深研究员、东亚项目主任容安澜(Alan Romberg) ，以及阿米特齐国际咨询公司创始人、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并曾任负责亚太地区事务的美国副助理国务卿的薛福瑞(Randall Schriver)。卡内基高级研究员史文(Michael Swaine)主持了该研讨会。观众席中有三分之一来自美国国会。

在3月22日的台湾领导人选举中，国民党候选人马英九以58％的多数票赢得了选举。在此前一月的立法会选举中，国民党获得压倒性胜利，取得了超过四分之三的席位。正如容安澜所说，“台湾问题是本世纪唯一一个有可能最终挑起两大国冲突的问题。”那么，在台湾的这两个重要的选举之后，台湾问题的发展趋势将是如何？目前的形势中存在着哪些风险与稳定因素？选举之后台海形势将有哪些改变，又有哪些不变？所有这些对华盛顿与北京对台湾的政策又有着怎样的含义？本期《卡内基中国透视》将通过四位专家在此次研讨会上的发言，对这些问题做出一一的解答。

选举之后的大趋势

布鲁克斯认为，台海形势“并不理想”，但“至少稳定”。“台湾海峡的政治形势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且这种状态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从大体上看，台湾问题目前处于一个可控制的局势，但同时，相关的任何一方也都有单方面打破这种局势的能力。

布鲁克斯认为台湾选举将带来海峡两岸更多的对话。两岸经济关系将更加紧密，两岸的军事力量对比则从前几年开始就已经严重向大陆方面倾斜，“北京应该认为目前有利形势是在他们一边；许多方面也是向着他们期望的方向走的。”

史文说，“虽然一些人认为国民党在立法院与‘总统’选举的胜利将为两岸形势的改善敞开一扇大门、大量减少不稳定因素并为两岸增加许多缓和与克制。但美国在台湾问题上依然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风险与稳定因素

总结四位专家所述，台湾问题仍存在如下风险与稳定因素：

风险因素：
首先，多位专家都对人民解放军的军事现代化表示忧虑。无论北京的意图如何，在各方不同的信任程度下，中国军事力量的增长对外界各方就意味着不同程度的“威胁”。两岸关系则面临被军事化的危险。

其次，布鲁克斯强调，前不久激化的西藏问题将可能导致北京对台湾的政策向保守方面倾斜。

再次，薛福瑞表示，中美两国在台湾问题以外的关系上在过去一年荆棘丛生，在未来也存在着很多困难，因此，一旦处理不当，台湾问题就可能很方便地成为双方发泄不满的所在。

稳定因素：
首先，容安澜指出，从过去几年的形势看，海峡两岸双方都有意地在避免军事对抗。“北京在一些原本可以激起紧张的事件上表现出相当的克制。” （布鲁克斯）“在新的政治框架下，我们很可能看到这种趋势的延续。”（容安澜）

其次，包道格从他与马英九25年的私交介绍到，“马英九一直是台湾恶劣的政治环境中的一个‘暴风眼’。”他“为人温和，能够理性、冷静和长远的思考问题。”

变与不变

那么，海峡两岸形势在台湾的这两次选举的影响下产生了哪些变化？又有哪些因素将保持不变？

变化因素：
首先，包道格分析道，一个中国的政策保证了台湾25年的经济繁荣与政治的民主发展。但到李登辉时期，一个中国的政策受到了攻击；陈水扁更是不遗余力地再三挑战这一政策。“在美国国会，在座的各位也应该感受到来自各种利益团体的游说美国政府改变其一个中国立场的压力。”“但这种压力会暂时退去，至少在马执政时期，因为马清楚一个中国政策是他与我们（美国）合作并与北京维系良好关系的根基。”

其次，“台湾政治中的阻隔被去除了。”（包道格）“一党同时控制政权与立法会在陈水扁时期不曾有过。因此许多提议被立法会过滤掉了。但在马执政和国民党占领立法会绝大部分席位的情况下，这种政治阻隔就不复存在了。”

不变因素：
首先，包道格说，“尽管有各种各样的描述与错误的新闻大标题，马英九并不是一个亲大陆的人。”“他只是明白促进海峡两岸经济发展所需的一些必要的灵活性。”

其次，容安澜说，“中国大陆的军事现代化是一个现实。无论台湾选出什么样的领导人，北京都不可能放弃一个针对台独的威慑能力。”

第三点是大陆深入人心的反台独情绪。包道格说，公共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等使大陆百姓如此反感任何寻求台湾独立或者自治的努力，以至于这种公众情绪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北京在台湾问题上所能够采取的灵活性。

最后没有变的，是美国的《台湾关系法》。《台湾关系法》一天有效，美国政府就要一天向台湾提供防御武器，并继续美国与台湾之间非官方的关系。

政策含义

“台湾问题在核心上是一个政治问题，并不能通过军事行动得以解决。军事手段有可能推迟某个进程，或者创造某个新的政治框架，但台湾问题本身亟需的是一个政治安排。”（容安澜）

布鲁克斯把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利益归纳为“维护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保证台湾民主的安全，保证台湾不被强迫统一，通过向台湾销售武器与美国军队的准备性向大陆武攻台湾提供威慑。”

关于美国一向坚持的一个中国政策与美国国内一些政治团体要求改变这一政策的呼声，容安澜强调，一个中国政策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这一政策以外不存在其它的可行之选。他指出，目前有些人提出了一些对这一政策进行加注或引申的提议，但有些提议明显“跨过了那道红线”。“任何对一个中国政策的加注或引申，都应考虑到海峡两岸的现实，考虑到国家主权问题，考虑到中美建交时以及之后美国所做出过的承诺。”“美国人应该清楚，维护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不仅仅是美国的目标，是台湾的目标，也是中国大陆的目标。美国应该确保它的行为是为这一共同的目标做出贡献，而不是反而行之。”

关于中美两国的地缘战略利益与台湾在其中做起的角色，容安澜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从军事战略上看，容安澜认为，台湾岛在军事预置(pre-positioning)上所拥有的优势并不大。他与许多美国军界人士的谈论也都证实了这一点。“即使人民解放军占领了台湾岛，并在岛上进行武装，也不能对西太平洋的形势产生多大影响。台湾岛反而会成为人民解放军的一块软肋。”他认为，台湾真正的地缘价值是在一个军事意义上的大陆强国——中国与一个军事意义上的海上强国——美国之间形成一块缓冲地带。“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利益对美国至关重要。”因此他认为，中国发展自己的海军实力的同时，应该考虑和避免在未来与美国在西太平洋上的利益发生碰撞的风险。

在美国在台湾问题上所起的角色，容安澜一再强调，台湾问题是大陆与台湾之间的问题，不是美国的问题。“美国政府应该时刻清楚，海峡两岸关系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不是由美国来决定。对美国来说，更重要的是铸造这一关系所通过的形式与过程。在这一方面上，我们对一个和平的、非胁迫性的手段的支持是正确的，并将延续这样的立场。”薛福瑞也认为人们通常夸大了美国影响台湾立场的能力。他认为，美国需要让北京明白美国说服一个台湾的民选领袖听从美国的意见的能力是有限的。“（与北京）走向一个实际上的‘共同安排’的局面，是完全不适当的。”

对于两个普遍在美国与中国政界存在的在台湾问题上的政策误区，几位专家进行了反驳。在华盛顿与北京，政策界都存在一种“不治而治”的倾向。在华盛顿，这种“不治而治”意味着目前的不统不独状态符合美国的利益，美国应该尽量“维持现状”，尽量避免形势向“统”或“独”任何一个方向发展。几位专家都表示反对这种政策立场，并警告这样的政策可能导致局势走向失控。在北京，“不治而治”则意味着“时间是在北京一边”，只要继续加强两岸的经济联系，继续发展大陆在军事上的威慑力，各方面的力量总有一天可以发展到促成统一的一步。布鲁克斯则认为，这样的结果并不是必然的。

最后，几位专家提出了几个可以在近期实现的建议。薛福瑞说，他在北京问几个中国朋友为什么北京不派人去参加马英九的就职典礼。“他们几乎从椅子上翻了下来。”薛福瑞认为这一政策可能不应该在仔细考虑之前就被排除。“承认一个具有非官方权力的地区代表可以采取多种灵活的方式；参加这一典礼本身将显示出北京的高姿态和灵活性。”包道格则建议北京在今年5月即将举行的世界卫生大会上对台湾寻求观察员身份的要求做出积极的立场改变。包道格表示，从对陈水扁的风格与手段的了解，北京之前的立场与担忧令人理解。但马上台以后，北京也许愿意允许台湾在世界卫生大会的观察员身份。总之，几位专家建议北京在针对台湾人民要求拥有一定的自治权利的雄心上做出灵活、创新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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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与伊朗谈判 How to Negotiate with Iran

美国坐下来与伊朗开始严肃的谈判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对如何在这两个势不两立的对手之间达成共识，文章提出了三个建议。首先，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应该对事不对人。两国应该把私底下的仇视与潜在的共同利益区分开来。其次，美国应该了解伊朗的历史背景给伊朗谈判者在心理上产生的影响。伊朗在古代曾经辉煌一时，却在近代受尽了外国列强的屈辱，因此，美国应该了解赢得与其幅员、人口、资源和历史伟绩相称的“尊敬”是伊朗外交政策的主导目标之一。类似“邪恶轴心”和“政权更迭”的字眼对问题的解决毫无益处。最后，伊朗人以其聪明才智自称于世。因此，任何愚弄、任何能够给人留下伊朗人低人一等的印象的行为都是对谈判顺利进行的致命打击。

对太空武器请不要惊慌 Don't Panic About Space Weapons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艾西利•特利斯(Ashley J. Tellis)批评了中俄最近所达成的一项旨在禁止太空武器的联合公约草案，认为这更多是国家之间的权谋，而对禁止太空的军事化并不能起到多大的积极作用。

通过外交途径影响中国的全球性选择Shaping China’s Global Choices Through Diplomacy

本文转载了美国主管东亚与太平洋地区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柯庆生(Thomas J. Christensen)在美中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U.S. - 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上发表的证词

无法用来对付哈马斯的6种方法 Six Ways Not to Deal with Hamas

文章列举了以色列对付哈马斯不可行的6种方法，并解释了其各自不可行的原因。

中国通胀风险中的物价因素
Jonathan Anderson, “Pricing in China’s Inflation Risk,”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The March 2008 Issue

2008年最引人注目的经济课题就是通货膨胀。无论是国内的政策制定者、还是国际的投资人，甚至业余观察者们都对中国目前所面临的通货膨胀风险表示了极大的关注。直到2004年1月，官方公布的消费价格指数还一直没有高于1997年7月时的水平。2004年年中，价格开始缓步上涨。2004年接下来的3年里，物价水平以平均每年2％的速度上涨，专家一般也把这一缓步上涨看做是中国经济回归到一个正常、健康的通胀环境的表现。但形势在2007年春发生了急转变化：经济增长率在2007年上半年突破11％；通货膨胀率由2007年1月的2.2％，到5月上升到3.4％，到8月上升到6.5％，而到2008年1月一跃而为7.1％，仍然没有下降的趋势。

乍看之下，这些现象与1992年时的通胀危机颇为类似：通胀率在1992年由年初的3.4％到年末变为11.4％；经济增长速度也在同期由9.5％的增长率上升到14.2％之高。这种类似自然引起了政策制定者与投资者的忧虑，因为回顾1992年以后，93到94的中国经济几乎进入了失控的状态，通胀率达到25％之高，经济增长也高达百分之十几。接下来政府不得不采取措施使经济增长停滞下来。到97年，政府已经关闭了上万家企业，导致上千万工人下岗。

但今天出现的现象到底应该不应该引起政府与投资者的忧虑？答案是没有必要。如果说中国今天面临着通货膨胀的威胁，那么这个威胁将是我们见到过的通货膨胀的威胁中最奇怪的一个。所有的证据都在显示着中国目前的物价上涨只是暂时的；高物价将很可能在2008年底出现回落，一系列由物价引起的紧张也将得到缓和。

如果把今天的物价水平以食品价格和其他商品价格分开来看，我们不难发现人们今天所谈论的物价上涨实际上大部分是食品价格的上涨：过去12个月中，食品价格上涨了20％，而其他商品的价格增长平均只在1.5％左右。因此，目前出现的物价上扬远非像92年一样的全面通货膨胀的征兆，更准确的说，应该只是中国的食品价格出现了问题。经验告诉我们，一场突然的集中的食品价格上涨通常被证明是暂时的，而且从宏观经济学理论上看，也很难导致全面的通货膨胀。细观食品价格的上涨，在细分的食品种类中，肉蛋的价格上涨成为罪魁祸首。而究其原因，2006年猪蓝耳病的发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市场上猪肉的供应；牛肉、奶、鸡肉、蛋类产品也正从前两年的过量生产所导致的价格下降中恢复过来，产量出现了一时不足。但这些都是短期的现象。至少从这些数字我们可以结论出，政府不应该过分紧张而导致采取过激的措施。

但话说回来，中国经济确实面临着中期的通胀压力，但这个通胀起点不是报纸上宣扬的7.1%，而是1.5％。在这个起点上，即使通胀率在未来几年升到4％到5％左右，也不至于成为遏制经济发展的瓶颈。

外交政策也开始闪闪发光
Daniel W. Drezner, “Foreign Policy Goes Glam,” The National Interest, November/December 2007

美国演艺界名人对国际政治表现出越来越多的热忱。当蒂娜·布朗(Tina Brown)出席美国对外关系理事会会议时，我们就知道美国的外交政策与演艺圈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美国演艺圈的政治热忱的大幅提高主要出于以下三个原因。首先，美国演艺界名人与以前相比具有了更大的自主性。过去的好莱坞由大的电影制片商控制，大部分丑闻都会在媒体发现前就被电影制片商销声匿迹。近年来，演艺明星们有了越来越多的自主权，像奥普拉·温弗莉(Operah Winfrey)这样的演艺明星自己已经变成了演艺界的“大腕”，可以决定自己的宣传路线。这就为演艺明星们支持自己认同的政治事业创造了可能。其次，就像耐克和百事可乐一样，演艺明星们也乐于主动铸造自己积极的正面形象。于是，国际事务中的一些慈善主题就成了他们的出发点。此外，在这些方面为自己戴上“光环”也有助于他们把自己与“肤浅的同行们”区别开来。安吉丽娜·朱莉( Angelina Jolie )自“投身”慈善事业以后，其公共形象有了长足的改善。在今年2月，她以联合国难民署慈善大使的身份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了有关达尔富尔问题的文章。当她出席达沃斯经济论坛或者在柬埔寨赞助了一个“千年村”的时候，从中受益的不仅仅是慈善事业，受益的还有她在打散布拉德·皮特(Brad Pitt)与珍妮佛·安妮斯顿（Jennifer Aniston）婚姻之后在美国人心目中的形象。第三，成为一个政策宣传者在今天的美国已经成为一件越来越容易的事情，其只需三个条件：相关知识、金钱和媒体的关注。演艺界名人已经具备了后两个条件；而对于第一个条件，许多演艺界名人都聘有专业的慈善顾问，能随时为他们提供有关一个国家或一个国际问题的真知灼见，这就足够使他们在报纸上发表一些看法或者在脱口秀节目中显得胸有成竹。

演艺界人士在外交上的影响力也另人咂舌。他们的努力虽然不一定能解决问题，但总能提高美国公众对这些问题的认知度。在信息多元化的今天，有人甚至争论大部分美国人对国际政治的少量知识并非来自于严肃媒体，而是来自于像《名利场》(Vanity Fair)这样的非严肃媒体。阿尔·戈尔(Al Gore)便是这方面的最好的一个实证。戈尔在做美国副总统时，在气候变暖方面的成就最多也就只是达成了一个始终未被美国政府批准的国际减排协议。但其在下台以后出演的《难以忽视的真相》 (“An Inconvenient Truth”) 不仅赢得了奥斯卡奖，而且也引起了美国政策界对气候变暖问题的一场激烈的争论。看来戈尔作为一个名人活动家远比作为美国的副总统能够取得更大的成就。这也使得一些怀有远大抱负的政策学者们开始怀疑要对美国的外交政策产生更大的影响，他们最初应该进的是朱利亚音乐学院(Juilliard School)还是塔夫斯大学的佛莱契法律与外交学院(Fletcher School of Law and Diplomacy)。

但玩笑归玩笑，演艺界名人参与国际政治事务所带来的效果还是好坏参半。他们其中有过一些成功，也有过相当多的失败。他们对非洲的慈善事业的努力大部分把非洲描画成荒蛮之地，对世界对非洲认识促成了一定程度的误导。此外，他们所支持的许多事业也存在着诸多的争议，因此其所做出的努力也不一定就能带来正面的结果。加之加入“慈善事业”团队的演艺界名人也鱼龙混杂，许多名人对其所宣传的主题不甚了解或缺乏诚意，也毁损了演艺界明星政治化的名誉。因此， 2007年9月CBS电视台与《纽约时报》合办的民意调查显示，49％的美国人认为演艺界名人应该“远离政治”。2003年以来的各种调查数据也都显示，人们对演艺明星参与国际政治越来越反感。

忍受模糊状态：与伊朗和朝鲜的核交易
Robert S. Litwak, “Living with Ambiguity: Nuclear Deals with Iran and North Korea,” Survival, Volume 50, Number 1, February-March 2008

美国在伊朗和朝鲜核问题上的政策要追溯到9·11事件以后。9·11事件彻底改变了美国的世界观。美国对威胁目标的感知越来越集中在恐怖集团与“流氓国家”（Rogue state，或译为无赖政权）。“流氓国家”发展核武器与生化武器的举动，与它们的不稳定的政府对恐怖主义的支持，成为了美国最大的梦魇——流氓国家把核武器和生化武器转手或泄露给恐怖集团。在对威胁的如此感知下，美国政府的最主要使命变成了阻止其所定义的“流氓国家”（即“邪恶轴心”）拥有核武器或生化武器。与印度这样一个国际核不扩散体系之外的国家建立战略关系，便是华盛顿这种“只看是谁，不看是什么”的安全逻辑的集中体现。布什政府的安全战略也从9·11事件以前的威慑、遏制与接触战略的混合体转变为了单一强调推翻“流氓国家”的现有政权。

但在推翻政权的政策目标上，华盛顿内部也存在着意见分歧。华盛顿的目的到底是改变政权还是改变行为？在伊朗和朝鲜核问题发展的前前后后，华盛顿向外界发出的信息是不一致的。对布什政府的美国不仅应该先发制人地(pre-emptively)使用武力，而且应该预防性地(preventively)使用武力的立场，华盛顿内部也存在很大争议。这种政策上的模糊性给伊朗与朝鲜对它们自己的状态与立场进行模糊处理制造了机会。

伊拉克与利比亚的先例对目前的伊朗与朝鲜的核问题的解决有着重要的含义。同样作为华盛顿定义中的“流氓国家”，伊拉克与利比亚在2003年却经历了截然不同的重要转折。伊拉克在外力的作用下发生了政权的改变；而利比亚则在内部与外部的压力下主动在其政权内部做出了改变：宣布停止一切核武器与生化武器项目。美国政策制定者在制定对朝鲜与伊朗的有效战略上被夹在了伊拉克与利比亚的先例之间。一方面，美国不能把伊拉克的模式复制到朝鲜与伊朗。朝鲜与伊朗的当权政府都在短时间内没有崩溃的迹象。另一方面，美国国内的强硬派所放出的“推翻政权”的声音，都使得在伊朗与朝鲜复制利比亚的模式成为不可能，因为其前提条件就是美国保证这两个政权的安全，并且这两个政权对这一承诺也表示信任。但从美国与朝鲜，尤其是与伊朗政权之间的敌对情绪来看，这两个前提都是不太可能达到的。这就使美国失去了探测伊朗与朝鲜意图与底线的机会，并且以伊朗与朝鲜在核试验上明显地跨过了重要的红线而付出了代价。

文章建议美国对伊朗和朝鲜提出一个明确的选择：是选择在维护现有政权的前提下做出行为上的根本改变，并够获得一系列现实的好处，还是选择不遵从下所将受到的一系列惩罚。作者把这种战略称为“强制性外交”(coercive diplomacy)。“强制性外交”的关键就是诱饵要选择对方真正关心并想要得到的利益，而惩罚要选择对方真正恐惧失去的利益，并把二者紧密结合起来。美国成功实行这一战略的关键前提是让平壤与德黑兰相信，一旦它们表示合作，美国就愿意履行维护平壤与德黑兰政权的诺言。而且美国向平壤与德黑兰提出的提议应该是合理的。这样，一旦它们拒绝，美国在实施惩罚措施的时候就有了其他大部分国家的支持。

作者预测伊朗和朝鲜会继续尽可能维持他们的核项目上的模糊状态。虽然朝鲜答应解除它的核设施，但这一协议的具体履行还要几年时间。前国务院官员罗伯特·艾因霍恩(Robert Einhorn)就认为，2007年2月达成的协议只是指出了一条路，在这条路上朝鲜还可以有很多“岔口”可以脱身出去。对于伊朗，谈判以及联合国安理会施压的焦点将集中在伊朗的民用铀浓缩项目上，因为这些项目将在实质上为伊朗提供核能力。伊朗的策略将是坚决地与渐进地发展这些核项目。与伊朗谈判上可能出现的迂回也由此可见一斑。对于这些国家向恐怖分子转手或泄漏核技术的可能，美国应该明确地表示将采取以推翻这些政权为目标的最严厉的报复措施。

广东大迁出
Alexandra Harney, “Guangdong Exodus,”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The March 2008 Issue

能源、原材料与劳动力成本的增加，人民币的升值，税率的提升，以及更严格的环保与劳动法规的实行，在这一系列因素的作用下，中国广东省的几千家工厂面临停业。这些企业有些将工厂转移到中国内陆更廉价的地区，有些则转移到越南或柬埔寨，而其他大部分则面临着倒闭。

香港工业联合会估计在广东的六万到七万家香港工厂中有十分之一会在今年内关门停业。而2007年，大约有1000家制鞋企业迁出了广东省。在其他任何国家，这样大规模的企业倒闭与迁出必将构成一个严重的问题，但在中国，民众对这一现象的反应却异常的平静。

究其原因，简单的解释是中国经济发展的规模之大使得在中国的衡量标准下，这些迁出或倒闭的企业所涉及的经济规模显得并不大。更详细的解释则令人有些吃惊：这些企业的迁出或倒闭也许正是很多人期望的，其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也将是有益的。实际上，中国的制造工业正在经历着一个历史性的转折阶段。广东在70年代末成为中国经济改革开放的试验田以来，迅速发展成为了中国的轻工业中心。出口型工业的发展使得广东省成为了中国最富有的省份之一。但与此同时，这些轻工业发展所带来的环境与社会问题也愈加凸显。工人的抗议与罢工愈加普遍，贫富差距与农民工的不满导致了犯罪率的增加。空气与水污染已经达到了相当严重的地步。难怪广东省的领导们也在像北京的领导人们一样开始着眼使经济结构在价值链上有所提升。中国制造业所面临的挑战使中国经济的领导人们和企业界人士开始思考：如何吸引人才？如何更有效地激发人才的创造力？如何把以生产加工消费品为主的产业转移到设计、技术与服务行业上来？什么是我们的竞争优势？一些低效率企业被排出竞争也有利于减少行业的剩余生产力，从而避免价格被过分压低的可能，从而为存活下来的企业创造更有利的发展环境。

但以上任何一点都不意味着中国将不再是世界的加工工厂。中国在出口加工业上的优势依然存在：现代化的基础设施、与发达国家相比依然廉价的劳动力，一个发达的原材料与半成品供应网络，和一个由13亿人口组成的巨大的国内市场。这些优势都不是任何其他国家与地区能够轻易复制的。

对抗全球变暖的巨额成本
Greg Mastel, “Big Bucks for Global Warming,”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Winter 2008

在全球变暖问题上的科学方面的争论似乎已经告一段落。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简称IPCC）已经得出结论：气候变暖的证据已经确凿；其潜在影响巨大；且人类活动——主要是对化石燃料的燃烧——很大程度上造成了气候变暖。但国际社会始终未能在对抗全球变暖的措施上达成一致，其原因在于国际社会有关遏制全球变暖措施的经济成本的讨论才刚刚开始。

在这方面，著名的《斯特恩报告》 (“Stern Report”)认为，相比在遏制气候变暖上所需做的投资而言，气候变暖所带来的极端天气、气候事件（旱涝、台风等）的增多给人类带来的代价将更加沉重，且越晚行动代价就将越大。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基本上认同这一观点。有许多学者也强调遏制气候变暖将有利于一些经济部门的发展，如可再生能源工业。但无论如何，遏制气候变暖所需要的或带来的短期巨额成本是不可忽视的。不同经济利益的驱使很可能导致遏制气候变暖措施的搁浅，甚至政策上的严重倒退。

在美国，一部有关气候的法案——利伯曼和华纳法案(Lieberman-Warner legislation)正在国会的讨论中，并很可能在2008年内获得通过。这部法案允许温室气体排放企业要么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要么从政府购买排放限额。在8年以后，利伯曼和华纳法案将同时应用于美国的进口与国内生产。大部分环保人士认为利伯曼和华纳法案所倡导的限额与交易系统是一个既灵活又有效的政策。但这一法案本身也涉及了复杂的国际竞争与国际贸易问题。在最近的国会听证会上，一些商业人士估计利伯曼和华纳法案在2010年到2050年间的执行成本将高达四到七万亿美元。利伯曼和华纳法案将不可置疑地带来以化石燃料为基础的能源价格的大幅增长。电的价格的增长，尤其是在依赖煤炭的地区，将是显著的。在美国经济的不同部门中，电力和交通业将尽量把增加的成本转移给消费者，这将意味着美国一个中等家庭一年的用电账单将增长300到1000美元。对于消耗大量能源的美国工业来说，在其他国家没有实行同等的减排努力的情况下，它们则将面临严峻的国际竞争。此外，如果其他的国家对温室气体排量不加以限制，温室气体排量密集型的产业将由美国向这些不加限制的国家转移，从而在全球的层面上实际上并没有起到有效地减排的效果。

但不幸的是，国际竞争影响下的温室气体减排问题并不是一个容易解决的问题。即使美国通过利伯曼和华纳法案，率先做出减排姿态，其他国家也不一定就会随之做出实质性的减排努力。当然，美国如果不做出减排姿态，其他国家更不可能率先行之，这一点却是肯定的。

因此，即使美国愿意在国际社会达成一致以前采取可能的单独行动，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们也应该给减排法案所涉及的国际竞争问题以足够的考虑。这也是任何有效的减排法案最终能够得以持续地实施并取得成功的重要前提。

中国经济风险预测
Chi Lo, “China Risk Rising,”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Winter 2008

中国经济走势看起来太过顺利。股市持续上扬，不断突破新高。金融系统为流通性(liquidity)过强而苦恼，而全球市场却因为美国次级贷款危机正忍受着信贷紧缩(credit crunch)之苦。居安思危，本文用“只剩半杯水”的逻辑，预测了中国经济发展可能存在的风险，并预测了风险转化为危机的时机与前兆。

中国经济所面临的外部风险可能来自于美国次级贷款影响下的外部需求的下降。中国出口已经在世界需求紧缩的背景下显现出了一些脆弱性。中国出口退税优惠政策的部分取消，出口关税的引入，以及部分商品出口限量的执行，都加重了这种脆弱性。

作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部分，出口的下降将导致经济增长的放缓。但如下一些国内因素将能够降低外来因素对中国经济所构成的潜在风险。首先，中国政府在财政上有足够的空间可以实行刺激经济增长的措施。2002年起，中国财政状况已经由原来的占国内生产总值3%的赤字，转变为了1%的盈余。因此，中国政府可以在必要的时候通过增加财政支出来达到刺激经济增长的目的。第二，国内消费持续稳定增长。第三，国内的资本支出势头持续强劲。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一个外部因素所造成的经济发展放缓的情形出现的可能性不太大。

更大的风险则来自国内。政府冷化投资与资产价值增长的努力并不是很有效。而实际上，政府一些紧缩政策的无力正反映了高层领导人在金融经济政策上的意见分歧。目前的环境似乎还没有到非要采取严厉的紧缩政策的严重程度。尤其是中国领导层一贯坚持的循序渐进的方针更是在这方面有所体现。

但在金融流动性强、货币估值仍然偏低的大背景下，中国目前的低通胀率并不容乐观。一旦2008年前半年通胀率未能回落到5%以下，通货膨胀的期望值便会与之增加。到2008年下半年，所有重要的政治活动已经结束，新一届政府也整装待发之时，积极的冷却资产价值膨胀的政策便有可能到位，但还是有可能在2008年底和2009年引发一定程度的经济冲击。

文章预测，在短期内，央行会进一步小规模上调利率，并继续允许人民币升值。但直到2008年年中，严厉的紧缩政策不太可能出现。

巴基斯坦：真正的和想象的风险
Anatol Lieven, “Pakistan: Real and Imaginary Risks,” The World Today, Volume 64, Number 2, February 2008

文章认为，在风险评估方面，西方对巴基斯坦的风险评估是一个典型的偏离方向的例子。西方媒体与政策制定者对伊斯兰国家的恐惧，以及想象中的巴基斯坦政府把核武器拱手让给恐怖分子的噩梦，使得他们得出结论认为巴基斯坦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国家。这一假设既缺乏事实依据，也偏离了重点。

在事实上，核武器被泄露给恐怖分子的想象忽视了两个重要的事实：巴基斯坦军队的性质与巴基斯坦最初发展核武器的初衷。巴基斯坦最初发展核武器并非出于“伊斯兰教”的原因，而是作为防御一个强大的印度的最底线，同理于冷战时期北约为对抗苏联而强调发展核武器的逻辑。把核武器拱手让给恐怖分子对巴基斯坦人来说是美国人一个滑稽的幻想。

巴基斯坦真正的威胁来自于人口的增长，以及气候变暖带来的水资源的缺乏。对于巴基斯坦、印度与孟加拉国三国来说，喜马拉雅山脉冰川的融化将严重影响印度河、恒河和雅鲁藏布江的未来流量，从而形成严重的旱灾。国际社会对巴基斯坦的援助忽视了这个问题，大部分援助资金被用来发展教育。然而，没有配套地增加就业的单纯发展教育的计划是不可取的。毕业生找不到就业机会不仅是社会资源的浪费，也将成为威胁社会稳定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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