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内基中国透视》月刊
Carnegie China Insight Monthly
2007年第10期 （总第32期，2007年10/11月）

主编：王雅平
Editor: Yaping Wang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出版
Published by the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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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价引出的问题

（王雅平）

今年夏季以来，由于国际油价持续上涨，中国国内成品油价格涨幅低于国际原油价格涨幅，中国炼油企业纷纷亏损。部分炼油设备的停用一时间造成了国内燃油供应不足，部分地区尤其是一些南方省市出现了严重的燃油短缺问题。加油站车满为患、等候人群肇事事件接二连三地传出，社会稳定面临隐患。11月初，中国政府将成品油价格上调了10%。石油事关国计民生，石油价格已经成为牵动全国经济的一根敏感神经。如何看待最近的燃油短缺现象与成品油价格上调？本期《卡内基中国透视》采访了卡内基两位资深的中国问题专家——经济学家盖保德(Albert Keidel)与能源问题专家钱德瑞(William Chandler)。两位专家各自从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与能源环保战略的角度详释了一些围绕“油价”而产生的疑惑。

国际高油价该归罪于中国吗？

有些国际媒体将国际石油价格飙升归因于中国石油进口的增加。两位专家都认为中国对石油的需求的增加仅仅是造成国际油价升高的因素之一；目前的国际高油价是在复杂的背景下由多种因素造成的。

盖保德从对石油的供与求两个方面分析了国际高油价出现的原因。在需求方面，不仅中国对石油的需求在增加，印度对石油的需求在增加，美国由于伊拉克战争对石油的需求也在增加，（因为战争装备对石油的消耗量很大）。因此，在过去几年中，世界对石油的需求总量有迅猛的增长。而国际石油的供给在同时期内却增长不大。伊拉克与伊朗的政治紧张局势也都有可能影响国际石油的供应。石油市场的供不应求造成了石油价格的提升。这种背景下金融市场的国际投机行为更加剧了油价的上涨。

钱德瑞认为，从短期来看，过去一年中世界油价的上涨可能有一半是由于美元的贬值。“中国对石油的消耗总量占全世界的10%，这其中一半靠进口、一半靠自给。中国每天进口四百万桶石油，而美国每天进口一千三百万到一千四百万桶。因此，中国对石油的消耗总量并不是问题所在，只是相对于世界其他国家来说，中国对石油的消耗量的增长规模在近些年很大。”这一增长发生在世界石油市场已经渐趋紧俏的今天，中国成为一些人归罪的焦点也就不足为奇了。

油价、通涨与社会稳定

文章开头描述的几个事件之间是存在着因果链条关系的。简而言之，持续上涨的国际原油价格与中国成品油定价制度下的零售价格之间的倒挂，造成了国内炼油企业的亏损，从而导致了生产的减少；在国内需求继续扩大的情况下，燃油的供给就出现了不足。短缺引发了社会上的一些不稳定因素。政府提高燃油价格，是为了减轻石油企业的负担、鼓励生产，从而缓解短缺局面、消除社会不安隐患。但一方面，石油零售价格一涨，农业耕作成本就会增加，农民负担就会加重。农作物的涨价还可能引起全面的通货膨胀，这样一来，城市居民也会牢骚满腹。这在贫富差距已经很悬殊的当代中国国情下，对富人的影响不会太大，对老百姓尤其是农民的生计会造成很大影响，从而可能进一步激化社会矛盾。因此，政府对于石油零售价格的提升从来都是缓步进行，此次提价也是有限。然而另一方面，提价有限，对石油企业亏损的缓解程度也就有限，短缺问题还是会时儿浮出水面。

盖保德分析说，出于对社会财富分配与社会稳定的考虑，中国政府在九十年代缓步提高能源零售价格，并取得了一定成就。但近年来国际原油价格飞涨，中国国内成品油价格水平的缓步提升跟不上这种速度，所以造成了目前担心大幅提价会导致通胀、不提价又会引发短缺的两难局面。盖保德预测中国的油价将继续走缓步上升的战略，并建议即使国际原油价格回落也不能轻易降低国内燃油零售价格。

钱德瑞则类比了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中美国为遏制通货膨胀也曾实行石油价格管制。历史证明了这一政策的失败。这一政策所造成的物资短缺同样引起了在加油站漫长的等待与因抢油而引起的斗殴事件。钱德瑞认为，“紧缺使人们的时间白白浪费在加油站的漫长等待中，这所造成的无论是经济损失还是社会风险都大于石油价格的增长所将带来的后果。从长远上看，使成品油零售价格提高到市场水平有利于中国的社会稳定与国家安全。”美国在1981年结束了对油价的控制，“虽然不能说人们欢迎高油价，但他们却做出了相应的反应——通过各种方式节油降耗，从而使市场的石油价格也随着需求的下降而降下来。”

油价所反映出的能源与环保战略

石油价格的提高一方面可以刺激国内的对油气勘探和生产的投资，从而降低一国对石油进口的依赖，加强该国的能源安全；另一方面也可以促使消费者节约用油、购买节能型汽车和更多地使用公共交通工具。这些又会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保护空气质量，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

钱德瑞说，中国领导人认为，任何一个工业强国的发展都需要经历一个汽车行业飞速发展的阶段，因此中国也不例外。但这种看法实际上是对人类经济史的误解，也没有考虑到今天世界所面临的新的发展困境——石油资源在减少，人口在增加，环境给经济发展带来的束缚越来越大。盖保德也告诫，“以低油价继续进行中国的发展与改革将是一个致命的错误。”

钱德瑞建议中国取消现行的成品油定价制度，让市场决定燃油价格，并对成品油征收燃油税。他解释说，“除了让市场决定燃油零售价格以外，由于石油还关系着国家的能源安全与环境保护，这些部分也需要反映在燃油的零售价格中，因此就以对石油消费征税的形式来实现。”中国有关部门早在1994年就提出征收燃油税的动议，从那时起相关立法不断出台，但在重重阻隔下，燃油税至今尚未开征。

许多国内的有车族抱怨油价“跟涨不跟落” ，并且拿美国做标尺认为美国比中国的消费水平高，两国人却要付差不多相同的油价，这不公平。要说不公平，就像钱德瑞例举的，“美国人平均消耗的燃油是中国人的十三倍，”这更不公平。但美国本身就不是一个好的榜样。各国的燃油价格在税前的水平应该是趋同的，但欧洲的油价是6美元一加仑，美国的油价是3美元一加仑，而中国的油价是2.5美元一加仑。差异如此之大，原因何在？答案在各国不同的能源与环保战略。中国应该看齐的是欧洲，而不是美国。此外，盖保德还指出，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在中国变得更为发达之前，中国人对个人小轿车这样的奢侈品的消费少一些也是自然的。《卡内基中国透视》认为，每一位同样在抱怨空气质量越来越差、天气变化反复无常的公民都应该能够从国家和环境的长远利益出发，对高油价做出一个重新的认识。

中国的奥林匹克挑战：北京能否实现诺言？
China’s Olympian Challenge: Can Beijing Deliver on Its Promises?

10月11日，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中国项目举办了题为“中国的奥林匹克挑战：北京能否实现诺言？”的研讨会。研讨会由两个讨论组组成，共同关注北京对明年奥运会的准备工作的最新进展。第一个讨论组由美国民间组织“中国人权”(Human Rights In China)的执行主任谭竞嫦(Sharon K. Hom) 女士、美国奥委会高级运动生理学家威尔伯(Randy Wilber)博士，和“保护记者委员会”的亚洲项目负责人鲍勃·迪兹(Bob Diez)组成，主要从人权、环境与新闻自由三个方面评价了北京在奥运会准备工作上的最新进展。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中国项目主任、高级研究员裴敏欣主持了这部分的讨论。

第二个讨论组包括“达尔富尔之梦”(Dream for Darfur)组织的主任基尔·塞维特(Jill Savitt)、参议员萨姆·布朗贝克(Sam Brownback)办公室的最高法律顾问西恩·伍(Sean Woo)，与布鲁金斯学会桑顿中国研究中心主任贝德(Jeff Bader)。这一部分的讨论由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访问学者约书亚·科兰兹克 (Joshua Kurlantzick)主持，主要侧重中国如何利用奥运会为机会以实现一个更开放、更民主、更加融入国际社会的中国。西恩·伍认为奥运会将给中国带来深远的变化，美国国会也会对此进行密切关注。贝德提醒大家，人权状况不是举办奥运会资格的先决条件；即使洛杉矶在1984年举办奥运会以前美国也存在着公众形象问题。实际上，任何国家，包括中国，都不会因为举办奥运会而改变它的核心价值与根本利益。但贝德相信，北京深知奥运会对中国在世界面前树立一个成功、开放、容忍的中国形象所具有的重要作用。

一个时代的结束？通货膨胀回到中国
The End of an Era? Inflation Returns to China

10月25日，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中国项目高级研究员盖保德(Albert Keidel)就他最近撰写的《政策咨询》报告——《通货膨胀——中国经济日趋浮现的危机》举办了报告会。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经济学家鲍泰利(Pieter Bottelier)主持了该报告会，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的中国经济专家罗迪(Nicholas Lardy)对报告做了评价。

盖保德的报告对中国经济日益浮现的通货膨胀趋势将对中国社会可能造成的危险做了预警。鉴于通货膨胀可能对中国社会造成的严重的影响，他建议政府增加粮食进口，以解决目前的粮食供给短缺问题，并把银行存款利率至少提高到通货膨胀率水平，以利率的形式来补贴增长的物价给老百姓所带来的损失。最后，他还建议美国政府看清中国经济增长的来源是在内需而非出口，并应随此做出相应的政策调整。

鲍泰利与罗迪都从造成通货膨胀的原因的角度挑战了盖保德的观点。罗迪认为中国目前的通货膨胀趋势是由投资的增长而非粮食的短缺造成的。鲍泰利则认为金融市场的状况也对中国目前的经济趋势有着很重要的影响。

再看中国的反卫星试验
A Different View of China’s ASAT Test

针对中国的反卫星试验，美国政策界普遍存在着两种解释：其一是认为中国进行反卫星试验意在实行“不对称军事战略”“以针破网”地来制衡美国；其二是认为中国有意通过反卫星试验把美国重新拉回到讨论限制太空武器的谈判上来。11月13日，新美国基金会(New America Foundation)军控专家杰弗瑞·路易斯(Jeffery Lewis)，与美国忧思科学家联合会(Union of Concerned Scientists)中国问题专家顾克刚(Gregory Kulacki)，一同来到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对以上美国对中国反卫星试验普遍存在的两种看法提出了挑战。

两位专家认为，以上两种看法的假设前提都是认为中国政策界在事前已经充分地预测到国际社会对此次事件所将做出的反应。但中国反卫星试验成功以后，中国外交界对国际社会的批评反响所显示的手足无措，否定了以上两种观点成立的假设前提。两位专家认为，反卫星试验实际上反映了中国政策决策内部存在的不统一与缺乏协调。

亚洲人民如何认识民主？
How Do Asian People Understand Democracy?

11月28日，杜克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史天健来到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做了有关亚洲人民对民主的认识的讲座。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中国项目主任、高级研究员裴敏欣主持了讲座。

针对西方自由派民主理念与亚洲文化之间的关系，史教授做了一项在日本、香港、台湾、中国大陆和其他一些东南亚国家展开的调查。这项调查显示了一些有趣的结果。首先，调查显示，中国大陆人比香港和台湾居民更欢迎民主。其次，大陆比香港和台湾有更多的人相信民主适合他们的社会。第三，史教授的研究还发现，亚洲人在表达对民主的看法的时候，他们所定义的民主与传统的西方自由派民主概念不大相同。因此，史教授把对民主的定义分为两种：一种称为“程序性民主”，这种定义即西方普遍认同的要通过选举、游说等程序来实现民主的观点；另一种称为“实质性民主”，这种定义认为民主的标准就是政府政策要反映公众的意见。显然，亚洲人大部分都认同后一种定义，即“实质性民主”。史教授结论认为，亚洲人民在自由等基本价值上认同西方民主的实质，但在实现民主的途径上有很不同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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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人才的跨地区流动对区域竞争力的影响”专题研讨会
Global Talent Movements and the Impact on Regional Competitiveness

2007年6月23日，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北京合作项目、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香港科技大学人口与社会分析中心合作举办了“高级人才的跨地区流动对区域竞争力的影响”专题研讨会。

在此次研讨会上，香港科技大学人口与社会分析中心主任马忠东教授介绍了人才流动的观念与理论发展以及内地与香港的人才分布及流动。中国教育部国际教育司司长助理张宁博士则阐述了中国人的留学历史、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出国留学情况、跨国流动留学人员现状，和中国留学生的成就。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高浣月教授总结了近几年高层次海归人才的特点，并对人才引进工作提出了建议。中国人民大学人力资本研究中心教授姚裕群分析了高级人才跨国、跨境流动理论，并提出了高级人才存量——流量的分析模型和高级人才增值链的理念。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院长李强教授和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人类学学院副院长洪大用教授对以上专家的发言进行了评论。

中国环境管理制度变革研讨会
The 1st China’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System Reform Conference

中国环境管理制度变革研讨会由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与中国改革开放论坛三家联合主办，于2007年7月14日在北京大学召开。会议讨论的内容包括中国环境与资源问题的现状、趋势与严重程度（包括对环境现状与趋势以及中国经济增长的环境代价的评估），中国十一五能源、资源与环境保护的要点与相关措施，环境管理制度的现状、不足与变革需求，以及中国环境管理体制的变革方向。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环境政策处处长原庆丹、北京大学教授叶文虎、清华大学教授王明远、中国环境规划院於方、北京大学教授栾胜基、北京大学教授朱彤、北京大学教授邵敏、国家发改委能源所教授姜克隽、北京大学教授胡建信、中国科学院教授王毅、北京大学教授徐晋涛、国家环保局宣教中心主任贾峰、北京大学教授张世秋，分别在会上做了发言；多位来自政府、社科院与大专院校的其他几位专家对发言进行了点评。

虚幻的财富
Fool’s Gold

石油的赐福对非洲可能最终被证明是个伪装的祸根。文章以乍得的历史为鉴，认为非洲的产油国如果不将由石油获得的财富好好地加以利用，石油反而会导致这些国家的通货膨胀、经济停滞、和两极分化，甚至还有发生内战的危险。

中国远非人们想象的那么富 The Limits of A Smaller, Poorer China
(《金融时报》2007中国报告之二十五)

亚洲开发银行的一项新数据表明：中国经济规模比以往估计的实际上要小40%。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盖保德(Albert Keidel)撰文指出，这一更为精确的中国经济图景应将对世界银行的扶贫措施与美国的对华政策产生相应的影响。

中国的一剂苦药
Hana Brixi, “China Bitter Little Pill,”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November 2007

医疗系统改革已经被中国政府提上日程。胡锦涛主席在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到2020年要建立一个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制度”。在这样雄伟的目标下，一个合理有效的医疗系统改革方案也在积极的酝酿中。今年初，由十五个有关政府部门组成的工作组咨询了国际卫生组织等七家国际和国内的专业组织。今天十月，政府又宣布医疗改革草案将不久能够与世人见面并为公众讨论。这一前一后的咨询专家与公众参与方式都使得医疗体制改革的前景看起来令人鼓舞。

虽然就中国现有的发展水平而言，中国的卫生保健工作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但老百姓看病贵、看病难、有病不治、因病致贫，医院医生医疗水平低、设备差、乱开药的现象还普遍存在。老百姓看病贵、有病不治、因病致贫的现象主要是由两个方面的原因造成的：第一，由于医疗付费体系存在的缺陷和管制执行系统的监管不利，医疗费用近几年的增长惊人；第二，大部分中国人看病要自掏腰包——2005年中国老百姓平均个人要承担55%的医疗费用，农村人口更要承担90%。

以上这些现象归根结底是由中国目前的医疗体制中存在的种种缺陷而造成的。首先，政府在公共卫生领域的投入相对太少——中国政府投入只占医疗系统总支出的17%，而美国政府对其医疗系统的投入要占40%。其次，政府投入不均衡、效率低。大约80%的政府投入被用于城市中的某些指定医院，而这些医院只能服务全国20%的人口。再次，由于政府投入资金的不足，医院的收入主要来自于病人，这就导致了医院的盈利倾向。在利益的驱使下，医生经常为病人提供更能让医院盈利的治疗方案而非最经济有效的治疗方案。再次，医疗系统存在机构重叠和资源分布不均的问题。机构重叠造成了医疗资源的闲置与浪费，但同时还存在着一些地区一些医疗机构中的资源不足。最后，监管系统薄弱，使得医疗服务提供者缺乏应有的责任与束缚。

目前，中国国内对医疗体制改革策略的争论主要围绕“基本理念”的不同，即改革是以市场还是以政府为主导的问题。但这样的讨论实际上偏离了中国医疗体制改革应有的重心。两种理念都把这场改革过度简单化了。市场与政府完全能够、也需要共同作用来建立一个合理的医疗体制。尤其是市场经常在公共卫生领域失灵的这一经验下，无论采取怎样的改革措施，政府都应该起到重要的监管作用。

中国的医疗体制改革应该首先确定所有公民都享有的基本医疗服务项目列表。列表制定好以后就要强制各地方予以执行。政府需要加大对医疗系统的投入并保证投入的公平与有效性。其次，为确保每一个家庭都能够负担起这些基本医疗服务项目，这些服务的提供应向贫困家庭免费，向非贫困家庭收取20%的费用，并且为每年每个家庭所需负担的医疗费用设一个合理的上限。由于中国的人口大部分分布在农村和非正式的劳动市场，这些服务项目的资金来源如果以保险金的形式收取就显得不切实际，在这种情况下资助这些基本医疗服务的款项就将主要来自于税收。在医疗改革中，如何使不同政府部门同心一致的把改革措施推行下去将是很大的一个挑战。这需要中央政府制定出具体的改革目标，并把这些目标具体体现为评价各个部门政绩的重要标准之一。

石油
Vijay V. Vaitheeswaran, “Oil,” Foreign Policy, November/December 2007

本期《外交政策》“再思考”栏目文章纠正了人们头脑中普遍存在的几个有关石油资源的误解。

第一，“世界石油资源正在趋于耗竭。”实际上，谈论世界石油资源耗竭还时日尚早。悲观论调者的逻辑在于石油资源为非可再生资源，因此必有耗尽的一天；而石油对世界经济、人类生存在目前又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石油资源耗尽的那一天便是世界毁灭之日。但是，这种逻辑忽视了人类科技是不断进步的这一事实。单是石油开采和加工技术的不断进步就已经把世界产油高峰的到来推迟了很多年。当今世界上发现的石油资源已经大大高于三十年以前，更何况即便如此，世界上还存在着三分之二的石油资源有待开发。

第二，“高油价会永远居高不下。” 《外交政策》的答案是“不要在这上面下赌注。”高油价就如同其他任何商品价格一样，是短期商品供需不平衡造成的结果。在此当中最需关注的就是石油输出国组织国家的剩余产油能力，尤其是沙特阿拉伯的剩余产油能力。剩余产油能力是决定石油价格的关键，正如在两伊战争和第一次海湾战争中国际石油供给遭到干扰的情况下，沙特阿拉伯利用其剩余产油能力继续为世界石油进口国提供石油资源，具有了决定石油价格的压倒性权力。近些年石油价格的屡次上涨实际上是由沙特阿拉伯的剩余产油能力的下降和人们未能预期中国进口石油量的增加而造成的。为了满足世界扩大的石油需求，沙特阿拉伯已经投入近百亿美元来重建它的剩余产油能力，新的石油资源也在俄罗斯、里海和西非被发现，加之部分石油输出国组织国家为了暗中渔利生产并输出超过配额的石油，因此高油价一定是有回落的一天的。

第三，“石油公司应该为高油价负责任。”在美国，每每汽油涨价，政治家和能源活动家们首先指责的便是国际石油公司。这些石油公司在消费者看来似乎很强大，但他们比起石油输出国组织中的巨头们来说只是价格的接受者而非价格制定者。实际上，这些国际石油公司正在面临着危机。石油资源富裕国家——委内瑞拉、俄罗斯等在进行的石油国有化将威胁这些国际石油公司的主要产品。这些产油国家石油工业的国有化最终将损害消费者的利益，而国际石油公司是消费者手中面对石油输出国组织强势的唯一筹码。

第四，“俄罗斯的输油管道政治威胁西方。”本文认为事实并非如此。虽然俄罗斯目前每年生产一千万桶的石油，几乎与沙特阿拉伯持平，但俄罗斯的石油储备相较于沙特阿拉伯还是相差甚远——前者占世界总储备的5%，而后者占25%。只是俄罗斯目前享受着国际高需求、高价格的好处，也没有石油输出国组织成员国配额的限制。此外，虽然俄罗斯拥有极为丰富的天然气资源，但天然气的输送需要输油管道，而输油管道一旦建成就很难改变输油目的地。因此，俄罗斯一旦失去一个客户，也就意味着一段输油管道的废弃与拿不回的成本。

第五，“中国对石油的胃口是填不满的沟壑。”文章的回答是：“那又怎样？”许多观察者担心中国石油消耗量的增加会破坏国际能源安全。但其实中国在海外对石油产业的投资应该是石油消费者的福音，因为中国每在乍得、厄瓜多尔、哈萨克斯坦挖出一桶石油，就意味着其从国际石油市场上少买一桶石油。石油供应增加了，自然也就有益于促使国际油价的回落。此外，中国对石油的消费也不应该被看作是国际环保事业的噩梦。即使不是出于环境的考虑，恐惧过度依赖波斯湾石油的战略考虑也将促使中国在节约能源、发掘替代能源上做出坚决的努力。

制裁的实践与理论的演变
Rose Gottemoeller, “The Evolution of Sanctions in Practice and Theory,” Survival, Volume 49, No. 4, Winter 2007-2008

制裁向来是外交与军事手段之间的中间阶段。《经济学人》一篇文章中曾提到，“制裁比责骂一位大使更有力量，也比派入海军更少血腥。”制裁手段在最近的几十年中颇受各国的欢迎。据统计，自1990年起，美国、希腊、俄罗斯、联合国、欧盟、中国、德国、比利时、法国、沙特阿拉伯、英国、荷兰、西班牙、日本、非洲联盟、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南方共同市场，和土耳其都曾在国内和国际问题上使用过制裁手段。在1996年到2001年间，美国对外国一共进行过85次制裁。

制裁手段之所以如此受欢迎，是由于它在推翻南非种族隔离制度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但90年代对伊拉克进行的全面经济制裁的失败，使人们陷入了失望与沉思。制裁理论家们结论出，在被制裁的情况下，多党政府比独裁政府更容易做出让步。此外，伊拉克制裁失败的例子还告诉我们，对整个一个国家所做的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制裁通常背负着沉重的道德包袱——因为这种制裁手段通常惩罚的是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而非具有政治决策权的社会上层精英。随着制裁实践与理论的发展，制裁研究界提出了“巧妙制裁”的概念。这种制裁寻求切断上层精英的财路，并同时保护底层人民的衣食与医疗来源。这种打击对象明确的制裁手段是制裁理论与实践的一大突破。

9·11事件以后，美国国会为打击国际恐怖主义出台了《爱国者法案》。其中第三章《消除国际洗钱与打击恐怖主义融资法案》成为了切断恐怖主义的经济后援的重要工具性法案。根据《爱国者法案》第三章的规定，任何涉嫌参与恐怖主义组织的金融犯罪活动的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都将受到严厉的惩罚。在这样的压力下，各国银行与其他金融机构对国内国际的交易都更加审慎小心，并尽可能与美国政府进行及时地沟通。实际上，美国强大的金融能力使它有能力冻结世界上任何一笔它认为威胁到它的国家安全的财产。《爱国者法案》后来成为美国采取“巧妙制裁”的通道。这一手段也从制裁美国的恐怖主义敌人，转移到了美国的遏制核武器扩散的事业中。

2005年9月，美国财政部冻结了朝鲜在澳门汇业银行的一笔涉嫌麻醉剂与烟草走私的额度高达2500万美元的资金。这一举动一方面切断了朝鲜违法人员的财政后路，一方面也使得其他银行与金融机构都不愿再介入有关朝鲜的任何资金往来中。2006年10月朝鲜核试验以后，联合国安理会也一致通过对朝鲜实施制裁的决议。这两方面的巨大压力使朝鲜于2007年2月又重新回到六方会谈的谈判桌上，并同意解除其核设施。但在达成协议几个小时以后，平壤的谈判人员又宣布除非美国解冻它在澳门的财产，否则平壤将不会开始对协议予以实施。经过又四个月的辛苦谈判，平壤终于同意以美国解冻它在澳门的资产为条件，开始解除它在朝鲜宁边的核反应堆。但国际银行不愿介入有关朝鲜资金的转移中，最后还是俄罗斯出来解围——通过俄罗斯银行的操作使朝鲜在澳门被冻结的资产转移到平壤，朝鲜的无核化进程也迈上了成功的一步。

可见，制裁手段在朝鲜的无核化进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今天的问题就在于对于伊朗，美国是否可以再使用同样的招数？伊朗与朝鲜不同之处就在于制裁伊朗将损害到美国许多盟国在伊朗的投资利益。《伊朗-利比亚制裁决议》在克林顿总统执政时就提出，但在克林顿总统执政时期结束前也没有得以实施。法国、马来西亚与俄罗斯的大型公司依旧在伊朗运营，而美国对伊朗实施制裁的最大阻碍来自俄罗斯。但随着伊朗核试验的进一步扩张，美国的《伊朗制裁法案》更加严格，俄罗斯也显示出合作意向。作者看到，反恐怖主义是俄罗斯与美国能够达成一致的少数领域之一。与其在联合国安理会进行无休止的争吵，俄罗斯与美国更可能在针对伊朗的反恐金融制裁手段上达成一致，并再次扮演在朝鲜核问题的解决中所扮演过的红白脸角色，以促成问题的解决。

由此可见，“巧妙制裁”在反恐斗争中得到了充分的发展，越来越能够准确地打击腐败的上层精英。

亚洲被遗忘的危机——对缅甸的新策略
Michael Green and Derek Mitchell, “Asia’s Forgotten Crisis – A New Approach to Burma,” Foreign Affairs, Volume 86, No. 6

从1988年起，缅甸就开始被统治在一个腐败残酷的军政府之下。曾经是东南亚最繁荣国家的缅甸今天是世界最贫穷的20个国家之一。反对党领袖昂山素姬长年被软禁。缅甸军政府为肃清叛军实行的“四清”政策——切断叛军的粮食、经济来源、情报与招募对象——使得2500个少数民族的村庄被清洗。成百上千的人被迫逃离家园。2004年，主张推行改革的缅甸前总理钦纽被捕入狱。两年后，缅甸军政府又在占卜者的劝说下，为防美国空袭，迁都人口不足十万的县级小城彬马那。今年夏天，缅甸政府军又镇压了在僧侣领导下的十万多人大游行。

缅甸猖獗的贩毒、人口拐卖、艾滋病问题波及到邻近各国，也成为缅甸各邻国深深的困扰。根据美国稽毒署的统计，东南亚80%的海洛因生产于缅甸。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更是把缅甸的贩毒活动与邻国艾滋病的扩散直接联系起来。而缅甸军政府却利用这些问题勒索其邻国要求提供政治、经济甚至军事上的援助。更令人担心的是，西方情报官员开始怀疑缅甸有学习朝鲜发展核武器的倾向。去年春天，缅甸军政府与朝鲜恢复了邦交，并在违反联合国对朝鲜的制裁决议的情况下与朝鲜政府启动了常规武器贸易。此外，虽然缅甸有着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储备，但它还是和俄罗斯签署了发展它所谓的“和平核能力”的协议。这些都是危险的征兆。

尽管如此，国际社会对缅甸的政策还是四分五裂。许多西方政府和国际人权组织主张对缅甸实行外交孤立与经济制裁。而缅甸的邻国则大部分采取了寄希望于缅甸进行内部改革的一种建设性的接触政策。但十年过去了，不仅两种策略都没有奏效，缅甸反而由一个反民主的尴尬与人道主义的灾难演化为一个挑战其所有邻国安全的严重威胁。

缅甸问题的解决需要国际社会一致的行动。这看起来似乎是一个不可能，但这一建议的实现在近来的国际形势下已经达到了最大的可能。缅甸的邻国开始意识到其对缅甸军政府无条件的妥协与支持只能是助纣为孽。现在所需的是美国意识到单一的孤立与制裁也不能达到满意的效果。这样的重新认识才能够使所有有关各方达成统一的意见，并对缅甸推行双重策略：一方面制造新的动机，鼓励缅甸军政府进行内部改革，另一方面增加其如果继续一意孤行所须付出的代价。

巴基斯坦走向民主的最后一搏
Colum Murphy, “Pakistan’s Last Bid for Democracy,”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November 2007

随着10月6日穆沙拉夫在总统竞选中的连任，随后巴基斯坦最高法院对反对党状告穆沙拉夫连任非法诉讼的驳回，以及定期于明年1月8日的议会大选的举行，巴基斯坦的政局正在经历着一个关键的时期。明天一月举行的议会大选将标志着巴基斯坦军政统治的结束与一个民选政府的诞生，并将成为巴基斯坦政治体制迈向民主的转折点。

然而，这一条迈向民主政治的道路上充满了荆棘。10月18日，流亡海外的巴基斯坦前总理贝•布托回国的当天，她的车队中就发生了自杀性爆炸事件，造成了140人死亡，几百人受伤。这一血腥事件的背后深藏着巴基斯坦社会的裂痕：政治党派之间，党派与军队之间，亲西方与反西方的派别之间，世俗论者与穆斯林人之间，穷人与富人之间，都充满了错综复杂的矛盾。巴基斯坦的各政治党派也急需改革。腐败、分散、党派之间的尔虞我诈、以及党派本身的不民主本质，都使得巴基斯坦民众对这些政治党派的信任度极低。与印度在边境上多年的军事冲突也只起到了强化军事力量、弱化民主机制的作用。此外，负责明年一月大选的巴基斯坦选举委员会也缺乏透明与独立，使得明年初大选本身的公正性与安全性也存在着隐患。所有这些不利因素，如果使巴基斯坦在走向民主的道路中出现任何偏差，人民便很可能对这些党派完全失去信心，继而转向极端主义的阵营。那时的巴基斯坦不仅在国内将出现一团混乱，也将成为国际社会安全的巨大威胁。

在另外一方面，许多迹象又似乎表明巴基斯坦已经准备好了接受民主制度：巴基斯坦的媒体已经具有了相当的新闻自由；在首席大法官伊夫提哈尔·穆罕默德·乔杜里的政策的阴差阳错下巴基斯坦的司法独立得到了巩固；巴基斯坦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也将使他们在政治上有更高的要求。

完全召回：一个存在漏洞的贸易体系
Ryan Finstad, “Total Recall: A Flawed System of Trade,”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November 2007

中国产品质量问题在美国消费者中间出现了几次问题，又几次被美国食品与药物管理局要求召回以后，美国国内尤其是政界又掀起了一场排华风潮(China bashing)。以参议员查尔斯·舒默为首的美国政界人物抨击中国产品质量、要求中国负责任并道歉，并围绕人民币汇率问题力求通过立法对中国产品征收高额关税。

先不论这些政客的居心何在，单从经济理论上讲，此波产品质量风波就不能仅仅从一个简单的汇率问题上找答案。本文认为，这些产品的召回实际上反映了委约生产模式(contract-manufacturing paradigm)普遍存在的一个根本性漏洞。美国消费者喜欢廉价的进口商品，而这些廉价的进口商品大部分来自于中国。中国商品之所以廉价是由于中国工厂在工资低、工作条件差、环境控制标准低的条件下享有比较优势。随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成熟与结构调整，这些工厂正在逐渐失去这些优势。增加的生产成本与来自批发商的低价格压力使得这些生产厂家的盈利越来越少。在质量检测又不到位的情况下，在产品质量上偷工减料似乎就成为了摆在生产厂家们面前的一个诱人的选择。

文章建议美国改善商品质量检测机制，并加大问题产品所将给零售商、批发商、生产商甚至运输商都会带来的代价。这样的机制将为委约生产模式中的各个环节制造保证商品质量的动机，比花时间在争辩应该由谁来道歉的做法更能够解决问题。

这是一个嘻哈世界
“It’s a Hip-Hop World,” Jeff Chang, Foreign Policy, November/December 2007

在过去的三十年里，嘻哈文化已经从纽约布朗克斯区的街头传遍了全世界。从中国的“嘻哈”到加纳的“hip-life”，嘻哈文化已经成为能够把全世界年轻人联系到一起的一种国际共通语言。它奠定了全球舞蹈竞赛的基调、使各地有理想的活动家之间能够进行交流，甚至还成为了哈佛与伦敦经济学院的研究主题。

嘻哈文化作为一种音乐形式，其无穷的影响力来自于它本身所传播的信息。它诞生于三十年前纽约的乱市中，给了当时年轻人一个除了去街头滋事以外可以发泄对社会不满的另外选择。对种族歧视、社会不公，与政治冷漠的鞭刺充斥了当时的嘻哈音乐。

从那以后，嘻哈文化便大多具有反叛精神，还表达了年轻人对社会变革的渴望。它在世界各地生根发芽以后，除了内在不变的反叛精神以外还融入了各国文化与民族特色。从南非开普敦到法国巴黎，许多社区运用嘻哈文化的形式来反映环境、司法、媒体和教育领域等存在的问题；瑞典哥德堡的民间团体也利用涂鸦与嘻哈舞蹈形式来疏导心中充满不满的移民与工薪阶层青年。嘻哈文化一方面传达了社会底层的声音，一方面也给社会底层人群一个发泄不满的渠道。

此外，嘻哈文化也已经被高度的商业化。仅仅去年一年美国就销售掉了五千九百万张具有嘻哈风格的音乐唱片。除此之外，嘻哈文化有关的消费品销售额估计每年可以达到一百亿美元。据一家商业研究机构2006年的相关报告显示，单美国一个国家的嘻哈文化产品的销售潜力就可以达到七千八百亿美元。与嘻哈文化的高度商业化同时出现的是嘻哈文化中的拜金主义一支。这些商业作品宣扬“不致富毋宁死”的思想，实际上也是对某种时代精神的反射。

辜负我们的天才
“Failing Our Geniuses,” Time, August 27, 2007

美国的教育系统并不适合天才的成长。自从小布什政府提出了“一个儿童也不能落下”的温馨口号以后，美国的教育政策就越来越向扶助智力障碍儿童而倾斜，对智力超常儿童的培养反而被忽略了。

这种忽略成为一种越来越明显的趋势，并且造成了美国教育系统的一个严重缺陷。布什政府的“一个儿童也不能落下”的政策迫使许多学校削减了原用于培养智力超常儿童的费用开支。据统计，于布什总统2002年签署了相关教育法律的次年，伊利诺伊州原用于天才培养的项目基金削减了1600万美元，密歇根州则由原来的500万美元削减到50万。智力低下与智力超常的儿童的辍学率是相同的（5%）。在辍学的青少年中，1/5可以被归到智力超常儿童的范畴。

究其深层原因，美国不存在一个重视智力超常儿童的文化环境。美国人崇拜麦克·乔丹、泰戈·伍兹这样的体育天才，喜爱像安娜·帕奎因(Anna Paquin)这样的年轻却已获得奥斯卡奖的演艺明星，虽然也敬畏爱因斯坦，但对学业上的天才儿童却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书呆子”印象，甚至予以鄙视。

人们通常认为天才不需要特殊的培养，但据统计，40%美国的成绩顶尖的高中毕业生升入大学以后都未能完成大学学业。在美国，许多智力超群的孩子长大以后都沦落为性格孤僻的人或者存在着这样那样的性格或心理障碍。

美国戴维森学校独树一帜地开始致力于对智力超常儿童的特殊培养，但其本身也面临着把智力超常儿童隔离起来教育的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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