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内基中国透视》月刊
Carnegie China Insight Monthly
2007年第5期 （总第27期，2007年5月）

主编：王雅平
Editor: Yaping Wang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出版
Published by the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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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股市也疯狂 China's Stock Market Fever
2008 年如果民主党当政，美国外交政策将如何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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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股市也疯狂 China's Stock Market Fever

编者按：中国当前股市到底是否存在严重的泡沫，已经成为不仅中国政府而且中国老百姓普遍关注的焦点问题。《卡内基中国透视》特此采访了美国权威金融学家陈志武教授，了解了他对此的真知灼见。本文根据采访录音整理，并经过陈志武教授审阅。

陈志武 （现任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学终身教授，长江商学院访问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市场监管、资本市场、证券投资管理、公司治理、金融发展史与文化、公司财务与组织战略、股票定价等问题。）

《卡内基中国透视》：股市疯狂由何源起？

陈志武：

有一些原因是目前比较关注的，另外有一些则与资本市场本身的特征有很大关联。股票市场交易的实质是金融契约，是根据对未来的预期来定价的，这就给人们很多的想象空间，也为投机行为、为股市操纵提供了广阔的空间。特别是在新闻媒体不自由、只允许报喜不报忧，再加上产权和合约权益没有可靠保障的情况下，很容易出现股票是一个世界，股票的发行公司则是另一个世界，互相间没关系。一旦股票跟其发行公司脱离关系了，股市价格当然既可自由膨胀，另一些时候也可能自行下泻了。这就是中国股市疯狂的一般性根源。

当然，目前的一些显性原因也不少，包括：第一，银行的存款利率太低。比如现在一年的存款利率大概是 2.8% ，通货膨胀率却在 4% 左右（官方报道的数字是百分之三点几，但是根据我跟很多人交流了解的情况，实际上现在食物和衣服等等这些物价都有明显的上涨，所以现在实际的通货膨胀率应该是高于 4% ）。换言之，如果把钱存到银行，这些钱的实际购买力每年至少按照百分之一点几的速度在下降。所以把钱存到银行实际上是亏本生意，不具有任何吸引力。第二，由于老百姓担心退休、养老、医疗，还有小孩的教育等问题，因此大家都想存钱，使中国老百姓的储蓄才这么多。但把钱存到银行，真实的利息又是负的，这就出现太多钱要找地方落户了。第三，前些年大家把房地产看成是更可观且更可靠的投资渠道，但是过去四五年在政府一再打压，房地产的价格往上涨的空间越来越受到限制。实际上，各个地方政府的政绩和地方官员的升职机会都跟他们是否能够把当地的房产价格压下去直接挂钩。这些年宏观调控的结果之一就是使房子作为投资品的吸引力越来越小。这样，本来房地产可以吸引相当一笔老百姓存款，但是这条路也越来越被堵死。第四，还有一种可能的投资渠道，就是把钱投资到国外的股市和其他投资品种。这条路尽管两年前名义上开放了，但实际上细则一直没出来，直到最近政府才真正地想加快这个速度。所以老百姓把钱投到境外的渠道实际上一直都没有打开。

因此，相比之下，把钱存银行是亏损的，房地产受到越来越多的挤压，它的投资价值越来越小，而到境外的投资渠道还没有打开，结果把大家都挤到中国的股票市场。与此同时，证监会这些年严格控制新股上市发行，甚至由主席亲自批才能放一支新股，如此严管新股上市，为的是控制股票供应，以保证股票价格上涨。加之上次的股权改革确实对中国股市的整体利益结构的调整起到了正面的促进作用。所以，从去年年初开始，中国股票价格往上涨，上涨的趋势又把更多的老百姓吸引到股票市场上来。在这样的一个大的环境下，特别是中国的存款越来越多的情况下，其他渠道都没有，唯一的渠道差不多就是股市了。

《卡内基中国透视》：中国股市到底有没有泡沫？

陈志武：

客观上讲，中国股市里肯定有很多的泡沫。但是，如果考虑到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些因素，这种泡沫与其说是老百姓、股民的非理性造成的，不如说在相当程度上是政府的管制造成的。从 1990 年 12 月上交所成立到现在，监管部门从上交所、深交所，到证监会，再到国务院，一层一层，差不多都是遵循着一种单向思维，即总觉得只有股市往上涨才是好的，股市往下跌就不好。从证监会到国务院各个部门，有关宏观调控的基本目标就是使股市呈现“欣欣向荣”的景象，要把股票价格炒上去。

具体的体现就是由《人民日报》或者官方发言鼓励人们去买股票，而不是抛股票，鼓励“买进”，不允许“卖空”。这样一个单边市场规则的设计使股票价格更多的倾向于上涨而不会下跌。从经济学和市场一般原则来讲，这样一个只许“买进”不许“卖空”的单边市场，使即使有人知道张三李四的公司很烂，但他也没有操作手段把这种有用信息反映到该公司股票的价格里。不允许“做空”很容易使证券市场产生泡沫，也使好公司、坏公司股票无差别地都往上涨。

此外，在过去这些年里，新公司上市和新基金发行都必须经过层层审批，最后还要证监会主席亲自签字才能发。而证监会主席和其他相关监管者判断批不批的重要根据又是上证综合指数最近的涨跌情况。如果跌了，就不会批准新股票发行。换言之，政府对资本市场的监管不是把注意力放在打击内幕交易、操纵股票价格的违法、违规行为，而是把监管的重点具体放到管理指数水平上，目标是使股票市场价格最大化地只涨不迭。这种监管理念在过去好多年，尤其是从 2001 年夏天到 2005 年年底四年半的不断努力下，取得了“成功”，使得中国一个亿的老百姓都卷入了股票市场，才造成今天大家所担心的局面。按理说，在过去一年的牛市里，应该让更多公司上市，增加股票供给，这样多少能抑制一些疯涨的压力，可是证监会没这样做。

 《卡内基中国透视》：股市泡沫在中国尤其危险？

陈志武：

中国老百姓承受损失的能力不同于其他国家。在美国，不管是 30 年代股市大危机还是 2000 年以后美国股市的泡沫破裂，一般投资者对“买者自负”的意识有很强的认识，赔钱了不会首先想到是政府的责任。中国的情况相反。中国老百姓买股票亏损以后，先想到的就是怪政府，就会游行闹事，政府确实也应该承担一定责任，因为当初政府通过《人民日报》还有政府部门的引导直接、间接地去鼓动老百姓炒股，所以，政府要负的责任和当初鼓动的行为应该互相匹配。

此外，相较于美国社会对泡沫破裂会带来的冲击的承受能力，中国老百姓的承受能力非常脆弱。美国有金融市场提供的各种工具，市场提供医疗保险、退休基金，还有美国政府提供的社会保障体系，也有一定的失业保险，让人们通过各种金融安排把风险降到最低或者进行风险转嫁。所以，美国人炒股赔了钱至少不用担心住房、养老，医疗等问题。但中国的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养老保障、社会保障体系所有这些都还没到位，对中国老百姓来说，他们能够承受股市损失的能力比普通美国人要低很多。所以，如果股市被炒得太高，崩盘之后，就不是股市问题，而是社会问题、政治问题了。

如果未来一年股市大崩盘，肯定有很多本来收入就很低，或者根本没有收入的退休老年人，去证监会、国务院门口游行甚至自杀，这会给中国社会造成很大的震荡，也会大大压缩中国政府未来经济决策的灵活空间。所以股市泡沫可能以导致社会动乱或者在根本上制约中国经济增长的空间等形式，带来沉重的代价。

《卡内基中国透视》：政府应该和能够采取哪些措施？

陈志武：

政府不应该像过去管制房产市场一样通过行政手段打压股票价格、打压老百姓拿自己的钱买卖股票的权利。但是，可以通过其它措施降低股市投机的热度。第一，中国人民银行要继续上调利息，至少要调到跟通货膨胀水平之上，从而提高银行存款的吸引力。对这一措施，有些部门已经提出相关建议，然而目前证监会对此的认同度比较低。尽管上调利率可能会给本来效率低的国有企业带来更多挑战，同时也会增加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但是为了中国股市的长远健康发展，乃至中国经济的长远健康发展，人民银行应该尽快地把利息调上去，过去两次调息不痛不痒。第二，加速扩大境外投资的品种和渠道。第三，证监会应该尽快推出股市“做空”机制。在目前非理性炒股的大环境下，至少通过“做空”机制允许一些机构投资者以及一些懂行的业者，能卖空一些很糟糕的公司股票。现在是推出做空机制的时候。这样使中国股市的奖惩机制更加分明，并迫使上市公司提高质量。第四，让更多公司，特别是民营公司和外资公司在 A 股上市，增加股票供给。再就是，今后政府对股市的监管理念必需调整，重点是保证股市游戏规则的公平、保证信息的充分准确披露，不能再以股市指数的高低来做为监管的目标。

要说服正处炒股狂热的人群对股市回避，有如对牛弹琴，但是监管部门通过以上具体的经济行为、市场行为来增加供给，为市场降温，这可能是目前可以做到的最有效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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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如果民主党当政，美国外交政策将如何走向？
Foreign Policy of a Future Democratic Administration

( 王雅平 )

2007 年 4 月底和 5 月初，参加 2008 年美国总统竞选的民主党 8 位竞选人与共和党 10 位竞选人，分别在两党内部进行了各自第一场电视辩论。在大多数人眼里，由于布什政府的伊拉克政策的失败，民主党候选人在总统竞选中胜出的可能性似乎更大。民主党当政下美国外交政策将如何走向，便因此成为了一个引人好奇的问题。《卡内基中国透视》采访了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三位分别在政治经济安全领域享有高度声誉的国际问题专家。这三位专家分别是：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俄国、中国和欧亚研究副主席、本人为民主党派人士并曾任克林顿总统特别顾问的马德稀 (Mark Medish)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贸易问题专家舍尔曼 · 卡兹 (Sherman Katz) ，和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中国安全高级研究员史文 (Michael Swaine) 。

俄罗斯将成为美国最大的威胁之一？中国既不是朋友也不是敌人？

 在民主党竞选人于 4 月 26 日的首轮电视辩论中，不只一位竞选人表示了他们对俄罗斯政治独裁化倾向的担忧。被问及除伊拉克以外对美国构成最大威胁的三个国家时，参议员约瑟夫·白登 (Senator Joseph R. Biden Jr.) 甚至把俄罗斯列在其中。此外，参议员巴拉克·欧巴玛 (Barack Obama) 是唯一在此次辩论中提及中国的竞选人。他说，“中国既不是我们的敌人也不是我们的朋友，而是我们的竞争者。我们要与中国建立足够的包括在军事上的接触，以维护该地区的稳定。”

如何看待这些在竞选演说中出现的有关美国外交政策的言论？马德稀提醒道，在某些外交问题上作出夸张的言论在美国的国内政治中并不罕见。他认为参议员白登把俄罗斯列为美国最大的威胁之一的这一言论就是这种夸张言论的具体表现。在 1999 年到 2000 年的美国总统竞选周期中，华盛顿也曾掀起过一场轰轰烈烈的围绕着“是谁毁灭了俄罗斯”的政治辩论。当时由于俄罗斯的金融崩溃与政治动荡，许多人纷纷指责美国当时的俄罗斯政策。但这场辩论并没有转变为实际的政策选择。美俄两国之间有过一些失望，俄罗斯不是美国的朋友，也没有成为许多人期望的合作伙伴，但它也不是美国的敌人。马德稀强调，美国政府制定的无论对俄政策还是对华政策，都是建立在对美国利益的客观估测的基础上的。因此，把政治修辞与决策者所面临的实际政策选择严格地区分开来，是至关重要的。

史文评论参议员欧巴玛关于美国对华政策的言论“尚属于美国主流看法的范围，只是‘既非敌人也非朋友'的言论稍显生硬”。史文认为，在竞选刚刚开始的这一阶段，仅由这一段话来判断欧巴玛的对华倾向，还为时尚早。但可以肯定的是，在给欧巴玛出谋划策的人当中，主张反对对华强硬的人士不在少数。

美国政党政治的特征

 马德稀认为，民主党当政不会导致美国的外交政策发生根本的改变。“因为即使民主党当政，在一段时间内，美国所面临的问题还是老问题，美国外交所面临的挑战还是原来的挑战。一个新的民主党政府接过来的是一个旧的共和党政府留下的摊子。”

此外，马德稀还指出，美国在外交政策上的分歧常常不是在两党之间，而是在两党之中。相较于同一党内的不同派系，一个派系通常更能与反对党的类似派系达成共识。比如布什政府多年来被所谓的新保守派 (neo-conservative school) 所控制，使得布什政府的外交政策大大不同于由传统的现实派 (traditional realist school) 所控制的共和党外交政策。在共和党内，传统的现实派的代表人物有亨利·基辛格 (Henry Kissinger) 和理查德·尼克松 (Richard Nixon) ；而可以和新保守派联系在一起的人物有前世界银行行长、前美国国防部副部长保罗·沃尔福威茨 (Paul Wolfowitz) 和前美国国防部负责防务政策的副部长道格拉斯·菲斯 (Douglas J. Feith) 。在民主党内也有着类似的派别划分，一派具有自由主义和干涉主义倾向，另一派则更倾向于务实的政策。因此，即使将来民主党同时主宰白宫与国会，美国的外交政策还是会充满了争论，就如同今天的共和党政府一样。换言之，“很难断定美国的一党就代表了一种不同的路线，美国政治更多是一个辩论的过程。”

卡兹则由美国政治体制的特征来解释了美国政府不断指责中美贸易不平衡的根源。他指出，美国有句谚语说“有棱角的轮子蹭的油多 (The squeaky wheel gets the oil) ”，美国几百年由美国国父们建立起来的政治体制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保证民意能够上达，而在民意中，“有棱角的轮子”的呼声通常更高。在中美贸易问题上，“有棱角的轮子”指在中美贸易中利益受损的人群，尤其是指制造业中由于中国商品的竞争而失去工作的工人。相较于在中美贸易中获益的更多数人来说，这部分利益受损的人群在更强的动机驱使下更勤于向美国政府表达他们的意见。因此即使代表大多数人利益的美国政府明白美国的根本利益所在，它也不时需要做出安抚这些利益受损人群的举措。因此，在美国国内政策（例如对工人的再培训、最低工资改革以及医疗保险改革）而不是外交政策上做努力来改善这些人的生活就成为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

 对中国的影响

史文认为 2008 年如果民主党当政，美国的对华政策不会发生大的改变。“具体的风格将会取决于谁最后坐上总统的位子。但美国对华的基本策略，例如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坚持‘接触'而非‘对抗'的政策，都不会有所改变。”史文继续说，一个民主党的总统不会去寻求与中国对抗，他 / 她可能在某些问题（比如涉及美国工人失业的贸易问题）上更少耐心，但由于中美两国间的共同利益，这些态度不会转化为美国持久的政策。

对于在具体问题上的侧重，史文指出，在没有大的安全危机（例如台湾，朝鲜或者中国南海问题的恶化）出现的情况下，民主党政府将会继续强调贸易，人民币汇率与人权等问题。在外交手段上，一个民主党总统会更注重多边机制，通过与其他国家合作，改善美国的国际形象。从长远上讲，这对中国是有利的。

贸易上劳动保障与环境保护要求的增加

 在贸易上，卡兹指出，由民主党控制的国会在十天前通过的对秘鲁、巴拿马的双边贸易协定中加入了关于劳动保障和环境保护的条款。一旦民主党候选人赢得明年的总统大选，这两项附加条款对美国民主党政府的贸易政策倾向便有着很强的预示性。劳动保障条款规定在与美国进行贸易的国家必须保障其工人具有基本的组成工会并参与进行劳资谈判的权利；此外，与美国进行贸易的国家不能有强迫劳动、童工和工作场所的歧视行为。环保方面的条款则规定美国签订的任何贸易协定不能违反世界环保方面最主要的七大国际公约，包括《保护臭氧层维也纳公约》、《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和《国际湿地保护公约》等。

卡内基 “ 中国政策辩论系列 ” 之六：中国的贸易政策 (Carnegie China Debate Series VI: China's Trade Policy)

5 月 14 日，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第六次中国辩论在美国国会山举行。辩论的主题为中国的贸易行为是否违反了国际贸易准则，以及美国是否应该采取强硬的立场与措施？此次辩论由刚刚卸任的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 (FED) 副主席、现任瑞士再保险（美国）控股公司 (Swiss Re American Holding) 董事长的罗格·弗格森 (Roger Ferguson) 主持。正方为美国前任助理贸易代表、并曾参与中国入世谈判的美方首席谈判代表，现任 Kelley Drye Collier and Shannon 律师事务所国际贸易与服务部主任的罗伯特 · 卡西迪 (Robert Cassidy) 。反方为曾任美国财政部东亚国家办公室副主任以及世界银行北京办事处的资深经济学家，现为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的盖保德 (Albert Keidel) 。

盖保德认为大部分美国针对中国人民币汇率的控诉都站不住脚，美国对中国铜版纸施加的反补贴税更是自相矛盾，这些给美国在世界贸易上的声誉大打折扣。他提供了详细的数据与事实来证明了他的观点。他建议美国在与中国的交往中应该把注意力放在中长期的目标上，且应该认识到中国是美国合法的竞争者，并应从这一积极的竞争关系中汲取力量发展自己的优势。美国的优势在于高技术含量的产品与服务。而美国在对中国做出判断、制定对华贸易政策的时候，一方面要看到中国在国际法律上所承担的责任，一方面也要看到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对履行其国际上贸易义务在能力上的有限且需要时间，这也是国际发展学的基本定律之一。盖保德还建议美国国际开发署 (USAID) 解除对中国进行援助的限制，尤其是对改善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援助。他认为这符合美国的利益。

卡西迪则认为中国是的确在操纵人民币汇率，并由此为其出口获得了大量的好处。他列举的多位经济学家都认为人民币被人为的低估了。此外，中国对知识产权保护的脆弱不仅是一个缺乏执行能力的问题，而且也是一个缺乏政治意愿的问题。中美贸易不是扶贫，而是竞争。中国需要有外力来促使它作出应有的改变，而对话的意义其实不大。美国不采取行动就是放弃它在世界贸易中的领导地位。

接着，双方进一步区别了“操纵” (manipulation) 与经济“干涉” (intervention) 两个概念，并回答了观众提出的问题。

科菲 · 安南加盟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理事会
Kofi Annan Joins Carnegie Endowment Board of Trustees

前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近日加入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理事会。理事会主席詹姆斯·盖泽 (James C. Gaither) 表示，科菲·安南作为过去十年中世界最有影响的外交家之一加入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并参与卡内基基金会的管理与决策，将为卡内基基金会进一步实现它促进国际和平的使命做出重要的推动作用。科菲·安南也表示很荣幸在卡内基基金会成立 96 年之际加盟卡内基。安南特别对卡内基最近推出的把卡内基基金会由一个美国智库转型为一个真正的国际智库的理念表示赞同。卡内基基金会在今年 2 月份发起这个理念的“新视野”工程启动了除华盛顿总部与莫斯科中心以外的设于北京、贝鲁特与布鲁塞尔的办公室。

北京驻香港联络办公室代表团一行访问卡内基中国项目
The Liaison Office of the Central People's Government in the Hong Kong S.A.R. Delegations Visited the China Program at Carnegie Endowment

中国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副主任王凤超 5 月 22 日率领中国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一行及香港明天更好基金行政总裁邓淑德女士 (Ms. Karen Tang Shuk-tak) ，访问了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中国项目。以卡内基高级研究员史文 (Michael Swaine) 为首的中国项目工作人员与该代表团进行了座谈。双方就彼此的工作内容与成果以及美国的政党选举制度进行了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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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华政治、经济和安全关系前景
The Future of Political,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lations with China

本文为美国副国务卿约翰 · 内格罗蓬特 (John Negroponte) 5 月 1 日在美国国会众议院对外事务委员会 (House Committee on Foreign Affairs) 举行的听证会上发表的证词。内格罗蓬特在这一证词中罗列了中美两国双边交往的六大目标，并谈及了有关朝鲜与伊朗的反核扩散问题，中国在非洲的政策，中美贸易问题，中美能源合作，台湾问题，以及中美两国不同的价值观在外交上的体现。

玫瑰色的撤军战略
A Rose-Colored Exit Strategy

《外交政策》网络专版文章批评了一些民主党参议员简单认为只要美国从伊拉克撤军，一切问题就会得以解决的幻想，并提醒从伊拉克撤军可能导致伊拉克发生宗派屠戮。因此撤军需要象当初进攻伊拉克时一样经过周密的计划。

《危胁评估：中国军事与台湾安全：前言》
Assessing the Threat: The Chinese Military and Taiwan's Security

本文节选自卡内基即将出版的新书—— 《危胁评估：中国军事与台湾安全：前言》。该书由卡内基高级研究员史文 (Michael D. Swaine) 与研究助理梅惠琳 (Oriana Skylar Mastro) 等人共同编辑。该书收集了 权威人士对人民解放军实力、台海军事平衡、台海安全局势现状及未来可能出现的情况特征进行的全面的观察与分析。该书将是一本全面客观地了解人民解放军军事现代化及台湾安全的权威著作。

中美贸易是互利双赢的贸易
Wu Yi, “It's Win-Win on U.S. – China Trade,” Wall Street Journal, May 17, 2007, page A21

 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在第二轮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开始一周前在美国《华尔街日报》上发表文章，强调中美贸易是互利双赢的贸易，任何挫伤中美贸易的言行都是不利于两国的根本利益的。

吴仪列举了大量数字证明了中美贸易的互惠性。自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国已经成为美国在世界上的第四大出口地，美国对中国出口的增长速度是同期美国对其他国家出口增长速度的 3.7 倍。贸易关系的增长同时意味着投资收益的增加。 2004 年美国在华投资企业的销售额为 750 亿美元，而这个数字在 2005 年已经达到 1000 亿美元。中国已经成为美国公司在海外投资利润的主要来源地。

吴仪还说，中美贸易帮助增加美国的就业。摩根斯坦利估测美国有 400 到 800 万的工作与中美贸易有着直接的联系。此外，中美贸易帮助美国经济的成功转型。美国经济的优势在于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中美贸易有助于美国更加注重发展自己的优势。美国的就业统计数字显示， 1996 年到 2005 年间美国虽然在制造业失去了 300 万个工作，但却在服务业新出现了 1500 万个就业机会。

吴仪进一步指出，政治化贸易问题，夸大中美贸易不平衡，甚至鼓吹贸易保护主义的行为，有损两国的根本利益。两国领导人应该冷静、客观，负责任的看待与解决中美贸易问题。

中美贸易关系在扩大的伤口
Daniel Ikenson, “Growing Pains: The Evolving U.S. – China Trade Relationship,” Free Trade Bulletin , Cato Institute, No. 28, May 7, 2007

美国智库加图研究所 (Cato Institute) 的这份报告分析了美国政府在最近几个月中对中国在贸易上的接连强硬做法，包括在今年初的四个月中三次在世界贸易组织状告中国和对中国出口美国的铜版纸实施反补贴法。报告结论认为，这些现象不意味着布什政府对华贸易政策的改变，而象征着中美贸易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重要阶段。这一新的阶段将以中美通过合法手段解决贸易争端为特征，并将建立起一个更经得起挑战，具有更多互信、更少来自美国国会的负面压力的中美贸易新关系。

报告指出，从 2006 年初开始，美国贸易代表就已经明确地向中国表示，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的中美贸易蜜月期已过。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最初 5 年中，布什政府一直是一个具有挑衅性的美国国会的重要拦截。因为布什政府明白要中国逐步履行世界贸易组织成员的义务需要时间，且保持中国对遵守游戏规则的兴趣符合美国的利益。 2006 年初，美国贸易代表对美国对华贸易政策进行了一次全面的审议 (Top-to-Bottom Review) ，并发表了题为《美中贸易关系：进入更大责任与加强实施的新阶段》的报告。这份指导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纲领性文件明确地提出了中美贸易关系的三个阶段，并决定“第三阶段，从 2006 年开始，中国履行 WTO 承诺的过渡期基本结束，简单的承诺大多已经履行，复杂的承诺面临更多的挑战。这个阶段的任务，一方面是中国加强对这些复杂承诺的履行，另一方面是中国对全球不平衡问题承担起责任。”

美国过去在把中国视为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前提下实施反倾销法，与其目前在把中国视为市场经济国家的前提下对中国实施反补贴法，这前后两种做法存在着逻辑上的矛盾。但如果这前后两种做法是出于其对中国经济性质的认识上的改变，即美国认为中国经济已转变为市场经济，并从此坚持把中国与其他市场经济国家同等对待，美国就没有自相矛盾，而这种改变恰恰证实了它在对待与中国的贸易关系上主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关于在世界贸易组织对中国的指控，作者也同样持积极态度。他认为，在世界贸易组织寻求解决贸易纠纷能够鼓励纠纷双方的对话，而从经验上看，这些纠纷通常也是以协商结果而并非正式的法律判决而得以解决的。

 中国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发展
Cai Fang, “Pay-Back Time for China 's One-Child Policy,”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 May 2007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在《远东经济评论》最新一期上撰文分析了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对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将带来的挑战与对相关部门的政策建议。

蔡昉指出，中国人口结构的转变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以及计划生育政策的结果。计划生育政策使中国的人口转变成为世界上在最短时间内最大规模的人口转变。因此，这种转变将在各个方面对中国社会形成巨大的挑战。首先，劳动力短缺将成为一个越来越显著的问题。据联合国预测，中国劳动人口将在 2015 年达到最高峰并停止增长，并将在此后走向萎缩。尽管农业会不断向其他行业释放闲置劳动力，但根本结构上的劳动力短缺问题始终不会放松其对经济增长所将造成的严重负面影响。其次，养老金将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巨大负担。中国现行的养老金制度为现收现付制 (pay-as-you-go pension system) 。根据国际经验，这种养老金制度的维持需要三个前提条件：一、相对年轻的人口结构；二、有效的税收体制以解决养老金的筹措问题；三、完善的养老金管理体系以保证养老金的准确发放。很明显，中国现在还不存在后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也将越来越成为问题。最后，中国劳动人口的提前退休趋势将使得老龄化的负担最终重到使中国的养老体系难以为继的地步。中国养老金的现收现付制度的“收”与“付”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 2005 年退休人口中享受养老金的人口占 85.5% ，而劳动人口中参加养老金体制的仅占 48% 。总而言之，中国会面临在变富前先变老的严峻局面。

蔡昉进一步指出，人口老龄化只是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现象；能否在人口老化阶段维持可持续发展，关键在于政府的政策选择。首先，关键要把经济增长方式从投入型增长 (inputs-based growth) 转变为效率型增长 (productivity-based growth) 。其次，要把养老金制度由现在的现收现付制转变为完全个人积累制。再次，提倡发扬中国传统价值中的由子女抚养老人的家庭传统。最后，人为的提高退休年龄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老龄人口的依赖性，而为各个年龄层提供就业机会才是根本的解决之道。

日本离核武器化还有多远？
Llewelyn Hughes, “Why Japan Will Not Go Nuclear (Yet) –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Constraints on the Nuclearization of Japan ,” International Security , Volume 31, No. 4, spring 2007

日本发展核武器的立场引人关注。对于一些人而言，由于日本经济力量强大，科技基础雄厚，且已拥有庞大的民用核能源项目，日本的核武器化已经不是“会不会”的问题，而是“何时会”的问题。另外一些人则认为，因为日本是世界上唯一遭受过核武器袭击的国家，日本的反核情绪依然根深蒂固，因此日本走向核武器化的可能仍旧渺茫。

日本国际与国内形势的变化产生了对影响日本核武器化的各种因素进行重估的必要。首先，日本对周边威胁的感知尤其是朝鲜核试验对日本安全环境的震撼，使得促使日本走向发展核武器的因素在增加。国际多边机制以及美国对日本提供核保护的可能性也在降低。其次，日本一旦具有核武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将进一步受到削弱，中国很可能将因此对自己的核能力进行升级，韩国也可能将考虑发展核武器，地区安全将受到严重恶化。此外，日本国内对日本自卫队的限制在逐渐放松。其具体体现在：日本向海外派兵已经拓展到印度洋与伊拉克；日本自卫队购买的军事装备显示了其欲扩张军力投射能力的野心；政治改革削弱了反战的和平势力；权力的集中使得日本首相与内阁具备了更多的扩张军备的直接决定能力。

文章在重估影响日本核武器化的各种因素以后，得出以下两个方面的结论。一方面，日本没有放弃拥有核武器的选择。它不断地在国内制度上为可能的核武器化松绑，其原因就是为了保留这一选择。另一方面，日本继续遵循其自二战后以来的 “ 不制造、不拥有、不引进核武器 ” 的无核三原则，在目前来看仍然是日本的明智选择。日本的能源官员反对把民用核能源技术转用于军事，日本的军事战略家也认为日本自主发展核武器的代价将高于所将获得的安全利益。此外，日本民意测试也显示日本民众大部分支持日本通过加强美日同盟以获得核保护，而非自主发展核武器。

东亚的民族主义
Kenneth B. Pyle, “Nationalism in East Asia ,” Asia Policy , January 2007, published by the National Bureau of Asian Research

政治意愿在民族主义的形成过程中通常起到关键的作用。政治领导人能否成功地为今天的目的选择如何去阐述过去，多半取决于其所宣传的内容能否与整个社会体系所赖以生存的基本原则与民族情绪产生共鸣。但民族主义又不是一个简单的自上而下的现象。一旦民族主义情绪得以形成，它便不时脱离政治领导人的掌控，甚至可能发展到一发不可收拾的地步。此外，民族主义可以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一国的外交政策倾向。工业化与扩张主义是否具有因果关系在学术上尚处在争议中。萨缪尔·亨廷顿指出，英、法、德、日、苏联、及美国向外部的扩张都与其工业化与经济发展时期相巧合。这也许就是民族主义的作用。

冷战结束以后，东亚各国的民主主义情绪高涨。中国、朝鲜、韩国、日本都经历了民族主义情绪的上升，但各国的民族主义又具有各自不同的特征。中国最主要的民族主义形式是国家带领下形成的民族主义。冷战以后，共产主义理念受到质疑。爱国主义教育不仅帮助巩固中国政府统治的合法性而且帮助维护经济发展所需要的社会稳定与人民内部团结。此外，爱国主义教育也被用以压制民族分裂以及可能导致社会不稳定的自由化倾向。另外几种中国的民族主义形式为民族排外主义以及自由化的民族主义。民族排外主义以看待历史的受害者情结、仇恨日本、反感西方为主要特征。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被炸、中美撞机事件、日本教科书以及靖国神社等的敏感问题激化了中国的民族排外主义，使得这种情绪所带来的民众的不理智行为可以时刻溢出政府所能控制的范围。自由化民族主义以政治不同意见者为代表，在中产阶级内部有所响应，但很难得到内地广大贫困和失业人口的支持。

韩国的民族主义从来源上不同于中国国家带领下形成的民族主义。共同的地域、历史、民族特征的延续形成了韩国的民族主义，而这种民族主义又在上个世纪韩国几经强国的欺凌、朝鲜半岛的分裂的背景下得到强化。美国在这种民族主义情绪中被看作是新的帝国主义霸权。韩国在民主政治下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也愈加对美韩同盟的不平衡而感到不满。而在日本，政治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历史教科书忽略二战史、以及其他形式的对历史过错的否认，都被看作是日本民族主义复兴的表现。但本文的作者认为，民族主义目前在日本尚未深入人心。日本在对外关系上依旧低调处理任何形式的政治民族主义表征——国旗、国歌、制服等。日本在安全方面依旧主要是依赖美国提供的保护伞。日本在民族特征上排外严重，但这种民族意识颇少政治含义。

东亚各国民族主义的高涨将为该地区各国间领土纠纷的解决、地区安全的困境、以及甚至美国进行中间调解的企图，制造更多的困难。

 修复美韩同盟裂痕
David I. Steinberg, “Repairing Seoul 's Tattered Alliance ,”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 May 2007

 由于朝鲜半岛特殊的地理位置，朝鲜半岛在历史上一直通过与强国结盟来保证自身的安全。今日的美韩同盟即是其具体体现。但近年来，朝鲜核问题导致美韩同盟关系出现裂痕，美国陷身伊拉克战争对美韩同盟显然也没有起到积极的影响。

美韩同盟关系出现裂痕的主要原因在于两国以及日本在朝鲜半岛有着截然不同的安全考虑。美国把与恐怖主义的斗争和防止核武器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放在它在朝鲜半岛行动方向的考虑之首。华盛顿在朝鲜半岛划下的红线是朝鲜将核武器出售或扩散到其他无核国家。韩国对朝鲜核问题的担心远不及它对日本重新走向国家武装的警惕。与华盛顿相比，首尔的主要精力集中在朝鲜半岛本土。日本从地缘政治角度传统认为朝鲜半岛（尤其一个核武装的朝鲜）是悬在日本心脏上的一把匕首。因此，日本对朝鲜局势的发展也时刻处于高度的警觉状态。民族主义情绪在韩国、中国、日本以及 9 · 11 以后的美国的高涨，更是为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笼罩上了一层阴影。

此外，各国的国内政治也将对美韩同盟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朝鲜核试验以后，韩国总统卢武铉的“阳光政策”在韩国国内受到前所未有的批评，保守派逐渐占上风。韩国今年年底的总统大选与明年春的国会选举以及美国正在酝酿中的明年总统大选都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朝鲜半岛的气氛。日本已经明显进入了一个民族主义复兴的阶段。日本在很多人眼中，早已是“潜在核国家”；而日本也已具有立即把“潜在”变为“现实”的能力。一旦日本实现核能力，韩国也不会无动于衷。各方的行动一部分取决于对美国反应的预测以及韩国与日本对美国为两国提供核保护伞的信心。

牵制俄罗斯
Yuliya Tymoshenko, “Containing Russia ,” Foreign Affairs , Volume 86, No. 3

乌克兰议会反对党领袖、乌克兰前总理尤莉雅·季莫申科 (Yuliya Tymoshenko) 在《外交》杂志上发表文章提醒西方注意俄罗斯的扩张主义与独裁倾向并提倡对俄罗斯进行牵制政策。

文章说，从 90 年代初以来，俄罗斯受益于高涨的石油价格，实现了其经济以每年 6.5% 的速度的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有所提高，中产阶级逐渐扩大，股市也日益繁荣。目前，俄罗斯已经成为世界上货币储备第三大国，并逐渐在偿还掉 90 年代初欠下的最后一批债款。俄罗斯人普遍为俄罗斯的发展成就感到自豪，难怪普京的支持率高居不下。但是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俄罗斯在近几年出现的一些倾向令人担忧。在俄罗斯国内，国家加强了对经济的控制（尤其是能源部门，根据经合组织的数字，国有石油控股在三年内翻了一番），滋生了腐败与低效率等问题。政治反对派多半被解体。“不合法”的报纸、电视、广播被取缔。议会被政府控制，地方官员也由选举产生变为因关系上台。俄罗斯的外交政策同样问题重重。莫斯科对伊朗的核野心给予外交保护；俄罗斯军售几乎不分对象，鱼龙混杂；周边小国不断受到它的骚扰，例如前苏联国家格鲁吉亚就受到俄罗斯经济封锁所带来的重创。

季莫申科呼吁西方尤其是欧盟国家支持俄罗斯任何的民主化举动，警惕并围堵任何帝国主义野心的倾向。

经合组织研究报告：《中国在拉丁美洲的一只看得见的手》
Ed. by Javier Santiso, “OECD Report: The Visible Hand of China in Latin America ,” Development Centre of the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世界经合组织 (OECD) 发展研究中心的这份报告评价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对拉丁美洲国家经济发展的影响。报告分为五章，分别由不同的作者写成，先后分析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对拉丁美洲商品贸易与外国直接投资的影响。该报告的中心观点认为，中国经济的崛起对拉丁美洲经济的发展主要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在贸易上，这一积极作用直接体现在中国成为拉丁美洲越来越重要的出口地，间接体现在对拉美国家的进出口贸易条件的改善。中国庞大的经济增长与可耕地的匮乏，使得中国对自然资源与农产品的需求与日俱增，这正成为农业资源富集的拉美洲的福音。因此，大部分拉美国家与中国在贸易上的互补性大于竞争性。在强调这一机会的同时，作者同时提醒可能的挑战在于拉美洲对原材料产品出口的过度依赖将不利于技术革新与出口的多样化。因此，拉美国家要维持它们的比较优势，就必须进行经济结构上的尤其是在基础设施上的改革。

在外国直接投资上，除了墨西哥与哥伦比亚两国外，世界对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的增长并没有影响对拉美洲的外国直接投资的增长。与其害怕中国在吸引外资上的竞争，拉美国家不如以其对中国经济发展的高度互补性来吸引中国商人的投资。很显然，拉美国家越来越看重亚洲尤其是中国对其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历史上，拉美国家曾获益于美国与欧洲两个经济发展引擎的带动，而今天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成为了一个带动拉美国家经济发展的新的引擎。

此外，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也将对拉美国家在认知上起到革命性的作用。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所走的特殊的经济发展道路，对许多拉美国家都是一个启示。在智利、墨西哥与巴西等国，经济上的实用主义已经在发挥一定作用。

河流干涸的地方
Orville Schell, “Where China 's Rivers Run Dry,” Newsweek, April 16, 2007

正在施工中的中国国家游泳中心的外形设计极具创新意识，由无数个蓝色透明的水泡组成外观墙壁。然而填充这一宏大建筑的水泡样墙壁的水从哪里来？毕竟北京缺水严重已经成为了一个世人皆知的事实。这一宏大的建筑工程一方面显示了中国人想要向世人展示中国二十年建设成就的强烈愿望，一方面又暗含着解决中国缺水问题的紧迫性。

中国的华北平原是世界上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之一。这一地区占据着中国 65% 的农业却仅占有全国 24% 的水源。此外，在中国的 661 个主要城市中，仅有 278 个城市具有下水处理系统，而中国 70% 的河流都污染严重。以北京为中心，向华北平原任何一个方面驶进，都可以途径数不清的已经或几近干涸的大小河流，包括在地图上显示为蓝色线条的黄河诸多支干，也已经或几乎断流。剩下的尚未干涸的河流要么污染严重，要么建坝发电计划也在酝酿中。

中国人均用水量仅占美国的八分之一。人工降雨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华北平原两亿五千万人口的喝水用水问题。对于南水北调工程，越来越多的环保专家也已经开始忧虑污染越来越严重的长江水可能会影响华北人民的健康。“水”的问题，将成为不计代价的发展给中国带来的创伤的集中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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